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及制度保障

第一篇：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及制度保障

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及制度保障

李爱民 谢来位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环节，从地区间看是西部，从城乡间看是农村，综合起来看突出地表现为西部农村的落后。”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大多数农民很快越过了温饱线，甚至有部分农民已过上了小康生活。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广大地区的农村特别是象西部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出现了停步不前的状况。农民绝对收入增长缓慢，农产品销售价格下滑，价低难卖，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业生产已无利润可言，农民就业机会不多，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全国经济全局产生瓶颈式制约。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期待制度和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农业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一、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

根据我国农村目前的情况，应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经营制基础之上，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矛盾。具体说来具有如下必要性。

(一)适合一定生产力的农业产业经营方式可以避免生产力的不必要的损失。在分户经营的组织形式下，农户失去协调的规划指导，抗风险的能力降低，剩余劳动力难以得到有效的组织利用。农户为了分散风险，减少劳动力的季节性闲置，必然在经营内容上形成兼业经营，形成小而全、杂而散的经营格局。头绪繁多，必然导致物力、人力、精力、时间等的分散和不必要浪费，并且不利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精进，必然导致低效率。农业产业化不仅可以克服以上缺点还可以避免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季节性闲置。类似的道理就是工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要采取流水线生产方式。

(二)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技术的改进。首先，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低，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技术容量和技术含量，也削弱了农民采用新技术成果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农户生产经营“小而全”的结构，农户不可能样样懂，门门通，亦不可能有足够的财力去购买众多领域的先进技术，不可能有足够的知识去领会、掌握这些技术。而专业化经营可以克服这些缺点。其次，农产品价低难卖的现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产品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饱和。应从追求农产品产量向追求产品质量转变，发展优质农业，这就更需要科技含量的提高。而土地集中连片开发的专业经营结构就有利于技术的开发、推广和生产的管理。

(三)农业产业有利于与市场化相对接。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低。我国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45．5％，农产品综合商品率只有54．5％，有50％的农户其土地产出仅能维持其生存，有30％的农户其土地总产出的商品率低于30％，意即有80％以上的农户实际上是为了自给而生产，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经营、主导产业的培育、特色经济的发展便于农产品经营商和产品开发商对农产品的收购、加工，也便于农业生产者采购生产资料，降低生产成本，克服目前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

(四)农业产业化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及种植业内部结构，提高经济作物的比重，大力发展养殖业、林木业。特别是在贫困山区，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较差，劣质耕地多，在那些山高沟深的地方，有不少田地是“三跑”(跑水、跑土、跑肥)耕地，费时费力，投入大，产出小，先进生产工具不能使用，交通不便。如果根除分散农户的兼业经营，而发展大规模的林木业或果林，既有经济价值又可保持生态环境。

(五)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招商引资。实现农业产业化，土地集中连片开发的专业经营，既为外商投资创造了条件，又增强了自身与外商合作的实力，使合作成为可能。有利于我国土

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并学习外国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二、农民城市化的必要性

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大量减少农业人口，使农业人口非农化，便于土地的集中开发，形成规模，使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更有希望和信心，调动其生产积极性。而农业产业化将带来的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和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农民城市化成为可能。对那些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并且有从事非农生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能力的人，应该鼓励其城市化，一方面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但中国目前农村确有部分农民有这方面的要求，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也很有必要。邓小平说：“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

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投入实在太大。我国农业经营方式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劳动集约型旧模式。并且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与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严重失调。这一方面说明第一产业发展落后，必须采取措施加速发展，另外存在着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事着二、三产业的工作，一身兼二任。农村劳动力绝对过剩，也易产生农业劳动力对农业技术的逆替代，即劳动力排斥技术的倾向，阻碍科技兴农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半失业”状态，也表明我国宏观效率的缺失，应该通过城市化这一基本手段来改变这一现状。

三、制度保障

(一)户籍制度的改革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很大一部分农民已有了城市化的条件和愿望，但受到户口制度的约束和对未来政策的担心，不能正确预期，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故户籍制度应明朗地进行改革，一方面应有利于农民的非农化，而不是制度性把农民挡在城镇之外，拆除阻碍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制度门槛；另一方面，应有利于农民在全国各地不论城市还是农村的自由迁移，以及城市下岗职工自愿地向农村迁移，以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和环境。当然得有相应的限制措施和配套政策，如：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机制；接收地的同意；消除在户口等级背后的重大利益差别，诸如就业、教育、福利、医疗、社保等。

(二)土地政策的灵活运用

根据笔者对重庆市开县农村的调查和其它调查资料显示，部分农民有城市化的愿望，但对政策稳定的预期不高，故望而却步。有胆大的已经城市化，并欲将房产连同承包地使用权转让。同一集体生产组织内的生产户对该使用权的兴趣不高，一方面是因为前面已讲到的按现在的生产方式，生产利润太低；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若购得该使用权，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并向产业化转变，但又恐无政策依据，甚至对现有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稳定心有疑虑。而有些相对较贫困、自然地理条件较恶劣地区的农户，渴望购得该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但因无政策依据而遭到当地保守势力的抵制，宁可土地抛荒，也勿施于人。其实这种迁移也是极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这种现象已占相当的比例。

因此土地政策应首先稳定土地承包，肯定农户对自己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在市场机制和法律范围内的处置权，让农民吃下定心丸，便于农民长期投资和扩大生产，便于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土地分配与流转机制，让不愿种地的农民彻底离土离乡，为规模经营和土地的有效利用创造条件。“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让土地流动起来，使土地资源市场化、商品化、资本化。”不论是政府用地还是民间转让，均要以市场价格为杠杆，实行有偿使用，或将土地使用权转包、或兼并、或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或作价以

股份的形式参与联合开发，使农民长期受益。不论哪种形式，都应确定其合法性和非经合法程序的不可变更性，以调动和稳定生产者的投资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三)建立农业风险保障机制。

根据笔者的调查表明，农户对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另一最大忧虑是投资的风险。当然有些风险是提高技术水平可以防范的，而有些风险防范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若不建立起完善的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将会受到巨大的阻碍。

农业保险是保险人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损失分摊，建立保险基金，对被保险人的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灾害事故所致损失，给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一种方式，农业保险的形成与发展状况是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农业保险的重要在于农业生产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发展农业保险既是农业生产面临自然风险的客观需要，又是保障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合理利用农村资源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安定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

农民的社会地位如何，直接关系农业的兴衰，而农业的兴衰又直接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故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一是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水利等。当然不能盲目投资。二是加大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素质，这是根本。而现实的教育产业化，已把大多数农民子弟排斥在高中、大学校门之外，就是国家强力要求和保障的所谓九年义务教育的达标率也含大量的水分，当然这些是不可能见报，也不可能有官方的统计数字的，只有亲临农村第一线才可能发现。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实际上也只是“父母的义务”。何谈农民素质的提高?何谈科技兴农?同时应落实国家已经出台了的“减负”和有关农业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出台有利于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

大妙乡党委、政府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继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后，中央提出的又一项事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任务。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引导农民转变观念，顺应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要求。

一、大妙乡基本概况

江安县大妙乡位于江安县城东南32公里，全乡地貌属丘陵地带，竹木资源丰富，境内安远河横穿乡境至安远样流入绵溪河。下辖11个村，１个社区，共81个村民小组，幅员面积32.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5411.61亩，总人口18003人，其中农业人口17127人。是一个典型的纯农业乡镇，生产方式单一，农民收入偏低，增加收入的方式不够多，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

二、农业产业现状

由于目前农村的有些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出现了农产品难卖、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等现象。大妙乡作为一个传统的纯农业乡镇，一些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阻碍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是传统农业产品受市场影响，价格低迷。山区人口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竹木生产，没有其它的收入门路。近几年来，由于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的加剧，竹木生产受多种因素影响，价格下跌，销路不畅。以竹木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收入也不稳定，使农民长期处 1

于贫困状态。

二是多以零散种养为主，农副业产业化水平低。如全乡的生猪养殖，以互利格田组为例，全组有120余头生猪存栏，但是分散在60户村民家中，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且农产品加工水平低，大多停留在初级生产上，精加工少，深加工不够，附加值不高，竞争力较弱。

三是资金缺乏，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引进新品种、进行农产品新加工和开拓农产品市场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虽然乡政府在增加农业投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投入与需求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一些养殖大户或有扩大养殖规模意愿的农户的资金短缺问题尤为严重。

四是农民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农村劳动力两级分化。虽然广大农民的思想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但也不同程度地受传统经营模式的影响，缺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要使这些农民的思想观念转变还需做大量的工作。大妙乡是农业乡镇也是劳务输出乡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打工，而知识水平高、懂农业技术的大学生又不愿回到农村，导致整个劳动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新技术推广，从而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了难度。

三、调整产业结构是必由之路

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上，大妙乡以“建设新兴小城镇，打造特色产业乡”为工作目标，着力完成“产业强乡、商贸活乡、教育名乡、和谐新乡”发展战略。农业内部结构要实

现由以种植业为主的结构向种植业、畜牧业、特色养殖业、养殖观光业协调发展的结构转变。因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是当前大妙农业发展的必要之路。

一是加强特色种养殖力度,发展特色产业。各村按照“着眼全乡、立足自身、培育优势”，根据自身特点，培育优势产业。扩大优质高粱种植规模，分水村优质高粱试点种植获得成功，种植特色蔬菜、水果，以特色种植形成带动效益。养殖业方面初步形成了以三星村的七彩野山鸡养殖，顺河村的蚯蚓养殖，胜利村的奶牛养殖等为代表的养殖亮点。在全乡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水产养殖，进行稻田养鱼。使种植结构由粗放农业向集约高效农业转变。

二是重视致富带头人的作用，以点带面，形成规模。

（一）建立健全致富带头人信息库。对全乡致富带头人进行专项调查，对优秀人才建立人才档案，并进行分类归档，建立致富带头人才信息库，形成专门的农村人才信息网络，为为农业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二）加大致富带头人培训。邀请专家到村入户开展“致富带头人培训”，从政策、管理和技能等方面进行培训，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增强致富带头人的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促进特色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引导致富带头人建立专合组织。制定激励机制，引导发展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产业建立专业合作社，并给予一定奖励。以专合社推动“一村一品”发展，提高农民组织管理水平，推进农产品标准化和农业产业化，加强农产品

品牌建设，做大做活特色产业。

三是采取多种融资渠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底路和大合路硬化通车改变了大妙交通死角的状况，给大妙带来了新的商业契机，利用大妙的地理位臵和现有的交通条件，发挥场镇商品集散地的作用，开发竹业经济。积极向相关职能部门争取项目支持，进一步解决项目资金难题；实行政府引导，引领商人来大妙投资开发，利用他们带来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生产，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使广大群众受益。

四是切实转变群众观念，加大组织培训力度。鼓励个人和集体兴办企业，抢抓机遇，努力增收节支。下大力气加强对农民的基础教育与实用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素质。鼓励农民参加县农广校和江南职校的劳务技能培训，采取奖励和鼓励的方式进行，对农民培训实行生活补贴，以此来调动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通过鼓励培训的形式使他们掌握基本的生产技术和劳动技能。

第三篇：积极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积极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郭晓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其实质是提高经济效益。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以及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99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1995年起花大气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转变。但由于经济体制没有转换，未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与基本国情、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是客观规律的要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第一，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要求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盛衰，其重要性反映在4个方面：（1）对农业生产率的高低影响很大。目前，我国农业占有的劳动力、财政和信贷奖金、消耗的各种能源，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均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农业部门投入产出率，直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等指标，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具有决定性意义。（2）在我国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始终占整个轻工业产值的70％以上。在全社会出口创汇中，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额亦在90％以上，直接影响出口创汇水平，影响国际支付能力。（3）农村是全国最大的劳动力市场、消费品市场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农业担负着为60％以上社会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的任务。农村经济的盛衰决定着农村购买力的高低，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4）农业经济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等方面满足和制约着全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步。

第二，我国农业担负的重要任务要求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我国是农业大国，12亿人口中9亿人生活在农村。“九五”期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实现三项目标：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一个新水平；保证农民收入有较快增加，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10年，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农业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这些既是我国农村面临的新形势，也是必须完成的新任务。这就要求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否则上述任务无法完成。农业基础动摇，不但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还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第三，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现状要求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我国的农业是建立在较差基础上的。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农村改革取得很大成就，但仍存在许多问题：（1）农业人口增长过快，目前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到本世纪末将达到2亿人，就业压力很大。（2）文化教育科技落后，许多地区尚未普及初中教育，还有大量文盲半文盲，科技人才流失严重。（3）资源短缺，目前我国共有耕地14.3亿亩，人均耕地不足1.2亩，人均占有水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草场、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较小。（4）粮食问题突出，目前，我国还有6500 万贫困人口，到本世纪末每年要解决1300万人脱贫，压力很大。（5）市场经济不发达，产业结构不合理，东西部地区差距较大。

第四，我国农业粗放经营的严重状况要求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多年来，我国农业一直是全方位粗放经营，效益很差。一是农业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二是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三是农户生产规模小，机械化水平低；四是体制改革滞后，土地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市场建设制度等不完善。

第五，未来农业的激烈竞争要求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目前，世界人口已达50多亿，粮食已成为全球的重大问题，大量进口粮食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要解决12亿人的吃饭问题，必须靠自力更生。这就要求必须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步伐，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而目前我国在农村市场建设、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农业企业素质、农产品深加工、农业管理等方面比国外落后许多，在某些方面甚至相差30-50年。只有走集约化道路，发展高产、优质、低耗、高效农业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竞争能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需要具备一系列主客观条件，是一个长期过程。我认为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应从六个方面努力。

第一，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有人主张市场本位，有人主张技术本位，还有人主张资金本位，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我认为，其主体主要有三个：一是人。必须完善农村领导体制，选拔大批优秀人才充实各级重要农业领导岗位。同时，大力加强农民的培训和教育工作，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逐步实现其现代化，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二是政府。农村的深化改革，工农业协调发展，农业生产力布局结构的优化、农村市场体系的建立，粮食中长期综合平衡，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出台与实施，城乡一体化的规划与建设，引进外资与技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扶贫攻坚计划的完成，等等，仅靠农民是无法解决的，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否则，农民无法承担转轨过程中的市场缺陷和计划体制的“双重风险”，难以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三是农业企业。它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第二，深化农村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成功地进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第一轮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当前应深化一系列改革。其一，建立健全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体系和保护体系。其二，改革和完善农村干部管理体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使农村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德才兼备的人手中。其三，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多元流通主体、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农用生产资料市场等，完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其四，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按人口分地的“均田制”。它不利于形成规模经营，不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提高农户的市场竞争能力。应对农村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将小块、边角、山地等按人均分配给农民自主经营，保证其起码的生活用粮。对大面积的、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良田则采取招标的办法，实行全社会公开竞争承包、实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商品率。此外，还应加快进行计划生育制度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

第三，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结构。我国客观上存在着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宏观、中观、微观生产力布局并未得到解决，严重滞后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就宏观而言，缺少法律规定的、科学的农业经济发展区，人治现象严重，随心所欲地设市建区，干扰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就中观而言，虽然实行省长“米袋子”、市长“菜篮子”责任制，有利于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市场供应，但容易形成“块块保护主义”，不利于全国农业发展一盘棋。至于微观方面问题就更多了。所以，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从实际出发，遵循农业生产发展规律、科学制定和完善农业宏观、中观和微观发展战略，并依法监督执行。这样才能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结构，保证我国农业健康发展。第四，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家庭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农户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生产的矛盾，农业社会效益高与自身效益低的矛盾等十分突出。农业的弱质性、不稳定性一直未得到解决。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差距日益拉大，产加销、贸工农、经科教相割裂，非农产业发展不快，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未得到科学配置，未发挥应有作用，农产品价值实现能力和增殖能力低，市场竞争力弱，比较效益差。只有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其基本内容和形式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优化组合农业生产要素，实行一体化经

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形成“公司＋农户＋基地”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逐步形成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内外贸、农科教一体化农业生产体系，使农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五，依靠科技进步，加快农业发展。可以从多方面努力：（1）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国家、省、市、县、乡科技兴农发展战略，避免地方主义和短期行为。（2）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加快培养不同层次的农业科技人才，落实有关政策，提高他们的各种福利待遇，满足其合理需要，稳定基本队伍，发挥应有作用。（3）建立健全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保障体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严格监督执行。（4）加大科技投入，完善基层科技管理机构，组建多层次的农技推广服务中心，把先进的农业技术普及到千家万户。（5）积极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加快技术承包集团的发展。（6）积极引进国外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7）大力推进种子革命，发展生态农业。同时，努力开发微生物资源，发展白色农业，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第六，科学管理，发展节约型农业。加强农业管理，发展节约型农业应从多方面努力。一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科学决策，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结构和产业结构。二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加强对重大灾害的预测、预防及其管理，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三是制定《反浪费法》，完善各项政策和制度。把农业节约和反浪费纳入法制管理轨道，设立专门机构，由专人负责抓节约，实行重奖重罚。四是在大专院校开设节约课程，在农村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提高全社会的节约意识，培训大批农业管理人才。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对农业节约理论的研究，创建农业节约经济学，给实践以正确的指导。五是建立资源节约型食物消费结构，由传统粮食观念向现代食物观念转变。种植业由“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向“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转变。六是长期开展节地、节水、节粮和复垦土地活动，并大力提高人力、物力、时间、信息、资金、技术等利用率，既重节约，又重增产，全面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实现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第四篇：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看农业科技创新

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看农业科技创新

夏周青

农业科技创新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要推进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本文论述了农业科技创新对转换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和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引导企业创新等若干具体建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十分重视促进农村社会全面发展，九年连续发的九个中央一号文件，议题都是“三农”问题。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要推进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而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就要不断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农村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农业科技是现代农业的翅膀，是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的根本性因素。本文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角度探讨农业科技如何创新。

科技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翅膀

科学技术是农业的增长点。我国人均占有耕地仅1．33亩，而且我国人口以每年几百万人的速度增长，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这一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农业的发展，不可能依赖自然资源在扩大再生产中起作用，农业的增长不能仅靠提高人均占有资源量来实现。而必须依靠科学的进步及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转化，靠科技提高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靠科技在有限的土地上搞立体开发，充分利用地力，让不再增长的土地收获超过以往产量的农产品。现在我们的一些农产品在市场销售不畅，主要原因还在于质量、品种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农业要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必须改变过去“以粮为纲”的格局，实现农产品生产的多样化，并在一些农副产品的数量，尤其是质量上想办法，生产出一些优质的农副产品，而要做到这一点，舍科技别无他途。

同时，科技可以使农业生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科技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也改变着农业的产业结构，农业在科技的促进下，改革了传统的单一面孔，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成长为现代化农业。而且，科技农业是解决农业生态问题的最重要的手段。科技农业可缓解生存和发展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压力，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选择性的新农药、精确的施肥方法，新型杀虫剂、工厂化无公害生产等技术的推广利用，可以增加农产品的安全系数、减轻污染、节省某些敏感的短缺资源，从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阻止生态恶化的趋势。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的途径

1、加快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农业发展靠科技，科技进步靠人才。当今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加快农技人才工程建设，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农业科技队伍，是实施科技兴农战略的前提。一要充分认识农业科技人才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农村第一资源的观念。有些观点认为，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而农业人口就占了7亿多，人才资源必然十分丰富。须知人口与人才是不同的概念，人口多，说明人力的数量多；人才多，说明高素质的人力多。事实上，我国人口资源丰富而人才资源相对缺乏，正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二要多途径、多渠道开发和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要结合各地实际，加速造就由学术带头人、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农业科技企业家、高素质农民和农业科技管理人才共同组成的高素质农业科技队伍。三要加强领导，创新机制，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引导和推动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早已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的有机农药到合成农药，从化学农药到生物农药的开发都是由企业完成的。美国著名的江迪尔

（Tondeere）农机制造公司，每年用于农机科研的经费高达25亿美元。在日本，企业用于科研和技术创新的投资占全国科研经费的80%以上。农业科技企业已经成为当代发达国家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引导和推动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有利于强化农业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有利于提高农业技术创新的效率，有利于提高农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国外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大多数企业不能将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正常活动的一部分，企业对科研活动也较少参加和投入，在农业技术的应用上普遍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这种状态，必须改变。一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创造条件，继续深化科技机构改革，尽快把那些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农业科技机构逐步转变为科技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二是要进一步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内化企业的创新源。三是要积极营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四是要积极支持民营科技型企业的发展。

3、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要将农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建立并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关键。在推进农业发展中，必须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立起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一要科学界定职能，深化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改革。要借鉴科研机构改革、改制的经验，按照公益性和经营性两大类型，对农技推广服务机构进行资源的重新优化组合。对公益性农技推广部门，要实行政事分开，真正将由政府承担的行政职能交还给政府承担，将设置过多过散的乡镇农、林、牧、水产、农机等农技推广服务单位统一归并成综合性的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并按照事业单位推行全员聘用制的改革要求，对其人员可按照“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公开招考、竞争上岗

和全员聘用制度。对经营性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可以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农民的创造性，引导和鼓励多种组织形式共同承担。二要积极发展农业科技推广中介组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技推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之一是有限的推广力量与众多的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面对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原有的推广机构力不从心。因此，应积极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技推广中介组织，鼓励科技人员创办科技服务中心，支持以股份制或合伙形式成立技术经纪公司或技术经纪人事务所，组织农民成立专业协会、合作社等组织，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吸收利用农业新技术新工艺的能力。三要努力促进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相互协调发展。农业教育体系、农业科研体系都是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改革现行的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相互分离和各自为政的体制，建立农、科、教统筹协调机制和组织机构，鼓励农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创办科技企业，加速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工作。同时，鼓励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技术人员带着急需解决的科研课题，走进科研院所以及大学进行合作研究推广。

作者单位：海南省委党校

第五篇：关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两个问题

关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两个问题

袁永新

用１５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因此，如何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类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首先考虑的是经营规模。没有与劳动生产力相适应的经营规模，就无法进行规模经营，就形不成规模效益。那么，户均多少耕地可以称之为规模经营？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约１３．３亩耕地，每个农户有１．９３３个劳动力，则每个农户可以耕种约２６亩耕地，这是从全国平均的意义上所说的，现阶段我国农户可以达到的经营能力（这种经营能力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提高）。实现了这种经营规模，农户就能获得规模效益，农民收入可以与城市居民持平。但在这一点上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规模经营？我国人多地少，户均耕地不足７亩。只有把近４户的耕地集中起来供１户耕种，才能使这１户实现规模经营。那么另外近３／４的农户、约６．５亿农村人口将如何生存？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共同规律，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最终都要走向城市。在我国，虽然这一趋势也是必然的，但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目前城市化程度低。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已达７５％以上，低收入国家也平均超过了３５％。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本世纪末，全世界将有５０％的人口转向城市。下世纪中叶，将有８０％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在传统体制下，我国城镇化程度到１９９１年末只有１８．５３％。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现有城镇接纳农村过剩人口的能力。二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慢。建国初期我国人口为５．４亿，其中城镇人口５７２４万人，城镇化程度为１０．６％。到１９９１年末，全国人口为１１．５８２３亿，城镇人口２．１４６３亿，城镇人口增加了１．５７３９亿，即４２年间，每年平均净增长３７５万人。可见，尽管目前少数地多人少或其它条件具备的地区已经实现了规模经营，但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把数亿农村过剩人口迁入城镇，同时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这不是一个在近期内所能解决的问题。那么，现阶段的任务或目标就是：逐步实现现有经营规模基础上的集约经营。

实现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是一个已达成共识的问题。但采取哪种类型的集约型增长或集约化经营方式，则仍处于讨论之中。农业集约化经营是同农业粗放经营相对称的经济范畴，反映农业经营的两种方式，利用土地的两种方法或扩大再生产的两种途径。其基本含义是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实行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农业经营方式。可见，农业集约化经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农业集约化程度也就越高。

按照集约化程度的高低，集约经营有三种类型：一是劳动密集型，即以投入活劳动为主的经营类型；二是资本密集型，即以投入物化劳动为主的经营类型；三是科技知识集约型，即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经营类型。其中，科技知识集约型是最高层次的经营形式。从目前对农业的资本投入和科技支持状况看，我国现阶段实行资本密集型和科技知识集约型的农业集约经营是不现实的。首先，受农业科技工作与生产结合不够紧密、科技储备跟不上、科技推广机构和队伍不稳定、经费严重不足、农民缺乏吸纳科学技术的能力和积极性等因素制约，农业科技与推广事业落后于生产发展的需要，一些农牧渔业优良新品种、高产

优质高效农业的新技术相对短缺或推广面小，农业技术成果推广率只有３０％—４０％，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此基础上实现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和农民，实现农业的科技知识集约型增长，为期尚早。其次，由于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既面临着资金短缺，又对农业实行政策倾斜不够，致使在农业利润和农村人才流失的同时，对农业的投资不断降低。表现之一，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五五”期间为１３．２％，“六五”期间为９．５％，“七五”期间为８．４％，１９９１年虽上升到９．１％，但１９９２年又降到８．８％，１９９４年财政支出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降到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２．５％；表现之二，８０年代以来，国有单位、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用于农业建设的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５％、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的１０％左右降到１９９３年的３．５％左右。而且近期内这种局面不会有多大改观。因此，现阶段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类型，只能选择以劳动集约型为基本特征，同时辅之以资金和科技支持的增长方式。

二、实现农业劳动集约型增长的途径

提出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类型是劳动集约型的主要依据，是我国存在着近２亿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充足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具备实施农业劳动集约型增长的基本条件。但是，实施这种增长方式同样种着一些制约因素，其中主要的是经营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缺乏向农业、向土地多投入劳动和资金的积极性。但是，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的问题，一不能靠政府补贴；二不能靠农产品提价。因为虽然发达国家不论实行刺激农业增长政策，还是实行抑制农业增长政策，都采取了对农业进行巨额财政补贴的方法。１９９４年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的补贴高达５００亿美元，同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从政府获得的补贴也高达２．２万美元。但我们补不起。１９９４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２．６３∶１，如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使城乡居民收入持平，需要政府补贴１．９万亿元，而１９９５年全国的财政收入只有６１８７．７３亿元。可见，在我国，靠政府补贴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的问题，缺乏财政基础。靠农产品提价同样不现实。因为我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已经偏高。１９９５年７月，曼谷的大米，美国芝加哥的小麦、玉米价，加上运到我国口岸的费用，按人民币基准汇率计算，每公斤分别为２．７６元、１．５８元和１．１７元；同期，我国集贸市场价格分别为３．０６元、１．７５元和１．７３元，分别高出１１％、１０％和４８％。其它农产品的价格也呈现同样趋势。可见，靠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从而激励农民增加对农业和土地的劳动投入，实现农业的劳动集约型增长，也是行不通的。

既然不能靠补贴，也不能靠提价，那么，实现农业劳动集约型增长的途径就只能是降低农产品成本。农产品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有人将其形容为我国经济版图上的“黄河现象”。“黄河现象”是指高泥沙含量作用下河床不断抬升，从而迫使两岸河堤不断随之加高的一种现象。我国农产品存在非价格均衡性的价格趋势性上涨因素，且随着以化肥为代表的土地替代型综合现代技术要素投入产出的边际效益下降，这一趋势有加速的迹象。小规模均田制和人口过多两大因素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这两大因素不断把农产品成本这一“河床”抬高，价格的“河堤”则被迫不断加高。在政策选择上，既然不能继续加高“河堤”，就只能设法降低“河床”。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降低农产品成本这一“河床”的途径，来自农民自身和政府两个方面。

在农民自身方面，重点是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吸纳科学技术的能力，学会科学种田。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例如：国外化肥利用率已超过８０％，而我国化肥利用率则仅为３０％—４０％。如果能通过科学施肥，提高１０个百分点的利用率，就可以节约成本１２０亿元。

在政府行为方面，要做到“四改一减轻”，即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一是户籍制度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主要问题是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降低了农村资源配

置的效率，导致了城乡二元化的经济与社会格局。要遵循“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度放开中等城市、彻底放开小城镇”的原则，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建立流动户口制度，使农民能够做到既离土，又离乡。一部分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后，会提高农村人均耕地占有量，有助于形成规模经营，提高活劳动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二是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掌握一定量的粮棉是必要的。但当前棉花的“三不放开”和部分粮食的合同定购已使定购价格与市场价格拉得太大，农民感到吃亏，影响劳动投入的积极性。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包括逐步减少并最终全部取消农产品的低价定购制；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农产品风险基金，完善政府调节农产品市场波动的机构和手段，逐步形成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政府对大宗农产品的购销调存系统。三是建立与健全农民自己的农产品流通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改变目前无组织的农户在同国有商业企业、供销社和国有农产品加工厂等有组织的企业之间不平等的竞争关系，确保农户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四是农用生产资料生产企业和农用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改革。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过高且居高不下，是农产品成本过高、农业比较利益过低的主要原因。政府为此曾作过许多规定，也采取过一些措施，试图把不合理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降下来，但只管住了国有企业的出厂价格，却没有控制住流通环节的乱加价，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一方面，要通过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农用生产资料，从而降低农产品成本。另一方面，要各方面配合，减少流通环节，整顿流通秩序，降低流通成本和利润，真正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降下来，这会直接降低农产品成本。

减轻农民负担也是农民减支增收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农民负担，按照《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是指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外，依照法律、法规所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劳务以及其他费用。尽管这类人均的法定经济负担已经很重，但问题是在法定经济负担之外还有两类：一类是被称之为社会负担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和在“人民事业人民办”名义下进行的集资与摊派。据典型地区抽样调查，社会负担一般是上年人均纯收入的５—７％，与合同内负担的比例大体为１∶１，有些低收入地区甚至达到２∶１。另一类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剪刀差”是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为实现原始积累而制定的“以农养工”战略的产物。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５０—６０年代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绝对值每年在１００—２００亿元之间；７０年代后期达４００亿元；８０年代初，由于国家大幅度提高了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剪刀差”逐步缩小。但到了“七五”期间又开始扩大，特别是１９８９年以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连续３年扩大，累计扩大了１６．５％，１９９０年为７４７亿元，１９９１年为１１０７亿元，１９９２年达到１３７８亿元，已相当于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３０％。

上述所有支出，不管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成本，农民都会将其作为成本对待，农民会直观地感到：“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最后没剩多少钱”。因此，深化改革，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就能提高农业收益，激励农民向土地投入劳动的积极性，进而带动资金和科技投入，实现以劳动集约型为基本特征，同时辅之以资金和科技支持的农业增长方式。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决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它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只有把它放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政局稳定和社会发展这一大背景下考虑问题，思路才能准确、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