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社会事例的法理分析课论文

第一篇：相关社会事例的法理分析课论文

制度，让生活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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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让生活更和谐

这学期的相关社会事例的法理分析课程接近尾声，从小悦悦事件到动物保护危机，从血荒到毒胶囊，从婚姻法到医患纠纷，我感受到社会问题之多、之复杂，每节课都像历史课里讲到近代中国屈辱史时一样，让我痛彻心扉。但是，痛定思痛，我也发现这些问题不乏共同点，那也就有类似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预防更多问题产生的根本在于制度。制度，让生活更和谐，让国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下面我将从制度革新的必要性、可行性、紧迫性、严密性一一论述。

第一，制度革新的必要性。

第一节课讲到的小悦悦事件从侧面反映出制度革新的必要性，2011年10月13日，在佛山广佛五金城里，年仅两岁的小悦悦在狭窄的街道上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货车碾过。但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竟然未施以援手。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救起。小悦悦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经全力抢救无效辞世。

佛山电视台对现场监视器录像做了如下描述：

“第一个人：一名白衣深色裤男子，左右张望后，径直从小悦悦脚边经过；第二个人：摩托车男，看了一眼躺在正前方的小悦悦，一拐弯绕过离开„„ 第九个人：一个穿雨衣的摩托车男子经过；第十个人：穿着蓝色短袖衣的男子在小悦悦身边来回两次，除了惊异的目光外再无动作„„”终于第19个路人，一位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救起，结束了这场悲剧。该事件在国外引起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日本众多知名媒体的关注，朝日电视台曾在一时政节目中，用了2分钟的时间，还制作了不少图板，来解释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涉及到的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令人深思。美国电视台对此事也作了报道，美国Channel1电视台特地做了关于“小悦悦”事件的专题片，以相当大的比重抨击了见死不救事件在中国的发生，也报道了一些中国网民祈祷的留言。观后很多外国人都表示十分可怕。

我国弘扬了五千年的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在18个人的冷漠之下形同虚设，与彭宇案联系起来，其原因显然与担心助人为乐之后反遭讹诈有关。我们鼓励助人为乐的做法，却没给予助人为乐者应有的制度保障，对我国的形象和国民的安全感造成了极大地损害，这些都体现出制度革新的必要性。

第二，制度革新的可行性。

有些时候，制度在革新的过程中会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其中许多是对其可行性的质疑。这里我以动物福利保障为例，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6月，中国十届人大第十九次会议再度修改了《畜牧法》草案，删除了其中有关“动物福利”的内容。草案中原先关于“动物福利”的条文是：“国家提倡动物福利；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畜牧业生产经营者按照动物福利要求从事畜禽繁育、饲养、经营、运输等活动。”此次修改删除此条文的理由是：“‘动物福利’的含义不够清楚，法律中以不使用这种含义不清的表述为妥。”因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同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研究，建议删去这一条规定。这次删除，意味着人大常委会内部多数人还是不赞成动物福利，干脆否定了动物福利存在的必要性，而不是积极立法保护动物福利。这对动物福利的质疑集中于

“‘动物福利’的含义不够清楚，法律中以不使用这种含义不清的表述为妥。”即对其可行性的质疑。

但是，当我们放眼国外，我们就能发现动物福利制度已经成功运作许多年，而且得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这里以英国为例，1822年，被称为理查德马丁提出“反对虐待以及不恰当地对待牛的行为”的法案在英国国会获得通过。两年后，在伦敦一家咖啡屋里，牧师亚瑟召集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动物福利组织“反虐待动物协会”。协会里的专职监察员领取很少的薪水，却工作得非常认真，他们不停地向公众宣传动物福利知识，向学校提供教材，对虐待动物的人提起公诉。1840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给协会冠以“皇家”头衔。1776年，一个叫劳伦斯的人从法律角度提出：没有人因为残忍地虐待动物而受过处罚，他唯一的罪行是侵犯了另一个人的财产。1800年，英国第一个确保动物免受虐待的立法《牛饵法案》被通过。英国现行的动物保护法是1911年通过的，目前英国正在修改这部法律。除了1911年通过的动物保护法之外，英国还陆续出台了很多专项法律，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园动物保护法、实验动物保护法、狗的繁殖法案、家畜运输法案等。这些法律在保证动物不受虐待方面规定得非常细致，鼓励养动物的人以最好的措施对待动物，对于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别人可以用这些标准起诉你。英国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有10多个，如1869年的鸟类保护法、1911年的动物保护法，野生动植物及乡村法、宠物法、斗鸡法、动物麻醉保护法、动物遗弃法案、动物寄宿法案、兽医法„„不仅面面俱到，而且不断修订。法律不仅对残忍地虐待动物的人判处刑罚，也不允许主人未尽到责任而造成动物额外的痛苦——

构成“允许残忍”，也要被判监禁。甚至对饲养以供食用的动物，法律还规定要由专职人员实行“无痛感的”宰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成功的运作模式证明了动物福利制度的可行性，由此也说明，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一味怀疑制度革新不能实现。

第三，制度革新的紧迫性。

我们有手表，但我们没有时间去拖延解决社会问题，这是许多社会问题的紧迫性使然。这里我以血荒现象为例，搜狐网对血荒问题做了如下生动的描述：2010年全国主要城市大多出现了采血困难的情况，昆明更是出现十年来最严重血荒。北京近日采血量也大降，血库库存仅为正常值一半，这是北京首次在献血旺季的9、10月出现用血紧张。据介绍，今年7月份血液库存一直在警戒线上下浮动。市中心血站根据采供血实际情况，启动了血源保障三级预警。可谁知，这次预警发出后，在8月份，血源又开始紧张，预警只好再次发出。工作人员本来以为十月份血源没啥大问题，但从十一开始血源仍然紧张，市中心血站只好再次发出预警。不足4个月，市中心血站已经连续发出了三次血源保障三级预警，但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血液的库存量一直上不去，8月27日，市中心血站发布了十年来的首次血液保障二级预警。即血液库存不能保障3日救治用量，临床治疗用血从8月27日到9月10日，暂停择期手术及一般性输血治疗，血液优先供给急危症患者和突发公共事件的急症用血。除了发布预警之外，血站还经常发布血液告急的信息。记者搜了一下媒体发布的稿件发现，在三月份、五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以及十月份都发布过类似的信息，甚至有的月份发出过两次“征血令”“ 今年确实是比较奇怪。”一提起岛城的血荒，青医附院输血科孙波主任用了“奇怪”来形容。孙波在输血科已经工作十多年了，以前也就是春节和暑假的时候会出现缺血的情况，但是最近一年却特别突出，尤其是刚刚过完年的时候就出现备血量不足。“夏天学生放假出现血荒可以理解，但是像10月份学生都在上学，而且天气也不热，竟然也出现了血源告急，所以今年出现这种情况很奇怪。”孙波介绍说。“按照国家的要求应该是备足三天的用血，但是现在只能备两天的，可以说这是十年来用血最紧张的一年。”市立医院以及海慈医院输血科的负责人也都认为今年的血源供应情况确实有些奇怪。

课堂上我们也了解到有些时候为了给一个人治病，家里近亲远亲都得无论远近前往医院，一面祈祷体检配型合格，一面盼着早点抽血，好早点给病人治病，亲人早点回去工作。人命关天，血荒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其紧迫性无需多言，早点进行制度改革，早点解决病人用血问题，早点让医生安心，家属放心。

第四，制度革新的严密性。

有人反对制度的革新主要是担心一个新的制度或者说法律总是有其不严密之处，也就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缜密的考量和调查把出现问题的可能降到最小，而不是因噎废食。这里我以实行于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好撒玛利亚人法》为例通过对一个我国没有的法律观察制度的严密性。《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是关于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责任的法律条文。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款，有的叫《好撒玛利亚人法》，有的称《无偿施救者保护法》。《好撒玛利亚人法》对于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一般给与责任上的赦免，对于造成的伤害不需要付法律责任。这种情形必须是在紧急事件发生现场，而且这种救助是无偿的。《好撒玛利亚人法》目的是重点保护医疗人员、警方、消防人员在紧急事件中，救助受伤人员时不必因抢救中出现的问题而承担民事责任。

以下是《好撒玛利亚人法》的部分规定与解释：除非“照应提供”关系（譬如父母孩子或医生患者关系）在病症或伤害事前存在，或“好撒马利亚人”对病症或伤害负有责任，否则任何一个人不被要求提供受害者任何援助。任何急救的提供，不能用以交换任何奖励或财政报偿，作为结果。医疗专家当执行急救是由于与他们的就业相联时，是不受好撒马利亚人法保护的法律典型。作出回应的人，不应该在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帮助而使人受伤害。当病人陷入昏迷状态、受错觉影响或中毒──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是这样──的情况下，则可视为病人已默许回应者的帮助。在法律拟制下，人遇上危难时会愿意接受其他人援助，故法庭宣判时常会较宽容，若病人不被视为成年人（无论病人声称如何），当未能联络上病人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也可视为病人已默许。若受害人不是成年人（请注意：有多个定义），必须先得到病人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同意。但是，若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不在场、陷入昏迷状态、受错觉影响或中毒时（如前述情况），也可视为默许同意。但若有虐待儿童的嫌疑，特别的情况也可出现。在一些管辖区域，好撒马利亚人法只会保护从美国心脏协会、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安全及健康所或其他健康组织接受基本急救训练和取得证明的人。在其他管辖区域，只要回应者的行动合理，都受到此法保障。

这个制度具有相当高的严密性，光是同意就分为同意、默许同意、父母同意等几种，对不同身份的人更是给予严格的区分，比如保护急救员等等，这也就说明了制度革新可以具有严密性。

刚才，我从制度革新的必要性、可行性、紧迫性、严密性一一对制度改革进行了论述，下面我将以缓解医患矛盾为载体，结合具体事例阐述制度革新是如何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的。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医患矛盾在我国是多么严重，课上我们已经学习到了许多患者对医生疯狂报复的行为，我也从网上找到了一则：2010年6月23日凌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金志春遭愤怒的患者家属李昌彦用匕首刺伤胸部，虽经全力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这一本可避免的事件还是让人感到扼腕惋惜。行凶者名叫李昌彦，他三岁半的女儿李思格由于上呼吸道感染并发败血症入院后，于2010年6月10日下午抢救无效，死于重症肺炎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孩子因为病重死在医院，家属十分悲恸，为了能够让医院“负责”，患者家属做出了一系列相对极端的事情，包括阻止院方将死者遗体转入太平间，并在医院设置灵堂、摆花圈、封堵医院大门等，并最终向医院提出了80万元的赔偿要求，不仅使得死去的孩子无法安息，还严重地扰乱了医院的运营秩序。同时，由于院方未能与死者家属进行良好的沟通，加之院方保安对家属的心情未能充分理解和尊重，甚至动粗，使得一起本不该属于医疗纠纷的事件，逐步升级成一起暴力流血事件。

让我们反思为什么外国没有或少有类似事件的发生呢，其中主要是我国实行不同于外国的医院经营制度，即以药养医的制度，如果医院想获得更高的利润就会让患者做更多的检查，买更多更贵的药，这样长期以来医院和患者间的距离日益拉大，矛盾过大时冲突也就在所难免；还有我国对于医疗知识的教育还远达不到普及，这本来应该放在学校进行的教育被寄托到了本应该单纯治病救人的医院，自然造成了医患知情权的不平等，患者有时给予过高的期望给医生，一旦患者死亡，家属的怒火也就难以平息。

综上所述，制度革新兼具必要性、可行性、紧迫性、严密性，个人有了行为处事的准则，执法机关有了惩恶扬善的依据，中华民族有了革故鼎新的气象，社会难题有了解决的新思路，我们有理由相信，制度能让生活更和谐。

以上就是我在相关社会事例的法理分析课程中所学到的，我以自己的思路加之以具体的课内外事件的阐述构成了这篇论文。当然这只是我的初步感想，不敢保证每句话都能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我预期的效果。但有一点是一定不会错的，那就是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生活、增强我们的主人翁意识，尽自己所能替社会分忧、为民生立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利用在这堂课中的所得，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让我们的生活更和谐！

第二篇：法理论文

从个人权利到社会责任

——关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法理思考

2011级 法学（经济法）3班 郑海华 摘要：造成巨大社会损害的“三鹿”事件及由此催生的《食品安全法》对既有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有效保障，而监管制度的价值定位直接关系到其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础。本文认为，公民的基本生命健康权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核心价值基础，而秩序、安全、效益价值也从合理性、科学性的角度保障了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正常运行，共同构成了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完善的价值体系。关键词：社会责任 公民权利 法律制度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食品安全涉及人类最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一贯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总有一些不法之徒受利益的驱动，冒天下之大不韪，置人民的生命健康于不顾，制假、售假，坑害群众。一段时期以来，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福寿螺、苏丹红、毒火腿、瘦肉精、毛发酱油、黑心月饼„„，直至2008年9月份曝光的“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一起起怵目惊心，轻者致病，重者要命。国人为之惊恐、为之愤怒。“食品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须切实监管，严厉惩治。”下面就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我国关于食品的不法现象及其引发的社会价值问题。

首先从近几年的案例窥视我国的司法现状：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虎头蛇尾。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在全国引起轰动，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12人，轻、中度营养不良的婴儿189人，重度营养不良患儿28人。虽涉案2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是最终主要被告人生产商池长板只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5万元，销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罚金2万元，这与该案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显得不太相称，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

——没有记者暗访，“毒火腿”案何去何从？浙江金华火腿全国闻名。2003年10月底，因记者暗访发现永泰火腿食品厂曹锡平、曹锡洪兄弟用兑入“敌敌畏”农药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获刑。“毒火腿”真的是记者暗访偶然所得？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厂这一家生产？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为何之前对此无人问津？虽然内情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由此判断，曹锡平、曹锡洪兄弟因300只未销售出的“毒火腿”而领刑，只是代人受过而已。

——广州苏丹红“元凶”罚人未惩企业。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生产、销售含有“苏丹红”成分食品添加剂数量为23万余公斤，销售金额400余万元，谭伟棠、冯永华作为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处罚金，应该是咎由自取。但是，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该案田洋公司和服务公司的经营行为，同样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

——多数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冠生园“陈馅月饼”和“毛发酱油”事件在“报道是否属实”的争执中“消化”；北京蜀国演义酒楼用福寿螺替换海螺，致70多人引发广州管圆线虫病，以酒楼民事赔偿宣告结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从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盐、油到各种中高档食品，几乎无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够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

——三鹿案件的查处，彰显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决心与力度，但罪名的适用却引起各界争鸣。2009年3月，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张玉军、耿金平、田文华等人分获重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处罚金。该案的查处，昭示了司法机关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对同一犯罪事实根据不同的参与环节，分别适用三个罪名引起争议。特别是对三鹿总裁田文华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存有疑问，有的同志认为“三聚氰胺虽非剧毒，但根据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质，起码是非食品有害物质。这样，三鹿高管完全应该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田文华的辩护律师梁子侃则认为，三鹿案发后，无论是调查组还是媒体，都称之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华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可能更妥当。

通过以上事实，不难看到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不容忽视。那么造成问题变得如此严重的原因是什么呢？

1.由于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生产的操作监管不力，使得中国食品行业严重违规、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的现象屡禁不止。中国的食品监管一直采取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的方法，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各职能部门之间要么会出现争着监管、重复执法的现象，要么会出现争着不管、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这就给某些食品行业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提供了可乘之机。

从法理学的角度，法律监督即护法，从广义上讲是指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法律活动的监督；从狭义上讲，指由特别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立法、执法、司法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但无论从哪个层面，它都有义务对现行社会问题及法律进行监督和管制。现今我国的监督体系分为两种。一是以国家为代表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人民检察院；二是社会上的团体、政党、大众媒体、公民和舆论宣传。不难看出，我国的监督体系还是比较健全的，问题是，该怎样使相关部门尽其义务、负其责任。

2.中国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中存在着诸多弊端和问题，为不少问题食品的产生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条文规定的过于笼统，难以操作，并且这些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严重滞后，现有的一些食品安全的标准水平规定偏低，许多指标远远低于国际标准，许多重要的标准至今还尚未制定出来，这就为那些不法厂商、企业违法生产超低标准、不合标准的食品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严重危害了我国人权。

从法理学讲，人权是贯穿人类社会进步的一条主线。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的思想的提出，又推动了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并被各国写入宪法，成为人权保障的基石。而在人权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人的生命健康权，对生命健康权的保障程度也成为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标志。而生命权主要包含两项主要权利，一是生存权。其中，生命健康权是各国立法予以保障的当然内容，而现代科技的进步，在带给人类福利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后果，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资料——食品安全受到侵害。因此从保障公民的权利来讲，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给予法律保障。

3.消费者缺乏食品方面的常识，也可能会引起食物安全问题的产生。首先，消费者缺乏购买安全食品的常识。中国众多的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低下，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加上缺乏相应的常识，所以在购买食品时安全意识淡漠，往往只图便宜，不顾及食品的质量、卫生问题。还有一些消费者在购买便宜食品、特价食品、无质量保证食品时，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大家都在买，并且别人过去多年吃这些便宜食品也没吃出什么问题，现在再吃也不会有事，在消费者这种心理的支持下，就为问题食品的销售打开了门路。其次，很多消费者缺乏科学食用食物的常识，由此可能会引发一些疾病的产生，甚至导致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例如，在2009年8—10月，北京市丰台区已经连续发生4起扁豆中毒事件，发病人数达64人。据调查表明，中毒的主要原因是烹饪者未将扁豆煮熟、炒熟。其实像扁豆、豌豆、四季豆这三种蔬菜，其本身含有天然毒素，如果对它们加热不完全就被人们食用，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食物中毒。人们在炒菜时如果事先了解了这些基本常识，就可以避免这类食物中毒事情的发生。

问题既然出现了，就应该去解决，从而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实现真正为人民服务。下面就从法学角度，提出几个对策：

1.政府应当切实履行好其监管职责，加强对食品质量的安全监管。加强食品质量的安全监管应当成为政府的头等大事，这就要求政府：要加强对食品的准入市场管制，提高食品的准入市场门槛，严防“三无”食品流入市场；要有效规范食品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坚决取缔无证生产、无证加工食品的行为；要整合食品安全监督、检测资源，更新检测装备，加强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监测，对食品从生产、加工、管理、贮运、包装到销售的全过程都要进行严格的监控；要全面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劣食品和不合格食品的违法犯罪活动；要规范食品采购渠道，从源头上控制不安全、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

2.完善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首先，应当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安全标准系统。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进一步细化和规范食品安全生产领域内的法律制度，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食品安全方面的具体标准。比如，在美国就会实行食品召回。在美国联邦的法律体系中，食品召回的方式，即主动召回，联邦政府并没有强制性或责令性的食品召回权力。主动或自愿召回制度无法适应现代食品安全的挑战与需要，为了保障公共健康，政府应该拥有责令性召回的权力。

同时，要提高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使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接轨。其次，要加强法律法规对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惩罚力度。中国的《食品卫生法》规定，对违法企业只能是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或者处以额度不高的罚款（一般都是在3万元以下），只有“情节严重”才会被“吊销卫生许可证”。可见，中国法律中对食品犯罪的处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都要轻得多。这样轻的处罚，使生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比守法成本还要低，所以这对于打击制造低劣、伪冒食品者几乎起不到威慑作用。我们更可以借鉴国外的巨额赔偿制度，对生产和销售质量不合格、不安全食品的厂商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应当加重追究其刑事责任，以达到足以震慑其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作用。

3.向广大消费者宣传、普及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通过加大对消费者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的宣传教育，使消费者了解更多的食品安全常识和健康饮食知识，使消费者增强食品安全意识，提高辨别问题食品的能力，自觉抵制“问题食品”，把食用不合格食品杜绝于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之外。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等工具，定期组织健康饮食宣传活动，有计划地报道食品安全知识，并且要及时曝光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的一些不法厂商及其商品，披露最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以保障消费者的消费知情权。

随着人们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加快食品安全立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呼声日益高涨。为适应社会新形势、顺应群众新要求，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并于2009年6月1日起开始执行。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部针对食品安全保障的法律，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场、惩治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信心和决心。

保障食品安全，我们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利用法律这一武器保障公民权利，稳定社会秩序，为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社会而共同奋斗！

第三篇：法理材料分析

P8 既没能证明不存在绝对价值，也没有证明所有的相对主义道德并未共享任何基础。他没有看 到问题的实质，并且提出了错误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四：其一，以相对主义观点视之，正确的提问方式应该是：从个人在共同体中所感受到的“某种”道德性中是否可以得出法 律与之存在必然联系的结论，也即是问，无论何种法律体系都有必要以成文形式表达此种道 德所公开表明的某些价值。对于相对主义者而言，这个问题兼具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明确回答了此问题，就无须再回答凯尔森问及的所有相对主义道德中为所有法

律体系共同服膺的共同价值问题。其二，法律是否因其内容而必然地遵循道德价值，并非是唯一恰切的问题。其三，凯尔森的证述因其自然法概念而失之偏颇。最后，凯尔森仅予考虑确定的道德力量，而无视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的可能性——它赋予法律一种可能为相阋之道德关怀所忽略的初级道德特征。当我们对上述三位重要学者的观点进行考查时，可以发现他们乐于强调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联以法律内容的种种独立特征为依据，这并不排除恶法有效的可能性，而只赋予法律初步的道德强制力。

P21 1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体系。、特征：

一、普遍性、确定性和形式合理性。普遍性是指法律规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二、国家性。法律规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并由国家负责制定、颁布和实施。

三、强制性。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法律的拘束力，是法律强制性的外在表现。

四、正当性。

五、阶级倾向性。

法律功能：又称法律作用，是指法律对人们的行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又分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两种。

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产生的基础，也是解释法律规则的重要依据，它还可以作为直接的行为准则被适用。特点：概括性，价值性，稳定性，灵活性。

法律效力体现法律的强制性，指法律的拘束力，即法律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强制作用。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体系是指一国所有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不同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法系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法律制定：就是通常所说的立法，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废止和补充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促进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谐，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阶段我们立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科学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合宪性原则。

法律实施包括执法、司法和守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原则有：依法行政原则，公平合理原则，效率原则。共同意志

P47 从法律上讲，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不管标的多少，法院都应当受理。通过一元钱官司的公正判决，可以增强公众对法治的信仰和信心。当然，也有人反对。认为一元钱官司是小题大作，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我的看法是，除了上面所说的公益性诉讼，总体上认为不必要为一分钱、一元钱去较真。实际上浪费了有限司法资源。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诉讼到法院的矛盾日益增多。人少案多，成为各地法院的一种普遍现象。要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用于处理各种矛盾，实际上关系到正义如何分配的问题。与诉讼成本也不相称。不符合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也难以实现当事人的初衷。法律不是万能的，还是不要当把法律判决当成道德审判。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净化美国的金融环境，避免信用卡持有人也就是消费者受到欺骗性复杂规定的侵害，以控制美国的金融风险。而这一法案的目标是双向的，对于银行自身也是一种保护，如禁止向未满18岁的年轻人发放信用卡等条款的制订，就是为了减少违约风险。不仅如此，消费者权利、义务及消费风险条款的明晰化，也利于消费者重建对金融系统的信心，客观上有利于银行的工作开展。

而另一方面，银行在推广信用卡的同时，需要保持必要的风险意识，避免一味追求发卡数量而忽视发卡质量，在推广人员的管理和培训方面下功夫、把好关。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不对称，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是对金融风险的有效规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强化银行的充分告知义务，打击违规套现，是有着战略意义的。严格的信用卡管理，对消费者及银行双方，都是一种保护.没有监管和约束，那就会一方面造成消费者穴持卡客户雪受到银行的盘剥，另一方面也驱使银行为了争夺此项业务而采取违规做法，最终可能酿成金融风险。

P61 要正确地认识和利用，以便更好地促进干部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

有着现实的作用和积极的意义。它一经推出，即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与叫好，就说明了这一点。推行“禁酒令”不仅仅是一个节约问题，也是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公务员队伍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对于提升和改善干部形象，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因为只要大部分公务人员工作日中午不饮酒，就能保证机关的正常运转，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让民众放心满意。

节约必然是有限的，所占吃喝费用的比例不会很高；工作日晚上和非工作日饮酒，同样会影响工作日的正常工作。对于作风建设和形象树立来说，并非仅靠工作日白天的表现，其他时间的所作所为同样重要。由此看来，一纸“禁酒令”所能起的作用，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大。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禁酒令”，确保五天工作日杜绝公款吃喝玩乐。另一方面，要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使之在任何时间都“不想喝”；通过从财务支出入手切断经济来源，使之在任何时间都“无法喝”；通过严厉的监督查处，使之在任何时间都“不敢喝”。如此多管齐下，公款吃喝之风必将得以遏制，作风与形象的完善。

禁酒令发挥其作用 白酒股价下跌高端白酒的业绩之所以好，很大程度上是公款消费在支撑。一旦“禁酒令”下，高端白酒的业绩高增长就很有落空之虞。白酒股近期的下跌也就不难理解了。指日可待了。

P72 法律是人的产物，它不可能穷尽社会的一切形态。在个案中，更可能因为特殊情况的存在，而使得法律价值冲突难以避免。

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种价值本身存在冲突 第二种个体与个体——行使个人自由可能导致他人利益的损失。共同体与共同体——国际人权与一国人权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个体与共同体——如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

解决办法：

1、价值位阶原则。具体而言：自由>正义>秩序。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排序

自然法学派选择正义优先。分析法学派选择秩序优先

一般而言，自由代表了人的最本质的人性需要，它是法的价值的顶端；正义是自由的价值外化，它成为自由之下制约其他价值的法律标准；而秩序则表现为实现自由、正义的社会状态，必须接受自由、正义的约束。因而，发生以上价值之间冲突时，可以按照 自由>正义>秩序的位阶顺序来确定何者优先。

2、个案平衡原则（同一位阶，兼顾各方利益）在处理位于同一位阶上的法的价值冲突时，必须综合考虑到主体之间特定情形、需要和利益，以使得个案的解决能够适当兼顾到各方的利益。如民法中的 公平责任。

3、比例原则 简言之，即使某种较优越价值的实现必然会以其他价值的损害为代价，也应当使被损害的价值减低到最小限度。

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

适合性原则：限制人民权利之措施必须能够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又称适当性原则。（手段适合目的）必要性原则：在适合达到目的的多种手段中，应该选择对人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又称“最小侵害原则”

狭义比例原则：对于人民权利之侵害程度与所达到目的之间，必须处于一种合理且适度的关系，这项原则主要重于权衡“受限制的法益”和“受保护的法益”之轻重，以达到利益之间的和谐，又称合理性原则。

实际上，三者不是并列的。可以组成两个不同的类型：针对不同位阶，同时适用价值位阶原则和比例原则；针对同一位阶的价值冲突，需要同时适用价值位阶原则和比例原则。

所以，严格地讲，只有比例原则是适用所有类型的价值冲突原则。

P82 法律的正义性

（一）所谓法律的正义性，指法律本身须符合于社会正义。是法律与其他行为规则，如技术规则，的根本区别所在。正如人有“善、恶”，法律也有“善、恶”，这就是所谓的“良法”与“恶法”。符合于“社会正义”的法律是“良法”，违背“社会正义”的法律就是“恶法”。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许多“恶法”，诸如规定对小偷砍手的法律，规定当众将“私通”者乱石砸死的法律，规定对流浪者加以鞭打、监禁甚至处死的法律，规定对同性恋者予以惩罚的法律，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相继被废止。我国去年被废止的“收容遣送”制度、规定撞了白撞的地方性法规，就属于“恶法”。

（二）正义性与法律评价：正因为法律有正义性，才使具体的法律法规成为被批评、评价的对象。法律绝不仅是主权者的“命令”，绝不仅是立法机关制定的“行为规则”，“主权者”、“立法机关”也不能随意制定“法律”，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于“社会正义”的要求。只有符合于“社会正义”的法律法规，人民才有服从和遵守的义务。对于违背“社会正义”的法律，即所谓“恶法”，应当通过“违宪审查程序”予以废止，或者通过“统一解释法律法规程序”回避其适用。

当我们学习法律的时候，除了从规范性入手，掌握每一个法律制度的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以及正确把握其立法目的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用“正义性”标准予以评价、批判。至少是不要为“恶法”辩护，不要制造所谓的“根据”、“理由”，把“恶法”硬说成“良法”。当我们参与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时，一定要慎之又慎。这是在为人民制定行为规则，为法官制定裁判规则，容不得任何轻率和半点私心。我们撰写论文、讨论案件，也应持慎重态度，一定要再三斟酌，我们所主张的新观点、提出的立法建议和裁判方案，是否符合于社会正义。

（三）正义性与法律职业:一个人选择了法学，选择以法律为业，你就选择了“公平正义”！选择了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作为自己行为、处世的价值目标和判断标准！你应该有正义感，有是非观！你如果还是学生，你也是弱者，没有力量为人民主持正义，但至少你应该能够判断是非，判断正义与不正义！你如果担任法官，就应当断然拒绝法律外因素的干扰，使你作出的每一个判决都合情合理合法，在当事人之间实现公平正义！

法律人以研究法律、适用法律为职业。但这绝不是一般的职业，不是仅仅为了赚钱谋生。因此不是经营者（商人）。法律职业的神圣性在于：维护法律，维护正义！你看，西方的法官，被人民当成正义的化身，就像神职人员之被视为上帝的代表！法律人不可能是革命者，但法律人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你是法学院的毕业生，无论你将来从事何种职业，身处社会的上层还是中层，你一定不要忘记法律的正义性，不要忘记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遭遇不幸的人们。

(四)正义性与裁判妥当性：法律的正义性最终要通过法院的裁判予以体现。法律、法规所体现的社会正义，是理性的正义；通过法院裁判所实现的正义，才是实践的正义、现实的正义。因此，法官和律师对于实践法律的正义负有神圣职责。裁判案件，不仅要考虑裁判是否于法有据，而且一定要考虑所作出的判决结果是否符合于社会正义，即裁判结果的妥当性。只有合于社会正义的判决，才是正确的判决；违背社会正义的判决，无论在程序上和实体法上如何“合法”，都是错误的判决！

（五）正义性与诚信解释：当对于如何裁判案件存在两种不同方案，而两种方案均有其理由，一时难以判断哪一个方案更为妥当时，应采用诚信解释方法：先假定采用第一种方案裁判本案，并对所作出的判决结果进行评价；再假定采用第二种方案裁判本案，并对所作出判决结果进行评价。如果采用某一方案所作出的判决结果，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丧失平衡，亦即使无辜的受害人没有得到救济，诚实守信的履约方的合法利益未受到保护，违反法律、违反合同的加害人、违约方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获得不正当利益，则应当判定这一裁判方案是错误的，当然不能采用。如果采用某一方案所作出的判决结果，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大体平衡，亦即使无辜的受害人得到救济，诚实守信的履约方的合法利益受到保护，违反法律、违反合同的加害人、违约方受到惩罚，则应当判定这一裁判方案是正确的，应当采用这一方案裁判本案。

（六）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社会正义，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分。形式正义，着重于程序公正。只要所适用的程序规则是公正的，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是否实现了正义，则非所问。实质正义，则不满足于程序的公正，而是着重于在具体的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实现正义。按照现代法律思想，强调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形式正义只是手段，而实质正义才是目的，形式正义须服从于实质正义，并最终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属于形式正义。具体案件裁判的妥当性，即最终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实现的正义，属于实质正义。值得注意的是，近几来来，在法院裁判工作中，出现了过分强调程序正义，以程序正义代替实质正义，甚至否定实质正义的的倾向。必须指出，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都只是手段而绝非目的，裁判的目的只能是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间实现实质正义。

法院裁判当然要讲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但切不可走向极端。片面强调程序规则、举证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而忽视“法官”的作用，不仅违背法律的正义性，也违背裁判的本质。法院裁判的本质，是行使裁判权的“人”，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判。之所以需要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为了帮助行使裁判权的“人”尽可能地“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以形成“内心确信”。绝不是要“代替”案件的“事实真相”，代替法官的“内心确信”，更不是要取代“法官”。

质言之，裁判活动的“主体”是“法官”，而不是“程序”，无论如何科学、精密的程序也取代不了“法官”。程序规则只是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工具，正如“程序正义”只是实现“实质正义”的手段。司法改革也好，庭审改革也罢，法官人格的塑造才是关键。正如自由法学和法社会学的倡导者爱尔里希所言：“惟有法官的人格，才是法律正义的保障”

P108 没有绝对自由，也没有绝对平等！没有泛滥的人权，也没有真正的民主！

即使是动物也有阶级性，人类社会的阶级性无法消除，也就谈不上平等。自由永远被限制在政权的控制下，而政权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民主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被统治阶级的民主权利是确实存在的，但在一定情况下是不被允许的。人是有社会性的，作为一个自然人，他是无法脱离社会的，人权是人类进化的象征，对人权的尊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无论是资产阶级宪法还是社会主义宪法都有明文规定关于人权、自由、民主的条例。但白纸黑字不代表就一定会有这些。掌握暴力机器的国家机构面对自然人是占据主动地位的。

人权是可以争取的，但自由、民主、平等，我认为没有绝对的，是可能随时被剥夺的。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这是可以满足的，但在保证人生存的权利后，所谓的其他权利，不取决于人本身，而是由国家绝对掌握 中国现已基本建立起以宪法为基础、以部门法和中国加入的国际人权保障公约为补充的比较完整的人权保护法律体系;在法律保护内容方面,中国法律对人权的保护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人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人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人权保护的伟大成就。

P120 如果社会安全网不能建立，政府旨在刺激消费提振经济增长的努力恐怕仅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另外，相当一部分人把中国人爱储蓄的习惯归结于节俭的美德，其实这不过是问题的表面，真正的原因应该是百姓不敢消费所致，与美德似乎关系不大。显然，一个诚惶诚恐，人人自危的社会注定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更不可奢谈什么幸福和民族振兴。从长期来看，生活满意度的持续下降还将侵蚀社会凝聚力，减少社会资本，这或许是对一个社会机体最致命的冲击了。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衡量的是一个由文化和传统所规定的特质，社会风气如诚信等都属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依社会学大师帕特南（R.Putnam）的分析逻辑，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促进公众的自发性合作与协调，改善社会行动与提升社会凝聚力，而且还可增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形而下地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社会资本的下降不仅使社会凝聚力大打折扣，危害社会稳定，而且还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陷入各种发展怪圈。损耗和降低社会资本的不良力量包括尔虞我诈、腐败以及包括收入在内各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等等。

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也写进一些国家的宪法之中，但要实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谈何容易。常言道，政治清明，则人心归向，上下团结；政通人和，则政事通达，人心和顺。欲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改善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法治社会，这既是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不二选择。如此不懈努力不仅能舒缓社会压力，减轻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可改善和提升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为社会良性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和永续的动力，这也才是民族振兴的真正之源。

P132 法律秩序生成和确立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在积累中建构起对法律力量的认知，形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事实上，对法律的信心是在司法一次次彰显正义中构建起来的，足球打假风暴未尝不是建立现代社会法律秩序的契机。

P144 职业法官坚持思维的职业化，与平民的大众化思维、政治性思维形成隔离，有高度的形式化倾向。职业法官将伦理责任与法律义务严格区分开来，对他们而言，伦理的告诫与法律的命令之间是有严格界线的。

由于平民法官的思维有实质化的倾向，他们在裁决过程中瞄准的焦点不是法律规范而是目的。他们不像职业法官那样重视成文律法的适用，也不习惯于像职业法官那样以“合法”与“非法”的二分图式对当事人的行为加以定性。而职业法官则重视以法律规范作为其裁判的合法性为依托。对他们而言，有两点至关重要：欲证立法律判断，必须至少引入一个普遍性的规范；法律判断必须至少从一个普遍性的规范连同其他命题逻辑地推导出来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解释的技术和学说在传统制度中一直得不到重视和充分的发展，没有一套法教义学拘束古人的法律适用行为。职业法官在“诽韩案”中受概念和逻辑的制约。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要从关注实质正义转变为关注形式正义。正是因为法律与法庭以外的社会力量在中国的过于密切地结合，才出现法律的非形式化、非自治化，进而法律事业落后。但是，“诽韩案”也折射出一些问题来。形式主义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专制，是用规范压制事实。职业法官高度形式化的做法势必会引发人们去追问法律事业本身的意义。相反，如果他们在审判过程中不死抠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注重将裁决的合理性建立于面向事物的妥当性，便不至于形成尴尬局面。

不论做什么，或做法学研究或进行实务工作，法学理论总是很重要的。法官如果仅依据条文做判决，势必会出现不合逻辑的荒谬结论，因此，我们要重视法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P164 司法解释里的信用卡的扩大解释,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看看.而且是国内先例,一审二审降了两级,现在刑法规定最多降一级.属于恶意透支的行为.法官们在审判中没有合理有效地使用法律方法，譬如，对许霆案审判中法律规范的选择、对所适用罪名的解释及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如果这些都进行了清晰、合理的“交代”，人们也就“无疑”可问了。即使案前我们没有或不能对该案进行有效的评议，但案后对此案进行思考也能帮助法律解释学更好地融入实践。但是，实践中并没有很多法律解释理论的专家对此有更多的关注。也许有人会说，对案例的研究将会使法律解释学走向一条“纯粹技艺”研究的学科，丧失了其应有的品味，但是陈金钊教授说：“山东大学法律方法论研究中心，最近一直想通过加强对判例的研究，实现所谓“理论研究一旦具体就可能深刻”的局面。”

P192 此案与许霆案有相似之处，都是恶意窃取。这属于触犯刑律，而不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只要退赔就可以，而恶意侵占公私财物属于严重的刑事罪行。由于情节较轻，一般认为量刑不足以构成无期徒刑，但犯罪的性质是明确的。舆论混杂了太多法律之外的情感因素，把法律看作儿戏，还把受侵害人的权益看成可有可无。

P216 营利性不是肖像权的侵权构成要件，未经本人同意使用其肖像的行为不属于正当使用，该行为应定性为侵害肖像权。

肖像权作为自然人专属的一般人格权，固为现代各国民法所确认，应受保护自不待言。同时，基于尊重主体价值之需，鼓励自然人除可依法自行利用支配其肖像权外，还可许可他人使用其肖像权，以实现其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充分利用。然则在二者之间如何划界，使两相俱宜，则不无歧义。营利性是否是区别合理使用与不合理使用的界限，这主要取决于对民法通则第一百条和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应当如何正确理解和解释该条规定？其真实含义果真是在于明确营利目的是肖像侵权的构成要件吗？实际上，在明确该条规定的真实含义之前，我们需要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认真审视该条规定的属性和意图。换言之，对该条的解释不能简单地拘泥于字面含义，其解释方法也不能满足于一般性的文义解释，而需要求助于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可以肯定的是，解释方法的恰当把握乃是正确处理该案的关键所在。

第一，从立法体系和规范性质来看。大陆法系成文法一般将规范分为授权性规范、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第二，从立法目的来看。该条规定实际上可以分两个层次解读：第一个层次为首句“公民享有肖像权”。三，从形式逻辑来看。如此不仅不符合该条本意，而且违反了逻辑规律。第四，从比较解释来看。查现代民法，并无可以不经同意而以非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之规定。第五，从学理解释来看。尽管不无争议，但学者主流见解均倾向于认为营利性不是侵害肖像权的构成要件。另外，在学者拟议的中国民法典建议稿中，对此问题的界定也十分明确。

第四篇：法理学期末论文（定稿）

自然法与国家政权理论

【摘要】自然法与国家政权关系的理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近代自然法从自然理性转向自然权利，认为国家是由人的理性创造的，而国家有机体理论的代表们则认为国家建立在历史有机体的理论上，这种国家有机体理论是对理性创造理论的否定。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之所以有这种演变过程，是由它们不同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所共同形成的。本文旨在对其进行简明扼要的梳理。

【关键词】自然法；理性；国家有机体

一、自然法与国家政权关系的理论演变

近代自然法学者在理性、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创造国家的理论。他们不再像中世纪所说的那样，认为国家是“至善的共同体”，他们的理论完全取消了国家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否定了人的历史。事实上，这种否定源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基督教神学认为，世界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而是由上帝创造的，历史从上帝开始，由上帝创造。这种神学观实质上也否认了国家是历史形成的这一观点。

自然法学派的代表霍布斯认为，人进入政治生活是基于人的生活经验，是生活需要所迫，否定了人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社会契约论的集大成者卢梭也认为，人本质上是反社会的。他们都对亚里士多德以及托马斯·阿奎那所坚持的国家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理论进行了否定。而英国伯克、法国孟德斯鸠，以及德国的浪漫派、历史学派等对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性、城邦生活、政治动物等观点进行吸收、采纳，对理性创造国家理论进行了批判①。国家有机体理论认为国家是有生命的机体，不是自然有机物，而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民族使然。

二、国家有机体理论与理性创造理论的区别

关于自然法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的不同理论在第一部分已作了大致阐述，尤其是国家有机体理论和理性创造国家理论针锋相对。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本部分将从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分析方法对理论的形成作进一步的探讨。①(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1

（一）历史背景17、18世纪的近代自然法学家们开始从理性转向自然权利，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强调人的本性。这个时期的自然法侧重于从理性出发，推导出具体自然法则，强调理性的力量，从人类社会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建构令人满意的法律体系。近代自然法学说是世俗的，传统上基于自由的德性被否定，颠覆了传统道德。此时，人的正确理性不再是自然理性，也不再是上帝的理性，而是由人的激情、欲望激发的理性。人性中的神性部分退化，而动物性上升。人在实际上退化了、堕落了，而世俗的欲望被正当化了。

于是18世纪产生了国家机械论，机械论建立在西方近代自然法理论之上，将自然有机理论简单化为一种人造的机器。霍布斯在《利维坦》引言中提到，人的创造是模仿上帝，从而创造出人的创造物。①他把生命看作是一种简单的运动，即使是齿轮等自动运行机械也可以被认定为生命。所以说，利维坦也是人造的生命，国家是一个机械，是由人的艺术模仿上帝创造的人造的人，就像机械运行着的钟表。机械论是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核心，政治是一种构建机制，国家是一种发明创造。

而国家有机体理论产生的背景是19世纪国家公法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反启蒙、反理性主义、反机械论的思潮。正如赫尔德所说，“理性不可以理解生命，理性只能创造无生命的概念。”②他们要求严格维持历史的传承，历史才能显现个性，而国家的个性只能在历史当中得以呈现，国家是历史形成的，绝不是人为艺术所创作的机器。德国历史学派也提出，国家不是合约的产物，不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产物，不是一种恶，国家是一种精神本质。在萨维尼看来，国家是通过个体的意志、合意形成的机械论的观点，是一种变态的国家观。③

（二）理论基础

国家有机体理论和理性创造理论针锋相对，主要的原因是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它们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西方18世纪的机械论是建立在近代的自然法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的自然法关注自然权利，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强烈的革命色彩。而19世纪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建立在历史有机论基础上，通①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5页。②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9页。③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许泽民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过描述、回顾历史，来认识国家的有机本性。下面通过简单阐述两个的代表人物霍布斯、伯伦知理的理论，来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不是一个事实存在的状态。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此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保全自己的本性，人的恐惧这种激情激发了人的理性，期望摆脱恐惧，结束人人自危的战争状态。霍布斯认为要想确保和平，人们必须达成一致并同意将自己全部的权利和力量让渡给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因而设定出一个主权者，它凌驾于众人之上，称为利维坦。在霍布斯眼里，国家不再是中世纪所称的上帝创造的艺术，而将它看作人造机器，它是冰冷的，没有历史的，逻辑的产物。

伯伦知理的理论建立在对霍布斯机械论批判的基础之上，阐述了国家有机体理论。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的思路，主要观点可以如下概括：（1）国家是被模仿的有机体。伯伦知理从词源学上论证了国家是一个统一体，它也是人模仿上帝的创造，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所说的人创造物，他认为是人创造人；（2）国家是人。他主张国家是人的图像，是生物意义上的有机体；

（3）国家是男人。相对于阴性的教会来说，国家是阳性，因为国家和男人一样能感觉自身的存在；（4）国家是人格意义上的人。国家是真实的人格体，可根据意志采取行动。①

（三）分析方法

简单说来，由于西方近代自然法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较大，理性创造派则是以自然科学实验确认的方法，分析、演绎进行研究，认为国家是没有历史的，是人的逻辑的产物；而国家有机派采用的是一种历史的、有机的研究方法，认为国家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国家有机体理论使“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这一理论问题得以解决，在他们看来主权既不在君也不在民，而在国家，由君主和臣民共同构成。君主有地位臣民也有尊严，组成一个健康的国家。国家有机体理论把人民、国家、民族结合成国家这一整体，也使德国的国家与民族分离状况得以解决。

① [德]伯伦知理著《国家论》卷3，见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清议报》，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六年影印版，第25册，总第1645页。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 黄颂.自然法观念考[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1.[3](法)孔德.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美)列奥.斯特劳斯,(美)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5](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6](英)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M],吴国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7](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8](德)伯伦知理.国家论[M](卷3).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六年影印版,第25册,总第1645页.[9](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姚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0](美)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M].许泽民等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第五篇：法理分析

1.危险驾驶罪是行为犯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犯罪的成立是否需要发生结果。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根据我国刑法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交通肇事罪的最低危害结果是:重伤一人或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而在危险驾驶罪中，也可能存在危害结果，但是这种危害结果并不是构成要件之一，其有无并不决定罪与非罪。所以，危险驾驶罪属于行为犯。在醉酒驾车时，只要行为人醉酒驾车，“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犯罪即成立。

对于交通肇事罪和危险驾驶罪，在判断时首先要看行为人是否有醉酒或竞驶行为。在行为人有醉酒或竞驶行为的情况下，如果不存在任何危害结果，则行为人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存在危害结果，但是尚未达到构成交通肇事罪所要求的严重程度，也仅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最低危害结果，则尚需进一步判断该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醉酒驾车”属于故意犯罪。

从刑法体系来看，危险驾驶罪处于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交通肇事罪之下，而交通肇事罪属于典型的过失犯罪，但是危险驾驶却并非过失犯罪。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属于行为犯。而根据刑法理论，过失犯罪均以发生具体的危害结果为要件，所以危险驾驶罪不是过失犯罪，而是故意犯罪。比较二者之间的犯罪构成也可得出同样结论: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况下，行为人对于交通安全法规的违反尽管是一种故意的心理状态，但是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持的却是过失的心理态度——明知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是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遇见，或已经遇见但轻信可以避免；危险驾驶罪的表述则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从主观上来说，行为人明知追逐竞驶、醉酒驾车威胁道路交通安全，而放任这种危险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

3.“醉驾”该如何量刑

刑法在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我国刑法对于刑罚的规定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仅仅确定某行为构成犯罪是不够的，还应当结合相关的量刑情节确定对某一特定的犯罪行为所应适用的刑法。根据刑法修正案，对危险驾驶罪应处的刑罚是“处拘役，并处罚金。”拘役刑是主刑，其量刑幅度在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不超过1年。罚金是附加刑，其数额应在1000元以上。可见，危险驾驶罪采取的也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必须结合相关情节才能最终确定宣告刑。

在行为人醉驾的情况下，刑法修正案直接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为醉酒驾车。所以说，只要行为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法定的醉酒标准，则必然构成危险驾驶罪。事实上，每个行为人

血液内的酒精含量是不同的，而通过一般的生活常识可以知道，“微醺”与“烂醉如泥”是有区别的。所以不同的“醉酒”状态对于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是不同的，在确定宣告刑时，应当考虑行为人血液内酒精含量。

危害结果的有无以及严重程度应当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在没有危害结果的情况下，量刑应当相对较轻，反之则应当较重；在存在危害结果的情况下，被害人的受伤程度以及财产的损失情况均应当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网财经 > 财经滚动新闻 > 正文

醉驾入罪的法理分析

2011年05月17日 03:07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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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更为公正、客观、统一的规制醉驾行为，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应该由最高司法机关及时发布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对较为典型的犯罪情节予以明确。

近日，“醉驾是否一律入罪”的争议，把醉酒驾驶的争执从最初是否应该犯罪化推向今天醉驾行为能否一律入罪的高峰。如果说，立法上醉驾行为应否入刑是可以借助公众讨论的“民意”问题，那么，司法中醉驾能否一律入罪应当是相对专业的法律适用问题。因为，犯罪认定是依赖严谨与科学，需依法进行的司法过程，不能掺杂任何非理性的激情与私利。就此而言，回顾近来“醉驾是否一律入罪”问题所面对的诸多争议，笔者认为，分析相关刑法规范和刑法理论，可以更好地厘清这一问题。

一、从刑法典第十三条“但书”谈起

刑法典第十三条在正面阐明犯罪的基本特征之后，又以“但书”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把危害行为的情节对犯罪成立的影响予以明确化。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除了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加以认定外，还必须考虑包括犯罪情节在内的所有要素对相关法益所造成的侵害或威胁是否符合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醉驾能否一律入罪”也不例外。

从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犯罪概念与具体犯罪类型的关系来看，刑法总则规定了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犯罪概念、刑罚种类等原则、原理内容，刑法分则是刑法总则之原则、原理的具体体现;刑法分则要接受刑法总则的指导和制约，不能与总则相抵触。从这个意义上

说，“醉驾入罪”的司法适用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危险驾驶罪作为犯罪的具体类型，其司法认定需要遵从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概念的制约。虽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一般不能直接依据犯罪概念判断具体犯罪的成立与否，但是，认定犯罪成立决不能超越犯罪概念的约束，这是总则指导性、制约性的体现，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化判断的需要——借助犯罪概念将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出罪化。二是司法者把醉驾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时，必须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排除在犯罪圈之外。作为犯罪的具体类型，不但要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具体犯罪构成，同时犯罪行为须符合严重社会危害性特征。前者的判断依赖于刑法条文的明文规定，后者的考量则需要结合案件情节予以审慎斟酌。总之，不能因为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没有为醉酒驾驶机动车设定情节限制，就突破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关于犯罪特征的相关规定;“醉驾不能一律入罪”正是承认刑法总则效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应有之意。

二、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客体考察

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以侵害或威胁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为前提，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或威胁的行为是不能被认定为犯罪的。即使在危险与冲突不断加剧的当今风险社会，立法者为更好地防范风险与保障公共安全而在刑法中设置抽象危险犯——以期能够对造成法益危害的行为予以提前规制，预防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仍应以违法行为对法益造成抽象危险为前提。

具体到以醉酒驾驶机动车为客观行为之一的危险驾驶罪，立法者将其归入刑法典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可知危险驾驶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应该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利益;其直接客体，应该是道路交通安全。由此，根据犯罪客体的基本理论，醉驾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必须在客观上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威胁，没有威胁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便不能被认定为犯罪。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对醉驾的理解，不能把醉驾行为等同于对法益造成了抽象危险，进而认定符合犯罪构成，成立危险驾驶罪。因为，类型化的醉驾行为的危险性和实际产生的抽象危险状态即对法益的威胁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一个应然判断，后者是需要结合有关因素具体分析的实然认定。应当承认，危险犯理论中对危险状态的判断至今仍是一个争议颇为激烈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危险状态的判断必须坚持在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环境等客观基础上，从一般人的立场判断危险状态是否存在。毕竟，危险驾驶罪中醉驾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威胁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基础，势必与危险状态的客观属性相违背;而从一般人的立场之上结合特定的时间、空间因素来判断，则避免了这一问题。当然，这里的一般人标准，较为妥当的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发布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提供判断的依据或参考，在此基础上再由案件司法者具体酌情裁量。据此，对醉驾行为的抽象危险状态的判断就可以结合醉驾行为所发生的特定时空背景等予以认定，把不存在危险状态的醉驾行为排除于法益侵害性的犯罪圈之外，而不能认为醉驾行为要一概入罪。

三、从刑法的威慑性分析

刑法威慑性是指在刑法实施过程中，社会公众所表现出来的因惧怕犯罪及其惩罚后果而产生的威吓、震慑作用。刑法威慑性的重要表现就在于通过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借助依法惩治犯罪人的过程，彰显刑罚等犯罪惩治方式带给犯罪人的权利剥夺和否定。但是，刑法威慑性的增强和预防功能的充分发挥，不能依赖于严刑峻法，更不能依赖于失去公正的司法恣意，而是需要通过刑罚权的及时、准确、公正、合理行使保持其威慑性。

实现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的威慑性，绝不在于对任何醉酒驾驶行为都要定罪判刑。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时期能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因为忽略了实践中的复杂情形而失去刑法的公正性和正当性，并最终因刑法过于苛刻而失去公众的信赖，使司法陷入不能承受之重。在醉驾能否一律入罪的问题上，必须保持司法理性，不能把公众对醉驾行为的愤怒和非理性严惩主张转嫁到司法裁量上;司法理性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能够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保持严谨的推理和清醒的逻辑。那么，对醉驾行为区别对待是否会造成刚开始的对醉驾的严厉惩治又进入轻刑化、去罪化的境地呢?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也大可不必。“醉驾入罪”的威慑性取决两个因素:一是有罪必罚，即对威胁公共安全的醉驾行为，要及时、准确地予以惩治，不能使任何具备危险的醉驾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打消醉驾避刑的侥幸心理;二是罚当其罪，即只能对已经造成公共安全危险的行为予以惩治，区分一般行为的危险性与具体行为对法益的抽象威胁，正确打击犯罪，使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被认定为犯罪，以保证刑法的公正性。唯有如此，借助刑法手段打击醉驾行为才能实现良性治理的目的;否则，就有可能陷入“严打”的怪圈，失去刑罚惩治的可持续性。

因此，从保持刑法的威慑性来看，醉驾不一律入罪，与威慑性无碍，亦符合刑罚审慎适用的要求。

四、影响醉驾行为危害程度的因素

综上所述，醉驾不能一律入罪是基于相关刑法规范和刑法理论分析所作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具有法律的正当性基础的。那么，影响醉驾行为危害程度的因素应该如何认定?这需要结合司法实践的具体因素具体分析。

一是醉驾的时空环境。作为醉驾的时空环境主要是指影响醉驾行为危害性包括时间、人流和车流状况等要素在内的路况环境。如前文所述，危险状态客观存在于三维空间之中，是具有外在征表的现实存在。借助对醉驾行为所处时间、空间等路况信息的综合分析，能够有效地把握醉驾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的直接影响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比如，深夜时分，醉酒人在人车稀少的道路上短距离行使等情况，其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是极为轻微的，往往难以构成对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人身或者财产安全的威胁。

二是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酒精含量是指单位血液中酒精成分所占的比重。酒精含量对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情节的影响就在于特定情况下，处于最低醉酒标准状况下的行为人可能不会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威胁。比如，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或者超过80毫克的认定为醉酒驾车。那么，通常情况下，酒精含量为85毫克和240毫克的醉酒人相比，两者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以及由此反映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会存在较大差异，前者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的危险要低得多，将前一情形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是醉酒原因。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醉酒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能够作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为，主要是指因食用了含有酒精的食物、药品如豆腐乳、糟鸡(肉)、藿香正气水、漱口水漱口等造成的轻微醉酒的行为。对于此类情况的醉酒，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相对较轻，能否入罪需审慎对待。

可以说，“醉酒不能一律入罪”的观点是符合刑法规定的，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思想。当然，为了能够更为公正、客观、统一地规制醉驾行为，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应该由最高司法机关及时发布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对较为典型的犯罪情节予以明确，只有这样，才能在较大程度上平复公众的担忧和疑虑，树立和保障司法权威。至于有观点质疑人民法院对醉驾的无罪判决权，这是缺少法律依据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于行为之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根据司法权的基本原理，本条款中的“终止审理”和“宣告无罪”的权力只能由法院行使。因此，如果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合议庭认为被告人醉酒驾驶的情节符合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理应宣告被告人无罪。对于这项无罪判决权，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合议庭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依法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由此可知，法院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依法宣告无罪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