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自救式”维权的法理分析

第一篇：农民工“自救式”维权的法理分析

农民工“自救式”维权的法理分析

一、农民工“自救式”维权的涵义

（一）“自救式”维权的定义

“自救式”维权是权益被侵害的人依靠自身和其他私人的力量，使自己被侵害的权益得以实现或补偿的行为。这种行为属于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即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实现权利，解决纠纷。它不仅包括当事人本人的纠纷解决行为，还包括个人借助其他私人力量的纠纷解决。)（p102－103）的范畴，作为一种凭借私力实现权利救济的方式，既包括合法方式也包括法律没有明确其合法性的方式，甚至包括违法方式。

（二）“自救式”维权的特征

“自救式”维权的特征主要有：⑴权益受到侵害。“自救式”维权实施人必须受到非法的侵害。⑵以维护受到侵害的权益为目的。⑶借助私人力量，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私人力量不仅指当事人自身力量，也包括凭借的其他私人力量。私人不仅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群体。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没有第三方以中立者身份介入，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而无须第三方居中调停。任何纠纷的主体最终都可以落实到权利冲突的双方当事人身上，受侵害方或是积极应对或是消极退避，在寻求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仍然没有突破彼此的双向性。尽管一方有可能要借助其他力量，但是，其他力量都不是纠纷解决的主体，他们都没有以第三方中立者的身份介入纠纷的调停或斡旋，他们的作用只是依附于当事人中的一方，为其加强了私人的力量而已。⑷采取多种手段。农民工在“自救式”维权的过程中，或个体或群体采取行动，通过交涉、协商、谈判甚至任何能达到目的的极端手段来获得其权益的维护。“自救式”维权过程通常不会有太正式的程序，即便有，也很难得到遵守。

（三）“自救式”维权的社会地位

当人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国家为救济其社会成员被侵害的权益，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学理上称为公力救济。(公力救济，指国家机关依权利人请求运用公权力对被侵害权利实施救济。)（p87）公力救济由专门的司法和行政机关负责，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程序要求高，判决有强制力，这些特征使其成为“权利救济的最合法、最公正、最彻底和最权威的形式”。（p398）当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不能与侵权者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时，寻求公力救济在理论上是最有效、唯一的合法的方式。但实践上，公力救济成本(公力救济成本即诉讼成本，指诉讼主体实施诉讼行为所耗费的人、财、物力的总和。)（p138）[4][3][2][1]

高、时间周期长、效率低。通常农民工维护的是自己的经济权益，这一权益往往是在维系农民一家的生活开支，经不起经济和时间的消耗。有的人在付出巨大的成本后权益仍然得不到维护。法院判决书成了“法律白条”，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工对法律及公权力信心不足。此外，公力救济程序复杂，技术性强，不确定因素多，这让文化素质偏低、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民工完全凭他们自己的文化水平及对法律知识掌握的程度去进行诉讼确实不容易。一般情况下，许多农民工不愿意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及诉讼等合法方式维护被侵害的权益，而是求助于亲戚朋友或借助于一些团伙选择堵路、围攻、绑架、跳楼、爬塔吊等极端手段维权，其原因便是合法维权成本过高、程序复杂和执行难。

与公力救济相比，“自救式”维权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是实效性比较明显，实现权益的可能性大，并且符合当事人自保或报复的心态，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并有利于吸收不满、消解冲突，平息愤恨；二是这种救济不需要很高的经济成本、文化层次和法律修养，尤其是在低收入、文化素质不高和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民工群体中更能快捷便利地得到运用；三是现阶段仍有相当一部分公民法律意识低下，不要法只要命。当农民工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或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他们必然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正常的公力救济不能迅速而有效地保护这种权益，就为“自救式”维权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

二“、自救式”维权方式的选择

（一）温和式维权

温和式维权是指农民工通过非对抗的方式所进行的维权行为。现实表明，面对被侵犯的权益，农民工在能够维持自己基本生存的情况下，不会用自损或报复的方式维权。因为采用自损或报复的方式维权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这代价或许就是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他们往往采用温和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具体表现：一是通过对话、协商、谈判、交涉等方式制止和纠正对他们权益的剥夺，即以和平方式合意解决纠纷，双方接受且不损害他人。二是为了保证自己权益的正常实现，对权益侵害人的自由或财产施以拘束、扣押的行为。三是在日常生活中，以非暴力形式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如给侵害人制造麻烦，在工作中偷懒等等。这种方式可以起到发泄不满的作用，也起到间接维权的作用。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社会的形成，农民工也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维权，一些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网络技能的农民工开始通过互联网来反映民意。由于这种维权手段影响力较大，成本较低，效果较好，受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的青睐。

（二）自损式维权

自损式维权具体表现为当事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出于种种原因，不针对侵害人或者第三人采取维权措施，而是对自身的权益进行处分，希望通过此方式引起侵害人、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典型的案例就是农民工为讨工资欲以跳楼自杀或自焚来促使用人单位发工资或者[5]

促使相关机构进行干涉。农民工选择自损的维权方式可能所牺牲的权益远远高于所要争取的权益。比如：农民工的性命和所讨要的数千元工资是没有可比性的。但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一是所讨要的利益更为急迫、更为重要，工资是维持自己及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唯一的经济来源，在此之下，自身生命自然不算什么；二是农民工认为所能利用的、所能起到效果的手段只能是以生命相逼，此时，可视为一种“底线救济”。(自杀（包括自杀的姿态）若从权利救济角度而言，基本可视为底线救济。)这种自损的维权方式通常以实现自身权益为目的，但结局却伴随有自身权益再次受到损害的事实，并且这种以自身权益的损害为警示或告诫的方式往往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冲突。

（三）报复式维权

当农民工通过报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时，有没有考虑事后可能会受到的惩罚呢？从一些案例来看，选择这一方式维权的农民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部分农民工缺乏法律知识，法制观念淡薄，认为自己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使用暴力，法律不应当惩罚自己；二是部分农民工充分考虑到了将会受到惩罚的结果，但这种惩罚的结果与得到的权益相比微不足道的话，他们也会选择报复式的维权方式；三是有的农民工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甚至得到某些政府部门对他们权益的重视，可能会出台有利于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制度，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所受的惩罚微不足道。以报复形式出现的自救式维权，其行为通常会导致更为不幸的后果，而且容易导致对现有法律格局的破坏，对社会安全、法治秩序的冲击更为严重。

三、农民工“自救式”维权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⒈有助于农民工形成权益意识，积累维权经验，能够有能力逐步改善自己的权益状况。农民工“自救式”维权产生于农民工在现存制度空间下的权益受损，农民工的“自救式”维权行为对于其自身来说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农民工可以通过“自救式”维权有力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另一方面，通过“自救式”维权，农民工可以获得一些维权的经验，从而提高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⒉引起政府和社会对农民工的广泛关注，促进了制度和观念的完善与改变，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农民工的“自救式”维权是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虽然这种行为主要指向的是用人单位或雇主，不能直接修改国家制度，但农民工的“自救式”维权行为构成一种社会压力，能够使政府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农民工的处境，修正相关政策，引起现存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家修正其政策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基于对农民工生存情况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则在于担心由于农民工“自救式”维权而会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危害国家秩序和社会的稳定。农民工的“自救式”维权行动不仅使整个社会受到了观念上的冲击，而且能够从农民工[6]

“自救式”维权现象认识到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的事实并体悟到目前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些将促进政府和社会对农民工权益的高度关注，有利于农民工权益的维护。

（二）消极影响

“自救式”维权方式虽以实现自身权益为目的，但这是一种不依法定秩序，游走于公力救济边缘的救济手段。“自救式”维权如果运用手段不当，结局会使其自身权益再次受到损害，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有的农民工在进行“自救式”维权过程中，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采取了极端手段甚至犯罪。农民工以违法犯罪的手段来维护自己权益的做法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也有悖于法制社会的理念。

由于维权成本大，法律救济无望，正式保护渠道缺失，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农民工自然而然地就会寻求保护。当政府与社会不能及时有效地引导时，农民工只能组成团伙来寻找权益保护途径或依存于非正规组织甚至黑社会。为寻求庇护，有的农民工就加入一些非正规组织，这成为农民工群体中黑社会性质帮派形成的潜在诱因。

“手段的性质也可反作用于目的的性质，从而改变整个行为的进程或方向”。[7]（p229）“自救式”维权中的非法行为容易导致对现有法律格局的破坏，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而且通常会导致不幸的后果，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自救式”维权实际上破坏了程序正义的法律原则，而一旦这条路成了解决问题的惯性途径就会让一部分农民工默认为这是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对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不利的影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因此，农民工的“自救式”维权应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四、对农民工“自救式”维权的校正

农民工“自救式”维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权益的保障，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其与法律至上的精神背道而驰，因而法治社会应当尽量避免“自救式”维权的滥用。

（一）完善农民工权利的公力救济制度

权利救济可分为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p102）随着社会的变迁，公力救济成为最重要的救济方式。公力救济包括司法救济（司法救济指通过司法机关实现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就是诉讼或者审判）和行政救济（行政救济可理解为权利主体通过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维护权利）。（p87）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冲突和利益的解决方式不再运用同态复仇等暴力手段进行，而是通过公力救济方式和平解决，通过法律对利益关系的裁判解决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10][9][8]（p95）

农民工“自救式”维权说明公力救济存在一定的问题。“法律不仅应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11]（p349）因此，应强化公力因素，完善公力救济。公权力机关应严格遵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树立公力因素在农民工心目中的法律威望。针对弱势群体文化程度低和不熟悉相关制度规定的实际，完善现行相关举证制度的规定。根据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举证艰难和遇到重重阻挠的情况，可以考虑农民工在讨要工资和工伤认定时，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责任。这样就避免了他们在维权过程中无力举证的尴尬，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司法手段来维护权利。完善公力救济体系，既要降低农民工参与诉讼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还应提高诉讼效率。对于符合条件的起诉，应尽快立案和开庭，并在法庭期限内尽快结案。政府还应增设免费法律援助机构，给农民工提供诉讼维权的渠道，用法律手段援助农民工维权。

（二）拓宽社会型救济渠道

社会型救济是指某些特定组织或个人根据当事者双方的共同意愿，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介入，并促使双方自愿达成合意方案的救济方式。社会型救济反映了社会力量在冲突解决中的努力，是权利救济机制的进步。实现对农民工“自救式”维权的校正需要发动社会各界的力量，政府应积极引导、鼓励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解困活动。应该充分发挥工会在农民工维权中的重要作用，把农民工纳入工会，实行组织维权，由力量相对强大的组织与企业主进行谈判，这就改变了个体农民工在谈判中的弱势地位，可以很好地主张农民工的权益并更能保证维权的效果。在现代社会，新闻舆论、媒体报道是公众获取信息、表达意愿的主要渠道。新闻舆论的介入可为农民工权益的伸张提供可能性。针对农民工利益表达载体稀缺的现状，政府可以给予大众媒体适当的政策扶持，鼓励媒体开设为农民工立言的栏目、版面或专刊，让农民工享有应有的话语权。媒体应当承担起纠正偏见和舆论主导的责任，消除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营造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舆论氛围。此外，还应发动社会力量，做好农民工在医疗、教育、住房及司法援助等方面的专项救助工作，为农民工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

（三）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增强维权能力

⒈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强技能培训。国家在教育投入上应对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实行倾斜，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一方面，结合农村实际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鼓励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的农村孩子进职业高中学习三年，对高中毕业升不上大学的农村青年，政府根据劳务信息对他们进行三个月或者半年的培训，在他们真正掌握一技之长后组织输出，为农村发展和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就业前，企业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培训，使他们能尽快融入到企业之中。

⒉进行法律社会化教育，增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法律社会化，即人在法律方面的社会化，是使法律规则、原则和概念从国家的外在宣传转化为个人的内在行为动机，从客观的行为标准转化为主观的行为模式，使立法精神和价值导向获得公众认同的过程。首先使人们知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其次使人们理解、认同和尊重法律，再次要唤起人们对法律的信心、需要与合理期望。（p80）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团体要充分利用一切资源，采取各种方式对农民工进行普法教育，不仅宣讲一些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文，还要注意法治观念的教育与培养，使农民工能够运用相关的法律知识维护自身权益。

⒊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能力。农民工要完全融入城市，不仅要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类成人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学习，提高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还应积极参加社区、企业等举办的各种活动，增加与市民之间的互动。通过与市民的交流、沟通，加深对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方面的了解，抛弃旧的思想观念，培养创新意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更好地向市民化转变。城市要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给予具有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一个合法并且合理的身份，使他们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新的信息，发现新的资源，找到新的机会，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以增强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能力，拓宽权益表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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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农民工维权问题分析探讨

12月4日，本报a10版刊出《四大部门首次“联手”维权》一文，引起社会各界和广大农民工朋友的高度关注。今年的农民工维权主要有啥内容？农民工朋友如何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他们怎么做才能更好地维权？本报记者昨日特别专访了合肥市司法局副局长唐明德。

维权并非仅是讨薪

记者：今年的农民工维权行动还是帮大家讨

薪吗？

唐：将农民工维权仅仅理解为帮人讨薪，是大家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应该说，凡是农民工朋友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都是政府部门应当为农民工维权的内容，合肥市法律援助中心、148指挥中心长期开通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为农民工维权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这个绿色通道有两大工作重点，除了讨薪之外还有申请工商赔偿，就是针对年底前这样两种高发现象而开展的。

现存三大困难

记者：虽然开设了绿色通道，很多人仍然觉得维权困难，这难主要难在哪里？

唐：首先是劳动力市场不规范，在148指挥中心和市法律援助中心接待的咨询中，很少看到用工合同。农民工无法提供劳动关系的证明，给维权增加了很大难度，这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工维权意识比较低，另一方面，更不排除某些用工单位有意逃避责任；

其次，举证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农民工到城里务工，往往是基于一种亲戚关系、邻里老乡关系，跟着包工头进城了，包工头带到哪里就上哪里干活，自己的很多权利都绑在某个包工头身上。一旦问题出现，包工头跑了，什么事情也说不清了，手里甚至连一点证据都没有，进入诉讼程序后困难重重，官司往往打不赢；

再次，农民工本身流动性大，这也给维权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往往遇到这种情况，一旦案件准备进入诉讼程序，援助律师却很难及时联系到农民工本人，留下的电话也停机或者长期关机，如此一来，维权行为就无法再继续。

农民工自身有三大误区

记者：农民工自身在寻求维权时有什么误区吗？

唐：主要有三大误区，一是前来求助的部分农民工却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欠条没有，只凭自己嘴说，以为说得够多就有用。碰到这种情况，维权部门工作人员往往爱莫能助，有劲使不上。二是农民工往往在工资被拖欠、停发后，才想起到相关部门求助。其实，当农民工受到工伤，用人单位不支付工伤待遇时，农民工同样可以索取工伤赔偿；用人单位没有给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农民工也可以依法维权，要求单位办理，缴纳保险费用。三是许多农民工来投诉时，往往抱着“今天投诉，明天就拿到钱”的想法，一旦发现两三天后工资没要回来，又去四处投诉，陷入了投诉误区。维权部门为农民工维权时，要了解情况、调查取证，然后和欠薪单位联系、要求履行相应义务，这需要一个过程。

四家首度联手维权

记者：针对这些情况，省城今年的农民工维权有什么新举措吗？

唐：今年合肥市司法局、总工会、建委、劳动局四家单位将携手来开展2007年农民工维权法律服务专项活动，是四家单位的首度联手合作，共同发布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倡议书。这是维权工作的创新模式，打破过去单兵作战的局限，将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和行政执法相结合，维权力度和效率肯定会大大提高。

这次维权行动时间从今年12月10日到明年2月1日。12月9日上午9点，活动启动仪式将在人民广场（原市府广场）举行，当天，法律援助中心与148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与律师将为农民工朋友提供义务法律咨询活动。活动期间，我们还将开通3部法律援助专线：12348、5626122、5626123。需要维权的农民工朋友可致电咨询，也可到沿河路111号合肥市司法局一楼148接待室进行反映。

建议要有“证据意识”

记者：有没有给农民工朋友的建议？

唐：首先是不要到非法职业介绍机构求职。如果是第一次到城里务工，去中介机构时，应该看该中介机构的营业证书、服务范围、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还要索要交费收据；与中介机构签订合同时，各种用工条款必须看清，合同自己要保管好。

其次是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合同的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社会保险、违反合同的责任等条款，不要与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包工头签订合同劳动。

第三是如果用人单位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朋友就需要注意收集保存一些能证明自己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材料，比如工资单、押金条、结算单、欠条等字据、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通知书、出勤记录、工牌、工作服等等，平时多留一个心眼，一张欠条、一个字据、一份工友证言，都可能促成维权成功。

最后，在发生工伤或职业病后，还应保管好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以及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寄出举报材料后的邮局回执。如果用工单位侵害到自己权益，通过交涉达成协议后，尽管用工单位不能立刻兑现，也最好让他们立个字据、写个证明，方便日后维权。

第三篇：农民工如何维权

农民工如何维权

近年来武汉市司法行政机关高度重视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工作。特别是今年以来,为了方便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武汉市司法局与全国四十多个大中城市司法局签订了城际间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协议,并根据需要在乡镇、街道社区、劳动部门、建设部门、工会等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农民工工作和生活集聚地、大型企业等设立法律援助联系点、咨询点,开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热线,方便农民工就近快捷地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无论是我市赴外地务工的农民兄弟还是外地来我市务工的农民兄弟,我们都将一如既往、竭尽所能地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努力做到应援尽援。

一、什么是农民工?

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只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常见的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有哪些? 1.用人单位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

2.强行加班加点,却不支付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

3.用人单位没有为就业者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具和劳动动保护设施；

4.女工和未成年工得不到特殊劳动保护；

5.务工者患职业病、因工受伤、致残甚至死亡后,用人单位逃避责任；

6.用人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冲突； 7.用人单位收取抵押金,扣押进城就业者有效证件； 8.随意辞退或开除务工者;9.不签书面劳务协议或劳务合同等。

三、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应符合哪些基本条件? 1.申请法律援助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属于《法律援助条 例》规定的案件范围、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和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2.经济困难标准,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县(市、区)公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以内执行。

3.对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

4.申请法律援助时,应提交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者其他的有效身份证明。如果在法律援助期间需要到外地打工的,可以委托亲友代办力理,同时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委托手续。

5.与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材料。

四、国家采取哪些揩施解决农民工请不起律师的向题? 《国务院关回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国家将完善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有关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应引导法律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积极参与涉及农民工的诉讼活动、非诉讼调解及民间调解活动。

五、农名工该如何维权？

1、对于单位拖欠工资的，应当携带本人身份证和拖欠工资的相关证据前往工作地点所在地的劳动局进行调解或劳动监察；

2、对于单位未提供相应劳动防护用具和劳动动保护设施的应当向工作所在地的劳动局进行举报；

3、对于务工者患职业病、因工受伤、致残甚至死亡后,用人单位逃避责任的，应当首先明确是否为劳动关系。如果是劳动关系则应向社保局提起工伤认定和工伤鉴定程序，并根据结果向单位索赔；如果是劳务关系则应在医疗期结束后向法医鉴定部门申请伤残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向单位索赔。

第四篇：法理材料分析

P8 既没能证明不存在绝对价值，也没有证明所有的相对主义道德并未共享任何基础。他没有看 到问题的实质，并且提出了错误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四：其一，以相对主义观点视之，正确的提问方式应该是：从个人在共同体中所感受到的“某种”道德性中是否可以得出法 律与之存在必然联系的结论，也即是问，无论何种法律体系都有必要以成文形式表达此种道 德所公开表明的某些价值。对于相对主义者而言，这个问题兼具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明确回答了此问题，就无须再回答凯尔森问及的所有相对主义道德中为所有法

律体系共同服膺的共同价值问题。其二，法律是否因其内容而必然地遵循道德价值，并非是唯一恰切的问题。其三，凯尔森的证述因其自然法概念而失之偏颇。最后，凯尔森仅予考虑确定的道德力量，而无视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的可能性——它赋予法律一种可能为相阋之道德关怀所忽略的初级道德特征。当我们对上述三位重要学者的观点进行考查时，可以发现他们乐于强调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联以法律内容的种种独立特征为依据，这并不排除恶法有效的可能性，而只赋予法律初步的道德强制力。

P21 1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体系。、特征：

一、普遍性、确定性和形式合理性。普遍性是指法律规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二、国家性。法律规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并由国家负责制定、颁布和实施。

三、强制性。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法律的拘束力，是法律强制性的外在表现。

四、正当性。

五、阶级倾向性。

法律功能：又称法律作用，是指法律对人们的行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又分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两种。

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产生的基础，也是解释法律规则的重要依据，它还可以作为直接的行为准则被适用。特点：概括性，价值性，稳定性，灵活性。

法律效力体现法律的强制性，指法律的拘束力，即法律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强制作用。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体系是指一国所有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不同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法系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法律制定：就是通常所说的立法，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废止和补充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促进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谐，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阶段我们立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科学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合宪性原则。

法律实施包括执法、司法和守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原则有：依法行政原则，公平合理原则，效率原则。共同意志

P47 从法律上讲，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不管标的多少，法院都应当受理。通过一元钱官司的公正判决，可以增强公众对法治的信仰和信心。当然，也有人反对。认为一元钱官司是小题大作，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我的看法是，除了上面所说的公益性诉讼，总体上认为不必要为一分钱、一元钱去较真。实际上浪费了有限司法资源。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诉讼到法院的矛盾日益增多。人少案多，成为各地法院的一种普遍现象。要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用于处理各种矛盾，实际上关系到正义如何分配的问题。与诉讼成本也不相称。不符合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也难以实现当事人的初衷。法律不是万能的，还是不要当把法律判决当成道德审判。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净化美国的金融环境，避免信用卡持有人也就是消费者受到欺骗性复杂规定的侵害，以控制美国的金融风险。而这一法案的目标是双向的，对于银行自身也是一种保护，如禁止向未满18岁的年轻人发放信用卡等条款的制订，就是为了减少违约风险。不仅如此，消费者权利、义务及消费风险条款的明晰化，也利于消费者重建对金融系统的信心，客观上有利于银行的工作开展。

而另一方面，银行在推广信用卡的同时，需要保持必要的风险意识，避免一味追求发卡数量而忽视发卡质量，在推广人员的管理和培训方面下功夫、把好关。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不对称，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是对金融风险的有效规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强化银行的充分告知义务，打击违规套现，是有着战略意义的。严格的信用卡管理，对消费者及银行双方，都是一种保护.没有监管和约束，那就会一方面造成消费者穴持卡客户雪受到银行的盘剥，另一方面也驱使银行为了争夺此项业务而采取违规做法，最终可能酿成金融风险。

P61 要正确地认识和利用，以便更好地促进干部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

有着现实的作用和积极的意义。它一经推出，即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与叫好，就说明了这一点。推行“禁酒令”不仅仅是一个节约问题，也是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公务员队伍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对于提升和改善干部形象，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因为只要大部分公务人员工作日中午不饮酒，就能保证机关的正常运转，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让民众放心满意。

节约必然是有限的，所占吃喝费用的比例不会很高；工作日晚上和非工作日饮酒，同样会影响工作日的正常工作。对于作风建设和形象树立来说，并非仅靠工作日白天的表现，其他时间的所作所为同样重要。由此看来，一纸“禁酒令”所能起的作用，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大。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禁酒令”，确保五天工作日杜绝公款吃喝玩乐。另一方面，要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使之在任何时间都“不想喝”；通过从财务支出入手切断经济来源，使之在任何时间都“无法喝”；通过严厉的监督查处，使之在任何时间都“不敢喝”。如此多管齐下，公款吃喝之风必将得以遏制，作风与形象的完善。

禁酒令发挥其作用 白酒股价下跌高端白酒的业绩之所以好，很大程度上是公款消费在支撑。一旦“禁酒令”下，高端白酒的业绩高增长就很有落空之虞。白酒股近期的下跌也就不难理解了。指日可待了。

P72 法律是人的产物，它不可能穷尽社会的一切形态。在个案中，更可能因为特殊情况的存在，而使得法律价值冲突难以避免。

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种价值本身存在冲突 第二种个体与个体——行使个人自由可能导致他人利益的损失。共同体与共同体——国际人权与一国人权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个体与共同体——如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

解决办法：

1、价值位阶原则。具体而言：自由>正义>秩序。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排序

自然法学派选择正义优先。分析法学派选择秩序优先

一般而言，自由代表了人的最本质的人性需要，它是法的价值的顶端；正义是自由的价值外化，它成为自由之下制约其他价值的法律标准；而秩序则表现为实现自由、正义的社会状态，必须接受自由、正义的约束。因而，发生以上价值之间冲突时，可以按照 自由>正义>秩序的位阶顺序来确定何者优先。

2、个案平衡原则（同一位阶，兼顾各方利益）在处理位于同一位阶上的法的价值冲突时，必须综合考虑到主体之间特定情形、需要和利益，以使得个案的解决能够适当兼顾到各方的利益。如民法中的 公平责任。

3、比例原则 简言之，即使某种较优越价值的实现必然会以其他价值的损害为代价，也应当使被损害的价值减低到最小限度。

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

适合性原则：限制人民权利之措施必须能够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又称适当性原则。（手段适合目的）必要性原则：在适合达到目的的多种手段中，应该选择对人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又称“最小侵害原则”

狭义比例原则：对于人民权利之侵害程度与所达到目的之间，必须处于一种合理且适度的关系，这项原则主要重于权衡“受限制的法益”和“受保护的法益”之轻重，以达到利益之间的和谐，又称合理性原则。

实际上，三者不是并列的。可以组成两个不同的类型：针对不同位阶，同时适用价值位阶原则和比例原则；针对同一位阶的价值冲突，需要同时适用价值位阶原则和比例原则。

所以，严格地讲，只有比例原则是适用所有类型的价值冲突原则。

P82 法律的正义性

（一）所谓法律的正义性，指法律本身须符合于社会正义。是法律与其他行为规则，如技术规则，的根本区别所在。正如人有“善、恶”，法律也有“善、恶”，这就是所谓的“良法”与“恶法”。符合于“社会正义”的法律是“良法”，违背“社会正义”的法律就是“恶法”。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许多“恶法”，诸如规定对小偷砍手的法律，规定当众将“私通”者乱石砸死的法律，规定对流浪者加以鞭打、监禁甚至处死的法律，规定对同性恋者予以惩罚的法律，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相继被废止。我国去年被废止的“收容遣送”制度、规定撞了白撞的地方性法规，就属于“恶法”。

（二）正义性与法律评价：正因为法律有正义性，才使具体的法律法规成为被批评、评价的对象。法律绝不仅是主权者的“命令”，绝不仅是立法机关制定的“行为规则”，“主权者”、“立法机关”也不能随意制定“法律”，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于“社会正义”的要求。只有符合于“社会正义”的法律法规，人民才有服从和遵守的义务。对于违背“社会正义”的法律，即所谓“恶法”，应当通过“违宪审查程序”予以废止，或者通过“统一解释法律法规程序”回避其适用。

当我们学习法律的时候，除了从规范性入手，掌握每一个法律制度的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以及正确把握其立法目的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用“正义性”标准予以评价、批判。至少是不要为“恶法”辩护，不要制造所谓的“根据”、“理由”，把“恶法”硬说成“良法”。当我们参与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时，一定要慎之又慎。这是在为人民制定行为规则，为法官制定裁判规则，容不得任何轻率和半点私心。我们撰写论文、讨论案件，也应持慎重态度，一定要再三斟酌，我们所主张的新观点、提出的立法建议和裁判方案，是否符合于社会正义。

（三）正义性与法律职业:一个人选择了法学，选择以法律为业，你就选择了“公平正义”！选择了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作为自己行为、处世的价值目标和判断标准！你应该有正义感，有是非观！你如果还是学生，你也是弱者，没有力量为人民主持正义，但至少你应该能够判断是非，判断正义与不正义！你如果担任法官，就应当断然拒绝法律外因素的干扰，使你作出的每一个判决都合情合理合法，在当事人之间实现公平正义！

法律人以研究法律、适用法律为职业。但这绝不是一般的职业，不是仅仅为了赚钱谋生。因此不是经营者（商人）。法律职业的神圣性在于：维护法律，维护正义！你看，西方的法官，被人民当成正义的化身，就像神职人员之被视为上帝的代表！法律人不可能是革命者，但法律人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你是法学院的毕业生，无论你将来从事何种职业，身处社会的上层还是中层，你一定不要忘记法律的正义性，不要忘记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遭遇不幸的人们。

(四)正义性与裁判妥当性：法律的正义性最终要通过法院的裁判予以体现。法律、法规所体现的社会正义，是理性的正义；通过法院裁判所实现的正义，才是实践的正义、现实的正义。因此，法官和律师对于实践法律的正义负有神圣职责。裁判案件，不仅要考虑裁判是否于法有据，而且一定要考虑所作出的判决结果是否符合于社会正义，即裁判结果的妥当性。只有合于社会正义的判决，才是正确的判决；违背社会正义的判决，无论在程序上和实体法上如何“合法”，都是错误的判决！

（五）正义性与诚信解释：当对于如何裁判案件存在两种不同方案，而两种方案均有其理由，一时难以判断哪一个方案更为妥当时，应采用诚信解释方法：先假定采用第一种方案裁判本案，并对所作出的判决结果进行评价；再假定采用第二种方案裁判本案，并对所作出判决结果进行评价。如果采用某一方案所作出的判决结果，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丧失平衡，亦即使无辜的受害人没有得到救济，诚实守信的履约方的合法利益未受到保护，违反法律、违反合同的加害人、违约方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获得不正当利益，则应当判定这一裁判方案是错误的，当然不能采用。如果采用某一方案所作出的判决结果，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大体平衡，亦即使无辜的受害人得到救济，诚实守信的履约方的合法利益受到保护，违反法律、违反合同的加害人、违约方受到惩罚，则应当判定这一裁判方案是正确的，应当采用这一方案裁判本案。

（六）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社会正义，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分。形式正义，着重于程序公正。只要所适用的程序规则是公正的，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是否实现了正义，则非所问。实质正义，则不满足于程序的公正，而是着重于在具体的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实现正义。按照现代法律思想，强调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形式正义只是手段，而实质正义才是目的，形式正义须服从于实质正义，并最终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属于形式正义。具体案件裁判的妥当性，即最终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实现的正义，属于实质正义。值得注意的是，近几来来，在法院裁判工作中，出现了过分强调程序正义，以程序正义代替实质正义，甚至否定实质正义的的倾向。必须指出，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都只是手段而绝非目的，裁判的目的只能是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间实现实质正义。

法院裁判当然要讲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但切不可走向极端。片面强调程序规则、举证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而忽视“法官”的作用，不仅违背法律的正义性，也违背裁判的本质。法院裁判的本质，是行使裁判权的“人”，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判。之所以需要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为了帮助行使裁判权的“人”尽可能地“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以形成“内心确信”。绝不是要“代替”案件的“事实真相”，代替法官的“内心确信”，更不是要取代“法官”。

质言之，裁判活动的“主体”是“法官”，而不是“程序”，无论如何科学、精密的程序也取代不了“法官”。程序规则只是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工具，正如“程序正义”只是实现“实质正义”的手段。司法改革也好，庭审改革也罢，法官人格的塑造才是关键。正如自由法学和法社会学的倡导者爱尔里希所言：“惟有法官的人格，才是法律正义的保障”

P108 没有绝对自由，也没有绝对平等！没有泛滥的人权，也没有真正的民主！

即使是动物也有阶级性，人类社会的阶级性无法消除，也就谈不上平等。自由永远被限制在政权的控制下，而政权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民主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被统治阶级的民主权利是确实存在的，但在一定情况下是不被允许的。人是有社会性的，作为一个自然人，他是无法脱离社会的，人权是人类进化的象征，对人权的尊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无论是资产阶级宪法还是社会主义宪法都有明文规定关于人权、自由、民主的条例。但白纸黑字不代表就一定会有这些。掌握暴力机器的国家机构面对自然人是占据主动地位的。

人权是可以争取的，但自由、民主、平等，我认为没有绝对的，是可能随时被剥夺的。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这是可以满足的，但在保证人生存的权利后，所谓的其他权利，不取决于人本身，而是由国家绝对掌握 中国现已基本建立起以宪法为基础、以部门法和中国加入的国际人权保障公约为补充的比较完整的人权保护法律体系;在法律保护内容方面,中国法律对人权的保护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人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人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人权保护的伟大成就。

P120 如果社会安全网不能建立，政府旨在刺激消费提振经济增长的努力恐怕仅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另外，相当一部分人把中国人爱储蓄的习惯归结于节俭的美德，其实这不过是问题的表面，真正的原因应该是百姓不敢消费所致，与美德似乎关系不大。显然，一个诚惶诚恐，人人自危的社会注定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更不可奢谈什么幸福和民族振兴。从长期来看，生活满意度的持续下降还将侵蚀社会凝聚力，减少社会资本，这或许是对一个社会机体最致命的冲击了。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衡量的是一个由文化和传统所规定的特质，社会风气如诚信等都属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依社会学大师帕特南（R.Putnam）的分析逻辑，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促进公众的自发性合作与协调，改善社会行动与提升社会凝聚力，而且还可增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形而下地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社会资本的下降不仅使社会凝聚力大打折扣，危害社会稳定，而且还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陷入各种发展怪圈。损耗和降低社会资本的不良力量包括尔虞我诈、腐败以及包括收入在内各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等等。

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也写进一些国家的宪法之中，但要实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谈何容易。常言道，政治清明，则人心归向，上下团结；政通人和，则政事通达，人心和顺。欲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改善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法治社会，这既是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不二选择。如此不懈努力不仅能舒缓社会压力，减轻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可改善和提升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为社会良性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和永续的动力，这也才是民族振兴的真正之源。

P132 法律秩序生成和确立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在积累中建构起对法律力量的认知，形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事实上，对法律的信心是在司法一次次彰显正义中构建起来的，足球打假风暴未尝不是建立现代社会法律秩序的契机。

P144 职业法官坚持思维的职业化，与平民的大众化思维、政治性思维形成隔离，有高度的形式化倾向。职业法官将伦理责任与法律义务严格区分开来，对他们而言，伦理的告诫与法律的命令之间是有严格界线的。

由于平民法官的思维有实质化的倾向，他们在裁决过程中瞄准的焦点不是法律规范而是目的。他们不像职业法官那样重视成文律法的适用，也不习惯于像职业法官那样以“合法”与“非法”的二分图式对当事人的行为加以定性。而职业法官则重视以法律规范作为其裁判的合法性为依托。对他们而言，有两点至关重要：欲证立法律判断，必须至少引入一个普遍性的规范；法律判断必须至少从一个普遍性的规范连同其他命题逻辑地推导出来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解释的技术和学说在传统制度中一直得不到重视和充分的发展，没有一套法教义学拘束古人的法律适用行为。职业法官在“诽韩案”中受概念和逻辑的制约。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要从关注实质正义转变为关注形式正义。正是因为法律与法庭以外的社会力量在中国的过于密切地结合，才出现法律的非形式化、非自治化，进而法律事业落后。但是，“诽韩案”也折射出一些问题来。形式主义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专制，是用规范压制事实。职业法官高度形式化的做法势必会引发人们去追问法律事业本身的意义。相反，如果他们在审判过程中不死抠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注重将裁决的合理性建立于面向事物的妥当性，便不至于形成尴尬局面。

不论做什么，或做法学研究或进行实务工作，法学理论总是很重要的。法官如果仅依据条文做判决，势必会出现不合逻辑的荒谬结论，因此，我们要重视法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P164 司法解释里的信用卡的扩大解释,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看看.而且是国内先例,一审二审降了两级,现在刑法规定最多降一级.属于恶意透支的行为.法官们在审判中没有合理有效地使用法律方法，譬如，对许霆案审判中法律规范的选择、对所适用罪名的解释及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如果这些都进行了清晰、合理的“交代”，人们也就“无疑”可问了。即使案前我们没有或不能对该案进行有效的评议，但案后对此案进行思考也能帮助法律解释学更好地融入实践。但是，实践中并没有很多法律解释理论的专家对此有更多的关注。也许有人会说，对案例的研究将会使法律解释学走向一条“纯粹技艺”研究的学科，丧失了其应有的品味，但是陈金钊教授说：“山东大学法律方法论研究中心，最近一直想通过加强对判例的研究，实现所谓“理论研究一旦具体就可能深刻”的局面。”

P192 此案与许霆案有相似之处，都是恶意窃取。这属于触犯刑律，而不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只要退赔就可以，而恶意侵占公私财物属于严重的刑事罪行。由于情节较轻，一般认为量刑不足以构成无期徒刑，但犯罪的性质是明确的。舆论混杂了太多法律之外的情感因素，把法律看作儿戏，还把受侵害人的权益看成可有可无。

P216 营利性不是肖像权的侵权构成要件，未经本人同意使用其肖像的行为不属于正当使用，该行为应定性为侵害肖像权。

肖像权作为自然人专属的一般人格权，固为现代各国民法所确认，应受保护自不待言。同时，基于尊重主体价值之需，鼓励自然人除可依法自行利用支配其肖像权外，还可许可他人使用其肖像权，以实现其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充分利用。然则在二者之间如何划界，使两相俱宜，则不无歧义。营利性是否是区别合理使用与不合理使用的界限，这主要取决于对民法通则第一百条和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应当如何正确理解和解释该条规定？其真实含义果真是在于明确营利目的是肖像侵权的构成要件吗？实际上，在明确该条规定的真实含义之前，我们需要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认真审视该条规定的属性和意图。换言之，对该条的解释不能简单地拘泥于字面含义，其解释方法也不能满足于一般性的文义解释，而需要求助于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可以肯定的是，解释方法的恰当把握乃是正确处理该案的关键所在。

第一，从立法体系和规范性质来看。大陆法系成文法一般将规范分为授权性规范、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第二，从立法目的来看。该条规定实际上可以分两个层次解读：第一个层次为首句“公民享有肖像权”。三，从形式逻辑来看。如此不仅不符合该条本意，而且违反了逻辑规律。第四，从比较解释来看。查现代民法，并无可以不经同意而以非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之规定。第五，从学理解释来看。尽管不无争议，但学者主流见解均倾向于认为营利性不是侵害肖像权的构成要件。另外，在学者拟议的中国民法典建议稿中，对此问题的界定也十分明确。

第五篇：农民工维权告示牌

农民工维权告示牌 项目全体农民工:

为保障你在本项目劳动期间的合法权益，帮助你依法有序维权，现将有关情况告示如下：

◆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主要内容：

1、建筑领域直接招用农民工的施工企业和劳务企业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并提倡签订集体劳动合同，建筑领域直接招用农民工的施工企业和劳务企业必须按劳动合同约定或劳动保障法规定足额支付工资。

2、如果用人单位拒不与你签订劳动合同、集体合同以及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工资。请你及时向企业劳动管理员劳资管理员反应情况，由其协商解决，同时也可以向项目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特别提醒！

为了有效维护你的合法权益，你应妥善保管各种有效证据，如劳动合同、协议、工作证件、工资结算单据等。

项目劳动监督员；电话； 项目劳资管理员：电话： 建设单位工监督员：电话： 劳动监察机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