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合集5篇]

第一篇：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提起中国文化，我脑中首先涌出的词汇就是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这是初高中教科书上对我国悠久文化的特点总结。但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早已不再停留在这两个抽象的词汇上，下面我将从中国文化的形成和主要特点两个方面来谈谈我所理解的中国文化。

首先关于中国文化的形成。文化的本质内蕴是自然的人化，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形成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中国人对自然条件的“人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地理环境可以大致概括为：东南沿海，西北内陆毗邻茫茫沙漠、戈壁，而西南地区则耸立着世界屋脊。海洋、高山、沙漠这些自然屏障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发生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而这一点对于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极为关键的，它关系到了文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也为其独特的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比如其大片平原和充沛的雨水、适宜的气候使得中国农业文明及其发达，而海洋文明则不如西方临海国家那样强大。但文化形成的关键还是在于人类对自然的“人化”过程，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基础、中央集权统治、宗法制社会结构、礼乐教化制度、不同地域间的文化融合、宗教的传入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进行社会生产活动中逐渐确立起来的或者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的“人化”过程，它们是形成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悠久文化的不竭源泉。

其次关于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特点数不胜数，这里我想列举几点我认为比较明显重要的。第一就是具有浓厚的宗法制家族色彩。不同于古印度和古希腊的奴隶制，中国社会是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在这样的制度下，家族观念深入人心，“大世家”、“家长制作风”等等词汇都有所反映。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这样又可以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关系的一整套处理原则，三纲五常也可以看成是宗法制家族的产物。在宗法制家族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的伦理观也逐步形成，所以我认为浓厚的宗法制家族色彩是中国文化一大显著特点。其次我认为相对于海洋文明那种竞争开放的文化特点，中国文化绝对具有本分保守的特点。的确，小农经济基础下的人们安于劳作，安土重迁，并且古代国家政策主张重农抑商，人们大都固守一片土地过一辈子，并不四处走动开拓视野。这种生活模式形成了中国人较保守的思想观念，中国文化便也随之打上了保守的烙印，如中国人的性观念就不如西方国家开放，对于一些新鲜事物中国人也不愿主动尝试。这种保守本分的观念也容易滋长一种自大的情绪，清朝皇帝“天朝之大无所不有”的落后观念就是一个证明。最后我认为中国文化较之其他文化还有一个重大特点，那就是绵延不绝。试比较中国文明与同时期发轫的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等古文明，你就会发现大多古文明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没落甚至完全消失，但中国文明浩浩荡荡上下五千年却在朝代更替、外族入侵等等磨难中绵延不绝。这当然同中国文化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密不可分，例如中国历史上因战争而引起的民族融合，就使得汉族文化和外族文化在磨合中互补长短，这大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使得中国文化更具生命力，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除了上述我所例举的三个特点之外，中国文化还有诸多特点，如课本上所说的人文传统、尊君重民、中庸协和等等，这些特点我也十分认同，因课本有所讲解故不再赘述。

作为一个青年人，我或许还没有很厚重的文化积淀，但我一直以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为骄傲。平时看到日剧、韩剧里频繁出现的汉字，甚至是韩国首都汉城的改名，我都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极大影响力，至少在东亚文化圈绝对是最有底蕴的一位。希望今后的中国文化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当然坚持原有特色更为重要。

第二篇：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我叫伊尔凡，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一名留学生。来中国留学，一方面是因为妈妈最大的心愿，她希望她的孩子能到中国这个地大物博，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的国家来感受东方的文化，另一方面就是自己的好奇心，从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那一刻起，中国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怀着对一颗好奇心，我立志要来中国留学。如今，通过自己的努力及在巴基斯坦和中国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已在中国学习了两年。在这两年期间，通过课堂上的学习，还有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对中国的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简单地谈谈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一、餐桌文化

“民以食为天”，因此，自古以来，餐桌文化是都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受儒家道德礼仪至上的观念的影响，餐桌文化有一套严谨的程序。

例如，邀请客人就有一套程序：主人要折谏相邀，临时迎客于门外，宾客到时互致问候，引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客齐后导客入席，以左为上，视为首席，相对首座为二座，首席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讲究，先敬长者和主宾，最后是主人。宴饮结束引导人客人入客厅小坐、上茶，直到辞别。

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中国的餐桌文化中也融入了一些西方的因素。例如，借西方右为上的法则，第一主宾坐于主人右侧，第二主宾在主人左侧或第一主宾的右侧，而且根据具体情况变通处理。斟酒上菜由宾客右侧进行，先主宾后主人，先女宾后男宾，而且酒斟八分，不可过满„„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餐桌文化中有许多因素已经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但是仍然以传统的礼仪为主。

二、语言交流文化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的礼仪道德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形成了独有的风格,故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中国人说话非常含蓄，很委婉。例如，在两个人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通常不会直接向对方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感情，不会直接说出“我喜欢你”“我爱你”之类非常直白的话，而是主动的一方会一次一次地邀请对方去吃饭，看电影，去公园游玩等等，借此创造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并且细心地照顾对方，让其感受到自己的真诚，并依赖自己，进而增进感情。而且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来创造这样的机会，比如去看电影，本来就是自己买的票，但总会故意说是朋友送的，或者是中奖得来的等貌似合理的理由，总之不会直接表达出我请你之类的话。不过，这些也无形中为谈恋爱增添了一种浪漫的气息。谈恋爱的含蓄还表现在，如果是男生先追女生，女生即使很喜欢这个男孩也不会立即答应他，而是会说要多沟通，多了解。如果她对这个男孩有好感的话，就会答应他的各种邀请，其实这就暗示着他们彼此情投意合。

中国的语言交流的文化还体现在谈话的顺序，一般在比较正式谈话当中，谈话的双方首先会互相问好，寒暄一阵，拉拉家常话之后才会进入主题，之后会围绕着主题说说其他次要的话，把最重要的事放在最后的部分来压轴，这就是所谓的绕着圈子说，没有西方人那么直率。对于这一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就很讨厌。

三、性格特点

来中国的这两年当中，我在不同的场合认识了不同类型的中国朋友，在于这些朋友的交往过程中，我的口语表达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并且对中国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与贯彻。当然，也学会了与不同性格的人的交往之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情，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仍然发现了一些中国人独有的比较突出的性格特征，这应该也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我发现，中国人特别能忍让，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忍字当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小不忍则乱大谋”“好汉不吃眼前亏”等等这些古语，都是一些很真挚的劝告，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下来的处事之道，我们应该多学习，多领悟。

还有一点是，中国人特别谦虚，这是世界公认的。但是，在这个新兴的时代，现在的年轻人大多表现出非常自信的一面，有很多人总是自以为比别人聪明，而且不习惯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或建议，这都是现在一些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我想这应该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日趋举足轻重有关系吧。

中国这个地大物博、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的礼仪之邦，有着永远也探究不完的话题，我仅以自己这两年的切身经历简单的谈了谈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今后，我会继续学习，继续研究，继续努力，融入到中国的文化当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第三篇：我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

我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

短短几年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便已经历了一个从热爱肯定到批判否定的过程。几年以来，由儒及道，由道及佛，在传统三家的领域里多少看过一些重要文献，偶尔也会涉及法墨诸家。后来开始接触西方哲学后，两方在我的脑子里并行不悖。随着对西方哲学的慢慢深入，开始有了偏向。不用说，自然是偏向西方。

会发生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现在想来，应该是出于自己越来越在以西方哲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中发现的“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便是支撑起近现代欧洲社会的核心价值，如“自由”、“民主”、“理性”、“尊严”、“人权”等等。这些概念初看起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或多或少也都有所体现，但两者的精神实质却可谓天差地别。这里当然不想进行具体的辨析，这是博客中其余文章的任务。

这里想说的是，再伟大的思想家都有自身的历史局限，远在上古的中国圣人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不可能有几千年之后的近代社会的价值取向。问题出在后人身上。我们太喜欢把先哲描述成十全十美、高瞻远瞩、功德圆满的“大成至圣”，臆想所谓的古老智慧可以永远为后人亮起明灯，乃至解决现时代的一切问题。这碗对个人而言的“心灵鸡汤”，这副对天下而言的“治世良方”，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要做的，只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样的一种夸张，不是“神化”，倒更像是“妖魔化”。因而，我在文章中常常所持的敌对态度，与其说是针对这些古圣先贤的，远不如说是指向作为后人的我们的。

中国学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或是自卑，或是自大，又或许两者本是一回事，总是将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东西说成“古已有之”，似乎几千年以来我们一直实践着西方人从近代起才树立起来的一些基本原则，甚至比人家眼下实践得更好，此其一。其二，一看到西方人自己也批判自己的文明，我们就开心得不得了，急着大喊自家的“心灵鸡汤”、“治世良方”可以拯救世界。其实，自我反思一直是西方文明得以进步发展的内在动力。无论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都大

有把西方文明一锅端的架势。不像我们，对“经典-圣人”碰不得摸不得。“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连小朋友也知道的那么简单的道理，不知为何，我们的一些学者、大学者似乎未曾听闻。

或谓“恋古”现象不独见于中国，西方大哲如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列维纳斯等人也都有这个倾向。不错，就曾有一个美国学者批评伽达默尔平日里读书非两千年以上的不读。乍一看，似乎是这样，尼采要回到前柏拉图，海德格尔要回到前苏格拉底，莫不是以古为尊。同其余价值概念表面雷同、暗里悬殊一样，这里也有实质性的差异。人家是“主-主关系”，是“自由（者）关系”，我们是“主-奴关系”。“自由（者）关系”体现为“我”与“他者”间“平等”的“对话”关系，而“主-奴关系”则取消了“我”的“主动权”，“被动”地以“他者”之是非为是非。前者“讲道理”，后者“蛮不讲理”。于是，前者开拓创新，后者固步自封。这其间的差异，想来还是明显的。一些西方学者对东方文明表现出来的兴趣，也应作如是观。我们老把“他者”的“对话”看成是向“我”的“学习”，乃至“俯首称臣”，岂不愚蠢？

由“恋古”而“返祖”，这些看似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实则才是真正阻碍我们的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罪魁祸首，而不是那些批评者。反之，真正有助于把我们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使之与时俱进的，反倒是那些批评者，而不是“国学大师”。

在这个各种思潮风云际会、各种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还是单独地在某一个话语体系中自言自语，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可以把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西方文化的话，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各自闭门造车的可能性都不大了。对话，是我们的出路，也是他们的出路。而且，只有对话，才是出路。

在这场“不得不”的对话中，我们理应更为积极，更为主动，乃至充当“发起者”。之所以有这个观点，并不是全然出于我们在经济发展上相对落后因而要主动搭讪的考虑，更有学理上的原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或者按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是“存在”的“家”，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不仅仅是我们用来表达“观念-思想-想法”的“外在”“工具”。如果我们认可海氏这一“存在论”语言观的话，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东西方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同陌路的症结正是在于“语言不通”。限于题目，也限于能力，下面单说我们国家。

众所周知，我们的语言在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经历过一次“嬗变”，即由传统的文言文转向白话文，由古代汉语转向现代汉语。在这个工作中，陈独秀、鲁迅、胡适诸位先生功劳最大。正是这一“转向”，让我们看到了语言上“通”的可能性。汉语的嬗变本是个极深的哲学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既非本文的任务，更非我所能，我们只能姑且满足于直接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便是传统的汉语是“非对象性”的，而现代汉语由于在创始之初吸收了大量西文的结构，故接近西文“对象性”的特点。所谓“非对象性”，即文言文的“所指-对象”不似西文中那般“现成-在场”，可以进行明确的概念规定，而只能对之“烘托”式的“描述”、“暗示”、“提示”。古汉语的这一思维特点，社科院的王树人教授谓之“象思维”，清华大学的黄裕生教授谓之“本源思维”。现代汉语正是突破了这一特点。我们借此突破，与处于西方文化深层次的西方哲学有了可对话性。但是相反，对西方人而言，要实现语言上的突破，从而深入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就要困难很多了。除了这个“对象性-非对象性”差异外，还有拼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之间的隔阂等。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从学理上说，我们更有积极主动的责任去“邀请-发起”彼此间的“对话”。

应该说，西学东渐的这百余年来，我们的学者一直未曾忽视对异域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但这其中还有一个层次上的问题。

最低层次的所谓研究，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比较研究”。通过“比较”，这种研究往往得出一些类似的结论，诸如“中国文化重感性，西方文化重理性”、“中国哲学重道德，西方哲学重知识”、“中国哲学重综合，西方哲学重分析”、“中国哲学重天人合一（主客融合），西方哲学重天人相分（主客对立）”等等。不能说这些结论都错了，但停留于“一眼看穿”的水平，跟学术研究的要求未免相差太远。更何况就“一眼看穿”来说，也还有不少看错了的。类似的“成果”多出于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学者”之手。他们提出这些似是似非的成果，往往是为了说明还是自己的老祖宗们“棋高一招-技胜一筹”。我们老祖宗们的智慧可以解决西方人现如今棘手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科技问题等等。

当然，在中西文化会通和合的道路上，肯定不止产生这样一些东西。我们的一些前辈学者还是进行过深入探讨的。只要这些努力是“深层次”的，即使并不成功，也能让我们更加看清中西方文化、哲学之间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比如王国

维先生凭他对叔本华哲学的理解来解读《红楼梦》、贺麟先生早年把朱子理学和新黑格尔主义结合起来考虑、宗白华先生以德国浪漫主义精神来阐述中国诗画意趣、牟宗三先生以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来开发中国传统哲学等，都不是徒劳无功的，无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都给我们以很多的经验和启示。

不过，真正结出正面成果的研究，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没有做过专门统计，只能就自己知道的一些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北京大学的张祥龙教授，长年致力于以现象学-海德格尔哲学来开显“中华古学”。按说海氏学说自八十年代起便成为国内学界的宠儿，结合老庄哲学进行研究更是毫不稀罕、随处可见。但张祥龙教授对老庄道家哲学、早期儒学、以佛学为代表的印度哲学等都有细致而执着的深入，让人不管同意与否，都不禁正襟危坐，而不可等闲视之。其次是北大现年耄耋的张世英老先生，以纵横开阔的视野构筑起自己“后主客分离-万物一体”的“境界之学-希望的哲学”。从论文网上看到，张先生最近又在撰写一系列的“中华精神现象学”的大纲，论述中国文化中“自我”的“觉醒”历程，使人不禁感佩老先生果然不愧是沉浸古典哲学数十年的专家。再说中山大学的倪梁康教授。倪梁康教授对我国的胡塞尔研究可谓功莫大焉，从德文直接翻译了很多的胡塞尔著作，且著有《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一书，为理清胡塞尔哲学的有关概念做了大量工作。与我们这里有关的是，倪梁康教授还积极开掘当年由唐玄奘带到中土的佛学“唯识学”中的现象学因素。我们知道，玄奘的法相宗一派所宣讲的“唯识学”不同于中土原有的华严宗、法华宗、净土宗和禅宗诸派，讲究第八识即“阿赖耶识”，已然涉及了“自我”的“统一性”问题。这其中的具体问题我当然不懂，但仅就表面来看，也可以想见“阿赖耶识”与胡塞尔所说的“先验主体”有可互相发明之处。当然我们还不能不提对中国传统文化剑拔弩张的华中科技大学的邓晓芒教授。邓老师紧紧抓住西方哲学中的以“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为核心的“理性”，来反观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此作出了坚实有力、锋芒毕露的批判，对我影响极大。

之所以拉拉杂杂绕了那么多，无非是想说，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会通和合的历程来看，我们唯有不断加深对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理解，才真正能够使中国文化这棵“老树”开出“新花”，结出“新果”。

同样是重视“实践理性-伦理”的问题，我们不能仅看表面就认为康德哲学

与儒家学说所差无几，更应该看到康德所大力强调的、又是儒家学说恰恰不具备的“自由意志”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的“超越性”特点，而不单单是“后天-经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不能停留于因为海德格尔晚年对老子哲学的兴趣，就随意地把海氏解释成一个中国思想家，我们更应该对海氏学说与东方思想的不同处着眼，维持住陌生化的张力，比如因为缺乏“Da”这个维度，老子肯定说不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这种话来；我们要更用心体会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内涵，不要急于用人家的新瓶来装自己的旧酒，觉得人家只不过是把我们早就意识到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之类展开得更详细而已，甚至觉得还没我们言简意赅。

虽说西方一些大学者对我们文化传统的批评很多是出于误解，但大家作为大家，一定有其格外深刻的地方，他们的意见也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可以忽略乃至嘲笑的，譬如孟德斯鸠、黑格尔、尼采等人的观点。

当然，我们也不是“为异而异”，真正的“同”也不必讳言，因而我们对晚近的法国大哲列维纳斯的学说就要格外注意。列维纳斯把“自我”贬抑到比“被动”更“被动”的地步而无限地抬高“他者”，由此把“责任”、“服从”等概念提到哲学的核心地位，确实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突破，而与儒家学说相当接近。如此，对列维纳斯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传统。至于列维纳斯认为他这一思路远追柏拉图、近取康德，而无需借助于东方思想，我们也可以对之“真诚”“相邀”。就像文章开头所言，我们在这场“对话”中，理应更加“主动”。

第四篇：如何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变迁

如何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变迁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简言之，文化是一种集体生存和发展方式。

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的研究范围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课题。广义上，应该包括中国有史以来创造的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精神心理文化的总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如同中国历史那样，也有一个基本的发展路向。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向，即，在物态文化方面，尽快完成从自然经济型农业文化向商品经济型综合产业化文化过渡，在制度文化方面，清除宗法关系的遗存，打破“家国同构”定势，建立起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公正、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会规范和政治格局；在行为文化方面，继承“礼仪之邦”的文明遗产，同时革除其烦锁、僵化的历史积垢，重塑中华民族文明、礼貌、活泼、雄健的精神风貌；在心态文化方面，发扬伦理文化注重道德修养，调

节人伦关系的优长，以避免西方近代化过程中普遍发生的科技进步与道德沦丧二律背反的历史悖论，同时高扬科学意识，倡导理性思辨，将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训诫与求真、求善、求美的时代观念结合起来，在推进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完成民族价值标准、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现代转换。通过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向来看，中国文化的变迁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时代的变迁。文化，可以说是某个时期的产物，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代表这个时代的特殊性文化，如商朝的青铜器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文化、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等等。

总之、中国文化的变迁也就是意味着时代的变化，意味着人类脚步的前行。

第五篇：我对差生的理解

谈谈我对“差生”的理解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由于每个学生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的心理品质和学习能力不同，他们在学习上的表现也就不一样。另外，学生的道德品质和学习成绩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变化。班内出现部分学习落后的学生，情况纯属必然，作为教师首先应正确对待。

一位教育学家曾说：“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成为池塘，没有爱，也就没有教育。”越是差生，越需要我们加倍呵护。所谓差生也有不同的具体行为和心理表现。一般来说，中规中矩的差生在心理上都有较脆弱的一面，他们遵循的仍然是向好学生学习和努力的行为标准，但因知识基础、群体关系、自身素质等多方面因素，无法摆脱差生的标签，因而内心常较为压抑，故心理创伤感也较多。有些玩世不恭，放弃好学生评价标准观念束缚的学生则相对较轻松，他们不再只认定学习这一条路，但对家长、老师的强迫其认真学好知识，则会有抵触甚至对抗心理。一提起他们，一直令老师束手无策，有的老师干脆置之不理，任其发展。这样就导致部分差生，通过上课破坏纪律等，寻求老师的关注，以求得受到关注的心理满足感。

分析“差生”学习成绩相对落后的原因：

（一）没有调动非智力因素的原因非智力因素构成了学习的内驱力，包括孩子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情感，意志等。虽然这些不能像智力因素一样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但它也属于动力系统，是学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差生的智力水平一般都在中等以上，造成学习成绩落后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学习动机，认为学习是学校老师的事，是父母的事，和自己无关，自己的学习活动是被迫的行为。他们对学习也没有兴趣，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有的孩子学习不好，玩电脑游戏却是高手，因为感兴趣，所以他们会投入其中，而学习不能。意志力表现薄弱，他们在学习上畏难，爱玩，因为玩的过程不需要意志力的维持。

（二）学习方法欠缺随着年级上升，对孩子的要求不同，各学科的学习方法也有所不同，如果孩子缺乏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不能有效的应对学习上的问题，就会出现成绩落后的现象。在高中阶段，要求孩子自主学习的水平越来越高，如果孩子还只是一味的依赖老师，没有自己的方法，那么当这种依赖关系变得稀松时，孩子就无所适从。所以有的孩子表面上看并没有调皮捣蛋，但成绩也总是上不去。学习成绩落后，不爱学习，但学习成绩落后的原因并非智力因素引起的。

（三）学习基础差，跟不上步伐。学习过程是有着连续性和继承性的，教学中的知识也是有一定的系统性，如果刚开始没有学好，很多基础知识没有掌握，会很明显的影响后续的学习。

分析差生心理特点，我们应该认识到：

（一）自卑心理在传统观念中，差生被当作坏孩子，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埋怨或家长的训斥，感到在班级里抬不起头来，怀疑自己的能力，对学习没有信心，消极，自甘落后，形成自卑心理。这种心理形成后，会影响到孩子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学习、同伴交往、亲子关系等。

（二）戒备心理差生因为成绩不如意而受到的批评较多，这样人们容易在心目中将这点不足扩大化，认为差生喜欢做坏事。即使他们做了一些好事，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周围环境的信任缺乏使得孩子将委屈感慢慢转化成戒备，表现对关爱的不理会与漠视，不轻易的接受别人也不向别人示好，这其实正表明他们需要关爱，需要理解和信任。

（三）逆反心理孩子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有上进心的，差生也是如此，但取得了不理想成绩后，由于老师和家长对孩子的成绩缺乏理性的思考，武断的将一些压力施加在孩子身上，孩子的理解与情感需要被忽视了，他们从心底里开始“抱怨”老师和家长的不理解，处处对着干。

（四）惰性心理差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学习压力，但他们很少能获得学习成功的经验，学习成了无趣的事情。学习兴趣缺乏，学习动机的丧失，是差生惰性心理的根本原因，他们变得贪玩，偷懒，害怕学习。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首先应该理解和鼓励差生，调动他们的非智力因素，帮他们改进学习方法，注重学习策略的培养，进一步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同时给他们更多理解，帮他们建立自信心，保护他们的自尊心，这才是当务之急。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努力：

第一,教师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忠于教育事业,热爱学生。这是做好教师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很难想象一个不热爱教育事业、对学生缺乏感情的教师能做好学生的工作。教师只有对学生倾注全部的爱,特别是对心灵上有过创伤的差生真挚地关心、体贴,才能帮助其解除身心痛苦,使学生产生积极向上的动力,努力创造条件,改变落后状态,赶上或超过先进。

第二,要相信差生是可以向好的方向转化的。差生无非是消极落后方面的因素多一些,但再差的学生也有积极因素。因此,我们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做他们的益友。青年教育改革家魏书生说得好:“差生不缺批评,不缺训斥,而缺的是鼓励、表扬和感化。”因此,他号召全校教师对差生要“以柔克刚”,用精神和物质力量感化差生,让差生得到尊重、理解、帮助和关怀。差生在心灵上虽然受到了创伤,但是他们仍然向往着美好的未来,他们通过努力而取得的成绩,希望得到同学的承认、老师的理解。尽管这种心理需要有时是微弱的,但它确实是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动力。

第三,教师要针对学生不同的特点进行不同的教育方式。差生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此,在对他们进行教育时,要针对其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才能取得实效。但是,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第四,对差生工作要有耐心和信心。差生思想觉悟较之好学生有差距,他们认识能力较低,思想基础不牢,容易出现反复。所以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上进心就需要老师要有耐心,更要有信心。差生也是不甘心走下坡路的。当他们做错了事后,往往会感到懊悔。因此,教师对他们的思想反复、动摇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更加关心他们,克服急躁情绪,不断地从反复中发现他们的进步因素,教育引导他们向好的方面转化。同时,要注意做好巩固工作,防止差生思想重新出现反复。这就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持久的艰苦的思想工作,既要有慈母之心,又要有严父之情,要爱得得体,严得适度,积极为他们创造向进步转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