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马文化(精选)
中国马文化
★2014年农历1月份运势:
丙寅月(阳历2014年2月4日 — 2014年3月4日)
属马进入2014年本命年农历一月份,运势较为起伏多变,要主动寻求变化才能应吉。在新人事或新地方,事事俱应三思,应留意档合约上防有出错,才能应吉。在新人事或新地方,事事俱应三思,应留意档合约上防有过劳及肠胃不适,在外要提防水土不服。★2014年农历2月份运势:
丁卯月(阳历2014年3月5日 — 2014年4月4日)
属马进入本命年年农历二月份,此月运势逐渐转好,事业钱财有明显改善,能努力把握,踏实工作,能开创新的局面,但是繁忙的工作中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及分配好与家人的相处时间。
★ 2014年农历3月份运势:
戊辰月(阳历2014年4月5日 — 2014年5月4日)
属马进入本命年农历三月份,运气平稳,奔波忙碌,但收益亦见不俗,工薪族工作上可得上司贵人主助力而见功勋,但防与同事发生口舌争执,遇事要冷静及忍耐,切忌冲动,否则定会拖累本身之工作运度。感情上防有谣言中伤,导致关系破裂,发生矛盾要及时沟通处理。
★ 2014年农历4月份运势:
已巳月(阳历2014年5月5日 — 2014年6月5日)
属马进入本命年农历四月份,运势不佳,钱财或者事业都会起伏较大,要以平稳的心态面对,如有必要可寻求亲友或者上司帮助。感情上容易产生矛盾,不可意气用事,健康方面防有肝炎或呼吸系统毛病,人多空气混浊之处不宜外留。
★ 2014年农历5月份运势:
庚年月(阳历2014年6月6日 — 2014年7月6日)
属马进入本命年农历五月份,三午相刑,此月运势最不妙。事业与钱财皆低迷,唯有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小人口舌较多,但不足为忌。如感觉精神压力较大,可适当外出旅行调节,以更好的状态面对。
★ 2014年农历6月份运势:
辛未月(阳历2014年7月7日 — 2014年8月6日)
属马进入本命年农历六月份,运气逐渐转为平稳,工作上有好的表现机会,但凡事应当亲力亲为,恐小人从中做梗;财运稳中藏凶,不可沉迷投机活动,再者亦不可高调张扬,防在事情未有圆满结果之前突然有变或遭人破坏。此外要留意皮肤方面的疾病,部分体质人士不宜多吃海鲜。
★ 2014年农历7月份运势:
壬申月(阳历2014年8月7日
属马进入本命年农历七月份,运势转佳,工作事业有助力,应宜广结人缘、上下和眭,取得更好成绩。财运亦不俗,有意外收入,但要提防借贷之事。身体容易受伤,开车应当注意安全,运动之前要做好热身。
★ 2014年农历8月份运势:
癸酉月(阳历2014年9月8日 — 2014年10月7日)
属马进入本命年历八月份,运势平稳中略有**,工作上有较佳的机会,才能得到赏识,有发挥之地,但是不能掉以轻心,以防一点失误导致工功亏一篑。身体方面注意肠胃方面的疾病,尤其是对于喜欢喝酒的属马朋友,此月更要谨慎。
★ 2014年农历9月份运势:
甲戌月(农历2014年10月8日 — 2014年11月6日)
属马进入本命年农历九月份,运气平稳向上,工作上有贵人相助,劳而有功。经商人士有望得到亲友或者合作伙伴的相助而打开新局面;工作上之突破是要凭自已努力及自信心,应好好把身边的机会;此月桃花运不俗,但已婚属马人士要提防第三者干扰。★ 2014年农历10月份运势:
已亥月(阳历2014年11月7日 — 2014年12月6日)
属马进入本命年农历十月份,运势稍微回落,做事要先观察再作出决定。假象较多,别相信一些所谓专业人士所给与的投资意见,以防受骗。感情较为稳定,但要注意工作再忙也要与爱人多沟通。身体无大碍,唯注意流行感冒。
★ 2014年农历11月份运势:
丙子月(阳历2014年12月7日 — 2015年1月4日)
属马进入本命年农历十一月份,运势起伏较大,凡事要谨慎,工作上要慎言慎行,以免得罪小人而招惹麻烦。工薪族更不可意气用事,胡乱转工转职,要做好计划方可为之。感情上易有争执,只宜退让,否则只会面临破裂。身体方面则要注意之前的疾病反复,如发现苗头要及时就医。
★ 2014年农历12月份运势:
丁丑月(阳历2015年1月5日 — 2015年2月3日)
属马进入本命年农历十二月份,进入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此月运势不佳,工作上要注意是非妨碍,同时要提防骗局,签订合同多留意条款。
第二篇:2012中国丽江茶马文化交易会
2012中国丽江茶马文化交易会 暨第三届云南绿色名优茶博览会方案
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积极贯彻省第九次党代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为加快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而奋斗的主题精神”,以省委、省政府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战略为指针,倡导“绿色·安全·营养”的消费理念,展示我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农产品、民族文化产品在科技、安全、文化、流通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充分发挥丽江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窗口作用,以展示成果、增强交流、促进贸易为宗旨,为绿色企业与商家对接和商品交易搭建平台,促进绿色产业农工商联手、区域合作、内外交流,培育绿色市场,为丽江市民餐桌上增添更多的绿色安全食品,为深入实施“两强一堡”战略,建设开放富裕文明幸福新云南的新征程中作出积极贡献。会展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是丽江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不仅能够促进城市的发展,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更能带动交通、旅游、餐饮、住宿、通信、广告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丽江自古就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性旅游胜地、“桥头堡”战略的重要窗口,发挥着内联外引的重要作用,是云南省连接内地和边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其独有的发展模式和区位优势为我省发展对外贸易、增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往来,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会展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也为丽江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更是丽江建设“国际文化会展基地”的具体要
求与重要补充。
“十二五”期间,我市将全面推进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引进来”和“走出去”步伐,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全面实施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等重大机遇,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把丽江打造成滇川藏大香格里拉商贸物流中心!共同推进丽江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
发展。
2010和2011两届“中国丽江绿色名优茶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加强了丽江民族茶文化与外界茶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丽江民族茶道茶艺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丽江作为茶马古道重镇的美誉度,已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云南省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协会品牌化专业委员会、丽江市茶叶商会充分总结前两届承办的中国丽江绿色名优茶博览会的经验与不足,在继承的基础上充实发展,依托丽江国际精品旅游胜地的品牌与影响力,创新思路,增加亮点,拓宽办展领域,丰富交易会内涵。以增强地方特色产品的宣传与展示力度,扩大参展商品种类,提升展会形象,提高展品交易量,来提高办会水平,办出特色、办出规模、办出成效,经协商研究、决定每年定时定点举办“2012中国丽江茶马文化交易会暨第三届云南绿色名优茶博览会”。本届交易会期间特邀丽江市书画协会举办“茶马新韵”民族书画艺术品展示交流活动,以增加交易会的影响力和社会效益。“中国丽江茶马文化交易会暨云南绿色名优茶博览会”拟由云南省商务厅、云南省农业厅、丽江市人民政府支持,丽江市商务局主办,省茶叶产业办公室、省商务厅贸易发展处、省农业厅市场与经济信息处、丽江市商务局、丽江市农业局等单位协办,云南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协会品牌化专业委员会、丽江市茶叶商会、丽江古道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举办时间为2012年7月26日至31日(每年7月的最后一周举行);举办地点为丽江市古城区玉河广场。
一、指导思想
定期举办“中国丽江茶马文化交易会暨云南绿色名优茶博览会”,是重点围绕丽江市委、市政府“文化立市”、“旅游兴市”战略目标,丽江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性旅游城市,发展会展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也为丽江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更是丽江建设“国际文化会展基地”的具体要求与重要补充。“十二五”期间,我市将全面推进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引进来”和“走出去”步伐,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全面实施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等重大机遇,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把丽江打造成滇川藏大香格里拉商贸物流中心。
二、活动目的
会展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是丽江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不仅能够促进城市的发展,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更能带动交通、旅游、餐饮、住宿、通信、广告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引导、推动丽江商贸会展业向质量型发展,培育建成云南第二个“最具规模和特色的会展经济基地,滇川藏
大香格里拉商贸物流中心、三、活动宗旨
坚持服务为本,通过国际国内联络、展览、会务、经贸、国际商务信息等方式,积极促进我市“国际贸易、引进外资、有力地推动了我市的改革开放和外经贸发展、培育开拓和谐市场、引导健康消费,为丽江文化立市、旅游强市战略服务。
四、活动主题
和谐丽江——绿色铸就文化与经济繁荣
五、活动名称:2012中国丽江茶马文化商品交易会暨第三届云南绿色名优茶博
览会
六、活动时间:2012年7月26日-31日
七、举办地点:丽江市·古城玉河广场
八、组织机构(拟定)支持单位:云南省商务厅
云南省农业厅 丽江市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丽江市商务局
云南省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协会
协办单位:云南省商务厅贸易发展处 云南省农业厅市场与经济信息处
云南省茶叶产业办公室
云南省民族茶文化研究会
丽江市农业局
世界文化遗产古城保护管理局 丽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丽江市工商联 “CCTV”云南办事处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丽江日报社
丽江市广播电视台
承办单位:云南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协会品牌化专业委员会
丽江市茶叶商会
丽江古道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特邀协办:昆明市自由搏击协会
丽江市书画协会
九、展会亮点
时代主题——绿色消费、文化传播,紧随时代主题 严格准入——让优质营养的绿色安全食品登上展台 广泛影响——“品牌”展会,多年积累,参与者众多
多展同会——绿色食品展,绿色文化展,特色产品展等活动相互拉动,超高人气,更多商机
活动助力——同期开展茶马古道研讨会,民族文化灯会、自由搏击赛,绿色品牌普洱茶品鉴会、茶马古道书画展、民族茶艺表演赛、纳西跳脚舞表演赛、名特优
产品义拍、义卖爱心捐赠等活动
十、活动内容 [展区分布] “绿色三品”专区:区域内展销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以及同等质量
标准的名特优食品
“文化交流”专区:区域内展销名人字画等文化产品、民族工艺品
“民族星光”专区:民族茶艺、舞蹈表演赛
[展品范围] 绿色/有机/无公害食品、休闲食品、方便食品、保健食品、豆制品、乳制品、婴幼儿食品、清真食品、调味品、糖果糕点、食品原料、农特产品、民族工艺品、文化产品、等。[主题活动]
1、新闻发布会和开幕仪式活动;
2、安全食品、绿色产品、文化产品等产品的展示交易活动;
3、第二届茶马古道文化学术研讨会;
4、“◎◎杯”民族茶道茶艺表演赛;
5、“◎◎杯”丽江纳西民族跳脚舞蹈表演赛;
6、“丽江绿色畅销品牌”评选推介活动;
7、茶马文化书画艺术品展销活动;
8、名特优产品义拍、义卖爱心捐赠活动;
9、名特优商品专场推介、供销洽谈及签约活动。
十一、活动经费筹集
交易会经费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参与”筹集。(一)展位费和参展企业人员吃住行费用由参展企业承担。(二)交易会专题活动费用及工作人员费用由参与方承担。
(三)开幕式、招商、文化展演、宣传、品牌评比推介、大型文艺表演等活动经费,组委会邀请的领导、专家等人员的接待费和丽江商贸发展战备研讨会等费用由财政资金安排一部分,采用市场运作筹集一部分。具体经费筹集和预算方案由大会执行委员会提出,报组委会同意后执行,博览、交易会结束后经费收支情况按规
定进行审计。
组委会 2012年5月
第三篇:马邑文化浅谈
马邑文化浅谈
时间:2013/12/10 9:05:00来源: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马邑文化提出已有十余年,一些学者为此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为朔州人,我们对马邑文化也很感兴趣,但由于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对历史比较生疏,资料少,基础差,现只能谈些粗浅的看法。目的是为了引起更多学者关注马邑文化,研究马邑文化。
一、马邑文化生成的背景
1.地理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生产力的发展还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时,地理环境起着决定作用。地理环境就是指特定社会所处的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河流、地形、自然资源和矿藏资源等。
朔州地处山西省的北部,大同盆地的西南端。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风大雨少,气候干燥,一年四季有风,春季大风多,沙尘暴频发。年降水量400多毫米,多集中于夏季,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山西缺水,朔州同样如此。境内有数条河流,最大为桑干河,流量7立方米/秒。其它像恢河、元子河、浑河、沧头河流量都比较小。这些河流河深岸高,不利于用来灌溉。直到明清之际才出现了一些小型引水工程。
朔州属黄土覆盖的高原地区,山地、丘陵、平原分别占总面积的26.5%、34.3%和39.2%,平原地区有不少盐碱地。山地和丘陵地区适宜发展畜牧业,桑干河两岸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农业以粮为主,种植单一,而且是广种薄收,正常年景亩产也不足100公斤。
明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做饭取暖的需要,植被遭到了彻底破坏。解放初期,森林覆盖率只有1%左右。一半以上土地存在水土流失、沙化严重、土地肥力下降的现象。
朔州是一个多灾地区,仅明清两朝的史书记载,旱灾、风灾、霜灾、虫灾就多次造成全境大面积减产或绝收。
明朝兵部尚书王越的一首诗反映了雁门关外荒凉的自然环境,“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清朝前期,朔州地区经济仍然相当落后,康熙皇帝路经朔州,见地瘠民贫,曾免当年和次年应征地丁银米。
山西分晋南,晋中、晋北三大部分,地理环境差异明显,社会文明的发展也呈现出由南向北的态势。
2、悠久的历史
古人类很早就生活和繁衍在朔州大地上,考古资料显示,位于朔城区桑干河上游的后圪塔峰石器遗址,距今约10万年,属旧石器中期,与阳高县的许家窑遗址属于同一体系。后圪塔峰人来自何处?与许家窑人是什么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许家窑人和后圪塔峰人同为某地(很可能是北京人)古人类的两个分支,一支到达了许家窑,另一支到达了后圪塔峰;二是许家窑人和后圪塔峰人同为某地古人类的一支,他们先到达许家窑,随后不久便有一部分人来到后圪塔峰。后圪塔峰人在朔州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朔州的历史已有10万年之久,而不是有些史书所说的近3万年。
旧石器晚期的峙峪人,距今2.8万年,可能是后圪塔峰人的后代。峙峪遗址出土的石器小巧玲珑,北方细石器的特点基本定型,是细石器文化的直接先导,被考古学家称为“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或“北京人文化—峙峪人文化。”峙峪遗址在我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被写入不少史书和大学教科书中。
新石器早期遗址有怀仁鹅毛口遗址,距今近万年。鹅毛口遗址是我国华北地区发现的一处大型石器制造场,它与内蒙古大窑和广东的西樵山合称为我国新石器时期的三大石器制造场。新石器中晚期遗址在应县、平鲁、朔城区、右玉均有多处发现,这说明六千年前的古人类的足迹已遍布朔州各地。
朔州三面环山,多条河流贯穿其中,山上茂密的森林,山下广阔的草地,是古人类采集、捕鱼、狩猎的理想场所。
大约在五千年左右,中国人类社会开始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据《史记》记载,黄帝“北逐荤粥(薰鬻)”(北狄先期的称谓)。传说中的黄帝不一定确有其人,黄帝应该是部落联盟的称号。黄帝部落联盟同北方的荤粥部落相邻而居,发生“北逐”在所难免。
黄帝之后,有《墨子》尧“北教乎八狄”的记载,说明炎黄尧舜时代,朔州地区一直有人类生存。
朔州地区在夏商时期属冀州,西周时归并州。春秋战国时代,晋国的势力最早进入朔州地区,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林胡、楼烦,置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古城)、雁门(治所在今右玉县)、代(河北蔚县东北)三郡。秦置马邑县,北齐置朔州,此后的历朝历代,朔州地区都有各种不同的行政建置。
3、频繁的战争
战争伴随着人类社会,大概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战争总是要发生。人类社会最初的战争发生在原始人群与原始人群和部落与部落之间。黄帝与蚩尤之战,黄帝与炎帝之战,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远古时代实属罕见。
当汉民族在中原地区形成后,同四周的其它民族冲突就接连不断,特别是同北方民族的冲突更是频频发生。
古代北方民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东北地区的肃慎系统、大漠南北的各族、西北新疆一带的西域各族共三大系统。狭义是指大漠南北的各民族,大体可分为三个族系,一是匈奴族系;二是突厥族系;三是东胡族系。古代北方各民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但他们概源于上述各大系统。
汉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区分,大概最早源于新石器时的不同区系文明,炎黄时代为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时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部落率先进入农耕文明,而四周的其它部落却还基本上生活在捕鱼狩猎的原始状况,于是中原地区的部落成为最早的华夏民族(汉朝称为汉族),四周的其它部落分别称为北狄、西戎、东夷、南蛮。
古代北方民族同汉民族的战争最早发生在黄帝时,传说黄帝“北逐荤粥”。商朝时北方的土方和鬼方被武丁征服,成为商的方国。当商朝后期国力衰退,朔州一带的燕京戎曾战胜商的王师。西周时康王、穆王也曾多次征伐北方的戎狄。春秋末,戎狄在河北北部和朔州地区建代国和楼烦国。公元前458年,赵襄子灭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灭东胡、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三郡,赵国的版图北达阴山。从此,朔州地区成为北方的主战场,朔州古城成为军事要塞。赵国名将李牧守边,秦始皇筑长城,蒙恬北征匈奴,西汉的白登之战、马邑之战,东汉的马邑战役,唐初的新城突厥之战、定襄之战,裴行俭朔州击突厥之战,宋时的陈家峪之战,元兵占领朔州城、俺答进犯朔州,李文忠马邑抗元等战争波澜壮阔,震撼华夏。纵观发生在朔州地区的战争有三大特点。(1)时间长。从赵襄子灭代算起,到清朝灭亡,在近2400年的时间里,战争相当频繁,究竟发生了多少次,根本无法统计。在中原新的王朝诞生后,为了巩固北方领土,要同北方民族发生战争;当一个中原王朝没落时,北方民族南下攻城掠地,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就是在中原王朝的中期,北方民族也常常侵袭不断,掠夺人口,枪夺钱物。(2)规模大。战国时李牧驻守代郡和雁门郡,一举歼灭匈奴骑兵10余万;秦时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西汉初刘邦亲率32万大军同匈奴作战,被匈奴40万精骑围困于白登山;十六国的诸强之战,兵力常常多达10万以上;唐初李世民10余万兵分四路大破突厥:宋时的宋辽大战;明初同残元的战争等,大战之多难以计算,为全国所少见。(3)参与民族多。以汉民族同北方民族的战争为主,北方各族之间也互有战争。南北朝的多民族混战;宋元时的辽金,蒙古同金与西夏之战,尤为突出。在朔州这块不太大的土地上,几乎所有北方的民族都参与了战争,真可谓蔚为壮观。
4、长期的胡汉杂居
当汉民族在中原地区形成后,便有了胡汉杂居的问题。胡汉杂居始于炎帝和黄帝时期。传说炎帝生于姜水(今陕西岐山东),为羌人氏族部落的宗神。传说匈奴和南方的“蛮夷”为黄帝之后。北魏鲜卑族拓跋氏自认为其始祖为黄帝,“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976年版)认为黄帝是北方部落的袓先,而在北方部落联盟中有不少戎狄。不论传说或史书的记载,它反映的事实可能是炎帝和黄帝时期胡汉之分刚开始,炎帝和黄帝的部落联盟中就有一些四夷的部落;或是炎帝部落和黄帝的初期时,一部分人到了中原地区,逐渐形成汉族,一部分人仍生活在原地,被视为四夷;或是溶入汉族后,一部分人又迁往东、南、西、北各方,与四夷杂居,成为是四夷的首领。胡汉之分没有确切时间,炎帝和黄帝是否是四夷的共主无需深究,但炎帝和黄帝时期就有了最早的胡汉杂居应该是事实。
炎帝和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时代也是胡汉杂居,尧“北 教乎八狄”就是当时情况的反应。
春秋时期,周王朝国力衰微,北方戎狄日渐强大,大量南下进入晋地与华夏杂居,晋国立国时所处今晋南“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晋世家》),“晋四面皆狄”(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晋卿族废兴》)。晋悼公时,采用了大夫魏绛的“和戎”之策,与分布在大同、朔州一带的北戎友好相处,形成了汉民族与戎狄接壤或插花杂居的状况。
从赵武灵王设三郡到秦汉设马邑县,大量军队进驻朔州,朔州地区现存的许多战国墓和汉墓就是证明。此后胡汉杂居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北方民族南迁。有的北方民族被汉王朝征服,臣服于汉王朝,导致大量内迁;有的是朔州地区被北方民族占领,成为其居住地。二是汉民族北迁,汉文帝即位后,就曾幕民充实边境。以后的历朝历代,新王朝初建立时,由于战争的原因,朔州地区人烟稀少,都需要大量移民充边。不论是南迁还是北迁,规模之大在全国少有,有时是几十万,多达上百万。小规模的,自发的迁徙不计其数,而且持续时间竟长达二千多年。同时,几乎所有的北方民族都进入了朔州,先秦有戎狄,秦汉有匈奴,南北朝有柔然、鲜卑、羯族、氐族等,隋唐时有突厥、回纥、沙陀、吐谷浑等,宋元明有女真、蒙古等。
在马邑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转变。第一是马文化向牛文化的转变。马文化是对游牧文化的形象命名。因为马在游牧民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是游牧民族放牧、交通、运输、战争、体育活动的重要工具,马的作用渗透到了游牧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牛文化是对农耕文化的形象命名。牛是农耕民族的重要生产工具。用马命名游牧文化和用牛命名农耕文化自然十分确切。
早在新石器时期,即距今六七千年前,朔州先民就开始定居,也就开始有了原始的农业生产和家畜饲养业。
朔州的马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重要的养马基地。马文化是指人类把野马驯化为家马。中国的马文化形成新石器晚期。朔州的养马从现有的资料看,大概在春秋战国时规模已很大。《左传昭公四年》有“冀之北土,马之产地”的记载,朔州为冀之地。赵国的祖先原为游牧民族,擅长养马、御车,打猎,故被赐予赵城。(王崇德、王纪山主编《文明街流》卷)战国时战马名驰天下。秦建马邑大规模养马。古代朔州的养马,既有官养,又有民养。秦时班壹“致马牛羊千群”而富极一时(《汉书.叙传》),北魏时尔朱荣以牧为业,富甲一国,为其放牧人多达数千。第二阶段从唐到清末为养马和买马的混合期。从唐代开始在北方设马市,用高价买马。唐代、辽代和元代时,朔州仍然养马,畜牧业很发达。但开设马市原因有两点,一是养马已不足国用,需要买进;二是朔州马的质量不如北方少数民族的马。汉武帝时就从西域引进汗血宝马,可见马的质量问题确实很早就存在。这两点都表明从唐开始,朔州的养马规模不如从前,这可能与隋唐时的“转牧为农”政策有关。唐以后,朔州的马市规模越来越大,明清时期,每年交易数量多达几千匹。
朔州的农业始于新石器的中晚期,起步较早,但发展比较缓慢。大体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石器到隋唐时为混合型农业,即畜牧业和农业并重。晋国时魏绛和戎,开创了北方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大转变,但直到隋唐时期,朔州农业发展总是时好时坏。在政局稳定、政策鼓励下发展就快,当战乱开始或在豪强掠夺下就倒退。农业始终难以成为主业。第二阶段为屯田制农业。曹操最先在北方屯田。从隋唐时实行屯田政策一直到明清,朔州的农业一直以屯田制为主。到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屯田仍占总耕地面积的76%,私田只占24%。大概到了清末屯田才被私田所取代。这可以从民国初年的土地占有情况间接证明。据《朔县志》载:“民国八年(总耕地面积)为1187893亩”,而“全县农户为1252户,户均占有耕地94.5亩”,总耕地面积同农户占有面积相一致,可见屯田已不存在。屯田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唐初,粮食产量不仅可以满足驻军的需要,还可以“岁剩粟万余石”(《隋书·郭衍传》),清朝末期,朔城区是有名的“雁门关外的米粮川。”
由农牧并重转到以农业为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了明朝这种转变基本完成。
第二是从胡汉杂居逐步向以汉民族为主转变。胡汉杂居是北方民族融合为汉民族的主要途经,无论是通过战争进入汉民族地区,还是经过迁徙进入汉民族地区,杂居的结果是北方民族慢慢被汉化,融合为汉民族。东夷首领蚩尤同炎帝和黄帝发生战争,东夷族很快融为汉族。西戎的一部进入河南一带,也被较早地融为汉族。商王文丁赐燕京戎以国姓子姓,揭开了北方民族融为汉民族的序幕。春秋战国以后,朔州地区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冲突的主要区域,自然也成为民族融合的主要地区。南北朝时期,多个北方民族进入黄河中下游,形成民族融合高潮,唐末和辽金元时期出现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大概到了明代,汉民族和北方民族以长城为界,胡汉杂居基本结束。
这里还需要讲一下什么是民族融合,也就是融合的标准。斯大林曾给民族下过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选集》上卷)“四个共同”就是民族融合的标准。达到了“四个共同”的标准,就说明北方民族已经融合为汉民族。当然,我们对标准只能相对地理解,北方民族的一些非本质的东西还会以不同的形式保留下来。
民族融合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人数少的民族会被人数多的民族融合;二是文化落后的民族容易被文化先进的民族融合。此外,政治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比较短暂。文化的先进更具根本性,汉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归根到底在汉民族的文化先进。
民族融合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主动融合。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力度大,手腕硬,影响广,是主动融合的典范。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反复,但改革效果显著。二是自然融合。由于长期在同一地区生活,北方民族不断吸收汉族文化,慢慢融合为汉族。大规模的主动融合并不多见,自然融合是一般的常见形式。三是通婚融合。相互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形式,可以造成种族血缘的混合,直接引起语言和习俗的变化。据史书记载,晋国率先冲破“华夷之别”同戎狄互相通婚。此后汉朝的“和亲”,隋唐皇室同少数民族的通婚时有发生。一般老百姓之间的通婚就更为普遍了。四是战争加速融合。在古代,战争成为民族杂居的主要推进形式,不论是中原王朝的北征,还是北方民族南侵,最终形成胡汉杂居,北方民族逐步被汉化。
二、马邑文化的主要特征
1、独一无二的马文化
(1)峙峪猎马人。生活在距今约2.8万年的峙峪人心灵手巧,制造了无数件打击石器,发明了精美的弓箭,大大提高了捕获猎物的能力。在峙峪人捕获的动物中,最多是野马,故被考古界称为“猎马人”。
峙峪人只是捕获野马,还不会驯化野马为家马。但峙峪人在大量捕杀野马的过程中,最早掌握了野马的习性,为后人驯化野马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所以,李元庆先生把峙峪人的猎马现象称为原始马文化或史前马文化。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发现了许多石器遗址,但只有峙峪人被称为“猎马人”。是峙峪人首创了中国原始马文化,昭示着朔州马文化的源远流长。
峙峪人大量捕杀野马,那么比峙峪人更早的后圪塔峰人主要捕获什么动物呢?是不是也是野马呢?野马化石最早发现在山西丁村遗址,丁村人同后圪塔峰人同属于旧石器中期。丁村在山西南部,峙峪在山西北部,这是否说明在原始社会的山西,生存着很多野马,尤其北部野马更多。依此推理,后圪塔峰人捕获得野马数量一定不少。峙峪人猎马的经验可能就源于后圪塔峰人。后圪塔峰人极有可能就是原始马文化的最早奠基人。
(2)马邑古城。随着朔州的建市,朔城区的市区面积不断扩大,原来的西古城和北古城已被无知毁坏。考古证明,朔城区的古城就是秦时修建的马邑城。秦马邑城的修建,流传着一段神奇的故事。《晋太康地记》曰:“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驰,驰走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之筑城,遂为马邑。”循马迹而筑不崩,此马乃神马也。神马指引筑城,筑城是为了养马,真是妙趣横生。
(3)尉迟恭擒海马。神头因海而名,因海而兴。当你望着那海水波光粼粼,望着那鱼虾自由漫游时,一定会想起尉迟恭擒海马的故事。
传说在神头海的金龙池内住着一匹海马,每当夜深人静时就出来吃老百姓的庄稼。一年夏季,当绿油油的麦苗再次被海马糟害时,力大无穷,胆量过人的尉迟恭决心把海马制服。一天夜里,当海马一跃上岸之际,尉迟恭瞅准机会,猛地一下骑在了海马背上,这时海马四蹄腾空,想进入海中,尉迟恭一只手死拽马鬃,一只手搂住岸边的一棵大柳树不放,海马无法挣脱,绕着柳树转了三圈,把柳树扭成了麻花。精力大减的海马猛然向东一跳十几里,(朔城区的马跳庄村名由此而来)向洪涛山头而去。被驯服的海马从此成为尉迟恭南征北战的坐骑。
(4)用马命名的村庄很多。
村名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或小群体的行为色彩,蕴涵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朔州从古到今畜牧业发达,长期以来一直是养马和马市重地,这些都给朔州留下了难以消失的印记。全市用家畜命名的村庄共有60多个,其中用马命名的村庄多达40多个。
朔州的马文化多姿多彩,缤纷异常。神马和海马的传说反映了朔州人对马的深情,反映着对马文化的升华和超越,使朔州的马文化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和境界。
2、别具一格的边塞文化
(1)特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边塞古城。
朔州地处内外长城之间,雁门关、宁武关、偏关外围,如果说外长城为第一道防线,内长城为第二道防线的话,那么朔州既可以驰援外长城,又可以藩卫内长城三关,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被称为“南北咽喉”(清雍正《朔州志·方舆》)“全晋之巨防也”。(《读史方舆纪要·朔州》)
马邑古城因边塞重镇而名,她经历了太多战争的考验,阅历了两千多年人间沧桑。秦筑马邑城,养马防边;汉代韩王信都马邑;刘邦32万大军战匈奴,被困白登山;汉武帝拟设伏兵袭击匈奴的“马邑之谋;北魏时的群雄争战;隋末刘武周起义,称帝马邑;宋辽大战,杨业兵败朔州;明代蒙古铁蹄屡次进犯;明末李自成大战宁武关;清光绪四年熊振德起义;清初人民的抗清斗争。无数的战争渲染着这座古城。
(2)名将辈出,彪炳青史
从三国算起到清末,朔州地区名留青史的重要将领40多人,一般将领近250人。三国张辽,北魏的庾业延、尔朱荣、尔朱兆、朱瑞等,北齐的斛律金、斛律光、斛律羡,唐代尉迟恭,五代周德威等,名声显赫。特别是尉迟恭被尊称为门神名传天下。在中国武将中,被广大人民普遍认可而尊为神者,大概只有山西的关公和尉迟恭。明清之际随着晋商的崛起,关公由武圣人被尊为财神;而尉迟恭因护守唐太宗李世民防鬼而被尊为门神。
无数的战争,演义出许多故事,其中杨家将抗辽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杨家父子血染金沙滩、老令公撞死李陵碑、杨六郎镇守三关口、杨家将大战李元昊、金沙滩上“荒粮堆”、六郎神箭、六郎城、五爷庙等等。杨家将的故事反映了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敬仰和崇拜,激发着人们保家卫国的热情。
(3)众多的边塞遗迹。
特殊的地理位置,频繁的古代战争,为这里留下了众多的古关、古城、古堡、古长城、古战场和汉墓群。
在冷兵器时代,人们把城墙可以有效御敌的作用延伸,修筑了长城。朔州境内的外长城西起平鲁北墩村,经右玉到左云、全长约125公里;内长城由偏关老营丫角墩入境,经利民、阳方口、由山阴东南到平型关,全长约128公里。右玉的杀虎口是闻名中外的重要关城,它不仅是内地通往内蒙古地区的交通要口,更是重要的军事要口。除关城外,内外长城还有城堡30余座和许多烽火台。
内长城的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史称外三关。位于朔州东南的雁门关,与朔州境内的内长城和关前的防卫重镇新旧广武城形成三位一体的防御体系。古城遍布朔州,大约有20多座。朔州的不少村庄的村名为铺、营、所、堡、寨、卫等,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大型的古墓群有金沙滩汉墓群、马邑汉墓群、梵王寺汉墓群、平鲁汉墓群、威远汉墓群、广武汉墓群等等。小型的古墓遍地都有。仅广武汉墓群就有汉墓293座,到2004年底,马邑汉墓群共挖掘战国和汉代墓葬3000余座。
3、特色鲜明的融合文化
朔州长期处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结合部,马文化和牛文化不断接触、碰撞、交流、融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融合文化。融合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马文化和牛文化结合产生的新文化,另一部分是朔州人独创的民俗民风文化。
(1)新文化。
姓氏:分两种情况,一是朔州人不少姓氏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的古姓,如安、米、狄、党、单、查、戈、八、哈、劣、缶、库、那、茹、善、凌、俎、勾引、索、脱、逮等;二是不少姓氏为汉化改姓。如匈奴独孤改为刘姓,北魏时鲜卑拓跋改为元姓。尉迟改为郎,贺鲁改为周、叱罗改为罗、柯拔改为柯,步六孤改为陆等等。唐代皇帝赐姓党项羌族为李,到了宋代皇帝又赐姓党项羌族为赵。明代时有些少数民族把复姓改为单姓,如公孙、叔孙、长孙、士孙、王孙改为孙;司徒、司空改为司;获狄步丁改为丁,清朝的满族后来改为金、罗、洪、富、荣。(据雷云贵整理的资料)
民间音乐与歌舞:以大小洪拳为形式,表现梁山泊英雄故事的踢鼓秧歌;颇具塞外之风,粗犷刚健,广阔奔放的民歌和大秧歌;与元曲有联系的耍孩儿。
语言:一些地方土语深受蒙古族语言的影响,如 “嘎渣子”(不走正道,干坏事的人),“忽辣盖”(奸滑、骗子手)、圐圙(围起来的草场)、不浪(木棒)等。
饮食:大漠草原之风的盐煎羊肉,嗜饮砖茶,涮锅子,喜饮烈酒等。
衣饰:历朝历代变化很大,赵武灵王改穿胡服,是对汉服的第一次大改革。后受蒙古族的影响穿毛鞋、皮袄,戴瓜壳帽、狐皮帽等。
村庄:受民族交融影响的村名,如薛圐圙、察罕铺、吴儿城。
祈雨:个别地方的祈雨民俗是两大文化融合的产物。“神头三大王庙的祭祀仪式是在拓跋氏原始祭天仪式的基础上,经过道教、佛教的渲染,在汉化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范金荣《古代朔州祈雨民俗》)
(2)独创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朔州人根据自己的自然特点和经济条件,吸收其它文化的有益因素,慢慢形成了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
饮食:朔城区的粉浆、黄儿;应县的石子饼、牛腰;怀仁、应县一带的糖干炉;朔州地区的杂各、羊拐弯、凉拌莜面,烂腌菜、豆面蘸糕、菜滚水,醋糊糊、沤酸饭、沤苦菜等。朔州是著名的杂粮之乡,粗粮细作,吃法多样是饮食的一大特色。
传统节日: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传统节日,朔州较大的城镇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节日。节日中既有残留的宗教色彩,又是集市和文艺演出的盛会。朔城区四月八日、岱岳六月二
十四、神头五月初
五、井坪镇六月初
六、利民镇六月初
一、凤凰城七月
十五、古城镇三月
十八、新城镇七月初
一、怀仁七月初
十、应县四月初八等。
语言:地方土语很多,尖舌音、超尖舌音和入声多,形成了许多地方语言的谚语、趣语和所答非所问语。
文化:多种形式的民间游艺、民间歌舞曲艺形式的喜乐,起源农业生产劳动的歌舞小戏发展而来的秧歌剧。朔城区大秧歌在省内外有很高的声誉。右玉道情委婉动听、深受群众喜爱。
马文化、边塞文化、融合文化三大特点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只讲其中的一点,不能反映马邑文化的全貌。
三、马邑文化的思想内涵
文化就是人的创造,人创造物质文化、也创造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把这三种文化条理化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为表层文化、制度文化为中层文化(包括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等)、精神文化为底层文化。精神文化就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认识、观念、思想、理论等。精神文化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表层和中层反映着底层的内涵,底层引导并制约着表层和中层的变化。
1、主要思想
马邑文化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尚武习拳。朔州自古以来多战事,为了自卫和保家,尚武习拳渐渐形成风俗。朔州名将辈出并非偶然,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喜欢舞拳弄棒,会武术的人往往很受人尊重。直到民国年间,朔州仍有不少武术高手坐坊传业。
(2)勤劳俭朴。朔州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环境中,农作物的收成如何,辛苦很重要。广大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仅需要精耕细作,而且要利用空闲时间饲养一些马、牛、羊、猪等家畜。由于干旱少雨,风大灾多,收成好的年景不多,人们的生活普遍比较贫寒,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成为当地民风。
(3)包容性强。朔州从古到今,人口流动较大,北移南迁常有发生,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需要互相谅解、包容、尊重。尤其是朔城区,地处交通要道,县州治所,人来人往,接触广泛,养成了不排外的思想。这种好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建国六十多年,朔城区从未发生过排外事情。
(4)民风淳厚:朔州人老实忠厚,乐善好施,与外人打交道,不怀戒备之心。历史上南方人哄骗朔州人,把朔州的宝物盗走的传说很多。当村里人有困难或需要公益事业建设时,人们量力而行,慷慨解囊。
(5)经商意识差。北方地区经济长期落后,重农轻商,工商业不够发达。在明清时,晋商在山西纷纷崛起,朔州的工商业总体上规模小,数量少。手工业多为一些季节性的木、铁、石、皮等简单加工业,农村隔三差五来个乡间货郞。以朔城区为例,民国年间县城商铺共45家,由外地人经营的占到38家。这些店铺经营资本最多五、六千元,年营业额最高超不过三万元。
(6)因循守旧。古代社会交通工具不发达,人们出行主要靠双脚,活动范围很小,不过方圆二、三十里,许多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再加上商业不发达,更显封闭。按老规矩种地,按旧习惯生活,接受新鲜事物迟缓,缺乏敢闯敢创的精神。“好出门不如赖在家”的俗语就是朔州人心态的真实反映。
2、正确认识马邑文化。研究马邑文化,是为了传承和弘扬马邑文化,做到“古为今用”。这就需要正确认识马邑文化,辩证地把握马邑文化。
(1)马邑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马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是一般,马邑文化是个别。“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个别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马邑文化既有特殊性的一面,也有与中国文化相同的一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佛、道为主体,特别是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在朔州的影响很广很深,时至今日,“求神拜佛”、“宗族思想”、“重男轻女”、“人体依附”等封建思想在朔州仍然很有市场。讲马邑文化,一定要看到马邑文化中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只有勇于同这些东西决裂,才能真正做好传承和弘扬马邑文化。
(2)马邑文化特殊性中也有消极因素。研究马邑文化,可以不讲马邑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同的一面。但马邑文化特殊性中也有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像勤劳俭仆、包容性强就是积极因素,经商意识差,因循守旧就是消极因素。只有勇于同这些消极因素决裂,才能真正传承和弘扬好马邑文化。
(3)传承不是盲目继承。马邑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生成的,它体现的是传统思想的价值观。必须经过改造和加工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部分。像“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需要继承发扬。但古代的“孝”文化是在“三纲五常”的伦理环境下生成的,“父为子纲”是其核心。现在讲孝顺父母,是建立在父母与子女地位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再如“尚武习拳”,过去兵荒马乱不断,“尚武习拳”既可防身,又可保家卫国。现在是和平年代,社会主义年代,“尚武习拳”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研究马邑文化,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科学取舍,合理扬弃,才能真正做好传承和弘扬马邑文化。
四、马邑文化的时空定位
1、马邑文化的上限和下限。
马邑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古文化,大家对此没有疑义。作为历史文化,就有上限和下限。李元庆先生第一次对马邑文化的上限作了界定,他在《马邑文化三论》一书中说“所谓马邑文化,大体上可以说就是以马邑为总称谓的今朔州之地的历史文化,或者说以今朔州为地理载体,以马邑古城为中心蔓延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秦设马邑县,距今2000多年,马邑文化的上限以秦设马邑县为始。
我们认为以秦设马邑县为马邑文化的上限是欠妥的。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简单讲就是人化。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有了人就有了文化。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并指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类创造的最早工具是石器,就是说,石器是最早的文化。考古已经证明在朔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旧石器中期就有人类活动,从目前来看马邑文化,至今已有十万年。
把朔州地区存在的古文化命名为马邑文化,跟马邑建置是两回事,文化的存在不取决于行政建置,取决于人类活动的存在。所以把朔州地区存在的古文化命名为马邑文化,是因为其它概念都不如马邑这一概念确切。不把马邑文化命名为朔州文化除马邑建置早于朔州外,主要在于马邑文化恰如其分地显现了朔州古文化的特点。马邑县因马而建,马是马文化和边塞文化的重要象征,也是朔州地方文化的重要特征。马邑文化形象地写照了朔州的古文化。
确定马邑文化的下限有两种分法。一是按照中国历史分期的办法,把古代的下限定在1840年,另一种是按传统习惯划分,把古代的下限定在清朝灭亡的1911年。这两种办法对马邑文化内涵的界定关系不大,但在朔州人们的眼里,古代就是民国以前的旧社会。为了同人们的看法相一致,把马邑文化的下限定在1911年为妥。
2、马邑文化的地域范围。李元庆先生给出的界定是“以今朔州地理为载体,以马邑古城为中心”。应该说不论古马邑还是古朔州其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朔城区,都没有达到今朔州全境,但今朔州其它区县存在的地方古文化同今朔城区存在的古文化并无多大差别,同属一类型,以马邑文化为总称谓来体现今朔州地区的古文化是恰当的。由于古马邑和古朔州大体相当于今朔城区,今朔城区就自然成为了马邑文化的中心地带。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长期以来人口的迁徙、流动,马邑文化还影响到了朔州邻近的忻州、内蒙的一些市县。
3、马邑文化与三晋文化和雁门文化的关系。李元庆先生在《马邑文化三论》中对三晋文化、雁门文化、马邑文化三者的关系 作了详细的论述。马邑文化是雁门文化的亚型文化,是三晋文化的次亚型文化。按照李元庆先生“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大层次的方法论,三晋文化属宏观,雁门文化属中观,马邑文化属微观。从宏观的层次讲,马邑文化同三晋文化没有明显的区别。从中观层次讲,马邑文化同雁门文化在马文化、边塞文化、民族融合文化方面是一致的,但在表现方式上和程度上有差别。从微观层次讲,马邑文化的地区特色非常明显,自成一体。
最后说一下马邑文化与朔州文化的关系。朔州文化可以分为古代和现代两大部分。马邑文化就是朔州文化的古代部分。
主要参考书目
高海编纂:《朔州通史》
高海著:《朔州历史沿革》
五崇德、王纪山主编:《文明衍流》卷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
谭明武、支立新主编:《朔州历史与文化》
杨善群、郑嘉融著:《话说中国》
李元庆著:《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马邑文化》
李元庆著:《马邑文化三论》
熊国章著:《马邑与马》
钱穆著:《黄帝》
[清]汪嗣聖纂修:《朔州志》
钟声扬、李尧主编:《朔州民间文化》
朔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朔县志》
雷云贵选编、熊国章订补:《古代朔州军事资料辑录》
赵向东、蔚文彩主编:《印象朔州》
林翰著:《东胡史》
张传玺著:《中国古代史纲》
(文/张改梅 刘文新)
(编辑:康晓玲)
第四篇:浅谈杀马特文化
浅谈杀马特文化
杀马特流行语
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奔放洋气有深度,简约时尚国际范,低端粗俗甩节操,土憋矫情无下限,装模作样绿茶婊,外猛内柔女汉子,卖萌嘟嘴剪刀手,忧郁深沉无所谓,狂拽帅气吊炸天,冷艳高贵接地气,时尚亮丽小清新,可爱乡村非主流,贵族王朝杀马特。
杀马特是什么意思
第一次看到杀马特这个词,是在下面这段微博中,顿时觉得的“杀马特”好厉害。杀马特是什么意思呢? 微博原文:
今早挤公车,一老太太抱着孙子上车,一杀马特让座,孙子直接坐下,杀马特说【你们一起坐】,小孩撇嘴【奶奶身上臭】,老太太有些尴尬,杀马特像拎鸡仔似的把小孩提起来丢在旁边再拉老太太,老太太不肯坐,杀马特怒了【都是你惯出来的给我老实坐着!】,又扭头对小孩吼道【站不稳就抱我大腿!】
杀马特是什么意思
杀马特一词源于英文smart,可以译为时尚的;杀马特在中国的发展源于超高的人气,是结合日本视觉和欧美视觉的结合体,简称杀马特,喜欢并盲目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乐队的衣服、头发等等,是网络中最有代表性的网络家族。
杀马特(smart)是结合日本视觉和欧美视觉的结合体,国内年轻人盲目模仿崇拜视觉系的衣服、头发风格等等。从而确立的一个新的时尚体系,简称杀马特。杀马特错误病态的街头文化的兴起源于杀马特家族的超高人气,杀马特是网络中人气最高的最有争议的网络家族。
杀马特里的人思想、行为上都表现出一种还很幼稚的状态。在某某杀马特文章上写道:“本家族是唯一一个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出来的家族,并且上过一次南京新闻,两次新闻网。”他们或许知道自己这些都是些负面新闻,但是他们却好像当作荣誉一样在炫耀。
杀马特特征:
杀马特成员留着五颜六色的长发画着很浓的妆;穿一些很个性的服装,戴着稀奇古怪的首饰;仿照香港电影古惑仔的造型配戴夸张饰物,例如金链,金色等器具。不停以耍酷的动作吸引别人注意,走路的方式很嚣张,例如双手插袋,却还要昂首挺胸。喜欢自拍.QQ、博客、空间、随处可以看到 “杀马特”这3个字,空间里有很多头发五颜六色的视频截图,和Visual图片.画着很浓的妆,经常使用火星文,现时当中夸张打扮。(例: 個子矮小而配以很高的髮型;胡亂配搭一身的名牌衣著),穿戴一些自认为很有个性的衣服与首饰,(如:LV和GUCCI的斜背袋和全身著上Adidas。),喜愛穿著全身黑色衣物,喜欢模仿(Visual)着衣.杀马特来源:
所以中国的“杀马特”演变至今,既不是VR,也不是纯粹的视觉系。
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状态、一种生活形式和一股文化潮流。杀马特的老祖宗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朋克(Punk)文化。
原始的大部分杀马特都留着五颜六色的长发,画着很浓的妆;穿一些很个性的服装,戴着稀奇古怪的首饰;喜欢自拍,.在网吧的摄像头前做些奇怪的动作;QQ、博客、空间、随处可以看到 “杀马特”这3个字,空间里有很多头发五颜六色的视频截图,和日韩视觉系图片自称是是:一个集潮流、视觉、杀马特为一系的群体,经常使用火星文,现时当中夸张打扮。(例: 个子矮小而配以很高的发型;胡乱配搭一身的名牌衣著),穿戴一些自认为很有个性的衣服与首饰,(如:LV和GUCCI的斜背袋和全身著上Adidas。),喜爱穿著全身黑色衣物,喜欢模仿日韩视觉系,至于中国的“杀马特”家族,也与摇滚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喜欢模仿视觉系的服饰、化妆罢了;而真正视觉系的FANS们根本不屑于与“杀马特”为伍。所以中国的“杀马特”演变至今,既不是视觉系,更不是VR。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状态、一种生活形式和一股文化潮流。看不惯的网友们将他们称为“山寨系”,与非主流、脑残族并列。
杀马特是一个争论很大名词,因为作为病态的“流行”,已经受到了大部分人的批评和鄙夷。虽然来源于流行文化,但是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差距,越来越呈现出低俗的状态。
杀马特,反映了部分中国青少年价值观取向的畸形,更加说明中国国民的素质有待提高,在另一个方面,努力提高公民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是很必要的。
第五篇:中国竹文化
中国竹文化浅析 李世东 颜 容
我国是世界上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竹林面积最大、开发利用竹资源最早的国家之一,素有“竹子王国”之称。竹子因青翠挺拔、奇姿出众,凌霜傲雪,四时长茂受到了人们的称颂。人们赋予它心虚节坚、坚忍不拔、风度潇洒的“君子”美誉。在悠悠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竹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悠久的文化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中国竹文化。
一、中国竹文化的地位与作用
(一)中国竹文化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与心灵的庞大载体,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依据。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产生之后,一直对中国的政治、教育、文学以及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民族,因而也是一个热爱森林、创造森林文化的民族。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源泉,文明在森林中诞生和发展,历史上的文明古国都诞生于森林中,在森林中得以发展而辉煌于世。森林对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森林文化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中国独特风土基础之上。悠久的森林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竹文化是森林文化中独树一帜的一个重要分支。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的一句名言,揭示了中华文明史中一个特殊的现象:竹作为一种特殊的质体,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竹子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并渗透和凝聚于精神文化之中,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色彩,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竹文明,积淀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竹文化。
(二)竹子是东方文明的象征,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品格和情操
英国著名学者,研究东亚文明的权威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东亚过去被称为“竹子”文明,中国则被称为“竹子文明的国度”。
甲骨文中竹子符号的出现到竹部文字的创造和发展,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国竹子文明的历史演进。著名竹子专家熊文愈教授详细统计了甲骨文竹部文字的数量。根据出土文物和有关典籍记载,论述了竹子与中国古代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军事武器、文化艺术、音乐以及人们日常生活诸方面的密切关系。中华文化浸透了竹子的痕迹,悠悠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繁荣,也是一部竹子文化繁衍和发展的诗篇,由此可见,中国被称为“竹子文明的国度”是名不虚传的。
正如苏东坡所述:“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就拿“书者竹纸”来说,从殷商时期出现在竹简上的刻字,到六朝时期发明的竹纸,竹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积累的载体,在文化发展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对保存人类知识、形成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
(三)中国竹文化在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华夏竹文化,上下五千年,衣食住行用,处处竹相连”。竹子四季常青、姿态优雅、鞭根发达,不但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而且有很好的生态、旅游、观赏价值,在绿化环境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竹文化的发展,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更在精神层面上熏陶了人们的情操,成为品格的象征。
二、中国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竹文化就是以竹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就其内容来说可以分为竹文化景观和竹文化符号。竹笋、竹制书写工具、工艺品、乐器、舞蹈道具、日用器物、生产工具、建筑、交通工具等是构成器物的物质材料,文化内涵的显示不是竹本身而是竹所构成的器物及其使用规范,它能显示出文化性的人化了的自然,或者说是中华民族为了特定的实践需要而有意识地用竹所创造的景象,此为竹文化景观。而宗教、文学绘画、伦理规范中的“竹”本身即直接表现与象征着人的情感、思维、观念、价值、理想等精神世界,此为竹文化符号。
(一)竹文化景观
竹文化景观是指人化了的竹所显示出来的中华文化性质,或者说是中华民族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生产需要、书写需要、审美需要等有意识地用竹创造的景象。竹文化景观既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心理倾向和特点,又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进化的程度。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竹密切联系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用。
衣——竹服饰是中国竹文化景观之一。从服饰方面看,秦汉时期就出现用竹制布、取竹制冠、用竹做防雨的竹鞋、竹斗笠,并沿用至今。古代人使用的竹簪、竹蓖箕、竹箍等,都是用竹制成的容饰器,震惊中外的马王堆出土文物,发髻上就插有竹笄、角笄、玳瑁各一件,体现了他们对美的追求。现在运用高科技还可以将竹纤维与纯棉、真丝合成纤维或交织制成服装、毛巾和床上用品等。
食——竹饮食是中国竹文化景观之二。从饮食方面看,根据《诗经》、《禹贡》等文献记载,竹笋在西周时期已成为餐上佳肴,此后相沿不衰,直至今日竹笋仍不失为中华民族的桌上名菜。竹不仅可以充饥裹腹,满足口舌之好,而且被赋予浓厚的文化内涵,倾注了生长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民族对于植物格外厚爱的感情。
住——竹建筑是中国竹文化景观之三。从住宅方面看,竹被中华民族用作房屋各个部分的建筑材料,甚至到了“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其余若椽、若楞、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的地步。中国竹建筑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农立国的生活观念、尚俭归朴的生活情趣、优美和谐和空灵飘逸的审美理想。
行——竹交通工具是中国竹文化景观之四。从交通运输方面看,竹是一种重要的营造材料,人们用竹来开路架桥、制舟做车。在需要与条件制约之下发明创造的交通设施和运输工具,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代代承传,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质点。竹制交通设施和运输工具一方面显示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和极富想象力的创造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禁严的等级观念和追求平等的文化心态。
用——竹生产生活用具是中国竹文化景观之五。竹制生活器物。竹材被中华民族大量用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物,如:炊饮器具、消暑用具、家具等。竹制日常生活器物的制作工艺、形制、大小及使用制度,构成一副别致的中华民族生活风俗图和中华文化景观,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强烈理性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生活艺术化的情趣。
竹制生产工具。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产业都有竹制生产工具。在中国古代生产中,无论是简单工具还是复杂工具,竹都是生产工具的一种重要制作材料。竹制生产工具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性和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中华民族认识自然与利用自然的智慧、勇气和理想,显示着中华文化对待自然因地制宜、轻视永恒、肯定已然的现实精神。
竹制书写用具。中国的书写工具别具一格,书写材料亦颇有特色并富创造性,而竹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竹笔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书写工具,作为创作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工具,历久不衰,宣笔、湖笔、湘笔等名笔的笔杆均由竹制成。早在中华文化的发轫时期商朝末年周朝初年,竹即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的书写材料——竹简。至春秋时期,竹简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书写材料。直至南朝时期,流行了约两千年的中华民族的主要书写才被纸所完全取代。然而,竹与书写材料的密切联系并未由此中断,竹不再作为直接的书写材料,但至迟在唐朝中叶却作为书写材料之上品竹纸的加工原料而成为书写材料的重要因素。竹制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尤其是竹制书写工具是使汉字的书写艺术化而形成书法艺术,以及形成中国画画法的一个重要动因。竹制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观念。
娱——竹娱乐品是中国竹文化景观之六。工艺品是器物由实用走向审美、人类精神需求增加的结果,兼具实用与审美两种功能,既是物质生产技能的集中体现,又显现出文化性格与审美追求。这两方面的表现均需借助于其构成物质材料的形状、色彩、造型的变化,因而体悟与分析工艺品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追求不能忽视其构造材料。在蔚为大观的中国艺术品中,竹制工艺品是颇具特色且种类繁多的一类,它表现了中华民族娟秀细腻、清新淡雅、柔和婉约的审美趣味。
竹制乐器。竹是中华民族乐器的重要制作材料。被列为中国古代的音乐分类“八音”之一,甚至常用“竹”代表管乐,用“丝竹”代称音乐。竹制乐器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待自然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协调”的态度,亦显示了中国传统音乐简明、灵活的特征。
竹生活环境。从人类的生活环境看,竹子也发挥了其特殊的作用。竹子独特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决定其具有广泛的生态效益: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减少噪音和为其它生物资源提供生存环境,备受人们的青睐,古今人们都用其保护和美化人类的生活环境。
(二)竹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用于较稳固地象征某种特定意义的事象。竹被中华文化赋予象征宗教观念和理想人格、表现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的功能,中华民族的内在情感、观念常借竹而得以象征与表现,因而竹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符号。
竹宗教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一。中华文化在战国时期开始把竹神圣化和非凡化,对之加以崇拜。天师道把竹视为具有送子和延寿神秘力量的“灵草”,人们常崇拜竹以祈求得子或求子健康成长,以驱病延寿。彝族、傣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视竹为本民族源出的植物或搭救其祖先性命之物,作为本民族的祖先和保护神进行祭祀,竹成为一种图腾。竹宗教符号象征着中华民族虔诚的宗教情感、对现实的态度及对未来的热望。
竹民俗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二。竹子在民俗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竹文化联系着口承文艺、游乐活动和民间习俗;祭祀、婚丧、交际、节日、朝规等社群文化构成了民间竹文化的重要元素。
竹诗歌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三。早在远古时期,竹就被当作原始歌谣的描绘内容,其后《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等先秦两汉的文学作品对竹和竹制器物均有大量描绘,但竹或竹制器物仅只是意境的一个构成要件,尚未成为中心意象。至南朝时期,伴随着山水诗的出现,以竹为中心意象的咏竹文学诞生了,其代表就是谢跳的《秋竹曲》和《咏竹》。此后,历代文人墨客对竹吟咏不断,创造出大量咏竹文学作品。竹之挺拔、常青不凋之色以及竹的摇曳之声和清疏之影,尽入诗怀,并借以象征与表现虚心、高洁、耿直、坚贞、思念等情志和思想,构成情志依附于竹意象、情志贯注于竹意象、情志超越于竹意象几种文学符号类型,显示出清新淡雅、幽静柔美的审美特征。
竹书画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四。中国绘画画竹始于唐朝,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画的重要一科——墨竹画已问世,北宋文同、苏轼等人开始大量画竹,完善了画竹艺术。清朝涌现出倾毕生精力于竹的画家——郑燮,他不仅留给我们大量写竹画,而且在画竹艺术上多有创新、理论上颇多总结。从正直、高洁、孤傲、坚贞、抗争到直爽达观、体恤民情等,画家们都借画竹得以象征与表现,并构成别具一格的简淡逸远的绘画风格。
竹造景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五。竹子是中国古典园林中重要的植物材料,从上林苑、辋川别业到寿山艮岳,都有竹子景观的记载。现存的江南古典园林中有不少竹子造景的范例,如网师园的“竹外一枝轩”、沧浪亭的“翠玲珑”、留园的“碧梧栖凤”、个园的“春山”等等。竹子造景可通过题咏、匾额、楹联、名人故居、雕塑以及竹韵景石等艺术手法渲染竹文化,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营造出充满诗情画意的园林意境。
竹人格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六。竹在中华文化中被人格化,成为象征中华民族的人格评价、人格理想和人格目标的一种重要的人格符号。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和道家设计出两种迥然相异的人生道路和人格理想:建功立德与遁迹山林、刚正奋进与淡泊自适。这迥然相反的二元人格标准构成了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系统,竹人格符号以其特有的包容性,意指着中国传统人格的整个结构和系统。
三、中国竹文化的核心及特征
(一)中国竹文化的核心
白居易在《养竹记》中总结竹的品性“本固”、“性直”、“心空”、“节贞”,将之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中赋予竹子“刚”、“柔”、“忠”、“义”、“谦”、“贤”、“德”等品格。在生活中,人们往往容易把竹的特性拟人化,如人们极易由竹的不畏严寒联想到人的坚贞不屈的人格品质,由竹的清风瘦骨联想到一种“超然脱俗”的人生境界。这种竹的自然属性同人的人格特点发生契合是中国竹文化的核心所在。
郑燮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诗句都是借竹来表达自己的情怀或表现自己的人格理想。而湘妃的斑竹泪更是使竹成为女子对于爱情坚贞不渝的写照。享有诗佛之誉的王维最擅长以竹来传达自己的禅悟体验:“独坐幽徨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生产生活的资料到具有自然观赏价值的景物再到表现人类精神追求的审美载体,竹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自然到“人化的自然”再到“自然的人化”,实用性向审美性的转变标示出人们对同自己息息相关的自然的终极关照。
(二)中国竹文化的特征
竹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类型的文化相比,竹文化具有浓重的文学和美学、宗教和民俗、生活和乡土气息特点。它既有道德人格的比附意义,又有理想爱情的象征意义,同时又是禅宗禅趣的载体。
中国竹文化具有突出的伦理主义特征。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结丛,折射出中华文化的整体光彩,竹文化的伦理性特征正是中华文化伦理性的反映。竹文化渗透的领域之所以如此广泛、所凝聚的民族精神之所以如此深厚,是因为竹的某些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异质同构性”,竹文化兼收并蓄地融合了中国古代诸家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伦理精神对竹提出了文化的需要并赋予它丰富的内涵,“天人合一”的类比思维则使竹与人及其文化相结合。
竹文化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标识。无论是竹文化的构筑材料、形制特征还是它所体现出的文化氛围,无论是竹文化的能指还是它所象征与表现的意指,均能非常鲜明而突出地显示出中华文化的特色,透露出深厚的中华内涵。一双竹筷,一座竹楼,一架竹桥,一根竹笛,一把竹丝扇,一只竹管毛笔,一首咏竹诗,一副墨竹画,一句“无竹令人俗”的人生格言„„无不弥漫着迥异于欧洲文化、非洲文化、拉美文化的中华文化的浓郁气息:竹筷是中餐别于西餐的标记,筒车是中国古人独有的运输工具,竹丝扇是中国能工巧匠的杰作,竹管毛笔是古老中华文化的象征,竹笛是中国特有的乐器,咏竹诗是中国咏物诗的一类,墨竹画代表着中国画,借竹喻人格只为中国哲人所道出„„不必诠释,无需标签,人们自会睹物思人,见景生情。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正是通过竹及其他文化事象得以显现,从而与其他文化判然相别。
四、中国竹文化的源流与现状
(一)中国竹文化的源流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竹子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竹文化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体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诸多方面。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证实,原始时期中国竹林的分布,西起甘肃祁连山,北到黄河流域北部,东至台湾,南及海南岛。中华文化发源的两大中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正是在竹林生态区域之内。我们祖先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正是在这种竹生态环境下产生和演进的。竹子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字、生产、文学、艺术、宗教、风俗以及日常生活,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毫不逊于石器、金属,以致于积淀成为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多彩的中国竹文化。
竹子的使用确切记载源于仰韶文化。1954年在西安半坡村发掘了距今约六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出土的陶器上可辨认出“竹”字符号,说明在此之前,竹子已为人们所研究和利用,也即是我国人民研究和利用竹子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时器时代。汉字起源于原始社会崩溃的仰韶文化,而“竹”字的原始符号则应在此之前就已出现了。研究表明,我国商代就已知道竹子的各种用途,其中之一是用作竹简,即把字写在竹片上,再把它们用绳子串在一起就成了“书”,汉字“册”即由此而来。竹简为我们保存了东汉以前的大批珍贵文献,如《尚书》、《礼记》和《论语》等都是写在竹简和木简上的。殷商时代用竹简写的书叫“竹书”,用竹简写的信叫“竹报”。竹笔的发明在文化史上也具有开拓性的一页,在殷代文化遗迹出土的甲骨、玉片和陶器上都可以看出毛笔书写的朱墨字迹。湖北曾侯乙墓和汀鄂出土的春秋战国墓的文物中也有佐证。
早在九世纪我国已开始用竹造纸,比欧洲约早一千年。关于用竹造纸,明代《天工开物》中作了详细记载,并附有竹纸制造图。用竹造纸,标志着我国古代造纸技术的巨大发展和成就,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随着时代的发展,竹在生活中更是大展身手,与人们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二)中国竹文化的发展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度,丰富的竹资源为我国古代用竹、种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是中国竹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中国对竹子的培育和利用已有六千多年历史。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加强,竹子的优良特性和开发价值得到重新认识,且已被逐步推上生态环境建设和山区经济建设的历史舞台。
竹子具有其他一般树木无法比拟的多重特点和优势,发展竹资源、开发竹产业能把生态建设和产业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生态建设的同时推进产业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兴建了大量的竹子公园、竹子博物馆。典型的竹子公园有北京紫竹院公园、上海万竹园、南京菊花台公园、成都望江楼公园及广州晓港公园等;以竹景为主的“园中园”主要有北京植物园的“集秀园”、杭州黄龙洞圆缘民俗园的“方竹园”、马鞍山采石矶公园的“万竹坞”等。位于安吉县竹种园内的中国竹子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展馆面积最大、展品最丰富、设施最先进的竹子专题博物馆。
中国竹业的盛典——1997年开始每两年一届的中国竹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和首届十大“中国竹子之乡”的评选,为我国竹文化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1997年11月,总部设在北京的第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竹藤组织的正式成立,更是世界竹业的一大盛事。
对竹文化进行研究的组织机构、科研成果、专著论文等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神奇朴实的中国竹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在中华民族精神长河中留下了深长的历史投影。它正以倔强的生命力随着文化传统对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实现同现代文化的综合,以形成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文化意识和品格。
七、展示了中国“竹”文化之美
竹子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大概自魏晋“竹林七贤”以来,竹子就与中国文人、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无数的文人墨客歌咏过它、书写过它,以它来标榜自己,它被誉为“ 花中君子”之一,已成为了中国文化一种精神的象征。影片中不但那段经典的打斗场面是在竹林进行,还有一个场景展现了竹子之美,即李慕白与秀莲途经竹林的一座小屋,在小屋歇脚时的那段。镜头先是刻画了竹林与小屋的相互映衬之美(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世说新语》记载,王献之曾暂居一空宅,也要种竹,人问其故,答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可见竹子与古代文人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有房舍就要有竹子,竹能使简陋之屋成为高士之庐),然后便是李慕白站在小屋的一个很大的方形窗口前,窗外的竹子填满了整个窗口,看上去就像镶在墙上的一幅画。不知导演是否有意用竹子来映衬李慕白这位侠士的高洁品质,还是仅仅只为表现竹子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