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篇：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生育政策是指由国家制定或在国家指导下制定的规范育龄夫妇生育行为(包括生育数量和质量)的准则。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主要是，国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状况规定。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把国家确定的现行生育政策法律化、制度化，从法律上确定了中国现行的基本生育政策。

但是，随着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我过的计划生育正常是不断变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鼓励生育，计划生育以及小步调整阶段。

⑴ 1949年至1953年，那时的代表性政策是1952年卫生部制定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充分体现了鼓励生育的倾向。1954年至1959年间，政策略有反复，尽管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提出节制生育的观点，但随后又颠覆了这种观点。

⑵ 上世纪70、80年代生育政策逐渐收紧。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宪法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十二大报告“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均显示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地位。

⑶ 1991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小步调整。各省市实行了多样化的生育政策，如照顾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农村地区更为宽松，少数民族也有适当照顾。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口增速曾出现急升和急降

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60年代高速增长，这期间相比之前的战争和动荡时期人民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口死亡率由50年代初的1.7%大幅下降至60年代末期的0.7%，与此同时出生率一直维持在3%以上。这一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处在2%以上的历史最高水平，从而使中国的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8.3亿。

1970年代，政府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由1970年的3.3%骤降至1980年的1.8%。进入80年代以后，死亡率保持稳定，而出生率则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继续下降，从而导致人口增长率持续下滑。虽然1990年前后曾出现过一轮婴儿潮，人口出生率曾小幅回升到2.3%，但随后人口出生率延续了逐步放缓趋势。到2010年已降至1.2%左右，目前稳定在这一水平。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动与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人口红利曾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整体来看，我国总抚养比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78%一路下降至2010年的38%，正是由于生产性人口多于消费性人口，储蓄维持高位，这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充足保证。同时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存在不仅解决了劳动投入问题，也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保证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然而，“十二五”期间人口红利拐点显现。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减速直至停止，这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也将逐渐消失。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我国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停止下降开始回升，此后因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显著上升而提高。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失去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其次，现行的人口政策使人口老龄化加速。

在现行人口政策下，中国老年人占比将加速增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8.87%，相比10年前增加了1.91个百分点，老龄化速度很快。向未来看，如果人口政策不调整，那么在未来的20年，第一波和第二波婴儿潮的人群就将相继进入老年阶段，从而加速中国的老龄化速度。

如果我国的人口政策不调整，可能加快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国际比较，中国目前还属于比较年轻的社会，人口年龄的中值为34岁。201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3%，人口年龄中值达到45岁；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也超过了15%。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升至24%，人口年龄的中值将达到46岁，相当于现在的日本。

第三，“单独两孩”政策放松后可能拉长人口出生高峰。

目前我国处于第三波婴儿潮的人结婚生子高峰，接下来新出生人口将逐步下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经历了三次婴儿潮，分别是1949-1957年、1963-1970年以及1980-1987年。目前随着80后逐渐步入婚龄，中国将迎来第四次新生人口高潮。

放松“两孩”政策不会改变下行趋势，但与当前的出生高峰相叠加，则将拉长这一人口出生高峰的时间。根据测算，如果“两孩”生育率提高20%，人口出生高峰有望持续到2020年，延长5-6年，预计新增新生儿数量合计1000万以上，年均150万人。养育高峰维持时间更长，有望再持续9-10年到2030年。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的眼中，逐步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日前出版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辅导读本中，李斌认为，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而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能够促进我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意义重大。”李斌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基本国情，人口结构性问题正在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人口抚养成本比较低、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在这个时期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有利于改善人口性别比结构和家庭结构，促进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同时，还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差距，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和社会稳定；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生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普遍进入婚育期，城市“421”式简单的家庭数量显著增加。这样的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并因此导致空巢家庭、失独家庭大量存在。

有观点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可以在政策上终止“421”式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22”，可明显增加家庭人力资源，提高家庭抗风险和未来照顾老人的能力；同时，有利于家庭自身发展。

目前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近中期不会影响老年人口总量，但会微弱地降低老龄化水平。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易为社会接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全会《决定》公布后说，辽宁、吉林、天津等7省市农村已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具有实践基础。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必须须长期坚持。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在201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之前，即原国家计生委与原卫生部合并之前，李斌曾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在其任期的4年内，全国人口只增加2902万，“超额”减少1711万人口的出生。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李斌在其署名文章中表示，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

“研究表明，目前就实施普遍两孩政策存在着很大风险。”王培安也认为，一是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二是给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两孩政策的效果与影响，还有待实践的考证。我们必须用实践来检验政策的正确与否。

人口生育政策，影响我国的人口结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对我国长远的战略发展有更加重要的影响，所以，人口生育政策，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要适应时代的发展。

第二篇：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的影响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的影响

全面放开二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问题，据测算到2030年我国的65+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比2014年增加7%，仍需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研究结论】

1.生育率的整体性下滑和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大趋势。如果说生育率的整体性下滑从增量角度导致人口增速下降；那么全球性的老龄化趋势则从存量的角度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失衡。

2.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96年起开始低于1.6，至今已10年，根据日韩经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提升作用有限。

3.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到的目标育龄妇女人群在8000万人左右，政策实施第1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大致为500万。此后逐年递减，短期人口增量可能会在未来5年逐渐释放，共计1500-2500万。

4.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短期来看，加剧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压力；长期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低年龄段人口比重，但不会逆转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到2030年我国的65+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比2014年增加7%。我们仍需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一.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是全球大趋势

二战后，全球进入长时间的整体和平与经济繁荣，人口总数随之从30亿左右缓慢增长至超过70亿，但增速趋于下滑，从前半程（1970年前）的2%左右逐步下降至后半程（1970年后）的1%左右。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成为全球大趋势。

1．经济发展会带来生育率下降（与人均GDP、教育负相关）

联合国的数据表明，整体上而言，各国人均GDP、女性受教育水平都与总和生育率负相关（见图

1、图2）。即随着人均GDP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总和生育率会不断下降。从1950－2015年中取四个不同时间段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及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中国、印度、越南、韩国下滑最为明显，2010-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不及最高峰时期的40%（见图3）。

2.世界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

如果说生育率的整体性下滑从增量角度导致人口增速下降；那么全球性的老龄化趋势则从存量的角度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失衡。

战后，随着医疗科技水平的进步，人均寿命也逐步提高。随着1946-1964年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逐步进入高龄，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5-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8%增长一倍，至16%，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将随之从29.6岁上升至36.1岁。全球及主要代表性的10个国家中，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的国家数量也将从目前的2个国家（日本、德国）增至9个国家，只有印度例外（见图

4、图5）。

二.全面二胎政策对提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作用有限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开始快速下降。究其根源，生育水平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的生育政策，二是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行为。

1.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情况

从国家生育政策角度看，整体上是一个计划生育制度逐渐趋严到近期逐步放松的演变过程。计划生育政策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酝酿，70年代基本形成并逐步推行，80-90年代走向严格执行且无重大调整，进入21世纪之后，才逐渐在局部有所松动。

由于多民族大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多元化的，城镇汉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农村和少数民族相对宽松，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是失衡日益严峻，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各地区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一些微调，比如“双独二胎”、“单独二胎”政策（表1）。

表1 主要生育政策及其微调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期间，我们人口出生率从1987年的2.33%最低下降至2010年的1.19%，降幅接近一半。新出生人口从1990年的2621万骤减至1999年最低的1150万（见图6）。近年来，在计划生育政策微调及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建国后第三次婴儿潮逐步进入育龄期的影响，人口出生率及新出生人口都有小幅回升，但依旧低于2%，在死亡率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作为两者差值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应呈现长期下滑的趋势，从1987年的1.66%骤减至2010年的0.48%，不及原来的1/3。

持续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使得作为生育基数的育龄妇女数量，在保持长期增长趋势后，自2010年开始出现下降，2015年育龄妇女比2010年骤减1461万，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下降1.78个百分点（见图7）。

2．总和生育率下滑

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人口发展规律相似，在中国，作为生育乘数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自然下降趋势，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严重加剧了其下降幅度。

尽管近年来国家逐步放松了生育政策，但并未扭转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趋势（见图8）。根据学者周长洪的测算，基于我国2010年生育政策规定下的预期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为1.452人，但实际上除了广西、海南、贵州、新疆四省，其余省份的生育率均低于该估计值（见图9）。并且，尽管各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松紧程度有差别，但是各省的生育率差异到2010年显著变小。这说明居民的实际生育意愿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规律性走低，政策的刺激并未使其出现大幅变动。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韩国。1995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63，为了刺激人口增长，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然而之后韩国总和生育率仍然持续下降，2000年为1.47，2002年为1.17，2005年甚至下降到1.08（见图10），直到2006年以后，韩国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生育，人口出生率才逐步企稳。日本从1952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并在1974年开始进一步变严，经过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从3下降到1.66左右。日本政府从1991年开始鼓励生育，2004年进一步实施财政补贴生育政策，但总和生育率长期低迷（见图11）。

韩国和日本的经历告诉我们，等到总和生育率已经进入1.6以下的低生育水平时再调整生育政策，其政策效果是不明显的。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6年开始跌破1.6，至今已经有10年时间，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提高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有限。

三.中国全面放开二胎后的人口变化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育龄妇女数量和生育意愿这两个人口生育基数和乘数关键指标，进而影响新增人口数量；二生育率及新增人口数量的变化最终会对人口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1．预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带来300-500万年新增人口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根据育龄妇女的不同情况，可以划分为：城镇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政策，北京、天津、上海等6个省份的农村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政策，其余农村农业人口采用一孩半或两孩政策，部分少数民族采用两孩及以上政策，双独两孩政策，以及单独二孩政策等6种主要现行生育政策（具体见表1）。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主要影响的是夫妻双方都为非独生子女的一孩儿家庭。以上海市为例，从1979年开始执行严格的“一孩政策”，“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90%以上的家庭都已经符合生育二胎条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影响面只有10%的家庭。

因此，我们在测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时，必须先剔除现有符合“单独二胎”的人群。即将现阶段已经有一孩的育龄妇女数量减去可以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数量，得出本次政策放松所能覆盖的育龄妇女人数。据此测算，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到的目标人群在8018万人。

2013年的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从申请二胎的比例来看，不同地区的比率从6－11.5％不等，全国平均水平为8.25％（申请数量除以对应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数量）。从申请数量的变化来看，呈现逐渐衰减的特征。统计数据显示，申请后实际生育比例，约5 ％。

根据以上实证数据，我们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行的第1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大致为500万。此后逐年递减，短期人口增量可能会在未来5年释放，共计1500-2500万。2．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能逆转人口老龄化趋势

2010-2015年之前的中国，一直在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诸多实惠。整体而言，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从1950年开始就始终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之中，从1950年最低的3.33亿人增长至最高2014年的10.8亿人，增长224%，而同一时期的少年人口（0-14岁）与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之和虽然也有所增加，从2.11亿人上升至3.61亿人，但71%的增幅远不及劳动力人口。

然而，随着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一方面，人口生育率持续下滑，少年人口持续下降，从1976年最高的3.65亿人下降至最低2011年的2.32亿，下降36.44%；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从最低1960年的2352万一路上升至2014年的1.26亿人，剧增435%。因而少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下滑，从1965年的74.6%下降至最低2010年的23.4%；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从1965年的6.1%增长至2015年的13%。

全面放开二胎意味着未来 5 年间，我们假设我国可能增加出生 1500-25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群作为净消费者，会提高未来5-20年的儿童抚养比，从而进一步提高总抚养比。

从长期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增加了我国低年龄段的人口占比，2030年时，与初始政策相比，0-14岁的人口占比提升2%，但总体上对我国人口结构影响不大（见图16）。因此并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问题，据测算到2030年我国的65+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比2014年增加7%。我们仍需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附件1：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各省单独夫妇再生育申请数

第三篇：两岸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纵深影响

两岸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纵深影响

摘要：自2008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由过去60年的紧张对抗转而走上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两岸直接“三通”更是大大加强了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必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实现两岸共赢。

关键词：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经济发展

自从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两岸的统一问题一直牵动着全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成为中华民族近半个世纪乃至未来一段时期为之奋斗的目标。50多年来，随着海内外形势的变化，两岸经历了从军事上对抗、政治上对峙、人员彼此隔离走向了军事上停止对抗、政治上局部对话、文化交流和人员逐步往来的互动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推进，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祖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两岸经济关系日趋紧密，台湾经济兴衰日渐受制于祖国大陆经济发展和两岸关系疏密。两岸经济融合加深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有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实现两岸对话，尤其在当前海峡上空“黑云密布”的时刻，两岸经贸已成为最重要的维系两岸和平往来的纽带、指标和重建互信的渠道。同时，两岸经贸也已成为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一、两岸经济合作的回顾

两岸经贸合作日益密切始于1979年年初祖国大陆提出 “三通”倡议，但两岸经济关系真正开始由秘密走向公开，并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自1987年蒋经国先生宣布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以后。另一方面，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累计对外投资最多的地区，对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两岸经济关系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日益成为推动两岸经济发展、加强两岸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海峡两岸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0.46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783.3亿美元，此25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31.9％，其中台湾地区向祖国大陆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9％，祖国大陆向台湾地区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6％。2003年台湾地区向祖国大陆出口493.7亿美元，占当年台湾地区出口总额的24.5％，与祖国大陆的贸易顺差成为台湾地区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从2003年起，祖国大陆超越美国、日本，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台湾地区是祖国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

四、我国台湾地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加强教师的专业教育和技术能力对师资队伍建设实行专业化，以便实现技职教育的品质化和精致化。到了2007年，两岸贸易总额突破1 200亿美元，已经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的30％。台商到祖国直接投资也迅猛发展。有学者作过统计，近年来台商海外投资的3/4都集中在大陆，上市上柜公司80％在大陆都有投资。

二、两岸经济发展的现状与相互依存性

大陆经济自建国以来虽然经历过重大挫折，但仍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转变经济体制和实行改革开放，使经济实现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年平均增长率约10％，成就了“中国奇迹”。同时，台湾大地震对岛内信息产品的生产带来冲击，为满足分散风险的要求，台商继续将部分生产基地转移到大陆，祖国大陆已成为台商岛外投资的首选地区。中国大陆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从 1981 年的1.1%上升到 2004 年的 6.39%，并已成为全球第四大贸易国。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稳定与带动作用亦是日趋明显，并已成为东亚地区经济稳定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两岸经济由于贸易总额较大，互补性明显，所以相互依存度也较高。对外贸易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台湾地区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本来就很高，并且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贸易占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的比重又很高，因此，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已经成为

推动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1979年以来，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解冻与复兴阶段（1979～1991年）、快速发展阶段（1991～1998年）和全面合作阶段（1998～）。1998年以来，两岸虽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台湾政党轮替等事件，但两岸经贸仍平稳快速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台湾对大陆地区出口依存度由1990年的4.88%，上升到2007年的30.1%.1979-2007年，两岸贸易平均年递增率高达30%以上。2007年，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贸易顺来源地，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两岸累计贸易总额已达到9500多亿美元。台商在大陆设立投资项目已近8万个，累计实际投资达到493亿美元，如果加上台商经过第三地的转投资，累计实际投资约800多亿美元。台湾是大陆第七大投资伙伴，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顺差来源和投资目的地。2009年，大陆对台专项采购约140亿美元，并采取措施支持台资企业参与大陆重大基础措施建设，分享扩大内需所带来的商机，对协助台湾提振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台商也为大陆带来了资金、技术，扩大了对外贸易，增加就业，两岸已在相当程度上已形成了荣枯与共的利益共同体。目前两岸投资主要是台胞到大陆投资,1987年到现在，台商投资的主要特点是：（1）投资总额大幅度上升。1987，台胞对大陆投资只有80家，合同投资金额约1亿美元，到2009年贸易总额达1062.3亿美元。（2）投资领域较为广泛，投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台湾大财团进入大陆，投资大多在机械、电子、化工、软件、汽车、能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3）投资规模逐渐大型化。迄今为止，台湾100家大财团中，已有1／3到大陆投资或计划到大陆投资。（4）投资地点由沿海向内地拓展。

三、两岸经济合作的前景展望

随着两岸关系“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主轴的确立，两岸经济合作必将向纵深方向发展，两岸经贸往来更加密切，经济融合度也将进一步提升。

（一）两岸经济合作的方向：区域经济共同体

自2005年连宋两位主席造访大陆，并提出了“两岸共同市场”和“两岸自由贸易区”以来，就表明了台湾有识之士在深思后对推动两岸关系已经达成了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为使本国经济立于有利竞争地位，加强与巩固同本区域经济体的合作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必要。透过香港这个中介与大陆进行经济合作，促使两岸三地优势进一步相互结合，推动两岸三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形成互补、互利、互惠以及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首先，从台湾角度来看，如两岸政治僵局在未来仍持续不前，台湾将可能被排除在整个亚洲经济之外，最终导致台湾经济进一步边缘化。其次，推动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两岸经济发展的必然。在两岸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大陆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海峡西岸的福建省提出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将在新的发展机遇下，依托大陆经济的实力，辐射海峡两岸，促使两岸携手，深化合作，谋求双赢。

（二）以“三通”为突破，深化两岸经济合作

2008年6月，两岸海协会与海基会才在暌违九年以后再次会谈，并就两岸直航等问题达成协议。随着两岸相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岸经贸交流日益密切，两岸政治僵局虽有所缓和，两岸的交流与往来正逐渐步入正轨，对两岸经济合作影响巨大。据台湾《新新闻》估计，单两岸实现海运直航一项，每年不但可以省下宝贵的时间，还可省下高达约2亿新台币的运输成本。台湾的各项民调也表示，岛内约有70％的民众认为“三通”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相信经过两岸共同努力，完全意义上的“三通”将开启两岸经济发展的新篇章。2003年中国大陆有12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但是其中无一家是制造业企业。

“三通”和双向投资的启动，乃是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大趋势下的新突破。这改变了过去台

资企业将研发基地留在台湾，只将工厂搬到大陆，两岸企业各行其道的局面，两岸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互补和共同发展，增强两岸产业实力。

两岸在“三通”问题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实属不易，两岸应以此为契机，顺应历史潮流，努力发展直接双向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让中华儿女共同携手，共创辉煌。

参考文献：[1]时事报告大学生版，2009-2010学第2期总第64期

[2] 张子凤：《加强经贸合作 促进共同繁荣——试析祖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经济

合作关系》1998年第1期

[3] 盛九元.新格局，新展望——看选后两岸关系与经贸发展[J].两岸关系，2008，[4]张春英.海峡两岸关系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5]两岸对话与谈判重要文献选编[M].九州出版社,2004.

第四篇：养老金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养老金制度引发的对 的预期防范。但是相对的，高储蓄率对应着消费的不足，对经济的进步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建立完善养老福利制度无疑能够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使人们能够放心大胆地去消费，把部分原计划用于养老的储蓄拿出来消费，有利于带动内需，拉动经济发展。

最终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根据乘数理论，投资增加会导致生产和收入的增加，并且投资增加对生产和收入具有成倍扩张的作用。乘数的公式：K=1/1-MPC，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且MPC越大，乘数越大。因此，消费需求的扩张是整个需求扩张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消费需求的增加必然促进有效供给的增加，使相关生产部门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就业人口，让更多的城乡居民实现就业，获得更高、更稳定的收入，提高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通过消费促进就业，就业带动消费，形成扩大消费需求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我国近二三十年经济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但大功臣却要数投资和出口，居民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始终偏低，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国政府长期坚持适度消费原则，通过宏观调控努力使消费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然而这一政策却导致了近些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不断降低。③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因此，在我国，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潜能是巨大的。

那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呢？

首先必须发掘农村消费潜能，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很大，农村市场的潜力巨大，如果能带动农民消费，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目前状况是，农村的基础设施还不健全，消费环境相对恶劣，政府应该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到小城镇地区投资，同时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修桥铺路，改善交通环境，大力发展现代流通方式，以方便农民购物。

对于背走他乡来到大城市的普通打工群众来说，高昂的房价则是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北上广，越来越多的人蜗居在城市的一角，甚至有的人辛辛苦苦打了二三十年工，最后却连北京上海的一间厕所都买不起。在这样的压力下，试问这些城市的新兴力量如何才能毫无忧虑地去消费呢？近几年来房地产变态地发展趋势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有所抑制，但是房价的变化并不大，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式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加大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建设，严格打压炒房，哄抬楼市的现象，使人们摆脱“房奴”的厄运，快乐的消费。

③ 范剑平，扩大内需与调整消费政策

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医疗，教育等费用太高，长此以往，会对老百姓造成一种消费的心理恐惧，尤其是收入不高的农民，高昂的医疗教育费用无形中迫使他们加大储蓄而不愿消费，因此，中国必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民的医疗教育补贴，坚持完善养老金制度，解除人民的后顾之忧。而我国作为世界

第五篇：客源国旅游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客源国旅游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从好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旅游业的日益发展，使中国成为其他国家的客源国，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游客。

中国出境市场增势强劲，既大大增进了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了解，开辟了中国人“走出去”宣传中国的广阔途径，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贸、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也大大带动了入境旅游的更大发展，完善了我国旅游业的产业格局，促进了中外双向旅游交流与人员互动。

中国巨大的出境旅游市场已引起全球瞩目和举世关注，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与交流往来进程中新的亮点和重要生力军。开放本国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已成为近几年外国首脑与我国领导人会谈时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力而且有效地配合了我外交工作，生动而且广泛地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和社会进步。作为我国旅游业加快对外开放和我国国际地位明显提升的重要标志，我国旅游目的地开放工作全面推进，加速巩固，捷报频传，呈现出力度持续加大、范围逐步扩大、成果日益丰硕的积极变化，不断为蓬勃发展的中国增光添彩，不断为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添砖加瓦。

特别是今年5月份以来，在成功开放欧盟市场的基础上，我旅游目的地开放速度进一步加快、范围进一步扩大、影响进一步增强，先后与11个国家签署了旅游目的地谅解备忘录，与1个国家签署了旅游合作协议，其中，我国家领导人与对方国家领导人共出席了6次签字仪式，成为我旅游对外交流史上速度空前、规格空前、影响空前的系列盛事，很好地配合和促进了我外交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关注中国市场、聚焦中国效应的良好反应。

5月11日，国家旅游局局长何光暐与爱尔兰艺术、体育和旅游部国务秘书签署备忘录，正在爱尔兰访问的温家宝总理与爱尔兰总理埃亨同时出席；埃亨总理指出，两国签订备忘录后，欢迎更多的中国人到爱尔兰旅游。6月3日，中国驻挪威大使陈乃清与挪威贸易和工业部部长、挪威地方政府和地区发展部部长共同签署备忘录，正在挪威访问的吴邦国委员长与挪威议会议长科斯莫同时出席。6月13日，何光暐局长与罗马尼亚交通、建设和旅游部长签署备忘录，正在罗马尼亚访问的胡锦涛主席与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同时出席；伊利埃斯库总统高度评价两国的友好关系，并表示支持加强旅游合作和开展科学文化交流。6月15日，何光暐局长与瑞士联邦经济部国务秘书签署备忘录，正在瑞士访问的曾培炎副总理与瑞士联邦议会主席戴斯同时出席；戴斯主席高度赞扬了目的地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称之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协议。6月21日，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突尼斯旅游和手工业部旅游国务秘书签署备忘录，正在突尼斯访问的曾庆红副主席与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同时出席。6月22日晚，何光暐局长与叙利亚旅游部部长在京签署旅游合作协议，胡锦涛主席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同时出席。

今年2月份以来，中国国家旅游局先后与欧盟22国（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希腊、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爱尔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以及挪威、冰岛、瑞士、列支敦士登、罗马尼亚5国签署了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上述国家旅游的谅解备忘录，并于近期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经商欧盟和有关单位，国家旅游局决定，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开展中国公民赴上述27个国家的团队旅游业务。赴欧洲27个国家组团旅游业务的开展，将大大增进中国与上述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了解，推动双向人员的交流和往来，并对经贸、科技、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合作带来积极影响。这是中欧旅游交往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截至目前，可以正式开展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业务的国家和地区为28个,其中欧洲国家5个（含欧盟中的德国和匈牙利）。今年9月1日，赴欧洲27个国家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业务也将正式实施。届时，可以正式开展中国公民组团旅游业务的国家和地区将达到55个，其中欧洲国家32个（欧盟24个）。此外，已签署备忘录的非洲8国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业务也将很快实施。

由此，不难看出，优美的环境和良好的开发吸引了广大的游客，他们到来后的全方位消费（住有旅馆酒店可发展创收，食有特色小吃；还有各色工艺品等都能为经济增长做功。）

从文化上说，无论是像庐山、泰山、武当山等自然的古老的特殊地理形貌的旅游点，它们有的是动人的传说或先贤的歌咏能让游客感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意境，在其中去体会历史变迁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像长城、兵马俑、苏州园林等人文景观，这些又让当地的人自发的去守护杰出的艺术瑰宝和宣扬他们自豪的文化理念，从而得到较多人认同的，有其内容和形式载体的中国文化就能一辈辈传承，延续文化对群众的陶冶。

其次，有好的方面，也会有不足，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其他亚洲客源国相比,中国旅游业发展存在训多有待完善的地方。

比如，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城市面貌就差很多，与新加坡相比，中国的人口素质也相差甚远，与韩国相比，中国对传统文化以及传统节日的关注度日益下降，这些都会干扰我国旅游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