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人口流动现状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部分变成移民部分
更加流动
http://.cn2010年02月12日23:33瞭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董振国邓华宁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在调查新形势下我国流动人口变化趋势时发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结构的“倒逼”压力下，我国流动人口在流动性、流动方向和结构上发生很大变化：人口流动从东向西、从南向北、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发生深刻转向，一部分趋稳融入城市，另一部分更趋流动。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农民工群体，可转移青壮劳动力正在被吸纳殆尽，3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尤为偏紧，结构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这些新变化和新趋势对于流动人口管理提出了新课题。流动性分化趋势显著
本刊记者在一些流动人口输出、输入省市采访时了解到，当前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正在发生变化，表现在流动性上呈两极分化态势，部分就业和收入稳固的群体，移民化倾向明显，出现“流动人口不流动现象”。另一部分收入水平较低且不稳定的群体，呈现加速流动趋势。农民工是流动人口主体，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注重家庭成员的团聚。接受本刊采访时，山东省公安厅户政管理处处长张广桐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涂永森等认为，现在农民工正从以前男劳动力外出“独闯”，逐渐演变成现在夫妻二人同时外出务工以及携子女外出流动的形式，农民工“家庭化”的趋势明显。另－方面，农民工居住形态的稳定性也在不断提高。据浙江省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工中居住在出租房屋和单位内部宿舍的比例逐年增加，并且已经占到农民工总数的86.37%。
部分流动人口开始追求融入当地，长期生活在一个城市，并开始购房安家。这些群体除了大学生、白领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外，也有一些事业发展较为成功的农民工。各地情况显示，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稳定居住的持续时间逐年增加，“移民”倾向渐趋明显，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事实“移民”。上海市近些年流动人口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口会在城市逐步沉淀下来，稳定居住在城市中。
而另一部分呈现加速流动趋势。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户政处处长黄清向本刊记者介绍，苏州市每半年就有50%以上的打工者流动走，暂住半年以下的54%，半年到一年的31%。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局户政处处长黄成龙介绍，广东省出租屋内的外来人口几乎一年之内发生一次流动。深圳市宝安区民治派出所所长陈小彪告诉本刊记者，其辖区流动人口流动更快，每季度就有30%流动走了，当地企业富士康公司由于员工基数很大，有时候短期内就有上万人进出。
据多个城市人口管理部门介绍，流动性强的群体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发达地区，在一些企业打工的农民工流动性大，他们也不愿在城市安家落户。尤其是，简单加工企业工人流动性极快，上岗和离职转换速度非常快，许多农民工都抱着随时走人的想法。
新型“双向流动”
长期以来，我国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东部沿海一些大城市、加工制造业产业聚集区，珠三角地区尤为密集。近两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向呈现三个趋势，一是开始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分散；二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由珠三角向长三角，再向京津等北方地区流动；三是在一些省区内，流动人口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成贵分析，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仍是农民工，而制造业和建筑业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领域，这种流动人口构成格局，决定了流动人口大的流向受产业布局影响很大。
去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源需求下降。据广东省劳动部门调查，当地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相对落后的地区转移，不少原来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不断转向全国其他地区。
而作为农民工输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经济发展较快，也成了农民工的有力吸纳地，农民工流向将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中西部地区就地就近转移逐步加快。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近几年，广东、福建等传统流入大省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在中西部地区、东部其他省份和境外就业的比重都有所上升。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加快。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比例有所下降，而在地级市和县级市务工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上升。本刊记者在山东的滨州、菏泽、江苏宿迁、淮安等地采访时了解到，2008年底以来，外出农民工纷纷回乡就业。一是原先东南沿海部分企业倒闭停业，再是本地区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企业新增加较多，用工猛增。而且这些新投资企业工资待遇较高，一些农民工算账，到外省就业成本较高，不如在当地就业。
农民工回乡创业步伐开始加快，新型双向流动正在形成。
结构矛盾凸显
本刊记者在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了解到，近些年，各地不断加强劳动力转移力度，许多地方农村可转移的劳动力已大部分实现非农就业，转移潜力已经很小。因而，我国流动人口总体数量将保持稳定。但由于农民工群体文化水平偏低，一些较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足，流动人口供需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地方的“民工荒”现象加剧。
据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介绍，经过近30年的持续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区农村青年剩余劳动力正在被吸纳殆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表明，3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有近80%已转移到非农产业。3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供求明显偏紧。
广西是广东省第二大劳动力输出省区，涂永森介绍说，全区80%的外出农民工在广东就业，现在劳动部门到各地组织农村劳动力输出，举办招聘会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各地反映农村青年出去得都差不多了，剩余的人已很少。“最近，广东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请求我们帮他们招人，给出了相当优惠的条件：月薪1500～2000元，还包吃包住，光一天的伙食费就有21元，而且农民工可签长期合同。我们在全省发布了信息，还在《南国早报》登了广告，计划招8000人，但报名的只有300多人。近几年，农村可新增转移的劳动力一直维持在六七十万，现在应该到顶点了。”
本刊记者在沿海地区调查发现，接受过职业培训、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供给严重不足。从2002年开始，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熟练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的现象。2003年以后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2005年以后“民工荒”现象开始蔓延到内陆一些地区。在今年经济逐渐回暖后，东部沿海地区“民工荒”更加突出，而且呈现“普工荒”与“技工荒”并存局面。
在山东省威海市，服装、电子企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竞争激烈，个别企业甚至把招工广告贴至同行企业的门口。为稳定职工队伍，不使熟练工人外流，许多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待遇。威海市一家大型服装企业2009年末的工资比2008年同期平均提高了近200元，但满意的熟练工人仍然有缺口。□
第二篇：中国的人口流动现状
中国的人口流动现状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0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
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解决就业问题。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家庭化趋势是人口流动的新特征。
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建筑、商业、饮食、环卫等行业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做出了贡献。
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地务工经商获得的收入，成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流动人口在务工经商的过程中，获得各种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为农村地区培养和储备了人才。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城市数量从1992年的517个增加到2000年的663个；镇从1992年的10587个增加到2000年的20312个。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由1990年的26.23%提高到2000年的36.0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引导国内人口合理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等措施,降低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通过优先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老年人投靠子女问题等,加快了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迁移和流动；通过积极解决流动少年儿童教育问题等,为人口流动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农村劳务输出，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机会等。
第三篇：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
专家称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 流动机制不公[转载] 2010-11-03 10:41: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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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LOFTER客户端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阶层固化”挑战中国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读书者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誉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打工者改变命运的梦难圆“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既得者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房子。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专家访谈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现代化有倒退危险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社会渠道开放不够“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流动真的减少了吗？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第四篇：春节期间中国人口流动现象分析
春节期间中国人口流动现象分析
学号：5*** 姓名：聂耳聪 成绩：
【摘要】 春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回家过年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春节期间出现了集中的“返乡潮”，“春运”难题更是应运而生。本文想从传统和现代两个角度对该现象的背景、成因进行分析，并对未来这一现象的趋势做出解释。
【关键词】春运；春节；人口流动；城市化；假日经济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上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习俗。在传统社会，一个大家庭团聚在一起以各种形式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向彼此表达美好的祝福。千百年来春节已成为炎黄子孙心目中一种喜庆团圆的文化象征，具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感。它以“辞旧迎新台家团圆”为特征，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因此就有了每年春节前后被称为“中国最大规模的周期性人口流动1”的春运2，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转型期的现代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
一、“春运”现象的形成及背景
1.“春运”现象的出现
春节期间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现象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走出乡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规模的扩大而出现，大量农民抛妻弃子只身一人来到城市打工，到春节在集体返乡。1989年，中国媒体开始大量使用“春运”这一字眼。3
2.“春运”的含义及规模
以春节为界，节前15天，节后25天，共四十天，为此由国家经贸委统一发布，国家各相关部门按此进行专门运输安排全国性交通运输高峰叫做春运。42001年全国春运共运输旅客16.6亿人次，2002年上升到17.4亿人次，2003年突破18亿人次，2005年突破19亿人次，2006年首次突破20亿人次大关5。如今每年“春运”期间，在40天的时间里，人口流动的人次将近30亿人次，超 1人口流动：由于计划体制下户籍制度的作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口迁移是指户籍登记地的永久性改变。而事实上，存在大量非户籍登记地或居住地非永久性的改变，这种情况常常被称为人口流动，包括离家外出工作、读书、旅游、探亲和从军。来源：百度百科“人口流动”词条。2王元媛，《春运中国最大规模的周期性人口流动》，载《交通世界:运输车辆》, 2010(4):65-69。3华南，《春运流动中的乡土情结》，载《中华儿女》, 2016(3):44-47。4华南，《春运流动中的乡土情结》，载《中华儿女》, 2016(3):44-47。5段成荣，朱宝树，崔传义，陈友华，《春运与人口流动》，载《人口研究》, 2009, 33(1):30-33。过世界总人口的1/3，并且仍处于上升趋势。
3.“春运”现象产生的背景
中国“春运”现象产生于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企业数量增多，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大。同时，城乡劳动收入差距，城市更加丰富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以及更先进的生活方式也对农村劳动人口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国家也逐渐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在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双向推动作用和国家政策的促进下，城市非户籍人口大大增加，农民外出打工形成热潮。1980年代初，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打工的农民人数估计不超过200万人。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增加到8000万。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亿人以上2。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数为2.63亿，达到了人口总数的19.6%3。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构成了春运的“主力军”，伴随着人口流动大潮，春运高峰随之而生。
二、春节期间中国人口流动现象的成因分析
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人口流动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显著特征之一。“春运”这一社会现象正是传统社会的习惯与现代社会的特征冲突的产物。因此，对于该现象的成因分析也应该从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情况两方面去把握。
1.中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乡土情结
中国古代几千年稳定保持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使中国人对家庭产生了更多的依赖性；并且中国长期受到儒家礼治这一思想的约束和规范，个人在礼的教化中对维持家中的亲情有了更多道德层面的义务，十分重视亲情。有学者精确地指出，“传统的农耕文明使中国人不愿意背井离乡；浓厚的亲情伦理使中国人不忍心背井离乡；缺乏探险精神使中国人不敢背井离乡。”4中国人的这种乡土情结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作为抒发情感的主旋律之一，表现的尤为淋漓尽致。如贺知章名作《回乡偶书》中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等。
春节作为中国文化中最有分量的传统节日，成为了乡土情结的重要表达载体之一。春节以阖家团圆为过节的标志，以拜年为过节的重要活动。春节的团聚和 11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29547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8896元。城乡收入差距为3倍多，并且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其中一部分源于中央对农村和农民的惠农政策，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属于转移支付，并非农民的创收。2李灿，《基于春运视角分析我国劳动适龄人口迁徙动》，载《经营管理者》, 2014(6X):125-125。3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4舒志武，袁炎林，《中国人的乡土情结》，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2):150-155。走访是增强家庭凝聚力，加深乡里乡亲的感情的重要方式。这种乡土情结也表现为一种归属感或归宿感，春节回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共同体的温馨1。
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使中国人在春节有回家过年的强烈意向，就像候鸟受到身体中的某种指令在气候变化时会坚定的飞向远方的目的地一样，只要身处异地，对归乡的念头就会在春节来临前夕分外强烈。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热潮使个人归乡的行为群体化、集中化，大量的外地打工者同时在乡土情结的驱使下春节前返乡过年，春节后离乡打工，便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春运”这一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社会现象。
2.我国城市化发展存在滞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就业的热潮，然而这些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却是非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却不能成为城市居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没有固定住所，不能举家搬迁到城市，难以扎根到城市。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家庭关系网和社会圈子依然在农村老家。
根据目前众多研究结果所表明，我国城市化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2。这种滞后主要表现在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业化的滞后，其中我国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的滞后又更为明显。城市的结构规模与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不协调，因此大量的农民工只得承担产业工人的职能，以此和城市产生关系，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却仍然保留农民的身份，不能长期的留在城市。许多农民的妻子和子女无法一同生活在城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还一度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国家的政策照顾3。
城市化的滞后使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家庭和生活的共同体仍保留在农村，因此，许多城市务工的农民若想在春节与家人团聚，感受共同体的温馨只能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农村。
3.假日旅游经济的持续繁荣
春节既有传承传统文化载体特征，也有节假日的特征。节假日现代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选择在节假日期间集中旅行。春节作为一年当中天数最多的法定节假日，更是造就了旅游经济的繁荣。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数据，2016年春节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3.02亿人次，其中过夜游客7086万人次4。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人们不再满足传统的除夕守岁，而是在春节选择大量精彩纷呈的旅游产品外出过年。寻求气候、民俗和文化的差异成为人们春节外出的主要动 “ 亲子游”、“家庭游”等旅游项目，使 12周建国，《春节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载《社会》, 2002(2):19-21。周建国著：《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3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46号，2012年8月30日。4国家旅游局：《2016年春节假日旅游统计报告》。人们以另一种方式感受到家庭团聚的浓浓年味。
由于假日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大量在春节期间以旅游为目的的出行也是人口流动的一种形式。这个流动人口规模虽然比不上在外打工者的返乡人口规模，但也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三、未来趋势
随着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开始被破解1。要想从根本上缓解春节期间人口大规模流动现象带来的社会问题，还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2，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除此之外，中国铁路规模的不断扩大，运营能力和速度不断提升，能很大程度上缓解春运压力。最后，新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的乡土观念是否发生了转变，传统乡土观念是否仍被年轻一代坚守也会对春节期间的人口流动产生影响。
1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2胡迟，《加快城市化是破解春运难的关键》，载《农村工作通讯》, 2011(4):44-44。参考文献：
1.王元媛，《春运 中国最大规模的周期性人口流动》，载《交通世界:运输车辆》, 2010(4):65-69 2.华南，《春运 流动中的乡土情结》，载《中华儿女》, 2016(3):44-47 3.段成荣，朱宝树，崔传义，陈友华，《春运与人口流动》，载《人口研究》, 2009, 33(1):30-33 4.李灿，《基于春运视角分析我国劳动适龄人口迁徙动》，载《经营管理者》, 2014(6X):125-125 5.舒志武，袁炎林，《中国人的乡土情结》，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2):150-155 6.周建国，《春节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载《社会》, 2002(2):19-21 7.周建国著：《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8.胡迟，《加快城市化是破解春运难的关键》，载《农村工作通讯》, 2011(4):44-44 9.侯笑鑫，《春节旅游“升温”现象分析与探讨》，载《江苏商论》, 2012(24):70-70 10.朱宝树，《春运高峰与流动人口大潮》，载《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第五篇：人口流动监测领导小组
民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国家三类地区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
监测调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有关乡镇，县直有关部门、单位：
2011年国家在全国10个省的37个县（团）开展三类（生态脆弱类、边境类型、少数民族类）地区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工作，这是国务院授权国家人口计生委对当前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人口流动迁移、留守家庭人员生存状况等特点进行的一次全面细致的综合性调查，我县16个部门和4乡镇的4个村被国家确定为生态脆弱区监测调查样本点，具体实施入户调查、信息采集、微机录入和上报报表等工作。为做好此项工作，县上成立国家三类地区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如下：
组长：马述涛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陈建民县人口局局长
成员：王淑萍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叶军县委农办副主任
赵永康县公安局副局长
李万江县人社局副局长
刘明县水务局副局长
朱岩芳县卫生局副局长
王玉琴县统计局副局长
郭涛县环保局副局长
孙栋德县商务局副局长
曾祥英县气象局副局长
闫向庆县民宗局副局长
任培中县教育局工委主任
许淑兰县国土局纪检书记
杨淑玲县民政局纪工委书记
高立斌县林业局工委主任
张润德东坝镇人大主席
孔德生收成乡人大主席
陈国民泉山镇副镇长
杨海梅昌宁乡副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人口局，陈建民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实施调查项目工作的指导、资料的收集、信息录入及汇总上报等工作。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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