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对中国画的影响范文

第一篇：中国古诗对中国画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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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诗对中国画的影响

作者：贾甲

来源：《艺术科技》2012年第04期

摘要：诗歌与绘画是不同的艺术种类，作为语言艺术与造型艺术，各自有着独具的审美特性。但二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很早就有题画诗或是以诗入画，将诗意、诗境转化为画意、画境的作品，以诗写画，以诗文之长补绘画之短，使绘画作品的意境得以提升。关键词：古诗；意境；中国画；艺术特点1中国古诗的艺术特点

诗的特征是丰富的想象和感情的抒发。诗词必须营造境界。就是说诗人在接触外界境物的氛围时，必然有会于心。正如王国维所言：“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这种秘妙，我认为就是大诗人所营造得境界。这种境界，“内足以撼己，而外足以感人”。“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语言形象的精炼，音调的和谐和节奏的鲜明，它也以抒情为正。“诗以言志”，“言志”便是抒情，正是抒情这一个共同点，使中国的绘画与诗歌结合起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样极高的境界是外国诗歌及绘画所无法具备的。

2中国古诗对中国画章法布局的影响

中国传统绘画的章法即是构图，就是把形象艺术规律及画家作画的立意加以安排布局，也可称作布局。南齐谢赫论画《六法》曰为“经营位置”，东晋顾恺之称章法为“置陈布势”。唐代张彦远以为这是“画之总要”，但“六法”中第一是气韵生动，第五才是经营位置。对此，清代邹一桂作了很好的解释：“愚谓即以六法而言，亦当以经营位置为第一，用笔次之，傅彩又次之，传模不在画内。而气韵生动则画成后得之。以气韵生动为第一者，乃赏鉴家言，非作家法也。”这几句话讲得很白。实际作画，经营位置是第一要紧的。

一幅画的题诗，一是表现为书法与绘画的关系，题得好，就有画龙点睛之妙，题得不好，免不了有画蛇添足的缺点。中国字体的结构是由点、划、撇、捺等搭配组合的，再加上运笔的变化，使书法既具有形式美，又体现出丰富的节奏感、韵律感，更添中国绘画的活泼性，既可以抒发情感，又可以增加中国画的形式美感。印章也和题跋一样是书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的印章能为画面添色不少。

另一方面则是题诗本身就是构图的一部分。如宋徽宗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词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

逸胜凫翳。”全图开合有序，诗弥补了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另外，中国传统绘画特别重视题款、钤印。一幅画在章法上，适当的安排题跋、朱印，可以起稳定和谐构图的作用。所以，中国画与题款、钤印、书法、诗词的相互补充、相互增益，可以取得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以上种种章法规律及特点，与传统绘画的立意、用笔、用墨、设色相融合，构成了中国画独具的形式美和艺术特色。中国画的题款，不仅能起到点题的作用，而且起到丰富画面的意趣，加深画的意境，启发观众的想象，更增加了画中的文学和历史的趣味等作用。中国的诗文、书法、印章都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中国画融诗、书、画、印于一炉，极大的增加了中国画在艺术性上的广度和深度，与中国传统戏剧一样，成为综合艺术，这是西方绘画所不具备的。3中国古诗对中国画内容的影响

当代著名书画家李苦禅先生说：“要以诗词歌赋的胸襟去作画，不是仅仅会在画上题诗就算有文学修养了。”“文人画高就高在以诗作画，以文采领画。”在白石老人90岁的时候，作家老舍要求他根据“蛙声十里出山泉”的诗意画一幅画。绘画是一种视觉艺术，要在纸上画出“十里蛙声”，的确是难题。但是老人不出几天就交卷了，画面上是一泓溪水从山涧乱石中奔泻而出，水里游动着几只蝌蚪，高处耸立着几笔远山。乱石、山涧、远山构成了深远的意境，看起来何止是“十里”！生物知识告诉我们：蛙声是青蛙求偶之声，没有蛙声，也不会有蝌蚪。水里既有蝌蚪游动，山涧中岂无“蛙声”？这个构思把各种艺术形象完美地组合起来，含蓄地表现了诗句的意境，含蓄地表现了诗句的意境，方法新颖，耐人寻味，足见老人艺术修养的精深、才华的卓越。由此可以看出，注重意境，是中国画家用来拨动观者心弦的重要手段。

宋代画院常以诗命题作画，如传说“野渡天人舟自横”，“踏花归来马蹄香”等创作政事，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了。中国画不但重意境，而且强调画有尽而意无穷。意到笔不到，画外有意。有如品茶，吃橄榄，余味无穷。在画上题诗加跋，为中国画特有的民族形式，含意深厚，字句精练的题跋（包括印章的运用），是画面的补充和阐发，打破了绘画的局限。文字表达了绘画所不能表达或不必要表达的东西，更衬托出画面的诗情，增加画面内容的深度，有助于画家思想感情的倾露，更能使观者感受其境。

4中国古诗与中国画的结合中国诗歌与中国画虽然是艺术的两个分支，但两种艺术之间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存在着很多共通的地方。同时二者又存在着一些不能忽视的差异性，不能完全看做是一种艺术形式。“画”表现事物比较直观、具体、真实，便于领略，但它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选取瞬间静止状态。而“诗”则不同，它可以写事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发展变化，容量比较大。二者的结合，使静止的画面动起来，空间拉长，容量立刻膨胀开来。这些题画诗往往是对画境意蕴的暗示和挖掘，是将画境转换为诗境的艺术再创造。诗要读，画也要读，而且还应

将绘画艺术品及其题诗对照起来一起研读，将画幅的绘画美和笔情、画境与题画诗里的诗艺美逐一比照，寻绎它们相互融通、渗透的妙处，整体地把握艺术品的美学特质，才能完整体会诗与画完美结合所散发的无穷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黄宗贤.中国美术史纲要[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2] 王伯敏.中国美术通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3] 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4] 郑朝，蓝铁.中国画的艺术与技巧[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5]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编著.中国画[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6] 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7] 朱良志.中国美学名著导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 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9]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编著.中国画[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0]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1]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2] 张彦远（唐）.历代名画记[M].京华出版社，2000.[13] 董其昌（明）.画禅室随笔[M].上海远东出版社.[14]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M].上海美术出版社.[15] 李泽厚.美学三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第二篇：古典文学中的诗词美对中国画的影响

古典文学中的诗词美对中国画的影响

摘要：苏轼评王摩诘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古典诗歌和绘画艺术两者并不能决然分开，而是要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细细体会。正所谓“画是无言诗”，古典诗歌中的“意境美”“含蓄美”“萧散美”在中国古典绘画中的各画科皆有体现。

关键词：诗情画意；意境美；含蓄美；萧散美

在文人画运动之后，“诗书画印”四绝已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一枝独秀的审美形态。“丹青吟咏，妙处相资”，独特的文学情味，书法的意兴，空白处予以印章的点缀，融多种艺术于一炉，相互生辉，全面体现了文人画的特征。“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古典文学中的诗歌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与题材为许多画家提出了一条足不出户的创作途径，画家多从历朝历代的诗歌中寻求精神的源泉、创作的素材，把诗情画意乃至书法、绘画融为一体。苏轼在《书摩诘》中论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①这表明文人画家在艺术创作时，在表现画中景时，亦能传达画外之情。从画中我们能感受到画家所要传达的高情雅思，同时，诗歌中的题材亦成为文人画家艺术创作时发掘的宝藏。

诸如此类诗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出自韦应物《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夕阳远树烟生成，秋雨残荷水绕成（高启《送何明府之秦邮》）；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山中》），等等，俨然一幅幅绝妙的中国画，诗情画意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中有读不完的画意，画中亦有道不尽的诗意。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索苏轼提出的“诗情画意”在中国画中的延伸与传达，我们会发现诗歌中的“意境美”“含蓄美”“萧散美”在绘画中的影响已经渗入到中国画科的各个方面，诸如：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

一、意境美对绘画的影响

宗白华先生讲：“生命的主观情调和客观的自然景物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②；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意境”所以说诗歌中的“情景美”是画家营造画境的根本所在，情、景二者成为画境的两足。进而，在画中追求一种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以达到一种情景交融，以小见大，以刹那见永恒的境界。也就是古人所追求的“胸罗宇宙，思接千古”状态，从而达到一种凝神遐思、离形去智、物我两忘的境界。

诗歌中的“水流心不惊，云在意俱迟”“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等都是一幅幅动人无际的山水画，后世画家无不从古典文学诗词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养料。山水画追求的是一种“万里之遥”皆可在方寸之间去表现，如沈括所说，“大体源及巨然画，皆宜远观，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灿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③。这就是所谓的意境，让我们进入一个通透的世界，看似不是，实则为一个“五彩”的世界。所以山水画中美的意境与山水诗中美的意境并无本质的区别，两者相互渗透，相互滋养，都可以让欣赏者“读之恍神游其间”，二者表现的都是“造法自然”。

二、诗歌中含蓄美对绘画的影响

古语云：“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我们看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低眉含笑不语的佛菩萨像往往能给人带来更加深刻地内涵，在他们的眼神中让人感到一种慈悲、喜舍与智慧。同样在诗歌创作中，鲜有诗人直接咏唱某景、某物、某人，从而让欣赏者赞叹的奇文妙句，大都是借助夸张、比喻、拟人、联想、想象等各种思维、创作方式或者艺术手法来完成诗歌创作。正如赋比兴中的“兴”“比”，何为“比”托物起兴，先言他物，以引所咏之事物，托物言志是也。诸如，柳永《八声甘州》所云：“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周汝昌先生说：“然下阙妙处，全在摹拟‘对想’：本是词人自家登楼，极目天际，却偏想故园之中人，应也是登楼望远，伫盼游子归来！”④作者利用时间上的接近，抒发自己的怀乡思念之情，联想到此时此刻家乡的“佳人”同样苦苦等待自己。这样就使思念之情具备了双向流动的意蕴，从而加重了这份“凝愁”的分量，产生了柔肠寸断的艺术效果。

同样，在中国画的创作过程中，画家自身也不直接流露自己的情感，总是要借助一定的“对象”或者“媒介”。比如，徐渭《墨葡萄》中的“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下明珠无人买，闲抛闲掷野藤中”。通过写葡萄的“无人买”“无人识”，把自己幻化成葡萄，来暗示自己的怀才不遇。《黄甲图》⑤中“横行霸道”的螃蟹不正是表现对当时官场“董卓”之辈的鄙视吗？在花鸟画中，我们讲“岁寒三友”“四君子”，其实是一种人格化精神的象征，来隐喻自己某种高洁、超逸的品行和节操。在人物画中，表现的更是一种神情、神态上的写难受照。“手挥五弦易，目送挥鸿难”，外在的东西我们很好表现，内在的神情，内在的感觉则需要更加巧妙的艺术语言，这一点我们在五代梁楷《泼墨仙人图》《太白行吟图》中可以看出来。如果画家将画意尽数表现给世人，便毫无“画外之意”“画中有诗”的美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言有尽而意无穷，以有尽之言达无穷之意，定有很多美在无言中。

所以说，中国传统绘画的美在于它自身的含蓄美，很多妙笔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欣赏者自己品味、感悟得到。诗歌也是，不同的欣赏者在面对同一首诗时，心境不同，感受也不同。他们得到的都是在自己的经验，阅历，智慧的影响下，与艺术作品产生共鸣，与艺术家的思想发生碰撞，证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悟。

三、萧散之美对山水画的影响

宋人张抡《踏莎行》词下片云：“云飞片片，花枝朵朵，光阴且向闲中过。世间萧散更何人，除非明月清风我。”晁补之《满庭芳》词中说：“闲说秋来，乘槎心懒，梦回三岛波间。便思黄帽，同我老山颜。上界仙人官府，何似我、萧散尘寰。云无止，流泉自急，此意本来闲。”这两首词中所描绘的真是闲心似水，随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一种极致的萧散。萧散是出世的、闲适的、无所羁绊的。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若诗人为各种枷锁、秩序、外事所羁绊、束缚，怎能会有流水行云般，潇潇洒洒，洒洒脱脱，赢得从容淡定的心灵呢？当然文学家们会顾及诗词格律，只是他们在诗词格律的基础上寻求更为闲情、自在、散淡的美，追求一种更为自然的美，“道法自然”，自然都回归到“自然”的本体上。明代陈淳有首题画诗写得很好：“野竹自萧散，幽兰亦错杂，清风一披拂，雅韵互相答。”这种散淡之美不知征服了多少艺术家的心灵。

山水画自唐以后，大致有两种发展脉络，一为李思训父子，赵?帧⒄圆?驹、伯?X以至马、夏辈等着色较为工稳的山水画，二为王摩诘开始用渲淡，改变钩斫之法。及至后来的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四大家的那种水墨写意山水画。例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追求一种苍秀雅逸、萧散自在、忘我于自然的境界，给后人，尤其是明清两代的画家以重大影响。全卷峰峦坡石，多有起伏变化，云树苍郁，疏密有致。图中平坡、亭台、小桥、渔舟穿插其间，做到“景随人迁，人随景移”，达到了“可游”“可观”“可掬”的艺术效果。笔墨多为湿笔与干笔皴擦兼用，墨色浓淡洗练，极富表现力地再现江南山川的温润感，其刻画意境平和空灵，笔意简远、神采烂漫的格调，被后人誉为“画中兰亭”。

倪云林的山水画可谓是表现一种萧散意境，达到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山水画中有一境界，叫做“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境界。倪瓒的山水多是一河两岸的构图，几株疏树，一湾瘦水，一痕远山，疏林下再有一个小亭子，这就是他的当家面目。他好画竹石，多是瘦石嶙峋，几枝疏竹，疏朗之至。门生王达评其画：“寂寞云林堂下路，一峰残雨映孤村”――这是一个“寂寞的云林”。例如今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渔庄秋霁图》正面近景坡陀上画疏树五株，木叶尽脱，中间是一湾静静的瘦水，再上是一痕远山。树上没有绿叶，尽是枯叶，山中没有飞鸟，路上没有人迹，水中没有帆影，没有渔船，构图极简练，用干笔皴擦，略加渲染，似幻似真。所有繁华落尽，一切的喧嚣都远去，一切的执着和躁动都归于无影无踪。而这种萧散之美尽与诗词中的萧散、自在之美不谋而合。

中国的诗人大都追求一种“不扫”的境界，画家追求一种自然流露的创作状态，忌讳刻意表现。徐渭的泼墨写意画，梁楷的人物画，黄公望、倪云林的山水画，其中韵味细揣摩别具味道，这与中国古典哲学追求一种天人合一、冥契于自然的美学追求相一致。“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这其中的不扫意味者一种保护自然萧散的原生态美，自然天成。绘画中，艺术家的才情尽情在宣纸上倾泻，毫无造作。

四、结语

中国文化中的诗歌，其意境美、含蓄美、萧散美、自然美无不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各个方面。相比散文、小说、戏剧，诗歌是较为短小的，而它更为精炼，每个字都蕴含诗人的才思情逸，都是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比拟的，其背后蕴藏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足以令每一位艺术家用毕生之力去发掘。尤其在文人画运动之后，“诗书画印”四绝已成为中国画中尤其传统山水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美学特点。重内美是在内外美和谐中，侧重内美，重气韵、意境、趣味，更加注重怡阅性情，陶冶情操，所谓“畅神”（《画山水序》）、“快人意，达我心”（《林泉高致》）就是指山水画的审美作用。

注释：

[1]转引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宋]沈括.梦溪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9.[4]周汝昌.千秋一寸心――唐宋诗词鉴赏讲座[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5]徐渭作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参考文献：

[1]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2]石理俊.中国古今题画诗全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教育出版社，2005.[4]黄廷海.中国画派研究丛书?南方山水画派[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2.[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7]葛路.中国画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葛路.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宋]沈括.梦溪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周汝昌.千秋一寸心――唐宋诗词鉴赏讲座[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作者简介：

随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文人画

第三篇：退耕还林对中国的影响（本站推荐）

由一篇文章引发对退耕还林的深思

发改委：耕地休养生息对粮食减产影响“可控” 耕地休养生息，会不会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吴晓30日说，根据测算，退耕休耕对粮食减产的影响最高年份是1500万吨，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规划（2016-2030年）》，提出到2020年和2030年我国耕地草原河湖有序休养生息的目标和路线图。

吴晓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严守耕地红线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单产水平，都将对粮食安全起到保障作用。“1500万吨产量低于近年来粮食平均年产量的2.5%，对粮食供给影响不大，完全在可控范围内，这也是进行耕地休养生息的前提条件。”他说。

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副司长周建春说，耕地休养生息以保持一定数量耕地为前提。一是严守耕地红线，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护面积不得低于18.65亿亩，退耕、休耕、轮作都以这个数量为前提；二是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到2020年基本农田要在15.46亿亩以上；三是加大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到2020年高标准农田完成8亿亩，力争10亿亩；四是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吴晓说，增加农民收入是有序实现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的题中应有之义。“从长远看，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有利于增加产量、调整结构，不但不会对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还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吴晓说，我国将完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补助政策，落实中央退耕还林还草补助政策，继续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政策，支持试点地区农民转移就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增收渠道。

来源： 新华社

来自新华社的一篇关于发改委：耕地修养生息对粮食减产影响“可控”报告。由本文结合生活的一些实际情况发出些许观点。

先就本文而言，一是粮食减产影响“可控”。通过严守耕地红线，提高单产水平以确保影响可控。自2003年实施退耕还林以来，我国粮食粮食产量仅2003年出现负增长率（-6.14%），以后一直保持十二连增产，而2003年以前我国粮食产量都是有正增长也有负增长，试问在自2003年以来退耕还林一直持续至今，退耕还林的耕地面积为1.39亿亩，而至201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20.25亿亩，试问在耕地面积锐减的情况是什么高科技把单产量提升到如此高水平？ 二是退耕还林农民增收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行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因为它违背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而以失败告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农村走出了困境，归根结蒂就是土地使用权的问题，而如今国家以退耕还林的方式收回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年轻人出去打工，年长者留守家中，除了种地有多少人能够成功转移就业？这一来留守儿童，老人村等等的问题就来了，年轻人在外打工本来就不容易，还得担负起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请问农民如何增收？再说政府的补贴杯水车薪够干嘛？退耕还林之后又有多少农村家庭 “奔小康”的？

总的来说，退耕还林得不偿失。一．首先我们看看退耕还林的目的和意义旨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然而自退耕还林以来其起到的成效得不偿失。不可否认退耕还林在水土保持方面确实起得了一定的成效，退耕还林以前，每到下雨山沟里有大量泥沙随雨水流入河流，淤塞河道，现在有所改善，这种现象好多了。但是退耕还林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及其严重，首先是植被的多样性，退耕还林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种植了不少树，但是成活率及其地下，部分地区成活率甚至达不到10%。再加上火灾的危害。退耕还林后缺乏管理，野草丛生，一到枯草季节，一旦起火灾成片成片的烧尽整个山头，不但种下的树种难保，就连原有植被也一扫而尽，成为杂草丛生的荒山。这样致使森林覆盖面积减少，植被多样性也随之减少。其次退耕还林后也降低了生物的多样性，如生活在林中的生物，当森林遭到破坏，其赖以生存的家园不复存在必然导致其迁徙。部分动植物的消失生物食物链遭到破坏必然破换生物的多样性。

二．粮食减产。粮食减产首先导致我国粮食进口需求量大，外贸依存度急剧上升。再加上我国粮食进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大部分进口粮食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可说这少有的几个进口来源国或地区在中国粮食进口上处于垄断地位。其次导致我国粮食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调节能力降低。

三．加剧留守儿童和老人村等现象。退耕还林之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年轻人转业相对较容易，大多外出务工，但是很难做到子女随行，留守儿童问题就日益加剧。上了年纪的老人很难转移就业，无赖之下只能留守农村。

四．家庭经济压力增大。在退耕还林之前，可以通过务农给家庭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在退耕还林之后完全靠在外务工承担整个家庭经济，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经济不堪负重。

五．大众创业难度增加。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然而土地是最基本是生产资料，尤其是对农村的想创业的有志青年来说，退耕还林之后没有了土地使用权，创业难度曾大。

六．增加国家财政负担。退耕还林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据统计截止2015年8月国家累计投入4056.6亿元用于第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建设。

七．降低我国农村养殖业。退耕还林之后农村养殖饲料来源减少，所以农村养殖户急剧减少，偶有养殖者成本也颇高。

八．粮食贸易逆差持续走高，粮食产业结构矛盾更加激化。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将持续增加，本国粮食生产成本高，粮食进口价低于国内市场价，再加上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调节能力低下，使三高“进口高，产量高，库存高”矛盾持续激化。

第四篇：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围城》中方鸿渐被家乡中学校长邀请去学校演讲，校长想必是个大有学问的，预先给他出了个演讲题目《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演讲时却因穿错了衣服没有带演讲稿，方鸿渐上了讲台没有摸到演讲稿，惊慌的忘记了演讲稿里都写了什么，情急之下暴露了思想真相，原来一脑子鸦片和梅毒。小说里这样写一个原因可能是小说整体就这风格，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题目本身并不容易说清楚，而是回避了正面解释这个问题。现在将这题目拿回来再来看，那么钱钟书原本对这问题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呢？这个问题的复杂性钱钟书自然是知道的，他后半生百万字的著述《管锥篇》，以及整部《围城》其实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按照常规的思路，一是要先回答什么西方文化是什么？再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没有弄清楚或者理解不对路，那么所得到的答案也肯定不对路。首先就来看看中国文化是什么？不就是所谓的国学吗？王小波在《我看国学》中说：“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王小波基本是完全否定了国学的价值。王小波的想法典型，也很普遍。王小波是比较极端的，就是鲁迅这样极端的人说话也不敢把话说死，在《拿来主义》也只是谈论鸦片可以治病的理论。《拿来主义》的道理自然是没有错的，不过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滑头主义。

胡适的思想口头上比较西化，他主张全面西化，但是他的学问却相反是标准的国学，问题变得看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而做的学问却是国学呢？他自己可能也无法说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也五四时期文人们一个普遍的现象，满世界折腾一圈子，最终还是都抱起了古籍，就是鲁迅也研究起中国小说史。王小波可以将话说死，说了痛快，看了舒服，因为他自己是不做文学问的。要做学问就避不开要谈论这些东西，因为需要一个叙述的载体，当然可以更简捷的认识问题，一句话色既是空，其他什么都不说全世界都概括进去了。钱钟书则比较高明他不明说，他不肤浅的做愤青。从《围城》中的戏说，却隐约可以看出他的倾向，他的内心或者说本能中有些抵制西方文化的情绪，但并不是明确的反对西方文化，一些问题实在是不可以定论。

象王小波这样认识是比较痛快，但是一些事是没有办法痛快的。对于中国学人或者一般的学生，学本国历史，就要比美国学生累太多，历史比较长啊。一个美国历史专家大概也要比中国历史专家轻松很多。当然这是一个玩笑了，不过也是一种现实。但美国历史也许变的非常细致，估计一个特别点的刑事案件就可以写进历史。在美国电影《国家宝藏》中，编剧能想出来的美国最重要的文物只是《独立宣言》原件。有一个词叫做博古通今，但是这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就困难了，什么样才能叫博古。谁要是能写个《四库全书通考》那他一定可以算是一个博古的人，这还是玩笑了，《四库全书》现存的有７９０００卷，不要说写个通考，就是看一偏，估计没有成为一个博古的人，肯定就成了一个废人。没看过谁敢做评断呢？谁敢象王小波那样说呢？

王小波没有直接说他喜欢西方文化，他说他喜欢法拉利，怎么弄点铜丝绕吧饶吧，就能弄出电磁，太神奇了，换句话说他喜欢科学，这也是西方文化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原因。科学和民主本来关系不大没有直接的关系，极少有那种严谨的学术体系将这两概念放一起研究的。“五四”时期用了两个非常蹩脚的比喻：“德”先生和“塞”先生将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浓缩成西方文化的精华，被极力的倡导。民主对中国的影响首先不说，先说对文人的影响，却教会了中国文人假装没有民主自由，为什么可以假装没有自由呢？主要是因为对这个词意思没理解，所以只能假装没有。这个词的对于社会学的意义也不去说，其实所谓民主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面子，所谓的人权也就是面子。有面子就是有民主了，就有人权了，要死要活的要的东西却不知道到底在要什么？面子和民主本质是一个东西，但是有人既想要民主，却反对要面子，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对科学的态度，圣人也是有态度的，孔子说“君子不肖小艺。”这个小艺的艺就是指科学。

中国西化最彻底的部分是教育制度，小孩子没有多少民主思想所以对于教育的改革没有多大意见。改变教育体制不象改组清政府那样严重的涉及一些人的切实利益，所以非常谨慎，甚至弄的潭嗣同这样的人，抛头颅洒热血，也没改成。说是重视教育功在千秋，但几千年传统教育方式说扔就扔，扔的非常干脆，也可以说是改革的不太谨慎。传统教育是不是就真的那么不值钱，原因是教育是功在千秋，反过来说就不是当务之急，改了就改了，应个景的事而已。那么传统教育和西化的教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传统教育是从《五经四书》开始学起的。《五经四书》实际上是早期人类的思想，也就是说传统教育的教育把教育对象作为人类来教育。用西方的思想来说，《五经四书》一类的书，被胡适等编写成哲学史，成了大学以后甚至专业学者才去学的哲学。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启蒙教育是从哲学教育开始的。而西式教育是反过来的，是从“小艺”开始的。西式教育实际的教育方向是将人向工具性的方向教育，而不是把将人教育成人。“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而这批人恰恰都是具有传统教育的根基。而当这批人过去之后，就基本成了青黄不结的局面。完全的西式教育究竟教育出了什么？启蒙教育从哲学教育开始是不是真的是个错误？从哲学开始对一个人来讲教育模式和方向将是开放的，发散的，而西式教育实际是闭合的。这对于呼吁什么民主改革，以及教育改革的人来讲，实际效果和他们的愿望是相反的。传统教育和西化教育的差别还可以做一个直观的比较，在红楼梦中十三四的小孩的情商和智商，是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很难达到的。请你自问你在二十岁的时候，是不是有林黛玉十三岁时候的才情，你三十岁的时候人际交往能力是否达到薛宝钗十五岁时候的水准。你也许说那她们数理化是不行的，其实你要是和林黛玉现在是同学成绩能比她好吗？这种假设不可以实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情商和智商不高的人学什么都不能学通透。《红楼梦》中也许有虚构的成分，这个比较也许太特别不具有普遍性，至少可以看出读《五经四书》的结果不是想象的那样把人读成书呆子。但这种现象也还是十分令人费解，唯一的解释就是现在的西式教育将人教傻了。

第五篇：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临猗县第一职业中学 李秋艳

摘要：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一场侵略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使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主要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促进性的一面。本文旨在阐明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及它对中国的双重影响。

关键词：鸦片战争 危害（社会性质）双重作用

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

中国的社会性质由原来的封建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上，鸦片战争前，中国使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驶全部主权；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遭到破坏，中国开始成为领土和主权不完整的半独立国家，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夺取了许多利益，由此改变了清政府的国家主权地位，具体表现是：

1.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鸦片战争后俄国通过各种条约侵吞了1 50万平方公里的领十使中国遭受了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英国割占香港岛，建立了一个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之后列强有在五口逐渐建立租界，这使得在中国东南沿海就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性质的城市，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2.中国关税自主权被剥夺。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交纳的关税税率，中国政府必须同英国政府商定，战后西方列强取得了协定关税的特权，这样中国海关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作用丧失，反而开始成为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料的工具。

3.海关自主权遭到破坏，清政府也允许侵略者兵舰和商船巡行与各口岸，为殖民主义者的侵华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严重践踏了中国主权。

4.规定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国首先取得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5.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了清政府给一国家的特权和利益，其他国家都可以享受。此外，条约虽未提到鸦片贸易，但鸦片贸易实际以得到清政府的默许。

在经济上，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和夺取的侵略特权，疯狂地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随着 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地丰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两大矛盾：既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不同，“封建主义”不但包括地丰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中国，还有经济的，政治的当权的各种封建半封建的反动势力以及后来的官僚资产阶级，“人民大众”不但包括农民阶级，还有近代新生的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三、中国革命任务的变化

正是由于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由此革命任务也会有所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是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肩负起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时期。中国从此进入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内容和格局，决定了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就开始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结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四、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双重作用

（一）鸦片战争对中国的积极促进作用

1、思想上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承认自己落后，逐步消除“天朝上国”、“夜郎自大”等骄傲之气，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把自己变为资产者。这半个世纪近代化的进程中都是这几个政治派别围绕展开的政治角逐，都是在鸦片战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如林则徐、魏沅等进步先驱，是第一批自觉地这样做的人，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和干王洪仁玕发布了旧中国第一个较完整的近代化纲领——《资政新篇》。洋务派奕?6?0、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辈，则是半自觉地这样做，开创了一系列中国近代化事业，担负起他们力不胜任的历史任务。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则总结和吸收了中国近半个世纪近代化的经验教训，响亮地提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纲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中国近代化逐渐成熟的要求。

2、近代生产技术：鸦片战争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旷野上，移植了几百个近代大机器工矿交通企业，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根据马克思的研究，作为资本主义典型的英国，是经过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再发展到近代机器大工业的，这一历程花了近30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是经过一段摸索过程的。例如曾国藩，开始对仿造洋炮洋船的想法很简单，认为外洋器物“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土，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

3、培养近代技术人材：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在华企业雇佣中国职工，受中国聘用的中国技术人员，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左宗棠于1867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即同船政局法国正副监督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培养人材合同，议定5年限满，教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即加奖日意格和德克碑银各2．4万两，加奖各法籍师匠共银6万两，计定奖格银10．8万两，另再加精神奖励。

4、政治上：

（一）原已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封建政权，经过国外侵略势力和国内农民革命的几度冲击，已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灭亡”威胁面前，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转化为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实施“同光新政”，于是，封建政权开始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倾斜。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压迫与抑制作用

1、最主要的是依靠不平等条约，在攫取中国各种各样的特权，扩大了侵略势力在华势力，逐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不能正常发展。据统计，外国在华资本在中国资本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是：1894年占60．7，1913年占80．3，1920年占70．4，1936年占78．3。也就是说，外资要占中国资本总额的60～80％左右。在中国不少重要近代产业部门，外资均处于垄断半垄断的优势。中国新生的民族资本，多方遭受排挤和限制。

2、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开了战争赔款的恶例。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利弊互现的。必须振奋民族精神，扬我国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避免类似鸦片战争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