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的参考文献

第一篇：制度经济学的参考文献

制度经济学的参考文献

1、[美]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美]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984、[美]埃瑞克．G．菲吕博顿[德]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5、[美]约色夫．G．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6、[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7、[美]萨奇、沃尔顿：《新经济史探讨》，1982年版

8、[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9、[美]阿里斯：《奔向合理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61年

10、[美]格鲁奇：《当代经济思想—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贡献》，193611、张旭昆：《论制度的均衡与演化》，《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12、[英]弗兰克·H·斯蒂芬：《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经济译文》，1993

年第1期

13、张宇燕：《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对国家兴衰的尝试行探索》，《经

济研究》，1993年第1期

14、张军：《中央计划经济下的产权和制度变迁理论》，《经济研究》，1993

年第5期

15、杨瑞龙：《论制度供给》，《经济研究》，1993年第8期

16、[美]道恩·帕尔伯格：《制度经济学的辩护论据》，《经济译文》，1994

年第4期

17、[美]道格拉斯·C·诺思：《交易成本、制度和经济史》，《经济译文》，1994年第2期

18、邹薇 庄子银编译：《交易成本、生产与经济制度》，《经济译文》1994

年第5期

19、杨瑞龙：《论中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

济研究》，1994年第5期

20、[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经济译文》，1994年第3期

21、N.Rosenberg: Inside the Black Box ,Lond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P.35-36,38.22、Thrainn Eggertsson : 《ECONOMO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286.23、North Dougla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24、Alchian, Armen A.,“Uncertainl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58(June 1950):211-222.25、Alchian,Armen A.,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December 1972);777-9526、Demsetz：《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7(May ,No.2):347-35927、Alchian,Armen A.“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 ,58(June 1950):211-2228、Commons, John R.,“Institutional Economic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Press, 193429、Davis,Lance and North, Douglass C.,“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First Step Toward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J.of Econ.History 30.197930、Coase,R.,“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 Nov.1937,4.31、Clayton E.,“Property Rights under Socialism,”1971,32、Calabresi, G.,“Transaction Cost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Liability

Rules :Acomment,”J.Of Law and Econ.11.1968

第二篇：制度经济学文献综述 读书笔记

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对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综述主要是在这三个方面展开。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科斯看来，“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必须指向现实世界。诺思将新制度经济学界定为“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诺思认为需要在制度变迁中对现实世界进行理解和研究。柯武刚和史漫飞则具体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以及这些规则和规则集的实施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还与制度如何在经济环境的变迁中演化有关。简而言之，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科斯所说，与新古典经济学脱离现实世界的、高度抽象的理论研究不同，新制度经济学的鲜明特征应该体现在，它研究来自于现实世界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运用主流经济学方法去分析制度的产生和变动，从而揭示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Coas。，1960)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德姆塞茨、斯蒂格勒和波斯纳等人(nemsetz，1965;stigler，1965;Posner，一972)对自然垄断问题进行了产权分析，认为进行竞争性投标，可以将对市场提供服务的权利赋予最高出价者，疏解自然垄断带来社会福利损失的问题。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

(GrossmanandHart，1986;HartandMoore，1990;Hart，1995)在对不完全契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的产权理论GHM分析方法。他们在对所有权和控制权关系的研究中，分析了控制权的不同配置对信息分布和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进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他们的不完全契约理论说明了即使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只要交易契约中的某些内容不能被第三方所验证，那么契约仍然是不完全的。在GHM模型中，契约的第三方不可验证性、交易成本以及事前权利配置之间的关系是核心问题。而 LaPorte，Lopez一de一Silanes，Shleifer和vishny(1997;1998;2000)的一系列关于法律、产权界定、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和金融发展关系的国别研究是产权理论的重要经验研究应用。

wilhalnson(1975)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引入了科斯的企业理论中，从而围绕交易成本和规制结构(governanceStructure，或称为治理结构)逐步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威廉姆森强调了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与事后规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交易成本的分析早期集中于企业和生产组织‘。新古典经济学将纵向一体化的原因归结为技术不可分。而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纵向一体化是因为用契约形式规制持续关系比较困难。其分析的重点是制度在结构化复杂的、长期的关系中作用，而williamson(1979，p234)认为交易成本方法分析的是“备择制度形态在组织交易过程中经济节约的性质”。交易成本理论的早期发展强调以单一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忽视不同的规制方式可以结合。隐含了企业的治理决策是在三种相互独立的规制形式中作选择:市场、等级制或混合模式，只能选择单一治理形式。

BradaehandEcel。s(1989)也认为企业可以同时采取不同的规制形式。在多元的治理模式下企业可以获得不同类型规制方式的综合效率。Williamson(1996)也认为在市场、等级制或混合模式的情况下，他们三者的组合也是可以想象的。企业可以通过混合治理模式来避免对专用性资产的机会主义侵害，这些混合模式可以分为单边和双边混合治理:单边混合治理是通过加强与交易对象的事前契约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双边混合治理是通过共同利益进而发展与交易对象的紧密关系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RindfleischandHeide(1997)认为过去的交易过程

将会影响如何组织一个新的交易，过去与某一个交易对象的良好经验可能会降低在未来的交易中采取其他治理结构的可能;除了过去关系的影响，对未来交易的预期也可能影响如何组织当前的交易，因此，考虑交易之间的关系要比对单一交易作分析，更有助于理解对治理结构的不同选择。

ehilesandMeamaekin(1996)的研究则是在交易成本分析中引入信任，他们认为可以从社会规范、社会关系以及经济作用的角度解释信任的产生。信任可以从“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这两个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逻辑起点的角度影响经济后果，一方面，它可以限制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契约关系中存在信任，那么，有限理性的理性程度会有提高，因为，信任使交易当事人获得信息更为准确;对不确定性影响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减少寻求对交易对方进行限制和控制的行动从而减少了行为的复杂性。

wi11iamson(2000)在比较了交易成本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异同后，认为两者对于契约不完全问题的分析都是建立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的假设之上。但是，GHM分析在模型化过程中，通过信息对称和无成本的重新磋商将事后不适应

(expostmaladaption)所导致的无效率给消除了。因而，只剩下了事前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这一原因。这反映了威廉姆森理论和GHM理论的主要差别即一个强调事后不适应造成的无效率，所以，事后的交易规制方式是重要的，一个是强调事前专用性投资不足造成的无效率，所以事前的所有权、控制权配置是重要的。

作为交易成本理论在家庭和政府层面的拓展应用，Pollak(1985)提出了制度选择—或者是以市场为媒介的经济行为，或者是在家庭、企业、政府或非盈利组织进行的具体行为—的一个基本问题需要将交易费用的分析由企业拓展到了更广泛的交易组织分析中去。

BajariandTadelis(2001)将交易成本理论用于对政府采购问题的经验研究。

对于交易成本理论在制度变迁问题研究中的运用，诺思(North，1981)的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交易成本理论去解释制度创新和变迁问题，也就是将新古典主义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用于制度的效率比较。诺思等人

(DenzauandNorth，1994;North，2005)后来将制度视为心智现象，并且重视个体对制度的内心感受和信念，认为这是理解经济变迁基本原因的关键，在制度变迁的理论引入了“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Models)，力图克服制度变迁中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诺思看来，心智模型体现了个体的行为机制，随着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的增加，个体之间的心智模式逐步趋同，这就能降低交易成本。

关于“组织”和“制度”概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制度经济学当中是存在着不同看法的，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组织本身就是制度，而有的则认为不是，组织运行过程中所遵循的规则才是制度。

康芒斯认为，“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公会、直到国家本身，我们称为制度。”5舒尔茨1968年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曾经对制度做出了如下分类:“(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分成制，合作社，公司，保险，公共社会安全计划);(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的制度(如财产，包括转移法，资历和劳动者和其他权利);(4)用于确定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如高速公路，飞机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明显地，舒尔茨在对制度进行分类时把合作社、公司、飞机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等组织机构也列为制度，拉坦则明确地指出:“制度概念包括组织的含义。”’他们认为，不仅组织内部所遵循的各种规则是制度，组织本身也是制度。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青木昌彦所认为的三种制度观中就把博弈参与者视为制度，在他的看法中组织理所当然是制度。

诺思认为应该将“组织”和“制度”界区开来。首先，他定义“组织”为在基础规则及制度约束下，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创立的个人团体。其次，他认为组织和制度有着相互关系:

制度是“基本规则”，组织的存在和演进受制于既定制度，又体现既定制度，反过来，它们也影响制度。再次，组织因其活动和作用而成为制度变迁的代理实体。同时也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组织的存在和演进受到制度的根本性影响。柯武刚和史漫飞也认为组织不是制度，他们指出“普通英语的习惯用法经常将这里所定义的制度与‘组织’混为一谈。组织是对资源的系统安排，其目的在于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或目标集。因此，公司、银行、政府机构是有目的的组织，而基督教的‘十戒’和交通规则确是制度。”

在这里，如黄少安(2004)所述，诺思将“组织”与“组织制度”或“组织结构”混同了，“组织制度”是“组织”的构造形式或结构。正是由于组织制度的不同才使不同的组织界区开来。“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具有不同的构造方式。同样都是经济组织，由于组织制度不同，又不同的性质，有些事盈利性的企业组织，有些是非盈利性的经济组织。”换而言之，交易组织的区别集中体现于也只能体现于内在交易组织制度的不同。交易“组织”是为了交易的需要，在一定的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主体，它们有其构造形式或结构，而交易的“组织制度”则是约束和规制这些交易组织内交换关系，以及这些交易组织之间交换关系的规则。当然，如果将交易组织的“主体性”给抽象掉，那么，交易的组织制度最终地揭示了交易组织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内在属性。

诺思在其《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型》中讲经济制度分为两个层次—“基础性制度安排”和“第二级制度安排”。这实际上就是从制度的根本和非根本的意义上所作的层次性划分。他在与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增长》第二章中将制度区分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前者实际上是指更基本的制度，后者是较具体的制度。结合黄少安(2004)对经济制度三个不同层次的划分—第一层次是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所有制;第二层次是产权制度;第三层次是资源配置的调节机制。三个层次依次基本上从抽象到具体，从根本到非根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经济制度中的最高、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根本性质的标志。产权制度是所有制与资源配置调节机制的中间层次，是处理生产要素的权、责、利关系的规则。资源配置的调节方式即是最具体的、直接与经济运行、信息提供、决策机制等相关的规则。

读书笔记

《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论文作者：程梅青 杨冬梅 李春成

关键词：科技服务业 科技服务机构 服务体系 发展对策

文章主要对天津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状况做分析，总结了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和经验，对诸多科技服务业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文章框架结构如下：

一、关于科技服务业

1、科技服务业的内涵

2、科技服务机构的分类

3、科技服务业的构成4、科技服务业的基本特征

二、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现状

三、天津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和经验

四、天津科技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天津市科技服务业面临的形势

六、加快天津服务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科技服务机构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深入分析天津市科技服务业总体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和经验，对天津市发展科技服务业的形势进行了判断，并在政府宏观指导与财政扶持、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人才培养和对外开放等诸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第三篇：经济学专业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范文之一

关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发达国家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相对比较完善，许多学者对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容扩展到了很多领域，Michael Hoel 和Tor Iversen（2002）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强制保险和非强制保险下人们的行为差异进行研究，得出了在某些领域实施强制责任保险的必要性。William R Johnson（1977）对强制保险下的逆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科学合理的强制保险制度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经济效率。Adam Whitmore（2000）建议将强制保险制度引入环境保护中，实行环境责任强制保险，以化解因为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气候改变的风险。

国外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进行了研究，Michael G.Faure LL.M（Netherlands）（2004）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进行了研究。他在研究中阐述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现行强制责任保险的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是强制责任保险政策的制定者制定相关法律和规定时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二是一个完全竞争的保险市场能够根据相关的法律政策提供相应的保险产品。在他看来，这些争论表明了现在强制责任保险发展的一个趋势：即从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向强制第一责任保险转变。

Michael（2004）教授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对市场给予一定的干涉是必要的，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在此基础上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的功能、运行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另外还对强制责任保险运行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逆选择等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Paul Bou-Habi（University of Essex）（2006）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的作用作了阐述。他认为，适当的强制责任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他不赞同“家长式的强制保险”，而是提倡“非家长式”的强制保险（NPCI），只有这样才能让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走出困境。

Tony Sheldon（2003）认为，现行的强制责任保险保障范围太小，强制责任保险应该扩大保障范围，只有在某些关键领域和高风险领域实施相应的强制责任保险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

从国外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现状来看，发达国家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相对比较成熟，一般都有多个成功实施的强制责任保险险种，并且在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实施和监管方面都积累了大量成熟的经验，形成了适合自己国情的运作模式，这 些经验值得我们国家学习和借鉴。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国内学者对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在强制责任保险的界定方面，杨华柏（2006）、赵华栋（2006）、邹志洪、曹顺明（2007）等人都对强制保险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契约自由是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对于强制投保的合理性，邹志洪、曹顺明（2007）从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曾祥生、周珺(2007)等人对强制责任保险与社会保险、政策性保险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阐述。

在强制责任保险的运营模式方面，强制责任保险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由专营公司经营，其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主张采用商业化的经营模式，以交强险为例，操道伟（2006）认为，采用商业保险公司代办经营的方式有诸多好处：其一是充分利用了现有的保险资源，避免了政府直接运营的压力；其二是可以实现既定的“不盈不亏”的经营原则，部分减轻了普通民众的投保负担；第三是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对提高保险服务质量大有裨益。武汉大学的汪炜（2006）则认为，基于交强险的特殊性质，在效率追求与平等目标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实现效力的安排，即在我国确立专营公司作为交强险的保险人的规定。在交强险实施一年后的费率调整听证会上，也有代表（蔡国峰，2007）提出应参照商业保险模式经营交强险，另外有代表（李冠如，2007）建议采用代办模式来实现交强险的商业化经营。

对于我国目前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邹志洪、曹顺明（2007）认为，我国强制责任保险立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对于目前我国确立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广大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汪炜（2006）从保险人、赔偿原则、立法方面分析了交强险制度的不足之处。上海财经大学的丁凤楚（2007）认为，我国直接规定机动车强制责任制度的《条例》的法律效力等级偏低。

在完善我国强制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方面，赵华栋（2006）建议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法律制度体系，修改现有法律制度中不合理的规定，建立科学合理的强制责任保险设定制度。杨华柏（2006）主要从监管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邹志洪、曹顺明（2007）等学者认为，我国当务之急是要明确立法理念，理清立法思路，增设强制责任保险的一般规定；允许地方性法规设定强制责任保险；明确强制责任保险的统一监管机构。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来看，强制责任保险发展缓慢，险种较少，理论研究也主 2 要还是局限于目前正在实施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上面，对于强制保险的立法，强制责任保险的运行机制和经营模式等问题的研究较少，对于整个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进行的研究较少。

文献综述范文之二

制度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理论综述

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制度供给一起被称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而且，在很大意义上，制度的起源、变迁与创新、供给与需求都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相关。从结论上说，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 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 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 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 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文献综述范文之三

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与评价

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向纵深层次发展。我国已加入WTO，一方面，成千上万的跨国公司蜂拥而至：我国正在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成百上千的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我国已渐渐融入世界经济这个大家庭中。但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政府一时也难以认清复杂的国际市场，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理论已是十分迫切与必要。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200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86.）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368.）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267.）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马克思在其不朽著作《资本论》里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以及它们的影响。他说：“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1030.）“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使得英、德两国的铁产量飞速增 长„„”（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495.）。可见，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主体：跨国公司的早期形式——卡特尔的性质与作用。后来他又指出，“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另外一种是作为投资为目的的输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653.）“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他在国外能够按较高的利润率来使用。”（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285.）“生产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国原料的工业„„生产的‘国界’因此被模糊。”（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497.）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96)。

（二）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喜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首先，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还看到了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对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49.）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表现为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指出：“以某种形式把世界上最远的部分连接起来，让他们满足相互之间的需求，增加生活的乐趣，相互推动工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总趋势就会使大家受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56.）可见，斯密不仅提倡国内贸易自由化，还主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对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及其影响做了预测。其次，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其倡导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理论中。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或后天的生产条件，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节约资源、世界总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一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与自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经济政策上，他认为使国际贸易处于自由状态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贫困来促进的，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并制定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的福利与所有国家的福利。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2,113.）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见，李嘉图不仅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还希望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见解局限，提出了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相对优势”理 论，为后来西方各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解释了贸易为什么会给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那一种商品上也具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源泉。它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一国的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说，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是不同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的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生产和输出前面那些种类的商品，输入后面这些种类的商品。最后，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别，从而使国际间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三）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

1.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K.Ohmae和W.Grieder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一体化，其市场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他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ieder,1997)。新自由主义流派还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Sachs and Waner,1995)。新自由主义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出国界，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2.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该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体化。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Thompson,1996)。该派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Hirst and 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与贸易的合作(Boyer and Drache,1996)。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今天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与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发展，而是阻力(Gordon and Weiss,1998)。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Hirst,1997)。同时，该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与消亡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所以，政府决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国际化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师(Gilpin,1987)。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地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Hiest and Thompson,1996)。怀疑派还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Huntington,1996)。

3.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该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 and Castells,1996)。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跨国界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该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

二、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一）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本文认为，马恩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的本质“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并科学划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他们毕竟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较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剩余”，并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新马克思主义派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体制伴随着经 济全球化输入的负面作用，并把这种作用认为是主要的，而无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起积极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经济全球化结论。

2.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斯密和李嘉图都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当时对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只看到了其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掩盖了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及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作为“绝对优势”的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无疑比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更深刻、更有见地，但他的理论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赫克歇尔与俄林仅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并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各国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们没有揭示国际贸易中资本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3.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新自由主义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受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工业革命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仍陷于贫穷、落后之中。所以，这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够呢，还是应把“绝大多数国家”改为“少数国家”？本文认为至少应改为“部分国家”。怀疑派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推敲：他们认为经济区域化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从地域的维度看，全球经济不可能同时一起实现一体化，而是部分地区先通过签订契约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邻的两个区域又通过协议实现两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此类推，当全球经济都实现了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转型派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偶然的、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否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可知性，显然是错误的。

（二）对经济全球化的几点看法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机制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时，全球经济走向紧密合作、相互依存的一种必然趋势。它在宏观上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在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既合作又竞争。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我们提出以下几个观点：1.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人类节约全球资源、保护全球环境与自身文明的一种进步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性质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应该与不应该之分，至于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是因为各国生产力水平差距的现实体现，属于人类道德调节的范围，需要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解决。3.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机；节约资源、提高 经济效率，从而保护环境是人们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动机；而科技革命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动机，同时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通讯工具等）。4.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区域化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方式里的一个环节），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曲折、多变的，但其趋势是可以预测的，也是可知的。5.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国际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紧密联系，世界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一个由浅至深的渐进过程：从国际化起步，发展到全球化，最后实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第四篇：制度经济学

我，铅笔

Leonard Read

我，铅笔，尽管看起来平平凡凡，但是也值得你探索和敬畏，我会证明给你看的。事实上，如果你能理解我的心——唉，这对不管什么人来说，恐怕都是过高的要求——如果你能认识到我所蕴涵的那些不可思议之处，你就会愿意努力维护人们正在不幸地丧失的自由。我可以教给你们一些深刻的教训。而且我教给你的教训，要比汽车、飞机或者是洗碗机还要深刻——这恰恰是因为，我看起来是这么地简单。

简单？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能了解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听起来实在有点荒唐，是不是？尤其是当我们得知，在美国，每年要生产15亿支我，就更荒唐了。

把我拿起来仔细端详一下，你看到了什么？没有多少东西——也就是些木头，漆，印制的标签，石墨，一丁点金属，还有一块橡皮。

数不清的前身

你不能把你的家族追溯到很遥远的时代，同样，我也不大可能叫得出我的所有前身的名字，并对其作出解释。不过，我想尽可能地列出来，让你对我的背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好有个认识。

我的家谱得从一棵树算起，一棵生长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和俄勒冈州的挺拔的雪松。现在，你可以想象一下，锯子、卡车、绳子，以及无数用于砍伐和把雪松圆木搬运到铁道旁的各种设备。再想想制造砍伐和运输工具的形形色色的人和数不胜数的技能：开采矿石，冶炼钢铁，再将其加工成锯子，轴，发动机；要种植大麻，经过复杂的工序将其加工成粗壮的绳子；伐木场要有床铺，有帐篷，要做饭，要消耗各种食物。哎呀，忘了说了，在伐木工喝的每杯咖啡背后，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劳作！

圆木被装船运输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莱安德罗。你能想象得出制造平板大卡车、铁轨、火车头的那些人，和那些修筑和安装送我到那里的整个交通体系的人们吗？这无数的人，也都是我的前身。

想想圣莱安德罗的木材加工厂。雪松圆木被切割成铅笔那么长的薄板条，只有1/4英寸厚。要在烘干炉内将这些板条烘干，然而，涂上颜色，就像妇女们往脸上涂脂抹粉一个道理。人们喜欢我看起来漂漂亮亮的，不喜欢我煞白的模样。板条上蜡，然后再烘干。制造颜料，烘干需要的热量，照明，电力，传动带，电动机，一家工厂所需要的一切设备，等等，所有这一切需要多少技能? 工厂里的清洁工也算我的前身吗？不错，还应该包括那些向太平洋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的电站大坝浇铸水泥的人！因为，正是这些发电站向工厂供应了电力。不要忘了那些或早或晚在薄板条穿州越县的运输过程中——每车装60吨——出了一份力的人们。

现在，到了铅笔制造厂——这样的工厂在机械设备和厂房建筑上要投入400万美元，这一切资本，都是我的生身父母们通过省吃俭用才积累下来的。一台很复杂的机器在每根板条上开出八条细槽，之后，再由一台机器在另外的板条上铺设笔芯，用胶水粘住，然后，放到其他的板条上面——可以说，做成了一块笔芯三明治。再由机器切割这“牢牢粘在一起的木头”三明治，我跟七位兄弟就诞生了。

我的“铅笔芯”本身——它其实根本就不含铅——就相当复杂。石墨开采自锡兰。想想那些矿工和制造他们所用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制作用轮船运输石墨的纸袋子的工人，还有那些装船的人，还有那些造船的人。甚至，守护沿途灯塔的人也为我的诞生出了一把力——还有港口的领航员们。

石墨要与产自密西西比河床的粘土混合，在精炼过程中，还要用到氢氧化铵。然后，要添加增湿剂，比如经过磺酸盐处理的油脂——这是用动物脂肪与硫磺酸进行化学反应制造出来的。经过一道又一道机器，这些混合物最后看起来是在源源不断地挤出来——好象是从一台香肠研磨机中挤出来似的——按尺寸切断，晾干，再在华氏1850度的温度下烘烤数个小时。为了提高其强度和顺滑性，还要用一种滚热的混合物处理铅笔芯，其中包括固体石蜡、经过氢化处理的天然脂肪和产自墨西哥的大戟石蜡。

我的雪松木杆上涂了六层漆。你知道油漆的全部成分吗？ 谁能想到蓖麻子的种植者和蓖麻油的加工者也是我的前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确实都是。啊，仅仅是把油漆调制成一种美丽的黄颜色的工序，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人们的技巧，就数不胜数了。

再看看标签。那是炭黑跟树脂加热混合而形成的一张薄膜，请问，你知道怎么制造树脂吗，你知道炭黑是什么东西吗？

我身上的那点金属——金属箍——是黄铜的。想想那些开采锌矿石和铜矿石的人们吧，还有那些运用自己的技能，把这些自然的赐予物制作成闪闪发光的薄薄的黄铜片的人们。金属箍上的黑圈是黑镍。黑镍是什么东西，又有什么用途？为什么在我的金属箍的中间部分没有黑镍，光这个问题，就得用上好多页纸才能回答清楚。

然后就是我那至高无上的王冠，在该行业中被人很粗俗地称之“塞子”，就是人们用来擦除用我犯下的错误的那个东西。起擦除作用的那种成分叫做“硫化油胶”。看起来像橡胶一样的东西，是由荷兰东印度群岛出产的菜籽油跟氯化硫进行化学反应制造出来的。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橡胶则仅仅起粘合的作用。在这儿，需要各种各样的硫化剂和催化剂。浮石产自意大利，给“塞子”上色的颜料则是硫化铬。

无人知晓

现在，还有谁对我前面提到的这种说法不服：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完整地知道如何制造？ 事实上，有成百万参与了我的诞生过程，他们中没有谁能比别人知道得多一点。你现在会说，我也扯得太远了，竟然把遥远的巴西的咖啡豆采摘工和其它地方的粮食种植者，也跟我的制作过程扯到一起。这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不过，我仍坚持我的说法。在这成百万人中，每个人，哪怕是铅笔生产公司的总裁，所作出的贡献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实际知识（know-how）。从实际知识的角度看，远在锡兰的石墨开采工与俄勒冈的伐木工之间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实际知识的类型不同。不管是矿工还是伐木工，所作出的贡献都不比工厂中的化工师或油田工人——石蜡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更多。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油田工人或化工师家，或石墨、粘土开采工，或者是制造轮船、火车、卡车的人，或者是操纵机器生产金属箍上的滚花的工人，或者是铅笔制造公司的总裁，所有这些人，都不是由于本人需要我而干自己的那份工作的。很可能，他们每个人对我的需求都不如一年级小学生更殷切，事实上，在这无数的人中，有的人可能从来就没有见过铅笔，也根本不知道怎样使用铅笔。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我。他们的动机也许是这样的：这成百万人中的每个人都明白，他可以因此而用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来换取自己需要或短缺的物品和服务。在这些需要中，可能包括我，也可能不包括我。

无人主宰

还有一件事就更令人称奇了：并没有一个主宰者来发号施令，或强制性地指挥生产我的这无数的生产活动。一点都没有存在这种人物的迹象。相反，我们发现，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这就是我在前面提过的神秘的东西。

据说，“只有上帝能造出一棵树”。为什么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自己不可能造出一棵树来？事实上，我们甚至是否真能把一棵树说清楚？恐怕不能，我们只能描述一些表面现象。比如，我们可以说，某种特定的分子结构表现出来就是一棵树。然而，在人类中是否真的存在一些人，有能力记录，更不要说指挥使一棵树获得生命的分子的持续变化？ 这样的壮举，可实在是无法想象！

我，铅笔，是种种奇迹的复杂的结合：树，锌，铜，石墨，等等等等。然而，在这些大自然所显现的种种奇迹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非凡的奇迹：人的种种创造精神的聚合——成百上千万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自然地、自发地整合到一起，从而对人的需求和欲望作出反应，在这各过程中，竟然没有任何人来主宰！只有上帝才能造树，因此我也坚持，正是上帝，才造出了我。人是不可能指挥这成百上千万的实际知识聚集到一起造出我来的，就像他不可能把分子聚合到一起造出一棵树一样。

这就是当我在前面写下那句话时的用意所在：“如果你能认识到我所蕴涵的那些不可思议之处，你就会愿意努力维护人们正在不幸地丧失的自由”。因为，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些实际知识会自然地，是的，会自动地组织成为创造性的、有效率的形态，从而对人的需求和要求作出反应——也就是说，不存在政府或任何强制性控制——那么，人们就掌握了自由的最本质的要素：对自由人的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也就不可能有自由。

一旦政府拥有了对创造性活动的垄断权，比如投递邮件，那么，绝大多数人就会相信，邮件本来就不可能由可以自由行动的人来有效地投递。原因如下：每个人都承认，他本人并不知道如何做跟投递邮件有关部门的一切事情，他也承认，任何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些想法都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个人拥有制造一支铅笔的充分的实际知识，同样，也不会有任何个人拥有在全国投递邮件的足够的实际知识。而今，由于对自由人缺乏信心——没有意识到成百上千万人的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自然地、奇迹般地形成并彼此合作——人们就只能得出大错特错的结论：邮件只能由政府“掌管”来投递。

证据多的是 假如我，铅笔，是唯一能够对世界上的男男女女们在可以自由尝试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何种成就提供证据的东西，那么，某人些信心不足，还情有可原，但是，证据多的是，都近在眼前，唾手可得。与制造一辆汽车或者是一台计算机、一辆联合收割机等等成千上万的东西相比，投递邮件实在是最简单不过的事。都是输送，可是，由于让人们自由地尝试，因此，他们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让人的声音传送到世界任何地方；事件还在进行之中，他们就可以把图象传送进每户人家中；他们可以在四个小时内把150名乘客从西雅图送到巴尔的摩；他们把天然气从得克萨斯州送进纽约某户人家炉中，收费之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还不要任何补贴；他们把四磅石油从波斯湾运到美国东海岸——差不多是绕地球半圈——所花的钱，比政府把一盎司重的信件送到街对面收的费用都要少！

我教给人们的启示就是：让一切创造性的活力不受妨碍地发挥出来。只须按照这一经验组织社会的运转即可。社会的司法机构则应尽最大的努力清除一切妨碍这些活力发挥的障碍。允许这些创造性的实际知识自由地流动。要相信自由的男男女女会对看不见的手作出反应。这种信念会得到证实的。我，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一支铅笔，以我奇迹般的诞生过程证明了，这是一种实在可行的信念，就像太阳、雨雪、雪松树等等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实在而可信。

本文原题I, Pencil，刊于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出版之Freeman杂志1958年12月号上。作者Leonard E.Read(1898-1983)于1946年创立经济教育基金会，并担任主席至去世。“I, Pencil“是他最著名的文章。

* 我的大名是Mongol 482，我的很多部件是在Eberhard Faber铅笔公司组装、制作和完成的。

附：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本文写的导语

伦纳•里德引人入胜的《铅笔的故事》，已经成为一篇经典之作，它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经典。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献像这篇文章这样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也阐明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强调分立的知识和价格体系在传播某些信息方面的重要性的含义，而这些信息“将使个人毋须他人告诉他们做这做哪而自行决定做可欲的事情”。

我们曾经在我的电视专题节目《自由选择》中引用过伦纳德的故事，也曾经引用他的同名著作来阐明“市场的力量”（见电视专题节目的第一集和书的第一章，该章题目即《市场的市场》），我们概述了这个故事后接着说：

“成千上万的人卷入了生产铅笔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想要一支铅笔而去干自己的活儿的，他们中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铅笔，也从来不管铅笔是干什么用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仅仅看作是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一种办法，而我们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则是为了获得我们要用的铅笔。每次我们到商店购买一支铅笔，我们都是用我们的一丁点劳务，来换取投入到铅笔生产过程中的成千上万人中的每个人提供的极小量的一些劳务。“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铅笔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没有一个人坐在一个中央办公机构对这成千上万的人发布命令。也没有军警来执行这些无人发布的命令。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恶，——然而，所有这些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合作生产一支铅笔。这是如何发生的？亚当•斯密在两百年前就给了我们答案。”

《铅笔的故事》是典型的伦纳德•里德式的作品：富有想象力，朴素而意味深长，洋溢着对自由的热爱，这一切，贯穿在伦纳德所写的一切著作或所做的一切活动中。跟他的其它著作一样，他并没有试图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或如何管理自己。他只是试图增进人们对他们自己及其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的理解。

这就是他的基本信条，是他在长期服务于公众——不是政府公务员性质的公共服务——的岁月中一以贯之坚持的信条。不管遭遇何种压力，他都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绝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正是这一点，使他在早年能够引人瞩目地坚守人的自由需要私有产权、自由竞争和严格限制政府这样的基本理念，而后则使这种理念广为传播。

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第五篇：制度经济学

题目：温州商人跑路现象的有关委托代理制度的探究

作者：郑珊珊学号：091894

单位：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091班

指导老师：李峰

关键词：温州商人跑路制度经济学委托代理关系 民间借贷 温州中小企业机制设计

摘要：制度经济学是一门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着重研究制度与经济学行为和经济学发展的关系。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温州商人跑路事件的背后警示着我们民间借贷和中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不合理。这也牵动了中国当前金融局势下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壁垒高筑，民间借贷乱象横生。怎么样利用制度改革改变这一局势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

正文：

现象问题：

十一国庆长假，中国各地热闹非凡，但是在温州这座一千八百年历史的古城，此时成为了中国最阴霾的地方。盛夏，温州的动车追撞事故震惊全球，让中国高铁建筑神话顿时沦为笑柄；入秋，温州数百家中小企业经营动荡，从眼镜、打火机、鞋厂到纺织厂，无一幸免，每天都能听见又一温商跑路或者跳楼的消息。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名老板负债跑路。更有甚者，十一长假，老板安排员工休假旅游，趁员工都在外地游玩，老板卖掉厂房设备，携款跑路，等员工回来时发现厂房早已人去楼空。

现象原因：

中国浙江温州商人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为成功的商业群体。吃得苦，受得累，信誉好，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商人打下的金字招牌。从上世纪80年代为“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说了千言万语、想出千方百计）；90年代为”四自精神“，（自力更生、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再到现在商界人士感叹温州商人的可贵品质正在淡去。1998年全国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敏锐的商业嗅觉让温州人感到了又一次投机的机会，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逐渐偏离发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于是温州炒房

团名声鹊起，以至于发展成老公开厂赚钱，老婆全国买房的掘金路径。在暴利的引诱下，更多的温州人开始迷恋上房地产这个游戏，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借助高利贷。与此同时，富裕起来的温州商人也渐渐沾染上赌博的恶习，甚至靠高利贷筹集赌资。

民间借贷俗称“高利贷“，对于温州人来说早已是一种常见的”理财方式“，温州商人陈志国记忆中，祖父辈就有了民间借贷不过那时多在亲戚和老乡之间进行，利息也比较低。在温州民间借贷就和吃饭睡觉一样是很多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和理财方式。

在中国现有的金融制度下，出于金融机构的自利本性和对风险的控制，银行主要为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服务。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个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可能的道德风险很难从银行贷到款，而资本市场的国有性质也使得直接融资的渠道对它们基本堵塞。因此，企业或个人要发展，只能转向地下钱庄或向一些亲朋好友等特定人群或公众借贷。但是民间高利贷是违法的，民间金融的未开放使得放贷者必定要考虑到此种政策风险，所以，民间借贷的利率一般都高于正规市场的利率。正是因为中小企业难以在银行获得融资才使得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仅2011年上半年温州的民间借贷就高达 485.5 亿元。中国央行——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规模达1100亿元人民币，89%的家庭和60%的企业涉及民间借贷的投资或贷款。与此同时利率也节节攀升。今年4月份温州高利贷年利率大都在200%左右，而银行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56%。

然而就在利息不断攀升的同时，因为限购令政策的出台，房地产市场日趋冷淡，房价开始走低。不少人的房子短期内根本无法周转出去，房地产利润难以支撑高昂的高利贷利息，而银行的钱也越来越难贷，一些商人先从银行贷了款到期时没钱，只能借高利贷还银行的钱，想着再从银行贷出来钱还高利贷。但随着银行银根紧缩，很多人贷不出钱了，只好再去拆借，高利贷的利息越滚越高。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伎俩最终还是难以维系，资金链断裂了，于是温州商人跑路成了必然结局。

由于事态严重且环环相扣，温家宝10月 4 日急率财政部长谢旭人、人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财金高官赶赴温州，并与温州中小企业家座谈。为了稳定民间借贷市场，10 月 9日温州推出「一揽子」救市计划，避免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有关措施包括严禁暴力讨债、追债，同时向银行派驻工作组，以及要求银行方面不抽资、不追债，协助中小企业维持正常经营。并重申民间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基准率的 4 倍，即属高利贷，是违规行为。温家宝下令限1个月内平息温州走佬潮。

分析问题：

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任何事物都有它发生、存在、发展的理由。如果理由不成立，它最终会走向衰亡。既然民间借贷没有消亡，那说明它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放眼全国，高利贷已经成为普遍

现象，简单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无助于我们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撇开高利贷是否违法咱不谈。单单从民间借贷机构和温州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层面来分析这一现象的制度问题存在哪里。

从制度经济学层面来讲，民间借贷机构和温州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借贷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

经济学对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解释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代理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力的契约关系。

博弈论认为，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代理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代理人指知情者，是不对称信息交易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委托人指不知情者，是不对称信息交易中具有信息弱势的一方。

根据定义：

在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可能会利用私人信息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一方为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老板或者说法人，他们拥有公司的全部信息，比如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年收益率、月收益率、每个项目利润大概有多少是有了解的。自己公司到期利润是否足以偿还利息，是否愿意按时偿还及何时偿还都是有其主观能动性的。一般代理人都是希望自己借来的钱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赚取更大的利润。

在博弈中不用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为委托人，民间借贷机构为委托人，没有私人信息，不知道债务人收益为多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按时偿还自己的本息。对此他只能自己进行主观判断，希望代理人能按时偿还自己的本息和。

由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民间借贷机构和温州中小企业双方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

民间借贷机构将资金借给中小企业去进行投资（我以前一直有个问题，我感到很奇怪，大家说为什么民间借贷机构不自己拿钱去经营、管理和进行投资呢？下面这句话是经典）历史告诉我们两权分离是可以提高效率的，民间借贷机构把资金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进行分离是对的。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高利贷这样想，如果我自己拿钱去买地建厂，雇佣工人，投资生产资金回笼慢而且又有相当一部分风险；而如果我只出资金，剩下的就是坐等分红就可以了。如果债务人投资盈利了，我可以收回贷款又获得利息收益；即使债务人投资失败了，但他欠我的债务没有消失啊，他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还我钱啊，我没有损失，何乐而不为呢。这样风险就转嫁出去了，我委托给代理人就好了嘛。

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解释“委托权的实质是承担风险。”委托人民间借贷机构承担的风险就是有可能收不回来自己的本金。所有者把资产的使用权托付给经理人，为经理人承担了经营风险，所以所有者是委托人，作为承担风险的回报，所有者享受资产经营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并从经理人的经营成果中得到分配。本文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所有者民间借贷结构向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出让了资金的使用权，双方就

资金使用权发生了所有者民间借贷结构为委托人的单向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认定所有者是委托人看出委托人的资格有两点，一是出让自己的资产使用权，二是为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承担了风险。

那么所有者民间借贷结构应该如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才能使中小企业能按时偿还贷款呢，这是一个问题。温州商人资金链断裂，跑路现象日益增多，坏账越来越多使民间借贷机构屡次要债未果，作为委托人的代理成本越来越高了，造成了资本投资浪费。

作为委托人的民间借贷机构应该如何设计一个最佳合约激励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行事呢，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纵观世界和我国近几年来，“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这些问题日益普遍钱生钱并非一片王道乐土，只有实业经济才是赚钱的硬道理。温州商人本来就是以实业经济发家致富的。过去温商肯吃苦，愿意一点一滴累积财富，温州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向晨报记者介绍，自己在1992年以5000元下岗工人安置费起步，创办工厂生产打火机，两口子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义无反顾打拼天下，到1997年获中国最强打火机企业称号。90 年代温商靠 1 支 1 角利润的打火机称霸市场，2001 年时温州拥有近4000 余家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的 80%。然而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偏离了发家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温州商人陆续破产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对房地产和煤矿采取的强力调控政策。中国政府从去年开始采取限制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限购的高强度房地产调控政策，打击了温州商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房地产投机。中小规模煤矿同样也因政府强制关闭与合并等蒙受了巨大损失。2005年左右，温州商人曾将房地产投资扩展向中东迪拜，但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遭受惨重损失。

“温州模式”近来演变而出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市场几乎陷入瘫痪。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当地高利贷年利率上涨到180%。在温州，民间借贷之发达，不仅是一条链，更是一个网。当一个网眼出现破损时，产生的裂变反应就是信任危机。B把钱借给了A，当然，B的钱也不都是他的，可能是从5到10个C那里拿的，而每个C背后又可能有5到10个D……这样一级一级筹资，每一级又可能互相有交叉。这样，只要这个网状结构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影响的就是一大片。所以，有一个人跑路，相熟不相熟的都人心惶惶的。温州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信任危机。人们对温州商人的信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温州有36万中小企业，跑了90多个，比例是十万分之几，实际经济影响应该是不大。但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些跑路的人，破坏了温州自己人之间、及外部的信任。曾经构成温州民间借贷基础的人情，如今也因此而变得不堪一击。

就市场制度公平角度讲，众所周知，包括温州民营经济在内的国内民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其对国内经济与就业的贡献已达总量的５０％，可以说已占半壁河山。然与此同时相对国企，民营经济在行业准入、政策待遇、银行贷款等诸多

方面，至今还受到了种种可见而不可得的“玻璃门”阻碍。如果这些企业主能够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流动资金，而不用去借高利贷；如果国内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能够得到与其对经济与就业贡献相称的政策的公平对待。想，有多少民营企业主会放下自已辛辛苦苦多年打下的市场“江山”不管，并情愿落入被债主追债甚至不得不“跑路”的境地。所以就此而言，在承认温州“跑路”老板固然有其个人经营不善的同时，承认现有制度本身所有的缺陷，并进而对此进行必要反省。

我的解决方案：

我研究的重点是作为委托人的民间借贷机构应该如何设计一个最佳合约激励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行事呢；我们又了解在温州，民间借贷之发达，不仅是一条链，更是一个网。当一个网眼出现破损时，产生的裂变反应就是信任危机。那委托人民间借贷机构要如何防止代理人拿自己的钱再去借贷防止出现委托泡沫呢。我觉得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根据温州商人是以实业经济发家致富的，我觉得可以设计一条机制民间借贷机构和温州中小企业之间应该签订合同时注明该部分资金使用情况，如果该部分资金是代理人要拿出去在资本市场进行拆借的话，那样利息自然要高很多，这样一层一层的高涨自然就会达到代理人能接受的额度，这样也可以防止资金在市场上过度拆借，当然民间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基准率的 4 倍这种事不推崇的。如果该部分资金是用来投资房地产或其它非生产投资的，利息要相对高一些，这个利率根据投资泡沫的比例来定，使得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不敢冒险；如果该部分资金使用来投资实体经济的搞生产投资的，利息要相对低一些。

参考文献：

《所有者与经理人得委托代理关系再诠释 》（互联网）

【中华论坛】温州商人集体破产跑路又走在了全中国的前头（互联网）

《制度经济学》—制度主义与经济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