第一篇:迁市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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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市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研究 作者:陈鑫
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2年第18期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加快国内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力军。解决这一群体的城市融合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宿迁市范围内的528名曾经外出务工现在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从他们的基本情况分析和融入城市遇到的障碍两个大问题,产生一系列的对策,以积极改善他们的现状。
关键词:宿迁市 返乡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融合中图分类号:C9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2)06(c)-0247-02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群体自然的代际交替和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各自内部之间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指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年龄在16—30岁之间。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正式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温家宝指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我们针对宿迁市,以“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为主体,分类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并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宿迁市城市发展较其他城市相对落后,城市规模不大,属于三线城市。考虑到宿迁市的特殊情况——本地人口不多,我们把返乡定义为返回故乡,返回宿迁市以避免理解上的误区。通过宿迁市社保局我们了解,截止2010年底共有4000多名新生代农民工返回宿迁。
1.1 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在宿迁市农民工群体中占重要地位
宿迁市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庞大,据宿迁市统计局数据,2010年宿迁市农村劳动力总量达220万,其中外出务工人员109万占重要比例,在这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居多数,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绝对主力。至2011年为止,宿迁市政府已采取诸如:“春风行动”招聘系列的活动,吸引了近55万人返乡工作,极大的促进了宿迁市的城镇化建设。
1.2 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情况呈新特征
自从宿迁市、县联动举办类似“春风行动”招聘系列活动之后,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少数再度外出务工,近几年,宿迁把“抓工业促就业,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第一职责,经过努力,宿迁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从5年前的几百家增加到目前的近2500家。从2007年10月起,全市首次实现了劳动力“内转”超过“外输”。从我们调查的结果中可以看到有56.2%的农民工不会再外出务工,只有4.5%的人一定会外出务工,外出务工比例明显下降。
1.3 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呈女性多于男性分布,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
从调查中可知,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女性大于男性,女性占56.2%,男性为43.8%。婚姻状况是未婚52.3%大于已婚47.2%,这说明许多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多指女性),由于无法解决恋爱、结婚、生育、子女上学甚至思念家乡这一系列重要人生问题而返回故土,也就是说返乡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中大部分是无法他们务工的城市很好的融合,从而选择返回故乡。
1.4 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在调查的返乡人群中,我们发现49.4%的人文化水平为初中,高中水平31.8%,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仅13.1%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高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绝对水平还是比较低,文化水平不高也是促成这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有哪些障碍
经过我们的深入调查,根据相关的信息与政策我们分析出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关键在以下四个方面。即社会政策环境、企业工作环境、社会保障情况与业余生活消费,下面我们将从此四个方面描述调查的结果。
2.1 社会政策方面
中央发展改革委员会曾指出:统筹城乡就是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①,孔泾源发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业获得了较大发展,解决了吃饭问题,但仅仅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发展的问题是全要素,要享有全要素权利和以全要素权利做排场的收益,才是最重要的。孔泾源强调,农民工的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城乡问题,若处理不好是政治问题甚至是社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给农民工一些供他生存发展适应的制度保障,让他们融入到城市里来。温家宝称要推动户籍改革,让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温家宝还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的农民工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主要是:第一,他们许多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也就是说没有生产资料;第二,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对农业生产也不熟悉;第三,他们许多人没有解决户籍问题,因此,他们的恋爱、结婚,以致将来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妥善加以解决。温家宝表示,如果说最症结的问题,就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当然,他们希望多到中小城市和中心镇,享有同城市人们一样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这是最根本的。②
江苏省出台新政策,所有企业为农民工办职工医保③,同时出台政策要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撑起“保护伞”。宿迁市2011年由市县联合举办“春风行动”。
招聘系列活动55万人返乡并在家乡端上了“饭碗”。我们不难发现从中央到江苏省乃至宿迁市,整体的大环境是支持和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行为。
从宿迁市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长度来看在本地工作了2-3年的占多数,说明本地的一些政策对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由于宿迁市特殊的人口情况,为了辅助那些家人在此地,为了生际不得不外出务工的人口,宿迁市政府采取的“春风行动”等活动赢得了近55万人德回巢,通过增加规模企业的岗位,对返乡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让他们可以尽快适应工作环境,熟悉操作流程,更快更好的融入工作,找到归属感,提高工作效率。(如图1)
在获得就业渠道这方面(如图1),虽然宿迁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就业渠道不够宽阔。很多返乡新生代农民工都是靠朋友亲戚介绍的,这样缩小了找工作的路径,阻碍了许多有天赋的人才,同时减少了很多人才专才的使用空间,还有一些人是通过广告找到的工作,这样限制了很多人能力的发挥,即所招的工作不一定适合本人,从而阻碍了人力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就在当前有近55万人返乡务工的良好趋势下,许多企业称依然缺少劳动力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加大招聘的宣传力度,同时加大对本岗位的高位分析确定需要的人才进行配对,这样不仅可以招聘到理想的人才,还可以为许多应聘者提供就业机会,缓解当前就业需求的压力,促进宿迁市城镇化建设发展。
2.2 企业工作环境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返乡新生代农民工们对企业的融合也是很重要的环节,这关系到他们是否拥有良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这二者也是他们对城市融合的奠基。(1)在人际关系调查中我们看出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在企业中的人际关系基本上是满意的,总体指数占66.5%,但是研究发现其中一般和非常满意的基数比率相差较大,一般为97.7%,非常满意为31.8%,两者差异较大表明返乡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的融入企业,与企业的冲突与距离还没达到我们所预想的目标。
(2)在工资待遇调查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大部分的农民工对企业的工资待遇的良好持一般的态度,也就是说在工资待遇上,企业遵守国家的有关工资待遇的政策还是良好的,就新生代农民工自己来说,在宿迁市对于这个待遇他们还是满意的。
(3)对于受尊重程度,90.9%的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是达到一般满意程度,但也有近10%的人对此不满意,调查中我们发现这部分不满意的人主要体现在对他们学历和经验的歧视,针对这一问题政府要高度重视,督促企业加强培训并给予教育消除歧视思想,并给予这部分人鼓励,助其摆脱思想负担。
(4)在调查分析中,我们把劳动时间和工作环境两个直方图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在基本满意和一般的专栏里两者的比例是差不多,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析出新生代农民工们对于企业的软环境的融合度是满意的,也从侧面反映出企业对于上传下达的关于法律法规的融合是适当的,在这两个方面的融合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们的城市融合。从劳动时间和工作环境看新生代农民工是融合的。
(5)在休假制度上研究发现,许多农民工对此持不太满意的状态,融合情况不佳。许多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反映太短的休息时间无法让他们有良好的恢复时间,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压力大,心情不好,总与周围的邻居甚至家人起争执,整个气氛有时会比较紧张,在这种环境下,邻里之间接触过少,导致无法融合,达不到理想效果。同时企业的员工没有很好的休假时间,超负荷的工作,企业只是得到了眼前的利益却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员工对此的融合情况不够满意表示员工对此制度产生厌烦感甚至厌恶感,如果不好好处理,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大的问题甚至可能是罢工,因此,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应该改善此种状态,加大融合。
2.3 生活消费方面
为我们展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宿迁市的生活融合情况的比重,从第一个条形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每月的消费在500至1000元之间,我们宿迁市的最低工资水平是每月670元,小时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5.4元,从这个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还是不够高,只能维持自身的生活,而且是简单的水平,从此,可以分析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水平上不够融入城市的水平。再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时间的利用,发现大部分的农民工选择在家看电视或购物,选择购物的人也只是在商店看看而不是选择买,在宿迁市这个经济发展并不是很发达的城市,这些农民工的融合情况是如此的差,可想在别的城市会是怎样的情况。除了吃穿以外,新生代农民工们的消费主要在住房方面,这不仅与现在飞涨的房价有关,还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低下有关。面对这些问题,宿迁市还是需要加大力度解决这些问题,积极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水平上与城市的融合。
2.4 社会保障方面
通过对宿迁市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情况的调查,我们得出他们的参保情况,参保率达到92.6%。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分别达到了63.6%、73.3%、61.4%。企业对于住房公积金的补贴只占到我们调查总数的1.7%,这个比例是非常少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农民工无法很好融入本土城市的原因之一。现在越来越高昂的房价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买不起房子,更别提农民工了,但是如果有了住房公积金,对于他们以后买房子将会更有利,并且企业为员工提供住房公积金可以使员工对于这份工作保持稳定性,农民工对于能够融入城市、留在城市也有更大的信心。
《劳动合同是法》是我国企业强制执行的旨在约束劳方与资方关系的法律,而在职的工人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有87.5%,还有12.5%的人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形式是以固定劳动合同为主,所占的比例达到63.5%。企业应该严格遵守国家、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劳动的法律法规,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不因财务状况而拖欠职工工资,不得无故克扣职工工资。3 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的对策研究
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的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
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将为返乡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夯实经济基石。此外,我们还要做好以下工作。
3.1 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随着城市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新型产业需要相对较高的产业工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缺乏一技之长,但他们本身学习愿望强烈,87.16%的人表示希望通过学习技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并且有7.87%的人正在学习某项技能。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是帮助该群体职进行职业发展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要将短期适应性培训与技术培训相结合,集中培训与就地培训相结合,全日制培训与业余培训相结合,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设置农民工感兴趣大、市场急需的专业和内容,供农民工自主选择,自由安排。
3.2 构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群集交流的社区桥梁
Gordon Allport在他经典的接触理论中指出,以群体接触的方式来减少偏见,需要具体四个充分条件:第一,基于共同目标的合作性相互依赖;第二,群体必须要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接触;第三,群体间接触必须是那些可能增加相互熟悉的接触;第四,对这种群体间的接触要有制度性的支持。比如,充分发挥居委会这个城市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吸收农民工加入居委会的”干部“队伍,是农民工有自己的代表,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社区党建工作等等。
3.3 通过重新分类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名词
农民工已经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工厂工作并以薪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这些人不能在成为“农民工”,而应该称为“工人”,并享受工人所享受的一切工资、劳保待遇。同时更应该从精神上彻底解放他们,取消“农民工”的称谓。从去年3月份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已经在着力创造条件,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之中,力争早日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名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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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摘要: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几乎被我们遗忘的群体,那就是农民工群体,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却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制之外。近你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维护备受社会关注,其社会保障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所指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对城市的视角和需求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就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进行了分析,并以此分析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其滞后的隐患和原因,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建设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从而提出建设并完善此制度的一些建议,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一个公平、良好的环境。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他们家在农村,年龄在l6至3O岁之间,在上世纪末外出打工。目前,我国这个群体的人数已超过l亿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但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被排除在城市政策体系之外,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夹心层”。虽然他们外出打工不是纯粹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是对长时问工作生活所在的城市具有感情,对城市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但是,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家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发展性需求提高,公民意识初步觉醒,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工作耐受力低;有很强接受和学习能力:他们的思维和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当然,他们依然保留着农村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品质,有很强的耐心和毅力。
除了生存,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平等的权利同样重要。“不是新一代的农民工要求太多,而是企业以前给得太少”,“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但因为“时代不同,要求自然就不同了”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迫切需要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惠及。然而,现实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十分的薄弱,甚至最基本、最迫切需要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投保率都比较低。同时,农民工也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体系,他们只能偶尔得到基于同情的照顾和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服务及私人援助,他们认同城市文化,渴望市民待遇,尽管这一切一定还很遥远。
就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而言,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一种社会流动,这个群体在农村属于中上阶层而在城市却属于中下。由于体制上的隔阂,农民工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他们支撑了城市的发展,却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并受到歧视 一方面,他们所从事 的职业本身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另一方面,流动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并不享有城市居民的一切权利,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社会福利待遇方面,而且体现在住房、医疗、就业、孩子上学等社会服务的获取上。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之间横亘着许多历史的、人为的障碍。他们缺乏技术上的竞争力,希望摆脱低级就业的状态,但是他们却不能选到自己想要的工作,而且即使是这样的工作岗位也已越来越少。另外,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在成熟的市场和完善的劳务经济下,各种劳动者应该可以公平地获得同样的社会保障。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无法享受到应有的权益。最后,就是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的障碍。他们已经离开农村,但是城市却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之间。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的歧视与排斥使农民工对社会产生的失望和不信任的情绪。这种不信任影响了第一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也世袭给了第二代农民工。
当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必然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极为淡薄,很多人把他们归纳为“愤青”的一代。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影响下,强烈的愿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而且,农村新生代和城市的工新生代相比,心理更容易出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其滞后的隐患和原因
第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近乎游离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有人研究发现,只有很小部分农民工有一至两项非均衡的、水平极低的社会保障,而且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其中社会保险各险种的参保率都在10%以下,其余75.2%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还有人分析指出,农民工完全处在城市社会保障网络之外,尤其在失业救助、医疗看病等方面农民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社会保障待遇和保障机制.另有人认为农民工虽然进城创造了财富,但大量农民工都没有社会保障.第二,某些地区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做了一定的规范,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但政策执行和实施效果不佳。有人分析指出,部分地区虽然出台了与农民工有关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另外有人调研后指出,面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位及其对工伤、医疗保险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尝试和制定了一些面向农民工的参保办法,但问题是效果难如人意。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这种滞后现状,会导致一系列的隐患和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是社会稳定的隐患。新生代农民工绝大部分处于中低层职业,还面临着失业风险,所以在陷入生活困境时容易铤而走险,从而积蕴社会不安定因素。其次,不利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目前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已推进到逐步将城市户口各类劳动者涵盖于其中,是否能进一步将符合条件的进城农民包括进来,关系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能否最终形成;再次,不利于实际推进我国城乡社会结构的转型。进城农民工如不能为相应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吸收,就将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由此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第四,不利于推进城乡居民实质平等地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7].第五,不符合市场分配的基本原理。农民工在市场初次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小的份额,在再分配中应得到适当补偿,但城市再分配却基本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没有被考虑到[8].针对这些隐患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建设存在着必要性和紧迫性, 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第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具有其政治意义:(1)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全面小康社会要求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城市居民同时要为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提供应有的保障[12].(2)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政府着眼长远的要求。如果因农民工的流动性与劳动关系不稳定而不考虑其保险问题,那么今后再解决比现在就应对成本要大得多[13].(3)社会保障是国家赋予每个劳动者的一种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公民权的需要[14].第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表现在:(1)发展农民工社会保障事业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社会顺利转型的客观需要[15].(2)是城市化战略推进的需要。合理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难题,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要给农民工相应的社会保障[16].(3)农民工得失悬殊、进退两难的处境使社会主义的公平机制没有得到应有体现,亟待为其建立相应社会保障机制,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17].(4)是新时期社会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农民工作为农村“精英分子”的身份和责任使得他们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对其家庭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极有可能导致因伤、因病而致贫甚至于返贫[18].第三,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意义。(1)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有利于引导农民工放弃兼业型转移、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从而可以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2)为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必须建立一个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涵盖所有劳动者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要求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19].(3)可以引导农民工对劳动力流动的投资。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减少了他们流动的心理成本,增加了流动的间接收益和净收益现值,从而有利于农民工的流动投资[20].(4)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农民工抗风险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对于拉动内需和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21].(5)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有利于维护雇佣农民工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以及企业的发展与长期利益最大化[22].第四,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对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具有积极意义。(1)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在一定时期弥补国有企业职工可能出现的保险金支付不足,有利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23].(2)农民工虽然持农村户口,但他们已与城镇职工一样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体现其公平性[24].(3)农民工作为社会边缘人,他们应有社会保障制度来维护自身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25].(4)从长远来看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既能减少改革的阻力与成本,又不会扭曲社会保障一元化目标,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长期目标的必然要求
[26].第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对农民工自身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1)数量众多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基本社会保障与他们为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完全不对称,这是绝对不合理的;(2)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苦、累、脏、险的工种,受工伤、疾病困扰可能性非常大,社会保障是农民工实现基本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3)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关爱和保护农民工中妇女、儿童这种生理与社会双重弱势人群的需要,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更为迫切;(4)有利于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引导,使他们在满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兼顾其长远利益[27].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其得到的薄弱的社会保障,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城市管理者应当以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为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政策创新力度,从教育、社保、医保和住房等领域入手,层层为其筑起生活保障,因势利导切实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最容易城镇化的一批人,有助于加快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推动我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政府出台这些一系列的好政策,试图推动农民工在输入地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工作。但是,输入地与输出地政策未接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较大、农民工收入涨幅滞后于保险金缴纳额度涨幅等因素,部分抵消了政策利好,一些农民工甚至将养老保险当作定期存款,在年底集体提取。多部门、各区域应摒弃小利益,站在宏观角度深层次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留城生活的保障需求,以实惠的举措落实中央精神。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还可尝试为这一群体“量身打造”住房政策,缓解安居难题。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1亿人,最难的就是寻找一个稳定的住处。商品房是他们中多数人难以问津的奢侈品;经济适用房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难的定位亦将其排斥在外;廉租房地理位置偏僻,保障范围小,资金缺口大,供不应求。缓解安居难题,可通过租赁商品房资金补贴、扩大廉租房保障范围、在打工者密集区建新区等灵活措施,为新生代农民工“量身打造”住房政策,帮助新生代农民工逐步安居城市。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大问题,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代的劳动力主体,他们的安定对现在以及未来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只有处理好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和遗留的问题,真正维护处于弱势的农民工的权利,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只 有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帮助他们尽快地融入城市,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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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摘要】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出现,90 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
出现了与80 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
来,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特点、社会融合、市民化进程、社会保障等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融合;市民化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量的农民
从农村来到城市,农民工数量在迅速增长,他
们主要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并且与农村土地保
持着一定的经济联系,亦农亦工是其最主要的特点。当今的农民工内部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分
化,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出现了与80 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
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或“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
与特点、社会融合及市民化的进程、社会保障
等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关注,本文根据以上几
个方面总结和梳理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特点
农民工是指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农
村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
和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具有
非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业化从业人员(卢海元,2004)。当前农民工已不是一个高同质的群体,有学者从代际的角度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纵向的研究,王春光(2001)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
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他们在流动的动机以及
其他许多社会特征上存在差异,从而提出了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刘传江、徐建
玲(2006)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的农
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长的农民工,这两部分亚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存在显
著差别,并提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
工的概念。许传新(2007)对农民工进行分层
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特指年龄在25 岁以下的农民工,是介
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
口。本研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具体是指1980
年以后出生,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的社会
经济背景及其自身的文化程度、观念和行为上 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刘传江、程建林(2008)根据2005 年农民 工课题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 工在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务农经验、未来归 属倾向、自我身份判断等方面均与第一代农民 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0.8 岁,90%以上未婚,平均务农时间为2.1 年,平均受 教育年限为8.9 年;第一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38.4 岁,近91%已婚,平均务农时间为11.4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 年。就在城市就业途径而 言,寻找工作、用工单位招工与职业介绍机构 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三个主要途径,分别占 36.4%、36.4%和19.8%,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 的老乡介绍、亲戚朋友介绍等传统的社会网络 来说,新生代较少运用初级关系网络。高颖
(2008)根据2007 年在北京、广州等5 个城市 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第一代 打工族”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回流农村,16~ 30 岁的“第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转移 的主体,在务工选择方面占更多的主动,他们平均工资较高,工作时间较短,同时流动性也 较强;16~30 岁的新一代农民工平均在3.72 年 的时间里辗转于2.52 个城市;获取高收入不再 是新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最主要的驱动力,开拓眼界、自由平等和个人发展机会是他们更 为看重的因素。周正平(2007)认为新生代农 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显著变化集中体现在,由 第一代农民工的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 第一代农民工的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 第一代农民工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
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研究
(一)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意愿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长期以来
实施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决 定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独特性,人口城市化呈 现出不完全、非正规化的特征。王桂新、沈建 法(2008)以上海为例,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国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认为目前 中国城市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 度的市民化都已达到接近60%的较高水平。即 使受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屏障,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仍 然取得了较大进展。刘传江、徐建玲(2007)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城乡劳动力两阶段转 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新生代 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 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 群体,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 体。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 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 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 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的进展依然步履维艰,需要我们用“农民 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 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 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刘传江、程建 林(2008)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 打算通过多种途径尽量留在务工地,2005 年课 题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欲“通过打工,争取留在城里生活”占42.4%,“不愿意回乡干 农活,想过城里人的日子”的占15.2%。新生代 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在于城市收入 高、生活水平好、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以及为自 己的孩子以后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考虑。
(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工进城受到不公平的社会待遇,城市对农 民工来说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农 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 城市融合状况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许传新
(2007)对农民工进行分层研究认为,新生代农 民工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等都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处于较低水平。他们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在城市“生根”,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 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 会隔离。有学者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城 市生活方式的影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 改变,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对农村社会的认 同在减弱;同时在城市社会中遭受到制度性的__ 社会排斥,他们的社会认同就会趋于“内卷式” 的建构,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 村社会,从而形成了“游民化”的社会认同,处于尴尬境地(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民工 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形成了边缘化的感觉和 意识,这又进一步阻碍了他们重回主流社会
(简新华、黄锟,2007)。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 认同和社会认同,具有融入和游离并存的特点,主观上的想融入和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处于尴尬 的局面(彭远春,2007)。李海超(2007)对农 民工的年龄分层进行研究,认为青年农民工受 教育程度高,但是其工资收入却与中年农民工 的收入是一致的,主要是青、中年农民工打工 所在的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上的分布不存在差 别所致。刘传江,程建林(2008)设计了农民 工市民化进程指标体系,利用2005 年课题组的 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实际测算,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率为50.23%,而第一代 农民工市民化率仅为31.3%。第一代农民工的市 民化成为市民化初步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则处 于市民化的中间阶段,目前仍面临很多障碍,因此市民化进程任重道远。孙秀娟(2007)认 为中国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空间长期处于压缩状 态,有社会结构,也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应 该从政府营造公平开放的流动环境,建立开放 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全体社会成员转变心态和观 念等入手,使农民工获得向上流动的空间。
第四篇:新时期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研究
摘要:2008年下半年,受国际 金融 危机的影响,我国许多 企业 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裁员、停产或破产现象严重,造成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本文研究了新时期返乡农民工再就业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障碍,并分析了解决该问题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创业
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劳动力供需影响,我国农民工返乡现象即开始凸显,2003年则出现了十分罕见的“民工荒”。到2008年下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 经济 的 发展 出现了下滑趋势。2009年就业形势趋紧已不可回避,而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则显得更为突出。如何解决好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势必会影响到 农村、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
一、新时期返乡农民工再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农民工的界定,国内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例如,郑功成认为,农民工是我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特殊群体,特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孙立平则指出,农民工这个词表明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或社会地位,而是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结合。其中的农民表明的是他们的社会身份,“工”则表明的是他们的职业,农民工就是农民这种身份与工这种职业的一种特殊的结合。无论如何,当这些农民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返乡后势必要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即通过再就业来满足生活的需要,但是,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务农障碍
首先,许多农民工当初外出打工之时已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或转让给其他农户。对于转包或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工,由于期限未到等原因,当其返乡后并不能很快取得该项权益;对于部分将其转让的农民工,则更是根本无法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据 中国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约有1000万农民工早已没有所谓“承包地”。这样,返乡农民工的务农之策势必难以广泛落实。
其次,农产品价格不稳定,不仅会削减农民工的务农积极性,更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其增收。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消息,据对全国31000个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和农户的调查,2008年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一、二、三和四季度同比涨幅分别为25.5%、21.2%、12.6%和1.6%,同比涨幅逐季大幅回落。尽管国家表示要采取一些措施,但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压力是很大的。
2.适合返乡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供给失衡
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外向型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被迫停产、破产或大量裁员,导致岗位供给不足。在2009年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从所监测的15个重点城市来看,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大约有40%的企业都出现了岗位的净减,增减相抵,大约企业岗位净减在5%左右。以此推算,全国大约失去工作岗位的有300万。总而言之,受金融危机影响,岗位供给减少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此外,很多地区还存在岗位供给得不到满足的状况,原因则在于很多返乡农民工以前只是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受过各等级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较低,而这些岗位对技术要求较高,使其无法胜任。
3.返乡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困难重重
(1)农村的创业环境条件仍有待改善。农村 交通 条件差等一系列环境条件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而且,由于受到农村土地制度等的制约,使得创业基地的需求得不到相应满足。
(2)很多返乡农民工的因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自身素质相对较差,创业能力差,具体体现在企业管理水平低、创业产业选择单一等方面。
(3)创业离不开资金,尽管返乡农民工外出打工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但相对于创业来说还远远达不到要求。而在现阶段我国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农民受担保等因素影响信贷融资艰难,资金问题成为农村创业的重要障碍之一。
二、积极推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必要性
1.积极推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是保护弱势群体的表现
在我国,农民工一直以来就流动于城乡之间。从职业上看,他们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务工,从身份上看,户籍制度仍把他们认定为农民。他们既离开土地又没有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从而导致了他们缺少自由迁徙权、平等劳动权等,受到很多城市各种政策壁垒的排斥,无法享受到市民待遇,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如今,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再就业之路上困难重重,长期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理应积极推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2.积极推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到春节前,我国返乡农民工约为7000万人。春节后,有80%以上农民工已经进城务工。其中,有4500万已经找到工作,其他人处于寻找工作状态;近20%就地就业或创业或寻找工作。以此推算,近2500万农民工仍处在工作不稳定状态,仍然面临着再就业的种种困难。因此,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势必关系到农村的稳定以及整个社会的安定。
3.积极推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有助于扩大我国内需
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出口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在此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拉动型转变为由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共同带动型至关重要,而其中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则显得更为迫切。目前,我国在全国各省市实行“家电下乡”的利农政策,旨在拉动经济增长,刺激农村消费。然而,农村消费的增长是建立在农民有稳定收入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有必要积极采取措施稳定农民工的收入来源,从而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最终刺激经济增长。
4.工资性收入在我国农民的收入构成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信息,2008年浙江农村居民在本地企业中从业或外出从事各种劳务以及在非企业组织中从业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为人均4713元,占全部纯收入的比重为50.9%,而工资性收入增加额占到全部收入增加额的62.4%。2005年,湖北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941.6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达到30.4%,比2004年提高4.3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9.1%。2004年以来,江苏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到2007年已达3476元,也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3%。尽管不同地区的农民收入构成不尽相同,但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都占到了相当的比重,而且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因此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工作,保证他们的工资收入来源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有效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意味着使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或者重返城镇实现再就业。我们的政策实施则在于促进返乡农民工通过不同的方式尽快实现再就业。
1.通过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政府扩大投资不仅造成需求扩大,从而带动更多的行业扩大生产规模,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而且还会直接创造岗位。我国“四万亿”投资计划将用于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农村民生工程等,而这些投资项目很大一部分将创造适合农民工就业的岗位。总之,扩大投资是刺激经济短期较有效的方法,通过就业岗位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工尤其是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
第五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摘要在分析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就业问题的基础上,就如何改善其中的就业机制进行探索,以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 参考。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90后农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即受 教育 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1]。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以往的农民工,具有更加明显的特点,如更加注重个人享受,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社会的认同,更加向往城市生活。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该群体的逐渐壮大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城市生活,希望能在城市里扎根落地,被城市所容纳,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首先选择在城市就业,如何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值得全社会思考。
1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的问题
1.1面临社会排斥
首先,物质条件的匮乏使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居住在偏远的厂房或者廉价的出租房内,从而在住所上和当地的正式居民隔离,无法参加正式的社交活动,这种地理隔离对新生代农民工有心理和现实的双重影响,加剧了其心理上作为“外来人”的感觉,现实中则限制其获得当地知识和联系的机会,阻碍其在当地扎根并获得认同;其次,新生代农民工有强烈的愿望参与当地的 政治 活动,却无法得到满足,政府往往对此持漠视态度,甚至有的政策还在加深这种差距。现行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平等社会待遇,虽然有些城市正在改革地方户籍制度,允许更多的农民工落户城市,但是往往落户门槛太高,一般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凭借自身力量逾越[2]。
1.2生活无保障,福利差
大部分人认为农民工对当地 经济 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却是不对称的,由于受到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限制,没有当地土地股份或社会身份的农民工进入当地社会参与利益分配格局障碍重重,最基本的居住条件都不能保证。调查显示,有31%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集体宿舍,18%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出租屋里,15%居住在工作地点,10%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15%在城里没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回农家居住,只有11%居住在厨卫齐全的房屋里。在生活无保障或者福利状况较差的情况下,农民工容易积累恶性的不满,甚至通过极端的方法发泄,以致于有时会给当地带来犯罪等社会问题,从而使当地居民对其产生心理上的排斥,致使这种矛盾长期恶性循环。
1.3就业途径受局限,缺乏专业职介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途径的选择中,熟人介绍、老乡介绍、亲属介绍3种途径所占比例较高,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就业方式,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帮助的基础上,私人关系占据主流地位。学校推荐也是最近几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其优势是就业层次相对较高,跟新生代农民工所学技能有较高的关联性。但是,目前政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专门设置的职业介绍体系相对缺乏,缺少关注与引导,信息 网络 不健全,用工信息发布不及时,缺乏调控。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反映的问题就是公办劳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差、办事效率低;而民办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则又收费过高,信息不可靠。
1.4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安全缺失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劳动超时现象十分普遍,加班加点问题普遍存在,周末双休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也难以实现。例如,在苏州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工作时间都较长,每天工作9~10 h的占38.0%,11~12 h的占54.0%。收入低是导致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3]。调查发现,月均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占21.0%,月均收入在1 000~2 000元之间的占62.0%。其次,在当前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其劳动价值得不到公平体现,许多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从事和正式工同样的工作,付出相同的劳动量,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拖欠”问题更是没能得到根本解决。此外,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最基本的劳动安全保护,有些 企业 只顾眼前利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给其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也不对其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导致其职业发病率和工伤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
1.5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就业
大部分农民工选择城市就业,不愿意回到家乡从事耕种活动。但在一些地区当 农村 经济发展条件和水平得到改善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回到家乡,从事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以后可以获得相对较高收入的农业劳动,如反季节养殖[4],因其需要掌握一定的 科学 技术,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因此吸引了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开始从事运输、餐饮等行业,进行小规模的个体户创业,或者有的利用外出期间所学习掌握的技能和经验募集资金进行创业,还有些则回到家乡的乡镇企业再就业。
2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机制探索
2.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制约 中国 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首要因素,因此,要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必须进行户籍改革。其改革关键在于消除户口管理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地居民在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上真正享受平等的待遇。然而,在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着大量由城乡身份决定的经济租金是制度改革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 历史 问题。目前,政府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取消把公民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两大类,这就要求各地方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用地域代替职位作为划分居民性质的主要标准,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享受应有的权利,被城市所接纳。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城镇化,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将在全省推介的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办法,不以户口为标准,从而将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与户口脱钩,是引导进城农民工“软着陆”的科学机制,值得各地方政府学习。
2.2有赖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要解决就业问题,其次要解决住房、子女教育问题,这些均有赖于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期望较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都非常高,绝大多数人对子女学历的期望都是大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三者合计达89.1%,其中希望子女将来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达38.8%[5]。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经济适用房及廉租房是很多地方政府正在探索实施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家庭的团聚,有利于维持家庭的稳定,并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及其子女教育等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有利于其融入城市。2009年11月23日,河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修改〈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决定(草案)》提出,今后退回宅基地到城镇居住并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农民工,可以在居住地申请廉租住房或者购买经济适用房。
2.3加强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职业要求较高、职业期望值较大的现象,调查显示,有17%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技术,75%的农民工有要求进行技能培训的欲望,仅有8%的农民工没有考虑过。因此,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权益保护、法律 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强化其社会责任意识、诚实守信意识和城市归属意识;其次,应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不同行业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6]。要指导农民工根据自己的优势,结合市场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工种进行培训;最后,应以实现稳定就业为技能培训的目标,将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实行免费的技能培训鉴定和就业推荐。如2009年河南省刚刚启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百日培训计划,计划在5月底前的100 d内,完成10万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转移就业率达80%以上。为了该计划的实施,河南省将安排培训补助资金5 0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