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时政热点：谨防农村成为销“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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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买的电水壶时不时漏电“打人”，崭新的羽绒服穿一次就“脱色”、“走毛”，新鞋子没几天就“咧开了嘴”，满怀希望种下种子收成减半„„笔者在鄂西北走访发现，当下的农村消费环境依旧不容乐观，部分农村几乎成了销“废”市场。伪劣商品，既有卫生巾、牙膏、香皂、洗发水、衣服等日用品，也有伪劣食品，还有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用品，从假名牌到仿名牌，从三无产品到劣质商品，各类商品应有尽有，甚至供货者和卖货者串通合伙赚黑钱。某市消费者协会调查发现，在近两三年里，过半数的农民与假冒伪劣产品有过“亲密接触”。不少农民说，每次买东西，心里都不踏实，只能盼运气好些别买到假货。
如今，农村独生子女也渐渐多起来了，而且大多是“隔代抚养”，青年人外出打工，孩子留农村由爷爷奶奶照顾，为了“哄”孩子高兴，孩子要什么，爷爷奶奶就买什么。一位奶奶说，她孙子最喜欢买“五毛”一样的“好吃的”。“其实我自己也弄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只知道那一堆东西是五毛钱，每颗像小糖一样的东西，染着鲜艳的颜色，生产日期、保质期都没有，可是小孩子喜欢吃，一有钱就往小店跑，我们也没办法。”
农村成为销“废”市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农村市场缺少监管。有不少农民说，伪劣商品敢“上山”，在于监管少“下乡”。每年的3.15行动、质量打假行动，城乡两重天，城里轰轰烈烈，农村冷冷清清。有不少农民说，城里人发现假货可以投诉、可以索赔；农村假货那么多，谁买到谁倒霉，无处投诉、无法索赔。对此，工商、质检等部门也是满腹委屈：农村点多面广，基层人手少，经费少，检测条件差，“管不过来”。
农村商品市场欠完善。最典型的特征是农村缺乏现代流通网络，大量商业企业还没有把触角伸向农村，原有农村供销社的职能已严重弱化。不规范的市场秩序更容易给农村市场带来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行为，与其说农民“青睐”假货，不如说是买真货难。好多农民群众反映，要是正规商贸企业能在农村开些连锁店就好了。
农民安全消费意识薄弱。农村消费者限于自身文化水平、消费经验和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制约，对商品的属性、特征不甚了解，不自觉地变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受害者。农村消费者收入偏低、消费水平有限，“廉价”因此成了影响他们购买商品的重要因素。有农民说：“在我们老百姓眼里，便宜最紧要，哪个便宜哪个就好卖。”购买商品时只图便宜，无形之中，为假冒劣质产品提供了市场。
农民朋友维护权益难。农民朋友大都有“不惹事”的秉性，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为了一瓶假饮料、假洗发水而跑到工商局、质监局去举报，甚至很多人连工商局、质监局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使用投诉举报电话了，就是即使知道上当受骗也往往“忍气吞声”。
我国农村承载了绝大部分人口，消费潜力巨大。农村市场“销废”现象的存在，是对农民经济利益的隐性剥夺。如果假冒伪劣商品继续横行乡村，不仅会影响农民群众的消费积极性，而且会制约农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建设健康有序的农村消费市场势在必行。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hlbe.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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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建议：
第一，应加强市场监管，重拳治乱。加大农村市场整治力度，斩断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农村的渠道，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及欺诈行为；同时，将12315行政投诉和消费者协会的维权职能从城区延伸到农村，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消费维权网络，把维权工作做到农民家门口，为农民消费维权创造便捷的途径和方式。
第二，应制定扶持政策，支持城市正规商贸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形成以城市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现代流通体系，让更多的优质产品占领农村消费市场，使那些劣质商品没有在农村市场立足的余地。
第三，应加强农村消费者健康消费、安全消费的宣传引导，提高农民识假、辨假、拒假的意识，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敢于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形成假冒伪劣商品人人喊打、人人能打、人人会打的局面，让假货在农村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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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5时政热点：谨防环保“约谈”沦为“空谈”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2015时政热点：谨防环保“约谈”沦为“空谈”
四川省环保厅日前分批次对广元、雅安、宜宾3市22个区(县)环保局长进行了约谈，要求严格整改检查中发现的环境问题和违法行为。这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四川首次大规模的约谈。(6月3日 新华网)环保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然而，在一些地方，企业违法排污的行为屡禁不止。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有效的督查问责机制,导致相关部门履行职责不到位。为此，去年6月，国家发布了《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对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依法进行告诫谈话、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
相较于其他措施、手段，介于监督和问责之间的环保约谈，运用事先提醒、告诫的方式来推动地方政府治理区域环境问题更有价值，毕竟“防患于未然”比发生重大环境事件后再查处责任人更有意义。实践也早已证明，环保约谈的确是解决行政区域内存在突出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
那么，如何避免约谈沦为流于形式的“空谈”呢? 首先，约谈要找准“关键对象”，不仅要约谈地方环保负责人，还要约谈地方政府负责人。“环境问题”绝非只是“环保问题”，也绝不仅是局部问题、业务问题，而是全局问题、经济问题、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因此，切不可只是把环保局长叫过来“训一顿”了事，还必须对地方政府负责人进行有效约谈，让他们“红脸出汗坐不住”，并对落实整改要求作出整改承诺。
其次，约谈要“敞开大门”，不仅要在体制内公开，还要在全社会公开。环境问题不是“家里的事”，绝不能关起门来搞“内部解决”。环保约谈要“敞开大门”，主动邀请媒体和公众代表列席监督，让公众与媒体推动和监督环境问题的解决。
再次，约谈要抓“后续动作”，不仅要抓问题整改情况，还要抓问责情况。约谈之后，要督促被约谈的地方政府将约谈要求落实到位;被约谈的逾期未落实整改承诺，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启动问责机制，并将问责情况通过媒体公开曝光。只有动真的、来实的，说一不二，该打板子时真打板子，有关地方政府才不会走过场、约谈才能不空谈，环境问题才能在规定的时限内得到有效解决。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楚，约谈只是一种劝说普及性质的做法，并非一种正式的行政手段，更算不上行政处罚。面对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发态势，约谈的确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从长远来看，还须从立法和法律执行层面着手，解决落实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环保责任的问题，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网，促使相关单位部门抓好环境保护工作。
第三篇：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让“同行抵制”成为市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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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让“同行抵制”成为市场常态
时政热点是公职类考试的命题来源之一，不仅笔试会有相关的内容，面试中也会根据一些热门的新闻进行命题，在这里中公教育专家整理了一些近期时政热点相关的资料分享给各位考生，希望对各位的考试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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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抵制”既是在跟违规经营店铺进行主动切割,也是对无良商家宰客的强力鞭挞,更体现了相关利益共同体市场自律意识的觉醒,着实迈出了加强行业自律的坚实一步
引发关注的海南三亚数十家海鲜加工店呼吁抵制“拉客”“宰客”一事,1月28日有了最新进展。昨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三亚市委宣传部获悉,近期,三亚市工商局、旅游委、食药监局、旅游警察支队等部门联合开展专项巡查暗访,严查海鲜加工市场揽客拉客等不正当经营行为,目前已查处了两家违法经营的海鲜加工店(1月29日《北京青年报》)。
让旅游市场回归到正常轨道,靠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获取竞争优势,把那些不拿消费者当回事的经营者踢出市场,将那些违规经营的竞争者淘汰出局。这样的呼声由来已久且越加强烈,特别是对于三亚这样的旅游城市来说尤为重要。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三亚官方显示出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对各类旅游市场乱象开展专项整治,力争规范旅游市场,优化竞争环境。
事实证明,三亚的努力取得了良好效果。如今,三亚旅游市场已大为改观,问题商家、宰客丑闻的数量明显减少。在整体向好的情况下,也难免存在一些漏洞,宁夏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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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别利欲熏心的经营者在暗处钻空子。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行为大行其道的话,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有损旅游体验,而且影响到当地旅游市场的信誉和形象,无形中也损害市场上正规经营者的利益。
由此可见,恢复旅游市场的“纯洁”,规范旅游市场的秩序,仅靠有关部门的单打独斗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提醒我们,夯实旅游业发展的长远之基,需要加强行业自律,以此推进经营行为的规范化,进而产生优胜劣汰的作用,让违规经营者自然而然地被踢出市场。从这个层面来看,三亚商家站出来自觉抵制同行宰客,便是市场自律力量的觉醒,也是三亚旅游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
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成熟、健康的旅游市场,必须有他律与自律的有机结合。在此次新闻事件中,三亚商户们的自发抵制行为,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两户涉嫌拉客、商业贿赂的违法经营商家也被当地依法查处。可以说,“同行抵制”既是在跟违规经营店铺进行主动切割,也是对无良商家宰客的强力鞭挞,更体现了相关利益共同体市场自律意识的觉醒,着实迈出了加强行业自律的坚实一步。
三亚商家自觉抵制同行宰客,为行业树立了崭新形象。希望在这股良好势头的引领下,全国旅游市场都能够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阴影,真正回归到靠品质获取竞争优势的正常轨道上。相信当高品质者成为市场赢家,当“同行抵制”成为市场常态,旅游业才能称得上一个立得住、可持续的产业。
作者：丁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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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时政热点：公交车“安全员”别成为“稻草人”
针对少数地方近期接连发生公交车纵火案件，公安部16日紧急部署进一步加强地铁公交安全保卫工作。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提请党委政府加大投入，在每列地铁列车、每辆公交车上配备安全员，配备必要的防护、防暴设施和器材，推广安装安防新技术、新产品，组织开展培训演练，提高识别违禁物品、发现报告可疑情况、组织应急逃生等基本技能。（7月17日《新京报》）
“7·5”杭州公交车放火案的泪水还未擦干，广州又发生公交车燃爆，导致2人丧生，32人受伤，让人心痛。据不完全统计，这已是今年以来公开报道的第五起公交车起火、燃爆重大事故。为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每辆地铁、公交配备安全员，显然应是当前打造“安全公交”的题中之义。地铁、公交上配备了合格的安全员，能在一定程度上，警示那些妄图借助公共交通工具发泄不满、报复社会的犯罪分子，提升公众的乘车安全感。
当然，要实现上述安全目标，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安全员是不是徒具摆设意义的“稻草人”，自身都难保的“泥菩萨”？在公共交通上，乘客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对能力弱、救助意识薄、二次伤害多，事前也难以辨别可疑的人与物。比如公交车内外的车门开启安全阀，很多乘客都可能找不到，如何击碎车窗、如何打开车顶的天窗等等，都还没有撑正确的方法。公交车上的安全员，是不是应该具备这些技能，以及识别违禁物品、发现报告可疑情况、组织应急逃生等技能呢？
若地铁公交安全员成了“稻草人”、“泥菩萨”，寄望于他们保障公众安全，无异于痴人说梦。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来由——自今年7月1日起，福州在全国率先实行公交车反恐安全员制度，反恐安全员能否有效遏制公共暴力事件发生？有媒体追踪发现，有的安全员尽职尽责，但也有安全员在玩手机、看车载电视，甚至占着位子睡大觉，引发网友质疑：“公交安全员是用来摆设的吗？”公共安全问题虽然有自然、技术和制度等因素，但最不可回避的问题，却是管理松懈。
除配备的安全员可能不在状态外，也有公交公司为压缩运营成本，可能不情愿配备真正的安全员，找大爷大妈来发挥余热，找社会人员滥竽充数，或安排七大姑八大姨就业，同样保障不了公共交通安全。据新华社报道，广州某大型公交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有1万多名公交车司机，近万辆车，因待遇等原因，司机和乘务人员一直处于紧缺状态，更别提配备安全员了，“如果政府不承担这部分成本，公交公司根本无法承受”，假如政府也不承担，安全员就可能“配备”在纸上，而是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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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公交安全员制度方向虽准，困难却多，阻碍仍在，检验着每个地方相关部门的善政决心和服务民生力度。公共交通也是政府公共服务意识的“试金石”，公共财政应对其配备安全员予以必要倾斜，以“扶上马，送一程”。在城市“交通病”带来的威胁日甚一日的今天，政府更应当看到公共交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对城市社会发展的贡献、对城市环境改善的贡献，让市民坐上安全的“民生公交”，能安全、有尊严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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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8湛江乡镇公务员时政热点：农民要成为农村环保的参与者
2018湛江乡镇公务员时政热点：农民要成为农村环保的参与者
农村环境保护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其主动作为、广泛参与，才能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良性循环，才能使得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又有“金山银山”的价值。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单靠政府的力量远远不够，农村居民作为农村生态环保最主要的受益者，应该成为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公众参与生态环保的制度建设，《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更为公民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了具体的引导，但在环保公众参与上，农村居民在参与意识、参与渠道、参与方式、参与组织等方面仍明显滞后于城市。笔者认为，要推动农村环保公众参与，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优化。一是通过村规民约调动村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的环境意识相对薄弱，因此唤醒农民的农村环保主体意识至关重要。而村规民约作为集体通过的村级行为规范，更便于为民众接受，因此要把环保条款写进村规民约。如北京市新型农村社区试点村水峪嘴村就将“护山护林、自觉维护村容和公共卫生、不乱排放污水、保障水道畅通、注意饮用水安全、不得向永定河排污”等内容写入村规民约。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河口乡文斗村在《村民自治合约》中明确了在生态保护方面村民的义务与村委会的义务以及对破坏生态的行为的追责和惩罚。这些尝试都证明了环保条款写进村规民约能够增强广大农民参与农村环保的积极性，实现村民在农村环保上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二是完善反馈渠道，为村民参与农村环保提供良好的工作机制。目前，我国很多地方在村级环保上处于责任人缺乏的状态，这种主体的缺位造成了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传递的不顺畅，一方面，阻碍了公众与政府之间良好合作机制的形成，影响了环保工作的推进;另一方面，对于政府而言，由于无法充分了解民意民声，很难形成有效的公共决策。因此，要清晰准确地落实村级环保的主体责任，清晰划分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责任，从而形成上级做统筹、下级抓落实，建立上下联动、高效有力的工作机制。
对于村级而言，可以通过设立环境保护委员和生态文明委员的方式健全反馈机制。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在2016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其通过在各村党组织设立生态文明委员、在村民委员会设立环境保护委员的做法，加强了对公众意见的反馈。通过设置村两委“环境委员”，使得平时村组区域环保工作的管、问、巡查、监管都落实到人，并对出现的问题可以专人处理，从而为村民参与农村环保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机制。
三是增强农村环保的组织力，为公众参与农村环保提供组织保障。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以村民个体为主体的参与形式缺乏组织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众的生态环保参与水平。因此，要增强农村环保组织的力量，可以在当地政府引导、环保部门业务指导下，建立包括不同参与主体的农村组织，将农村不
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整合反馈给政府部门。如浙江滕头村在 1993 年就成立了全国唯一的村级环保委员会，委员会按照绿色生产的原则对村里批准项目进行把关。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全面建设农村生态环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农村环境保护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其主动作为、广泛参与，才能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良性循环，才能使得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又有“金山银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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