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第一篇：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缺陷

2011-04-16 03:28:22 来自: Rothbardian(人类的的斗争是个体与制度之争)

作者:张红凤、高歌 来源:《理论经济学》2004年第7期

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更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而挽救它，并据之提出私有产权安排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性意义，最近30年来它逐渐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英刊《资本与阶级》2002年秋季刊上发表了题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文章，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批判，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能解决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一方面，经济学仍旧是非历史的；另一方面，当涉及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矛盾时，经济学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为中心的解释。因此丹尼尔·安卡鲁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不是进步的研究方法，而只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工具的退化的一个征候而已。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

“制度”已成为近年来政治和科学领域讨论的关键词.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有效的制度框架为前提条件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认识到没有“良好制度”和有效政府的经济发展是天方夜谭。

对制度的关注引发了许多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自生自灭，它是一种需要设计和支持的社会制度。其次，它已经非常关注资本主义发展史。

然而，另外有许多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如果市场不是整合社会中个体力量的“看不见的手”，而需要来自社会的制度支持，那么市场有何特别的好处？如果资本主义市场不构成社会生存的基础，而是需要制度的支持，为什么社会制度应该支持市场?这样的分析能很好地将我们引向资本主义的基本的问题。

在经济学中，对市场资本主义的维护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它认为市场能自发形成供求均衡，并能提供协调、自由和效率。然而，该理论已经因其缺乏现实性、非社会特征和非历史性而遭到批判。

由于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获得持续、切实的影响，尤其在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的问题上。因为它试图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更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它试图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的同时通过制度分析来推进它。此外，主要由于诺思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史中解释市场资本主义出现与演进的传统观点。

本文的第一部分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框架和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第二部分勾勒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批判；第三部分主要以道格拉斯·诺思的工作为重点说明新制度经济史；第四部分通过对经济学内工具主义的批判来批评实施“好像经济史”(指对经济史的解释似是而非，违背事实。——编写者注)的可能性；第五部分是结论，主要总结新制度经济学失败的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从新古典正统理论那里继承了市场、供求、边际主义、生产要素等概念，但同时又力图延伸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和预测力。

1.有限理性

新制度经济学基本抛弃了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不现实”假设，而主张“有限理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哈伯特·西蒙(HarbenSimon)。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由于不确定性、信息问题、交易成本等问题的存在，当事人难以收集全部的信息去解决市场的最优问题。因此，个体往往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均衡是无法实现的。为了减小不确定性问题，经济当事人必须设计思想和行为的规则以作为决策的基础。这些规则非常固定，不会随机改变。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一个有限理性的个体倾向于最大化，但是发现这样做代价很大。”

2.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成就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它起源于科斯1937年的关于企业的论文。科斯认为建立企业的原因在于使用价格机制存在一个成本，即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很难理解，至今仍有争议，其定义也在不停变动。例如诺思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的成本”；威廉姆森引用阿罗的观点，将“制度运转的成本”类比作“物理中的摩擦”，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和价格不能充分创造新古典均衡，并进而认为交易成本已经渗透进每个经济体系的所有经济体中。交易成本是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结构的关键。从新古典意义上说，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产权分配对于解决市场的均衡问题是不重要的，但是考虑到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产权的最初分配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意义。为了保证私人产权的独占性，必须很好地对私人产权加以界定和实施，最好的实施者是政府。假如产权能轻易地被政府界定、保护和实施，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新古典市场观点中的交易所固有的获利就会实现。就像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一样，在新制度经济学里市场交易是增长的原因，但现在它要依赖于政府的运行以及产权和制度的运作方式来降低交易成本。

3.制度

制度是“人们设计用来约束人类行为的”。由于这个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上接近了一些现实。它的奠基人科斯认为：“现代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即将人置于真实制度的约束之内。”制度是“非正式约束”(风俗、文化、禁忌等)和“正式约束”(法律、产权等)的总和。制度是经济中的游戏规则，组织(游戏的参与人如企业等)的出现是对制度结构的回应。诺思解释说：“制度和组织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经济中的制度演进。”承认新古典均衡不会在现实中出现，以及产权结构、社会制度演进决定了经济行为，诺思得出如下结论：历史在起作用，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能从过去有所收获，而是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靠社会制度和过去连接成一个整体的。

有了概念和理论创新，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使新古典经济学更加现实。关于这一点的典型例子是将人类行为的假说修正为“有限理性”的概念，后者更接近真实的人类行为。有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向了更社会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对市场运行的重要性。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问题

“交易成本”的理论问题

交易成本概念的问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密切相关，该概念并非解释资本主义制度起源和演进的有益工具。

1.交易成本和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成本是使用市场机制的成本或价格。而市场和价格的概念之间又发生无穷的同义反复。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方案是把交易成本看成是不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的或看不见的成本。这种认识要求必须承认一个并非完全主观的和依赖于个体选择的成本即受制其他的非主观逻辑的成本的存在。简而言之，要求一个不由市场决定、也不反映在市场上的客观成本理论。如果我们遵循交易成本的这种定义，那么就必须把它定义为由其他力量而不是单个经济人的成本—收益核算所规制的成本和潜在的制度。这就得出了结论：制度影响选择。

如果潜在的成本和制度扮演了基本角色，那么去研究这些制度的结构确实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而不是从消费者选择、经济核算和市场价格开始。确实如此的话，在既定制度框架以外的理性和选择概念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岌岌可危。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认识到了价格机制的局限。如果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会遇到对市场和个人选择的正统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挑战。逃避价格机制有局限这一问题的惟一办法似乎是证明经济当事人在对价格毫不知情甚至根本不存在价格的情况下仍能进行成本一收益核算。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拓展和补充了正统价格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承认价格并不能充分传递理性选择所需要的信息。惟一能保全这种观点即经济当事人能够根据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的成本收益作出理性选择的方法，是描绘出这些个人在未使用价格机制时也能作出理性选择。这就意味着价格机制不是理性经济核算的必要条件。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之一的价格机制就面临冲击。

2.交易成本和制度的历史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于世界充满交易成本、信息问题、非均衡的认识之上。然而，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却来自于正统的均衡论：这是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其中制度是不存在的。但是交易成本是如何从无制度和无摩擦的构架中产生的呢?制度如何从没有制度的地方出现并改进的呢?当制度缺乏的时候，真实的个体是如何行动和创造制度的呢?这些当然是与历史研究相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放宽严格的条件，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实际上是存在制度和组织的世界，但其中制度有效率与否则无关紧要。由此，出现了如下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充斥制度和组织，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通常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不是制度和组织的原因。在一个带有制度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一条制度的存在与否和效率即所谓的科斯定理无关。但是如果我们想根据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解释制度在历史上变迁的方向，制度结构就不可能是无关的。一般而言，这是摆在新制度经济学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制度变迁的方向及其在经济增长、衰退和效率中的作用。

交易成本被认为是有益于解释历史中的制度，但反过来前者又依赖于后者。因此，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似乎并不理想。

为什么没有市场?

新制度经济学似乎不能解释市场的起源。相反，它假定市场存在，并且从已经存在的市场引出这样的问题，如为什么有其他的制度和组织存在。从这样一个主张出发，一切其他的配置体系都被作为市场的偏离和约束而解释为无效的，或者至多只在市场失灵时引入。

诺思、托马斯等人力图证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产权、领地体系、开放地体系等，从新古典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理性和有效率的。尽管这些主张考虑了一些历史事实，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假设能依据产权结构和随后的选择作出成本—收益核算。根本的前提仍旧是市场是已存在的可供选择的产权结构。如果经济当事人没有选择它，那是因为给定的约束条件、交易成本等使得其他的产权结构更加有效。然而，从历史观点来说，很难看出，像产权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有不同产权结构已提供好以供经济当事人进行独立的选择。简而言之，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市场即使是在缺失的情况下也是被描述为存在的。然而，毕竟市场是历史演进的结果而不是初始就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旦我们承认了制度和产权结构影响了选择，这些制度和产权结构就不能被和市场一样的核算和选择所解释。假如同样的理性和效率的观点被用来解释制度的存续和变迁，那么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存在市场，那是因为效率；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也是因为效率。

经济学的消失

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围日益扩大，近几年当诺思试图通过吸收意识形态、心理模型、法律、政府等来扩展他的制度主义时尤其是如此。诺思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长和衰退是由非正式约束和政府决定的，因此并非由传统意义上的交换和市场领域决定。然而，他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经济领域就越消失于他的新制度经济学模型中。一旦承认新古典经济学是静态的框架，历史上社会变迁的动力必定来自于其他地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概念的主要理论功能。但是，新制度经济学越试图更具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它就越远离新古典经济学。

尽管诺思在著作中一再重复交易成本的概念仅仅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概念旁边对解释性变量提供补充，但传统变量，如价格、市场、技术、生产，却越来越被推向一边。相反，心理模型、意识形态、法律和政府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试图用经济术语解释政策和政府。但通常在政治市场上，没有自愿性合约、没有产权的交换、没有根据价格信息的经济核算。如果有交换，那也是和市场交换大相径庭的。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

在通过向这些领域扩展市场和交换的概念时，冒着失去它们的概念曾有的特别解释力的风险。这种做法不能拯救新制度经济学，却使它走向穷途末路。新制度经济学现在要同时支付放弃和依附新古典经济学的双重代价。

三、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诺思的工作

通过诺思对新制度经济学工具的持续不断的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史领域已获得了影响。他最初关于经济转型方面的突破性的分析是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变迁(和罗伯特·托马斯合著)。他认为领主制是有效的，因此被经济当事人选中。农奴被迫向地主和保护人提供服务，因为商品交易中涉及了极高的交易成本，而领主制这种合约与其他的合约相比，更能保证经济当事人付出较小的交易成本而获得较多的收益。因此，封建领主的“奇特”组织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困扰诺思经济史的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制度和特殊的人性特点在资本主义到来以前就被设定为已经存在了。在他的模型中，制度的演进是通过微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对相对价格变化进行的理性反映。但诺思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由个人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果。在诺思的理论中，这些个人没有历史，这个新古典理论的问题成为诺思标榜“历史重要”的计划的严重缺陷。

在诺思看来，土地对劳动力的比例的改变影响经济系统和它的潜在逻辑，使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变迁。但反对者认为这些变化不能调整为价格变化和微观经济的选择中介，除非土地和劳动力已经是商品了。但诺思在他的封建主义的定义中，劳动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因此只能选择一条路：要么资本主义来自于某个不同的经济体系，要么它是无处不在的。在第一种情况里，必须按照非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来描述这个前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逻辑；在第二种情况下，前资本主义经济史就必须修正为资本主义史。

诺思和托马斯试图用“不明确和约”来解决这个困境。不幸的是，诺思接着就遇到了在交易成本分析中的挑战：封建时代的被假设为选择最有效率的产权的人，是如何根据不明确信息作出核算的?如果没有市场，他们如何想象和有效地利用它?考虑到农奴制的存在，即使个人能够在不存在市场的情况下进行核算，那么他们将如何根据这种核算行动?农奴对地主的依附束缚了劳动力的流动，这就意味着，即使有市场机会，劳动力也难以利用它们。

非历史的假设和解释构成诺思工作的一根前后一致的亮线。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诺思始终坚持：所有制度框架的运行都好像根据资本主义的微观理性原则运行，即使当他知道并不如此时也这样做。为使其工作在理论上解释得通，他必须秘密偷运进他知道是谬误的历史假设。我将此做法称为“好像经济史”。

四、对经济史中“好像”方法论的批判

既然新制度经济学使用不真实的假设作为基础，那么它还有可行的换救办法吗?因为逃离现实就等于采取了工具主义的“好像”策略。这里可以参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说：“虽然我知道极少有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准确反映了人们的行为，但他们的确相信这样的假设对于构建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模型是有用的。”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中的主要观点是，虽然假设是错误的，但跟随“好像”理论后的预测是正确的。他最著名的例子是树上的叶子

当然不会核算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阳光，但如果我们观察那些叶子就会发现它们“好像”是这样做的。

可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与经济史相关的问题能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解决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从弗里德曼的观点来看，倘若科学的检验和目标是预测性，那么社会当事人的动机和行动是无关的。为了拥护历史的观点，我们必须坚持认为历史研究的目标是描述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但既不考虑人们的动机，也不考虑人们实际上是如何行动，这是十足的荒谬。其次，历史研究的检验和目的不是预测，即使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其他科学研究的目标。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想用某些人为创造的行为假设和谬误预测人类史中已经发生的事情。相反，我们宁可解释过去历史的发展，或者至少去描述它们。

五、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在试图为新古典经济学创造一个在方法上更具现实、更具社会性、更具历史性的形式时面临一个基本矛盾。制度的概念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时提出的。因为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要素，所以公认的非现实性、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基础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又重现，成为其通向成功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当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它的制度分析转向现实、社会和历史的方向时，它的新古典经济学基础显得多余，甚至有些矛盾。这种窘境的解决是通过秘密地引进在历史上周知的谬误和错误的历史起点，如“在开始就有市场”和观察历史采取“好像”的理论假定，而不是通过理论的系统阐述来整合历史研究。历史是根据现实理解的，而不是相反。简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中有经济学之处几乎没有历史，有历史之处几乎没有经济学。因此，正统经济学的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被遗留下来了。新制度经济学不是一项进步的令人振奋的研究方法，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退化的证明。

上述的结论表明，新古典经济学未能为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充分理论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也同样不能。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对问题的解决，而是对问题仍然存在这个事实的一个确实的证明。

第二篇：新制度经济学派——概括

新制度经济学派

一．新制度经济学派产生与演变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演变的过程大体如下：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的旧制度经济学派，其创始者和代表人物为凡勃伦，还有康芒斯，米契尔。从旧制度经济学到现代制度经济学过渡时期的制度经济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贝利，米恩斯，艾尔斯和克拉克等。战后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缪尔达尔，格鲁奇，贝尔等也是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由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盛行，人们把不同于凡勃伦，加尔布雷思理论的经济学家，如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等均归之为新制度经济学派，有人甚至把施蒂格勒，布坎南也列入制度经济学之列。

制度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对美国现实的一种反映，只不过批判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和特点。

制度学派在美国产生伊始，就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为己任，强调有必要进行改良，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因此，制度学派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一个以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其代表人凡勃伦和康芒斯等，更因著述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而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这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十分显著的理论特色。

20世纪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将多种分析方法相结合来分析美国资本制度的缺陷与矛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此外还有包尔丁、海尔布罗纳、华尔德等。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是，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与矛盾，提出要从结构方面进行改革的设想或方案。这一时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成就显得尤为突出。

自科斯引入交易成本概念，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对制度展开研究之后，在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成本-收入”方法的基础上，制度变迁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制度下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关系决定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因此由制度创新决定的制度变迁是缓慢进行的。自此之后，制度经济学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理论思想方面，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变化的趋势不是日渐远离主流经济学，而是趋与相同，以至于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自科斯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可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的，甚至能够被归并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去。

新制度经济学不仅以其独特的理论思想和理论特色，在整个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引人注目，而且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颇具特色。更进一步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演化轨迹和发展趋势，也是颇为耐人寻味和引人入胜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理论

（一）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理论

第一，抗衡力量。加尔布雷思认为在劳动市场上，垄断组织是强大的买者，而工人则是弱小的卖者，由于工人长期遭受垄断组织的损害，促使他们组织工会，并发展成抗衡力量。而合作社组织，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是小商品生产者可以建立的，并与垄断组织抗衡的一种力量。在消费品销售市场上，消费者虽然并不能成为组织抗衡的一种力量，但他们求助零售商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组织和发展抗衡力量。

第二，丰裕社会。加尔布雷思所谓的“丰裕社会”是指“全民福利国家”。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有：1.收入均等化，贫富悬殊现象的消除，是丰裕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或内容。2.社会福利，是丰裕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包括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卫生保健，家庭补助，养老金以及住房建筑，教育，文化等社会服务和措施。3.充分就业，这也是丰裕社会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加尔布雷思只承认短期失业或结构性失业。4.经济安全，加尔布雷思认为，在丰裕社会里，一切太平，经济不安全已经消除了。

第三,新工业国。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在美国，几百家大公司，几乎提供商品和劳物的一半。这些大公司组成工业社会或工业体系，它们决定着现代美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在他看来，美国社会已经发生变化：1.权力从资本家手里转到专家组合手里。2.企业的目标也发生了改变：主要目的是企业稳定，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3.生产者主权代替消费者主权。4.工业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公司追求稳定，有充裕的资本，因此银行的作用缩小。5.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理论，在加尔布雷思看来，经济演进的整个过程和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由技术发展决定的。

第四，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而且这种趋同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结果。他的新社会主义是以“二元系统”理论为基础的，二元即“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另外，他的新社会主义还研究了国家总需求，教育与培训职工，控制工资与价格和信念解放等问题。

（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理论

第一，产权、外部性与资源配置。关于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的问题，产权学派用了科斯第一定理（即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和科斯第二定理（即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来考察，尤其是经常运用科斯第二定理。根据这两个定理，只要在产权清晰界定，交易成本为零，并能满足其他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产权的交易和重组加以解决。

第二，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是用制度比较的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其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成本的节约这一核心问题，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性因素——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然后分析何种交易应当采取何种体制组织，如市场、企业、政府或其他中间形式来协调。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很多领域得到了较好的运用。第三，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既是组织制度理论的发展，也是信息经济学涉及的重要问题，主要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缔约问题。委托人通过契约将某些经济决策权授予代理人，来代表自己进行谋利的经济活动，但是代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当双方利益不一致时，如何借助于契约或者制度来约束或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行事，或者至少不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就是委托-代理理论所致力研究的问题。当然代理活动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代理成本一般包括制定、管理和实施这类契约的全部费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引入了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情况，在该模型中，设计对代理人进行激励的机制有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怎样诱导代理人去努力实现委托人的利润最大化目标。

第四，新经济史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新经济史学派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理论与方法加以应用和扩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他们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进行修订，并围绕制度、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的主轴，构造了一套以制度理论为核心，超越纯经济领域的经济史研究的独特框架，把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三个基本因素，引入到历史研究中去。

三．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

(一)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

20世纪50年代，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登上了学术舞台。他们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者”的面目出现，试图在否定和批判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构造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他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主张表明这是一个积极的政府干预学派。这一学派继承了凡伯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的传统，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发展了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派在研究对象上与旧制度经济学派没有多大差别，没有摆脱旧制度经济学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对经济生活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像旧制度学派那样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演进过程，而是更多地分析单一制度本身的功能。

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比旧制度经济学派更彻底地主张制度演进、整体方法，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演绎法，认为把个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是不科学的，认为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没有考虑到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冲突。新制度学派的学者主张从根本上更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动态的因果过程，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研究过程。也就是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要采用演进的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演进方法是与整体方法相联系的，强调在经济研究中，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而不是个人和企业。这里所说的整体，不只是经济概念，往往不能用数字来表述。他们反对正统经济学所采取的数量分析方法，而应该采取制度因素的分析方法。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这种分析方法被概括为制度分析法或结构分析法。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整体研究是与价值研究方法相联系的，这实际属于规范的研究方法。

(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

以科斯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由威廉姆森最先提出来的。它既有别于旧制度经济学派，又有别于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自身的理论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使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同时这一学派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经济分析之中，并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制度问题，但是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照搬式的应用，而是一种修正的、发展的运用。他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设，代之以“现实人”的假设。这种行为假设的修正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对实际人的行为分析能更好地解释和描述人的本性和人的经济活动，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

新制度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人的行为假设。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新制度经济学派从两个方面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1)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2)人都具有为自己谋最大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关于研究领域的拓展。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运用于研究制度结构，包括法律、企业组织、社会文化等，并引入了交易费用、产权等理论。他们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的假定，认为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不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这种从零交易费用假定到正交易费用假定的修正，使经济学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这种应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问题，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除此之外，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时候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要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作了修正：即主体的环境约束问题、主体所拥有的信息问题和主体与客体问相互作用的方式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引入新的变量，如信息、交易成本、产权约束和政府行为干预等，从而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在这里得到了一般化的应用。

四．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评价

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并不能用单单一种分析方法或是仅仅通过某一种视角了。也许，这正是几种不同的制度经济学共同存在的原因。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制度学派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理论观点上的原则性冲突。这一点不但在新制度经济学派同旧制度鸡精学派之间存在着，同时也在两种新制度经济学派之间存在，并且十分明显。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放弃了形式化方法一用数字或逻辑代替自然语言的表述，拘泥于描述调查、政策分析和规范性的研究方式，使其理论发展受到制约。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原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这一种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另一种约束条件——交易成本。依托于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派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既具有制度主义的一定批判性，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引人瞩目，但是依旧存在诸多缺陷。例如，这种理论只承认私有产权有效率，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否认其他产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交易费用概念是一个很难说的科学概念，在新制度经济学文献中，“交易费用”有十几种定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说法，并且很难计量，很难分析。

由于存在着种种缺陷，新制度经济学派发展至今虽然引人瞩目，但仍远不是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但是它确实弥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和经济发展史时不考虑制度因素的片面性，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考虑，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传统。

站在中国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又需要稳定持续的秩序为保障。新制度经济学派只从制度本身去理解制度，因此有必要遵循马克思的思路进行再研究，还制度的根源基础于物质的生产生活关系，还制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服务的主导能动作用。

第三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结合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_百重点

深圳大学考试答题纸

(以论文、报告等形式考核专用 二○一四～二○一五学第二学期 课程编号 0203470001 课程名称(当代 中国经济问题 主讲教师 钟坚 评分 学 号 姓名 专业年级

题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结合诺斯的新制度 经济学理论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当现有制度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时，制度创新、制度变迁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改革和发展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现实，中国经济若要有所突破，创新制度是必然选择。

关键词：道格拉斯•诺斯；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新 道格拉斯•诺斯与新制度经济学

道格拉斯•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早期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运用到经济史分析中，成为新经济史学界的代表人物。

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上，诺斯创建了制度变迁理论。他认为，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是有代价的，除非其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则这种新制度不会出现。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因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在看待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因素时，诺斯认为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诺斯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来研究，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使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更为成熟和完善，为人们思考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问题开阔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深刻的思路。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道格拉斯•诺斯用有效的市场经济理论模式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改革进程，指出中国改革还有很多路要走：一是需要国有资产民营化；二是建立保护产权的有关规则和法律制度；三是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 有效解决合同中出现的各种纠纷，保障社会稳定；四是建立起有效合理的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保证在产权方面实行法制。①

200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之际，诺斯曾来中国演讲。演讲结束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提了一个被诺斯称为“很好的问题”——“制度有时依赖于以往的历史，我们如何借鉴过去好的经验，但又能突破对过去的依赖？”诺斯回答说，机制的依赖性有两种，一种是时间带来的依赖，如果不研究经济史，就无法研究制度变迁，而且制度不断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另一种是对以往思维方式的依赖，拒绝变革，拒绝接受新东西。“有时候我们想进行变革，但一些相关组织却在尽量阻止变革，因为变革会危及到他们的生存。所以，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尽力保持一个高效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能够不断地激励人们采取新的方式做事情，而且要接受新的变化。这一方面，现在还没有现成的非常完善的理论。对过去的依赖，促进了现有机构和制度的形成，如果你想改变这种机构，这些组织就会尽量阻止你这样做。对过去的依赖①参见卢现样.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限制了我们的创新，怎么能够突破这种限制？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 3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

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变革，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不可否认制度的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改革实质上是制度变迁的过程。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制度主体——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改革就是这两种制度主体参加的社会搏弈。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制度变迁进程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改革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欠缺和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改革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在制度缺失存在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必须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但是制度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在存在制度创

新困难的条件下，要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必须采取有效策略推进制度创新。在此，我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粗浅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和政府行为中, 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它实际上是公职人员和那些参与腐败交易的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动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后得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而制度通过影响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最终影响着个人选择；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提供了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主要途径——制度改革创新。

在我国进一步深化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的制定、执行与变更成本，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制度的制定程序，二是制度的群体间博弈是否充分，三是权力的分权方面。我们要选择正确的路径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在改革成本分摊多元化的机制中，必须明确界定不同负担主体的负担规模；政府必须在“以人为本”的指导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制度变迁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担者合二为一，建立健全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成本分摊的正常机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纵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从实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就是制度创新和制度结构的变迁过程。面向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持续演进，成为改革中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可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主要的成功就是来自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把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有助于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较为系统、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探究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环境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增强对改革开放以来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解释力，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 道格拉斯·C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 道格拉斯·C ·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3] 道格拉斯·C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第四篇：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范文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开创了高等教育学这个新的学科领域,还在于他丰富的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可以更全面系统地理解和领会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理论及其思想体系,避免因片面理解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同时对促进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科学的多学科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高等教育经济学是研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潘懋元先生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可以充分地领会到这一点。在他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的两条规律(即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中,他将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外部规律的重要成分之一详加论述,并以此贯穿于他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中。

他提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对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作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里,他将经济置于政治、文化之前,表明了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认识。就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是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选择、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无不直接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所制约。”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教育,要求教育为其服务。事实上,教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把一般劳动力培养成为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有觉悟、有文化素养的特殊的劳动力,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通过对二战后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关系的比较研究,潘懋元先生认为,职业性、应用性、技术性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起直接作用。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起飞和加速发展,得力于这类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资源。他对“文革”期间教育的极其浓厚的政治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当时的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评所谓„白专道路‟,忽视教育要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这就违反了教育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以致教学质量下降,不但不能很好地培养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也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他非常赞赏“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教育发展方针,强调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形式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这些人才将直接走向经济部门担任专门工作,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应持积极态度,而不应囿于将教育看作是纯粹消费事业的传统观念。

但另一方面,他反对将教育的经济功能扩大化,反对“教育商品化”。他认为,“教育商品化”是只看到商品经济对教育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影响,整个教育实践偏重于经济效益(姑且不论经济效益如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既有产品性的一面,但又有社会性的一面,而“教育的商品化”是将教育的社会性的一面也商品化了,这是应该反对的。不应该将“教育商品化”等同于“教育产业化”。无论是“教育政治化”还是“教育商品化”,由于未能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因此都必然会影响教育的综合效益,不利于教育多种功能的发挥。如何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呢?根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潘懋元先生富有创见性地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原则:(1)要全面适应不要片面适应;(2)要主动适应不要被动适应。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中心工作,但是教育与社会适应不能局限于教育适应于经济的发展而忽视适应其它方面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适应是全面的适应,任何只强调某一方面的适应而不顾其它方面是否适应,这种片面性的所谓„适应‟,必将走向全面的不适应。”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适应不是盲目的“紧跟”形势,不是不加批判适应一切,尤其是那些不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消极的、落后的、有偏差的、错误的东西,而是“对积极面的适应,抓住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凡符合教育自身规律,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提高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的,一般说是积极的、正确的;否则,可能是消极的、错误的。”他提醒人们:“教育的失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纠正过来,不但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最终必将危及经济及社会的进步。”

分析潘懋元先生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深刻领会到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创造性。其一,他认为研究和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不能脱离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用纯经济学的观点难以全面、科学地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其二,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他强调,在探讨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要将高等教育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将科学技术融入经济中共同与高等教育发生关系。这一点是以往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所普遍忽视的问题。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是高级专门人才,如果现代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不足,势必影响经济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吸收能力,既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影响经济的繁荣。

知识经济的兴起进一步佐证了他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点,同时更激发了他深入探讨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关系的热情。他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成为生产力内在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积累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的高等教育(大学),也就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进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的中心。”“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从经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点,也体现了知识经济与大学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是经济的最基本的资源和生产的最核心要素……知识驱动经济,知识创造财富。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沿着两大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经济的知识化趋势,另一方面是知识的经济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大学所从事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以知识为中心的经济和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教育,发生了许多重合。二者统一于知识这个共同的基础之上”,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者可能融为一体。“从理论上讲,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优势的大学,应当是一方首富。”我们坚信他的这一宏伟构想能在不久成为现实。

二、高等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

自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对此,潘懋元先生作了系统而又科学、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主要作用于教育体制,通过体制改革以促进教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前提与保证,体制不改革,教学改革很难展开……一切体制改革工作,必须围绕着(教学)这个核心”,而其中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受到的冲击最大。针对理论界有关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的种种议论,潘懋元先生明确指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具有客观必然性,是由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决定了他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的关系比基础教育更为直接、更为密切,因此,高等教育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就更为尖锐,更为深刻,高等教育要想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是绝不可能的。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作用,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使高等教育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和效益原则,能够激励高等教育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但是,在价值观方面,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是价值规律,而其驱动力是逐利思想,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实施。“在运行机制方面,市场经济是按价值规律和供求变化来进行市场调节的,这种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盲目的,市场行为的短期性、速效性、波动性非常突出,与教育的周期长、稳定性、滞后性、长效性等特点相冲突。”为了克服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消极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潘懋元先生提出,高等教育必须全面、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参见第一部分),扬长避短,促进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共同发展。

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非公有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对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潘懋元先生敏锐地抓住这一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强大因素和动力,率先提出了在我国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富有战略性和超前意识的观点。早在80年代末,潘懋元先生就指出,“30多年来,我国不复存在私立高等教育体制,乃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更由于这些经济成分在生产水平上的提高,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与发展就有其必然性。”民办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有利于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集资办学,广开财路,增办高校”;“有利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引进竞争机制,促进教育改革的深化”;“有利于开发智力资源,征聘所需师资”,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降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运作成本。所以,尽管民办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质量问题、盈利问题等,但是只要政府在目标质量上严格管理,在人事、财务上不要干涉过多,允许其自主经营,确认其社会地位,将民办高校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并给予适当的资助,那么,民办高校一定会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迄今,民办高校已逾千所,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他的倡议、参与和指导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也蓬勃展开。鉴于潘懋元先生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巨大贡献,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他“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理论奖)”的崇高荣誉。

三、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

按照传统的教育经济学的理解,经济的技术结构决定教育的层次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决定教育的专业结构。潘懋元先生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思想,另辟蹊径,根据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各种状况,将经济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析经济结构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从层次结构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大量的还是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专科层次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趋向低重心”。所以,他非常赞赏高等专科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培养专科层次人才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高等专科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他反对将专科划入低于本科的一个层次中去,“高等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或称第三级教育)系统中的同一个层次的两个并列的子系统。它们基本区别在于培养目标与规格,不在于年限与水平。”

在经济发展中,职业的种类日趋多样化,与产业结构、部门行业结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职业结构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影响引起了潘懋元先生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对于依据社会的热门职业而设置的热门专业,如经济信息、文秘、广告、证券交易、房地产经营等,他给予了充分肯定:“由于市场经济起调节作用,专业课程、教材往应用方面倾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高等教育脱离社会需要的弊端。”另一方面,对其中出现的某些偏颇,如自然科学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的削弱、师范院校的不被重视,表现了一定的忧虑,并希望在发展中加以克服。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启示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规模。这就决定了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制约高等教育各种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将要走的是发展区域经济与地方经济的道路,“如果说,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教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对于具有明显经济功能的高等教育来说,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更为重要。”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之一是发展区域与地方经济,因此,必须实行高等教育地方化,使高等教育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地方的文化科学中心;使高等教育管理的权限属于地方,并以地方财政拨款作为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他和邬大光教授看来,“高等教育地方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能够作出较为敏感的反应,可以部分地满足地方经济的需求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集资办学”,“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内部改革”,使高校与地方经济发展保持最密切联系,促进高等学校潜力的充分发挥。

就农村而言,随着农村经济、特别是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需求,潘懋元先生及时、敏锐地预见了这种需求,率先倡导并开展高等教育如何通向农村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忘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科教兴国‟战略不能不包括„科教兴农‟战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也不能不包括广大的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乡镇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存在着对高等教育的极大需求。……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求,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高等教育通向农村问题,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在他的指导下,一名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为题的博士论文。他们认为,“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并不是主张把大学办到农村,而是在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考虑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高校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服务等也要面向农村经济;要建立和健全促使大学毕业生乐于到农村工作的机制。同时,要探索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制度化教育形式。”可以预见,这些思想和建议,对我国高等教育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四、高等教育投资与经济效益

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国家、个人、社会等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如何,与其看他那庄严的誓言,不如看它的教育经费预算;教育事业计划能否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拨款。潘懋元先生认为,国家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教育的经济效益,虽然不能直接、立即体现在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却存在于社会之中;教育不仅有经济效益,而且是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国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是合理的。但是,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

担并不等于只能由政府承担。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经费,全部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这种单一的投资体制,大大限制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此情形下,“如果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势必挤占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费,影响义务教育的普及和职业教育的发展。”面对上述困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种种矛盾问题,潘懋元先生提出,“改革教育投资体制,多渠道筹集资金以充实教育经费。在中国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选择,也是人们所能理解的。”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体制应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集资为辅,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不断提高的学费额标准和奖学金受益面低、款额低的状况,潘懋元先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强调,“向大学生收学费,要充分调查研究一般家庭的承受力,不应只着眼于少数富裕家庭的收入。否则,许多有才能的优秀青年,将被排斥在大学门之外。”当然,民办高等学校的学费可以略高一些。

鉴于民办高等学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潘懋元先生呼吁政府从财力上扶持民办高校。他指出,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办学者的捐赠、学生的学费以及学校自身的收入。但在办学过程、尤其在发展过程中,似乎不应理解为政府不给予必要的资助。因为在中国,“当前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公有制以外的社会财力,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财团资财雄厚,个人的财力更为有限;收学生学费,则必须考虑一般工资收入者的承受力。所以,政府有一定的资助是必要的。”对于民办高校的营利性问题,他是这样看的:中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以营利为办学宗旨”,这是符合教育事业的社会性质的。但是,教育又有产品性的一面。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私人及私营企业投资办高等教育,可否以营利为目的,尚值得研究,不宜过早下结论。在另一方面,“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等于学校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公立高等学校,尚且可以通过营利活动筹集经费,何况私立高等学校。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投入了一定的教育经费,是否就一定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呢?潘懋元先生不以为然。他回顾本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流行时,许多国家受其影响,大量投资发展高等教育。但大规模的投入并未能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高等教育规模膨胀过快,一方面国家财力不胜负担,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严重。”也就是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其它社会条件,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非经济功用。在他看来,单纯追求教育的经济效益,也许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种特定条件下,有暂时的效果,但是最终将影响教育整体功能的发挥。与经济效益相比,教育的其它效益,往往表现为隐性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隐性的非经济效益将逐步发展为显性的联系,并将起着更为深远的作用。在他的倡导下产生了“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益观”之新思想:“教育的效益不只是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上、道德上、文化上以及社会的其它诸多方面。……社会进步,是社会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因而教育的效益也是综合的”。

他认为,高等学校自身的经济效益要讲,但更要着眼于社会效益,要讲国家的经济效益,以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作为衡量学校工作的准绳。他强烈呼吁,“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的整体功能与综合效益,建立可以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使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有所遵循,这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反映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需求和个人需求的适应状况。实现高等教育的供求平衡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客观要求。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增大,必然要求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联系的高等教育在专业结构、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教材上都趋向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任何高校所无法回避的。在学习他的有关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下述思想显得尤为突出。第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等意义上的需求,因而要求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多种功能,满足上述多种需求。第二,应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出发,保持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平衡。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只会加剧高等教育供求的不平衡,阻碍高等教育(供方)和社会、个人(需方)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对市场经济的“全面适应”和“主动适应”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潘懋元先生有关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指导思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日趋强烈。为此,潘懋元先生呼吁,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注意满足个体的高等教育需求。

他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21世纪,通过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既持高等教育与个体之间的供求平衡。他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然的趋势,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就现实来讲,“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既不应该徘徊不前,也不应该操之过急。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适度超前发展。”针对在我国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潘懋元先生置之坦然:其一,“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岗位,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高等教育水平的职业岗位必将增加;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那就不是只占据一个岗位,而可能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二,大学毕业生多了,可能出现“高才低就”,“从短期看,可能是一种浪费。但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看,未必不是好事。”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种不同于精英教育模式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式或新思路,因此,潘懋元先生强调指出,一方面,“不能用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学术方向与标准……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等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众化高等教育并不排斥而应包括精英教育作为它的组成部分”,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出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潘懋元先生提出了颇具创意的“节支”与“增收”的方法。“节支,就是采取非精英教育的消费水平以扩大高等教育”,在保证一定比例的精英教育条件下,发展类似国外的社区学院、成人高等学校、开放大学、远距离高等教育,以减轻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负担。“增收,就是发展私立(民办)高等教育,以吸收法人或私人投资和学生较高的学费。”他坚信,“在21世纪,教育消费将成为国民消费强有力的增长点,投资者也看好这一教育产业。”“如果按照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的性质,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投入,允许给予适当的回报,并加强立法管理,将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投入开辟一条重要的增收途径”,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顺利通过征途中的关隘。

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高等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一开始就受到潘懋元先生的极大关注。他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学起步较早,曾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近年来进展不大。他提出,研究高等教育的理论问题要从多学科角度进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学科领域。否则,难以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结论。他希望有更多的有

第五篇：在经济学理论下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

在经济学理论下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

摘要：当下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大学生就业体制市场化改革和社会整体就业形势严峻的多重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已从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学校问题上升为一个政府乃至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针对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就我国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产业结构、社会用人单位和大学生自身方面分析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 原因 对策 经济学

一、我国大学生的就业现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过快,超过了经济社会的承载力,也让老百姓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政府在高等教育的配套设施、制度建设、法制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另一方面,高校存在制度惰性,自身缺乏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的主动权、主动性同时也面临诸多的改革障碍,改革的余地狭小。面对日益复杂的就业市场,高效生产出的很多“产品”一大学生与市场需求脱节。在这种急速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供过于求,教育质量下降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急剧变化,原来大学生作为稀缺资源所具备的市场优势不复存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就业出现困难。

目前，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本来就大，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三峰叠加”的态势。中国劳动力需求现状是供大于求，而这个总体格局并没有改变就业压力持续加大、就业问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使得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环境更加严峻。

二、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经济学理论 1.劳动力供给与厂商使用劳动要素理论

厂商使用劳动力要素的原则以使其利润达到最大化为原则，即使所用要素的边际成本和相应的边际利益相等。在西方经济学中，劳动力要素的供给与其他要素的供给有着显著的不同，当工资的提高使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便会更加珍惜闲暇。因此，当工资增加到一定的高度并将继续提高时，劳动力供给量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2.产业结构中的弹性理论

在劳动者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各结构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影响劳动力要素供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弹性理论是判断各产业对劳动力吸收能力的标准有一种有效理论依据。当弹性系数越大时，该结构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越大，劳动力面临的就业机会也越多。因此，结构产业对劳动要素的弹性，明显影响着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3.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随着大学教育的不断普及，获得高学历条件的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进入高等学府积累资本，这使得高学历人才的数量日益膨胀，而仅有专业技能或体力的低学历劳动者的数量相对减少，最终导致此类劳动力资源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

三、大学生就业问题分析 1.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

对于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高，接受的教育较高，则劳动生产率也相应较高；反之，接受教育成度低，劳动生产率也较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只能通过长期的劳动才能得到评定，所以企业在招聘时并不容易知道其程度如何，但通过学历程度却可以大致评定其劳动生产率。因而企业不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对一个人进行长时间观察，然后再决定是否录用，增加不必要的信息交易成本。同时，获得学历信息比较容易而且是免费获得，节约了企业的信息成本，也能作为测量一个人的能力标准之一。因此，当高学历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其价值没有被损耗时，学历越高找到工作的机会也越大。在精英教育时代，大学毕业生属于高端人，并且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必须吸纳高端人才，发挥其技术才能，组织生产为企业创造价值，但由于这种稀缺性资源有限，因此，一度出现大学生供不应求的现象。

因为高校与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大学毕业生的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严重失衡，追其原因是我国高校的大量扩招。其主要表现在，第一，需要无实践经验大学毕业生的单位较少，而无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供给多。这导致报考公务员的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提高。第二，社会需求结构与大学毕业生的知识结构不匹配，由于高校专业设置和专业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刚性，而社会需求的数量和结构却在不断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导致一方面使许多大学毕业生无业可就，另一方面一些冷门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不能满足许多企业的需求，导致结构性失业人数不断增加。2.劳动力市场改革滞后

我国劳动人事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滞后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严重的多重分割,以户籍制度、人事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正式制度安排,使劳动力市场分割有了制度基础,它与非正式制度相呼应,形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殊形态。同时,我国城市内部还存在两个隐形的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市场,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用工市场, 另一个是在旧体制外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用工市场,带有完全市场化特征。这两个市场是两种用工体制,前者是体制内的,后者属体制外的。这对工资收入、劳动供给和工作流动有着重要影响。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之后的工资收入、工作条件、福利保障和升迁机会明显高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进入后者的大学生们的知识价值的相对“贬值”,其档案和户籍关系也就被“固化”了,向上流动十分困难,流动成本高昂。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滞后还导致非市场因素的大量存在,干扰价格、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非市场因素如劳动力市场上社会资本的滥用和严重的地域歧视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

总之,建设滞后的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市场化就业机制起着反作用,一方面国家把大学毕业生推向了市场,一方面又没能造就良好的市场环境,这就对大学生的就业选择产生的负面影响,强化了“一次就业定终身”的传统观念,一些大学生宁可选择“待业”或“失业”,也不匆忙就业造成了就业的恶性竞争,从而激化了就业矛盾,加剧了就业问题。3.社会用人单位观念不正

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用人单位是人才的需求者,是高校教育产品的最终消费者，用人单位通过对毕业生的考查考核，引入人力资本。企业引入人才是为了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实现企业的战略管理目标。大学毕业生是社会用人单位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原料”，用人单位将毕业生纳入到自己的行列中作为自己整体的一部分，这实际上表明社会用人单位是人才产品的消费者，通过对人才“消费”，用人单位使自己的社会生产更加有效率，社会产品的质量更高。可见大学生是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企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部分单位、企业的用人观念还未转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过分注重文凭。第二，生源地域歧视。第三，过分看重工作经验。4.大学生“扎堆”导致供求不均

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发展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政策方针。使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使得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带发展极其不平衡，也导致了“孔雀东南飞”的劳动力供给流动形势。紧跟经济的发展步伐，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沈阳等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主要集中了我国大部分高等院校，也因此导致了每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众多。同时，由于大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较中小城市发展速度快，使得大量企业多聚于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些地区吸引了各地劳动力来此就业。

大学生失业多是一种自动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而显性失业和非自愿性失业的少。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就存在一种“就业悖论”现象，主要表现在就业的地区结构性矛盾，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是大学生首选工作区域，环境好、收入高导致人才过剩。而西部边远地区及基层却表现冷淡，他们宁可失业也不愿选择这些地区，导致这些地区人才匮乏、缺乏竞争。

四、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对策 1.宏观经济层面的措施。

从长期坚持“经济增长优先”战略调整到“就业优先”的战略上来，从根本上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继续发挥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的配置作用，完善大学生就业市场体系建设，重点建设各种级别、各种门类的人才市场，减少对高等院校的行政干预。

2.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发展第三产业既是提升经济运行质量的需要，也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需要。民营经济在解决大学生就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急需高速素质的大学生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其灵活的管理体制与用人制度对大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应努力调整产业布局，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并积极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3.深化高校改革，不断调整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应将高等教育的重心从规模扩张转移到质量提高上来，同时还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建立与经济多元化相适应的多样化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使人才的培养呈现出多层次性、多规格和多元化的特征，从而使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一致，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首先，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就要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做到科学合理的设置专业。其次，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还应该建立并完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4.增加制度供给。

针对各经济区域的特征，应当采取相应的就业措施，以协调各区域就业人数的不平衡。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一系列与“自主择业”模式相配套的制度，如劳动人事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就业服务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加强对西部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和政策扶持力度，以优惠政策引进社会资本，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和就业环境；建立大学生就业扶持体系，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为创业者提供优惠政策，建立大学生就业基金会。5.树立正确的大学生就业观和企业的用人观。

大学生要注重提高自己在道德、文化、业务、身体、心理等各方面的素质，增强竞争力和自信心，要树立灵活就业的思想，淡化传统的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工作，捧“铁饭碗”的观念或“皇粮”意识，敢于到中小企业去，到民营企业去，到个体企业去，到西部去，实现多形式多方式的就业。

同时政府应鼓励企业树立理性的用人观，建立长效的用人机制和留人机制，克服在招聘用人问题上的短视心理和浮躁情绪。不要一味地追求高学历，要使自己的人才结构达到一个合理的配置，形成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生产力要素的最佳组合。同时，企业也要重视人才储备的建设，培训更多的后备力量，使自己的企业后劲十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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