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试论如何完善我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试论如何完善我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加上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流动频繁而复杂，种种客观原因，使我国人口管理的难度非常大，社会治安也就十分的复杂。正如粮食问题一样，社会治安问题是历届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社会治安能否长期稳定，关系到国家政权能否长期的稳定，关系到十三亿人民的福祉能否实现与延续，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因此历届政府都十分注重对社会治安的管理，并且也出台了相关的治理措施，这些措施也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然而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深层次原因并没有找到，因而社会治安形势的稳定与好转也只能是暂时的、脆弱的。为此必须要对我国社会治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剖与分析，从中找到影响我国社会治安稳定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并且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予以治理。
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达，人口多且流动频繁，社会治安也比较混乱，犯罪案件的数量多年来也是高居全国首位。从地理上讲，广东既有开阔发达的平原地区，也有广大闭塞落后的山区；既有北京上海般发达的大城市，也有诸如西部般落后的农村山区。地理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使广东的犯罪也具有多样性，可以这样说，广东的社会治安好比是全国社会治安的一个缩影。因此加强对广东社会治安的研究，对全国社会治安的治理不无借鉴的作用。
通过对广东社会治安的研究与分析，本人认为国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第一：改革公安系统结构，扩充警察队伍，提高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
相对于庞大的管理人口来说，我国的公安警察队伍是多么的渺小。比如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市，根据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的统计，深圳特区的总人口大大超过1000万，而深圳警察的总人数才一万人，也就是平均每一名警察要保护一千名公民；而我国的首都北京，人口大概是2000万，警察的总人数也就7万，平均每个警察也要负责大概三百位公民的安全。而深圳对岸的香港特区，人口大概七百万，而警察的总人数有2.7万，平均每个警察只要负责 约260 位市民的安全。相比之下，深圳北京的警力是多么的不足啊！深圳北京这样的国内一线大城市尚且如此，国内其他城市的警力就更加不用提了。而且我国大陆的公安管理系统的设置也不合理，室内办公的警员多，而基层一线的警员少。本来国内警员的数量就不足，再加上这种不合理的警员配置，使得国内一线警员的数量更加的不足。警力的不足，就进一步导致社会治安的恶化。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那就是我国从警队伍，来源混杂，警员的素质整体较弱。据了解，我国的警员有国内警校的毕业的，也有从社会人员中招聘的，招聘的门槛较低，警员的素质参差不起。毕业于国内警校的警员因为受过系统的教育，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都较高，而从社会上招聘的警员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教育，再加上从警后缺少培训，个人的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都相对较差。这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警察队伍管理社会治安的能力。
因此要改变我国治安混乱的局面，一方面要扩充警察队伍，补充警力。同时要加强对警员的业务素质的培训，提高警员社会治安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要改革公安系统的结构，把更多的警力纳入到基层的编制中，让警力进一步下沉，增强基层一线警员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确保市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确保社会治安的稳定。
第二：运用监控摄像头等高科技电子设备，加强对重点地区或路段的监控。
火车站、机场、地铁出入口、汽车站等人流量大，人员复杂，交通繁忙密集，社会治安也比较的混乱，历来是犯罪案件高发的地方，因此是治安监控的重点地方。由于我国的警力的不足，对于这些地方的监控，除了尽量派出更多的警力外，还要大量的运用监控摄像头等高科技电子监控设备，以此来弥补警力的不足，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监控，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效果。譬如说广州市流花火车站地区。流花火车站地区地处广州市的中心腹地，以广州火车站为中心，北起桂花岗，南至流花路，西接站西路、站前路、站前横路，东至环市中路电视塔路段。在这不到2平方公里的地段上集中了华南地区最大的铁路和公路运输枢纽，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由于人流密集，这一地区的治安状况极差，是犯罪的高发地区，因而历来是广州打击刑事犯罪的重点地区。为了治理广州流花地区混乱的治安秩序，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在该地区安装大批的电子监控设备，实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据了解，在2005年广州市公安局投资500多万元对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周边的治安监控系统进行全面更新改造，在该地区安装了69个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并由经验丰富的民警24小时对流花地区进行监控。通过“电子警察”，及时发现广场上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和伺机作案的不法分子，迅速调动执勤民警适时实施抓捕，达到以快制快的效果，提高了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的成功率。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越秀警方通过“电子警察”，在流花地区破获各类案件400多宗，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00余人。这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犯罪，震慑了犯罪分子，稳定了该地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第三：加强对出租屋的管理，从源头上遏制犯罪。
出租屋是外来人口聚居的地方，同时也是犯罪的温床。犯罪分子常常利用出租屋进行犯罪活动，比如说卖淫嫖娼、制造贩卖毒品、制造贩卖假冒伪劣产品等，而出租屋密集地区，本身都是犯罪的高发地区，治安秩序特别的差。根据相关的报道，广州85%以上的刑事案件是流动人口所为，作案者80%以上以出租屋为落脚点，80%以上的制假贩毒活动，90%以上的无证生产加工点在出租屋内。可见出租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藏污纳垢的地方，因此能否对出租屋进行有效的管理，对于打击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否对出租屋进行有效地管理，已经关系到能否实现社会治安的长期稳定。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流入，出租屋拥有巨大的市场，很多业主纷纷把自己的住宅改建成出租屋出租。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光是广州，2006年有登记的出租屋就有533万间，加上那些没有登记的出租屋，数量就更多。出住屋具有分散、隐蔽、变更快的特点，这就给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的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出租屋比较集中的地方则是城中村和城乡结合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往往是治安管理的盲点，治安环境极差。再加上业主本身漠视对出租屋的管理。因此出租屋就往往被犯罪分子利用，作为其实施犯罪的隐秘场所。
因此要从源头上打击犯罪，就必须加强对出租屋的管理。具体的措施有：（1）完善出租屋管理条例，强化业主、小区管理委员会、村委会对出租屋的管理责任。对于管理不力的有关单位，加大处罚的力度。（2）要探索出新的出住屋管理模式，这种出租屋管理模式要能够实时反映出租屋的最新变动情况，比如说是承租人的姓名、籍贯、住址、承租的用途、承租时间等相关信息。（3）公安机关、区、街道办的治安管理人员，要加大对出租屋的检查力度，及时了解出租屋的相关变动情况。
第四：整合资源，专项打击重点犯罪行为。
由于我国用于打击犯罪的警力和经费有限，公安部门很难同时对多种犯罪行为实施打击，而犯罪行为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区集中爆发。因此公安部门应该整合自身资源，集中精力，专项打击某类重点犯罪行为。通过对这一类重点犯罪行为的严厉的打击，不仅有效的压制这类犯罪行为，而且对其他的犯罪行为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自去年实施的重庆打黑风暴，其意义在于：这次整治行动不仅重重地打击了盘踞重庆十多年的黑恶势力，净化了重庆的社会环境，而且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黑恶势力以及其他即将要实施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也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在广东地区，公安部门早在两年前就对“两抢一盗”这类重点犯罪行为实施了专项的打击。具体包括：（1）针对犯罪分子多以摩托车作为作案的辅助工具，公安机关对重点路段、地区、甚至全城实行禁摩行动，禁止摩托车在这些路段地区行驶，从源头上剥夺犯罪分子利用交通工具实施犯罪的机会，使其犯罪付出更高的成本，面临更大的风险。目前广州、深圳、东莞等“两抢一盗”最为严重的地区基本上都实行全城禁摩。（2）组建便衣大队和打击“两抢一盗”专业队，充分发挥便衣警察和专业队的隐蔽性和专业性的特点，对犯罪分子实行重拳打击。自实行了上述措施以来，“两抢一盗”案件逐年下降，社会治安明显有所好转，根据有关的报道称，06年全省共立“两抢一盗”案件379969起，比05年的417800起减少37831 起，下降9％；其中“两抢”案件103721起，比05年的127543起减少 23822起，下降 18.6％；盗窃案件276248起，比05年的290257起减少14009起，下降4.8％。全省06年破获“两抢一盗”案件137625起，其中破“两抢”案件50938起，破盗抢机动车案件37264起（盗抢汽车案件3608起），比05年的36788起多破476起。因此实施“整合资源，重点打击”的方针还是非常的有效的，对于打击遏制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以预防为主，建立警民联防体系，由点到面，实施全面布控。
对于打击犯罪，光靠打压是不行的，还必须要对犯罪行为予以防范。打压，着眼于犯罪行为已近产生，并且已经危害到社会；防，则着眼于犯罪行为正在酝酿，但还没有露端倪。，在犯罪行为酝酿时，就把它打掉。由于我国警力和经费的不足，要对所有地区实行全面的布控是不可能的。打击犯罪，倘若没有市民的协助是不太可能的，而市民也有协助警察打击犯罪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警察和市民应该联合起来，通力合作，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具体来说，公安部门应该要帮助市民建立保安队或者联防大队，并对其进行培训，增强其处置治安问题的能力，同时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合理的装备。
要建立由点到面的联防体系，具体到小区、街道办、镇、市分区。小区有小区的保安队，街道办有街道办的保安队，镇和市分区也有自己的联防大队。队员之间相互协助，共同接受同级警方的指导，并与警方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通过由点到面的布控，防范犯罪行为的发生。
警方也要加强对市民的教育，鼓励市民要敢于跟犯罪行为作斗争。市民发现犯罪行为，要及时向保安队或者警方举报，并尽可能地协助警方打击犯罪行为。
希望以上的措施能为全国治安的综合治理提供借鉴作用。
第二篇：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初探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求做到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突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普惠性。以党的号召和指向为契机，结合次债危机与欧债危机后的环境变化，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于提高人民福祉，保护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有效地规避养老、疾病、失业等社会风险，保障全体人民公平的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经济社会的积极效用社会保障是国家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系列基本生活保障，使其在年老、疾病、失业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服务的制度安排。[1]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社会保障经历了一个从恩惠到权利的发展过程，[2]历史和现实证明了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减震器”和“稳定器”，现已成为衡量人权能否实现、社会发展是否和谐以及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社会制度
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与不足
（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的历史成就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的情况下，博取世界各国社保制度之长，尊重国情与借鉴国外经验相结合（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不足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经过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但从以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中也不难看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亟需解决：
1、社会保障体系的立法缺乏统一性。
2、社会保障立法层次尚偏低、缺乏稳定性。
3、实施和监督机制凸显薄弱性。
4、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窄
5、社会保障水平不均衡
三、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诚如前述，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己不符合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难以满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针对性的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一）明确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立法、执法和司法是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关键环节，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应当首先注重立法，为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和监督提供法律依据。
（二）提高实施机制与监督机制的执行力度立法的目的在于为执法和司法提供法律依据，也是为了保障执法和司法的顺利运行，同时执法与司法又是立法的现实手段。社会保障作用的有效发挥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实施机制和监督机制，才能确保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功能和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三）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的权利救济机制权利的救济是社会保障受益者自下而上反映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路径，这样才能够确保社会保障信息在操作层面的良性互动。针对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监管不力的现状，我国更应当保证社会成员权利救济渠道的畅通，以此增
强社会监督的力量。
（四）取消户籍分化，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户籍制度直接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社会保障的差别待遇。
（五）大力推行社会保障税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统筹、产业投资和社保基金，体现收入再分配职能的财政拨款难以形成社会保障类的预算支出。
四、结语就本质而言，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行为，但其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尤为需要，肩负着稳定政局、安定社会、给予市场信心、统筹城乡发展的重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实保障。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责任的强化，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决策理念和制度安排日趋成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有着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将基本建立起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和惠及全体城乡居民的平等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篇：浅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浅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常继生 田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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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被都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本文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进行分析，提出对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一些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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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96年英国爆发的疯牛病、1997年香港禽流感、1998年东南亚猪脑炎、1999年比利时等国二恶英、2001年欧洲爆发口蹄疫、以及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还有引起众多争议的转基因产品可能对人体产生潜在危害等。食品安全是目前对公共健康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重视食品安全,已经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看到世界性的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同时，应清楚地意识到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上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也应引起各级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分析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依据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热点分析，2003年全国消协系统共受理食品方面投诉60740件，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1621件，比2002年增长24.1%。[1]主要问题表现在：
1、农产品、禽类产品的安全状况令人堪忧。(1)化肥、农药等对人体有害物质残留于农产品中；(2)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于禽、畜、水产品体内。在一些地方在种植中滥用激素类农药以保收成，在养殖中乱用激素和其他药物以增加产量却使农畜产品却受到污染；(3)重金属污染，即在农禽产品中含有超标超量的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的重金属物质。
2、制造食品的过程中使用劣质原料，添加有毒物质的情况屡屡发生。(1)加工食品使用劣质原料给食品安全造成极大隐患。如：用病死畜禽加工熟肉制品；用“地沟油”加工油炸食品等。(2)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了可供食品加工用的添加剂品种及其用量和在产品中的残留限量，超量使用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测，曾有在面粉中超限量添加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在腌菜中超标量多倍使用苯甲酸；在饮料中成倍超标使用的化学合成甜味剂等等。(3)滥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在食品加工制造过程中，非法使用和添加超出食品法规允许适用范围的化学物质（其中绝大部分对人体身体有害）。例如：为使馒头、包子增白使用二氧化硫；为使大米、饼干增亮用矿物油；用甲醛浸泡海产品使之增韧、增亮，延长保存期；为改善米粉、腐竹口感使用“吊白块”（一种化工原料，学名甲醛次硫酸氢钠）等等。
3、病原微生物控制不当，食品的原料和加工程度决定了它具备一定的微生物生长条件，食品加工制造过程和包装储运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如一些奶制品生产加工及包装条件简陋，屡屡造成食品变质；又如我国发生的集体食物中毒有很大部分是由微生物引起。在我国，易造成食物中毒的病原微生物主要有：致病性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沙门氏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每年都有发生，尤其在气温较高的夏、秋季节更容易发生。
4、生物技术产品的出现、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同样带来了安全性问题。如今，转基因食品早已摆上了人们的餐桌，比如人们大量食用的番茄、甜椒，大豆粉、大豆油等大豆制品。尽管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害，但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目前人们所担忧的是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转基因产品是否对人体无毒、无副作用，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是否“实质等同”无显著差异。从国内外对转基因生物的研究来看，转基因食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潜在危险：可能损害人类的免疫系统（标记基因）；可能产生过敏综合症；可能对人类有毒性；对环境和生态系统有害；对人类和人体存在未知的危害。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有关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称之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规范和保障食品安全体系。总观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现状，由《食品卫生法》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数部单行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构成的集合法群形态，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框架的现实。
1995年正式出台的《食品卫生法》应是我国现阶段最全面地对食品卫生、安全作出规定的法律。但是现在的《食品卫生法》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食品卫生法》仅对104种农药在粮食、水果、蔬菜肉等45种食品中规定了允许的残留量，总含291个指标；而国际食品法典则对176种农药在375种食品中规定了2439条农药残留标准。这样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就会使许多有害物资蒙混过关，给为非作歹者留下作恶空间。又如该法中没有规定为假冒伪劣食品销售者提供原料及其他材料者予以处罚的内容，应当说这是在规范食品市场法律中的重大缺陷。我国的《食品卫生法》从试行到正式颁布已有10多年，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加以完善和强化，以有效制止和打击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亟待加强
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究其根本是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有效率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首先，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应该是多层次、分门类的，囊括立法、执法、法律监管，行政处罚以及刑罚的综合性法律体系。其次，法律体系功能的发挥要通过法律体系的结构来实现，法律体系的结构本身就体现着法律体系的功能。因此，构建法律体系首先需要的是赋予该体系一种科学合理的结构。就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食品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
(一)我国食品安全体系中的界定问题。
1、食品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滋生腐败，食品安全难以真正落实。
2、食品安全管理中“权限不清”卫生部、农业部、环保总局、粮食总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的职能权限界定不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是应势而生。
3、不同安全等级的食品“定义不清”如保健食品、自然食品、生态食品、无公害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A级,AA级)等，名词繁多，增加了消费者识别食品安全等级的难度和市场的不透明度。
(二)我国食品安全范畴的局限性。在我国，常以食品卫生管理取代了食品安全管理，对于“食品初级生产过程中安全操作生产对食品安全性和适宜性的影响”重视不够。
(三)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限制。我国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一直沿用良好操作规范(GMP)管理系统（即是政府制定强制性的食品生产、贮存卫生法规，来确保食品卫生无害的体系）
[2]。但它们和FAO/WHO的《国际食品法典》推荐“HACCP体系”（即通过系统性地确定具体危害及其控制措施，以保证食品安全性的系统），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3]
(四)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的系统性不够。由于我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食品安全建立在全部食品产业链基础上，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系统。
三、构建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是食品安全的一个发展趋势
（一）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概述
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的建设是我国保证食品安全、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实施我国环境战略的需要。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和产业政策的完善以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1、美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食品安全的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在美国非常繁多，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所有食品和相关产品，并且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在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机构有三个：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机构(EPA)。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就不允许其上市销售。另外，美国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企业，不存在无照企业或者家庭作坊式企业，因此掺假现象极少。
2、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管理历史悠久的德国是世界上四大食品出口国之一，饮食业出口约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13%，同时德国又是食品进口大国。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涉及全部食品产业链，包括植物保护、动物健康、善待动物的饲养方式、食品标签标识等。德国在食品安全的法律建设中构架了四大支柱：《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HACCP方案》、《指导性政策》，它们互相补充、构成了范围广泛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础。在德国，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食品，在包装的标签上都注明商标、食品成分和有效期，还有有关商检机构质量认可的显著标志。早在1879年，德国就制定了《食品法》，目前实行的《食品法》包罗万象，所列条款多达几十万个。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德国对食品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督。无论是屠宰场还是食品加工厂，无论是商店还是食品在转运过程中，食品必须处在冷冻状态，不新鲜的肉绝对不允许上市出售。为了保证国家制定的《食品法》得到实施，国家设立了覆盖全国的食品检查机构，联邦政府、每个州和各地方政府都设有负责检查食品质量的卫生部门。
3、加拿大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加拿大食品检验相当严格，商场内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标有出厂日期或有效期，过期食品不允许出售给消费者。比如面包，商店会在有效期到达的前一两天，捐赠给慈善机构，到期仍未售出的,就撤下货架销毁。在原有检验制度的基础上，联邦政府还以法律的形式于2001年6月明文规定，所有食品必须在成分说明的标签上列出13种主要营养成分，包括脂肪、饱和脂肪、卡路里、钠、纤维、蛋白质、钙和铁等，以防止有些厂商滥用所谓的“健康食品”、“绿色食品”定义，推销一些其实并不健康的食品。不论在加拿大的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屠宰场、肉类加工厂或商店内的标牌上写有“政府检验过的肉类”字样，百姓就尽管放心买，大胆吃，因为在食品卫生监控方面，检疫部门从不马虎。
4、日本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全面修正《食品卫生法》日本人青睐国产食品。日本的《食品卫生法》对所有食品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如所有食品和添加剂，必须在洁净卫生状态下进行采集、生产、加工、使用、烹调、储藏、搬运和陈列。自日本发现了疯牛病后，日本政府决定成立由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食品安全委员会，并由政府任命担当大臣，委员会将对食品安全性进行评价，下设常设事务局，同时还提出了全面改正《食品卫生法》、确保食品安全的“改革宣言”。据报道，该宣言强调《食品卫生法》的目的要从确保食品卫生改为确保食品安全，必须明确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应负的责任。
（二）发展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1、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建设和法制管理。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外食品安全法律标准的研究、消化，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多层式法律体系，探索和发展既和国际接轨，又符合国情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众所周知，美国是全世界食品安全保障最好的国家之一，它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非常繁多，既有综合性的，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也有非常具体的《联邦肉类检查法》、《禽产品检查法》和《蛋类产品检查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几乎涵盖了所有食品，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再如英国1990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销售以及各种食品、饮料所包含的具体成分和卫生标准都有详细的规定。
2、尽快纠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不规范、不够严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参照《国际食品法典》，建立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在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消除所谓的“绿色壁垒”。目前我国共有1070项食品工业国家标准和1164项食品工业标准。这些标准绝大多数都是2000年以前制订的，其中最早的制订于1981年。为了适应进出口食品检验,还有进出口食品检验方法行业标准578项。即是说：各类食品安全标准大都仅仅是行业标准而非国家标准。而食品管理先进的国家食品标准都是由国家专门的立法机构制定的，而且一种产品只有一个标准，清晰明确，有利于标准的贯彻执行。而我国受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有些食品标准产生形成两套标准。如碳酸饮料、饮用纯净水、食盐、酱油等均是两套标准。[4]国外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采取的环境保护上起步早、成效大、公众环保意识强、环保技术先进、环保标准较高，它们制定的绿色技术标准几乎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我们只有加快与之接轨，把绿色壁垒由现阶段的出口障碍变成促使我们加快发展绿色产业的强大动力,这最终的收益者还是我们自己。
3、加大推行食品安全管理的食品安全有效控制体系(HACCP体系，即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的力度。在切实落实食品良好操作规范(GMP规范，即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的基础上，尽快引人推广“HACCP体系”。首先在出口企业全面推行“HACCP体系”认证。把“HACCP体系”纳入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由逐步推行“HACCP体系”走向强制实施。[5]
4、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政策支持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管理体制。如目前转基因食品特别是转基因农作物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但其安全性在各国争论不休。虽然我国在2003年4月就制订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但我们仍可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做法，针对我国国情来建立农业管理部门与食品工业管理部门合一，对农业和食品工业实行一体化管理的机构。[6]
5、加强现有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依法加强权力监督，实施对食品安全的有效保护。（1）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性的恶化态势，原因固然很多，但现有法律法规中的惩罚力度较弱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原因。例如《食品卫生法》中规定，处罚金额要根据有无“非法所得”来确定。很显然，食品生产经营者当然不会提供非法所得，卫生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非法所得也就难以认定。这样，大量存在的地下熟食品、豆制品等加工窝点，由于违法成本极低，法律法规不仅起不到惩戒作用，实际上是放纵了违法者。结果造成食品污染的态势愈演愈烈，发生在道德领域内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7]（2）各级人大作为地方最具权威的监督机构，依法实施法律监督和经济工作监督，是宪法赋予的职权，应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果断启动监督程序，依法加强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和撤销违法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政行为。
第四篇：浅谈我国级别管辖的完善
浅谈我国级别管辖的完善
管辖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诉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原因和依据。我国民诉法第一编第二章专门对管辖问题作了规定，主要规定了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专属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对协议管辖也作出规定。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我国民诉法关于级别管辖的有些规定已不合时宜，需要
加以明确和改进。
1．实现部门利益的需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经济庭也应时而生，各级法院为了改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都愿意多受理一审经济案件，这就加剧了各级法院尤其是同级法院为了多立案而争管辖，使管辖权异议案件上升，最高法院就管辖问题也作出很多批复，管辖问题也使当事人及法院大伤脑筋，规避管辖也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
2．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信任，使基层法院无权受理一些专门案件，如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涉外纠纷案件。不可否认，上级法院的法官具有较高的政治及业务素质，在经济发展超前于司法改革的情况下，高层次的司法服务可能会更能促进纠纷的解决和社会的稳定。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因为很多案件都发生在地方法院辖区，由地方法院管辖较为方便，符合就近办案原则；另外，随着法院的“门槛”越来越高，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也大大提高，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举行为法官人选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而且司法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正，提高效率，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审判权的下放，主审法官的独立，这必然导致一审法院受理案件的增多，一、二审法院职能的分野即实现司法的专门化和职业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大的公司、财团作为市场主体逐步增多，而且随着我国的入世，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民、商事纠纷也随之增多，将这些纠纷以争议标的额的大小来划分级别管辖已经与司法高效理念不相适应。中院及高院审理一审案件偏多，分散了他们审理二审案件的精力，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导致人员太多，效率低下，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推进，简易程序的施用范围不断扩大，争议标地额的大小不再是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分界点，以争议标的额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也无实际意义；而且司法实践中，以争议标的额的大小来界定案件是否疑难、复杂的情形已被突破，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争议标的额的民商事案件由中院或高院受理后，由审判员独任审判的情形屡见不鲜。既然可以由中院或高院审判员独任审判，基层法院应当有能力对此类案件有管辖权，没有必要硬性规定此类案件由中院或高院管辖；从两便原则来看，此类案件由基层法院受理，方便了当事人的诉讼，减轻了当事人往返上级法院的诉讼成本和诉累，便于基层法院就地审理，有利于节约整个法院的司法资源。因此对级别管辖的规定应予改革。
但是这样会提高审判成本，使判决不稳定。笔者认为应当改造我国的级别管辖制度，在不破坏两审终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我国法院的职能分工，笔者提出如下设想：文秘114版权所有
1、级别管辖作为职能管辖，是上、下级法院间的分工，上级法院原则上不应审理下级法院可以审理的一审案件，而只应审理对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应明确上、下级法院受理案件不以案件标的、难易程度、影响力大小等无操作价值的做法，法院受理一审案件只受地域管辖、专属管辖、协议管辖的限制，一审法院主要为基层法院，二审法院不受理一审案件。这样就明确了级别管辖的分工。
2、对基层法院进行改造，扩大简易、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增加地方专门法院的设置，使中院从受理案件范围很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专门发挥二审职能。中院受理的涉外、知识产权等一审案件分给专门的一审法院管辖，使中院不受理一审案件有现实可能性，只有专门法院增多，中级法院的职能转换才能实现。现在我国的专门法院主要限于海事法院，增加专门法院，有利于案件审判质量的提高，减轻普通法院受理一审案件过多的压力，实现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笔者建议效法国外，在基层法院系统中，跨区设置劳动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及海事法院，实现一审法院的合理分工，以利于我国级别管辖的改造。
3、协调好级别管辖与协议管辖、专属管辖的关系。对协议管辖，原则上只能就一审案件及一审法院进行，对二审法院不能进行协议管辖，因为级别管辖是法院为行使其职能而设定的，当事人无权进行变更，所以协议管辖不能对抗级别管辖。而专属管辖仅限于一审法院，对于上诉案件，都按照级别管辖及地域管辖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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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如何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范文
如何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
一． 我国的选举制度
2004年四次修改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代表名额、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候选人的提出、选举程序以及选民与代表的关系等方面对人大代表的选举做出了明确规定。总体来说，该法既反映了选举主权在人民的理念，基本上确保了我国公民的选举权的实现，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随着我国国情的不断变化，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的社会，不足和缺陷日益明显，因此，我国的选举制度需要作进一步改善……
二．当前我国选举制度的缺陷。
1．选举的平等，民主化没有完全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选举法，虽然规定了一人一票制，每一票有相同的权利，但由于城乡人数差距，少数民族重视程度，各选民选举意识，人民的文化程度等都间接影响了选举制度的公平性。
2.直接选举范围不够广泛。
1979年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1953年选举法做了重大修改，其修改之一就是把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但真正为人民服务，有权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官员还在县级以上，有必要让选民自己决定自己认为正确的代表。
3.差额选举导致各种假象。
差额选举在候选人之间形成了相应的竞争，一定的竞争虽有利于候选人自身各项素质和责任心的提高，有助于选民全面了解候选人，为选民提供了更利于自己的选择余地。但是目前许多候选人为得到职位，过分宣扬自己，不择手段，导致虚假宣传、贿赂选民等情况。
4．选民对候选人了解不多
由于地域，文化，知识的差异，加上选民对选举的不认真态度，许多选民对要选的代表不清楚，或者根本就没有认真了解个候选人，使得选举失去其真正的意义。
三.如何完善我国选举制度。
1.进一步完善选举权的平等性和民主化。宪法规定： 凡年满18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可作为早就18周岁的大学生，我却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学校也很少提及关于选举的新闻。据我了解，农村大多村民也没有参加过选举。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很少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小。选举的代表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而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却没有参
与自己当家作主的人的选举，仅这一方面，就说明选举的民主化并没有真正实现。此外，很多少数民族公民也很少参与选举。虽然这与我国选举制度实行有一定的联系，但我们也要从公民对选举的了解程度与关心程度上找问题。就拿当代大学生来说，虽然我们学过政治，了解选举权，但还是没有参加过选举。因此，我认为，我家应重视最基层选举的实施，有必要颁布一项法律来保护农民，学生，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选举权。同时，国家还应重视提高农民，学生的选举意识，大力宣传选举权，让每一个公民都正确了解选举权和民主选举与自身利益，让每一个公民都为了自己的权利而积极参加选举。
2应该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
普遍、平等、直接的民主选举是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虽然我们有权利参加直接选举，选出自己信任的当家人，但真正能为人民行使重大权利，保障人民最基本利益的往往还是县级以上的各级代表。从我国贪污腐败犯罪的案例来看，犯罪者大多是县级以上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官员。选举出的代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我国应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
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为公民在更大范围内直接参政、议政提供了物质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公民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公民参政、议政愿望日趋强烈，因此，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以满足公民参政、议政的愿望，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层次已势在必行。
3．进一步规范差额选举。
差额选举可以为选举人提供选择余地，对被选举人形成竞争机制。但在一些地方的潜规则操作下，正式候选人为了达到目的，常常以各种方式进行拉票，呆滞腐败势力做代表，人民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同时，由于缺乏法治意识以及长期的民主训练与教育，在一些基层选举中出现了干扰选民投票、影响选举公正性的违法现象：一些参选人搞金钱交易、物质笼络；一些选民则把选票当赚钱途径，贪污受贿，不按自己意愿投票。此外，宗族势力干扰、村民拉帮结派也时有发生，甚至出现砸票箱、撕选票、殴打群众、破坏选举现场的情况。
针对以上现象，我认为，国家应缩小差额人数。一方面，这样会加大候选人的竞争意识，使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真实能力参与竞争，而不是走很不保险的背后拉票途径。而且有利于候选人自身素质和责任心的提高。另一方面，国家应加强打击选举受贿活动力度，并向选民宣传选举公平公正的重要性。使他们自身深刻了解自己的非法行为是在害己害人。还有，我觉得，国家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组织，去了解候选人各方面情况，然后反馈给选民，同时，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对话、提问、质询，了解，考核等环节，也应有这个组织为中介，并有组织检验各项信息是否正确。这样起到以事实为根据、预防弄虚作假、一视同仁的作用，减少了受贿等虚假行为。
4．加大选民与候选人的多面了解。
在农村，山区等一些偏远地方，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渠道很少，一些地方的选举没有设置选举人与候选人之间的对话、提问、质询等环节，导致选民或代表无法获知候选人参选的真实意愿、实际能力、工作设想，无法确定候选人的政治考虑是否与选民利益保持一致。只有简历式的介绍、没有候选人之间的辩论，也无法让选民或代表在透彻了解的基础上对候选人进行比较、分析，无法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确定人选，选出自己认为可以代表人民基本权利的代表。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拓宽偏远地区选民了解候选人的途径。此外，在确定真实的情况下，候选人应多与选民接触，最好当面回答选民各种问题，让选民从各个方面了解候选人。确保候选人与选民之间信息充分交流。国家应设定一个统一格式，由选民提出各种问题，让候选人通过这种格式和选民交流，使选民更好对比分析选举人。更应重视交通不发达，信息交流不方便的地区。
5．提高选民选举意识
目前，选举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代表代表人民，选举的结果与选民的利益直接关联，这是选举的重要意义所在。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代表性、关联性至少体现得不明显。许多农民，学生无视自己这项权利，不珍惜，更不知怎样珍惜。此外。各代表候选人产生的官方化，使得候选人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更难形成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二是大多数选民或代表对人大代表在人大中的履职情况及其所发挥的作用缺乏了解或不满意，使得选民对选举失去信心。
所以，应大力宣传选举权，让每个公民知道：自己行使的权利是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不要在盲目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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