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共五篇]

第一篇：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纵观70年代以来，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和明白几点：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 2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 3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纵观历史分析当前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总体上说，自2009年1月美国“新科”总统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保持了稳定，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进展。但步入2010年后，中美关系将呈现大盘回调、局部震荡的格局。

回顾：2009年中美关系平稳增长

首先，中美关系发展的起点比较高。，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却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之后，中美关系保持了连续7年的稳定发展。其间，中美之间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危机。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展开了有效合作，两国关系的机制化程度获得了很大提升。这包括两国最高领导人经常性见面，各种电话热线陆续建立，各种磋商机制日益丰富，两国在最重要也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共识。所有这些，使新总统执政一开始两国关系发展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其次，中美关系在美国的政党轮替中实现了平稳过渡，开局良好，保持了积极的发展势头。这在冷战结束后还是第一次。虽然在奥巴马上台之初，中美间也出现过各种摩擦，但上述问题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都未演化成危机。2009年2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访东亚，其中国之行获得重大成功。

2009年4月1日，在伦敦G20峰会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举行了首次会谈。除了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深入交换意见外，两国元首还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进一步深化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能源、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恢复和扩大防扩散和其他安全问题的磋商，扩大两国立法机构、地方、学术、青年等社会各界的交往，恢复人权对话，推动两国军方关系继续改善和发展。

2009年9月21日至25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马不停蹄地出席了四大峰会，从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以及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到在匹兹堡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中美首脑分别在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负责任的主张，双方表示将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在2010年成功完成多哈回合谈判。

2009年11月13日，奥巴马启程前往亚洲进行8天访问。在其丰富多彩的为期4天的中国行中，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就经济复苏、气候变暖、开发新能源、防核武器扩散、地区安全等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坦率、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会谈，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两位国家元首先后在伦敦和纽约举行正式会晤、5次共同出席国际会议、4次通电话。而奥巴马在上任后头一年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更是中美交流史上的第一次。与此同时，两国政府重要的内阁成员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悉数见面。

第三，两国关系的机制化程度有了进一步提升。这种机制化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一是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的整合。在胡锦涛与奥巴马的伦敦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将布什政府时期建立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整合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种对话的规模和层级在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中也属罕见。二是对话和磋商机制延伸到了两国关系中一些突出的薄弱环节。与迅速发展的两国政府间关系相比，两国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要落后太多，这使得美国国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第四，两国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一些新的重大议题进入中美关系的议程，诸如如何应付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开发新能源、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局势等。上述议题均为奥巴马上台后面临的最紧要的对外政策议题，这些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议题表明，奥巴马政府较上届政府相比，更加重视中美关系，更加看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前瞻：2010年中美关系或许局部震荡

过去30年的历史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循着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轨道，有时步入低谷，但一段时间后又峰回路转，攀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步入2010年后，我们已经感到中美关系的政治气氛在变冷：在双边关系上，美国正在做一些刺激中国神经的事，譬如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爱国者三型导弹在内的高性能武器，美国国务院借谷歌事件指责中国限制言论自由，奥巴马扬言将会见**喇嘛，美国指责中国政府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损害了美国利益，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的“特保案”不断增加等;在地区

或多边议题上，中美的分歧也因为相关问题的复杂性而凸显出来，例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中美关系的变冷有其自然的逻辑，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一是因为两国关系中一些老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如中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方面以及台湾问题等老大难问题上的分歧，一直在羁绊着中美关系。二是因为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构性问题。随着中国国力和自信心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而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尚未适应中国力量的到来，时时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以美国衰落为代价，诸如“中国模式”会取代“美国模式”，全球化中的美国化会因中国化而受到阻止等，这就形成了新兴国家与老牌国家的结构性矛盾。三是中美关系周期性地受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美国两党的候选人出于当选的需要，每每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以转移选民对自己的不满。

这就需要双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妥善处理上述诸多挑战和问题：

——从战略上，适度降低对对方的期望值。2009年中美关系的热络，主要是由于奥巴马面对一些急迫的问题，如金融风暴、气候变暖、核武扩散、甲流肆虐、塔利班卷土重来等，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的期望值很高，希望说服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多更积极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国力出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美国却认为中国做得不够，并开始有所抱怨和指责。

当中国不能如美国所愿行事时，美国就感觉很受伤害。而中国也对奥巴马存在着过高的期望——既然美国说了要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那美国就应该尊重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就应该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无法跳出美国政策的惯性而停止售台武器，不理**，满足中国的期望。双方对于对方的期望存在着巨大落差和错位，因此需要重新冷静认识对方能够做什么，而不仅仅是期望对方做什么。

——从政策上，美国应尽量避免国内政治的干扰。我们现实的要求只能是：美国领导人能够超越于党派之上，从全民总统、一国领导人的高度出发来制定对中美关系有利也是对美国有利的正确政策。从政治上讲，2010年对奥巴马来说是困难的一年

——从议题上，双方有必要进行微观管理。2010年，中美关系的“议题之争”会更加频繁，老的未去新的又来。老议题如台湾议题、人权议题、人民币汇率议题、知识产权议题、贸易平衡议题、涉藏议题、朝核议题、伊核议题等，新议题如气候议题、地区影响议题等。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

最近发生的谷歌事件，本来只是一桩商业事件，结果美国将它演变为一桩政治事件、外交事件。谷歌进中国也非一朝一夕，何以不明白中国的相关政策和相关法律，近来才如此发飙?美国一直高举言论自由、网络自由的大旗，为何在去年不言语，今年则大叫要信息自由?看来时机很重要。去年没有声响，缘由是因为需要中国、不敢得罪中国;今年经济有所复苏、中国又使之失望，因此不怕得罪中国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权宜之计。美国对中国满意时，人权问题退居二线;一旦美国对中国不满或失望时，人权问题就浮出水面。对中国来说，需要警惕的是，由于中国发展的路径与美国设想的不一致，美国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对中国的前进方向难以把握甚至有一种幻灭感。之所以要微观管理这些议题，目的就是要避免任何一个议题失控，进而管理好整个中美关系的大格局。

中美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时有摩擦和波折，但从大的方向看，这艘巨轮一直在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对于2010年可能到来的中美关系大盘回调，局部震荡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预案。毕竟中美关系不是一方的事，而是双方的事，需要双方悉心经营。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与奥巴马会面时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点。”

第二篇：中国的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 历史 上看，影响 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 和意识形态、地缘 政治 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年代以来，美国和 中国 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 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 目前 仍不多见。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 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 问题 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重点是 分析 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 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另起炉灶与中美关系的开端（1948-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中美关系是建国前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继续。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曾经提出了与美国真诚合作的政策。1941年12月9日，中共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并在同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其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中国侨胞及南洋各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太平洋各民族的广泛的反法西斯日、德、意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是英、美、荷、印、中及南洋各民族的各阶层、各政党，包括英、美、缅、印、荷、澳、菲的政府，与日本国内反战人民及其被压迫民族—高丽、台湾 等等。”对待美国，中共认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是有重大意义的，中英美合作集中力量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必要前提。日英美战争使英美政府及统治阶级，站在和中国人民反日的一条战线上，使英美政府更加关怀中国抗战之成败，国共关系之好坏，以及八路军抗战之积极。”因此，中共应“向英美人士特别是其当政人物表明我们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分别致函英美驻华大使，表示中共将与他们的国家并肩作战。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的说来中共与美国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1941年2月1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劳克林.居里在重庆进行了会晤，这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官方人士的第一次会面。1944年7月，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访问了延安，从而建立了美国官方与中共的直接联系。与此同时，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还主动与新四军五师联系，要求中共军队提供军事合作。在1944年1月-1945年7月间，中国解放区的军民曾经多次救助了美军飞行员，前后有100多名美国飞行员被敌后抗日军民营救脱险。为此，1944年8月20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曾亲自给八路军总部发来感谢信。来信说： “接奉本年7月28日台函，得悉美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白福利欧在正太路被迫降落，经贵部营救出险。查美国飞行人员被迫在敌占区或其附近地区降落，多赖中国军队及人民予以宝贵之协助，使其得以安全返防，继续进行对贵我两国共同敌人日寇之斗争。本国政府深为欣喜，感荷上述美国飞行人员承阁下及贵部军队之援救。本大使谨代表本国政府敬致谢忱！” 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却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局面。1944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将军来华。不久，赫尔利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全权调停国共纷争。但在对国共纷争的调停中，赫尔利采取了出尔反尔的政策，企图诱骗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但容纳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对于赫尔利的图谋，中共方面最初保持了克制态度，没有公开批评美国，并寄希望于罗斯福总统的干预。为此，在同年12月，中共领导人曾建议派遣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访问美国，以便向美方进一步阐明中共的政策和表示与美国合作的愿望。对于中共的善意，美国却没有引起重视，反而采取了公开的扶蒋反共政策。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公开宣布：“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4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趋向保守。同年6月6日，美国国内爆发“美亚事件”，美驻华使馆人员谢伟思等6名“中国通”以“通共间谍罪”被捕，他们曾向美国政府建议与中共合作，以免中共“受制于苏联而成为其附庸”。上述事件表明，美国政府中以赫尔利和魏德迈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已占上风并改变了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政策。因此，中共不得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公开批评，同时暂时停止了与美方的军事合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举行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领袖毛泽东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了警告，并寄希望于美国重新考虑它的对华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求同盟国政府，首先是英美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1945年8月14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然而，由于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抗战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中国已濒临内战的残酷事实。中国局势的严重恶化，引起了国际舆论和美国朝野的关注。同年11月27日，赫尔利被迫宣布辞职。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们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战。”随后在12月26日，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紧急磋商后也发表公报，表示希望中国国内保持和平，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华美军将撤出中国。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中共立即表示了欢迎的态度。1945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正式调解国共冲突。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压力和马歇尔的调解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与中共签定了数项协议，主要是1946年1月10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和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协议，当时中国国内和平出现了一线曙光。但是，蒋介石对“和平建国”并无诚意。1946年3月，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策动国民党右派以决议的形式推翻了政协会议通过的文件，并以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发动内战的实际步骤粉碎了和平建国的希望。对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和倒行逆施，马歇尔起初施加了一些压力，但在蒋介石一意孤行的情况下，他表现得无能为力，甚至采取了纵容的态度。1946年3月11日至4月18日，马歇尔回国述职。4月27日返华后，他采取了更加偏向蒋介石的方针。5月初，美国又为国民党向东北运去了两个军的兵力。后来蒋介石还乘座马歇尔的飞机亲临沈阳上空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美参议院提交所谓《军事援华法案》。22日，毛泽东发表了《为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7月，中国内战全面爆发。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美国调停失败。从此，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是与美国对抗的政策，因为此时中国内战已经爆发，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推行了援蒋反共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是由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但是，美国的援蒋反共政策很快遭到了失败。随着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8月起接连进行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并取得了完成胜利。到1949年1月，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已被全部歼灭，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决策者感到非常沮丧，同时又无可奈何。1949年2月，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等待尘埃落定“的讲话，表示美国政府在动荡的中国政局面前将静待形势的发展而后确定对策。基于这一判断，美国对华政策在1949-1950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试图接触、观察和待机而动的微妙时期。1949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没有象某些国家的大使一样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而是留在了南京，寻机与中共进行接触。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细微变化，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做出反应。他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对此，中共的政策是：“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方有独立，中国方能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基于对当时形势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中共在1949年1-3月间，提出了处理与美国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首先，在军事上、思想上做好美国干预中国内战的准备。一旦美国介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将把战争进行下去，直至取得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其次，实行政经分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生意就得做，奉行互通有无的原则。再次，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采取“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也不必急于解决”的态度，实行“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这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普通侨民对待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方针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最后，在具体策略上，中共提出应采取谨慎的态度，避免给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以口实或借口。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严禁不经批准私闯外国使馆和外国驻华机构，要求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违者严惩不贷。根据上述方针，1949年5-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之后，中共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会晤。在会晤中，黄华向司徒雷登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要求美国撤走在华美军，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承认新中国，并表示新中国需要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在获悉司徒雷登有意访问北平时，中共领导人采取了积极态度，同意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名义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大，并会见中共最高领导人。但是，美国政府却以此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造成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等为由，反对司徒雷登访问北平。8月2日，司徒雷登一行离华返美。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合作条约》，不久美国撤走了其全部驻华使领馆人员。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从此开始了中美两国全面对抗的 时代。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美国政府不让司徒雷登访问北平，确实使中美两国失去了改善关系、避免对抗的一次机会。

第三篇：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张宏明

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始于1950年，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以中国改革开放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既体现了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亦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中非经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是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首先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道义和外交需要。这一时期中非经济关系多属于“非经济行为”，其特点是：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取向的同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关系的亲疏；经济利益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外交需要；经济关系局限于双边和官方，其中又以中国单方面援助为主，双边贸易为辅；合作领域狭窄，合作形式单一。

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的平等互利原则，是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经济关系的政策依据。这一指导思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中均得到体现。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于自身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实行与苏联结盟和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延伸，这一时 1 期的中国对非经济政策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始终把对非经济援助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内容。在整个50年代，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因此中非经济合作还主要局限于几个国家，合作方式也较单一，“平等互利”主要表现为中国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及捍卫非洲新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和支持中国。

进入6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枷锁，为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巩固政治独立，中国政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1月先后提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五项原则》及《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上述原则与中国在50年代奉行的政策一脉相承。60年代的中非经济合作基本上延续了50年代的做法，中国依旧把亚非拉国家作为反帝、反殖的基本力量。这一时期，中国还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无私的经济援助。

70年代是中非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的阶段。在中国对非洲国家经济援助方面，不仅受援国的数目增多，且援助规模与领域不断扩大。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国际处境大为改观。这一时期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量迅速增加，这无疑为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截至1979年，与中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非洲国家达到44个。

在中非经济合作的前30年，中国对非经济政策保持了明显的 2 连续性。中国的经济援助对非洲国家争取和巩固政治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自身亦获益匪浅：首先，中国真诚、无私的援助赢得了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赞誉，为日后经济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其二，锻炼和培养了一支从事国际经济合作事业的队伍，为日后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三，增进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拓展了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空间和政治影响；其四，配合了中国外交的开展，对打破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企图、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勿庸讳言，这一时期的中非经济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中国外交在非洲曾出现过“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现象，给中非关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也连带影响到中非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其二，由于未按经济规律办事，部分援建项目效益欠佳，难以为继，甚至亏损倒闭；其三，随着非洲受援国数量的增加，中国援外资金与国内建设资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大大超出了中国的承受能力。简言之，随着形势的变化，中非原有的经济合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顺应时势，另辟蹊径，势在必行。

二、中非经济关系的调整、充实和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非关系步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按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办事，特别是互利合作成为中国对非经济政策 3 调整的核心内容。这一时期的中非经济关系又分为调整、充实（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和健康、平稳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两个阶段。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中国对非经济政策调整的酝酿期。其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并明确提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从而为中国调整对非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1982年中共十二大对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外交工作重心开始转向为国内现代化建设服务。在非洲大陆，随着“非殖民化”进程的终结，发展经济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非洲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对内、对外工作重心的转移，对中非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重视政治利益和外交需要，经济因素在中非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中国对非政策的调整在经济上主要反映在：中国政府于1983年1月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明确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新形势下开展经济合作的方式和目的。“四项原则”的新意在于：其一，与以往以经济援助换取非洲国家政治支持的“互利”相比，更侧重于经济上的互利合作，讲求经济效益；其二，强调“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这表明中国对非经济援助将量力而行，不会不顾国内建设的需要而盲目扩大对外援助；其三，强调合作形式的多样性，4 逐步由以提供援助为主转变为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投资等多种形式，合作领域逐步拓展。

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初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重新定位是依据时势变化在政策层面进行的调整，这种调整实际上是60年代“八项原则”的延伸和发展。虽然80年代由于中国对非经济援助的减少、非洲经济形势恶化及台湾岛内形势变化，使一些非洲国家与中国关系因台湾问题而处于不稳定状态、但从总体上讲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富有成效的。

90年代是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充实、完善期。冷战结束后，为了适应时势变化，中国政府针对非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995年7月提出发展中非经济合作的“四点建议”，其要旨是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促进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同年10月，国务院召开援外工作会议决定对援外方式进行改革：（1）将过去的政府无息贷款改为具有援助性质的政府优惠贴息贷款；（2）按照国际惯例，推动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和受援国企业就援助项目开展合作；（3）实施以援助和投资带动贸易的战略，以拓展非洲市场。1996年5月提出的发展中非关系的五点原则建议，又特别强调在保持政府间合作的同时大力加强双方企业之间的合作，让企业成为双方合作的主体。1997年，根据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中国政府有组织、有步骤地推动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到非洲投资设厂。

世纪之交，为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的全面合作关系，同时也是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政府又采取了一项新的重大举措——通过启动“中非合作论坛”，在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多边协商对话机制。同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成为中非在新世纪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行动指南。中国政府作出四项承诺：第一，根据非洲国家的不同情况，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各种援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逐步扩大援助规模；第二，减免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债务；第三，设立合资合作专项资金，支持和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第四，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逐步扩大基金规模，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专业人才等。为贯彻落实中国在论坛上承诺的各项任务，协调行动，全面深化中非经济合作，外经贸部和外交部继2000年11月联合举办“全国对非工作会议”之后，又牵头于12月成立了由21个部门组成的“中非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从而为后续行动的有效运作提供了组织保证。近年来，为落实2003年12月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作出的承诺，中国政府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1）为便利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伊始，给予28个非洲国家190个税目的对华出口商品免关税待遇；（2）增加“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为非洲培 6 训1万名各类人才；（3）为鼓励中国公民赴非旅游，给予12个非洲国家“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地位。

进入21世纪，中非经济合作关系步入健康、平稳、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具体表现在：中非经济磋商机制趋于多元化，中国既与30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双边经贸混（联）委会机制，又有“中非合作论坛”多边性质的集体对话机制。中国对非洲的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都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可喜局面：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其特点是中国对非洲的出口增势强劲，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技术含量提高；经济援助工作进展顺利，非洲已成为中国实施优惠贷款项目的重点地区；中国在非洲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发展迅速，利用带资承包工程项目带动出口和劳务输出；对非投资起步良好，中国鼓励有条件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到非洲投资，以加工装配为主的生产型企业逐步增多。此外，中非双方在人力资源培训、医疗卫生、青年交流、旅游、金融、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

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既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客观形势的变化造成的，也是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对非经济工作意义、加强工作力度、适时调整政策等主观努力的结果。首先，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及中国“入世”为中非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二，非洲国家在完成政治体制转轨后，开始致力于振兴经济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合作，继2001年通过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7 之后，2002年非洲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国家间的团结、合作已从政治领域向全方位拓展，并将社会、经济发展提上首要日程；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政府加大对非经济工作的力度，将中非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做好对非经贸合作工作关系到中国外交总体战略全局，是增强中国国际地位的需要，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遏制台湾当局弹性外交、巩固中国外交阵地的需要。

虽然中非在有些经济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吻合，双方也存在贸易摩擦，但从总体上看，中非关系正在朝着积极务实、全方位和机制化合作的方向发展。200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非政策文件》,在继往开来的基础上全面规划了新时期加强中非友好合作的方向和重点;4月胡锦涛主席访非又提出“政治上增强互相信任、经济上扩大互利共赢、文化上注重互相借鉴、安全上加强互相合作、国际上密切互相配合”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五项建议；11月还将在北京召开首次中非首脑会议，相信上述重大举措必将为中非经济合作关系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本文刊载于《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杂志2006年第3期)8

第四篇：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政策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政策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一是平静的起步发展阶段（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建国初期，新中国对城市进行了新的建设和改造，原有破烂不堪的道路得到了整治，城市开始建立起较为合理的道路骨架系统，在一些重点城市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条件明显改善。到1957年底，全国城市道路长度和面积分别比1949年增加64％和71％。这一时期，自行车作为城市居民的代步工具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同期，汽车增长比较缓慢，道路容量大于交通量，因而城市交通比较畅通，车速稳定。至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实行严格限制农业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政策，限制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交通的发展总体处于一个沉寂时期。

二是充满活力、矛盾初显的交替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1978年至1995年期间，我国城市化水平约为改革开放以前的3倍，成为新一轮城市道路建设的推动力，而城市交通的发展也为城市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进入80年代后，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造成严重的供需失调，各大中城市普遍产生交通问题。求改变交通面貌，不少大城市开始建设环路、大型立交、高架道路、地铁，由于交通需求同样增长迅猛，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仅仅局部、短时间地改善了城市交通。这一时期，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开始显现，且日益严重，主流交通政策力图通过不断加大交通供给满足交通需求的快速增长，拥堵-修路-再次拥堵-再修路的循环使整个城市陷入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被动局面。

三是矛盾凸显的小汽车交通蓬勃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针对快速发展的小汽车，出于拉动经济发展的目的，大部分城市没有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基本政策导向是鼓励拥有。国家有针对性的取消了各地对小排量汽车的限制措施，通过了汽车购买税收优惠措施等。这些政策没有认识到国内机动车高拥有、高使用的特点，忽视了国内城市进入机动化的前提条件和面临的具体实际，即城镇化和机动化在短时间内的集中发生以及两化的相互强化作用。修建道路、完善设施、严格执法、宣传教育、智能管理等等各种手段纷纷登场，但是，看不到明显的效果，交通拥堵还是如期而至，迫使城市的节奏放慢，大气污染、噪声污染、视觉污染、空间侵占，市民的工作生活开始受到严重影响。当逐渐认识到交通供给永远无法满足交通需求，交通需求总是倾向于大于交通供给的事实后，国内各大城市开始重新认识城市交通发展政策。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纷纷确立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战略。在公交优先发展的政策指引下，各大城市先后制定了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其他公共交通方式为补充”的公共交通发展目标日渐明晰。这一阶段，除公交优先政策之外，很多管理者和学者也提出应综合运用结构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结合土地利用的交通引导型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多样的交通需求管理等措施。

第五篇：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回顾与展望（共）

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回顾与展望

一、2008年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回顾

2008年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对中国来说，我们不仅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也遇到了年初的冰雪灾害、西藏**、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以及后来的汶川大地震、毒奶粉事件等。特别是9月又出现了全世界性的金融风暴。所有这些，不仅对我们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电子政务、政府信息化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尽管我们的政务信息化、电子政务建设应用中还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方面，但经过这些年来的不懈努力所形成的综合应用能力和水平，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派上了大用场。

首先，在应对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信息网络系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年初应对罕见的冰雪灾害，以及后来汶川大地震，如果没有快捷的信息传递，没有网络、门户网站，政府的组织、调度过程很难达到那样高的水平。同样在灾难面前，网民在网上发起的捐助活动等，极大地凝聚了人心，动员了全国的百姓，其影响力不仅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高层。与此相联系，在另外的一些公共事件，如2008年3月的西藏**、2008年5月的奥运火炬传递在少数国家受阻，也是中国数以亿计的网民所表现出的巨大力量，在维护国家的尊严、调动全球的华人等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

其次，奥运会期间，大量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把中国政府承诺的“科技奥运”展示的淋漓尽致。有资料显示，北京奥运会第一次实现了奥运史上全球高清电视实况转播，全世界大约有数百万人用3G手机观看了奥运会的比赛。特别是被认为是美伦美奂的奥运会开幕式，所以达到如此的效果，靠的也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比如奥运会开幕式绝大多数展示中国文化和历史，是在145米的“长卷”上展开的，而这个“长卷’靠的是数以万计的LED，即三级发光管演播出来的。在人们神奇般地感受李宁升空后围绕500米长、14米高的鸟巢碗口转一圈的点火过程中，同时将奥运火炬在全世界传递的情景一幕幕再现出来，靠的也是信息网络技术。可以设想，北京奥运会上成功，如果离开北京市政府这些年来的数字北京建设、北京市电子政务的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官员利用网络与民众对话、交流成了新时尚。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在网上与网友聊天，开辟了党政领导干部应用网络的新时代。这既说明了高层对网络这一新兴媒体的重视，也说明了公众通过网络参与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2008年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应用水平的提高，与政府信息化水平不断推进有直接关系。这再一次说明，用政府信息化带动企业、社会以及家庭个人信息化，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战略选择，也在2008年的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第四，各级政府大力推进服务型的电子政务建设，也有了新的进展。比如各地政府在大体完成了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墓础上，剖用门户网站，开发网上办事系统，给企业、社会公众提供很多方便。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短短一年多仅城市交通一卡通就发放了一千多万张，几乎是人手一卡，拿着一卡通坐公共交通只有4毛钱，不仅有效地分散了客流，缓减了交通压力，也给市民提供了方便和实惠。特别是在出租车上安装的GPS，实行全球定位，既保护了司乘人员的人身安全，也为有关部门实施救援、打击犯罪提供了技术保障。总之，当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接受政府的服务更加便捷的时候，这就证明了服务型电子政务离百姓是越来越近了。

二、2009年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展望

关于2009年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趋势，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总体上看，2009年电子政务的发展大体会呈现出下面一些特点或者趋势：

第一，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的推进，首先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工作的大局，同时也 必然要受到整个国家发展大形势的制约和影响。具体来说，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中央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保增长，保就业，调整经济结构，更加关注民生，尽最大努力要保持中国经济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如果我们的电子政务建设离开了国家工作的大局，或者不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就会偏离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2009年的电子建设和发展，无论是政府的资金投入，还是发展的速度、规模，都会受到国家大势的影响和制约。在这样条件下，如何利用已经构建起来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为促进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渡过难关，也许是所有从事电子政务建设者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第二，要利用电子政务系统，提高领导机关的决策水平，最大限度地防止决策失误。可以肯定地说，2009年围绕保经济增长，各级政府都会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那么这重大决策，能不能科学、合理，我们的刺激经济的政策会不会走老路，回到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上去，就很关键。在这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已经构建起的电子政务决策支持系统，和大量数据库和其他信息化系统，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科学决策提供服务，最大限度地保证决策的科学性，避免决策失误，提高决策水平。

第三，在应对危机的背景下，我们要从整体上反思电子政务这几年走过的道路，认真总结经验。比如，过去这些年我们在推进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教训，哪些需要认真的改进。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中国电子政务在世界上的排名倒退，原来是57位，现在倒退到60多位，下降了好几位。这肯定不是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本身在倒退，而是说其他国家电子政务发展更快了。因为电子政务发展的速度，应用的广度、深度以及老百姓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等，都是衡量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和尺度，如果我们整体推进电子政务的水平不能提高，就可能出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现象。在新的一年里，如何保证电子政务发展的质量和整体水平的提高，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思考。

第四，就目前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看，2009年将面临整体性的结构调整，也可以说电子政务将进入整合时代。一方面，中国电子政务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基本完成，目前我国的网络规模全球第一，宽带规模全球第二，上网人数达到2亿5千多万人，总数也是全球第一，我国的域名达到一千多万，网站总数达到191万，其中政府门户达到5万多个。再加上这些年的各级政府都构建了很多应用系统，应该说成绩可观。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条条专政”，“系统林立”，“纵强横弱”等，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低的问题，资源难以共享的问题，也一直在困扰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加大各类电子政务应用系统的整合，将是2009年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也是电子政务有可能有大作为的领域，值得高度重视。

这就要求我们，要围绕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推进系统整合。要看到，2009年，虽然国家工作的大局是应对金融危机，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地发展。但对电子政务建设而言，还有一个重要契机，那就地方政府机构调整和大部制改革。按照中央的部署，地方政府在这次改革中，有比较大的自主决定权。可以设想，地方机构调整的力度整体上会比较大，而且各地的差别也会更加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对电子政务系统整合带来机遇，也会形成比较大的挑战。与此相联系，如果2009年，在中央启动经济的资金投入、拉动经济方面，如果能在整个国家的信息化建设方面有比较大的投入的话，这将对电子政务的系统整合和发展，也许带来新的机遇。因此，围绕政府机构调整、大部制改革加快电子政务系统调整，将是许多政府、特别是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地方政府要认真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第五，2009年电子政务要更加注重实效，把服务于企业、就业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可以肯定地讲，2009年将是中国企业十分困难的一年，也是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一 年。这都与经济大背景有关。世界经济衰退，我们的企业订单大量的减少，这使得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生存将面临困境。同时，随着企业的倒闭，将有大量的失业人员找不到工作，再加上新毕业的大学生也需要就业，这方面的压力将会非常大。在这样的背景下，防止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同时爆发，就成为一个十分关键问题。在这方面，电子政务不仅要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要更加注重实效。特别在为企业提供服务、为就业提供服务方面，大有可为。这就是说，我们要用电子政务的服务系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帮助企业脱困，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就业能力。当然，就国家来说，2009年将有大量拉动经济增长的资金投入，也能带动地方政府的大量资金投入，如何用好、花好这些钱，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发挥作用的空间是很大的。可见，2009年的电子政务应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注重实效，不留于形式，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第六，适应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电子政务的应用的重点向对外服务转变，将是一个基本趋势。本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按照这一目标，未来电子政务发展的重点，就是要围绕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突出服务型电子政务。从我国各级政府承担的职责看，不同层级政府都有不同的侧重点：中央政府一般不直接为公众提供服务，但是要利用电子政务系统提高政策制定的水平和政策制定的质量，加强对全局的指导；而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多是要利用电子政务系统为公众、社会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第七，2009年信息技术在电子政务建设中的应用也将会呈现出某些新的趋势和动向。

首先，WEB2.0时代的到来，不仅会影响电子政务的系统构建，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广泛应用。我们知道，WEB2.0时代是一个公众互动的时代，老百姓通过WEB2.0提供的技术，网民和网民之间可以互动，网民和政府可以互动，部门之间可以交互，这为电子政务应用的深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尽管这一技术还在快速的发展当中，但它的优势已经得到了显现。未来电子政务在这方面的应用无疑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其次，适应大部制改革，有关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整合的软件，提高信息资源整合度，提高信息资源共享度方面的软件技术，可能在2009年会更加得到大家的高度认可。

再次，地级市和县的电子政务总体平台建设可能会受到关注。因为明年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进一步推动省直管县。这就意味着强县战略将加快推进。我们要把2000多个县做强，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并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实行县财政直接对省财政。如果我们在省直管县，特别是省直管财政方面，能开发出新的应用系统。新的平台，和新的产品，就会有很大的需求，也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第八，电子政务发展将更加关注农村信息化。应当看到，2009年国家刺激经济的计划中，有相当－部分是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和解决农村的公共服务的，包括加大城乡公共服务等民生项目，如村村通公路，解决老百姓的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加大这方面投入，不仅可以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也可以进一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可以设想，在推进上述战略中，农村信息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方面。这就意味着，新农村改革的推进，三农政策的实施，也为农村信息化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子政务发展如何与新农村信息化建设对接，如何用电子政务更好地为农村、农业、农民提供服务，将是一篇大文章。

第九，信息公开和信息安全都将被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将对政府部门提出新的挑战。这就是说，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进一步贯彻和实施，为社会公众、老百姓提供了新的获取政务信息的渠道和空间，另一方面，也对政府部门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体现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特别保障公民依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是所有政府部 门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重视信息安全对国家来说，是永恒的主题，2009年电子政务发展中同样不可忽视。这中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协调政务信息公开和保密之间的关系。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因为泄密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这是电子政务建设中必须要防范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信息安全问题的关键，主要是安全管理问题，而不一定是系统问题。就这几年发生的信息安全问题来看，多数都是由于公务人员缺乏这方面的理念，没有严格遵守信息安全的基本操作规程造成的，真正由于系统、网络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少的。这就告诉我们，如何提高信息安全意识，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仍然是第一位的。

第十，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将要更加受到重。从国外来讲，系统构建是一个方面，如何构建它的绩效评价，是另一方面。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导向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这些年来国信办和相关机构合作，加强对政府门户网站的评价，在全国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推动我国政府门户网站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电子政务应用系统的增加，应用的进一步深入，强化对电子政务系统的评价，形成良好的导向，十分重要。

（作者：汪玉凯 来源：中国信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