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机关党建与农业农村发展良性互动经验汇报[五篇材料]

第一篇：实现机关党建与农业农村发展良性互动经验汇报

市委农工委作为市委农业农村工作综合部门，承担着农业农村工作综合调研、指导服务等职能，工作成效直接关系党的农业农村政策落实，更关系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幸福。一年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直机关党工委的关怀指导下 , 以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为主线，以机关党建凝聚人心、提高战斗力，以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检验党建成果，实现了机关党建与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良性互动。机关风清、气正、劲头足，农村增产、增收、面貌新，城乡一体化明显推进。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狠抓党建凝聚人心，打造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集体

作为市委工作部门，我们始终 按照“抓党建、带队伍、促工作、创一流”的总体要求，把党的建设作为机关建设的灵魂，作为“一把手”工程常抓不懈。在具体操作上，坚持以规定动作夯实基础，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以自选动作体现特色，树立机关整体形象，机关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升。无论是中心组理论学习、“三会一课”，还是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效率年活动，我们都以严格的制度约束，扎扎实实地完成每一个规定动作，确保不走过场，夯实党员干部的理论基础，坚定科学发展理念，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意识，党员干部素质明显提高，5+2、白 + 黑成了机关干部的自觉行为，机关面貌焕然一新。在自选动作上，我们着重突出部门特色，以特色求突破、树形象。一年来，我们成功召开机关党委换届选举大会，既选出了充满活力的新一届机关党委，又让全体党员受到了一次庄严的党性教育；在中心组和党日学习中，我们紧紧围绕把十七届三中全会和省委七届四次全会精神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把我市农村改革发展推向前进，举办了独具特色的“情系三农服务三农”主题论坛。在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中，我们注重与中心工作相结合、与“岗树一念、人练一招、处谋一策”活动相结合，总结探索出了农村科学发展的“八种模式”，被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赵勇称赞为 “农工委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抓得实、工作有创新，值得推广！”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创造新农村建设的辉煌业绩

一年来，我们 紧紧围绕 市委提出的“开放创新，富民强市，把新**建设成科学发展示范区和人民群众幸福之都”的奋斗目标，寓党建活动和创建科学发展示范机关活动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伟大实践，在实践中丰富理论更新观念，在实践中制定政策完善规划，在实践中创新机制探索路径，党员干部的综合协调、工作指导、调查研究、督导检查四项能力大大提高，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一是探索了八种模式，实施了 53 个乡镇、232 个村、30501 户以“六个一”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旧民居改造和 76 个村的新民居建设试点示范工程，省委书记张云川、代省长胡春华给予充分肯定；省委常委、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纪委书记藏胜业于 12 月 8-9 日在迁安与张和省长一起主持召开全省贯彻落实省委七届四次全会精神暨新农村建设观摩汇报会，观摩我市典型，推广我市做法 ；二是参与组织了绿化攻坚行动，掀起**生态建设高潮；三是坚持 边学习、边探索、边实践，通过培训、观摩、指导，打造了丰南区黄各庄等 22 个乡镇、迁安市唐庄子等 116 个村科学发展示范乡村典型，成为全市乃至全省学习的榜样； 四是农村民居建设“六个一”和农业内部循环生产两个科学发展模式试点示范工作顺利推进，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科学模式广泛推广；五是圆满完成了领导大接防活动中 21 个信访案件的督办落实工作，促进了农村和谐稳定；六是实施了**市农业科学发展示范工程，促进了全市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和奶业振兴；七是组织开展了**市新农村建设规划方案和民居建筑设计大赛，优秀设计将编入《**市新农村民居建筑优秀设计图集》，免费向全市农村发放，供农民群众选用；八是重点抓了 452 个村的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全市开展创建村累计达到 3485 个。九是围绕“五个一体化”，建设“五个体系”，实施“五个示范工程”，实现“五个无障碍”，达到“五个起来”，城乡一体化全面推进；十是完成了八项城乡一体化课题研究，成果通过专家鉴定，城乡一体化理论研究取得新进展；十一是参与起草《中共**市委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加速实现城乡等值化的决定》、市委市政府《 2009 年农业农村工作要点》等重要文稿，为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发挥参谋作用。

抓机关党建工作，离不开领导重视。我们 把党的建设作为机关建设的灵魂，作为“一把手”工程常抓不懈，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使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在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工作上同步，杜绝了党建工作是党委少数人工作的倾向。党建工作既要作为党员的义务，又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我们之所以能取得党建和

第二篇：实现新农村建设与小城镇发展的良性互动

实现新农村建设与小城镇发展的良性互动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9-07-23 16:38:00 ]作者：未知编辑：studa090629

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从我国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和“三农”问题实际出发，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方案。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做出了更加细化的界定。从我国的国情和农村发展情况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要否定我国的城镇化道路。而推进城镇化，即使我国的城镇化程度达到60%，仍然会有五六亿人滞留农村，所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也必须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它们都与解决“三农”问题有关。对此，积极探索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的互动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双重驱动，这会对我国欠发达地区城乡社会经济摆脱“二元”结构的困境提供有益的思考。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理论依据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低水平的产物，又是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城乡协调发展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城镇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以受其影响的广大农村地区作为腹地而存在，发挥扩散效应与回流效应，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不存在战略重叠和现实矛盾。目前，有关城乡联系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较多，这为我国确立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的互动战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

推进城镇化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载体。一方面，有利于人口及经济活动由农村向城镇集聚；另一方面，伴随着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善，投资需求随之增长，直接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这是必然发生的共生现象。围绕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发展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刘易斯模型认为，在二元经济中，传统农业部门最大的特点就是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由于工农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有一种向工业部门流动的趋势。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流动的趋势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为前提的，弥补了刘易斯模型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托达罗系统发展了这一论断，建立了一个解释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转移的模型，该模型认为剩余劳动力的区域转移是理性的经济行为，迁移决策取决于城乡之间预期工资差异。可见，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化农业就必须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这种转移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乡之间工资预期的差异，这是政府主导、农民自觉、市场自发三方博弈的结果。结合我国具体现实，在城市“异质性结构”存在的前提下，可行的办法就是建立适量的小城镇就地转移，实现离土不离乡。

（二）非均衡增长理论与城市中心论

非均衡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效益的存在，在市场力量的引导下，经济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倾向于某些区域，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发挥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在实现增长极对外围产品的需求和技术创新的扩散的同时，实现各种生产要素资源从外围向核心区的流动。这些理论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强调通过资源要素从

城市向农村的流动来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带有明显“城市偏向”倾向和城市中心色彩。实现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的互动发展，一方面需要选择适合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通过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效益推动城镇化，加快要素资源的合理整合，实现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另一方面需要克服非均衡增长理论与城市中心论的误区，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是长期以来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战略选择和城乡发展政策供给不对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利普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城市集团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通过“城市偏向”政策使社会资源不合理的流入自己的利益所在地区，最终损害农村地区的发展。

（三）城乡联系模式选择理论

关于城乡联系模式的选择，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早就提出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经典模式，即城市-工业导向模式，这一联系互动模式主要通过城市中现代工业不断吸纳农村中剩余劳动力来实现。在这里主要结合契合我国现实的“城市-城镇-农村”联系模式进行分析，尽管其表现形式多样，有的强调农村城镇的发展，有的强调城乡协调发展，有的强调城市的均衡布局，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强调广大农村地区小城镇的发展，以城镇为中介，实现城乡联系。因为小城镇作为农村经济、文化中心，通过其辐射作用，可以实现农村向城市的自然延伸。

另外，小城镇作为农村的区域中心，具有很强的集聚扩散效应，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将各种生产要素聚集起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农村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弗里德曼认为，集中发展中心城镇，一方面可以分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规划与权力机构，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场所，极大地降低农民的交易费用；费孝通认为，乡镇企业和农村小城镇建设对于打破城市和乡村封闭隔绝的状态，实现城乡要素在产业上的协调发展，形成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网络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互动中存在的不协调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存在联系的两个经济区域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在造成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同时，又将现实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叠加在一起，导致建设新农村与发展小城镇在契合和互动中存在诸多不协调。主要体现在：

（一）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不协调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化浪潮的兴起，农村地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基本上脱离了农业。但是，由于这种转移没有纳入正式渠道，是一种暂时性的转移，户口常住地依旧在原籍，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既非农民，又非城市居民的“两栖性”游离阶层。这种离农人口的“两栖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就会出现逆向转移。这一阶层的出现对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发展乡镇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弊端。

“两栖”人口因为其对土地的复杂感情，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土地，而将其视为一种职业保障或发生不测风云时的退守阵地；另一方面在农业与非农产业比较利益反差极大的条件下，他们又不愿意在农业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依旧实行粗放经营。“两栖”人口对于所从事的非农产业怀有不稳定心理，没有长期规划，也不愿意进行大规模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再生产投入上举棋不定，不利于农村分工分业和城镇建设的发展。他们虽然增加了许多收入，但不愿意把这些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将钱用于生活消费上，这种状况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少“两栖”人口在农村和城镇占有双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设施，从宏观上、微观上都造成了

资源的浪费，同时他们却并不因为拥有双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得到较高的经济效益和消费效用。

（二）新农村建设与小城镇发展土地资源利用的不协调

大力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村城镇化作为建设新农村的必然选择，其本来要旨在于在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或农村转变为城镇的过程中，实现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向城镇现代化水平转变。可是，在小城镇建设中，由于选择的偏差、定位的误区以及农民的漠视，致使盲目的城镇化，不仅没有促进农村和谐秩序的演化，反而使得现有的农村秩序受到很大的破坏。一方面，就环境而言，小城镇大多数都以落后的传统产业为主，规模较小，无法发挥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但投资巨大，结果致使农村环境污染严重。这样，不但没有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反而极大地恶化了农村现有的生态秩序。另一方面，盲目的城镇化，使得“造城”运动和“圈地”热潮如火如荼，在造就新的城市贫民的同时，又在大量吞食着农民的廉价土地。另外，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速，小城镇数量开始猛增，土地资源利用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许多工业园区侵占良田，环境污染严重，建设用地盲目扩张，占用耕地过多，小城镇建设用地粗放利用，这些都是与建设新农村的初衷相悖的，已成为制约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互动发展的重要阻碍。

制约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良性互动的因素分析

（一）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协调的因素分析

小城镇是城市中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扩散的桥梁，也是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平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确保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我国确立了严格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徙的户口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包括小城镇的流动。20世纪80年代，迫于农村改革和农村非农化的强烈需要，政府有限度地对传统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做了很小范围和程度的开放，致使户口不发生变动的非正式人口流动成为人口流动的主流。可是，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虽然脱离了农业生产，但是又不能彻底地转移到小城镇中去从事非农产业，而是在进行二、三产业的同时，仍没有完全割断同土地的关系，广大农民工在农村与城镇之间游离着，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游离阶层”。这种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既不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除此之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不活和土地收益率低下也是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在我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之下，由于土地流转的内生机制不健全和外部环境不成熟，致使许多农民转向非农产业，但又不愿意放弃小块土地的经营权，土地社会保障功能不断强化。这样就会降低农民非农业生产投资预期，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相对自由转移。另一方面，在土地及其它生产要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于客观上存在投资报酬递减规律，农业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趋于递减。如果剩余劳动力未转移出去，则必然造成潜在的农业待业劳动力的增加。如果把所有的劳动力都投入到数量固定甚至减少的土地上，则必然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土地收益率的低下。

（二）新农村建设与小城镇发展土地资源利用不协调的因素分析

新农村建设与小城镇发展土地资源利用的不协调，最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缺乏统筹和长远考虑，造成小城镇用地规模失控，不仅没能体现效益，反而恶化了农村现有秩序，在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对农民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耕地面积却大幅减少。当然，在小城镇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城市人口比重日益增加，还是城市自身规模的扩大，都必然伴随着城镇建成区的扩大和耕地面积的减少，这是任何国家城镇化的必然趋势。

在我国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一方面，由于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缺乏科学合理的统一规划，与城市规划脱节，忽视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忽视城镇体系规划，缺乏应有的权威性、指导性和实效性，在缺乏项目、资金和第二、三产业集聚规模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粗放用地。

目前我国大多数小城镇在用地结构方面普遍存在着居住用地比重过大，公共设施用地和绿化用地比重偏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其原因在小城镇用地布局方面，存在着乡镇企业、村庄和小城镇布局过于分散，城市内部道路建设不规范，功能分区不明显，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低，建筑物布局零乱等问题，导致小城镇土地用地结构不合理，土地利用率低下，城市集聚效益降低，生态环境较差，城市的自然人文景观缺乏特色等。

另外，由于我国小城镇的发展绝大多数是依靠农民自发形成的，小城镇建设资金的严重匮乏是制约小城镇发展的首要因素。在小城镇发展初期，只能采取低成本扩张的政策，以地生财以大量占用耕地为代价。这种重外延轻内涵的小城镇发展战略模式，使小城镇的用地规模无限制的扩张，耕地占用面积迅速增加。

实现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对策选择

城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所在，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利于城镇化发展。如何克服建设新农村和发展小城镇之间的不协调，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

长期以来，以户籍制度为根基的城乡分割体制是农村人口不能自由向城市迁徙，将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集团。直到20世纪80年代起才开始松动，市民所享有的特权逐渐开始弱化。户籍制度及其管理方式不应当成为人为的区分人们社会身份的标志，应适应我国经济非农化和市场化的需要，逐步并最终彻底剥离粘贴在非农业户口上的一系列无偿的社会经济福利，实现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实行以迁入地和常居地管理为主的管理方式，鼓励有固定住所、有合法收入的农村人口或外来人口办理城镇常居户口。这能有效地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克服凝滞性强、附着性大的配置陷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实现彻底转移，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转移劳动力原来承包的耕地，避免大量的亦工亦农的兼业化现象。为此迫切需要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的创新，促使转移土地的劳动力向种田能手集中，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从耕地退出的角度看，应该让退出耕地经营权的农户仍能凭他们原有的土地经营权而获得经营权的收益。从耕地流出的角度看，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培育、造就一个懂经营管理的阶层。还要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以企业式的管理、核算和收入分配模式取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不计效益和成本的家庭耕作模式，逐步将传统的家庭式生产组织改造成企业式农场。这样才能更好地契合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要求。

（二）建立统一协调的区域规划体系

2004年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后，我国土地管理进入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阶段，除生态退耕还林还草外，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成为我国土地管理工作的重大战略和艰巨任务。然而城镇化必然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我们既要反对那些因害怕失去耕地而不搞城镇化的典型的“小农意识”，也要防止出现忽略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的基本国情，片面追求城镇盲目无限制扩张的错误倾向。中国式的城镇化道路只能是以保护耕地为前提的城镇发展模式。也就是说，在城镇建设占用耕地的同时，必须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开垦同等数量和质量的耕地，以保护一定区域内的耕地总量不变。因为小城镇建设不仅关系到自身发展，而且事关区域以至全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

小城镇发展战略不仅要因地制宜科学地选择能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和用地模式，而且要始终坚持法定原则，以小城镇区域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科学合理地确定小城镇用地规模和布局。这就需要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小城镇发展引导和调控作用，坚持用途管制制度，建立起统一协调的小城镇区域规划体系，正确引导农业结构调整使耕地数量增加的同时提高新增耕地的质量，避免小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脱节，防止小城镇建设片面追求外延发展规模，用地粗放，浪费土地和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使小城镇建设步入有序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毕世杰.发展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第三篇：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

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

[摘要]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建立新型乡村管理服务体制的重要标志。当前，需要在强化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健全、完善两者间的衔接和互动机制。

[关键词]乡镇政府行政管理； 村民自治； 有效衔接； 良性互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2008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重申了这一要求。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建立新型乡村管理服务体制的重要标志。本文拟以村民自治为切入点。探讨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相关问题。

一、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必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和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农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来保障经济上的自主权利，村民自治顺时而生。1982年宪法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宪法地位，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对村委会的性质、地位、职责、产生方式、工作方式等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98年11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它对“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做了具体规定。“四个民主”的提出及完善，对指导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现村民自治，实质包含两个方面的目标要求：一方面要求村民委员会逐渐摆脱乡镇政府的行政干预，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建立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基层治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相应的变革，乡镇政府职能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全能型、管治型政府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型、服务型政府。为此，进人新世纪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在农村进行税费制度方面的改革、加强基层执政能力建设等，来推进两个目标要求的实现，以探索新的农村管理体制，构建和谐农村社会。但从总体上看，这两个方面的目标要求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首先，从村民自治的发展来看，村民自治在总体上固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自治效果并不理想。问题主要有：(1)村民自治在一些地方并未走上正规，其应有功能未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如村民制度化参与率不高，村民自治往往变为“村委会自治”，甚至演变为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一个人说了算。(2)农村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对村民自治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社会转型导致农村社会分化和心理意识多元化，农村由过去以农民为主体逐渐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村干部、农民劳动者、农民工、个体私营企业主等，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从而导致村民集体意识逐渐淡化和薄弱，自我中心意识明显上升，家族中心主义凸显，对农村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其次。从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来看，大多数地方的乡镇政府仍然习惯于“管治”思维，开展工作以单一的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只对上负责，将工作指标层层分解下压，甚至强制村民自治组织完成“任务”。导致村民自治的内容和职能受到行政行为侵占和排挤，村民委员会成为准政府组织，沦为实现行政命令的一种工具。

综上所述，村民自治在发展中面临一些难题，亟须在乡镇政府的宏观指导下、在加强自治组织能力建设的基础上予以解决。而目前乡镇政府在宏观指导上的缺位与农民群众期望乡镇政府的有位、有为形成较大反差；与此同时，乡镇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滞后，重管治、轻服务，甚至仍然管着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其管治方面的越位、错位以及服务方面的不到位。不仅对村民自治产生极大侵蚀，也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新型乡村管理服务体制亟须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着力点

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重点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规范乡镇政府活动范围和工作内容，提高乡镇政府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改革乡镇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加强群众监督，调动群众参与行政管理的积极性。

乡镇政府必须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者的角色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责任者的角色，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把服务型政府理念具体化、明晰化并落实到位。具体来说，乡镇政府应注重履行好以下职能：积极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综合生产力建设，增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发展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强化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同时，乡镇政府应充分保障农村基层群众各项民主权利，严禁干预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不得要求村民自治组织承担依法应当由政府及其部门履行的职责。对需要村民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办理的具体行政事务，应由乡镇政府统一与村民自治组织签订委托和购买服务协议。明确工作要求、目标任务和经费支付方式。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得如何，工作绩效如何，群众最有发言权。要打破封闭的政府政绩自我评估体系，建立群众评估制度，使乡镇政府行政管理的全过程处于农民群众监督之下。为此，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乡镇政府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增强行政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决策切实集中民智。体现民意。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尤其要注重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在联系群众、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按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同时加强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协调、服务和帮助，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和能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村民自治必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把“四个民主”和“三个自我”贯彻落实到实处。要强化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建设，建立民主选举与竞争上岗相结合的选人用人机制，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增强村民自治组织的生机和活力。要完善村务公开制度，凡涉及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事项，尤其是重大村务和财务。都要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提高村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村民委员会尤其要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互助性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依法独立开展活动的自主权，保障各类经济组织和村民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要增强村民自治功能，扩大村民自治范围，积极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行政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村民自治的效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乡镇政府的指导、协调、服务和帮助。要建立健全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工作联系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听取意见制度、监督反馈制度，真正发挥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作用。乡镇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推动驻村的文体教育、休闲娱乐场所向村民开放，鼓励和扶持村内及周边有关实体按照共驻共建、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为村民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乡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为村民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经费和条件，并对工作实绩好、群众满意度高的村民自治组织。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不断加强对农民群众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成员的教育培训。进一步强化其法治观念和民主意识，增强村民自治能力，提高村民自治水平，使村民自治组织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四篇：创业服务与项目建设实现良性互动

创业服务与项目建设实现良性互动

湾里区以服务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和鼓励创业为重点，不断完善推进机制、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效能监察，实现了创业服务与项目建设的良性互动。

第五篇：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

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三个确保”，即确保 了粮食生产不滑坡，确保了农民收入不徘徊，确保了农村发展好势头不逆转，推进了城乡统筹发展，实现了农村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

今年的农业农村发展，要在去年增产增收的高基数上继续前行，要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的高风险下稳中求进，要在外部环境很不确定的高变数中迎难而上，挑战前所未有，任务十分繁重。越是国内外经济环境错综复杂，越是国内外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越要把加强农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越要在“三农”工作上狠下功夫，只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产品供给充分保障，才能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才能激活消费，扩大内需；才能夯实基础，赢得经济发展掌控权。

现代农业模型：规模型、标准型、加工型、品牌型、安全型、生态型农业

加快水利设施建设，夯实现代农业强镇的发展基础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聚焦水利建设，并且大幅度增加水利投资。一是人饮水利。二是安全水利。三是丰收水利。四是法治水利。

经济发展方式：创新管理、和谐发展（社会稳定和矛盾）乘势而上、跨越发展共建共享、人本发展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转形升级、优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