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查报告.docx卢娇娇

第一篇：关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查报告.docx卢娇娇

关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查报告

公司治理结构是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众所周知，强化公司治理的目标在于提高投资者对于公司经营者行为预期的稳定性，提高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吸收更多的投资。同时，建立一种机制，使公司在变大以后还能有效率地进行决策。以法律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规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公司内部权力进行分配、建立惩罚机制等方式，使公司治理结构能够自我实施。我国国有企业需要或正在进行公司制改革。而就目前状况，我现行公司的治理结构效率是较低下的。中国经济处于转轨过程中，新的经济体制尚没有完全建立，旧的经济体制依旧发生作用，使得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面临的现实背景极其复杂：（1）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政府的行政干预在短期内不会改变；（2）由于各种特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旧的利益格局的牵制和阻碍，我国虽然建立了专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但其职能还远未到位；（3）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市场信号迟钝或失真；（4）银行商业化进程缓慢和银行贷款的软预算约束；（5）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普遍建立起来，工人就业刚性依旧存在；（6）企业中党组织、工会、职代会角色和定位尚未解决。

如何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我国企业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受到理论界、经济界的普遍关注。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是靠一系列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安排来保证的，这些组织与制度安排，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司治理结构。它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营者集团的组织与制度安排。由于公司的支配、控制、管理、运营的各项活动主要集中在董事会，公司治理的核心在董事会，因此，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也主要是指董事会及其与股东、与高层经营管理部门的关系。在实践中，一般也是把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工作重点集中在董事会的建设上。

目前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还存在着以下的问题。

一、我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很不合理

所谓股权结构，实际上是指股东的产权结构，即公司股东权益的构成和分布状况。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在股东产权与法人产权既分离又联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其设置状况是否合理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在设计公司治理结构时，应当首先设置一个合理的股权结构。主要表现在有些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公司拥有一个绝对的控股股东。有些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并且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拥有一个相对较大的股东，同时还有其他大股东。流通股权比例低，还有绝大部分不能上市流通。非流通股权过于集中，出现了“一股独大”的现象。流通股也过于分散，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过小。上市公司的股东通常为一家控股公司，而非自然人。

二、对小股东的保护很弱

由于我国股权的集中程度很高，导致出现的“一支独大”的现象，大股权的实力远远超过了其他股权。小股权的实力无法与大股权相竞争，正如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道理一样，因此出现了大股吞小股，小股被吞食。很多小股无法存在，也最终导致了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再加上我国对公司的保护力量还不够，一些相关的制度也还没健全，这一现象根本不可能得到抑制。

三、公司的相关组织结构没有发挥相关的作用

我们最常看到的情形是：经理们非常喜欢把人们放在组织结构框图里。他们把这些框子搬来搬去，重新整理和排列，并且每一次搬动都把它称为“组织再造”或者“组织变革”。甚至经理们认为这样还不够，他们希望人们能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框子里。更多的经理人把组织结构当作地盘来划分，形成了各自默认的利益关系。这些现象使得组织结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了管理的桎梏和内部利益分割的工具，这是百害无益的事情，必须纠正过来。加强公司治理的目的并不是要剥夺公司治理博弈参与者的权利，尤其是股东方或管理层的权利，而是对所有的权利加以制衡，建立起对权利的监督机制。权利的分配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对权利进行监督与制衡。我国公司法力图通过事前的干预防止内部人滥用权力。但这种方式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者，谁来激励监督者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监督者的监事会等一方面因缺乏监督而有可能滥用权力，另一方面因其没有得到相应的激励而不进行监督，或者被作为被监督者的管理层廉价地收买。第二个问题是没有考虑到权力被滥用后，受到损害的当事人的救济方式，或者说救济方式不充分，因此，作为博弈一方参与者的公司管理者滥用权力的行为是没有机会成本的，而这种预期一旦形成，管理层就会按照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使用其所获得的权力，公司无法符合所有者利益的方向发展。因此，事前干预的方式，因其缺乏自我实施机制而无法持久运行。

四、脱离开企业产权制度，空谈治理结构的倾向

产权制度问题与治理结构问题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产权制度是经济关系，是基础；而治理结构是上层建筑，它必须与产权制度相适应。但是，在研究工作中，对两者的内在联系注意不够，往往把它们割裂开来，分别进行研究。目前在公司治理结构研究中，我们比较多地照搬外国特别是美国企业的治理结构经验，而对于我国企业的产权结构的发展趋势考虑得却很少。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我国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必须改变，否则难以解决政府干预过多、政企不分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多年累积形成的现实的产权状况，提倡和推进国有企业之间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在此基础上实现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起同这种产权结构相适应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公司治理结构。

五、忽视利益结构影响组织结构

一个合理的利益结构，才能真正维护所有者的利益。如果单纯地强调所有者的利益而不去研究、建立合理的利益结构；不去正确处理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所有者的利益也不可能得到维护。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决定因素。地主拥有了土地所有权，他就几乎拥有了一切，农民难以维持温饱，劳动成果均被地主占有。近百年来，现代企业产权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内部的利益结构多元化、复杂化了，个人产权在利益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已不像过去那样绝对，从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已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所有者把经营大权交给他人去掌管，所有权和经营权才有可能真正分离，形成能与所有者相抗衡的，具有独立利益的经营者集团，引起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结构关系的焦点发生转移，经营者在企业利益关系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所有者所占份额相对缩小。与此同时也在改变着企业的组织结构。利益关系在不断调整，结构在不断变化。

六、现代公司与委托代理之间存在着矛盾

利益不一致：委托人投资于企业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而代理人却可能利用他们控制企业资源的优势谋取个人效用最大化。责任不对等：代理人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但不承担盈亏责任，委托人失去了经营控制权，但最终承担盈亏责任。这种责任的不对等，极大地弱化了对代理人的制约，增大了决策失误的危险性，使得代理人可能不负责任地决策，反正亏的不是他自己的资产。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与代理人掌握的企业生产经营的信息和有关代理人本身情况的信息极不相同，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再加上利益的不一致、责任的不对等，使得掌握经营控制权的代理人既有可能又有条件欺骗委托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委托人还很难监督和约束代理人。契约不完全：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但由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信息的局限性等，使得契约总会有漏洞，有考虑不周、估计不足的地方，有空子可钻。因而委托人不可能通过订立一个完美无缺的合同有效地约束代理人的行为。

针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我们必须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优化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治理结构，离不开产权制度的改革。在中国企业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为解决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不对称问题，国有企业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基本发展逻辑都是从单一的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向多元混合产权结构转化，并通过市场的方式逐步加以实现。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机构投资者的成长和大型国有企业自身状况的改善，会有更多的大型国有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并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产权变换不等于治理机制一定会改善，而实际上竞争也是保证治理改善的先决条件。产权变换不会给企业带来生与死的抉择，竞争才带来生与死的抉择，在这种抉择下，企业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改善治理机制，生存下去，二是被市场竞争淘汰。要实现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在改革中就要妥善和注意处理好以下的一些问题：（1）将政府持有国家股为主的股权结构转变为以法人持股为主的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模式，减少持有的国有股比例，大力发展各类基金和民间投资机构和企业相互重组，大力发挥银行的作用；（2）为完善治理结构，应改变目前由政府任命经理的状况，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对企业经营者的制约与监督，真正发挥股东大会的作用，优化董事会的结构，强化监事会的作用，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国有产权多层次代理体系，提高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效果和代理效率；（3）要构造对企业经营者及职工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采取和推广“年薪制”、“股份期权”等办法对企业实行激励；（4）发展和完善经理市场、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发挥市场规律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

建立内部监管，外部监管相结合，以内部监管为主的公司治理结构是较为合适的，必须改进内部监管机制。主要措施：（1）法人相互持股，形成企业集团。按照产业关联和用户持股的原则设计法人相互持股模式，一方面可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另一方面大股东了解内部信息，可直接监管，较好地约束经理人员。（2）建立主银行制度。公司以一家银行作为自己的主要贷款行，并接受其金融信托及财务监控的一种银企结合制度，遏制控股公司的权力，在信贷业务中及时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特别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可以立即接管控制权。当然，首要的条件是银行的商业化以及具备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技能。（3）强调工人参与。《公司法》规定董事由股东大会选聘，这与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相矛盾。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德国的工人参与制度，工人通过职代会选举董事，在董事会中发挥作用，可以克服职代会制度流于形式的弊端，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人力资源，加强交流，便于正确决策。（4）改组董事会、监事会，实行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

分离，减少董事和经理的相互交叉任职，使董事会更好地履行监督和控制职能。改变目前监事会软弱的状况，提升监事会地位，使其真正具备监督董事、经理人员的职能。（5）完善经理激励机制。目前不具备条件改变党委考察任命经理制度，因此激励机制的选择显得十分重要。可以按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经营业绩确定其基薪收入、风险收入，设置高退休金计划鼓励经理长期为企业效力，设置“职位消费”使经理的隐性收入显性化，同时注重精神激励，发挥对经理人员的成就感、挑战性等激励因素的作用。

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外部环境。国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为公司的结构的建立创立良好的条件。

尽管所提出的建议还仅是一种思路和框架，我们必须指出，探索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以科学、积极的态度，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促进这一过程的发展，则是我们一项重要的任务。

第二篇：如何完善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全面构建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内容提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对传统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而构建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实行公司制的核心。自中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颁布实施《公司法》以来，特别是经过各方面试点，我国新的公司制企业大量形成。但是，由于受体制转换的制约和操作缺乏规范的影响，目前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我国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将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也面临着加 入WTO的国际化挑战，因此迫切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改革政 策，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转变，加速企业体制与国际接轨，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一、企业治理结构的基本概念

“企业治理结构”。

简单地说，企业治理结构研究的是各国经济中的企业制度安排问题。这种制度安排，狭义上指的是在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条件下，投资者与上市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控制关系，广义地则可理解为关于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文化和制度安排，界定的不仅仅是企业与其所有者（shareholders）之间的关系，而且包括企业与所有相关利益集团（例如雇员，顾客，供货商，所在社区，等等，统称stakeholders）之间的关系。这种制度安排决定企业为谁服务，由谁控制，风险和利益如何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分配等一系列问题。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是企业绩效最重 要的决定因素之一。

从提高企业绩效的角度来看，企业治理结构所要研究的问题，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经理层、内部人的利益机制（The Incentive Issue）及其与企业的外部投资者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兼容问题；这里既包括经理层的激励控制问题，也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这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第二类是经理层的管理能力问题（The Competency Issue），亦即由于 企业领导层（总裁、董事会）的管理能力、思想方式与环境要 求错位而引起的决策失误问题；管理学家往往对此更为关注。

从利益机制的角度来看，企业治理结构改革所要回答的是什么样的企业制度最有利于“确保投资者在上市企业中的资产得到应有的保护和获得合理投资回报”的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如何保证外部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被企业的“内部人”（经理层和占有控股权的大股东）侵吞的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受雇管理企业的经理在工作时一般不会象业主那么尽心尽力。1932年，爱德夫。伯利（Adolph Berle）和嘉得纳。弥恩斯（Gardiner Means）对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后产生的“委托人”（股东）和“代理人”（经理层）之间的利益背离作了经济学的分析，奠定了“代理人行为”的理论基础。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背离和信息成本过高而导致的监控不完全，企业的职业经理所作的管理决策就可能偏离企业投资者的利益。例如，投资者的目的是投资利润最大化，而职业经理往往追求企业规模的最大化，这不但是因为经理人员的报酬在实践上与企业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而且是因为规模和成长本身所带来的权力和地位。与此相比更为有害的是代理人的监守自盗现象，在企业管理上表现为各种侵蚀委托人利益的“代理人行为”。例如，经理人员用“转移价格”的方法，以低价将企业资产出售给自己所持有、控制的其它公司（或以高价收购），给自己支付过高的薪金和反兼并“金降落伞”，扩张各种不正当的在职消费，等等。

由于这种“代理人行为”可能的存在，一个国家的企业治理结构对于作为“委托人”的外部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有效与否，不仅影响到投资者与经理层、内部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该国的经济发展。如果外部人（即“广大股民”）的投资权益得不到足够的保护，他

们就不会投资，或不会充分投资，社会的新生企业就难以得到足够的起动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企业内部的投资项目才可能筹集到所需的资金。但是，企业内部的最佳项目往往不是社会最优项目，其结果，不是社会总投资低于最佳水平就是社会投资项目的选择次优。属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资金市场结构问题（如企业资金来源以股市为主还是银行为主；企业的股权结构问题），上市企业的管理和资讯披露问题，企业控制权市场（兼并与反兼并）的管理问题，经理层的报酬方式和标准问题，经理与董事的人力资源市场的有效性问题，等等。从管理能力的角度来看，企业治理结构要研究的是应当如何构架企业内部的领导体系以确保企业的关键人事安排和重大决策的正确有效问题。管理学的研究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对经济利益的认识和决策方案的分析不可避免受到个人经验背景和认知模型的过滤和折射。而且，主导人们行为的不但有对未来经济利益的预期，还有人们的习惯，情感、知识结构、兴趣爱好和种种下意识的心理活动。分析经济利益对改革企业治理结构非常重要，但不完全。很多时候，人的决策所依据的并不是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的计算，而是出于对过去习惯了的行为偏好的剪不断的感情眷恋，出于不愿正视痛苦现实的自欺欺人的心理趋势，出于对亏损项目“再追加一点投资也许就能挽救过来”的一厢情愿的“承诺升级”（escalating commitment to a failing course）幻想，等等。从管理活动的实践来看，大多数企业的失败是一个漫长的衰亡过程。除了金融企业以外，可以说大多数企业的垮台都是拖跨的。在漫长的下坡路上，发生变化的往往并不是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而是主管总裁的认知模型。这种由于认识问题，由于认知模型刚性化所造成的决策错误，并不是利益机制机制的调整所能解决的。经理人员的“代理人行为”仅仅存在于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上市企业之中，而“认知模型错位”问题则存在于所有的企业之中，包括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私人企业。属于这一类的问题大体有：组织的衰亡过程与原因；企业决策体制的设置（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工作程序；对一把手的制度约束，等等），核心人事安排（总裁、董事、高层主管的选拔，高层领导班子的构成，总裁的管理生命周期，总裁和董事的评估和撤换程序），等等。

二、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一）现实缺陷

1、所有者代表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比较突出。由于改革的早期主要是考虑向企业下放经营权，因此存在一种股东消极主义，即削弱股东权利和作用的倾向。在改制过程中往往还存在着内部人控制之下的一股独大的现象，根据表决权的规定，可以使相当一部分侵犯其它中小股东利益的作法得以合法通过，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代理人问题或者说内部人控制问题是相当突出的。

2、监督、制约功能形不成合力。随着上市公司、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出现了问题，甚至是相当恶性的问题，各个方面都感觉需要加强监督和制约机制。在企业财务上，国务院向大型企业派驻特派员，然后逐步演变为外派监事会牷在企业高管人员的任免上，加强了上级党组织对其监督和评价的功能牷战略决策则仍旧主要由经理层来决定。从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经验上来看，对财务和经营负责人方面的制衡、制约机制与对公司的战略决策的监督制衡作用还没有结合在一起。我们注意到当前的制衡作用有了进步，但还是分离的和不够完整有效的。

3、我国公司治理结构还有很多不到位的方面。例如：对利益相关者参与权的规定还不到位牷管理层的激励机制问题引起了广泛注意但尚不到位牷会计准则和审计服务有了不少改进，但从维护股东利益、信息披露的角度看仍不到位。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还会产生很多连带现象。一些最早在国企改制上市公司中所发现的问题，后来在民营企业中有着诸多的效仿。市场上出现了控制权的争夺，一旦有了控制权则可效仿前例去侵犯和掠夺中、小股民。总体上讲，中、小股民的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因此也很难要求市场上的中、小投资者以企业效益和投资回报为尺度进行理性投资。尽管目前有了很多进步，但仍需要有更多的基础建设和监管方面的实际行动，才能真正使广大投资者信服，在这之前，市场上短期获利的投机动机仍旧会占较高的比例。资本市场上有一些实例，如当前大家相当关注的“郑百文”例和“猴王”例，它们的问题有多方面的起因。如果我们头脑中有明确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那么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起因和不良行为都可以归因为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严重缺陷。

（二）立法的缺陷

1、股东会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首先，国有股权比例高导致治理效率低下。在我国股份公司中，股权高度集中，为各级政府所控制的国有股比例高达44．9%。这表明政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有足够的控制力。这种控制虽可保证国有股的控制地位，但其不仅会造成新的“政企不分”，而且会造成治理效率低下。有研究表明：“国有股份占比例越高的公司，其治理效率越差”； [8] 其次，国有股权代表不确定，国有股权难以得到很好维护。我国《公司法》对谁有资格作为国有股权代表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依《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规定》第13条办理，将此项权力赋予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从而不仅使国有股权代表的确定具有随意性，而且由于国有股权代表缺乏作为所有者的利益驱动力而不会很好地维护国有股股东的利益；再次，大股东控制股东大会，对小股东利益保护不力。虽然《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股份有一表决权”，股东大会决议的投票规则实行过半数规则。但实践中的运作和立法规定却大相径庭。例如，截至1998年9月26日，我国沪深两地证券市场A、B股的发行总额为1764.19亿股，上市总额为521.11亿股，两地公众股占股本比例平均为29.5%，即低于1/3。这就意味着在对拟议中的股东大会决议进行投票时，即使小股东都投反对票，大股东仍可投赞成票强行通过决议。（第129页）既然小股东投票无用，（实质意味着他们难以加入公司治理结构），他们就会不再关心投票，转而关心股市。结果必然导致其用为股东的心理预期下降，其作为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上升。此外，《公司法》对诸如股东表决权的行使程序和股东诉权等问题也规定不明或干脆无规定，从而使其可操作性很差，股东权利难以真正落实。

三、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则和措施

（一）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则

以利益相关论为指导，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应遵循下列原则：

1、效率优先，利益兼顾原则。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效率原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一项重要原则。没有效率作基础，其他价值目标就很难实现。即使能够实现，也是低水平的，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各项原则中，应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公司治理结构体制也不例外。“现代公司法弱化股东会的作用，强化董事会的功能的发展趋势就是公司法贯彻效率优先原则时的直接反映。”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代公司乃是一利益共同体。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也应兼顾各方的利益，使其不受侵害地都能得到充分实现。既要考虑到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也要考虑到非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还要考虑到债权人利益乃至社会公共利益。其中，特别需要重视的是股东利益、职工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这一思想应在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中反映出来。

2、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原则。权力分立原本是资产阶级国家宪法确立的一项政治原则。它有效地解决了资产阶级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配置问题。现代公司是现代国家的缩影。公司法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架构一部“宪法”，以界定公司权力配置，即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构（经理为董事会的辅助机构），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该三机构分别行使决定权、业务执行权和监督权，各司其职，不受非法干预。我们知道，权力必须受到制衡，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集权，那是对民主的破坏。更为严重地是权力不受制衡必然会导致腐败。公司内部权力的架构和运作也应遵

循这一原则。公司内部的权力制衡可分为两个具体的方面：一是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制衡关系；另一是监事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制衡关系。这两方面制衡的核心就是要界定和限制公司权力中枢——董事会和高级经营层——的特权。权力制衡的目的是要维护经营者利益与股东利益、职工利益和公司利益之间的平衡。实质是要在效率前提下谋求公平。

（二）如何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

1、加快实现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

当前，一些改制为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的公司制企业，在法人治理结构上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甚至出现了不少“翻牌公司”。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投资主体未发生明显变化，股权过于集中。根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应当加速推进对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逐步淡化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强化企业制度的市场适应性。当前，需要加快实施国有股减持、国有资产变现和开放投资限制等措施，鼓励更多的非国有法人资本、境外资本和民间资本投向国有企业，降低企业中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促进公司股权多元化。同时，要推动企业间的相互持股，特别是产业关联性较强的企业间的股权置换，也可考虑将部分企业间的债务转换成企业间的持股，改造部分国有独资和控股公司，形成公司内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制衡机制，从而为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创造条件。

2、大力推进政企分开

实现政企分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司治理结构合理化的前提。近几年来，随着政府和党政机关与直属企业脱钩，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已得到了一定调整。但是，由于实现政企分开不仅需要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涉及到政治体制方面问题，因此难度很大。许多企业反映政府部门的审批范围在扩大，针对企业的文件、会议太多。当前，应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继续深化党政机构改革，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从而有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为此，一要转变党政机构的职能，使政府部门着重于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和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改变过去专注于干预或支配企业的行为。同时，政府部门对经济调控的范围应面向全社会，而非专注于国有企业。二要在国有资本出资人与企业法人之间作出制度安排。一方面，国有企业改制后应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拥有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经营；另一方面，通过出资人代表对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的公司依法行使所有者职能，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三要彻底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干部身份，从而改变党政部门对企业的行政指挥和监督。

3、充分发挥“新三会”的作用

实行公司制改造的目的是打破传统的企业制度模式，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国际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是公司制企业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称为“新三会”。但是，党委会、职代会、工会“老三会”在体制转换中仍发挥着作用。由于新老三会并存，造成机构重叠、多头领导，既影响工作效率，也使公司在治理结构上难以规范。因此，应当按《公司法》要求尽快解决新旧制度的交叉，老三会与新三会的相近职能应逐步向新三会转移、并轨，着力发挥“新三会”的作用。一时难以规范的企业，可考虑实行一套人员、多块牌子的办法。当前，特别要充分发挥董事会对公司重要问题的统一决策作用，即在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决策中心。要建立规范的可以追究董事责任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实行集体决策、个人负责。要积极吸收外部董事参与董事会决策，提高决策水平。董事会依法作出的决策，政府部门不应再审批或干预。

4、全面推行经理人员选聘制度

目前，我国国有独资和控股公司中绝大部分经理（厂长）仍由政府主管部门和党组织任命，既影响了实现政企分开，用人责任不清，也阻碍了经营者市场的形成。同时，一些改制后的企业，经理人员的收入也难以真正与经营业绩挂钩。为此，必须深化改革，加速将政府部门和党组织对经理人员的任命制改为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选聘制，发挥市场对经理人员的配置作用。要建立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经理人员的报酬与经营业绩挂钩，使经理人员的行为更加规范。

5、扩大对企业集团经营国有资产的授权

组建和培育大型企业集团是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优化企业组织结构的重要方式。随着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应当扩大和深化对企业集团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试点，使企业集团母公司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依法行使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 管理者等权利，并承担国有净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另外，要理 顺企业集团母子公司体制，母公司负责推进整个集团制度建设。集团的子公司、孙公司一般应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集团母公司依据《公司法》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行使出资者的重大决策、选择经营者和资产收益等权利；母公司向子公司派出董事或产权代表，通过子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参与子公司的经营。针对目前政企关系难以完全理顺的现状，应赋予集团母公司更多的权力，建立起“防护墙”，保护子公司、孙公司按规范的公司制要求进行改造，并积极推行股权多元化。同时，母公司要加强制度建设和功能建设，提高决策能力和资产经营能力；尤其要加强对整个集团制度化的控制能力，对子公司的发展规划、投融资决策和对外担保实施有效的管理，防止内部失控，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

参考文献：

[1]詹小洪;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概观(上)[J];改革;1994年06期;

[2] 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相同?[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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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桑百川;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选择[J];管理现代化;1995年04期

[5]赵晓彪;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探析[J];管理现代化;1995年05期

[6]吴厚庆;;我国国有公司治理的现状及完善方略[A];国有经济论丛2001——“企业家与专家高层论坛：国企]改革新思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1年

[7]方韧;;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分析[A];首届贵州法学论坛文集[C];2000年

第三篇：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研究

关键词：公司治理 内部治理 外部治理 人力资本

内容摘要：论文拟对我国公司治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就我国应如何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公司治理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对于公司治理的内涵并没有一致的认识，而是从不同的方面或角度来回答，总的来说关于公司治理的定义主要有两种视角：一种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的公司治理，该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吴敬琏、张维迎等；另一种是基于共同体论的公司治理，OECD的《公司治理原则》是典型的建立在共同体论的基础上。

其实，公司治理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司内涵的发展变化，公司治理不仅要解决公司管理者与公司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各利益相关者。因此，公司治理定义可界定为以解决公司管理者与公司股东之间代理问题为目标的构建公司管理者、公司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制度安排。

我国公司治理的现存问题

（一）内部治理有限

股东大会流于形式，不能对董事会进行有效约束。我国现阶段的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背离了公司治理结构制度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要求，股权过分集中在国家手中，且不能流通甚至把董事会凌驾于股东大会之上，出现“用手投票”失灵现象，并实际损害小股东的权益。

董事会功能不健全，运作不规范。我国上市公司中70%的公司董事会的任命与解聘直接来自于上级的行政命令而非董事会，由此造成董事会构成不合理，独立董事所占比重小，多数为内部董事组成，这样的董事会独立性不强，现实中的董事会成员与执行层人员高度重合，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董事会下设的各种委员会没有有效建立和运行。

监事会监控力度小，制度不健全。我国公司监事会的设立处于和董事会并行的地位，直接向股东大会负责，主要职责是监督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的行为。但是，实践中监事会的功能都很有限。监事会仅有监督权而无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更无董事和经理的任免权。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往往以股东价值为导向，相对重视董事会的职能而忽视监事会的作用，对监事会的运作则规定得相对简单，监事开展监督活动难以在法律上、操作中找到可行的依据，监事会是我国公司监督治理中最薄弱的环节。

报酬构成单一，经理人员激励与约束不完善。经理激励机制的核心是协调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利益，以尽最大可能减少代理成本，实现股本利益最大化。我国大多数公司报酬构成单一，缺少长期激励作用的股权激励，这样容易造成管理人员做出不利于股东利益的短期行为。

（二）外部治理有限

我国公司外部治理的作用尚不完善，外部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由于国有股及法人股的流动性差，采用并购方式对公司进行的监控作用有限，往往无法形成对管理层的并购约束。同样，流通股票的比例较低，使股东“用脚投票”进行公司治理可能性减少。尽管公司的负债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银行和金融机构，但债权人作为利益相关者没有相关法律依据规定对公司进行监控。经理市场的发育不良使经理市场对经理的制约作用有限。此外，公司治理的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也不完善。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公司治理仍然存在许多迫切需要改进的问题，新公司法引进了很多新的制度，在公司治理上也作了调整，该调整对于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现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不足之处。

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

股东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加强和完善股东大会的权利和职能；完善了股东大会的召集和主持制度；改进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制度，并扩大了救济范围，并改变了救济方式。董事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完善董事会的表决制度；对法定代表人制度进行了完善和对董事长职权作了制约；完善了董事会的召集与主持、召开；对董事的选任也做了调整，规定上市公司须设立董事会秘书和独立董事。

监事会法律制度的完善。监事会的职权得到扩大和充实，监事会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有了保障；对监事会组成作了变革；完善监事的运行，保障了监事会会议的顺利召开。

对公司中小股东法律保护的完善。规定股东的提案权和累积投票权，扩大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完善了股东诉讼制度，此外，股东还享有解散公司的请求权。

对控制股东、公司经营者的约束和激励制度的完善。针对我国控制股东滥权的现象，规定了对控制股东的制约制度和控制股东的义务及责任；健全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和责任制度，新公司法对追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责任的程序做了保障。

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建议

（一）监事会与独立董事重叠的问题

新公司法正式确立了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而我国引进独立董事的目的主要是因为：首先，缓解“一股独大”的现象；其次，由于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失效，为了另辟蹊径，求助于独立董事制度的引进。但是，我国目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市场，我国的独立董事主要来自于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而不象英美那样主要来自于企业的管理人员。此外，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为大股东以及大股东控制的治理机构提名和选举独立董事提供了可能，大股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会选择有利于反映自己意志的人员来担任独立董事，所以，很多独立董事都是“花瓶董事”。由此，独立董事的提名、选聘、薪酬都受控于大股东的手中，独立董事自然也就难以做到真正独立。

此外，我国在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同时，保留了监事会制度。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的实质，都是公司内部的监督制度，从职权上看，二者也存在部分交叉和不明确之处，两者的职能存在诸多重叠。职能重叠意味着大家都管，大家亦可都不管，造成权责不明。如果发生问题，监事会和独立董事要么互相争权要么互相推诿责任，结果是两种监督机制都不到位。

（二）重新构建董事会制衡格局以加强董事会的职能

上文笔者建议舍弃独立董事制度，由此，对董事会的监督就更是重中之重，虽然公司法第50条、109条均有规定，但是仍可继续完善：

可以对经营管理层人员建立信誉登记制度，定期向外公布。建立高管人员人才库，把合格的人员纳入人才库，并决定他们的薪酬计划，这样既可以对那些信誉好的高管人员给予精神上的激励和物质上的保障，而对那些信誉不好的高管人员则可以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要改变由于“一股独大”带来的董事行政任命方式，从董事产生机制上保证董事会行使职权的独立性。

确保公司董事会成员与经理人员不能过分重合。很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兼任着经理，董事会对经理层的制约就逻辑地演变为自我监督，这种监督方式几乎只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因此要强化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独立性。

（三）优化股权结构

首先，可以通过鼓励公司的战略投资者投资，以改善公司现有股权结构。其次，扩大培育机构投资者队伍，包括各类投资基金、保险机构、信托机构为主的专业性金融机构。最后，对不需要不适合国家控股的行业，国有股要逐步退出，通过国有股的回购、转换、转让、减持

等方式达到优化股权结构。

（四）完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

完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重点要保障公司所有的财务信息及时、相关和可靠，这样能有效减少治理基础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因此，本文认为，可从以下视角完善人力资本管理：第一，强化人力资本的约束机制，防范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第三，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本监督机制，既要加强内部监督又要加强外部监督。第二，完善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制定合理的薪酬模式，使人力资本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使用。

参考文献：

1.宁金成.公司治理结构[M].法律出版社，2007

2.李明辉.公司治理全球趋同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周金泉，陈东.21世纪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J].兰州学刊，2004（2）

第四篇：关于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思考

关于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思考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涵义

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又译为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不仅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例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的责任和权利配置，而且明确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

公司治理问题，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热衷于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公司治理问题引起极大关注的深刻背景是，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治理的标是降低代理成本，使所有者不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同时又保证经理层能以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公司治理结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是指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控制关系，包括公司董事会的职能、结构，股东的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是指关于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和利益分配的所有机构、制度、流程和文化的安排。它所界定的不仅是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还包括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一般所讲的公司治理结构都是指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治理主体，即谁参与治理，现代治理结构理论认为，企业治理主体就是利益相关者；二是治理客体或治理对象，治理结构着重解决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关系，尤其是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分配；三是治理手段，对法人治理结构来说，要达到合理索取权和控制权，必须具备一定的程序和机制，常见的有表决程序、利益分配程序、人事任免程序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机构。

公司治理结构要解决两个涉及公司成败的基本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投资者（股东）的投资回报，即协调股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二是企业内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协调。这包括对经理层与其他员工的激励，以及对高层管理者的制约。

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模式

亚洲的家庭式治理模式：在东南亚国家、台湾和香港等地区，许多大型公众公司都是由家族控制的，表现为家族占有公司的相当股份并控制董事会，家族成为公司治理系统中的主要影响力量。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主要股东的意志能得到直接体现，这种模式也可称为股东决定直接主导型模式。但其缺点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大量资金从家族那里是难以得到满足的。在保持家族控制的情况下，资金必然大量来自借款，从而使企业受债务市场的影响很大，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便反映出该模式的弊病。

日本和德国的内部治理模式：在日本和德国，虽有发达的股票市场，但企业从中筹资的数量有限，企业的负债率较高，股权相对集中且主要由产业法人股东持有(企业间交叉持股现象普遍)，银行也是企业的股东。这些国家的公众公司主要由少数几家大股东控制着企业。在这些企业里，银行、供应商、客户、职工都积极通过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等参与公司治理事务，发挥监督作用。这些银行和主要的法人股东所组成的力量被称为“内部人集团”。英国和美国的外部治理模式：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企业的特点是股份相对分散，个别股东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银行不能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允许代理小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机构投资者虽然在一些公司占有较大股份，但由于其持股的投机性和短期性，一般没有积极参与公司内部监控的动机。这样，公众公司的控制权就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即在这样的情况下，外部监控机制发挥着主要的监控作用，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自然相当发达。这种治理模式被称为“外部治理模式”，也被称为“外部人系统”。

就我国情况而言，私营企业的股份公司较多采取家族式的治理模式，但对占我国上市公

司80% 的由国有企业改造成的股份公司来讲，既不可能完全采用“日本德国式的内部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完全采用英国美国式的外部治理模式，而必须同时加强发挥内部监控、外部监控和激励约束机制的作用。因为我国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相对并不发达，国有资产所有者并未完全到位，出资人对国有企业的约束也相对较弱。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积极意义

1、决定着企业运作的质量。世界银行行长吉姆沃尔芬森曾指出：“对世界经济而言，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像健全的国家治理一样至关重要。”坚守良好的公司治理准则，也能够增强投资者对投资该公司的信心，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最终能够吸引更稳定的资金来源。2、是企业发展的关键。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 ·诺斯曾经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要保持经济组织的效率就需要建立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也是企业能否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

3、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1999 年5 月，由29 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理事会正式通过了其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它是第一个政府间为公司治理结构开发出的国际标准，为各国政府部门制定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和监管制度框架提供参考和指导。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唤醒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的重新认识。

四、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对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有最终决定权。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不少公司股东大会的实际职权非常有限，有的甚至形同虚设。

2、董事会“不懂事”。在部分企业，作为公司常设决策机构的董事会作用的发挥还有不少缺陷，与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对董事会的要求很不适应。

3、独立董事“不独立”。独立董事的特殊性在于其独立性，丧失了独立性，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目前部分企业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体现尚不明显。

4、监事会“不监事”。一些公司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监事会有名无实，没有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5、新老三会“关系不顺”。“新三会”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老三会”即党委会、职代会、工会。目前一些企业新老三会关系不顺，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难以体现。

五、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设想

（一）总体思路

1、权力分离与制衡是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首要前提。通过落实权力分离（原始所有权与法人产权的分离、法人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权力制衡（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层、监事会之间）的具体举措，避免出现国有资产处置不当（流失）、“内部人”控制企业的现象。

2、理顺国有企业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环节。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必须正确处理“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与“新三会”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组织的职能定位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进而充分发挥“老三会”和 “新三会”的积极作用。

3、创新国有企业选人用人机制是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确保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者以及经营者依法行使用人权得以落实，推进“四个转变”即：准入标准向市场和出资人认可转变；选拔方式向市场化配置方式转变；任用程序向依法分层分类聘任转变；管理方式向职位职责契约化管理转变。

4、规范议事规则和办事程序是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解决一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重点在流程和程序的规范。在明确权责边界的基础上，要

重点规范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议事规则和办事程序，使法人治理结构的运行制度化、具体化、流程化。当前，要重点研究建立董事会集体决策及可追溯个人责任的议事和决策制度、出资人选任和考核董事会成员、董事会选聘和考

第五篇：关于我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转型的建议.

关于我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转型的建议

一、我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现代企业制度非常不规范,股东权利缺乏制衡,董事会、股东大会虚设。尽管企业的总体产权明晰,但在其创业的企业成员之间的产权界定不明晰,容易导致分配出现问题,并最终影响企业的稳定和长期发展。大股东一股独大,小股东的利益难以保证,很多公司根本没有报告,也不召开董事会议,监事会不健全。董事会、股东大会只是一种形式。

(二家族式管理盛行,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优秀人才外流。

家族成员在企业中占统治地位,没有脱离家族管理模式。不仅有限责任公司如此,即使是股份有限公司甚至上市公司仍然如此。由于创业的艰难,民营企业家更看重今日得来不易的成果,不相信世上真有大公无私的职业经理人的存在,表现在重要岗位上都由“自家人”料理,这种家族式管理和民营企业家的家长式作风,限制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家族成员在企业中占统治地位,外来人员很难施展才华,很难留住优秀人才。据有关专家测算,优秀企业的人才年流动率在15%左右,而民营企业远远高于这一水平,有的甚至高达50%。

(三难以找到可以信赖的专职经理人才。

从外部聘请了职业经理人的民营企业,多数并不成功,甚至有的经理人损害公司的利益。产生这种后果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完善,没有规范的约束机制。二是职业经理人的素质不高,或者说我国远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理阶层。三是民营企业尽管在形式上采取了公司制,甚至是股份公司,但包括上市公司在内,其运作机制和产权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经理人缺乏自主决策的空间,并经常受到原有家族成员的排挤、牵制,再加上缺乏约束机制,使经理人产生了扭曲的人格,进而产生损害企业的行为。

二、加快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转型的对策(一政府积极引导,加强宣传。

由于对公司制认识存在的误区,许多民营企业老板对公司制的民主决策制度优势认识不足,很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实为了实现公司治理的法人化,而是为了上市融资、获得政府的信贷优惠支持。民营企业的投资者只有懂得了家族经营制的局限性,懂得了委托代理制和产权开放的必要,懂得了制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才能朝着现代企业的方向前进。所以,政府应积极加强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宣传,合理引导。

(二对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公司制企业,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在融资、竞投标等方面给予区别对待。

在公司治理问题上,并没有一个世界通用的模式,甚至是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类型的企业治理制度也是有差别的,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也出现了趋同的迹象。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企业有意识的、自觉的或是被迫的在治理制度上进行着调整,在治理制度的进化过程博弈中,制度环境的影响和路径依赖的惯性都是重要的。所以制度环境的变革和演进必须充分重视民营企业“自适应”过程中路径依赖的特点,稳步加以改进才可以少犯拔苗助长的错误。因此,政府应在制定政策时更好地利用民营企业“自适应”的特点减少直接干预,诱导其发展。

对于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信息披露较好的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说,降低了社会对这些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社会应给予相应的回报,政府实施政策时更应主动带头予以鼓励,在企业竞投标、参与企业重组、融资、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各方面给与优先选择权,有助于民营企业主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三诱导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强化约束和管理。

现在,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由于民营企业融资难,财务透明度低,常常导致企业财产和公司财产不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优势不能有效落实,建立股份公司带

来的利益不明显。二是社会对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的约束主要精力集中在上市公

司上,对非上市公司的管理还没有走上正轨,相关利益所有者的权益保护尚没有落实,制约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

如果民营企业转制为公司制,并不能享受法律赋予有限责任带来的好处,企业就不会有转型的积极性,如果企业转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不能享受到在融资、上市、兼并重组、竞投标等方面的利益,相反却是带来诸多不便,企业也不会有转型的积极性。因此,政府首先要从制度上使民营企业充分认识并享受到转型带来的利益和对财产保护。其次,民营企业既然建立了公司制,享受到有限责任,就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和其他股东的监督,就必须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增加经营的透明度,使股东和债权人了解公司的真实信息,并承诺保护中小投资任何债权人的利益,接受违规带来的处罚。

(四进行企业制度创新。

我国民营企业要更快地发展,担当起振兴民族经济的重任,当务之急就是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便是进行企业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地将取决于企业的制度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而不是传统的资源优势和资金优势,而制度又是又是最重要的。因此,民营企业首先要根据《公司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界定产权,保证企业的长期发展。其次,在建立激励制度的同时,创新有关对大股东的约束制度,增加对非上市公司小股东的保护。例如可以考虑规定,在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处于弱小地位的股东在不同意大股东决策时,可以有选择将自己的股票转换为累计优先股或按某一事先设定的程序退出公司的权利。

对于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由于普遍存在着一股独大,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既不是代理人短期行为的问题,也无道德风险问题,企业中缺乏的是进行战略决策的法人治理结构,因此,应紧紧抓住完善董事会制度这个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凡是股份有限公司,不管是否上市,都必须保证董事会中拥有足够比例的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以便在其他股东和董事认为总裁做出的决策有重大错误的情况下,有机会团结其他董事

纠正总裁的决策,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有助于调整总裁的认知模式,避免一意孤行。让公司治理的激励功能和制衡功能同步发生效力。

(五加强对我国民营企业向公司治理转型中应遵循的基本规则的研究 在民营企业向公司制转型过程中,加强对企业的指导,引导其遵循一定的范式虽不能保证成功,但却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政府要积极研究并建立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转型应遵循的基本规则,其中包括对中国民营企业公司化转型中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的设计和中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督制度研究。以便更好地“保证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各方按照其贡献平等地参与分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六完善相关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建设。

完善相关社会环境涉及的方面很多,主要有:

1、规范民营企业内部信息披露制度。只有健全企业的内部信息披露制度才能保证股东在位,也有助于发现违法乱纪行为,并在制度上对大股东和行政总裁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

2、通过完善社会配套环境降低民营企业的转型成本,加大对股东和董事违规行为的监管力度。

3、完善我国《公司法》,规范董事的义务和责任制度。

4、针对社会缺乏对职业经理人利益的保护,也缺乏对职业经理人的约束,更缺乏对股东保护措施的状况,应着力培育职业经理人队伍,明确经理人权限,强化对经理人利益的保护,加大对经理人危害公司利益的处罚。

5、扭转政府没有将非上市公司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给与应有重视的状况。

6、必须放宽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约束,改善民营企业的创业环境,降低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风险,制定有利于民营公司制企业融资的政策,促进民营企业大发展,只有民营企业发展了,企业的管理层次才会提高,从客观上形成对公司化治理结构的需求。

中国企业如何完善公司治理

据麦肯锡公司调查,在财务状况类似情况下,投资人愿意为“治理良好”的亚洲企业多付20%—27%的溢价,愿为“治理良好”的北美企业多付14%的溢价。然而,截至2003年底,189家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大多数尚未按《公司法》改制———

把公司治理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大趋势。从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投资人来看,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改善经营业绩、提高投资回报、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点。

在欧洲,欧盟要求前东欧国家的企业必须改革公司治理,特别是提高审计质量,增加透明度,只有这样,才能加入欧盟。

“亚洲国家的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如果不做根本性的改革,任何管理技能的提升与科技实力的发展,都不足以让亚洲企业在国际舞台立足”,这是标准普尔公司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在公司治理上做进一步改革,同样是中国企业肩负的重任。总体上看,完善公司治理,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需要研究解决以下问题。

究竟什么是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结构”,以及通常所讲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国际上统称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概念界定,狭义的局限在董事会制度的安排上;广义则包括股权结构、融资结构、银行体制、企业购并、公司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竞争度、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兼顾,等等。

目前,国际上有关公司治理的理论主要有四种: 第一,伯利等人的理论。1932年,根据对美国公司的分析,他们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两权分离,经济上带来了高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经营者可能并且经常违背股东利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经营者强,所有者弱”的问题。此后几十年,西方有关公司治理的研究,大多是以这一研究为基础的。

第二,费兰克斯等人的理论。1995年,他们提出了两权分离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外部型,以美国公司为典型;另一种是内部型,以欧洲大陆公司为典型。欧洲大陆企业的特点是,公司上市的较少,即使上市,股权也高度集中。比如,在法、德两国,最大的170家上市公司中,80%的公司都拥有一个股份超过25%的大股东。大股东主要为两类:

一个是家族,一个是其他公司。他们认为,在西方经济学界曾流行的公司治理类型区分法,即德、日的银行导向型模式和英、美的市场导向型模式,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德、日两国的银行在监督、控制公司方面,并未发挥什么特殊的作用。

第三,拉波达的理论。1999年,拉波达分别对27个国家中20个最大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两权分离的内部型,不仅在欧洲大陆,而且在全球也是主要形式;相反,外部型只存在于美、英等少数国家。出现这种情况,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国家都缺乏有效保护小股东的法律。

第四,“欧洲公司治理协会”的理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对欧洲大陆企业作了比较研究,并提出以下结论:一是欧洲大陆企业投票权的集中度显著高于英、美国家,其控制权往往只集中在一个绝对控股的股东手上;第二,第三大股东所持的股份都很小;相反,在英、美的公司,一般不存在一个绝对控股的股东,而且第二、第三大股东所持的股份与第一大股东也相差不大。二是最大股东在欧洲大陆企业大多是家族,在英美大多是经营班子。三是在欧洲大陆,一般情况下存在一个绝对控股的家族股东,但只要不是自己而是委托他人经营,股东的控制仍较弱,“经营者强、所有者弱”的问题也仍然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在企业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如果股权分散,只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经营者损害股东的利益。比如美国多数上市公司的情况;如果股权集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即经营者损害股东的利益,以及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比如欧洲大陆许多公司的情况;如果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则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经营者损害股东的利益,大股东损害小股东的利益,以及大股东代表损害大股东的利益,比如我国一些国企的情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不仅要解决经营者损害股东利益、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问题,而且要解决大股东代表损害大股东利益的问题。

股份制如何讲治理效率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并强调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中

央企业在贯彻这一要求方面更需要努力。到2003年底,在189家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大多数尚未按《公司法》改制。

在推动股份制方面,地方国企明显快于中央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十六大后许多地方政府,不仅有总的要求,还有具体的计划和部署。比如,一些省市政府提出,在加工工业和商贸行业,每年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要达到1/3。今年国务院国资委提出,要加快中央企业股份制的改革步伐。要切实推动这项改革,需要大胆探索产权制度改革,也需要进一步制订具体的实施目标、计划与步骤。

上市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些年来,在中央企业,相当大一部分资产已在国内外上市。在中央企业,已上市的资产不仅质量上是优质的,数量上也远远超过未上市的资产。因此,多数中央企业发展混合经济,从行业看是竞争性的,从资产看规模并不大,所以改革步子可以更快一些。特别是国务院国资委颁发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从法规上有利于规范改制工作,有利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利于保障这一改革的健康进行。

当然,推进股份制,并不等于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不等于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这已为前几年我国上市公司中出现一些民营企业成为控股股东,但治理效率仍很低下的事实所证实。在这类企业中,随着产权的变革,“大股东代表损害大股东利益”这一问题得到了改变,但各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经营者损害股东利益”、“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这两个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其实,马克思在对股份制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他和亚当·斯密也曾以相同的理由指出了股份制存在的问题。这就是“对经营者,作为其他人的资产而不是自己资产的管理者,他们不可能像经营自己的钱那样尽心尽力地经营别人的钱”。因此,中央企业实行股份制,包括实行了混合经济后,仍需在提高治理效率上下大功夫。

董事会如何发挥作用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关键。国务院国资委组建后强调,完善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董事会,并提出,计划用3年或更多一

点时间,在中央企业中探索建立董事会以及独立董事制度。这一设想提出后,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但也存在一些顾虑。

以前,曾有10来家中央企业建立了董事会。他们几乎都是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由内部人员担任,并与经营班子高度交叉。这样的董事会,难以发挥作用。其实,在多数中央企业推行股份制、实行混合经济后,要建立董事会,人们对此并无异议;有疑虑的是,在极少数中央企业改制成为国有独资公司后,有无必要建立董事会。人们担心在股权结构单一或国有经济绝对控股的条件下,董事会很难发挥作用,还使治理机构重叠,带来矛盾和扯皮。事实上,不论在国有独资公司,还是在其他股份公司,要建立起有效的董事会,都是挑战。问题的关键,一是董事会应发挥什么作用,二是董事会如何能发挥作用。

至于董事会的作用,2003年10月《华尔街日报》刊登长文介绍了美国各界存在的争论。很长一段时期,美国一直强调董事会的作用是领导、决策,后果是“经营者强、董事会弱”。针对这一问题,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强调董事会要承担监督职责,发挥监督作用;具体措施正像2002年《哈佛商业评论丛书》概括的那样:一是董事会检查、确认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二是董事会对首席执行官(CEO的经营业绩进行严格考核,三是董事会审查和批准公司的发展战略。

解决应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并不等于解决如何能发挥这种作用的问题。2001年“安然事件”后,跨国公司又把董事会如何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作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在这方面,具有共同性、趋势性的做法包括:缩小董事会的规模,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放松董事长兼CEO的规定,改善独立董事的薪酬安排,延长独立董事退休年龄,限制退休CEO留在董事会,建立独立董事的执行会议,推行董事一年一选,限制董事的兼职,聘请独立的外部顾问等。由此看来,在中央企业建立董事会并不难,难的是要建立起能真正发挥作用的董事会。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要走的路也很长,应当走出新路。

谁来担任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制度是董事会制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前几年已开始在一些股份公司探索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目前在上市公司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已成为一种规范。这是一个进步。当然争论也不少,有的称之为“管制革命”,有的称之为“装饰革命”。这一争论本身反映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还不成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独立董事首先在于董

事的独立性,因此独立董事并不等同于外部董事、非执行董事。但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常把这几个概念混在一起。

独立董事应当由谁担任,始终是个难题。中国证监会采取了考会计师、考律师那种方式,来选拔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在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多数是从事会计、法律、技术或经济学研究工作的。

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能迅速组建一支独立董事队伍;不利之处在于,不少按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独立董事,缺乏企业高层的经营、管理与监督经验,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出现“董事不懂事”的现象。

下一步,在中央企业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同样会遇到应由什么人来担任这一难题。独立董事队伍应包括多方面的人才,每个企业董事会的人员结构也应强调多样性,特别是对这支队伍的组成主体,要有明确的专业、阅历方面的要求。研究各国大公司独立董事的人员组成可以发现,他们多数正在或曾任其他大公司、金融机构的CEO,具有丰富的筹资、投资、购并特别是经营业绩确认评价、奖惩任免、识人用人等企业高层的经营、管理与监督经验。

建立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不仅仅要解决由谁担任的问题,从发达国家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实践来看,还有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标准、增加独立董事的比例、赋予独立董事广泛的监督权力等方面进行努力。比如,要解决“独立董事不独立”的问题。“安然事件”后,他们又在独立董事的薪酬安排、独立董事的提名与选举、董事长兼CEO等方面进行改革。比如,要解决独立董事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挂钩的问题。所以,在中央企业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当抓紧进行试点,在实践中边总结,边完善。

监督有效性如何保证

治理机构的设置直接关系到治理效率。目前在中央企业,治理机构设置的普遍形式,是国务院国资委、外派监事会、经营班子这三层。设立“外派监事会”,是1999年我国推出的一项重大改革。“外派监事会”与我国股份公司内设监事会的主要区别,不在派出主体上,两者都是出资人或出资人代表委派的,而在被派出人员的独立性、权威性等方面。从经济学来看,“外派监事会”制度中有关“由公务员组成”,“六要六不”,“不参与、不干预”等规定,都属于独立性范畴。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贯彻,因而受到了中央企业的普遍好评。

世界上公司治理机构的设置,按这些机构具有的权力,可以分为“主流型”和“非主流型”两种。“主流型”指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班子。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德国的股份公司都采取这种类型。德国等国的监事会,从责权上看,实质上是董事会。“非主流型”指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比如,欧洲的意大利,亚洲的日本、韩国等的股份公司都采取的是这种类型,我国的中央企业和股份公司也采取这种类型。这两种类型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是否设立以及设立什么样的监事会。

出资人设立的企业监督机构,其有效性至少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独立性。美国董事会,德国、意大利监事会都比较独立,日本的监事会不独立。中国的内设监事会基本不独立,而中国外派监事会是高度独立的。二是专业性。美国、德国的主要是企业家,意大利的全部是注册的法定审计人,日本的专业性较差;中国内设监事会的专业性较弱,比较而言,外派监事会的专业性要强。三是积极性。上述几国的董事会或监事会制度都是在探索之中,还未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四是监督权力。美国、德国具有对经营班子奖惩任免的权力,以及聘用独立审计人的权力;意大利、日本的则没有这种权力;中国的内设监事会和外派监事会,也不具备这种权力。确保企业监督机构的有效性,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项条件缺一不可,不然在有效性上难以尽如人意。2003年年底,意大利帕玛拉特公司爆出数额高达上百亿欧元的财务丑闻,被国际社会称为“欧版安然”,反映了他们的监事会制度存在重大缺陷。这两年,日本索尼、韩国电信决定改革监事会,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监督的有效性问题。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不时爆出财务丑闻。据媒体今年以来披露,某中央特大型企业被查出高达10多亿元的“涉案金额”。从对企业监督的有效性看,问题并非是我国的监事工作不努力,而是制度设计有待完善。中央企业推行股份制、建立董事会后,如果有监督权力的董事会不去履行监督职责,而履行监督职责的内设监事会又没有监督权力,在这

种“责权分离”的情况下，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所以，坚持和完善监事会包括外派监事 会制度，首先应当从工作定位、拥有责权、人员积极性等方面进一步加以改进。怎样确保业绩真实 确保经营业绩的真实性，始终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点。如果董事会成员由内部董事 组成，他们又多在经营班子任职，那么，由董事会监督经营班子，实质上就是自己监督自 己，这被美国著名公司治理专家蒙克斯比做是“由考生自己给自己的考卷评分”。企业财务报告是经营业绩的反映。中央企业的财务报告，要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已有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进 步。但直到目前，会计师事务所在一些由中央企业是自己聘请的，这也类似于“由考生自 己给自己的考卷评分”。成绩的高低，很大程度是靠学生的觉悟，而不是制度的保证。于 是在一些企业产生了一种现象，老总在位时，业绩很好，离任后一审计，往往出现问题。理论界把这一现象称为“马桶效应”。据去年多家媒体披露，2002 年，国家审计署对 12 户中央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是，财务报表不真实的现象比较 普遍，尤其是所报利润。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应建立在企业盈亏的真实性上； 惟有这种业绩考核、评价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才真正有意义。在许多国家，负责检查企业经营业绩真实性的，是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这个机 构的有效性，同样首先取决于独立性、专业性、积极性、监督权力这些条件。在此前提 下，工作的成效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工作重点要突出，负责对经营班子经营 业绩的真假进行检查确认，科学解决“监督什么”的问题；另一个是被监督机制要严格，每年要详细披露审计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工作及薪酬情况，以及独立审计人的收费性质、水平和构成等，这有利于解决“监督者自身的可信度”问题。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一系列 公司丑闻促使他们创立了独立董事制度，要解决的就是这类问题。“安然事件”后，他们 进一步加大公司治理的改革力度，颁布《索克斯法案》，要解决的也是这类问题。我

国的监事会，包括在少数股份公司已建立的审计委员会，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未将检查与确认企业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作为重点，并且也不具备聘请独立审计人 对企业当年盈亏真实性进行检查和确认的权力。这使出资人难以真正了解当年盈亏的真实 性，也很难真正了解企业的“家底”。这种情况在中央企业存在，在国有银行也存在。据 有关专家研究，到 2002 年底，我国四大银行贷款余额的不良资产率中 70%是 1993—2002 年这 10 年形成的。中央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建立考核制度，十分必要。应总结长期以来国 企考核制度的成败得失，并把建立确认盈亏真实性的制度作为考核制度的基础。为此，聘 请独立审计人的权力，应当交给监事会或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董事长是否兼任 CEO 董事长是否兼法定代表人，是事关完善公司治理、强化监督机制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国务院 100 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我国有关部委就提出董事长 不应兼总经理的要求，并以此作为检验试点是否合格的一条标准。结果是，董事长不兼总 经理，董事会仍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按《公司法》规定，“董事长 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国的公司治理与欧洲、北美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我国企业全面负责生产经营活动 和日常工作的，不是总经理而是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更像他们的 CEO。因此，我国企 业的董事长虽不兼总经理，但只要是法定代表人，就不能像欧洲、北美公司那样，董事长 不兼 CEO，有利于董事会去监督 CEO。解决董事长兼 CEO 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实践中，美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已 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最早要求在确定董事会会议议题时，CEO 要多与独立董事沟通、商 量，任何一个独立董事都有权要求增加会议议题。二是前几年，一些公司在独立董事中增 设了一名首席董事，并赋予其较大的权力，以制约 CEO。三是“安然事件”后，要求董事 长不兼 CEO 的呼声越来越高。2002 年，麦肯锡在对美国 500 强的董事进行的一项调查表 明，有 70%的被调查者赞成分设。因为，董事长兼 CEO 会带来很多问题，最大问题是，一 旦 CEO 控制信息流，独立董事就无法客观地实施监督。在中央企业推行股份制中，应研究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这一问题。在欧洲，董事长 大都是不兼 CEO 的。在美国，董事长不兼 CEO 已成为主导意见，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规 定，前任 CEO 也不能留在董事会。我国上市公司中，不论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只要董

事长是法定代表人，董事会对法定代表人难以实行有效监督。从我国国企的实际情况来 看，如果董事长不兼法定代表人，而兼任企业党委书记，有利于董事会更好发挥监督经营 班子的作用，也有利于企业党组织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更好发挥保证监督作用。薪酬制度如何安排 检验治理机制优劣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经营班子特别是 CEO 的薪酬制度。这些年，我国不少公司到国外上市，股票不能以高价发行，一个原因就是国外投资人担心我国国企 CEO 的薪酬太低，他们难以对投资人尽心尽职。但另一方面，美国 CEO 的薪酬增长过 快，这被看作是他们董事会失灵的一个集中表现。目前，中央企业经营班子的薪酬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包括“一把手”与“副手”的 薪酬差距没有拉开，固定工资与激励、长期激励之间薪酬结构不合理，福利、职务消 费没有货币化和公开化；更为突出的是，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外部横向差距”仍较 大，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比如，到 2001 年，外资企业中国籍 CEO平均年薪已超过 160 万元；2003 年，中央企业 CEO 的年薪平均要低得多，另一方面与员工平均年薪的“内部 纵向差距”却在拉大。从体制上看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出资人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权，造成“经营班子 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二是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真实性缺乏科学的确认与评价机制，因此与 经营班子薪酬挂钩的指标在真实性上缺乏制度保证；三是由于对经营班子薪酬及职务消费 未建立披露机制，在少数企业也存在按“胆”分配与消费现象。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采 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包括与 100 多家企业负责人签订经营责任书，推行企业负 责人的年薪制试点等。当然，短期内要解决这一问题，难度很大。世界著名公司在薪酬安排上通行的一些做法，对强化治理机制还是有用的。归结起 来，一是薪酬前提。关键是对经营班子经营业绩真假的确认。二是薪酬差别。通常经营班 子的薪酬比独立董事要高得多，而 CEO 的薪酬又显著高于经营班子其他成员，但差别不是 来自工资、奖金等短期激励，而是期权等长期激励。三是薪酬披露。逐个披露经营班子成 员前 3 年的薪酬，详细披露每人的薪酬构成，披露过去 5 年本公司的股东回报率与同行业 同类企业的比较等。中央企业要完善经营班子的薪酬制度，应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的 经验。啤酒花折射民企治理隐忧 啤酒花高管外逃引爆公司财务漏洞的背后，实际上提出了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特别 是董事会治理的重要性及艰巨性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中国股市爆发了“啤

酒花”地震。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６０００９０）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失踪；公司因故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的对外担保总额为９．８７８６亿元。啤酒花应声而跌，随即崩盘，经历了１３个跌停后 被“ＳＴ”。啤酒花高管外逃引爆公司财务漏洞的背后，实际上提出了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特别是 董事会治理的重要性及艰巨性。在艾氏失踪后，经初步统计，啤酒花有１８亿元银行贷款去向不明，而董事会也无法 解释贷款银行的情况，原因是几年来艾氏疯狂集权，董事会无人监管。艾氏成为啤酒花董 事长后，还在董事会排除异己、任用亲信，董事会早已董事长化。造成这种现象的资本基础是“一股独大”。艾氏在执掌啤酒花的几年中，通过不断设 立“子公司”、“孙公司”，已成为啤酒花幕后的最大庄家，实际掌控了４６．０１％的 股份，其他股东的最高持股额只有２％。而绝对的控股权通常导致绝对的话语权。话语权 的不匹配，使得很多董事会的决定实际上是董事长个人意志的体现。而董事会作为公司治 理的核心，一旦被个人意志所操纵，便往往成为公司治理失灵，操作违规的根源。反思民营上市公司“问题高管”的现象，首都经贸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股份 制及公司问题专家刘纪鹏教授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从公司治理结构上看，必须解决独立董事“花瓶化”、监事会亲信化的问题。如 果独立董事还是由“一股独大”的民营企业的大股东委派，那就很难形成制约机制。其 次，从制度上分散上市公司特别是民营公司的股权结构。对已经形成分散股权的民营企 业，申请上市时应该得到优先考虑。这样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才能建立

起真正有效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否则，就是将来发生很多不测因素的诱因。（相关报道详见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２日《财经时报》）民营企业的永续经营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民企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民企是指从小作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而现在所谓的民企，则包含了 国有、集体所有制“转制”而来的企业，主要包括三大种类：一种是乡镇企业拍卖给私人 的民企，一种是戴红帽企业“脱帽”的民企，还有一种是国有中小型企业，“国退民进” 而来。从企业战略层面上讲，中国民营企业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从外部来说，主要 是制度环境的天然缺陷，造成了民企与国企、真民企与假民企、有官场背景的民企与无官 场背景民企的地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反映在市场

进入机会和社会资源的获取渠道 不平等，在管制门槛、优惠措施和倾斜政策条件下的机会不平等。一句话，就是没有平等 的国民待遇。这种经济社会制度层面的东西，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有改善的可能，但不会 有根本性的改观。从内部来讲，民企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公司改革方面也面临着一个“闯关”问题。这 方面，以家族企业面临的问题最为显著。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核心层建立在血缘、地缘和人 缘基础上，沟通成本低，无“信任”问题，这个曾经是家族企业的体制优势。但是，这个 过去的优势，现在已经转变成了劣势。企业成长需要吸纳外部资源，而一个封闭的家族企 业，是很难获得外部信任的。没有外部信任这个前提，就很难吸纳外部资源。那些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来的民营企业，也面临着同样问题。在改制过程中，这 些企业模仿了中国传统私营企业的糟粕——核心层迅速家族化。有一家民营企业在营业额达到 3 个亿后，业绩就迅速滑坡。他们找我咨询，怎么才能走 出困境。我做了初步诊断后告诉他：你的企业，老公抓生产，老婆管市场，小舅子管采购 供应和财务，不仅很难获得外部社会的信任，而且还很难获得内部员工的信任。你的业绩 不稳，原因在于你的业务骨干队伍不稳。到今天为止，家族制是你企业成功的原因，现 在，同样还是这个体制，在考验你能不能做强做大，永续经营了。做企业不进则退，你现 在面临着观念和体制的闯关。你在市场上闯荡十来年，做到现在这个规模，营销、生产、品牌等等，甚至是管理，都已经不再是你的主要问题。你的主要问题是战略方面的制度设 计——为永续经营设计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具有包容性，更能获得社会资源的公司文化和 公司架构。有不少民营企业渴望上市，到资本市场上去筹集资金。但不少民营企业家未必懂得，上 市公司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公司”。既要获得外部资源，又要保持家族在企业中的利益和 控制权，在制度设计上，民营企业是需要花大智慧、出大力气的。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美国、日本、香港大不相同，难以解决经营权和决策权的让 度、委托，还遭遇着普遍存在的诚信问题所带来的困扰和制约。中国的家族企业注定要在 做大做强和小富即安、授权和信任等矛盾中煎熬。我认为，这种隐性矛盾，是中国民营企 业面临的最大瓶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制度 环境改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面临着一个外部信任或者社会信任问题，这也是一个开放性和 透明化的问题。我

认为，民营企业最大的挑战就是：逐步开放股本结构，吸纳外来投资，实施内部 MBO，建构一个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包括两个制度的建设，一是职业经理人制，二是独立董事制。前者 讲的是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后者讲的是经营决策的科学化。美国的化工巨头杜邦、德国的 汽车巨子宝马、日本的松下电器以及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等，都是在家族企业基础上改 造成社会公众公司的典型。家族企业要做强做大，必须要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态，营造一个更加透明、更具包容性、更能吸纳各种外部资源的企业架构。民营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面临的瓶颈，并非没有突围之道。民营企业导入职业经理人制 度和独立董事的关键，在于企业制度的设计，在于建立一个“集权有道、分权有方、授权 有度、监管有力”的激励和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