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提“集中力量办大事”

第一篇：慎提“集中力量办大事”

昨天，笔者听了某省一位领导的电视讲话，他前面简单讲了今年后半年和今后几年内的宏伟规划，后面大讲特讲实施措施。全部听完之后，印象最深的是他重复多遍的这样一句话：“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去虽然无数次听到过这句话，但这次听起来却非常刺耳。“我们的优势”究竟是啥?这位领导没有直说，按以往的经验来猜测，大概就是“社会主义优势”吧！不错，我们的社会确实有这样一个便利，那就是只要想办成某一件事，上头一号召，马上就能高度集中全国全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很快实现这个目标。但我觉得这种突击一点、不计其余的做法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和今天重视各方利益权衡、政府逐渐减少对经济干预的市场经济不大吻合，这也许就是中央近些年很少再这样讲的主要原因吧！不是说我们一概不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办事方法，在开发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建造三峡大坝等工程上，我们应该这样做，但决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自上而下、是官必搞的铁板模式。实际上，这么多年我们深恶痛绝的面子工程（如建造皇宫式的政府办公楼或名贵花木一条街）、虚假工程（如假滴灌系统、颜料绿化山峰）、闲置工程（如空壳城市和开发区）、污染工程或隐患工程等等，大都是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口号中办出来的，因为在“办大事”这样一个统一的语境下，很容易造成强大的声势，形成一种行政上的高度一致，让人不得不在极快的情况下不由自主地“围绕政府中心工作”，而少数人的顾虑、专家的质疑、可能涉及某些单位的利益、可能侵犯某些群体、个人的财产和人格尊严等问题，都会在“服从中心工作”这样重要的理由中被忽视，极易造成决策上的失误，极易损害政府的形象。当然，这些年愈演愈烈的集资风、摊派风也是与“集中力量办大事”息息相关的。领导同志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办大事”上吗？这也值得商榷。如果公仆们真的从普通百姓们最迫切的利益着想，并且愿意到群众当中去问一问，就会发现，老百姓们感兴趣的是怎样提高他们的收入或减少提留摊派这些看不见的“小事”，把这样的事办多了办好了，那才是真正的政绩。领导同志们为啥不愿意办后一类事情呢？原因不难理解，“办大事”在策划、汇报、动员、实施过程中可以搞得轰轰烈烈，办出的“政绩”更加“显眼”，更有利于邀功和升迁，当然还有其他好处可图。如果只想着百姓，那就没有这些“优势”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战争年代思维方式在当代的表现之一，我们过去虽然没有这个提法，但却一直是这样做的，甚至比现在要疯狂许多倍，如大炼钢铁，西部开荒，以粮为纲等。改革开放后它又以新的面目出现，如全国扩街、乱设开发区、草地建造热、摩天大楼攀比等等。为了我国经济建设进一步健康发展，为了更好地维护政府形象和百姓的真正利益，我们不但要慎提“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口号，而且要大张旗鼓地要求领导同志们多为百姓“集中力量办小事”。

第二篇：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看法

关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看法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而这一系列重大成就都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分不开的联系。毫无疑问，“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优势。但是，我认为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认识“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首先必须要确定的就是“事”，如果没有明确的“事”，就无所谓“集中力量”去办了。而“事”的性质，决定着最终的结果。从行政组织的角度来看，这里的“事”，是指行政组织目标。任何一个行政组织都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组织目标而建立。由于目标具有导向、激励、整合和管理工具的作用，可以促使行政组织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效地整合起来。因此，目标的明确性和正确性对行政组织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正确的目标可以引导、激励行政组织及其成员向正确的方向努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如果目标是错误的，或者是根本没有特定的目标，行政组织就很难有序的运行，这时，就必然会出现效率低下、内外部关系紊乱的失范现象。因此，要想“办大事”，就首先要确定合理可行的、符合行政组织及其成员根本利益的组织目标，就能够激励组织及其成员艰苦奋斗、团结性上。

其次，就是“集中力量”。所谓“集中力量”就是指在办事的机制和方式上，要讲究民主和效率。到底是集中力量好，还是分散力量好？当然不可以一概而论。集中力量有集中力量的好处，分散力量有分散力量的好处。但是，即使是集中，还有一个机制问题，是民主的集中，还是专断的集中？根据中央行政组织与地方行政组织的权力分配关系的不同，行政组织的体制可以分为分权制、集权制和均权制。集权制有助于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用于重点建设，避免人财物分散、盲目建设及资源浪费。但是，如果过分的集权的话，就容易造成专断。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强调民主的集中，即中央适度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即均权制的优越性。因此，力量的适度“集中”，有助于促成“大事“的办成。

第三篇：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攀枝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部大三线建设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经过40余年的开发建设，她已从昔日的“不毛之地”发展到今天的“阳光花城、钒钛之都、四川南向开放门户”。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对攀枝花的开发建设作过精辟分析。他认为攀枝花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的成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所列举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名单中，攀枝花就占有两项：“四川宝鼎山煤矿”和“攀枝花钢铁厂”。攀枝花开发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典型特点，它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缩影和代表。2012年6月，原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已是77岁高龄的王春才老先生，重新踏上攀枝花这座美丽的阳光花城时，也对攀枝花的开发建设进行了高度评价。他充满深情地说：攀枝花建设不完全指的攀枝花，是整个西南地区的建设。攀枝花建设是三线建设的龙头，是大三线建设的缩影，是大三线建设成功的典范，是我们三线建设者的骄傲。[①]

和其他三线建设项目相比，攀枝花建设项目是成功的。抚今追昔，思考其成功的因素，一个重要的因子应该归因于其在初始创业时期实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模式。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除了要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明确的目标之外，还要有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在于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重大项目，迅速形成社会生产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新中国国家体制长期形成的优势。从20世纪50年代的“156项”重大建设项目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基地、刘家峡水电站、四套大化纤、十三套大化肥、湖北二汽、成昆铁路等一大批骨干项目都是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新中国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发展重工业，形成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本文拟选取攀枝花作为典型案例区，试图通过分析其在初始创业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实施的方式以及实施的效应，来深入总结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在西部大开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中如何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进行了若干思考。

一、初始创业时期攀枝花发展模式的历史选择

发展模式的选择，就是一个社会或一个地区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模式的选择，不仅受制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而且要以社会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为指导。攀枝花开发建设初期，在国家加强战备、加快三线建设的社会背景下，为了有效配置资源，开展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在中央高度集权与统一控制下，国家坚持集中优势力量办大事的指导原则，向攀枝花钢铁项目基地配置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形成了以国家调集财力、物力、人力集中开发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会战”方式，建成了一个新型的以冶金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保证了攀枝花建设的顺利开展。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

国家之所以从战略高度选择在攀枝花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与当时紧张的战备形势、国家调整工业布局的安排等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背景以及攀枝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形成的历史背景。紧张的国内外形势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国际形势来看，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是 60 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存在外敌入侵的潜在威胁。主要表现在：冷战环境中的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并不断恶化。美国始终把敌视新中国政权同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遏制的反华政策。特别是在 60年代，美国对外重心逐步从欧洲向亚洲倾斜，先后扩大侵越战争、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计划，长期驻兵日本与朝鲜半岛，并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与恫吓，进一步威胁与挑衅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后底线。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印度也公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从当时的国内情况看，各项国防建设严重不足，存在不利于备战的诸多隐患。总参谋部作战部 1964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国家经济建设在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例如：（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仅 14 个 1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 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据 1962 年底的统计，全国有 14 个 100 万人口以上和 25个 50 万至 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战时如何组织防空、疏散人口、保障生产等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轰炸破坏，缺乏应付敌人突袭的措施。战争初期，交通就可能陷入瘫痪。（4）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战时来不及处置，就可能遭敌破坏，酿成巨大灾难。”[②]紧张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总参谋部作战部的报告上批示说：“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③]此外，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认为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致使卫国战争惨遭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总之，从当时存在战争威胁的历史背景来看，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备战，加强战略后方基地建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调整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也是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建国初期我国工业的70%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而广大的西南、西北内陆地区的近代工业则十分薄弱。为改变新中国畸形的生产力布局，中共中央决定推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工业建设重点也由沿海转向内地。1956年毛泽东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促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④]周恩来也指出，“为了合理配置我国生产力，使工业布局适合于资源和国防的条件，必须在内地有计划的建设新的工业基地。”[⑤]在1949—1952年期间，我国开始将一部分工厂迁移到接近原料的地区。“一五”时期(1953—1957年)，国家重点建设的150项建设项目中，沿海仅占32项，只占全部项目的五分之一；限额以上的694个项目中，472个在内地，占68%，222个在沿海，只占32%。[⑥]通过对内地工业的重视，我国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不平衡的态势，也为三线建设大规模工业布局的调整奠定了基础。到 60 年代中期，浓重的备战氛围使工业布局的调整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中共中央开始通过三线建设巩固国防的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工业的地区均衡布局和长期发展，建立国防生产体系和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对此，中共领导人曾有过多次论述。例如，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对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工业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善工业布局。”[⑦]1965年1月23、24日，毛泽东在听取长远规划设想汇报时作出指示：“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

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⑧]对此，周恩来也作了具体阐述:“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中国以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⑨]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国家计委明确提出了“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希望把三线地区建设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布局，就既可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又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⑩]由此可见，进行三线建设是把备战与工业布局的改善有机结合的必然选择。

第二，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决策的确立。三线建设的决策提出后，攀枝花由于钒钛磁铁矿资源储量丰富、资源优势配套完善，同时具有地形险要的地理优势，被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三线建设和攀枝花建设，其中明确提到攀枝花的就多达 6次。例如，1964 年 5 月到 6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11]1964年5月10日至11日，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当议论到铁路、交通第三个五年计划只能搞那么多时指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12]1964年5月2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三线布局问题时指出：“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包钢、武钢、兰州，第三线是攀枝花。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搞攀枝花，第三个五年不一定全建成，打个基础，战略布局才展得开。为了搞攀枝花，就要搞煤、铁路、电、机械，其他工业也跟着上。不搞第三线，总是在沿海现有基地中转，就展不开。”[13]1964年8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插话：“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现在抓是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到最困难的情况，有备无患。”[14]1964年10月9日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指示：“搞攀枝花、酒泉、长阳三个基地。”[15]1965年6月16日在汇报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指示：“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16]周恩来也认为“除了攀枝花(位于西南川滇交界处)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但是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二线三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陕南、甘南、攀枝花”。[17]刘少奇也强调“搞三线建设，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攀枝花，其他各方面都要少搞，重点搞攀枝花。”[18]党中央决策领导层对攀枝花工业基地的高度重视，为在西南腹地集中配置资源，建立起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实施的体制保障

建国后，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三线建设中，国家以集中投资为主要途径，运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调节经济，在从计划的编制到计划的实行、资源的分配、巨额资金的筹集等方面无不体现出政府的强大作用，为三线建设所需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攀枝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见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项目，工程浩大，项目繁多，涉及工种广泛，参建单位来自四面八方，隶属于多个不同的部门。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如不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系统，集中领导、统一管理，要在较短时间，在这毫无城市依托，交通闭塞、物资奇缺的荒山野岭中建成如此巨大而复杂的工程，是不可能的。因此，初始创业时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攀枝花实施了“全面规划、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特区体制，保障了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一，特殊的领导体制。1964年9月，西南局三线建设小组领导下的攀枝花工业基地临时领导小组成立，它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但是在毫无城市依托、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川滇两省交界的荒山野岭建立钢铁工业基地实际上早已超出了西南局所委派的一个临时工作组的能力范围。此时的攀枝花工业基地现场已经集结了上万建设大军，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隶属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中央与地方及各部委有都有自己的建设方案与规划，攀枝花工业基地临时领导小组权威不足，很难统一协调，对整个现场指挥明显力不从心。1964年10月，李富春、薄一波在对攀枝花地区实地考察之后，就发现攀枝花临时工作组指挥攀枝花建设已经出现诸多困难，希望能仿效大庆模式，适当集中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的领导权。[19]经慎重研究之后，薄一波提出了一个集中攀枝花基地建设领导权的方案：“搞攀枝花，要集中力量，抓冶金部这个头，由冶金部负责，不管农业、工业、交通、电站、煤矿都要组织一个班子归它指挥，化工部也要协助，要配人，归它指挥。大家都要支持冶金部在五、六年时间里打赢这一仗，作冶金部的后勤部。”[20]随后，1965年2月5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安排：“为了保证攀枝花地区工业建设，统一安排生活供应、交教卫生、治安保卫等行政管理工作，宜基本上采取大庆形式，即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实行政企合一。在攀枝花特区政府工作中，有关企业工作以冶金部领导为主，有关地方工作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领导为主。关于特区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实行冶金部领导为主、四川省委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制度。”[21]1965年2月26日，党中央、国务院又制定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要求“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应采用大庆经验，即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市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部统一领导。”[22]至此，权力高度集中的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正式取代由西南局所委派的攀枝花临时工作组，领导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所有的参建单位都被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统一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使庞大的建设队伍成为一个组织有序的有机整体。

第二，综合项目计划单列。国家计委、国家建委1965年8月2日在《关于攀枝花工业基地基本建设计划管理体制问题的复文》的文件中明确规定：“攀枝花工业企业是国家重大的综合建设项目，工业区内各建设项目，应当根据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建设。具体做法有三点。一是扩大攀枝花建设指挥部的权限。攀枝花建设指挥部可以编制工业区的长远规划、安排分的建设进度和进行综合平衡、在基本建设计划的执行中，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对各建设项目的计划和投资进行必要的调整、制定民用建筑的规划和标准，并统一安排建设、安排与调入劳动力、安排与调度施工力量、接受中央各部门中关于攀枝花的基建投资。二是中央各主要部门在攀枝花工业区安排的建设和投资由各部负责，同时向攀枝花建设指挥部放权。三是攀枝花工业区内的农田水利、交通运输、商业、粮食、文教、卫生、公安、消防和其它市政建设及公用事业建设由攀枝花建设指挥部统一负责，投资在计划中单独列出，列入冶金部名下。”[23]这种管理体制巩固了攀枝花的“特区”地位，为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的计划决策、设计规划、投资拨款、后勤供应、施工建设、设备配套等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三，对口责任承包制度。国家在一方面强调攀枝花“特区”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中央各部门和有关省市对攀枝花工业基地的责任，实行对口责任承包制度。在攀枝花工业区开发建设中，按基地建设的不同行业，分别由国务院各有关部和有关省市实行建设与生产承包制，从勘探、设计、立项、施工到竣工投产，全部实行以老带新、对口承包、负责到底。冶金部党委还动员冶金系统支援攀枝花建设，派出得力干部充实建设指挥部以及以后攀枝花市、攀枝花钢铁公司的领导力量，抽调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等单位骨干力量组成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赴攀枝花参加会战。[24]这种既强化特区的统一领导，又不弱化各主管部的管理责任的体制，调动了两个积极性，有效地保证了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胜利进行。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的实施方式

在“全面规划、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特殊的领导体制下，国家坚持集中优势力量办大事的指导原则，采取了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集中配置的方式，保证了攀枝花建设项目的顺利开展。

第一，物质集中统一配置。1965年初，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程子华率国家物资部西南物资供应站和四川、云南物资部门领导人到攀枝花现场考察。针对攀枝花建设项目多、上得猛、任务重，需求大、战线长的特点，程子华提出：攀枝花建设上马后，物资要进得来，展得开，供得上。在他亲自领导组织下，首先完成了机构筹备工作，成立了渡口（攀枝花）地区物资局，当时人数不足20人。接着经中央批准，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沈阳、南京和成都等地的物资部门中又抽调了一批专业骨干。依靠这批骨干，迅速成立了与会战相适应的物资供应机构。1965年6月12日，物资部驻攀枝花工作组发出的《关于成立攀枝花地区物资局的初步意见》[25]中进一步明确了地区物资局的供应范围、基本任务、供应方法、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等问题。1966年6月17日，物资供应部、冶金工业部发出的《关于攀枝花基地建设所需物资供应的意见》进一步指出；“为了确保基地建设的顺利进行，对整个基地建设所需全部钢铁材料，决定采取统一安排、定点供应，直接订货的办法。具体规定如下：攀枝花基地建设所需全部钢铁材料，由冶金部根据国家分配指标，统一安排生产，保证供应；攀枝花基地建设所需全部钢铁材料，由鞍钢、重钢、六五厂、昆钢等厂按国家分配给渡口的物资指标组织生产，保证供应。”[26]这种物资配置方式打破了条条块块界限，利于就地就近组织物资供应和管理，是国家重点项目物资供应的一项新的尝试，据不完全统计，攀枝花建设一期工程施工中，物资局保证基本建设投资19.34亿元的物资供应量[27]，保证了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除了保证生产物资的供应外，在生活物资的供应方面，1965年，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在建设工地召开“现场会议”，讨论的中心是如何保证“快、好、省”地建成这个工业基地。关于生活物资的供应，李富春指出，已商请四川、云南两省负责生活物资供应。全市所需粮食，由四川省供应；所需糖、茶、油、盐等副食品及小百货由云南省调给；猪肉及大路菜由四川、云南两省共同提供。[28]

第二，人才集中统一配置。开发攀枝花、建设攀钢，必须组建一支建设大军。在人才配置上，国家通过统一调遣内迁等方式，成建制地支援攀枝花。攀钢的设备，数量大，成套性强，而且主要工艺设备都是第一次制造。全国有50多个院所和工厂承担设备设计，27个省市的734个企业承担设备制造。各制造厂所在地的省、市成套局，派专人经常深入各设备制造厂，跟踪了解每道工序生产情况，及时解决生产上的难题，有的省对重点制造厂还派出专人驻厂。设备安装阶段，各主机制造厂家派到攀钢现场服务的技术下部和工人近2000人。例如，1965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发出的《关于抽调兴达汽车修理厂支援西南建设的函》中指出：“同意上海市汽车修理工厂中抽调一部份人员和设备，去西南攀枝花地区建设一个汽车修理厂，该厂归四川省交通厅领导，所需投资亦由四川省交通厅解决。”[29]1966年6月10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给冶金工业部发出的《关于搬迁扬州机修厂的复函》指出；“同意将扬州机修厂迁往攀枝花地区，以加快这个工业基地的建设。请立即动手，争取年底前能完成迁建和投入工作。”[30]攀钢主体的生产准备，更靠全国各大钢厂的无私支援。攀枝花建设一开始，中央便确定攀钢生产准备工作实行承包，从武钢和重钢调集了部分干部。196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重新作出决定，本着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带新厂，老职工带新职工的“三老带三新”的原则，将攀钢的生产准备工作改为鞍钢总承包。鞍钢及时抽调人员，组建了三线建设办公室。他们按生产流程和经营管理需要，分期分批调配干部和工人。1968年6月24日，鞍钢首批21名同志来到攀枝花。同年分批调进领导干部415人，一般干部215人。1969年又南调5000余人，总共不到一年时间，支援攀钢的鞍钢干部和工人7000余人全部到齐。鞍钢还积极为攀钢培训技术工人，据不完全统计，共代培6172人，占全国13个钢铁厂代培总数的64.8％。[31]

第三，物资运输力量集中统一配置。对于地处深山大峡谷、远离大城市的攀枝花而言，运输问题是一个阻碍建设的重大难题。为了保证工业项目基地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家对基地建设面临的物资运输问题进行了统一安排。1965年5月17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发出的《关于统一安排解决渡口工程的物资运输问题的意见》中就请示解决渡口工程的运输问题指出：“经与交通部联系，除采取一些措施外，再组织专门的抢运力量有困难，请西南局建委和渡口总指挥部考虑统一安排解决。”[32]为集中统一地解决运输难题，1965年7月23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召开关于攀枝花地区建立专业汽车运输公司问题的会议，会上徐驰指出：“目前四川、云南两省汽车运力不足，不能保证攀枝花地区的运输任务。因此，建议交通部成立直属汽车运输队伍，专门承担攀枝花工业区的运输任务。”[33]会上经过大家一致研究认为：“据目前情况采取地方建立直属队伍的办法比较好，即今年分配的500辆解决牌汽车，由北京、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5个省区分别组成一个100辆载重车的汽车队，成建制地调往攀枝花工业区担任运输任务，这样做好处很多，不仅人员上得快，质量有保证，而且不需另外建设车队的后方基地。明年计划分配的1000辆汽车，仍由上述5省市负责组织运输。”[34]根据会议指示，交通部直属汽车运输总公司在北京成立。由国家计委从北京、山东、河南、安徽、辽宁5省市，抽调精兵强将4650人，各方至少300辆卡车，共计各类汽车1550多辆，担负从成都和昆明两个城市，运输生产、生活物资到攀枝花的任务。[35]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调度和北京、山东、河南、安徽、辽宁5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在四川、云南两省的积极配合与协助下，经过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努力，解决了运输难题，保障了攀枝花的开发与攀钢的建设得以如期开展。

第四，科技要素集中配置。国家动员科技资源攻克技术难题，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容之一。这些技术难题包括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创新与攻关、象牙微雕钢城的诞生、地质禁区建设铁路的突破、高山矿运输技术的创新以及整装设备的研发。以象牙微雕钢城的设计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建设的一些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一般都是采用苏联模式，按所谓“三大一人”（即大平地、大厂区、大铁路、人字形）进行总图布置。按照这个设计规范的条文规定，要求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场地要大而平，即所选的场地除了能布置下企业的全部建构筑物外，还需有比企业用地大3—4倍的场地供工厂其他设施建设，场地的自然地形坡度规定为2—4％（即以场地为100，高差为2—4），最大不超过6％。[36]然而，这些条件弄弄坪都不具备。从微观来看，弄弄坪厂区的自然条件也不尽人意。它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不到1公里，总面积仅2.5平方公里。它前临大江，左右后三面环山，自然地形坡度达到10—20％，最大达50％，且有5条大冲沟和2条断裂带横截场地，地质条件异常复杂，有剥落、岩堆、古滑坡，昔格达土层等交错重叠。这些情况说明，在这里建厂十分困难。为了突破攀枝花工业区设计上的这个最大难题，1965年2月，总指挥部将来自两部四院(即冶金部所属重庆冶金院、长沙矿山院、鞍山焦耐院、铁道部所属第二设计院)的800多名专业设计人员集中到弄弄坪，进行现场设计。通过反复实地勘察，坚持现场设计，先后做了50多个总图布置方案。与此同时，采取设计、施工、生产三结合方式进行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多次筛选、反复修改，经过不到一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解决了攀钢的设计难题。在弄弄坪这块被外国人认为不可能建大工厂的地方,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成功地设计了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蓝图。与国内同规模的钢铁厂相比，工厂用地少一半，建筑系数高10—20％，厂区铁路少90公里左右，土石方工程约少2/3。[37]对于这个平面布置紧凑、竖向布置特殊的设计，人们赞之为“象牙微雕”。它的设计历程充分体现了国家集中配置科技资源办大事的优势。

（四）“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实施产生的效应

在“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进行重点项目建设”的指导原则下，攀枝花工业在初始创业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1964-1966 年，这三年是攀枝花地区三线建设形势最好，成绩最显著，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1967 年 1 月8日，程子华经过对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情况的实地调查统计，总结了 1964—1966 年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成就，并就攀枝花的大好形势向党中央作了一个鼓动人心的汇报。程子华在《关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进展情况向主席、中央并秋里、谷牧同志的汇报电》[38]中报告了以下几方面的建设成就。电力：渡口电厂（装机四万千瓦），已经全部建成。河门口电厂（二万五千千瓦四台）去年 9 月开工，进展很快。有两台机组可望在 1967 年三、四季度投产。尖山电厂（五万千万机组两台）的峒室工程今年提前开始施工。渡口水泥厂：年产 3.2 万吨的小窑已经投产。年产 10 万吨的第一套回转窑施工 9 个月，已基本建成在试运转，第二套回转窑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设备运到即可安装。交通运输方面：现在拥有汽车 3200 辆，横跨雅砻江和金沙江的两座大桥，经过一年多施工，已分别于去年 6 月、12 月建成通车，公路网已基本形成。去年完成了 92 万吨的运输任务。农业方面：“五七”指示下达后，掀起了大办农业、开荒造田的群众运动，半年开荒造田八千余亩。全区 43 个公社，1966 年粮食增产 15%，种植蔬菜3500亩，生产了 1750 万斤，可以自给百分之六、七十。果木、蔬菜优良品种的引进试种结果良好。厂社结合工作也初步摸索了一些经验。人口：目前，施工队伍已达 6 万人（冶金 3 万、煤炭 5 千、交通建工各1.1 万以及电力、建材、市政等）。冶金还将增加一万人，煤炭现有 9个掘进队，预计还要增加 15 个。负责渡口铁路支线施工的铁道兵已进驻现场。林区职工有 12000 千人。再加上生产、市政、服务部门的职工和少数家属，供应商品粮食的人口已达 10 万人。集体农业人口 8 万人。现在全市的总人口达约 18万人。报告最后指出，毛主席指示我们：“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我们的建设能不能再快一些？经过一年准备，一年建设实践，已经证明在土建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的。由于土建进度加快，很多工程具备了安装条件，许多工程已经提前开工建设。从现在的情况来看，1968 年出铁、1969 年出钢、1970 年完全建成攀枝花基地是完全可能的。直到今天，这个攀枝花基地建设大好形势的汇报文稿仍然让人振奋和激动，报告中攀枝花建设初期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充分体现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重点项目建设模式的优越性。

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的优越性与现实启示

（一）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本文对1964-1966年间国家集中优势力量建设攀枝花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系统回顾，充分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模式在攀枝花的成功实践效应，也充分说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要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从攀枝花建设初期的实践来看，集中领导、统一安排是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体制保障；资源集中配置、全面大协作、艰苦创业、勇攀高峰是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动力机制。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农业落后，工业不发达，交通不畅，城市基础设施陈旧，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也严重滞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同时，由于我们国家又底子薄，实力弱，各项建设事业所需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等资源十分紧张。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解决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约束的矛盾，中共中央、国务院始终把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建设，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确定一批重点建设的行业和骨干项目，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加快发展，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早在50年代，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39]1982年l0月14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示，“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样困难，也要下决心搞。”[40]1989年，邓小平又强调指出，“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41]。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集中必要的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成一批重点骨干工程”，[42]这是当前加快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条件。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集中资金、物资，在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电力、国防军工等方面进行了以“156项”为骨干的重点建设，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克服重重困难，重点建成了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基地、刘家峡水电站、四套大化纤、十三套大化肥、湖北二汽、成昆铁路等一大批骨干项目。在此期间，我们还对兵器、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力、船舶部门进行了重点建设，使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达到了新的水平。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为重点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家集中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支柱产业以及其他行业的骨干项目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建设。从1982年开始，国家每年都确定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资金、物资、运输、征地、拆迁方面给予优先安排，促进其加快发展。1982—1999年，国家共确定520多个重点建设项目，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秦皇岛港煤码头、宁沪杭甬高速公路、南沿海光缆工程、大亚湾秦山核电站、上海宝钢一二期工程、无锡微电子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二滩水电站、广东岭澳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二三期、上海浦东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宝钢三期等一大批国家重点项目工程相继建成投产，对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促进对外开放、调整产业结构、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后，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西电东送工程、洋山深水港工程、奥运场馆建设工程、京津高速铁路工程、首都机场T3航站楼建设工程、国家特高压电网建设工程等许多国家重要工程的实施，也为我国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以及小康社会的构建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我们在应对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时，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举全国之力，合理配置力量，成功应对了一个又一个挑战。救灾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统一的组织机制和指挥体系，能够迅速地作出应对灾难的决策，各级党委、政府可以在最短时间、最大限度地行动起来；全国上下一盘棋，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够灵活高效快办事，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应对自然灾害的一个优势。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在1966年的邢台大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大救援，1998年抗洪抢险、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的抗击冰雪灾害以及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有效组织，按照既定的应急预案，整合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资源，综合运用政府和民间的各种力量投入战斗一线，抢险救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高速运转，切实发挥了抢救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促进灾后尽快重建的作用。同样，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群众路线，把战胜金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危机伊始，中央政治局常委赴全国各地密集调研，同广大干部群众共商应对大计。中央决策层多方调研，召开多个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会议，了解实情，问计于民，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集中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来迎战危机，再次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二）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对当前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攀枝花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部大三线建设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在其发展初期，国家集中一切优势力量对其进行重点开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这座西部昔日的落后城市的发展历程，彰显了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对西部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对于当前的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而言，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从机遇来看，当前西部地区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外看，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重组，有利于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全面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沿边开发开放水平。从国内看，一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有利于西部地区充分发挥战略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二是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和发展条件不断改善，各族干部群众求发展、奔小康的愿望更加强烈，有利于西部地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三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为突出，中央不断加大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力度，有利于在根本上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西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和投资热潮，并有望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新的增长极。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西部地区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一，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地区之间发展的马太效应依旧明显，西部地区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第二，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70%和55%左右，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3片中，有10片分布在西部地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第三，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接续地，社会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立足扩大内需方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有效途径。第四，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是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客观需要。第五，西部地区是我国大江大河的主要发源地，是森林、草原、湿地和湖泊等集中分布区，生态地位极为重要但又十分脆弱，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面对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当前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我们更应该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和项目倾斜力度，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集中优势力量对西部地区进行开发建设。第一，做好西部地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篇大文章，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西部大开发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着力解决对经济发展全局影响较大的结构性问题，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既要坚持科技进步和创新，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大力推进制度和政策创新，积极构建比较完善的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又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土地、能源等资源的节约和管理，强化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二，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拉动消费，又增加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广大西部地区要适应群众的新期盼和形势的新要求，把民生工作放到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把重大民生工程摆在发展工程的优先序列，努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第三，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和活力。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建立有利于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加快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改进和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不仅仅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它同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仍然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些重大项目是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但单靠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企业是无法解决的。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努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与民主建设相结合、与民生建设相结合，推动科学发展，以发挥优势，抑制劣势。具体来说：

一是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从一定意义上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和体现出来的一种传统优势，经过不断改革，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放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也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集中力量办大事”，回到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的做法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办大事就是一种计划，是通过计划的手段、措施，来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我们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能因为市场而不要必要的计划，也不能因为计划而否定市场。正确可行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我们在运用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的方式方法时，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积极性作用，建立一套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优势的机制。

二是与发扬民主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个偏差就是集权决策、武断决策，造成办事效率不佳，尤其是办事效果偏差。我们今天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办什么“大事”的问题，有必要组织专家按规范进行周密调研、严格论证。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事，要让民众充分参与和表达意见。对办事过程，要有一个可操作性的科学程序来保证。

三是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主要是为了推动科学发展。我们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突出重点，选准一些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提高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领域，集中力量，大力协同，重点攻关，力求突破。同时要看到，民生建设是当前的一个重点，“办大事”也是为了改善民生。因此，要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全局利益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体现。我们决不能因为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置全局利益于不顾。对国家所兴办的重大建设项目，必须全力支持，放在首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只讲全局利益，忽视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如果没有局部利益，不关心这些建设工程所涉及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地方和基层就缺乏积极性，缺乏活力，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①]资料来源：2012年6月12日王春才在攀枝花座谈时的录音资料。

[②]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l964 年 4 月 25 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31页。

[③]毛泽东：《对<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示》（l964 年 8 月 12 日），见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30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5页。

[⑤]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 47 页。

[⑥]陆大道：《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3 页。

[⑦]《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7页。

[⑧]《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页。

[⑨]周恩来：《关于基本建设的几个问题》(1965 年 4 月 12 日)，《党的文献》1995 年第 3 期。

[⑩]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1965 年 9 月 2 日），见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60 页。

[11]《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1964 年 5 月 27 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 1768 页。

[12]《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6页。

[13]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料摘编（1964?-2000）》（内编资料），第7页。

[14]《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7页。

[15]《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7页。

[16]《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页。

[1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11 页。

[18]刘少奇：《继续控制基本建设，着手搞西南三线》（1964 年 5 月 28 日），《党的文献》 1996 年第 3 期。

[19]筹建小组：《向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汇报的几个问题》（1964年11月11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583页。

[20]薄一波：《在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5年2月），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24页。

[2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的批复》（1965年2月5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32页。

[22]中央、国务院：《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的决定》（1965年2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

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23]国家计委、建委：《关于攀枝花工业基地基本建设计划管理体制问题的复文》，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4页。

[24]刘茂才，薛世成：《攀钢：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攀枝花钢铁公司发展史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页。

[25]物资部驻攀枝花工作组：《关于成立攀枝花地区物资局的初步意见》（1965年6月12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1页。

[26]物资管理部、冶金工业部：《关于攀枝花基地建设所需物资供应的意见》（1966年6月17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2页。

[27]《金色的攀枝花》编委会编：《金色的攀枝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页。

[28]全国政协暨北京、内蒙古、广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史研究室等编：《西部开发历史回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页。

[29]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抽调兴达汽车修理厂支援西南建设的函》（1965年4月9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61页。

[30]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搬迁扬州机修厂的复函》（1966年6月10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4页。

[31]刘茂才，薛世成：《攀钢：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攀枝花钢铁公司发展史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32]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统一安排解决渡口工程的物资运输问题的意见》（1965年5月17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4页。

[33]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攀枝花地区建立专业汽车运输公司问题的会议纪要》（1965年7月23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4页。

[34]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攀枝花地区建立专业汽车运输公司问题的会议纪要》（1965年7月23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884—885页。

[35]张连本主编：《攀枝花大会战》，中国图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36]《金色的攀枝花》编委会编：《金色的攀枝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页。

[37]《金色的攀枝花》编委会编：《金色的攀枝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页。

[38]程子华：《关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进展情况向主席、中央并秋里、谷牧同志的汇报电》（1967 年 1月 8 日），见《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第 139—140 页。

[3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

[42]《人民日报》1992.10.13，第1版。

第四篇：党课讲稿：集中力量办大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

党课讲稿：集中力量办大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条显著优势。今天我来为大家讲一讲“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我们提到中国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被提及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也将它形容为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这个法宝的威力究竟有多大?举一个例子，今年年初，国内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疫情。其中湖北武汉最为严重，迅速控制湖北武汉的疫情就成了全国控制疫情的大事，党中央当机立断，1月23日武汉封城，紧接着人民解放军、医护人员率先进入武汉，全国各地340多个医疗队，42000多名医务人员陆续奔赴武汉，驰援湖北。各方的力量夜以继日得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分秒必争改造方舱医院，快速变“人等床”为“床等人”。开创了一省帮一市的对口支援模式，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的救治和防控工作，虽然我们打的是疫情的遭遇战，面对的是突如其来的闭卷考试，但是我们交出的成绩单是优异的，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这就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这个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有感触，因为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就是这个力量的一份子。习总书记也说，疫情防控当中，众志成城，广大医务人员、基层干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真情奉献，展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担当精神。

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之后，灾后重建工作如此艰巨，是怎么样来完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办成大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著优势。

制度的优势只有在比较当中才能彰显出来，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检验出来。面对疫情，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第一时间不是去控制疫情、抢救生命，而是想着“甩锅”推责，他所推行的防控指令，对各州的约束力非常有限，各州自行其事，他们之间还相互哄抢物资，面对这样的疫情防控，可以说他们大事看不清，力量又集中不起来，所以最后倒霉遭殃的还是美国的普通的老百姓。那为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可以，而比我们更发达的西方国家反而不行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逻辑来进行思考。首先，从历史逻辑上来看，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决定的，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在思想上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崇尚家国情怀，崇尚修齐治平，崇尚重义轻利，这些思想使得历朝历代中华儿女能够紧紧拥抱在一起。同时，我们大一统的制度，又使得国家拥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美国的历史呢，比较短，只有200多年的时间，他们这个国家的建立，其实就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们崇尚的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系中，主要矛盾居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所以办大事，就是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立足整体，统筹兼顾，同时集中力量，实现重点突破进而带动全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这次疫情爆发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遏制疫情的蔓延势头。疫情当前，把疫情的防控当做中心，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来抗击疫情，从而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并且陆续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复学复课，把中心又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就是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本原理的成功运用，实现了两个中心的完美切换，疫情“爆表”的美国依然不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满脑子想的还是生意，最在意的还是选票，结果必然是疫情防不了，生意做不好，选票上不去。最后我们来看看实践逻辑，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的，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把有限资源整合到办工业化这一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上，这是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实践与逻辑起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对我们进行混合双打，搞核威胁、核讹诈，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可以说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条件下，搞成了“两弹一星”，保障了国家安全，提高了国际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一批重大工程，先后建成;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国际盛事成功举办;九八抗洪、零三非典、零八汶川地震等灾害成功应对，靠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集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却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我们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靠的正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就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显著优势的生动写照。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在中国最火热的这个战场上，东部支援西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同样生动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5月12号，让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悬崖村84户村民的搬入了新家。当前，疫情正在加速解构旧的世界秩序，即将走向一个新世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件重要法宝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一道携手走向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年，我们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将马不停蹄的朝着下一个百年目标迈进，更要牢牢握住“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好了，今天的微党课就讲这么多，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第五篇：读懂规则,慎办大额分期信用卡

读懂规则，慎办大额分期信用卡

最近银行各种分期活动比较密集，有直接手续费打折减免的、有送积分的、送背包的......这其中，小乐参与了招行首次账单分期送799积分活动，以6块钱成本获得可换1杯星巴克价值的积分（回复181，该活动已过期，当然，我是一定不会用来换咖啡的）；小乐朋友在后续活动中，也已经拿到了号称价值800多元的新秀丽背包。但是，尽管如此，小乐还是要提醒各位：不要轻易选择信用卡分期，无论它叫利息还是手续费。

今天要提到的，是招行一张极为奇葩的白金卡：银联尊尚白金分期卡。如果有朋友受到此卡的办卡邀请，请直接无视；如果有人纯看中“白金”二字而主动上钩，那俺也无话可说。

为什么呢？小乐来分析一下，部分信息来自网友经验。

对于这张卡的介绍，可参考招行发送来的邀请办卡短信：诚邀您申请银联尊尚白金分期信用卡，审核通过即有机会获得60000元高额度，该卡月消费（除取现、分期）满300元自动分6期偿还，每期费率0.75%，让您轻松周转；首年免年费，当年消费满8万元且满20次免次年800元年费。

小乐来拆解一下，处处都是陷阱。

1、消费汇总自动分期

简单的说，用这张卡，只要刷满300元，它就会强盗式的主动选择自动分期，而且手续费无法减免。那么，除正常还款金额以外，还要额外支出多少呢？这么说吧，即使按分12期的最低单期费率计算，实际年化利率是14.81%！

2、强制分期不可撤销

看看招行的说明：自动分期一经生效不可进行撤销或取消，每6个自然月您可对分期期数进行1次修改，期数修改不会影响已生效的自动分期。提前还款不会被用于提前清偿已预约分期交易本金或分期未出账交易的本金与手续费。

一旦选择了期数，要6个月后才能修改，手续费月月扣，并且都按全额来计算。

3、次年起，不消费及消费不达标都要收年费

首年免年费，当年消费满8万元且刷卡满20次免次年800元年费。

粗略估算一下，8万元消费，即使分3期，也要产生2160元手续费，如果分12期（单期费率最低），则会产生5600元手续费！并且，即使你消费了，如果不达标（满8万元且刷卡满20次），不仅要付手续费，还要付800元年费。实在是有些拿持卡人当傻子了......4、额度不可与招行其它卡共享

这张卡的额度是单独的，如果你有其它招行信用卡，那是另外额度，与这张卡无关。而且通常这张卡都会给很高的额度，为什么？让你用呗，你刷得越多，它赚得越爽！

5、虽称“白金”，几无任何白金权益

还记得前几天介绍的全币种白金卡吗？里面有一条“已持有招商银行银联白金及以上级别信用卡（仅持白金分期卡除外）的客户可直接致电客服加办卡片”。

为什么白金分期卡除外？就因为它除了卡面，压根就不能称作是一张正常合格的白金信用卡，白金卡应有的基本权益几乎全无，少有的一些权益都得靠积分去换取，且不说招行坑爹的积分规则了，能存够那些积分，得消费多少大洋付出多少分期手续费啊，还不如直接买权益呢！

6、其它

据网友经验，办了这张卡以后，名下的其它信用卡将很难提额，并且即使销卡，在个人信报里的办卡记录也难消除。

据小乐了解，其它银行信用卡也有这样的产品，各位申办时务必看清细则、小心陷阱。

那么，这样的卡有市场吗？答案是肯定的。除了被忽悠上当的、看中“白金”虚名的、盲目追求高额度的，更多主动办理此类卡的人是有贷款需求但办不出、急需资金周转（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套现”），因为此类卡申请容易、额度也相对给得高。真正用白金卡的人对其是不屑一顾的。老实交代·本文来自非著名不专业个人订阅号“何乐不为”，id:xihaheiha。以原创内容为主，这里只说三件事：国内信用卡怎么用最划算、乘飞机怎样玩最省钱、如何做到白菜价入住高级酒店。让您花不多的钱，获得更好的生活与旅行体验！关注后，在底部留言框中发送“目录”可快捷浏览过往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