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姻家庭政策变迁及其对女性发展的影响

第一篇：中国婚姻家庭政策变迁及其对女性发展的影响

中国婚姻家庭政策变迁及其对女性发展的影响 提纲

一、近50年中国婚姻家庭政策的变迁1、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后期——第一部《婚姻法》出台及其贯彻执行 2、19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20年——第二部《婚姻法》与相关政策法规的颁布

3、新世纪以来的近5年——《婚姻法》修正案与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

二、婚姻家庭政策变迁对女性的影响

1、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得到跨越式提升

2、女性的特殊需求和特殊利益适时得到特殊保护

2、女性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由依赖走向自立

内容

在我国，婚姻家庭政策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条例，以及政府公布的各种措施、规划、通知、意见、决定等，还包括各级地方尤其是少数民族自治区人大和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所制定的某些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近50年来，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婚姻法》为中心，其他各种有关法令、条例、规划等为辅的婚姻家庭政策体系。

本文将结合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变革，以婚姻法的修订为主线，梳理婚姻家庭政策变迁的轨迹，并讨论婚姻家庭政策变迁对中国女性的影响。

一、婚姻家庭政策的变迁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和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中国婚姻家庭政策不断变化和发展。为描述方便，我们以婚姻法出台和修订为主线，将婚姻家庭政策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来阐述。

1、50年代初至70年代后期

1950年4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于1950年5月1日起颁布施行。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这部婚姻法共计8章27条，包括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附则等章节。它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这些原则也构成了新中国婚姻家庭政策的基本内容。

婚姻法颁布后，中央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和各种行政手段，推动婚姻法的贯彻实施。1950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证执行婚姻法给全党的通知》，要求全党同志应认真学习婚姻法，保证予以正确执行。从1950年到1952年，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都曾多次发出贯彻婚姻法、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通知。1953年3月被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确定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下，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向广大群众进行了有关婚姻法的宣传，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1955年6月，《婚姻登记办法》公布，确立了以婚姻登记为中心的婚姻管理制度。

在1951年国家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条例》中，除了明确规定男女同工同酬外，还规定女工在产前产后休假56天，工资由单位照发。同年发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坚决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反对歧视迫害妇女的通知》指出，要办好托儿所和各种妇幼保健事业，以减轻妇女的家务负担，使她们更好地投入社会生产。国家出台的这一系列政策考虑到了妇女特殊的生理需求，为妇女参加社会工作、与男性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2、19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20年

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以及与其相配套的政策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已有的婚姻家庭政策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变化了的社会需求，70年代末，适当调整婚姻家庭政策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

1980年9月10日，经过修订，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

1980年通过的第二部婚姻法，与1950年的婚姻法相比较，主要修改之处为：

1、对基本原则的补充，即在重申原《婚姻法》各项原则的同时，增加了保护老人合法权益和实行计划生育的规定；

2、对结婚条件的修改；

3、扩大了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

4、对离婚条款的增补；

5、增加了对违反婚姻法的行为人依法制裁和强制执行的条款和有关婚姻家庭案件执行的规定。

新婚姻法颁布后，国务院于1980年12月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新婚姻法》的通知，又于1981年12月发出《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婚姻法的通知》。政府和妇联等系统还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攻势，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推动了婚姻法的贯彻执行。

在这段时期，国家不断出台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法规，它们既是对1980年婚姻法的补充完善，也是新时期我国婚姻家庭政策的新发展。主要有：

198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了继承权男女平等。

1992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1994年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母婴保健工作，提高医疗保健服务水平。

1995年，颁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

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1980年11月，民政部经国务院批准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办法。1986年3月，民政部又重新修正颁布了《婚姻登记办法》，明确了婚姻登记机关的执法地位，确定了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和出证制度等。199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发布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具体规定了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的职责等。

1983年3月和8月，民政部相继颁布了《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和《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

1989年先后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和《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

1993年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和《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对离婚后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明确规定。

1999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维护收养关系当事人的权利。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和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监护制度作了简要的规定。

3、新世纪以来的近5年

实践证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婚姻家庭政策对于建立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出现的诸如重婚纳妾、包二奶、姘居、婚外恋等现象，严重破坏了损害了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此，作为婚姻家庭政策中心的婚姻法，应当根据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予以修改与补充。

1995年10月30日，婚姻法的修改工作被列入第八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这次修正历时5年多，增加了一章和14条，修改补充近30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总则中，增加了保障婚姻法诸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增加了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的规定。

第二，在婚姻制度中，增设了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

第三，在家庭关系中，修改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和有关亲子、祖孙、兄弟姐妹权利义务的规定。

第四，在离婚制度中，对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增设了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在离婚后子女的扶养教育和财产处理问题上，增设了探望权和经济补偿、损害赔偿等规定。

第五，以专章形式规定了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

国家除了对婚姻法进行修正，还加快了婚姻家庭政策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可操作化进程。200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使其进入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新时期。2001年，政府又及时制定并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

2003年7月，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又一重大措施出台，国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这次颁布的条例，“管理”二字从名称上正式引退。新条例颁布后，民政部在总结几十年婚姻登记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又及时出台了《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将条例的各项规定细化，使婚姻登记中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登记工作更为规范和完善。

进入新世纪，我国婚姻家庭政策领域做出的一些补充与修改，进一步体现出我国政府对于公民婚姻家庭生活权利的重视，对某些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

二、婚姻家庭政策变迁对女性的影响

归纳起来，中国婚姻家庭政策法律对女性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得到跨越式提升。

男女平等一直是新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1950年，婚姻法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颁布，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其后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确保了这一原则的实施。因此，新中国的婚姻家庭政策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对传统性别制度的一种冲击和破除。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国家直接出面，通过行政手段和政治运动来推动这些法律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得中国妇女免去了某些西方国家由妇女孤军应对父权制度的奋战阶段，迅速地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转变为事实上的广泛的平等，迅速地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和家庭地位上的历史差距，也为日后女性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对比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女性的发展历程，可以说，中国女性的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跨越式提升：跨跃了某些国家女性为争取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而进行的艰苦斗争阶段，以及将其变为现实的不

懈奋争阶段，获得了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双重推动和保障的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2、女性的特殊需求和特殊利益适时得到特殊保护。

我国婚姻家庭政策在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上，基本上可以分为了两个方面：一是保护妇女与男子共享的平等权利，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两部婚姻法和婚姻法修正案都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199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明确规定了妇女在包括家庭和社会生活在内的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这些政策法律都体现了对妇女作为公民的应有权利的保护。二是保护妇女独享的权利。妇女作为母亲，不仅承担着社会生产的职能，还承担着人口再生产的职能。她们在生命周期中的三期（经期、孕期、生产哺乳期）中，有着特殊的生理需求和特殊的利益诉求。国家充分认识到了妇女这种需求和利益的特殊性，在婚姻家庭政策体系中，对妇女应该单独享有的一些权利进行了规定。譬如宪法、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和专门的母婴保健法，都有对妇女特殊权利保护的条款，充分体现了政府对妇女特殊需求的重视。根据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在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夫妻间相互忠实等基本原则，还首次承认了婚姻投入的无形资产。由于女性往往为家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更多的劳务贡献，因此，在法律上承认家庭角色的隐性贡献，使她们在婚姻存续期间的付出和投资在离婚时获得回报和补偿，是在维护女性合法权益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

3、女性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由依赖走向自立。

毋庸置疑，我国50年代制定和实施的婚姻家庭政策，特别是鼓励和支持广大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政策，超前于相当一部分妇女的基本觉悟、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这种以国家行政力量推动的妇女整体解放，大大加快了广大妇女摆脱封建等级制婚姻家庭束缚的步伐，使她们的生存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为广大妇女带来了权利和利益，但也掩盖了某些忽视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的倾向，这种女性的解放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还具有“依赖”性质。当国家行政力量的保护作用不够强大时，女性的发展很可能会陷于困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在市场经济追求效益原则的冲击下，广大妇女处于不利的发展地位，参政、就业、入学等方面的权利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妇女的解放面临新的挑战。而国家通过不断建立健全婚姻家庭政策和法律体系的措施，来保护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已经取得的独立地位，并为妇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同时，鼓励广大妇女“自主、自信、自立、自强”，努力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这种完善法制建设的举措，促使妇女从过去的过分依赖国家保护的心态中走出来，逐步地走向自我觉醒，自主应对。可以说，50年来，中国女性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升，主体意识在不断提高，在社会进步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5年3月）

参考资料：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亚洲管治研究中心 编，中国公共政

策分析2003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巫昌祯，我与婚姻法，法律出版社，2001；

3． 李银河、马忆南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4． 李慧英，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5．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编，当代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6． 孟昭华 王明寰 吴建英，中国婚姻与婚姻管理史，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

7． 巫昌祯，《新婚姻法》：完善对公民婚姻家庭权利的保障，《人权》，2002年，P35－39；

8． 王歌雅，中国现代婚姻家庭立法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9． 张希坡，中国婚姻立法史，人民出版社，2004；

10． 相关法律文档。

第二篇：中国养老制度变迁对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

摘要: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是养老保险筹资的两种基本模式,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统账结合制,在本质上是部分基金积累制。现收现付制可以实现养老金的代际转移,在支付规模小、人口负担较轻的情况下这种养老制度具有可行性,而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此制度受到严重挑战,于是各国养老金制度纷纷向基金积累制过渡。本文通过实证的方法分析现收现付制与统账结合制对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结果显示统账结合制会使储蓄减少25,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养老金制度变迁过程中转轨成本的消化会对城镇居民储蓄产生负作用。

关键词: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统账结合制;储蓄;养老保险

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是养老保险筹资的两种基本模式。现收现付制的理论依据是代际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代人的社会保障待遇(主要指养老金)可以由同时期正在工作的下一代人缴费支付,即用在职劳动者的供款以支付退休人员在老年期的待遇,社会保障可以实现横向平衡。这种制度在实行初期因支出规模小而负担较轻,但随后通常会因人口老龄化和人均寿命延长而负担较重。完全基金积累制的理论依据是个人收入纵向平衡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者退休后享受社会保障待遇所需费用总和可与其工作时投保形成的基金积累总和保持平衡。在操作上,通过设立个人账户,记录其缴费及基金收益,劳动者必须按工资的一定比例按时向自己的个人账户存钱并获取基金收益,实质上是一种强制储蓄。如果不考虑政府补助,与个人储蓄没有差别,其特点是强调长期平衡,不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能形成基金积累。智利是率先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现收现付制度容易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在一个趋于老龄化的社会里,现收现付制会出现支付危机,而基金制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1]根据国际惯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7以上的社会被称为老龄社会或老年型人口国家。中国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为0.88亿,已达到总人口比例的7。[2]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预测,2000年至202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从不足1亿增加到超过2亿。2028年至2038年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在这10年间,65岁及以上人口将由2亿增加到超过3亿。[3]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到来,以及未富先老的现实,使得我国“先天积累不足”的养老支付系统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放弃现收现付制而转向基金积累制。在国际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浪潮中,1997年我国确定的养老保险模式为“统账结合”的混合模式,该模式规定城镇企业和职工共同的养老金缴纳应占职工工资总额的28,其中的11进入个人账户,用于在职职工养老金的积累;17进行代际转移,用于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的统筹支付,该体制实质上就是部分基金积累制。[4] 在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研究上,学者多集中于养老金制度及政策研究,对养老金的经济影响的定量研究屈指可数,具体到社会保障对居民储蓄影响的实证分析更是凤毛麟角。[5]。

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历程

从1984年开始,广东、江苏、辽宁、四川等省的部分市县开始试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突破了“单位保险”的围栏,养老保险的社会性得以恢复。1986年劳动合同制工人按本人标准工资的3缴纳养老保险费,这是中国社会保险史上第一次建立个人缴费制度,由此改变了养老保险完全由企业和国家负担的惯例。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作出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明确了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负担的原则,职工个人缴费确定为本人工资的3。199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这是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构建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框架的标志,明确提出了个人账户与社会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统一了全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根据这个“决定”,职工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由职工工资的11构成,其中8由职工个人缴费(4起步,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逐步到位),3由企业缴费划入。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基础养老金由统筹账户支付,相当于职工退休时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20,以后缴费每满一年增加一定比例的基础养老金,总体水平控制在30左右,个人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积累额除以退休职工平均余命月数(120)。此外,养老金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职工工资的增长进行调节。在制度设计上,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账户是彼此独立的,分别支付不同的养老金。然而,实际的运行却并非如此,在基金紧张的情况下,统筹基金可以向个人账户透支,由此造成了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职工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针对这种情况,从2001年开始在辽宁进行试点,推行分账运行。2005年12月颁布《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与1997年的《决定》比较,便可发现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有了实质的变化,即由原来的固定除数120变为了可变的“计发月数”。这意味着提前退休必然导致月养老金的减少。[5]

二、两种制度对储蓄影响的文献回顾(一)现收现付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

在某些条件下,现收现付制这种社会保障制度有可能减少个人储蓄,这称为社会保险对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最先明确提出这一点的是费尔德斯坦通过假定整个工作期内的储蓄都是为了退休期间的消费为目的,费尔德斯坦应用一个排除私人自愿的代际转移(即预防性储蓄)的“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证明:社会保障通过两个相反的力量影响个人储蓄。一个力量是,人们既然可以从公共养老金计划中获得养老金收益,就可以减少为了退休期的消费而在工作时积累财富的需要,这叫做“资产替代效应”;另一个力量是,因为与财富审查有关的社会保险可以增加储蓄,因而可能诱使人们提前退休。提前退休意味着工作期的缩短和退休期的延长。这反过来又要求人们有一个比较高的储蓄率,这叫做“退休效应”。个人储蓄的净效应取决于这两个方向相反的效应的力量对比。如果资产替代效应大于退休效应,个人储蓄将减少;如果退休效应强于资产替代效应,则个人储蓄可能增加。费尔德斯坦应用1929-1971年(除1941-1946年)期间美国的总指标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支持社会保障大大地减少私人储蓄的结论。几乎所有的估计值意味着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条件下,私人储蓄将至少比现在高50甚至到100。[6] 巴罗根据“中性理论”指出,社会保障有可能为个人的代际转移支付所补偿,这可能会抵消一部分挤出效应;进一步地,假设不同的人都具有相同的偏好、工作能力、禀赋、税负以及社会保障缴费率,那么退休年龄就不会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引入而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遗产动机,社会保障对于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应该是零。[7] 在另外一些主要的论着中,达拜认为生命周期储蓄对于私人储蓄行为仅仅提供部分的解释,通过引入费尔德斯坦的社会保障财富变量,他扩展了他早期应用的持久收入消费函数,他认为实际的效用应比费尔德斯坦所估计的要小。[8] 雷默尔和莱斯诺伊指出费尔德斯坦模型构建的一个主要缺陷是他对那些将有资格成为各种不同社会保障收益享有者人数的估计,特别是他的模型的计算程序存在着众多缺陷:(1)给定制度内人口的就业现状,模型没有随着确定收益的条件概率的变化而作出调整;(2)忽视了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的重大变化;(3)没有包括当前领取福利金的女性。[9] 但费尔德斯坦随后又反驳,认为即使修改了那个计算程序上的错误,在1972年以前,美国社会保障对于个人储蓄的负面影响也要在44左右,对私人储蓄的影响占了34左右。[10]并且,费尔德斯坦于1995年用新的时间序列方法估计1974年那篇着名文章的结论,他在1974年文章的基础上再加上21年的数据,并修正了最初的社会保障财富变量,得出的最终结论是每1美元社会保障财富减少2-3美分私人储蓄,总的来说,参数值意味着社会保障计划现在总共减少私人储蓄60。[11] 挤出效应的实质在于,一个公共养老金计划向个人提供了在退休之后有一定养老金收入索取权的制度化保证,这就使得个人有条件减少他在工作期间为了退休之后的生活而积累的一部分个人储蓄。意味着个人储蓄的目的只是在于把工作时的收入转移到退休之后消费之用。(二)基金制养老金制度对个人储蓄的影响

基金制融资方式的社会保险制度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比现收现付制要复杂。戴维斯(Davis,1995)[12]利用生命周期理论讨论过养老基金对于个人生命期储蓄的影响。首先,由于养老金承诺的非流动性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个人储蓄不会随着养老金收益的增加而一对一的增加;其次,流动性约束的存在限制了个人自由借债的能力,意味着个人在其一生中需要较高借入的那些时间内,并不能按照其整个生命期的消费计划进行消费,这样,强制储蓄(如养老金基金的缴费)既不会因为借债也不会因为减少个人自愿储蓄而减少;第三,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工人可能希望提前退休,这也会使他增加工作期的储蓄;第四,如果从当前消费转向未来消费的替代效应超过了可以减少储蓄的收入效应,那么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也会为提高个人的总储蓄而提供激励。假定一个供款基准制的基金制养老金计划,作为一个对个人的部分收入进行延迟支付的机制,它强制工作期的个人进行储蓄。假定个人的生命期收入和生命期的消费倾向一定,则这种强制储蓄也可能减少个人的自愿储蓄。因为强制性储蓄和自愿储蓄之间同样具有替代效应,所以,它对总的个人生命期储蓄会有什么影响,首先也就取决于强制性储蓄和自愿储蓄之间边际替代率的大小。如果边际替代率是1,则强制储蓄对个人的生命期储蓄就不会有所影响,但如果边际替代率不等于1,则强制储蓄也要减少个人自愿储蓄。戴维斯(Davis)在分析了12个OECD(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简称OECD)国家、智利和新加坡的养老金基金以后,并没有发现养老金基金对于个人储蓄的规律性影响,因此,他的结论是,基金制养老金计划对个人储蓄的影响要依各个经济的具体状况而定。[13] 世界银行通过美国职业年金方案、澳大利亚的职业年金方案和智利、新加坡的例证,认为积累制有增加居民储蓄,促成资本形成的潜力,而现收现付制计划则没有这种潜力。[14] 到目前为止,现收现付制与基金积累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由于研究方法的不用,选用指标的不同,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三、中国统账结合制对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

本文假设每个人生存两期——青年期和老年期,个人的目标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政府保证养老金收支平衡。在此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关于中国现收现付制与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制的一般均衡模型,比较两种体制对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一)现收现付制下的一般均衡模型

1.企业:利润最大化。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3.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在模型中,我们只考虑与养老保险制度有关的各项政府收入与支出,至于政府的其他收入与支出,假设它们相互平衡,收支相等,在模型中不予以考虑。在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经济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两点:一是按规定向处于工作期的劳动者收取相当于缴费工资一定比例的养老保险费;二是将收取的养老保险费按规定以养老金的形式向老年人进行分配。由于现收现付制“以支定收”的代际转移经济可以实现横向平衡,当期收取的养老保险费全部用作当期的养老金,在理论上对政府的财政平衡没有影响,所以,在现收现付制经济的模型中不考虑政府部门。

根据上面的假设,解出现收现付制下t期劳动者的储蓄及每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量:(二)统账结合制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

目前,中国正在推行一种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此制度下,处于工作期的劳动者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支付当期老年人的养老金;另一部分用于个人账户积累。劳动者退休后可以领取的养老保险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社会统筹养老金,来源于同期处于工作期的劳动者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另一部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来源于个人账户的缴费积累。养老保障体制的转轨,使原来现收现付体制的隐性债务显性化,显性化的部分称为转轨成本,政府要履行在现收现付体制下已经向社会成员所做出的养老金承诺,也就是说,要负责解决转轨成本的融资问题。

在模型中,假设从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制转变的转轨成本为Xt,在保证政府养老金收支平衡的条件下,它等于转轨期在现收现付体制下预期要支付的养老金减去统账结合制中社会统筹的部分: 从以上的分析与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养老金缴费方式的不同,由于转轨成本的存在,会导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11.77,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导致消费减少6.02,储蓄减少25。本文采用提高缴费率与政府发行国债两种方式来弥补转轨成本,弥补的比例各占50

四、结论

本文针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了一个两期的动态生命周期模拟模型,通过劳动者效用最大化对消费的影响,消费对储蓄的影响,对中国养老保险体制变革过程对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进行了模拟量化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制度变迁使城镇居民的储蓄有25的减少。

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因其具有再分配效应和较低的风险性,成为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主导模式,因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支付威胁而倍受责难;而基金积累制养老保险制度却因智利等国家养老金私有化改革取得的成绩倍受青睐。但是,当具体分析这种制度对我国储蓄的影响时,却发现在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变迁过程中,采用的统账结合制(部分基金积累制)会对城镇居民储蓄产生负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正处于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时期,转轨成本的存在使养老金的收支难以平衡,不管是提高缴费率还是发行政府债券都会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在保证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最优消费条件下,可支配收入的减少会导致消费的减少也会导致储蓄的减少,但对储蓄的影响较大。

参考文献: [1]高建伟,邱苑华.现收现付制与部分积累制的缴费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2002(8):82-85.[2]陈晓.延迟退休:养老与就业两难[N].中国新闻周刊,2003-09-20.[4]袁志刚.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01(5):13-16.[6]MARTINFELDSTEIN.Socialsecurity,inducedretire-ment,andaggregatecapitalaccumulation[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4,182(5):905-926.[10]MARTINFELDSTEIN.Socialsecurityandprivatesaving:peply[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82,90(3):630-642.[13]李绍光.养老金制度与资本市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99.[14]李珍.社会保障理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123.

第三篇：客源国旅游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客源国旅游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从好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旅游业的日益发展，使中国成为其他国家的客源国，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游客。

中国出境市场增势强劲，既大大增进了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了解，开辟了中国人“走出去”宣传中国的广阔途径，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贸、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也大大带动了入境旅游的更大发展，完善了我国旅游业的产业格局，促进了中外双向旅游交流与人员互动。

中国巨大的出境旅游市场已引起全球瞩目和举世关注，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与交流往来进程中新的亮点和重要生力军。开放本国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已成为近几年外国首脑与我国领导人会谈时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力而且有效地配合了我外交工作，生动而且广泛地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和社会进步。作为我国旅游业加快对外开放和我国国际地位明显提升的重要标志，我国旅游目的地开放工作全面推进，加速巩固，捷报频传，呈现出力度持续加大、范围逐步扩大、成果日益丰硕的积极变化，不断为蓬勃发展的中国增光添彩，不断为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添砖加瓦。

特别是今年5月份以来，在成功开放欧盟市场的基础上，我旅游目的地开放速度进一步加快、范围进一步扩大、影响进一步增强，先后与11个国家签署了旅游目的地谅解备忘录，与1个国家签署了旅游合作协议，其中，我国家领导人与对方国家领导人共出席了6次签字仪式，成为我旅游对外交流史上速度空前、规格空前、影响空前的系列盛事，很好地配合和促进了我外交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关注中国市场、聚焦中国效应的良好反应。

5月11日，国家旅游局局长何光暐与爱尔兰艺术、体育和旅游部国务秘书签署备忘录，正在爱尔兰访问的温家宝总理与爱尔兰总理埃亨同时出席；埃亨总理指出，两国签订备忘录后，欢迎更多的中国人到爱尔兰旅游。6月3日，中国驻挪威大使陈乃清与挪威贸易和工业部部长、挪威地方政府和地区发展部部长共同签署备忘录，正在挪威访问的吴邦国委员长与挪威议会议长科斯莫同时出席。6月13日，何光暐局长与罗马尼亚交通、建设和旅游部长签署备忘录，正在罗马尼亚访问的胡锦涛主席与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同时出席；伊利埃斯库总统高度评价两国的友好关系，并表示支持加强旅游合作和开展科学文化交流。6月15日，何光暐局长与瑞士联邦经济部国务秘书签署备忘录，正在瑞士访问的曾培炎副总理与瑞士联邦议会主席戴斯同时出席；戴斯主席高度赞扬了目的地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称之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协议。6月21日，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突尼斯旅游和手工业部旅游国务秘书签署备忘录，正在突尼斯访问的曾庆红副主席与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同时出席。6月22日晚，何光暐局长与叙利亚旅游部部长在京签署旅游合作协议，胡锦涛主席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同时出席。

今年2月份以来，中国国家旅游局先后与欧盟22国（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希腊、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爱尔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以及挪威、冰岛、瑞士、列支敦士登、罗马尼亚5国签署了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上述国家旅游的谅解备忘录，并于近期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经商欧盟和有关单位，国家旅游局决定，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开展中国公民赴上述27个国家的团队旅游业务。赴欧洲27个国家组团旅游业务的开展，将大大增进中国与上述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了解，推动双向人员的交流和往来，并对经贸、科技、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合作带来积极影响。这是中欧旅游交往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截至目前，可以正式开展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业务的国家和地区为28个,其中欧洲国家5个（含欧盟中的德国和匈牙利）。今年9月1日，赴欧洲27个国家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业务也将正式实施。届时，可以正式开展中国公民组团旅游业务的国家和地区将达到55个，其中欧洲国家32个（欧盟24个）。此外，已签署备忘录的非洲8国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业务也将很快实施。

由此，不难看出，优美的环境和良好的开发吸引了广大的游客，他们到来后的全方位消费（住有旅馆酒店可发展创收，食有特色小吃；还有各色工艺品等都能为经济增长做功。）

从文化上说，无论是像庐山、泰山、武当山等自然的古老的特殊地理形貌的旅游点，它们有的是动人的传说或先贤的歌咏能让游客感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意境，在其中去体会历史变迁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像长城、兵马俑、苏州园林等人文景观，这些又让当地的人自发的去守护杰出的艺术瑰宝和宣扬他们自豪的文化理念，从而得到较多人认同的，有其内容和形式载体的中国文化就能一辈辈传承，延续文化对群众的陶冶。

其次，有好的方面，也会有不足，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其他亚洲客源国相比,中国旅游业发展存在训多有待完善的地方。

比如，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城市面貌就差很多，与新加坡相比，中国的人口素质也相差甚远，与韩国相比，中国对传统文化以及传统节日的关注度日益下降，这些都会干扰我国旅游的发展。

第四篇：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主题：政策变迁和政策调整

结合下文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回答文后问题。

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政策始终是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的基本国策。而如何结合国情制定适宜的生育政策，无疑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

1．新中国早期的生育政策

1949年末，全国(不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总人口为54167万人，出生率为1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总和生育率为6．14。1953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时，中国总人口为60193．8万余人。

1956年9月15—1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

1957年7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强调为了经济的发展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2．我国六十年代的生育政策

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第二十九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1968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3年12月11—27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问隔为三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3．我国八十年代以及后的生育政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了争取在20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中央号召所有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关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并积极负责、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的同时，还适当强调晚婚晚育。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指出计划生育工作要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具体要求是：国家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群众，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但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但可适当放宽要求。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和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将实行计划生育列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1984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为到20世纪末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要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政策，主要是：(1)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2)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3)严禁徇私舞弊，对在生育问题上搞不正之风的干部要坚决予以处分；(4)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问题要规定适当的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100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争取今后十年平均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2．15‰以内，目标，完成这个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目标，对于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要切实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落实现行政策，依法实行计划生育。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继续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争取到2010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控制在14亿以内，年均人口出生率不超过15‰；出生人口素质明显提高；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育龄群众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务，普遍开展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逐步建立调控有力、管理有效、政策法规完备的计划生育保障体系和工作机制。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该法规定了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应享有的八大权利：(1)依法生育的权利；(2)实行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的权利；(3)获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信息和教育的权利；(4)获得避孕节育技术和生殖保健服务的权利；(5)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的权利；(6)获得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的奖励、优待、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权利和平等发展的权利；(7)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其人身权、财产权不受侵害的权利；(8)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

2004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与财政部联合制定《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方案(试行)》。该制度是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按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的标准进行直接奖励扶助的一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国家政策性奖励扶助，帮助农村部分实行计划生育的老年夫妻缓解生活和养老方面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2006年12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主要任务：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决定》同时还提出了要在2020年将中国人口总量(不含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控制在14．5亿左右的中期目标。目前，这一政策正在执行中。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网站有关内容编写。）

问题：

1.从政策调整的角度审视，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体现了哪些特点？ 2.我国生育政策变迁的科学性或合理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3．本案例中透漏出这样的信息：我国生育政策变迁至今，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效应，试结合这些负面社会效应，说明我国生育政策今后可能的调整方向并简要说明原因。

（可补充查阅相关资料）

第五篇：基督教文化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基督教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摘要：从《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缔结良缘，直到今日的人类、婚姻，以及与婚姻密切相关的性生活、家庭、繁衍的社会现实问题，基督教对婚姻家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并且基督教的婚姻观念中的忠诚、平等、责任、稳定、相亲相爱，这些对于促进家庭的和睦、社会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词：婚姻；家庭；基督教；和谐

引言

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上传播范围最广，信教徒最多，同时也是对西方的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基督教的视野中，婚姻不只是指男女双方通过法律程序结合为一体，而首先应该是作为上帝与门徒之间爱的盟约的象征。基督教赋予婚姻以神圣性，以一种更具权威的神的力量倡导此种盟约，以调节婚姻中的两性关系，维持婚姻、家庭的稳定，并进一步维持社会的稳定。这也就是基督教横穿几个世纪，至今仍在婚姻家庭领域起到指导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关于婚姻的定义有很多，E.A韦斯特马克这样解释：“婚姻，通常被表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术语。因此，可以给它下这样的一个定义，得到法律或习俗承认的，一男或数男与一女或数女相互结合的关系，并包括人们在婚配期间所具有的，以及他们对所生子女之间所具有的一定的权利与义务。”[1]这种权利与义务是因宗教而异的，故而不能全部包括在一个通用的定义之中。婚姻问题在史学的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婚姻给性生活领域划出一个十分清晰的界限，丈夫、妻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家庭。其次，通过财产分配，为婚姻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婚姻通过配偶、子女以及财产分配方式，使得社会群体再细分为更小的群体。第三，婚姻把两性关系的责任和再生产、社会化的责任联系起来。这样，父母会把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观念传授给他们的子女。

一、基督教的婚姻观

婚姻家庭是历史和社会的见证和缩影，是保护人的价值，保护文化认同的基本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问题的核心是人们如何看待配偶之间的感情与共同生活这种特殊的两性关系。由于人类感情同时兼有排他性与多元性、永恒性与任意性，婚姻本身也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在婚姻、家庭的发展过程中就必须有某种规范的约束，这种规范或是道德或是法律，也或是某种宗教观念。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强大的文化渗透力，具有同时贯穿道德和法律的力量，至此，也会影响婚姻。家庭关系的改进与个人生活的价值观密切相关，据一位牧师的讲解：基督教的产生最初源于对奴隶主阶级的反抗，后来随着教会势力日益渗透到社会上层，它对现存制度越多的接受就越不想去转变这种社会体制，但是，它对这种中心体制——家庭却不同。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一些基督教的关于家庭的规范得以完备，在基督教中，婚姻制度、家庭生活、家庭伦理等各方面都被以教义或教会法的形式予以确立。每个人都要成为上帝的一员，一生虔诚地信仰上帝，其次才是家庭的一员，履行其为子女、为父母、为夫妻的权利与义务。

在基督教的观念中，婚姻是神起初造人时就设立的，从《创世纪》第1章26节到28节、第2章18节，《玛拉基书》第2章15节三处我们可以归结出身设立婚姻的目的。首先是，互为终身伴侣，互相帮助，一起信奉神。其次，成家立业，建立家庭，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第三，传宗接代，繁育虔诚的信奉上帝的后裔。从《创世纪》的第一、二章可以看出，上帝亲自设立的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两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表明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其一，夫妻二人为一体，彼此相连；而在与神的关系上表现为夫妇双方又与神相连。所以，在上帝的旨意里，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非常稳固的，因为夫妻双方都要敬畏神，奉行神的旨意，夫妻双方有共同的信仰和期许。

从《马可福音》第10章的9至6节我们可以得知，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一生之久的盟约。这个盟约是神配合的，认识不可分开的。夫妻双方任何一方都不能抛弃另一方，因为夫妻双方都敬畏神，彼此真心相爱，互相信任，彼此接纳；互相信任，互相体谅；彼此顺服，夫妻关系会越来越亲密，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但是，在神设立的婚姻中，一方面，神是要让基督徒享受爱情的甜蜜，另一方面是要他们彼此承担责任和义务。男女是平等的，但也有分工的差异，据《创世纪》第2章18节，上帝先造了男人就决定了以男人为主，女人为辅的关系格局。但是，这话分工关系的不同，并非表明男人要凌驾于女人之上，只是表明夫妻双方的责任和分工不同，男女在生命上、权力上是平等的。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肯为妻子舍命，妻子也要忠于丈夫、辅助丈夫。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22至23节对夫妻的本分各做了详细的说明。《圣经》提到，妻子的主要的本分是顺服，这里说的顺服并不是指妻子成为丈夫的奴隶或者是比丈夫卑微，也不是说妻子永远沉默、没有话语权、盲目的顺从，它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概念，而是指一个基督徒一生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而是指顺服神、顺服神的旨意和权威。

关于离婚的观念《圣经》中提到：凡是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位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了。基督教要求的婚姻必须是绝对的圣洁的，并且认为无故的离婚就是犯了奸淫罪。基督教为性设立了一个标准就是贞洁，这时属于道德的行为的。基督教对罪是非常敏感和憎恶的，《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提到：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圣灵住在里面。基督徒的身体是用重价买来的，要用来荣耀神。所以上帝尤其痛恨淫乱之罪，因为“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之外的，唯有行淫是得罪的自己的身子”，圣经中虽是有这样严格的教导。但是由于有原罪存在缘故，夫妻关系很多还是会由乐园陷入苦境。

《圣经》中的性关系是婚姻家庭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传统的被视为神圣的性观点是十分清楚的。”[2]《创世纪》第2章24节，性并非为了生儿育女，而是共同生活、同甘共苦、祸福与共、互依互助、互补长短；《创世纪》第2章24节提到：两性是交合而非是苟合，使二人合为一体，性是深交，而不仅仅是肌肤之交。在基督教的观念里，性是神所创造的，使男女有别；性是为婚姻而造的，是圣洁、美好的，神造男女，建立婚姻制度，男女在夫妻关系中享受性生活，这是神所赐予的福气，也藉此生儿养女，负起延续及繁衍 人类生命的责任；享受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上帝所祝福的，而婚姻外的性生活却是神所诅咒的。敬畏上帝所带来的合法的婚姻会带来家庭生活的和谐，性混乱不仅仅会摧残自身的健康，而且会带来家庭的不幸。

二、基督教教义中的和谐婚姻观

婚姻是人类社会恒久以来的一种存在关系。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婚姻关系的表现形式也是有差异的。关于婚姻的认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其中，人类学家威廉·斯蒂芬斯认为“婚姻是社会的合法的性结合；它开始于一种公众的宣传，具有某些思想的潜能。”[3]社会学家则更多地用制度的角度来看婚姻关系，认为婚姻是一种择偶的制度性安排。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家庭是一种社会组织，具有各种确定的社会功能，家庭被定义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并且与社会的其他的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而家庭的状况也是社会的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家庭状况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诸如人文历史、风俗习惯、社会环境、自身的价值观、世界观、婚姻观等一系列因素的糅合而起作用的。

在基督教的视野中，大多数的神学家承认婚姻是具有神圣的意义的，而并非是人类演化的结果。基督教中的婚姻观念宣称“神就是爱”，这种爱是包括两个方面的：一是神与人的爱，二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婚姻关系就是爱之关系最生动的体现，围绕“爱”的主题，忠诚与责任成为基督教中的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持和谐、融洽的婚姻生活的基本的准则。忠诚包括但各方面的内容：对上帝的忠诚；夫妻之间的忠诚；对自身的性属的忠诚。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中，教会神学强调灵魂的救赎，认为婚姻会妨害上帝的忠诚，因而会表现出强烈的禁欲和反婚姻的倾向，《新约》中圣保罗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人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在保罗看来，无论男女一旦结婚，难免会因恋慕婚配而降低对上帝信仰的虔诚，并因此会降低祷告的效力。因此，早期的许多的神学家把婚姻视作为阻碍救赎的堕落之路，追求婚姻生活的快乐与幸福被看作是罪恶，独身与禁欲则是上帝赐予的荣耀和崇高的生活方式。因此，为了确保对上帝的忠诚，需要遵循“信仰内婚制”。

首先，婚姻的主题必须对上帝忠诚，避免信徒因与异教徒的通婚而降低甚至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其次，从缔结仪式上，传统的教义强调婚姻的“圣礼”性质，婚姻应该在教会的主持下进行，夫妻在代表上帝的神职人员——牧师面前宣誓接受婚约，由此获得上帝的祝福；再次，从行为准则上看，信徒必须严格遵守被视作上帝的旨意和诫命的婚姻伦理规范，从此方能“显为忠诚，以便凡事均能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基督教还强调夫妻之间的忠诚，亚当和夏娃创造了一夫一妻制的神话，并被视作上帝造人时早已决定了的神圣的婚姻形式。在《新约》中，耶稣和保罗多次强调婚姻之间夫妻的忠诚，这也成为了中世纪教会坚持婚姻不可接触的重要的依据。“忠诚”即是意味着夫妻之间相互依赖和彼此忠诚。“婚姻的盟约为上帝所见证，已经缔结便是不可背叛，即使一方死亡导致夫妻生活终结，这种婚姻关系也并未消失，它将永远存在。”[4]教义对忠诚原则的规定，重点对于性道德的规范，讲性行为严格限制在婚内，基督教兴起时，由于禁欲主义的盛行，性道德观念的转变，对于奸淫事件，“不像从前当作财产案子处理，而以有违宗教上的禁忌办理„„在婚外的任何性交都将会是得罪上帝的，而在教会看来，得罪上帝比得罪同胞要严重得多。”[5]对于婚姻的忠诚原则，禁止奸淫的原则显得更为公正，不仅仅是针对女性而且是对夫妻双方均有约束力的规定。

基督教设定了妻子的两种角色，一种是婢女，另一种是助手。依照神学的观点，伊甸园时期，男女是平等的。由于夏娃抵挡不住诱惑而导致了身份的降低，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妻子就必须顺从丈夫来为夏娃赎罪。二十世纪，新正统派神学家卡尔·巴特给与了全新的解读，肯定了男女同时获得上帝平等的恩宠，在巴特看来，男女作为两个互相依存的性属，具有天然的相互针对，互相承担责任，并由此获得自身本质的倾向。作为对立的属性，他们永远无法逃避相互间的依附、归属和倾注，否则便是逃避自身。所以，他们必须对各自的性属表示绝对的忠诚。男人和女人在这种同在关系中遵循一种特定秩序，这也是上帝为创造者而建立的“有效秩序”，男人在这一秩序中被指处在前面，但是他并未被赐予任何特权，对女人而言，她被秩序指向应当属于她的位置，即是“听从男人的主动建议”。“在这一秩序中，女人在她应在的地方，最终并非是尾随男人之后，也不是居于男人之下，而是在男人一侧。”[6]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新正统神学不再从生理差异的方面来论述男尊女卑的合理性，而是肯定性别平等，因此，从上帝创造秩序的角度对男女性属所担负的责任做出了划分。从此建立婚姻、家庭乃至一般两性之间都适用的原则：忠诚于自身的性属，便是遵从了上帝的戒律“秩序”，归根结底，便是遵从上帝的信仰，这也是基督教婚姻伦理的重要的原则。

三、忠诚于责任的爱促使婚姻和家庭和谐

基督教教义的原则是“爱”，在崇拜上帝的基础上，把这种爱施舍与他人，甚至是敌人之身。因为我们不能够直接把任何东西献给上帝，所以要善用一切机会去爱邻如己，以爱的精神去完成生命中原有的一切责任和工作。而婚姻家庭无疑是这些“机会”中最基本的形式，信徒必须在这种关系中实现对上帝及爱的诫命的忠诚，这既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责任。

基督教对“爱”作了“诚爱”和“欲爱”的划分，“诚爱”是给予，这种爱并不考虑自身对被爱者所应享有的权利，只要这一行动的一切因素得到实现，并在以后能够以爱的主题之奉献精神达到爱之目的，这也便是以基督教之爱爱着。反之，在“欲爱”之爱中，爱之主体基于被爱者的某种价值而产生的占有和享用的欲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爱表现的多么的忘我和超越都将流露出占有欲、索取性和征服性。在现实中，人们总是在欲爱的框架内生活，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人也总是期望在“欲爱”和“诚爱”之间达到和谐，但是，二者是不可调和的，也是不可宽容的，唯一可能的和解之言就是“上帝平实的关怀着以诚爱爱着的人，[7] 也关怀着以欲爱爱着的人。” 神圣的婚姻生活中，忠诚和责任无疑是建立在“爱”这一次共同伦理精神基础上的两个基本的原则。在“爱”的统摄之下，忠诚意味着一种永恒的唯一的委身，一种对上帝及配偶全身心的认同和开放状态，它需要婚姻的缔结者谨守承诺的责任感；责任则是一种以忠诚为核心的意志，同时又是对忠诚最完美的表达，在“爱”的指引下，实现婚姻幸福美满、家庭和谐的飞升。

参考文献：

[1]：E.A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第三卷，第33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2] [3]：[美]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299页.[4]：贺卫方.《天主教的婚姻制度和教会法对世俗法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一期，76——77页.[5] ：B·罗素.《婚姻与道德》.台北：水牛出版社1966年版，第66页.[6]：瑞士·K巴特著.（德）戈尔维策精选，何亚将，朱雁冰译：《教会教义学》（精选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1页.[7]：同上，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