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产业化看新农村建设

第一篇：从农业产业化看新农村建设

从农业产业化看新农村建设

建国后，我国提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中国向苏联学习走上了一条剥削农业、补贴工业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当时而言是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为中国工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农业补贴工业带来的后果就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较大，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资源要素持续外流。农村耕地大量被占用，资金大量被抽取，人才大量被吸走。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6∶1，扩大到2007年的3.3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相差10年左右。因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可以说，这是继5年前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后，首次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总动员。

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就成为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要实现农业增产就离不开农业产业化，所谓农业产业化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围绕支柱产业，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以优促势，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市场牵企业、企业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形式，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形成结构完整、运转灵活的种

养加、产供销、农工商、内外贸、农科教一体化的生产经营系统，走上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加速实现农业现代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一、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一）农业产业化组织结构问题。

第一，农业合作组织没有合法的地位。这些组织没有注册，一旦注册成公司就要交税。很多农业合作组织就是农民一商议就行动了。但是，没有“番号名分”的农民合作组织就不能贷款；第二，农业合作组织的风险很大。假如一万家农民合起来种白菜，就等于将一万家农民绑在了一根绳上。万一市场不好，万一天灾人祸，损失就会是一万家农民。这就涉及到农业保险问题。但由于农业组织无名无分，造成了保险公司不做农业保险。可以说，农业合作组织的优点是规模化的经营，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是风险很大；第三，深层次的问题是，剩余的劳动力如何解决？由于规模化经营，就会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形成集优化农业，就会剩余大量的劳动力。庞大的剩余农民劳动力是现有的大中城市所不能承受的。这是很可怕的。农民收入低有活干可以过，但是长期无工作就会产生社会问题。比如，我任职的村就已经存在剩余劳动力无法安置问题，部分农民隐性失业（部分群众全年在家务农，每年大约出五十工，剩余的时间基本属于体息状态）。目前，日新村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79亩，如果实现农业产业化，那么将会很大部分的农民无田可种，这将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如何安置这部分劳动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

（二）农业产业化中的科技推广问题

现代农业是农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产物，而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础。农业现代化说到底是农业科技化。没有科技创新，就谈不上农业产业化，更谈不上农业现代化。但是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45%，从整体上说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

（三）农民对加快产业化经营及结构调整的步伐缺乏认识

目前，仙女管区的村大多以农为主，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传统小农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保本经营为主，仍习惯于在自家责任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还没有尝到产业化经营带来的甜头，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及结构调整积极性不高，不愿在产业化经营中搞大规模资金投入，万一出现风险，血本不归，得不偿失。如今年石泉村搞新品种油菜种植计划，准备大面积种植推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村委专门请农技老师上课，结果仅有7、8户感兴趣的菜农户来听课，农民的积极性明显不高。

（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存在资金信资难的问题

由于农业生产受诸如气候、技术、市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投入资金要承担较大风险，因此信贷人员往往对这种贷款存在“慎贷、惜贷”心理。

农业产业化经营及结构调整的核心是规模化、商品化、高科技、高投入，产业链条关联度高，而产业化经营中的高资金投入与信用社可提供资金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农业产业化经营效益周期与农村信用

社贷款收回周期之间也有矛盾。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限制，生产周期长，比较效益低，决定了其投资回收期较长，而农村信用社现行贷款实行期限管理，最长贷款期限为一年，农民在产业化经营中显然无法当年收回投资，归还信用社贷款，不得已，只能超期，超期后，信用社要加收利息，农民负担无形中加大。总之，产业化经营中资金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突出的矛盾：一方面，农村资金需求十分旺盛，而另一方面，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收缩，支持农业产业化的金融部门仅信用社一家，而信用社实力不足，很难承担起为农业产业化“输血”的大任，这样，一些好的项目常常因为资金问题而搁浅。

二、如何更好实现农业产业化

（一）解决农业产化过程中的组织问题

一是要给农业合作组织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是特殊的，它既不是公司，也不是民间团体，它就是农民合作组织。这个组织有权利向银行贷款，政府要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同时政府要将这个组织的风险承担起来。例如，提供农业保险，提供技术指导，制度监督等。二是要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出路，政府可以组织一些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引导部分剩余劳动力流向一些新建的中小城或卫星城，做好对外劳力输出，减轻国内劳动市场的压力等等。

（二）搞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

党的十七大就提出，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重点解决新农村建设急需的共性关键技术和技术集成问题，探索建立一批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模式，为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提供技术保障；加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力度，全面提升农业科技的应用水平；深化地方农村科技工作，提高区域科技创新与服务能力；积极推进科技特派员等工作，构建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积极培育农村领域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继续推进农村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农村科技共性平台建设。

（三）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是进行产业化经营和结构调整的关键

农业产业化经营及产业结构调整是当前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头戏，其主体是广大农村群众，其核心是资金投入，如何调动农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资金投入的积极性，是推动产业化经营及结构调整，加快农村脱贫致富的关键所在。因此，我认为各级各部门要积极引导农民群众，解放思想，提高认识，从传统农业观念中走出来，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使农业产业化及结构调整成为农民自觉自愿的行动，引导农民增强创收意识、加大资金投入。只有调动内因，农业产业化经营及结构调整才有实现的基础。当前要改变群众脱贫即安，不思进取的思想和稍有收入就大兴土木，修房建院的传统观念，而要引导群众集中精力抓致富，一心一意搞产业化和农业结构调整。

（四）政府部门要发挥宏观指导、协调和服务的职能

政府要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起来应有的作用。一是要尽量减少政府行为，切忌强令硬上，避免造成农民群众的抵触对立情绪，把群众引

导好，把农民利益维护好，把农民调整产业结构的积极性调动好；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当地资源，切忌急功近利、不切实际地强行推广，不可盲目上一些不适应市场要求、没有前景的项目，造成农民不必要的损失；政府各部门要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为农民产业化经营和调整结构搞好服务工作，要为农民适时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服务，帮助农民对市场信息做深层次的调查研究，利用政府网站，及时捕捉信息，及时发布信息，为农民产业化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和广阔空间。二是要建立以工哺农，支持“三农”发展的专项资金和农业产业化风险补偿基金，每年从财政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专门支持产业化和结构调整。三是要出台政策引导资金更多的流向农村，简化信资手续，降利贷款利率，提高贷款额度等，为农业产业化提供充足的动力。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国农业产业化之路不能在短期内走完。事实上，目前农业龙头企业的科技含量、组织带动能力、农民合作组织远未发展起来、农村融资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农民的素质培养和农民权益的保护不可能很快得到很大的改善。我认为中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各地的市场发育程度、资源禀赋状况以及地理和人文环境等多种因素，调整与社会大生产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积极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村合作组织，整合社会资源，在政府的调控下，促进农村劳动力、土地使用权、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转，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保证农业产业化加速前进，实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传目标。

第二篇：从华西村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华西村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观《鲁豫有约》之“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书记吴仁宝”有感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党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同时也是新农村的内涵。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各地涌现出了各具特色的新农村发展模式，而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当属“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了。华西村从当初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贫穷的小村一跃成为如今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第一村。“在这里生活的500多户农民，每户住着300至600平米不等的别墅，拥有1到3辆小轿车，存款少的有100多万元，多的超过1000万元”（《鲁豫有约》）。一个个的数字充分证实了华西村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成就。华西村的经验必将对如今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有益的借鉴。

经济发展方面，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所有的群众都过上好日子，是共产党人的一个理想和奋斗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理想呢？华西村的实践证明，只有走集体经济道路，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在农村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华西村党支书吴仁宝带领农民将农业生产从小农模式带入规模经营。他以集体经济来会聚资源，规避农民个体的薄弱与落后。而现阶段大多数农村仍然是小规模分散经营，就说我们村吧，现在依然是家庭分散的经营模式，不仅不能做到整体规划，实现土地的最大利用，生产力也比较落后，生产

出来的农产品也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需要。真的很有必要借鉴它的发展经验。其次，华西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成立了华西集团公司，坚持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发展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依靠创新，率先与国内知名企业进行品牌合作，这对现今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乡风建设方面，新农村不仅要求经济发展，更要求精神文明发展。华西村不断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鼓励农民自办各种形式的文化设施；开展健康文明的新风尚，加强传统教育和家庭美德教育。吴仁宝曾说：“虽然人的思想提高了，但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既要教育提高，又要用制度来约束他，激励他，使他提高。”因此，为了整顿华西村村民规范，华西村曾登报，100万检举村干部赌博，摘花罚款1万元。我们知道，现在精神文明素质在提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农村风气并不乐观，赌博之风等仍旧盛行，这是新农村建设应当大力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并不能像华西村这样制定如此“疯狂”的制度，但其整顿风气的本质值得所有新农村建设者的借鉴。

领导管理方面，吴仁宝曾说：要始终做到“两手抓”，一手抓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要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手抓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族人民保持一致；做一名干部，只要“两头”保持一致，就是一个不太差的干部。做干部，不要做最好的干部，做不太差的就行了。的确，作为基层的干部，上要听领导的下要体察民情，当好确实不易。但是不管怎样，领导就应该以群众的利益为重，创造条件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一味地讨好上级。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让老百姓富起来，他就是好村长。这一点，我想所有新农村的建设者都应该向吴仁宝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华西堪称典范。华西村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多有益启示，我想如果我们认真借鉴其发展经验，再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努力实践，一步一个脚印，既然华西村能够创造如此奇迹，为什么不能有第二个第三个以及更多的“华西村”呢！

第三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文章标题：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们按照市委“四个换位”的战略部署，积极引进培育龙头企业，走上了企业牵动，基地发展，互帮共赢的农业产业化之路，促进了农民增收、企业增效、财政增税。去年，财政收入实现1.13亿元，其中，龙头企业上缴税金8560万元，占财政收入的76；农民人均纯收入1999元，同比增长28；龙

头企业实现利润4803万元，同比增长22.6。

一、依托优势，培育做强龙头企业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作中，我们立足本地的资源优势，用工业理念经营农业，确定了拓宽乳业，完善纸业，做强酒业，启动生猪、大鹅产业，规划水稻产业的经营思路。通过招商引资、深化改革、制定政策、优化环境，千方百计地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招商引资建龙头。我们通过抓规划、建载体、想实招、强服务、定奖惩，加快了招商引资建龙头企业的步伐。特别是突破了土地和资金两个瓶颈的制约，依托碾北公路和111国道，规划建设了一个工业园、两条工业带。由县里负责园区的“七通一平”，进入园区的企业免收行政费用，先后引进了卧龙生物公司、华诚木业、齐宁乳业等43家企业。优惠政策强龙头。让利于企，才能做强龙头企业。因此，县委出台了《扶持企业发展若干意见》等优惠政策，两年来给招商引资企业退税2700万元；给老企业超基数纳税返还700多万元；对老窖酒业超基数部分全部返还，支持企业做市场；帮助企业回收机关事业单位陈欠750万元；帮助金融部门清收贷款2860万元，回收借粮款860万元；为企业争取贴息贷款450万元。深化改革育龙头。我县龙头企业基本是在改革中发展起来的。光明上市、老窖民营、斯达股份制，等等。黑龙集团富裕包装材料厂，改制前负债总额3261万元，资产负债率达175。为培育新龙头，延长纸业产业链，我们上门招商，成功引进广东客商购买了企业，并帮助企业改制，将土地出让金返还，用于安置职工。目前企业已投产，今年可实现产值1800万元，利税150万元，提供包装箱一千万平方米。优化环境保龙头。发展龙头企业，必须强化服务，创造良好环境。县委出台了《关于改善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决定》、《建企业上项目零收费、零审批、零等待》等政策优化环境，建立政务服务中心，简化了企业办事程序。卧龙公司落户富裕，我们仅用3个小时给办完各种手续；对企业实行挂牌保护，除消防、安全部门外，未经企业法人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入企检查；开通了绿色通道，让产业化服务车辆免费通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努力帮助企业解决难题。郑州奶粉事件后，光明乳业市场损失近四成，我们把这个损失看成是自己的损失，通过邀请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实地采访报道，介绍绿色草原，绿色奶源，绿色乳品，帮助企业树立形象，很快扭转了颓势。当斯达纸业原材料危机时，我们请能人两下北部林区，及时把木材运回，保证了正常生产。去年我们共为企业解决了5大类145个难题。

二、科技示范，做大原材料基地

我们把基地作为龙头企业的第一车间，给企业提供充足、绿色、优质的原材料。这既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民致富的关键。典型示范建基地。以推进基地规模化、养殖示范化、农田标准化为重点，实施了规模养殖典型示范工程，建设了一个高标准奶牛良种场，十个百头奶牛养殖示范小区，百个50头奶牛标准场和千个成母牛5头的示范户。良种场和示范小区的主体工程已竣工；76个标准场已达标；1402个示范户已挂牌。去年末，奶牛存栏9.9万头，商品奶量20万吨；生猪出栏20.2万头；大鹅出栏26.8万只；水稻种植3万亩。科技支撑建基地。以实施农业部奶牛良种冻精补贴项目为契机，通过完善系谱档案建设、签订冻精使用合同和技术人员预留保证金，全面推广使用特优级以上冻精，提高了奶牛后裔质量。探索推行人畜分离，创新生产经营模式，今年试点，明年铺开。乡镇畜牧中心配备微机，实现了畜牧生产的信息化管理，畜禽良种率达到90以上，提高了基地的科技含量。更新观念建基地。产业化生产基地，不仅指奶源基地和农产品基地，而且还要着眼于六条产业链之间的相互吃配，相互服务，把金融、运输、建筑等都纳入了基地建设的范畴，兼顾乳品、酒类的包装业，兽药和饲料业的共同发展，使我县产业化经营基础更加牢固，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基地建设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三、利益对接，拧紧靠实产业链条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产业化发展的保障。我们积极探索企业、基地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多方共赢。公司加农户，这是企业和农户联结的主体模式。龙头企业进村入户收农产品，县乡村服务农户抓数量和质量，农户给企业提供绿色优质的原材料。在利益联结上，规定农产品变现时限，龙头企业宁可紧自己，决不压农户，产业化运转十分顺畅。以乳业产业链为例，龙头企业出资，把机械化榨乳站建在农民家门口，农民把牛牵到奶站榨乳，奶资通过银行，打入农户奶资卡，形成了“分散饲养、集中榨乳，合同管理、奶资打卡”的利益联结机制。奶价通过合同固定下来，原则是一年一定，特殊情况随时协商。由于光明松鹤公司得到了优质充足的奶源，产值每年以50的速度递增；从农民看，我县奶价始终比较高，农民奶资收入连创新高，04年2.6亿元，去年3.3亿元；基地也相应地得到了实惠，财政年增税400万元左右，每个乡镇年均得服

务费10万元左右。协会加农户，这是服务农户模式。以城镇技术力量为依托，技术人员和协会管理人员免费为农民服务。共建成各类专业协会18个，配种站（点）90个，饲料、兽药、种子、化肥等销售服务网点228个，使农民生产成本降低25左右。市场加农户，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手段。农民在产业化经营中，处在弱势地位，我们通过建设市场保护农民的利益。以市场带基地，靠基地促市场，形成了以铁西批发市场为龙头，以建制镇集贸市场和经营网点为基础的农副产品销售体系，共建市场14个，年交易额3个亿，促进农民增收20。

四、创新机制，切实推进产业化发展

我们把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产业化发展的动力。创新领导机制。推进产业化，非领导重视不行。县委成立了产业化建设、奶源基地建设、水稻开发等领导小组；常委个个包乡，县领导人人都有企业联系点，帮助企业和农民解难题；乡村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形成了县乡村环环紧扣的落实机制。创新工作机制。我们建立了改革活企、用活人才帮企、县领导包企、派厂助扶企、现场办公促企等机制，促进企业不断壮大。通过建立项目论证制、协调制、审批制、包保制等机制，狠抓了项目建设；我们还通过建立争取国家资金、吸引民间资本、经营城市积累、银行贷款支持、适度举债筹集、申请专项扶持等机制，组建了符合市场化运作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担保公司，广辟蹊径来获取更多的发展资金。创新奖惩机制。靠政治激励。落实市委政策，对年纳税超千万元的企业家，报请市委提拔到副县级领导岗位；对全面完成产业化工作任务，村级工商税收超50万元，村里稳定，无上访户、超生户的村党支部书记，任命为乡镇党委委员，比照副科级干部管理。靠经济激励。以上纳税额为基数，在完成递增比率的前提下，超额纳税地方所得部分全部返还企业；对创出一个国家驰名商标或中国名牌产品的企业，一次性奖励50万元；对创省级著名商标或省名牌产品的，一次性奖励30万元；对乡镇商品奶量新增部分，每吨按30－60元奖励。今年1月23日，县委出资100万元兑现了奖励；倡导支持党政干部离岗带薪提职招商办企养牛，去年提拔了5人；对村级干部，我们制定了“你给县里养牛，县里给你养老”的政策，财政出资，给年交售商品奶5000吨以上的村支部书记购买养老保险，已为塔哈乡一村支部书记购买了2万元的养老保险；给新购奶牛出资买保险，财政支付保费190万元。实行失职问责。把中心工作的各项任务指标，分解落实到各承标单位，明确完成时限和标准，每月检查一次，对两次检查工作效果不明显的，由纪检、监察部门问责。去年，共问责干部9人。上述各项机制的创新，切切实实地推进了我县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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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从观察点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县新桥冯村是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之一，多年来全面系统的跟踪调查，真实地记录了农村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如何认识目前农村的形势，努力推进社会主新农村建设，本文着眼新桥冯村这一个体的发展现状，提出一点看法。

一、五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

新桥冯村是一山区，以农为主，经济发展程度居于**县中上等水平。全村315户，1263人，706个劳动力，土地总面积为12864亩，其中：耕地1084亩、林地6650亩、园地155亩、水面945亩、其他土地4030亩。新桥冯村1999年被确定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至今已连续调查了七年。分析历年常规调查资料，新桥冯村五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1、农村经济实现较快发展。2005年全村经营总收入为465.10万元，比2000年增加228.76万元，增长了96.8，年平均增长率19.4。其中：第一产业收入209.69万元，比2000年增加110.25万元，增长了1.1倍；第二产业收入121.57万元，比2000年增中95.17万元，增长了3.6倍；第三产业收入133.84万元，比2000年增加23.34万元，增长了21.1。

2、企业发展有了较大成效。2005年村内企业个数达到13家，其中集体企业2个、股份合作制企业3个、合伙企业1个、私营企业7个。这些企业都属工业型企业，其中红砖制造2家、石英砂加工7家、大理石加工2家、大型玻璃厂1家、粮食加工1家。目前，一家大型养殖企业正在投资建设。2005年全村工业总收入达到97.34万元。企业个数与企业收入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6.5倍、4.5倍。

3、农民职业发生重大变化。2005年全村劳动力的职业分布为：农业劳动者212人，占30；非农业劳动者494人，占70。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之比由2000年的1︰0.55变为1︰2.33。在农业劳动力中，纯务农者为97人，占总劳动力的13.7，这一比例比2000年下降了25.5个百分点。在非农劳动中，外出务工者330人，占总劳动力的46.7，比2000年上升了25个百分点；本地务工者120人，占总劳动力的17，分别是2000年的3.4倍和5倍；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经营者31人，占总劳动力的4.4，是2000年的4.4倍。

4、群众生活得到极大改善。2005年全村人平纯收入为2631元，比2000年增加1208元，增长了84.9，年平均增长率为17。随着人均纯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60户调查资料看，五年来，恩格尔系数由0.53下降为0.42，副食与主食之比由1.36上升为2.27，人均衣着支出由77.34元增加到158.04元，人均住房支出由44.44元增加到621.64元，人均用品支出42.05元增加到333.46元，年末人均货币资金由128.58元增加到460.42元。

5、社会发展取得全面进步。新桥冯村坐落在106国道两旁，组组通路，户户通电。全村83的家庭使用煤或燃气做生活燃料，78的家庭用上安全卫生水，73的家庭拥有电视机，30的家庭住上钢筋混泥土结构的房屋，18的家庭安装了电话，有240人持有手机。

二、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五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建设新农村面临不少困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发展后劲不足。从60户调查资料看，2005年新桥冯村粮食减产11.9，农业减收1.2，农业人均纯收入减少73元。农业始终没有走出徘徊的局面，甚至出现下滑的势头。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①生产结构单一。农业生产仍然是传统的“种粮、养猪”二元结构；种植业上，稻谷、玉米、红苕三个品种的播种面积占80以上；养殖业上，生猪生产占95以上。②生产条件差，农业抗灾能力低。干旱是今年粮食减产的直接原因，粮食靠天收的成份大。全村机耕机播面积仅为92亩，占总播种面积的5。③农业比较效益降低、非农就业机会增多，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下降。④分散、“小而全”式的农户家庭经营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2、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单个家庭难以适应市场变化，抵御市场风险，只有合作、联合，才有出路，才能发展。而现在的农民缺乏合作意识，很难组织起来。从农民自身来说，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农民思想观念参差不齐，集体观念淡薄，对基础设施和公益福利事业不关心、不热心。从外部环境看，重要的一条就是村级集体经济和民间合作组织发展滞后。新桥冯村集体一无企业，二无经营收入，集体负债18万余元，既无力兴

第五篇：从中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看中国新农村建设

从中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看中国新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经济工作的重心在于推进国家工业化，与之相适应，长期实行城乡分隔的体制、政策。因此，建国后的历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都不过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不同方面为建设新家园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十一五规划建议》将中央今后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一轮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开展是否又回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路径？从我国早期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如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何联系？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有何借鉴意义？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

一、早期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封建势力和腐败政治的统治，它们加速了农村社会的衰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日趋赤贫。当时已呈现土地的高度集中，农产品价格低落，耕地荒芜，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在这种背景下，在日趋凋敝的中国农村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苏区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同时，在国统区一些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试验，就是划定一个或几个自然村，成为一个区域。依照一种理想或目标，采用适当的方法与技术，引导农民学习文化，善导风俗，改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建立合作组织。通过对教育、卫生、生计、自治等全方位的改良，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把农民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国民，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奠定基础，为全国的振兴和建设提防方略与借鉴。因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江南北兴起了一个由乡村教育演变为乡村复兴、乡村建设的潮流，形成了颇有声势的社会改良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事业，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身体力行，努力将自己的方案付诸于实践。这些实践活动虽然分布在山东、河北、江苏、广东等地，但最为著名的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和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主持下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旧派。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选定该县作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县。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他主张在农村建立传统文化即封建社会宗法文化为本位的社会，其实现途径就是在农村办“乡学”、“村学”。办学的依靠力量是回乡的知识分子。学校的领导机构是学董会，其成员包括县政府礼聘的乡村领袖、由县政府委任的理事和搞乡村运动的教员三种人士。通过“乡学“、”村学“，对广大农村民众进行教育，使农民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进而建设”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乡学村学在将一盘散沙的乡农组织起来，注意培养他们新政治习惯与团体合作精神的同时，也推行了一些社会改良的工作。此外，乡民通过接受现代农村科学技术教育，也推动了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先进农业机械的运用与耕作方式的改进，有利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从而带动农民生活的增进。梁漱溟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八个字来概括他在邹平试验县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工作，并号召全体村民“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这些正好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中国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应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为主，同时吸收西洋文化科学技术的长处的精神。

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新派。于1926年在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实验。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有四大基本问题，就是“愚”、“穷”、“弱”、“私”。解决四大问题的办法就是教育，即：用“文艺教育”治农民之“愚”；用“生计教育”治农民之“穷”；用“卫生教育”治农民之“弱”；用“公民教育”治农民之“私”。实施这些教育的方式，又有“社会式”、“学校式”和“家庭式”。

这俩个最为著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对全国的乡村建设事业起到了示范与推动作用，而从这些乡村建设实验不难看出，早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就是农民教育运动，也可以视为“教育救国论”在农村中的实践。撇开社会根本制度不说，仅就其内容和方式而言，“乡村建设运动”与《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包括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在内的新农村建设，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乡村建设学派关于“建设新社会必须从乡村做起”的理念，与我们目前“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中国的现代化”的理念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二、中国新农村建设运动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党的文件和各种报刊文章中就有“建设新农村“这一类的提法，但在不同时期，起内涵是各有差异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涵十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1953年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在农村的最后目标十要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就是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旨和工作重心。合作化之后建立的以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为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更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更高形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等一些农业典型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农业学大寨运动几乎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代名词。通过阶级斗争，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是该时期建设新农村的主要方式和基本内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用开始减少，代之以“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之类的提法。从内容上看，在实现了由人民公社到双层经营的体制转变以后，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农工商综合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并首次提出“以工补农”的口号，即在农村内部，通过乡镇企业利润支持农业发展。同时，在“人民事业人民办”的思想指导下，农村的教育事业等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并在总体上结束了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时代。然而，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农村依然落后，城乡差距越来愈大。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一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上了重要日程，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用20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官立民主”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集中概括。后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统一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国各地都先后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的有关工作。

三、新农村建设新在何处

1.新内涵，从片面建设到全面建设。早期的乡村建设或侧重于文化建设，或侧重于制度建设或侧重于农田基本建设等它们都不是全面意义上的农村建设。《十一五规划建议》将新农村的内涵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个字，涉及到农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正确的农村政策的汇集，是党和国家农村工作经验的历史积淀。所有这些，不仅是早期乡村建设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而且也超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2.新动力，从从单一动力到双擎驱动。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局限性的表现之一就在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上，尽管他们希望与农民打成一片而开展试验工作，但实际上，他们与农民的沟通存在许多障碍，使得就像梁漱溟所说“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运动”。而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客观基础已经或正在形成，国家将有能力在财力、物力等硬件方面对新农村建设予以支持，从外部为新农村建设注入巨大推动力。不仅如此，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国亿万农民在思想观念，技术水平，经营能力，文化素质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新体制已经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动力也比以往更加充足。

国家向农村注入强大推动力，农村内部焕发空前活力，双擎驱动加快发展，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又一新亮点

3.新前景，从理想到现实。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农村数量减少，农村空间缩小，已成为大势所趋。农村建设的动力在逐步增大，农村建设的负荷在逐步变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越来越好，以“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为标志，社会注意新农村将迎来由“理想”到“现实”的历史性跨越！

四、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曾经兴盛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终因日本侵华战争与内战的漫延而告终。但在中华大地前后持续近20余年的这一民间社会改良运动，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与借鉴的问题与启示。

1.通过改良，化解社会矛盾。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现实条件下，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但实事求是的看待改良主义在历史上的得于失，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不少知识分子为寻求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提出了教育救国、事业救国、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改良主义主张。这些主张的共同点是在不改变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梁漱溟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在经过了辛亥革命和北伐革命之后，需要的不是民族社会内部的斗争式的破坏性行动，“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这种改造是用和平的、教育的方式，也就是“社会运动者走教育的路，走理性的路”。无疑，这种思潮在过去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三座大山”，没有根本解决之前，中国的农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问题是不可能有根本性改观的。但长期以来，人们把改良与革命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改良主义则是蒙蔽群众，转移视线，削弱与抵抗革命影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潮。因此，对近代的改量运动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严厉批评是不够科学客观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改良主义给予理解，比较客观的评价了乡村建设派的改良措施。认为“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在这里艰苦的工作着“。今天，我们提倡的改革就是一种在保持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积极主动的改良，是一种对现实情况下，积极主动的进行改革，消除腐败，完善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调整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分配，及时疏导社会矛盾，化解冲突，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愿望。应当看到，在社会转型和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经验也是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2.农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近代以来，从马克思对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到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耕者有其田“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打土豪、分田地“、”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栽倒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与土地问题一直是政治家、理论家、社会改革家以及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至今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现在，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员体制”。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的主动权、支配权至今没有完全落实。“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切切实实的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瓶颈。梁漱溟在1973年指出：“中国经济建设，头一步当先集中解决农业上八个问题：1.治安问题2.运输问题3.农民负担问题4.灾害问题5.土地问题6.农业金融问题，树立农业金融系统7农业技术问题，推进科学技术8.农业经营问题，发展合作组织。70年前罗列这些问题，70年后依然需要加大力气去解决。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庞大农业人口的国家，”三农“问题决不仅仅是只关乎农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全中国人的问题。正因为大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1930年之后，全国上下都在一致呼吁要救济农村，复兴农村。“农为国本”，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国家安。尖锐复杂的现实问题，自然而然的使人们联想到七八十年前的那批知识分子对解决当时农村问题的探索，联想到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知识分子可以起到的作用。

3.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为解决“三农”问题贡献力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面对社会最地层的广大农民，以启迪民智，培植国本，振兴民族的一次新的启蒙运动。是启发农民行动起来自觉培养现代国民意识，养成合格公民的一次伟大实践。是近代知识分子超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生存路径，走出象牙塔，深入民间，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一个壮举。梁漱溟当年曾指出：“在城市过剩的知识分子，挪至乡村，即有伟大的作用。”可以为乡村“添喉舌，添耳目，添脑筋”，进而“划除愚蔽，喊出祸害”。如此“乡村建设便成功了一半，中华民族的前途有了希望”。当年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次日，就只身于奔赴大西洋彼岸法国的华工营，投身于华工平民教育。1920年，他回到中国，又立即义无反顾的投身于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掀起了“博士下乡”热潮。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为同情农夫而执严”，敢于“廷争面折”而发“一代直声”。晏阳初则远赴亚、非、拉，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投入到国际乡村建设中去，继续苦干！毛泽东曾指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今天，中国需要更多知识分子走向农村，走向民间，为农民的福祉而工作。农村的变革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召唤新一代知识青年重返民间。

4.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三种力量的合作。在长期的实验中，乡村工作者共同的感悟是：要与农民打成一片，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就会出现“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果。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当今的“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谁是主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此，晏阳初始终都有明确的认识。1937年在定县开展实验时，他说：“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里的人为主力。”，“从事这一实验的主力应当时平民自己，他们时社会改革的主力„„一切计划、方案及方法，都需要与他们共同商量研究”。“我们切不可操之过急，一厢情愿，简单从事，包打天下。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历史经验表明，在乡村改造、新农村建设中，三股力量的通力合作，积极配合是取得成功反而重要条件。这三股力量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政府.5.强化村镇建设。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乡村是农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地方，是中国社会系统的基础及细胞，村政是检测社会政治清明程度的晴雨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暴动，不少是与基层的弊政有关。今年来发生在各地的农民上访、请愿等群众性聚集事件，也多由村、乡、镇、县基层干部的处置失当或作风不良甚至腐败、恶政引起。如今，中央把“三农”问题列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推动农村改革。如何保证中央的亲民政治落实到基层的乡村，是关系到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在农村实行民主政治、引导农民自治，进行民主管理，普及教育，提高农民及基层干部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和现代公民意识，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注意。近代以来，曾有人提倡所谓“村政理论”、“村本主义”、“村本政治”抛开其封建内核不论外，应当说人有可借鉴的价值。

6.注重“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着力文化改造。梁漱溟曾把乡村建设的要旨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在他看来，这八个字正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两大长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缺陷。乡村建设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改造的工作。因此，乡村建设的第一要务是引导农民改变千百年来各顾身家和疏离散漫的陋习，引导他们组织起来，以“人”为本，走合作的道路，健全政治机构，以集团的力量参与国际大竞争。此外，单就乡村的经济建设而言，也必须走合作的道路，走“从农村引发工业的”道路，而不是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商业来发达工业的路子”，以实现农业、工业自然均宜的发展。其次，乡村工作者还认识到：科学若不与乡村发生关系，科学在中国就不会成功。没有科学技术，中国不会进步。缺乏团体组织，中国不可能自保与独立，甚至无法在充满竞争的现代世界生存。所以，当时的许多组织，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引进科学技术于农业生产，推行科学耕作、科学经营、科学生活。而科学技术的引进与利用，也一定要依靠联合起来的合作组织。二者的相辅相成，才可以保证中国的自主独立。

所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无论从时间和现实的空间来说，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实践着，进行着的事物，所以，在当下新农村建设中，应当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通过对其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建国以来所经历的农村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的研究，才能更好的揭示今天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行性，并从中汲取经验，得到启示，从而更好的实践和开展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