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若干问题的研究

第一篇：关于我国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若干问题的研究

关于我国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若干问题的研究

蒋宁 汪雷

世纪之交，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再次成为国内学术界注目的焦点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对21世纪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繁荣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研究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仅仅分析这种转变的必要性、意义和一般实现途径是不够的，理论界更重要的任务在于精确地判断出我国目前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既有水平，认清阻碍我国实现集约化农业的诸种障碍因素，并结合我国当前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向、农村改革现状和农民的具体实践活动，寻找出一条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途径。

一

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我国目前农业增长方式的现状和水平。

一般而言，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建立在集约化经营方式基础之上的。农业的集约经营是一种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即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改良品种，改造土壤，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并通过有效、科学地施肥和精耕细作等手段的应用，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最终实现农业的有效、持续发展。这与那种单纯地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农业的增长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有的同志仅将精耕细作看成是集约型农业的基本特征，由此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确定我国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他们将农业生产方式划分为美国型、西欧型和中国型三种基本模式，认为美国的农业生产选择的是一种粗放型的经营方式，西欧由于土地稀少、人口密集、资本集中、技术先进，故而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典型的集约化特征，中国介于二者之间，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精耕细作，因此，就集约程度而言，我国农业生产水平落后于西欧而高于美国。乍看之下，这一判断不无道理。但只要对中国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增长方式的现状有一些粗略的了解，此一结论的不合理和非科学性就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我国农业生产土地经营规模狭小，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小农经济生产经营方式特征显著。

目前，家庭承包经营仍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这一形式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业生产在数年之内接连跨上新的台阶。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着天然的不足，它以一家一户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单位，土地经营规模狭小，抗灾能力不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能力较弱。198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即达4.0731亿吨，比1978年增长34.65％，但此后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都步入徘徊和低速增长期，至1993年，粮食产量才首次突破4.5亿吨大关，1996年虽以5.0454亿吨创历史最高纪录，但也仅比 1984 年增加9700余万吨，12年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率仅为1.99％，这一增长速度甚至赶不上11年来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粮食增长速度的缓慢，不能不说其与农业生产的小规模经营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集约型农业是建立在一定量的土地经营规模基础之上的，没有土地经营规模的稳步扩大，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农业生产就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窘境，所谓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就无从谈起。据国家土地局最新调查，我国实际可耕地面积接近1.39亿公顷，但人均耕地仅有1.5亩，约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997年，乡村农业劳动力总数为3.24亿人，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也仅有0.42公顷。此两组数字，美国则分别为我国的6.5倍和63倍。此外，我国每万名农业劳动力仅拥有农用大中型拖拉机21.2台，大中型拖拉机机引农具29.97部，农用载重汽车22.88辆；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仅拥有小型及手扶拖拉机8.77台，机动脱粒机5.15台，农用水泵7.9 台，机动喷雾（粉）机0.38部。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我国农业的机械化和产业化程度都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由此，我们很难得出我国农业生产集约

化水平高于美国的结论。

2.精耕细作虽是我国农业生产的表征之一，但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精耕细作，其与现代农业的精耕细作有着本质的差异。所谓传统意义的精耕细作，是指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农作方式，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实现农作物产出量的增加。而现代农业的精耕细作，在要素投入的选择上，显然与此大相径庭，资本投入的增加和技术含量的提高，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相应地，劳动力要素在量上的投入则呈现出不断萎缩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被转移出来，农业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较改革前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特征，1997年，我国农业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仅为2.08亩，农业劳动力人均产值只有4818元，农业生产效率仍然低下；而滞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仍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7％，由此而形成的“精耕细作”，显然不同于集约型农业下的精耕细作。

3.我国农业经济基本上属于自给半自给经济，既存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系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相去甚远，农村、农业、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与市场相互隔离的状态，这是与集约型农业增长方式不相适应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总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其基本环境条件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我国农业经济及其生产方式，要完成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困难重重，这一点，已再三为各国的农业现代化实践所证明。

综上，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基本判断：我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相当低下，以规模化、商品化生产为前提条件的农业集约化进程尚未有效展开，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其面临的困难之多、之大可能远远要超过许多决策人士的设想。研究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程，就不能不立足于这一现实，立足于这一基本国情，这是我们寻找我国农业集约化道路的思维基石和基本出发点。

二

要使我国农业走上集约化发展之路，首先必须解决诸种与农业集约化相左的阻碍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宏观的、外在的因素，也包括我国农业发展自身存在的各种内在因素。

1.农业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互脱节问题。由于小农经济构成了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与商品化大生产的要求相互矛盾，如此，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就丧失了基本的市场环境条件。如果农业生产方式不能与现代市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那么，集约化农业对中国农业而言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寻找一条有效的途径，将农业、农民和农村迅速推向市场。

2.资本投资问题。集约化农业对资本的需求是巨大的。在要素投入的选择上，集约型农业实现产出量的增长更多地依靠资本与技术投入的增加（技术的投入更表现为对资本的大量需求），而非如传统农业那样，仅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就能实现增长。显而易见，现有的小规模农户经济是无法积聚起转向集约化农业生产所需的巨大资本的。截止1997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2090.1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一数字大约比1985年增长了

1.5倍，但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为2131.21 元，而人均现金支出则高达2297.3元，这意味着该年农村人均储蓄为－166.09元。如此，我们很难想象我国的农业生产主体能够积累起足够的资本金来支撑集约化农业的运行和发展。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户经济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极弱，在现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条件下，农业生产主体无法走向集约化经济增长道路。因此，能否寻找到新的资本注入途径，这是关系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能否顺利转变的核心问题。

3.劳动力素质问题。集约化农业需要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显然，我国现有的农业人口素质水平是不符合集约化农业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起码要求的。这表现在以下方面：（1）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文盲半文盲人口高达2亿以上，且90％以上集中在农村。另据有关调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者所占比例极低，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却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2）据统计，至1996年，我国已进入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年均进入育龄的妇女100万以上，净增人口80％在农村。同时，截止199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尚有5000万左右。人口生育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越生越多的贫困农村家庭无力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旧文盲尚未铲除，而新文盲却在不断滋生。以此推论，我国未来的农业劳动力素质前景堪忧；（3）80年代以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民工潮的涌动，我国农村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业已呈现妇女化和老龄化的趋势，受教育程度稍高的农村青年都急于跳出农业生产部门，如果这一态势无法遏制，那么，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滑坡就不可避免。凡此种种，皆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未来的集约化农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未来的集约化农业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衡量的标准绝非仅仅是汉字识字率的高低，除了劳动技能以外，是否掌握了生物、化学等先进科学知识，是否能够应用外语、计算机等工具来熟练地获取全球或地区最新信息，甚至市场感知能力、交往能力乃至于创新能力，都将涵盖于高素质范畴之中。因此，如何提高我国农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这是我国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首先解决的一大课题。

三

如上所述，我们可将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增强农业的资本自我积聚能力和提高农业活动人口的基本素质三者看成是转变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先决条件。综合各种因素分析，并联系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具体实践，笔者认为，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推动农业产业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是我国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途径。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农业产业化是推动农村、农业与农业生产主体走向市场、与市场经济联结起来的内在驱动力。如前所述，在我国现有的农业制度中，在以小生产为基本特征的农户经济中，满足于自给半自给现状的农业生产主体是不可能主动去关注市场的。这也正是我国农业与农村长期游离于市场之外的深层次原因。那么，如何促使农业生产主体主动去关注市场并进入市场呢？问题当然在于必须寻找到农民与市场相互联系的利益结合点，只有当农业生产主体切身感受到市场与其物质利益密切相关时，他们才能主动地融入市场，成为或希望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合格主体。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农业产业化对农民乃至于农业与市场联结的驱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产业化的结果导致了农户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农产品产出量的迅速增加，增强了农业生产主体对市场的依存度与关联度，最终将使农业内在地产生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烈需求，并为集约型农业构筑好必备的市场环境条件。

2.农业产业化能为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营建一种较为合理的内部资本积累机制，并提供必要的资金准备。集约型农业必须是高技术含量、高投入与高产出的农业，如果不能在农业内部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资本积累机制，由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就缺乏资金支持，那么，所谓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就只是一个神话，不存在任何现实可能性。回顾2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农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是有目共睹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由1978年的133.6元上升至1997年的2090.1元，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导致农民收入提高的原因有三：一是农业制度的变革创新致使农产品产出量迅速增加，二是价格改革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实际售价，三是80年代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和始于80年代中期并一直绵延至今的民工潮，使农村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产生了大幅增长。但由于我国农村尚处于由贫困型向脱贫型、温饱型转变的特殊发展阶段，农民的诸多物质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与社会其它各生产部门相比，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仍然低下，因而，农民不能、也不愿对农业生产注入更多的增量资金。并且，在现行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农业部门也始终无法有效地构建一种合理的资本自我积累机制。农业产业化的成功实践及其在增产增收方面昭示出来的巨大潜力，一方面将为我国农业发展解决资金匮乏和物质、精神动力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又可在农业内部培育形成资本自我积累的合理机制，这就为未来我国的农业发展和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扫清了现实障碍。

3.农业产业化能有效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从而使集约型农业的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趋于缓解。农村居民和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及综合素质普遍低下，业已构成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力量，尽管政府和社会为此采取了种种对策措施，如颁布实施《教育法》、实施“希望工程”、“春蕾工程”等，但并未阻止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下滑的势头。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农业产业化却在一定程度上卓有成效地解决了这一社会难题。通过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其实现途径主要有以下三条：（1）由于中介组织的加入，农业产业化为农业生产部门引进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市场人士，从而改变了传统农业劳动力的总体结构和素质结构；（2）农业产业化成功地把高科技融入农业之中，拓宽了农民的视野，提高了农民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而有利于现有农村劳动力基本素质的改善；（3）农业产业化使农业从业人员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从而为我国农业后续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相信，农业产业化必将构建一个巨大的人才资源宝库，以满足未来集约型农业对各种人才的巨大需求。

4.农业产业化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农业生产主体进入市场、进入高科技领域所需承担的风险，为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扫除了心理障碍。集约型农业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生产过程和生产产品技术含量都将有大幅提高的农业，集约型农业中的生产主体必然是为市场生产且已走向市场的市场主体，如此，则在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农业生产主体肯定会面临两种风险，一为市场风险，一为科技风险。如果风险过大或风险预期过强，那么，农民将对集约型农业丧失信心且心怀恐惧，相应地，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就会遇到极强的社会心理排斥力。农业产业化的意义在于，通过多种经济主体的加盟，尤其是公司等市场活跃主体进入农业产业链之后，农民本需承担的风险被大大降低了。与此同时，他们切身体验到了市场的魅力和科技农业所产生的巨大效益。因而，经过农业产业化浪潮锤炼过的农业生产主体，必将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推动力量。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农业产业化为我国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创造了诸多有利的条件；其二，农业产业化实践不断削弱了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的各种阻碍力量；其三，农业产业化事实上已经启动了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程。因此，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实现农业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现实途径。

第二篇：发展低碳农业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发展低碳农业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高玲娣

探索、推广一种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促进农村稳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发展低碳农业是党和政府加快转变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英明决策。

低碳农业是生态农业的主要模式，是把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发展模式，是集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整体功能的一种高效农业技术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节能减排做了重要部署。因此，发展低碳农业是现阶段我国党和政府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举措。发展低碳农业的实际意义在于节约资源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既可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又体现以人为本、履行环境保护的国际责任、符合环境友好型发展的要求，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与内涵。

二、加深对低碳农业的效益与安全意义的理解有利于推动发展低碳农业。

第一，低碳农业的核心内容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三低”农业，采取的农业措施能最大限度的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有害气体引起的不良气候变化，减少有毒农药污染对人类的危害。第二，低碳农业是节约型农业。尽可能节约投入农业各种资源的消耗，使人力、物力、财力科学合理地投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第三，低碳农业是效益型农业。以最少量的物质投入获取农业最大的产出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提高物质利用率、土地产出率。第四，低碳农业是安全型农业。通过采取多项措施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中可能对人类经济、社会、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水平，优化农业生态环境。

连年来汕头市各级党政领导、党政部门大力引导各地农民群众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低碳经济取得显著成果，例如汕头市农业部门重视水稻病虫害发生的预测预报，指导农民适时用药防治水稻病虫害，合理减少用药次数和用药量，提高防治病虫害的效果。据测算，减少一次用药，全市３９万亩水稻田可节约农药成本投入７００－８００万元，既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又减少稻谷的农药残留，还可挽回病虫害造成低产的经济损失。又如南澳充分利用风能资源发展低碳经济清洁能源，至２００９年，装机容量１２．８６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３亿千瓦时产值１．９亿元，为地方增加税收来源，为省网提供清洁电源。

三、发展低碳农业的原则与主要途径。

发展低碳农业的原则：一是减耗。减少资源、工业能源消耗、减少污染。二是扩源。扩大自然资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潮汐能、地热的利用和提高农业投入品的有效利用率。发展低碳农业的主要途径：１、继续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关于发展生态农业、绿色经济、节能减排的决策部署，发展低碳农业经济，如大力发展海洋养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农民持久有效增收。２、减少无机化肥投入。科学、合理更有效的利用化肥，尤其是氮肥，提高化肥利用率。３、减少有害物品投入农业生产，减少污染。发展新兴有机农业，研究、生产新型肥料、新型农药，用复合高效肥料、有机肥料替代有害化肥的使用，用生物农药、生物天敌、物理防治法、低毒低污染农药替代高毒农药的使用。节约农业生产投入成本，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如汕头一些地区的蕉柑园、橙园采用放养钝绥螨（又名黄蜘蛛）的方法防治红蜘蛛，采用间套种豆科植物、客土等方法提高农田肥力，均取得明显成效。４、推广应用节水灌溉技术和节能耕作技术，如自动化喷灌、滴灌技术在蔬菜产业、果园、茶园等农业生产的应用。整治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旱涝保收田。５、植树造林，增加碳汇量，改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在潮阳、潮南、南澳大林区的山梁、工厂、机关及学校周围、城乡结合部大力营造生物防火林带，形成生物防火林网络，濠江区火灾多发点实施林分改种生物防火树种，提高我市森林的自身防火减灾功能。加强生态公益林管护，营造优良林业生态环境，为汕头旅游业的发展添绿添景，创造宜居城市环境。６、合理密植，科学管理，提高太阳光合作用效率，提高产量。７、发展环保清洁能源和循环农业。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农村生物能能源为农业生产、生活服务，循环利用农业废弃物发电、制造沼气作燃料供暖供热供照明，如２００７年来汕头市建设９座畜禽养殖场大中型沼气池，沼池容量４２００立方米，估算年产沼气７３万立方米，相当于５１１吨标准煤产生的热能量，年变废为宝创值１０２万元，沼气池使用十年可创值１０２０万元。同时沼渣作为有机肥为周边农户用于种果、种菜，作农田基肥，减少化肥的投入量，还有利于禽畜防疫防病，利于村容村貌整洁，促进畜禽养殖规模化、标准化。

（作者单位：汕头市农业局）

第三篇：申论热点转变增长方式

热点一：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

第一部分：理论部分

1.概念的提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通俗地说就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采取的手段、措施和具体做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谈论多年的重大话题。1995年中央就已明确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的方针。10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了很大进展，但从总体上看还未实现根本转变。

2.为什么我国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增长方式粗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主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过多依靠各种资源的大量消耗去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由此导致效率依然不高、效益相对低下和环境压力明显加大，以及发展本身的不可持续性。

粗放式增长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过分依靠各种资源的大量消耗去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终究难以为继。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将永远处于被动地位。

3.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

思想观念上的束缚。一是对节约资源的重要性紧迫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二是简单地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三是没有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应该说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

经济管理体制上的障碍。实践证明，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转向市场取向的经济管理模式的过程中，经济管理体制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发展阶段的原因。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比较粗放，也有其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因此，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发展速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4.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思路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也有许多有利条件。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加强，物质、技术基础已比较雄厚，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在不断深入人心，逐步成为亿万人民的实际行动。我们已经到了应该加快、也有条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

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应该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加快体制改革和创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完善国民核算体系。

第二部分：规范性文件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经济正处在产业结构朝着技术、知识、服务密集的方向发展的新的调整时期。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确保实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目标。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切实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确保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应对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切实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确保在国际分工中取得有利地位。我们一定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增强自觉性和紧迫感，下更大的气力，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二是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三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力度，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四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努力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引导作用。五是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的创新人才，积极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社会氛围。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抓好落实。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统一思想认识，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进行深入分析，制定实施规划，抓住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大作用的环节和问题，同改革发展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一起部署、一起推动，扎实加以推进。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综合考核投入和产出、速度和效益、经济和社会、发展和环境等方面的指标，激励广大干部树立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法制环境。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扎扎实实做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各项工作，更好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第三部分：范文或者评论员文章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大力节约资源和能源，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就要继续深化改革，着力形成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具体来说，在实践中应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结合：

一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推进科技进步结合起来。要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开发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支持制定重大产业技术标准。在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技能密集、高附加值的方向提升。培育一批技术推广机构，给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援助。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加强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创新，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在信息、生命、空间、海洋、纳米及新材料等领域超前部署，集中优势力量，力争取得重要突破。特别要注重突破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瓶颈，开发针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的综合整治技术，开发资源高效勘查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增加科技投入，使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实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政策，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创新环境。

二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结合起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国内外经验表明，信息技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作用，信息产业本身的发展可使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会提高非物质产品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信息技术、信息网络和信息服务，对于各行业生产、管理、营销流程的再造和重组，提高效率和管理水平，对于优化和改造传统产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带动工业化在高起点上迅速发展，对于提高产业整体技术水平，节能降耗，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说，“十一五”时期，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充分发挥信息化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十分必要。

三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要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积极发展服务业是“十一五”时期的重点。加快发展服务业，不但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而且可以大大缓解资源约束的压力。为此，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拓宽领域、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增强功能、规范市场，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大力发展主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细化深化专业化分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做好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发挥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建设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运输体系。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培育专业化物流企业，积极发展第三方物流。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改善邮政和电信基础业务，积极发展电子商务，推进电子政务。

四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可以有效节能降耗、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地区各部门要将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指标纳入到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和干部考核体系中；加快研究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各行业节能降耗标准，推进节能降耗重点项目建设，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逐步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模式；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价格和财税政策，从税收、贴息、补贴等方面完善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财税政策；大力推动以节能降耗为重点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技术进步，组织开发和示范有重大推广意义的减量技术、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零”排放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绿色再制造技术，以及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术等，为循环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装备支持。

五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结合起来。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从事产业的效率和效益。降低对资源能源的依赖，增加经济中科技和知识的含量，需要高素质人才的复杂劳动和不断创新。为此，要壮大人才队伍，提高人才素质，优化人才结构，完善用人机制，发挥人才作用。完善培训制度，加强理论教育、专业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实施企业家培养工程，培养造就一批富有创新意识和能力、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企业家，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和战略高技术人才培养工程，重点培养造就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和战略科学家。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建立一批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加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队伍建设。

第四部分：典型观点和事例

广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全省经济运行进入速度较快、物价较低、效益较好、质量较高的轨道，出现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好势头。

1.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较快态势

2.工业生产保持基本平稳

3.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继续放缓

4.出口高速增长，进口增幅回升

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稳定增长

6.经济运行质量稳定提高

7.政府、企业和个人收入均实现较快增长

8.节能降耗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9.营造出较为宽松的创业环境

10.消费价格涨幅温和

11.资源约束有所缓解

第四篇：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１日电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一五”时期的各项任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

经济增长是靠资本、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的。各种要素的组合不同，经济增长会呈现不同的方式。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增长就是粗放式的；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推动，增长就是集约式的。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推动，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各类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从１９８０到２００５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每万元ＧＤＰ能源消耗从１３．２６吨标煤下降到４．７５吨标煤，下降６４．２％。这样的下降幅度既不逊于发达国家，也不逊于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世界发展指标》，按国际购买力平价（２０００年美元）计算，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３年，我国每千克石油当量产生的ＧＤＰ增长了１１４％，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增长２１％，其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分别只增长１１％、４０％和２０％。

但是，这种明显的成绩是以过去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为基数的。从单位产品实物量能耗、物耗的绝对水平来看，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特征依然十分突出。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３０％，比世界先进水平低２０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方式远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

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幅度增加。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０％，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２６．８％，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１３．６％，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也呈增长之势。展望未来，资源环境形势更加严峻，加快增长方式转变任务更加紧迫。

深刻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根源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整体技术水平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以住房、汽车需求快速增长等

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会使我国现阶段的增长呈现出某些高物质消耗特征。

但是，应该看到，导致增长方式粗放有深刻的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

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比如，水资源是我国最为稀缺的资源，但我国的水价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低水价导致了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农业用水的低价格，弱化了节水技术和设施的投资激励，固化了农业的大水漫灌方式；居民用水的低价格，造成了生活用水的严重浪费。再比如，土地也是我国最稀缺的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征用、交易制度不完善，致使大量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低价征用，转让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从而降低了稀缺土地资源的使用成本，形成了粗放利用土地的惯性。

企业成本未能充分反映其全部社会成本。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一定的质量、安全、能耗、物耗以及污染排放等标准，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是市场经济中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明确和严格的标准之下，企业为了达到社会要求，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更新设备或加强管理，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目前我国不仅缺乏比较完善的社会标准体系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已有的法规标准，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这一方面使企业丧失了进行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企业敢于在执行现行标准和政策时弄虚作假、顶风违规。

税费政策不合理。比如，当前在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方面，由于资源税实行按照开采量征收，开采过程中往往发生只开采易开采部分和遗弃不易开采部分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矿产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采取综合措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涉及经济、技术、社会等多方面体制和政策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通力合作。需要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加强生产管理、鼓励理性消费等多方面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要真正落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国策，当然，最根本的是要为经济的集约化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当前，要从如下方面入手，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优化经济结构，增进结构效益。经济结构不合理既是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表现，也是导致经济低效运行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把优化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抓手。一要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广泛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制造业，大力开拓服务业新领域，抓紧构建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附加价值高、吸纳就业多的产业结构体系。二要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形成既有利于规范、有序、有效竞争，又有利于实现

规模经济的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布的格局。三要优化所有制结构，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各种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而又共同发展的局面。四要优化出口结构，促进技术水平高、附加值大的产品增加出口，提高比重。

增加政府投入，促进资源和环境技术的进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大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资源节约、污染处理、生态治理和恢复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研发成功后社会效益比较明显，但研发过程投资密集，研发失败的风险比较大，单个企业或者研究机构研发积极性不高，使得这些技术的供给难以满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因此，要加大政府对这些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进行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

提升管理水平，减少管理漏洞。从政府的角度讲，应当通过制订严格的物耗、能耗和污染排放标准，并依法严格执行，从外部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转变生产方式。从企业角度讲，则要通过不断采用新的管理理念，完善激励机制，实施供应链管理，优化生产和工艺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倡导理性消费，反对铺张浪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消费模式。因此，要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消费者对我国基本国情和面临挑战的认识，增强其合理消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同时，要通过完善消费政策，提倡文明、环保和节约的生活方式。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相关制度。一是加快重要资源价格改革，增加粗放利用资源性产品的成本。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让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严格土地法制，合理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机制，适当增加利用土地的成本。落实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根据新的资源供求形势，进一步完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规划约束和用途管制，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严格控制征地规模，健全并坚决执行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制度，确保土地价格形成的公开化、透明化。四是完善税收制度。从生产、销售（包括到国外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鼓励节约，抑制浪费。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履行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和恰当地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及其社会管理职能。要通过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等，创造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同时，要完善各类质量、安全、环保等法规和标准，强化执法体系，提高执法能力；强化对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技术创新；打破市场垄断和市场封锁，维护市场秩序。

第五篇：关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两个问题

关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两个问题

袁永新

用１５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因此，如何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类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首先考虑的是经营规模。没有与劳动生产力相适应的经营规模，就无法进行规模经营，就形不成规模效益。那么，户均多少耕地可以称之为规模经营？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约１３．３亩耕地，每个农户有１．９３３个劳动力，则每个农户可以耕种约２６亩耕地，这是从全国平均的意义上所说的，现阶段我国农户可以达到的经营能力（这种经营能力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提高）。实现了这种经营规模，农户就能获得规模效益，农民收入可以与城市居民持平。但在这一点上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规模经营？我国人多地少，户均耕地不足７亩。只有把近４户的耕地集中起来供１户耕种，才能使这１户实现规模经营。那么另外近３／４的农户、约６．５亿农村人口将如何生存？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共同规律，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最终都要走向城市。在我国，虽然这一趋势也是必然的，但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目前城市化程度低。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已达７５％以上，低收入国家也平均超过了３５％。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本世纪末，全世界将有５０％的人口转向城市。下世纪中叶，将有８０％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在传统体制下，我国城镇化程度到１９９１年末只有１８．５３％。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现有城镇接纳农村过剩人口的能力。二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慢。建国初期我国人口为５．４亿，其中城镇人口５７２４万人，城镇化程度为１０．６％。到１９９１年末，全国人口为１１．５８２３亿，城镇人口２．１４６３亿，城镇人口增加了１．５７３９亿，即４２年间，每年平均净增长３７５万人。可见，尽管目前少数地多人少或其它条件具备的地区已经实现了规模经营，但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把数亿农村过剩人口迁入城镇，同时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这不是一个在近期内所能解决的问题。那么，现阶段的任务或目标就是：逐步实现现有经营规模基础上的集约经营。

实现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是一个已达成共识的问题。但采取哪种类型的集约型增长或集约化经营方式，则仍处于讨论之中。农业集约化经营是同农业粗放经营相对称的经济范畴，反映农业经营的两种方式，利用土地的两种方法或扩大再生产的两种途径。其基本含义是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实行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农业经营方式。可见，农业集约化经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农业集约化程度也就越高。

按照集约化程度的高低，集约经营有三种类型：一是劳动密集型，即以投入活劳动为主的经营类型；二是资本密集型，即以投入物化劳动为主的经营类型；三是科技知识集约型，即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经营类型。其中，科技知识集约型是最高层次的经营形式。从目前对农业的资本投入和科技支持状况看，我国现阶段实行资本密集型和科技知识集约型的农业集约经营是不现实的。首先，受农业科技工作与生产结合不够紧密、科技储备跟不上、科技推广机构和队伍不稳定、经费严重不足、农民缺乏吸纳科学技术的能力和积极性等因素制约，农业科技与推广事业落后于生产发展的需要，一些农牧渔业优良新品种、高产

优质高效农业的新技术相对短缺或推广面小，农业技术成果推广率只有３０％—４０％，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此基础上实现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和农民，实现农业的科技知识集约型增长，为期尚早。其次，由于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既面临着资金短缺，又对农业实行政策倾斜不够，致使在农业利润和农村人才流失的同时，对农业的投资不断降低。表现之一，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五五”期间为１３．２％，“六五”期间为９．５％，“七五”期间为８．４％，１９９１年虽上升到９．１％，但１９９２年又降到８．８％，１９９４年财政支出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降到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２．５％；表现之二，８０年代以来，国有单位、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用于农业建设的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５％、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的１０％左右降到１９９３年的３．５％左右。而且近期内这种局面不会有多大改观。因此，现阶段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类型，只能选择以劳动集约型为基本特征，同时辅之以资金和科技支持的增长方式。

二、实现农业劳动集约型增长的途径

提出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类型是劳动集约型的主要依据，是我国存在着近２亿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充足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具备实施农业劳动集约型增长的基本条件。但是，实施这种增长方式同样种着一些制约因素，其中主要的是经营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缺乏向农业、向土地多投入劳动和资金的积极性。但是，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的问题，一不能靠政府补贴；二不能靠农产品提价。因为虽然发达国家不论实行刺激农业增长政策，还是实行抑制农业增长政策，都采取了对农业进行巨额财政补贴的方法。１９９４年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的补贴高达５００亿美元，同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从政府获得的补贴也高达２．２万美元。但我们补不起。１９９４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２．６３∶１，如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使城乡居民收入持平，需要政府补贴１．９万亿元，而１９９５年全国的财政收入只有６１８７．７３亿元。可见，在我国，靠政府补贴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的问题，缺乏财政基础。靠农产品提价同样不现实。因为我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已经偏高。１９９５年７月，曼谷的大米，美国芝加哥的小麦、玉米价，加上运到我国口岸的费用，按人民币基准汇率计算，每公斤分别为２．７６元、１．５８元和１．１７元；同期，我国集贸市场价格分别为３．０６元、１．７５元和１．７３元，分别高出１１％、１０％和４８％。其它农产品的价格也呈现同样趋势。可见，靠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从而激励农民增加对农业和土地的劳动投入，实现农业的劳动集约型增长，也是行不通的。

既然不能靠补贴，也不能靠提价，那么，实现农业劳动集约型增长的途径就只能是降低农产品成本。农产品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有人将其形容为我国经济版图上的“黄河现象”。“黄河现象”是指高泥沙含量作用下河床不断抬升，从而迫使两岸河堤不断随之加高的一种现象。我国农产品存在非价格均衡性的价格趋势性上涨因素，且随着以化肥为代表的土地替代型综合现代技术要素投入产出的边际效益下降，这一趋势有加速的迹象。小规模均田制和人口过多两大因素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这两大因素不断把农产品成本这一“河床”抬高，价格的“河堤”则被迫不断加高。在政策选择上，既然不能继续加高“河堤”，就只能设法降低“河床”。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降低农产品成本这一“河床”的途径，来自农民自身和政府两个方面。

在农民自身方面，重点是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吸纳科学技术的能力，学会科学种田。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例如：国外化肥利用率已超过８０％，而我国化肥利用率则仅为３０％—４０％。如果能通过科学施肥，提高１０个百分点的利用率，就可以节约成本１２０亿元。

在政府行为方面，要做到“四改一减轻”，即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一是户籍制度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主要问题是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降低了农村资源配

置的效率，导致了城乡二元化的经济与社会格局。要遵循“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度放开中等城市、彻底放开小城镇”的原则，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建立流动户口制度，使农民能够做到既离土，又离乡。一部分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后，会提高农村人均耕地占有量，有助于形成规模经营，提高活劳动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二是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掌握一定量的粮棉是必要的。但当前棉花的“三不放开”和部分粮食的合同定购已使定购价格与市场价格拉得太大，农民感到吃亏，影响劳动投入的积极性。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包括逐步减少并最终全部取消农产品的低价定购制；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农产品风险基金，完善政府调节农产品市场波动的机构和手段，逐步形成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政府对大宗农产品的购销调存系统。三是建立与健全农民自己的农产品流通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改变目前无组织的农户在同国有商业企业、供销社和国有农产品加工厂等有组织的企业之间不平等的竞争关系，确保农户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四是农用生产资料生产企业和农用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改革。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过高且居高不下，是农产品成本过高、农业比较利益过低的主要原因。政府为此曾作过许多规定，也采取过一些措施，试图把不合理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降下来，但只管住了国有企业的出厂价格，却没有控制住流通环节的乱加价，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一方面，要通过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农用生产资料，从而降低农产品成本。另一方面，要各方面配合，减少流通环节，整顿流通秩序，降低流通成本和利润，真正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降下来，这会直接降低农产品成本。

减轻农民负担也是农民减支增收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农民负担，按照《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是指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外，依照法律、法规所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劳务以及其他费用。尽管这类人均的法定经济负担已经很重，但问题是在法定经济负担之外还有两类：一类是被称之为社会负担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和在“人民事业人民办”名义下进行的集资与摊派。据典型地区抽样调查，社会负担一般是上年人均纯收入的５—７％，与合同内负担的比例大体为１∶１，有些低收入地区甚至达到２∶１。另一类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剪刀差”是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为实现原始积累而制定的“以农养工”战略的产物。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５０—６０年代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绝对值每年在１００—２００亿元之间；７０年代后期达４００亿元；８０年代初，由于国家大幅度提高了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剪刀差”逐步缩小。但到了“七五”期间又开始扩大，特别是１９８９年以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连续３年扩大，累计扩大了１６．５％，１９９０年为７４７亿元，１９９１年为１１０７亿元，１９９２年达到１３７８亿元，已相当于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３０％。

上述所有支出，不管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成本，农民都会将其作为成本对待，农民会直观地感到：“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最后没剩多少钱”。因此，深化改革，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就能提高农业收益，激励农民向土地投入劳动的积极性，进而带动资金和科技投入，实现以劳动集约型为基本特征，同时辅之以资金和科技支持的农业增长方式。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决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它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只有把它放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政局稳定和社会发展这一大背景下考虑问题，思路才能准确、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