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
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
郭显光
粗放型农业增长方式是指主要靠生产总量的增加，即通过土地、劳动和资本等投入要素的增加实现农业增长，不注重品种的质量，不惜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造成高投入、低效益，自然资源退化，生态环境恶化。集约型农业主要是提高现有的生产要素的效率，同时要求高产、优质、高效。它的特征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经济效益高，产品竞争力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的增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1979年到1995年，中国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6%。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的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趋势如何？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行测定，为确定我国农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一、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
为全面、综合评价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状况，首先要建立反映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反映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1)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要严格按照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内涵，结合农业系统的实际，对农业增长方式的现状及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程度作出科学的描述；(2)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从多方面反映出来的，如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快慢如何、集约化水平的高低如何等均应在指标体系中得到反映；(3)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即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尽可能完善，而且要考虑资料的易于取得，以便在实际进行评价时具有可操作性；(4)指标之间的独立性：评价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评价，因而指标之间应是相互独立的，要避免评价指标之间不必要的重复。
根据以上原则，建立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下：
（一）反映农业增长集约化程度的指标—农业集约化程度 农业产出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记为Y，在Y增长额ΔY中，可以分解为按集约型增长和按粗放型增长两部分，由于集约型增长主要是靠提高投入产出率而获得的增长，而粗放型增长主要是靠增加投入获得的增长，于是有：ΔY=Y1-Y0（投入产出率1－投入产出率0）×投入1＋（投入1－投入0）×投入产出率0=T1+T2
式中：T1代表集约型增长获得的增长额，T2代表粗放型增长获得的增长额。
农业投入要素主要有土地、劳动力、农业固定资产、中间投入等，由于农作物总播面积有一定波动性，在此暂不考虑。由集约型获得的Y增加额
T1=(ΣQ1K1-ΣQ0K1)×α+(ΣB1L1-ΣB0L1)×β+(ΣN1M1-ΣN0M1)×γ(1)
式中：Q1、Q0为报告期、基期的农业固定资产生产率，K1为报告期的农业固定资产；B1、B0为报告期、基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L1为报告期的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N1、NO为报告期、基期的农业中间投入生产率，M1为报告期的农业中间投入；α、β、γ为固定资产、从业人员、中间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于是：农业集约化程度＝T1/ΔY(2)
农业集约化程度代表了在农业增长中集约型增长所占的比重，农业集约化程度指标值越大，说明集约化程度越高；当农业集约化程度小于或等于零时，则说明农业增长完全是粗放型。
（二）反映粗放型还是集约型的指标—投入弹性系数 由于粗放型增长主要是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获得增长，而集约型增长主要是靠提高投入产出率来获得增长，因此我们可以构造一个指标来反映农业增长中有多少是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取得的，据此判断农业增长是粗
放型还是集约型，这就是投入弹性系数。
投入弹性系数＝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农业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α＋从业人员增长率×β＋中间投入增长率×γ）／农业增长率
(3)
投入弹性系数≤0，说明完全是集约型；投入弹性系数≥1，说明完全是粗放型；该指标介于0和1之间说明是粗放和集约结合型。
实际上，投入弹性系数也可以反映出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程度，由索洛方程：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农业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α＋从业人员增长率×β＋中间投入增长率×γ）
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农业增长率＝1－投入弹性系数
(4)
因而，在投入弹性系数和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这两个指标中，只要计算出一个，另一个就很容易求出。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科技进步因素主要是在要素生产率中得到反映，所以投入弹性系数也可以反映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投入弹性系数越小，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大。
按照独立性原则，这两个指标只要选取一个即可，考虑到投入弹性系数从经济意义上更具有直观性，我们选取投入弹性系数作为反映农业增长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的指标。
（三）反映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快慢的指标—农业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由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是要使农业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因此农业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就代表了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于是反映农业生产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指标有：
(1)劳动生产率增长率＝(B1-B0)/B0(5)
(2)固定资产生产率增长率＝(Q1-Q0)/Q0(6)
(3)中间投入生产率增长率＝(N1-N0)/N0(7)
(4)土地生产率增长率＝(G1-G0)/G0(8)
以上四项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指标均为正指标，从四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快慢。
二、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
为了对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我们收集了1978年至1995年农业投入与产出的主要指标。其中产出指标农业总产值为用1978年不变价表示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投入指标中农业从业人员为农、林、牧、渔业逐年年平均从业人员；农业总播面积取各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年平均值；农业中间投入由1978年不变价的农业总产值减去不变价农业增加值得到；农业固定资产的资料只有1983年以后的当年价数据，为了与其它指标在时间上一致，我们取逐年的农机总动力加上役畜动力作为农用动力，这部分包括了农业生产用固定资产的绝大部分。
（一）α、β、γ的测定 根据收集的数据，用TSP软件先对时间序列进行移动平均，然后建立农业生产函数模型：
LNY=-3.3607+0.3096LNK+0.4801LNL+0.4544LNM
(3.3114)(2.0606)(7.9708)
_
R[2]=0.9966 R[2]=0.9956
D.W=1.8348 F=964.5080
对回归系数标准化，则 α=0.2489、β=0.3859、γ=0.3652
（二）农业增长率、农业要素增长率和农业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根据收集的数据，用环
化公式计算出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固定资产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中间投入增长率、总播面积增长率等农业要素增长率，并计算出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生产率、中间投入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农业要素生产率指标。
（三）农业增长方式转变指标的计算 根据数据和测定的α、β、γ值，用公式(1)、(2)计算出集约化程度，用公式(3)计算出投入弹性系数，用公式(5)、(6)、(7)、(8)计算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固定资产生产率增长率、土地生产率增长率和中间投入生产率增长率，见表1。表1 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
（附图）
三、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分析
由表1可见，从1979年到1995年，在农业集约化程度指标值中，有6年为负值，这6年农业增长是完全粗放型，其它年份农业增长方式均是粗放与集约结合型；17年中只有1年超过0.5（1984年），是以集约型为主，其它年份均以粗放型为主；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集约化程度不高，仍然是以粗放经营为主。
在投入弹性系数指标值中，17年中有16年投入弹性系数大于0.5，其中有6年大于1，这说明大部分年份农业增长主要是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取得的，这项指标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的农业增长方式是以粗放型为主。
从生产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有1年为负值（1984年），1年为零，其它15年均为正值，其中有3年的增长率超过10%；固定资产生产率增长率有8年为负值；土地生产率增长率除2年为零外，其余均大于零；中间投入生产率增长率有12年为负值。这说明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中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固定资产生产率、中间投入生产率大部分年份呈下降趋势，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不快。分阶段来看，不同阶段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
（附图）
1979-1995年，我国平均农业集约化程度为-0.079，这说明改革开放以后的17年间，我国农业增长方式是完全粗放型，由此可看出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投入弹性系数的平均值为0.820，即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8%，这个指标的结果比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低，远低于农业发达国家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反映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低。土地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6.676%，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中最高的，但由于我国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今后耕地还要继续减少，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仍然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措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年平均增长率为5.512%，仅次于土地生产率增长率，然而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基数太低，1995年第一产业人均GDP仅为全国人均GDP的1/4，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任务仍很艰巨。固定资产生产率和中间投入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均为负值，这反映出我国农业的资源消耗高、固定资产利用率低，如我国的化肥利用率不到30%，而有些农业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达到60%-70%。这两项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低，成为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最大制约因素。
为了分析不同年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效果，有必要对六项指标进行综合，这里，我们采用了一种常用的功效系数法进行综合，取表1中各项指标的最差值作为不容许值，最好值为满意值，即可将表1中的实际值转换成单项功效系数，再用专家调查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假设六项指标的权重依次为0.30、0.30、0.10、0.10、0.10、0.10）用加权和公式即可求出不同年份的总功效系数，计算结果见表3。总功效系数越大，代表农业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越快。
表3 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的功效系数
第二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
大妙乡党委、政府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继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后，中央提出的又一项事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任务。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引导农民转变观念，顺应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要求。
一、大妙乡基本概况
江安县大妙乡位于江安县城东南32公里，全乡地貌属丘陵地带，竹木资源丰富，境内安远河横穿乡境至安远样流入绵溪河。下辖11个村，１个社区，共81个村民小组，幅员面积32.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5411.61亩，总人口18003人，其中农业人口17127人。是一个典型的纯农业乡镇，生产方式单一，农民收入偏低，增加收入的方式不够多，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
二、农业产业现状
由于目前农村的有些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出现了农产品难卖、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等现象。大妙乡作为一个传统的纯农业乡镇，一些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阻碍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是传统农业产品受市场影响，价格低迷。山区人口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竹木生产，没有其它的收入门路。近几年来，由于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的加剧，竹木生产受多种因素影响，价格下跌，销路不畅。以竹木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收入也不稳定，使农民长期处 1
于贫困状态。
二是多以零散种养为主，农副业产业化水平低。如全乡的生猪养殖，以互利格田组为例，全组有120余头生猪存栏，但是分散在60户村民家中，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且农产品加工水平低，大多停留在初级生产上，精加工少，深加工不够，附加值不高，竞争力较弱。
三是资金缺乏，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引进新品种、进行农产品新加工和开拓农产品市场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虽然乡政府在增加农业投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投入与需求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一些养殖大户或有扩大养殖规模意愿的农户的资金短缺问题尤为严重。
四是农民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农村劳动力两级分化。虽然广大农民的思想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但也不同程度地受传统经营模式的影响，缺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要使这些农民的思想观念转变还需做大量的工作。大妙乡是农业乡镇也是劳务输出乡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打工，而知识水平高、懂农业技术的大学生又不愿回到农村，导致整个劳动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新技术推广，从而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了难度。
三、调整产业结构是必由之路
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上，大妙乡以“建设新兴小城镇，打造特色产业乡”为工作目标，着力完成“产业强乡、商贸活乡、教育名乡、和谐新乡”发展战略。农业内部结构要实
现由以种植业为主的结构向种植业、畜牧业、特色养殖业、养殖观光业协调发展的结构转变。因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是当前大妙农业发展的必要之路。
一是加强特色种养殖力度,发展特色产业。各村按照“着眼全乡、立足自身、培育优势”，根据自身特点，培育优势产业。扩大优质高粱种植规模，分水村优质高粱试点种植获得成功，种植特色蔬菜、水果，以特色种植形成带动效益。养殖业方面初步形成了以三星村的七彩野山鸡养殖，顺河村的蚯蚓养殖，胜利村的奶牛养殖等为代表的养殖亮点。在全乡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水产养殖，进行稻田养鱼。使种植结构由粗放农业向集约高效农业转变。
二是重视致富带头人的作用，以点带面，形成规模。
（一）建立健全致富带头人信息库。对全乡致富带头人进行专项调查，对优秀人才建立人才档案，并进行分类归档，建立致富带头人才信息库，形成专门的农村人才信息网络，为为农业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二）加大致富带头人培训。邀请专家到村入户开展“致富带头人培训”，从政策、管理和技能等方面进行培训，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增强致富带头人的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促进特色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引导致富带头人建立专合组织。制定激励机制，引导发展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产业建立专业合作社，并给予一定奖励。以专合社推动“一村一品”发展，提高农民组织管理水平，推进农产品标准化和农业产业化，加强农产品
品牌建设，做大做活特色产业。
三是采取多种融资渠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底路和大合路硬化通车改变了大妙交通死角的状况，给大妙带来了新的商业契机，利用大妙的地理位臵和现有的交通条件，发挥场镇商品集散地的作用，开发竹业经济。积极向相关职能部门争取项目支持，进一步解决项目资金难题；实行政府引导，引领商人来大妙投资开发，利用他们带来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生产，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使广大群众受益。
四是切实转变群众观念，加大组织培训力度。鼓励个人和集体兴办企业，抢抓机遇，努力增收节支。下大力气加强对农民的基础教育与实用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素质。鼓励农民参加县农广校和江南职校的劳务技能培训，采取奖励和鼓励的方式进行，对农民培训实行生活补贴，以此来调动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通过鼓励培训的形式使他们掌握基本的生产技术和劳动技能。
第三篇：积极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积极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郭晓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其实质是提高经济效益。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以及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99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1995年起花大气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转变。但由于经济体制没有转换，未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与基本国情、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是客观规律的要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第一，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要求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盛衰，其重要性反映在4个方面：（1）对农业生产率的高低影响很大。目前，我国农业占有的劳动力、财政和信贷奖金、消耗的各种能源，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均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农业部门投入产出率，直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等指标，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具有决定性意义。（2）在我国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始终占整个轻工业产值的70％以上。在全社会出口创汇中，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额亦在90％以上，直接影响出口创汇水平，影响国际支付能力。（3）农村是全国最大的劳动力市场、消费品市场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农业担负着为60％以上社会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的任务。农村经济的盛衰决定着农村购买力的高低，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4）农业经济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等方面满足和制约着全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步。
第二，我国农业担负的重要任务要求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我国是农业大国，12亿人口中9亿人生活在农村。“九五”期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实现三项目标：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一个新水平；保证农民收入有较快增加，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10年，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农业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这些既是我国农村面临的新形势，也是必须完成的新任务。这就要求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否则上述任务无法完成。农业基础动摇，不但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还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第三，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现状要求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我国的农业是建立在较差基础上的。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农村改革取得很大成就，但仍存在许多问题：（1）农业人口增长过快，目前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到本世纪末将达到2亿人，就业压力很大。（2）文化教育科技落后，许多地区尚未普及初中教育，还有大量文盲半文盲，科技人才流失严重。（3）资源短缺，目前我国共有耕地14.3亿亩，人均耕地不足1.2亩，人均占有水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草场、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较小。（4）粮食问题突出，目前，我国还有6500 万贫困人口，到本世纪末每年要解决1300万人脱贫，压力很大。（5）市场经济不发达，产业结构不合理，东西部地区差距较大。
第四，我国农业粗放经营的严重状况要求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多年来，我国农业一直是全方位粗放经营，效益很差。一是农业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二是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三是农户生产规模小，机械化水平低；四是体制改革滞后，土地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市场建设制度等不完善。
第五，未来农业的激烈竞争要求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目前，世界人口已达50多亿，粮食已成为全球的重大问题，大量进口粮食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要解决12亿人的吃饭问题，必须靠自力更生。这就要求必须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步伐，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而目前我国在农村市场建设、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农业企业素质、农产品深加工、农业管理等方面比国外落后许多，在某些方面甚至相差30-50年。只有走集约化道路，发展高产、优质、低耗、高效农业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竞争能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需要具备一系列主客观条件，是一个长期过程。我认为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应从六个方面努力。
第一，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有人主张市场本位，有人主张技术本位，还有人主张资金本位，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我认为，其主体主要有三个：一是人。必须完善农村领导体制，选拔大批优秀人才充实各级重要农业领导岗位。同时，大力加强农民的培训和教育工作，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逐步实现其现代化，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二是政府。农村的深化改革，工农业协调发展，农业生产力布局结构的优化、农村市场体系的建立，粮食中长期综合平衡，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出台与实施，城乡一体化的规划与建设，引进外资与技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扶贫攻坚计划的完成，等等，仅靠农民是无法解决的，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否则，农民无法承担转轨过程中的市场缺陷和计划体制的“双重风险”，难以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三是农业企业。它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第二，深化农村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成功地进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第一轮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当前应深化一系列改革。其一，建立健全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体系和保护体系。其二，改革和完善农村干部管理体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使农村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德才兼备的人手中。其三，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多元流通主体、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农用生产资料市场等，完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其四，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按人口分地的“均田制”。它不利于形成规模经营，不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提高农户的市场竞争能力。应对农村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将小块、边角、山地等按人均分配给农民自主经营，保证其起码的生活用粮。对大面积的、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良田则采取招标的办法，实行全社会公开竞争承包、实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商品率。此外，还应加快进行计划生育制度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
第三，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结构。我国客观上存在着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宏观、中观、微观生产力布局并未得到解决，严重滞后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就宏观而言，缺少法律规定的、科学的农业经济发展区，人治现象严重，随心所欲地设市建区，干扰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就中观而言，虽然实行省长“米袋子”、市长“菜篮子”责任制，有利于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市场供应，但容易形成“块块保护主义”，不利于全国农业发展一盘棋。至于微观方面问题就更多了。所以，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从实际出发，遵循农业生产发展规律、科学制定和完善农业宏观、中观和微观发展战略，并依法监督执行。这样才能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结构，保证我国农业健康发展。第四，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家庭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农户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生产的矛盾，农业社会效益高与自身效益低的矛盾等十分突出。农业的弱质性、不稳定性一直未得到解决。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差距日益拉大，产加销、贸工农、经科教相割裂，非农产业发展不快，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未得到科学配置，未发挥应有作用，农产品价值实现能力和增殖能力低，市场竞争力弱，比较效益差。只有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其基本内容和形式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优化组合农业生产要素，实行一体化经
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形成“公司＋农户＋基地”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逐步形成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内外贸、农科教一体化农业生产体系，使农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五，依靠科技进步，加快农业发展。可以从多方面努力：（1）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国家、省、市、县、乡科技兴农发展战略，避免地方主义和短期行为。（2）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加快培养不同层次的农业科技人才，落实有关政策，提高他们的各种福利待遇，满足其合理需要，稳定基本队伍，发挥应有作用。（3）建立健全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保障体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严格监督执行。（4）加大科技投入，完善基层科技管理机构，组建多层次的农技推广服务中心，把先进的农业技术普及到千家万户。（5）积极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加快技术承包集团的发展。（6）积极引进国外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7）大力推进种子革命，发展生态农业。同时，努力开发微生物资源，发展白色农业，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第六，科学管理，发展节约型农业。加强农业管理，发展节约型农业应从多方面努力。一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科学决策，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结构和产业结构。二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加强对重大灾害的预测、预防及其管理，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三是制定《反浪费法》，完善各项政策和制度。把农业节约和反浪费纳入法制管理轨道，设立专门机构，由专人负责抓节约，实行重奖重罚。四是在大专院校开设节约课程，在农村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提高全社会的节约意识，培训大批农业管理人才。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对农业节约理论的研究，创建农业节约经济学，给实践以正确的指导。五是建立资源节约型食物消费结构，由传统粮食观念向现代食物观念转变。种植业由“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向“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转变。六是长期开展节地、节水、节粮和复垦土地活动，并大力提高人力、物力、时间、信息、资金、技术等利用率，既重节约，又重增产，全面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实现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第四篇：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看农业科技创新
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看农业科技创新
夏周青
农业科技创新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要推进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本文论述了农业科技创新对转换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和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引导企业创新等若干具体建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十分重视促进农村社会全面发展，九年连续发的九个中央一号文件，议题都是“三农”问题。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要推进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而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就要不断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农村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农业科技是现代农业的翅膀，是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的根本性因素。本文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角度探讨农业科技如何创新。
科技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翅膀
科学技术是农业的增长点。我国人均占有耕地仅1．33亩，而且我国人口以每年几百万人的速度增长，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这一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农业的发展，不可能依赖自然资源在扩大再生产中起作用，农业的增长不能仅靠提高人均占有资源量来实现。而必须依靠科学的进步及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转化，靠科技提高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靠科技在有限的土地上搞立体开发，充分利用地力，让不再增长的土地收获超过以往产量的农产品。现在我们的一些农产品在市场销售不畅，主要原因还在于质量、品种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农业要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必须改变过去“以粮为纲”的格局，实现农产品生产的多样化，并在一些农副产品的数量，尤其是质量上想办法，生产出一些优质的农副产品，而要做到这一点，舍科技别无他途。
同时，科技可以使农业生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科技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也改变着农业的产业结构，农业在科技的促进下，改革了传统的单一面孔，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成长为现代化农业。而且，科技农业是解决农业生态问题的最重要的手段。科技农业可缓解生存和发展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压力，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选择性的新农药、精确的施肥方法，新型杀虫剂、工厂化无公害生产等技术的推广利用，可以增加农产品的安全系数、减轻污染、节省某些敏感的短缺资源，从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阻止生态恶化的趋势。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的途径
1、加快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农业发展靠科技，科技进步靠人才。当今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加快农技人才工程建设，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农业科技队伍，是实施科技兴农战略的前提。一要充分认识农业科技人才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农村第一资源的观念。有些观点认为，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而农业人口就占了7亿多，人才资源必然十分丰富。须知人口与人才是不同的概念，人口多，说明人力的数量多；人才多，说明高素质的人力多。事实上，我国人口资源丰富而人才资源相对缺乏，正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二要多途径、多渠道开发和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要结合各地实际，加速造就由学术带头人、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农业科技企业家、高素质农民和农业科技管理人才共同组成的高素质农业科技队伍。三要加强领导，创新机制，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引导和推动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早已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的有机农药到合成农药，从化学农药到生物农药的开发都是由企业完成的。美国著名的江迪尔
（Tondeere）农机制造公司，每年用于农机科研的经费高达25亿美元。在日本，企业用于科研和技术创新的投资占全国科研经费的80%以上。农业科技企业已经成为当代发达国家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引导和推动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有利于强化农业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有利于提高农业技术创新的效率，有利于提高农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国外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大多数企业不能将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正常活动的一部分，企业对科研活动也较少参加和投入，在农业技术的应用上普遍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这种状态，必须改变。一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创造条件，继续深化科技机构改革，尽快把那些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农业科技机构逐步转变为科技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二是要进一步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内化企业的创新源。三是要积极营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四是要积极支持民营科技型企业的发展。
3、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要将农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建立并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关键。在推进农业发展中，必须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立起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一要科学界定职能，深化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改革。要借鉴科研机构改革、改制的经验，按照公益性和经营性两大类型，对农技推广服务机构进行资源的重新优化组合。对公益性农技推广部门，要实行政事分开，真正将由政府承担的行政职能交还给政府承担，将设置过多过散的乡镇农、林、牧、水产、农机等农技推广服务单位统一归并成综合性的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并按照事业单位推行全员聘用制的改革要求，对其人员可按照“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公开招考、竞争上岗
和全员聘用制度。对经营性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可以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农民的创造性，引导和鼓励多种组织形式共同承担。二要积极发展农业科技推广中介组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技推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之一是有限的推广力量与众多的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面对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原有的推广机构力不从心。因此，应积极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技推广中介组织，鼓励科技人员创办科技服务中心，支持以股份制或合伙形式成立技术经纪公司或技术经纪人事务所，组织农民成立专业协会、合作社等组织，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吸收利用农业新技术新工艺的能力。三要努力促进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相互协调发展。农业教育体系、农业科研体系都是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改革现行的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相互分离和各自为政的体制，建立农、科、教统筹协调机制和组织机构，鼓励农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创办科技企业，加速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工作。同时，鼓励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技术人员带着急需解决的科研课题，走进科研院所以及大学进行合作研究推广。
作者单位：海南省委党校
第五篇：关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两个问题
关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两个问题
袁永新
用１５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因此，如何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类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首先考虑的是经营规模。没有与劳动生产力相适应的经营规模，就无法进行规模经营，就形不成规模效益。那么，户均多少耕地可以称之为规模经营？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约１３．３亩耕地，每个农户有１．９３３个劳动力，则每个农户可以耕种约２６亩耕地，这是从全国平均的意义上所说的，现阶段我国农户可以达到的经营能力（这种经营能力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提高）。实现了这种经营规模，农户就能获得规模效益，农民收入可以与城市居民持平。但在这一点上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规模经营？我国人多地少，户均耕地不足７亩。只有把近４户的耕地集中起来供１户耕种，才能使这１户实现规模经营。那么另外近３／４的农户、约６．５亿农村人口将如何生存？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共同规律，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最终都要走向城市。在我国，虽然这一趋势也是必然的，但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目前城市化程度低。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已达７５％以上，低收入国家也平均超过了３５％。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本世纪末，全世界将有５０％的人口转向城市。下世纪中叶，将有８０％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在传统体制下，我国城镇化程度到１９９１年末只有１８．５３％。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现有城镇接纳农村过剩人口的能力。二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慢。建国初期我国人口为５．４亿，其中城镇人口５７２４万人，城镇化程度为１０．６％。到１９９１年末，全国人口为１１．５８２３亿，城镇人口２．１４６３亿，城镇人口增加了１．５７３９亿，即４２年间，每年平均净增长３７５万人。可见，尽管目前少数地多人少或其它条件具备的地区已经实现了规模经营，但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把数亿农村过剩人口迁入城镇，同时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这不是一个在近期内所能解决的问题。那么，现阶段的任务或目标就是：逐步实现现有经营规模基础上的集约经营。
实现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是一个已达成共识的问题。但采取哪种类型的集约型增长或集约化经营方式，则仍处于讨论之中。农业集约化经营是同农业粗放经营相对称的经济范畴，反映农业经营的两种方式，利用土地的两种方法或扩大再生产的两种途径。其基本含义是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实行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农业经营方式。可见，农业集约化经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农业集约化程度也就越高。
按照集约化程度的高低，集约经营有三种类型：一是劳动密集型，即以投入活劳动为主的经营类型；二是资本密集型，即以投入物化劳动为主的经营类型；三是科技知识集约型，即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经营类型。其中，科技知识集约型是最高层次的经营形式。从目前对农业的资本投入和科技支持状况看，我国现阶段实行资本密集型和科技知识集约型的农业集约经营是不现实的。首先，受农业科技工作与生产结合不够紧密、科技储备跟不上、科技推广机构和队伍不稳定、经费严重不足、农民缺乏吸纳科学技术的能力和积极性等因素制约，农业科技与推广事业落后于生产发展的需要，一些农牧渔业优良新品种、高产
优质高效农业的新技术相对短缺或推广面小，农业技术成果推广率只有３０％—４０％，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此基础上实现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和农民，实现农业的科技知识集约型增长，为期尚早。其次，由于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既面临着资金短缺，又对农业实行政策倾斜不够，致使在农业利润和农村人才流失的同时，对农业的投资不断降低。表现之一，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五五”期间为１３．２％，“六五”期间为９．５％，“七五”期间为８．４％，１９９１年虽上升到９．１％，但１９９２年又降到８．８％，１９９４年财政支出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降到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２．５％；表现之二，８０年代以来，国有单位、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用于农业建设的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５％、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的１０％左右降到１９９３年的３．５％左右。而且近期内这种局面不会有多大改观。因此，现阶段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类型，只能选择以劳动集约型为基本特征，同时辅之以资金和科技支持的增长方式。
二、实现农业劳动集约型增长的途径
提出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类型是劳动集约型的主要依据，是我国存在着近２亿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充足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具备实施农业劳动集约型增长的基本条件。但是，实施这种增长方式同样种着一些制约因素，其中主要的是经营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缺乏向农业、向土地多投入劳动和资金的积极性。但是，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的问题，一不能靠政府补贴；二不能靠农产品提价。因为虽然发达国家不论实行刺激农业增长政策，还是实行抑制农业增长政策，都采取了对农业进行巨额财政补贴的方法。１９９４年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的补贴高达５００亿美元，同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从政府获得的补贴也高达２．２万美元。但我们补不起。１９９４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２．６３∶１，如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使城乡居民收入持平，需要政府补贴１．９万亿元，而１９９５年全国的财政收入只有６１８７．７３亿元。可见，在我国，靠政府补贴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的问题，缺乏财政基础。靠农产品提价同样不现实。因为我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已经偏高。１９９５年７月，曼谷的大米，美国芝加哥的小麦、玉米价，加上运到我国口岸的费用，按人民币基准汇率计算，每公斤分别为２．７６元、１．５８元和１．１７元；同期，我国集贸市场价格分别为３．０６元、１．７５元和１．７３元，分别高出１１％、１０％和４８％。其它农产品的价格也呈现同样趋势。可见，靠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从而激励农民增加对农业和土地的劳动投入，实现农业的劳动集约型增长，也是行不通的。
既然不能靠补贴，也不能靠提价，那么，实现农业劳动集约型增长的途径就只能是降低农产品成本。农产品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有人将其形容为我国经济版图上的“黄河现象”。“黄河现象”是指高泥沙含量作用下河床不断抬升，从而迫使两岸河堤不断随之加高的一种现象。我国农产品存在非价格均衡性的价格趋势性上涨因素，且随着以化肥为代表的土地替代型综合现代技术要素投入产出的边际效益下降，这一趋势有加速的迹象。小规模均田制和人口过多两大因素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这两大因素不断把农产品成本这一“河床”抬高，价格的“河堤”则被迫不断加高。在政策选择上，既然不能继续加高“河堤”，就只能设法降低“河床”。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降低农产品成本这一“河床”的途径，来自农民自身和政府两个方面。
在农民自身方面，重点是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吸纳科学技术的能力，学会科学种田。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例如：国外化肥利用率已超过８０％，而我国化肥利用率则仅为３０％—４０％。如果能通过科学施肥，提高１０个百分点的利用率，就可以节约成本１２０亿元。
在政府行为方面，要做到“四改一减轻”，即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一是户籍制度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主要问题是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降低了农村资源配
置的效率，导致了城乡二元化的经济与社会格局。要遵循“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度放开中等城市、彻底放开小城镇”的原则，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建立流动户口制度，使农民能够做到既离土，又离乡。一部分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后，会提高农村人均耕地占有量，有助于形成规模经营，提高活劳动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二是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掌握一定量的粮棉是必要的。但当前棉花的“三不放开”和部分粮食的合同定购已使定购价格与市场价格拉得太大，农民感到吃亏，影响劳动投入的积极性。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包括逐步减少并最终全部取消农产品的低价定购制；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农产品风险基金，完善政府调节农产品市场波动的机构和手段，逐步形成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政府对大宗农产品的购销调存系统。三是建立与健全农民自己的农产品流通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改变目前无组织的农户在同国有商业企业、供销社和国有农产品加工厂等有组织的企业之间不平等的竞争关系，确保农户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四是农用生产资料生产企业和农用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改革。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过高且居高不下，是农产品成本过高、农业比较利益过低的主要原因。政府为此曾作过许多规定，也采取过一些措施，试图把不合理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降下来，但只管住了国有企业的出厂价格，却没有控制住流通环节的乱加价，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一方面，要通过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农用生产资料，从而降低农产品成本。另一方面，要各方面配合，减少流通环节，整顿流通秩序，降低流通成本和利润，真正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降下来，这会直接降低农产品成本。
减轻农民负担也是农民减支增收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农民负担，按照《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是指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外，依照法律、法规所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劳务以及其他费用。尽管这类人均的法定经济负担已经很重，但问题是在法定经济负担之外还有两类：一类是被称之为社会负担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和在“人民事业人民办”名义下进行的集资与摊派。据典型地区抽样调查，社会负担一般是上年人均纯收入的５—７％，与合同内负担的比例大体为１∶１，有些低收入地区甚至达到２∶１。另一类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剪刀差”是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为实现原始积累而制定的“以农养工”战略的产物。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５０—６０年代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绝对值每年在１００—２００亿元之间；７０年代后期达４００亿元；８０年代初，由于国家大幅度提高了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剪刀差”逐步缩小。但到了“七五”期间又开始扩大，特别是１９８９年以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连续３年扩大，累计扩大了１６．５％，１９９０年为７４７亿元，１９９１年为１１０７亿元，１９９２年达到１３７８亿元，已相当于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３０％。
上述所有支出，不管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成本，农民都会将其作为成本对待，农民会直观地感到：“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最后没剩多少钱”。因此，深化改革，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就能提高农业收益，激励农民向土地投入劳动的积极性，进而带动资金和科技投入，实现以劳动集约型为基本特征，同时辅之以资金和科技支持的农业增长方式。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决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它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只有把它放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政局稳定和社会发展这一大背景下考虑问题，思路才能准确、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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