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赌博游戏的法理分析[大全]

第一篇：网络赌博游戏的法理分析[大全]

[内容摘要] 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网络游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根据它的作用是否积极将其分类，在法律上进行区别对待。本文以是否涉及赌博为标准，将网络游戏分为网络娱乐游戏和网络赌博游戏，并以网络赌博罪四个构成要件来判定网络赌博游戏运营商构成以开设赌场为客观表现的赌博罪、部分玩家构成以赌博为业为客观表现的赌博罪。本文建议从立法上对网络赌博游戏加以定义，并对其进行定罪量刑，以引导网络游戏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络游戏；网络赌博游戏；络娱乐游戏；赌博罪 网网目

录

一、我国网络游戏的现状„„„„„„„„„„„„„„„„„„„„1

二、从法理上界定网络赌博游戏„„„„„„„„„„„„„„„„„2

（一）主观上，网络赌博游戏参与者以营利为目的„„„„„„„„„2

（二）客观上，网络赌博游戏参与者开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3

（三）主体上，网络赌博游戏参与者符合赌博罪对犯罪主体的要求„„4

（四）客体上，网络赌博游戏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5

三、完善我国有关网络赌博游戏立法„„„„„„„„„„„„„„„5 结束语„„„„„„„„„„„„„„„„„„„„„„„„„„„„7 参考文献„„„„„„„„„„„„„„„„„„„„„„„„„„„8网络赌博游戏的法理分析

在人类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网络游戏作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的产业，伴随这一需求的不断提高而蓬勃发展，网络游戏给运营商带来了商机和利润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游戏涉赌的社会问题。网络游戏中涉赌游戏产生的问题层出不穷，但由于其性质的不确定和法律的不完善，当法律欲对此进行调整时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对其性质进行界定，并完善相关立法已是时代的要求。

一、我国网络游戏的现状

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网络游戏，是指利用某种网络协议（如TCP/IP协议），以互联网为依托，可以多人同时参与的游戏项目。其基本特征是：第一，它是利用网络协议发布在互联网上的游戏，任何人只要可以连接互联网就可以玩这种游戏，因此其具有广泛的参与性；第二，它是多人同时在线参与的游戏，而且玩家之间可以自由交流、合作或者战斗，其内容具有互动性。

自1999年网络游戏在中国登陆以来，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数字娱乐产业在中国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据统计，中国网络玩家2006年达到了3112万，2006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为65.4亿元人民币，并为相关行业带来直接收入达333.2亿元，是网络游戏市场规模的5.1倍。其中为电信行业带来直接收入210.5亿元，为IT行业带来直接收入达83.3亿元，为出版和媒体行业带来直接收入39.4亿元。预计2011年中国网络游戏玩家将达4478万，网络游戏出版市场销售收入将达到244.3亿人民币，从2006年到2011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30.2%。”

根据游戏方式的不同，可以把网络游戏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战略游戏，如红警、帝国、星际等。在游戏平台上，一个玩家代表一个国家，玩家可以通过发展经济、建设部队、发动战争等扩展自己的领土。第二种是角色扮演游戏，如传奇、冒险岛、魔兽等。玩家选择自己要扮演的角色，然后进行游戏，通过完成任务或打败对手提高自己的等级。第三种是休闲游戏，如棋类、牌类以及连连看等益智游戏都属于休闲游戏。笔者认为上述分类不能从本质上反映网络游戏对人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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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06年度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公布.http:// 本文以是否涉及赌博为标准，将网络游戏分为网络娱乐游戏和网络赌 博游戏，网络娱乐游戏是指以娱乐为目的的网络游戏，战略游戏和角色扮演游戏通常属于此类游戏。在网络娱乐游戏中，一些玩家可能是为了得到虚拟财产参与的游戏，但是，我们一般认为游戏参与者赢得的虚拟财产，与游戏者投入的时间、精力、技巧是等值，属于网络娱乐游戏。但是在角色扮演游戏中，一些所扮演的角色参与赌博，得到的虚拟财产与玩家投入的时间、精力并不等值，涉及赌博，属于网络赌博游戏。除角色扮演游戏中的涉赌游戏外，休闲类游戏也有许多为网络赌博游戏。在休闲类游戏中，一些游戏设置了下注的形式，游戏玩家在用虚拟财产做注比输赢，输的玩家失去作为赌注的虚拟财产，而赢的玩家除了拿回自己的赌注之外还能取得输家的赌注，这类休闲游戏也属于网络赌博游戏。网络赌博游戏涉及赌博，那么它的性质该如何认定呢？网络赌博游戏的参与者是否构成赌博罪呢？网络赌博游戏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呢？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网络赌博游戏的性质进行了研究。

二、从法理上界定网络赌博游戏

从法理上看，犯罪具备四个构成要件，即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构成是衡量犯罪是否成立的标准，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件，就不认为构成该犯罪。因此要界定网络赌博游戏是否构成赌博罪，就要看其是否具备赌博罪的四个构成要件。

(一)主观上，网络赌博游戏参与者以营利为目的

网络赌博游戏参与者所得到的只是游戏币、积分等“网络虚拟财产”。因此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具有现实价值性，是判断网络赌博游戏参与者主观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前提。如果网络虚拟财产不具有现实价值性，游戏参与者得到的网络虚拟财产不能换取现实利益，那么游戏参与者在主观上就无从以营利为其目的；如果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现实价值性，游戏参与者得到的就是现实的利益，那么游戏参与者主观上就有可能以营利为目的。

“网络虚拟财产”是指网络游戏玩家在网络游戏中获得的游戏账号、游戏货币等游戏物品，其物理上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而在网络游戏中，体现为具有某些功能的游戏物品。网络虚拟财产有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种表现为游戏账号，网络游戏玩家在开始某个网络游戏前，先注册一个特定的游戏账号(即ID号)，随后，玩家开始游戏。玩家通过完成指定任务提高自己等级，并同时获得游戏装备和虚拟货币，玩家的等级及得到的游戏装备和虚拟货币将记录在游戏账号下；一种表现为游戏装备，装备包括游戏中角色的首饰、盔甲、武器等，这些装备对角色赢得游戏能力有很大关系，装备越高级，角色的能力越高；一种表现为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指游戏中流通、使用的货币。

网络虚拟财产有四个来源。一是在游戏开始阶段由游戏运营商赠送，以这种方式获得网络虚拟财产非常有限；二是通过战胜游戏对手或完成游戏中的任务而获得，获得的网络虚拟财产或是由服务器给付，或是从失败的玩家手中取得；三是购买运营商发售的点卡充值，或是运营商设置的其他电话、网上银行的渠道充值，这种方式是虚拟财产的重要来源，是现实货币转换为虚拟财产的官方方式，所有被转为网络虚拟财产的现实货币都由运营商获得；四是从网上及现实社会中的交易市场上获得，这种非官方的方式一般是在游戏玩家之间进行的，玩家之间按照“网络虚拟财产”的市场价进行交易，“以钱易物”或“以物易物”，获得虚拟财产。

网络虚拟财产虽然在形态上体现为记载在电脑中的字符串，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其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价值性。首先，在用途上，网络虚拟财产在流通中显示出了作为商品的价值，网络虚拟财产可以购买各种虚拟物品，这种虚拟物品实际上是一种服务，是网络运营商为游戏者提供的服务，根据游戏玩家给付的不同数额的虚拟货币，提供的不同等级的服务；其次，网络虚拟财产使拥有者具有荣誉感，网络虚拟财产是财富的象征，等级高的玩家在游戏中更受欢迎；其三，网络虚拟财产还具有“互转性”，网络虚拟财产和现实货币间可以互转，如网络虚拟财产的来源三、四所述，游戏玩家可以把现实货币转换为虚拟财产，虽然运营商没有设置将虚拟财产转换为现实货币的渠道，但是玩家还是可以通过玩家之间的交易将虚拟财产转换为现实货币。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已承认了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物权特征。在著名的李宏晨案中, 北京朝阳区法院在判决书中述及的: “关于丢失装备的价值, 虽然虚拟装备是无形的, 且存在于特殊的网络环境中, 但并不影响虚拟物品作为无形财产的一种获得法律上的适当评价和救济”。网络虚拟财产的拥有者、学者以及更多的法律工作者也认定其是公民的财产。因此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现实的财产价值性。正是因为虚拟财产的现实价值性，网络游戏的玩家在游戏中得到的网络虚拟财产可以转换为现实货币，实现玩家得到的现实利益，使得一些游戏玩家以营利为目的参与网络赌博游戏。而网络游戏的运营商通过运营网络游戏也获得高额的利益。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更多运营商以营利为目的运营游戏。

（二）客观上，网络赌博游戏参与者开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 网络赌博游戏的运营商是构成以开设赌场为客观表现的赌博行为，部分游戏玩家是构成以赌博为业为客观表现的赌博行为。

如在QQ游戏中，运营商腾讯公司为QQ用户提供了一个网络游戏的平台，QQ用户通过登陆自己的账号参加QQ游戏。每一个QQ用户都可以开通自己的QQ账户，只要对自己的账户进行充值就可以取得Q币。Q币的官方充值方式有三个：一是银行卡充值；二是到网吧等地购买腾讯公司发行的Q币卡进行充值；三是利用手机或固定电话进行充值。其中1元人民币可购买1Q币，而1Q币可以换得10000游戏币。QQ用户便可利用自己的游戏币作为“筹码”参与游戏币场内的游戏,就像是现实中人们将货币换成筹码进入赌场一样。

腾讯公司提供的游戏包括了棋类、牌类等，引发争议的是“充值类游戏”中的“21点”。21点与现实社会中玩法相同，游戏由2到6个人玩，使用除大小王之外的52张牌，游戏者的目标是使手中牌的点数之和不超过21点且尽量大。与现实中不同的是，参与者下注的是虚拟的“游戏币”，而不是直接使用现金。除了练习场之外，玩家每次下注最少100游戏币，最多可以下10000游戏币，相当于一块钱。虽然每次下注数额有限，但由于是电脑洗牌发牌，一满桌6个人，一盘下来也就十几秒而已，所以输赢起来数量并不在小额。除了“21点”之外，可以进行游戏币输赢比赛的游戏还有梭哈、斗地主、象棋三个游戏内容。

网络赌博游戏运营商通过开设此类游戏，赚取了巨额收益，这种收益并不是虚拟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为货币价值的收益。游戏运营商之所以开发赌博游戏，根本目的在于赚取更大的收益。在赌博游戏中，赢的永远是庄家；而在网络游戏中，庄家就是运营商。网络赌博游戏的运营商为游戏玩家提供网络平台进行赌博，并从中抽头渔利，获得高额利润。事实上，运营商的行为构成以开设赌场为表现形式的赌博罪。

在这样的网络游戏中，一些“技艺”精湛的玩家，通过较长时间的游戏，赢得相当数量的游戏币，这些游戏币通过交易，转换成现实货币，这部分货币足以支付他的日常开支。而这部分“在较长时间内，赌博活动成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并以赌博收入为其生活或者挥霍的主要来源”玩家，我们可以认定其行为构成以赌博为业为表现形式的赌博罪。

（三）主体上，网络赌博游戏参与者符合赌博罪对犯罪主体的要求 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网络赌博游戏的运营商属于单位犯罪，我国刑法规定单位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网络赌博游戏运营商一般为公司，符合刑法对单位犯罪主体的规定。根据我国刑法的一般规定，只有达到一定年龄并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才能成为犯罪主体，在网络赌博游戏的玩家中，所有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 ② 李希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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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赌博罪的犯罪主体。

（四）客体上，网络赌博游戏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

随着网络游戏的快速发展，网络游戏用户不断增加，使得网络赌博游戏危害的客体具有广泛性。网络赌博游戏的隐蔽性和开放性，使网络赌博行为比公开的赌博行为的危害性更大。在网络赌博或现实中赌博合法化的国家中，都是禁止青少年参与的，有具体的措施来防范青少年参与赌博，但是由于谁都可以上网，网络赌博游戏无法对参与者的身份进行确认并加以限制，执法部门处于失控状况，相比一般赌博，网络赌博游戏中青少年的参与者更多，而青少年自制能力差，赌博更容易上瘾。而赌博本身影响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人们不参加生产、学习，沉迷赌博，破坏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因为赌博许多家庭破裂，许多赌博者更是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种似是而非的赌博行为更加缺少国家的监管，比现实的赌博更具危害性。网络赌博游戏破坏社会生产，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安定的因素，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

由于网络赌博游戏具备了法理上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网络赌博游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游戏，部分参与者实则已经构成了赌博罪。

1、开设赌场。网络游戏运营商为游戏玩家提供网络平台进行赌博,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远超出“收取正常的场地和服务费用的行为”。这些网络游戏的运营商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者提供场所和器具进行赌博的行为，已构成了以开设赌场为客观表现的赌博罪。

2、以赌博为业。我们不排除网络赌博游戏中部分玩家只是出于娱乐的目的，并没有依赖网络赌博游戏的所得生活，但对于以网络赌博游戏为业，沉迷其中，利用网络赌博游戏赚取大量虚拟财产，并“在较长时间内，赌博活动成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并以赌博收入为其生活或者挥霍的主要来源”的玩家，应当认为其构成了以赌博为业为客观表现的赌博罪。

三、完善我国有关网络赌博游戏立法

我国《刑法》对网络赌博游戏是否构成犯罪没有明确规定，但从《刑法》的立法精神看，网络赌博游戏的部分参与者构成赌博罪。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的规定，构成赌博罪的前提，不但必须具备直接故意的一般主观要件，而且必须具备“以营利为目的”的特别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上为“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如上文所述，网络赌博游戏的运营商为游戏玩家提供网络平台进行赌博，并从中抽头渔利，符合“开设赌场”的客观要件，主观上就是为了高额的抽头渔利，符合“以营利为目的” ③ 李希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第180页 ③的特别主观要件，从立法精神上看，应认定为构成赌博罪。而部分游戏玩家正是因为网络赌博游戏能得到利益而参与游戏，符合“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而部分玩家更是以此为业，符合“以赌博为业”的客观要件，从立法精神上看，应认定为构成赌博罪。但是，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现在还不宜对其进行定罪量刑。

从我国相关法律来看，类似于规范网络赌博游戏的法律有《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该《解释》第八条规定“赌博犯罪中用作赌注的款物、换取筹码的款物和通过赌博赢取的款物属于赌资。通过计算机网络实施赌博犯罪的，赌资数额可以按照在计算机网络上投注或者赢取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认定。”《解释》中对网络赌博的赌资做了具体的规定，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网络虚拟财产的现实价值性已得到了认可。但是解释中所指的点数是赌博者用款物购买的筹码，和现实生活中赌博者进入赌场前购买筹码是一样的，与网络赌博游戏中所指的虚拟财产并不能完全等同。《解释》中所指的筹码只能用于赌博中下注，但网络虚拟财产可以购买服务，看似只是在网络上使用的虚拟财产，人们容易忽视其现实价值。网络赌博游戏的赌资具有更大的隐蔽性，但现有法律尚无明确规定。

中国的网络犯罪立法活动尚处于就事论事阶段，主要集中在网络运行安全、网络经营秩序等方面。现有法律对网络赌博游戏的规定几乎为空白。使得这种非法的网络行为无限制的发展。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明确其性质，并对其进行定罪量刑。

1、应当明确确定网络赌博游戏定义。

如前文所述，无论是网络赌博游戏的运营商还是游戏玩家都是为了得到具有现实价值的虚拟财产才参与游戏的，而游戏本身又是通过下注来比输赢的。因而笔者建议对网络赌博游戏应定义为“网络赌博游戏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以网络虚拟财产下注进行赌博的网络游戏。”

2、应当对网络赌博游戏的涉赌行为进行定罪量刑。

网络游戏运营商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者提供赌博场所和工具，并从中抽取高额的抽头，构成了以开设赌场为客观表现的赌博罪，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为“运营商开设网络赌博游戏，构成赌博罪，应当按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条之规定处罚。”

而网络赌博游戏中的玩家又可以分成以赌博为业和非以赌博为业，根据《解释》的规定，少量财务输赢的，不以赌博论处的。而涉及赌博，但数额较轻的，应当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处理。除此之外的那些以赌博为业的玩家，应当认定其构成了赌博罪，并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处理。在立法上应明确为“网络赌博游戏中，以此为业的游戏玩家构成赌博罪，应当按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条之规定处罚；如果参加者只是一般的赌博行为，不构成犯罪，则应当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处罚。”“网络赌博游戏的赌资参照涉赌虚拟财产的市场价值确定。”

虽然《解释》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非赌博为业的行为作了相关规定，但是《解释》对多少为“少量的财务输赢”、什么程度是“收取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没有做具体的规定，同样的，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一般非赌博为业的一般赌博的处罚做了具体规定，但是，对多少数额的赌资构成赌博罪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数额是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由于各地的经济水平不同，地方可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在地方性法规做出明确规定。如规定“每局输赢在3元以内的属少量财物输赢，不以赌博论处。”“收取的场地和服务费用总额平均每天不超过1000元的，不以赌博论处。”“以营利为目的，参与赌博，赌资在500元~3000元之间的，或为赌博提供条件，抽头渔利的数额在10000元~50000元之间的，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处罚。

3、应当对网络赌博游戏的涉赌行为的取证问题具体规定。

由于网络赌博游戏是在虚拟的网络平台上进行的，赌博的证据为网络数据，取证问题同传统的赌博不同，因此应当明确规定。“游戏的网络数据可以作为网络赌博游戏的参与者涉赌行为的证据。”

4、应当对网络赌博游戏的涉赌行为管辖问题进行具体规定

由于网络赌博游戏的参与者具有广泛性，来自全国各地，同一案件的涉案人员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在管辖权上的确定上有一定难度，但所有赌博证据储存于服务器上，从方便取证调查的角度出发，也为了确定管辖权，在立法上应当“网络赌博游戏的涉赌行为由游戏服务器所在地法院管辖。”

结束语:

网络游戏，作为一个新兴的庞大的数字产业，愈来愈成为一股推动经济增长的不可忽视的新势力。在我们关注其给经济带来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因此，将其分类，对健康积极的网络游戏，进行保护和推广，对不健康、消极的网络游戏进行正确的引导和限制，才是对其发展的正确态度。而网络赌博游戏的涉赌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日趋严重，显然是不健康的网络游戏。但由于其在法律存在空白，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基本原则，目前还无法对类似腾讯公司的此类行为进行制裁。所幸，在舆论以及相关部门的压力下，联众已经宣布暂停两款游戏的服务，腾讯公司也悄悄撤下了游戏中能下大额QQ币筹码的棋牌游戏，相关立法部门和学者也开始关注网络游戏的涉赌行为。对网络赌博游戏的涉赌行为进行定罪量刑，建立相关的法律监管机制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商建刚.《网络法》.学林出版社.2005 [2]李步云.《网络经济与法律论坛》中国检查出版社.2002 [3]李希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4]王云斌.《互联法网-中国网络法律问题》.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5]钱中生.《计算机网络犯罪防范与惩治实务全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6]（美）约纳森·罗森诺（Jonathan Rosenoer）著；张皋彤等译.《网络法：关于因特网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7]刘家琛.《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 [8]邹柏涌,顾保,军施云.从构成要件对赌博罪相关问题的再认识[EB/OL] http:// [9]杨涛.打击网络游戏赌博亟待完善相关法律[EB/OL] http:// [10]战秋萍.中国网赌法治现状谈[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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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法理材料分析

P8 既没能证明不存在绝对价值，也没有证明所有的相对主义道德并未共享任何基础。他没有看 到问题的实质，并且提出了错误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四：其一，以相对主义观点视之，正确的提问方式应该是：从个人在共同体中所感受到的“某种”道德性中是否可以得出法 律与之存在必然联系的结论，也即是问，无论何种法律体系都有必要以成文形式表达此种道 德所公开表明的某些价值。对于相对主义者而言，这个问题兼具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明确回答了此问题，就无须再回答凯尔森问及的所有相对主义道德中为所有法

律体系共同服膺的共同价值问题。其二，法律是否因其内容而必然地遵循道德价值，并非是唯一恰切的问题。其三，凯尔森的证述因其自然法概念而失之偏颇。最后，凯尔森仅予考虑确定的道德力量，而无视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的可能性——它赋予法律一种可能为相阋之道德关怀所忽略的初级道德特征。当我们对上述三位重要学者的观点进行考查时，可以发现他们乐于强调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联以法律内容的种种独立特征为依据，这并不排除恶法有效的可能性，而只赋予法律初步的道德强制力。

P21 1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体系。、特征：

一、普遍性、确定性和形式合理性。普遍性是指法律规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二、国家性。法律规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并由国家负责制定、颁布和实施。

三、强制性。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法律的拘束力，是法律强制性的外在表现。

四、正当性。

五、阶级倾向性。

法律功能：又称法律作用，是指法律对人们的行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又分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两种。

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产生的基础，也是解释法律规则的重要依据，它还可以作为直接的行为准则被适用。特点：概括性，价值性，稳定性，灵活性。

法律效力体现法律的强制性，指法律的拘束力，即法律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强制作用。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体系是指一国所有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不同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法系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法律制定：就是通常所说的立法，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废止和补充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促进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谐，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阶段我们立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科学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合宪性原则。

法律实施包括执法、司法和守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原则有：依法行政原则，公平合理原则，效率原则。共同意志

P47 从法律上讲，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不管标的多少，法院都应当受理。通过一元钱官司的公正判决，可以增强公众对法治的信仰和信心。当然，也有人反对。认为一元钱官司是小题大作，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我的看法是，除了上面所说的公益性诉讼，总体上认为不必要为一分钱、一元钱去较真。实际上浪费了有限司法资源。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诉讼到法院的矛盾日益增多。人少案多，成为各地法院的一种普遍现象。要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用于处理各种矛盾，实际上关系到正义如何分配的问题。与诉讼成本也不相称。不符合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也难以实现当事人的初衷。法律不是万能的，还是不要当把法律判决当成道德审判。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净化美国的金融环境，避免信用卡持有人也就是消费者受到欺骗性复杂规定的侵害，以控制美国的金融风险。而这一法案的目标是双向的，对于银行自身也是一种保护，如禁止向未满18岁的年轻人发放信用卡等条款的制订，就是为了减少违约风险。不仅如此，消费者权利、义务及消费风险条款的明晰化，也利于消费者重建对金融系统的信心，客观上有利于银行的工作开展。

而另一方面，银行在推广信用卡的同时，需要保持必要的风险意识，避免一味追求发卡数量而忽视发卡质量，在推广人员的管理和培训方面下功夫、把好关。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不对称，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是对金融风险的有效规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强化银行的充分告知义务，打击违规套现，是有着战略意义的。严格的信用卡管理，对消费者及银行双方，都是一种保护.没有监管和约束，那就会一方面造成消费者穴持卡客户雪受到银行的盘剥，另一方面也驱使银行为了争夺此项业务而采取违规做法，最终可能酿成金融风险。

P61 要正确地认识和利用，以便更好地促进干部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

有着现实的作用和积极的意义。它一经推出，即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与叫好，就说明了这一点。推行“禁酒令”不仅仅是一个节约问题，也是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公务员队伍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对于提升和改善干部形象，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因为只要大部分公务人员工作日中午不饮酒，就能保证机关的正常运转，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让民众放心满意。

节约必然是有限的，所占吃喝费用的比例不会很高；工作日晚上和非工作日饮酒，同样会影响工作日的正常工作。对于作风建设和形象树立来说，并非仅靠工作日白天的表现，其他时间的所作所为同样重要。由此看来，一纸“禁酒令”所能起的作用，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大。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禁酒令”，确保五天工作日杜绝公款吃喝玩乐。另一方面，要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使之在任何时间都“不想喝”；通过从财务支出入手切断经济来源，使之在任何时间都“无法喝”；通过严厉的监督查处，使之在任何时间都“不敢喝”。如此多管齐下，公款吃喝之风必将得以遏制，作风与形象的完善。

禁酒令发挥其作用 白酒股价下跌高端白酒的业绩之所以好，很大程度上是公款消费在支撑。一旦“禁酒令”下，高端白酒的业绩高增长就很有落空之虞。白酒股近期的下跌也就不难理解了。指日可待了。

P72 法律是人的产物，它不可能穷尽社会的一切形态。在个案中，更可能因为特殊情况的存在，而使得法律价值冲突难以避免。

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种价值本身存在冲突 第二种个体与个体——行使个人自由可能导致他人利益的损失。共同体与共同体——国际人权与一国人权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个体与共同体——如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

解决办法：

1、价值位阶原则。具体而言：自由>正义>秩序。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排序

自然法学派选择正义优先。分析法学派选择秩序优先

一般而言，自由代表了人的最本质的人性需要，它是法的价值的顶端；正义是自由的价值外化，它成为自由之下制约其他价值的法律标准；而秩序则表现为实现自由、正义的社会状态，必须接受自由、正义的约束。因而，发生以上价值之间冲突时，可以按照 自由>正义>秩序的位阶顺序来确定何者优先。

2、个案平衡原则（同一位阶，兼顾各方利益）在处理位于同一位阶上的法的价值冲突时，必须综合考虑到主体之间特定情形、需要和利益，以使得个案的解决能够适当兼顾到各方的利益。如民法中的 公平责任。

3、比例原则 简言之，即使某种较优越价值的实现必然会以其他价值的损害为代价，也应当使被损害的价值减低到最小限度。

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

适合性原则：限制人民权利之措施必须能够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又称适当性原则。（手段适合目的）必要性原则：在适合达到目的的多种手段中，应该选择对人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又称“最小侵害原则”

狭义比例原则：对于人民权利之侵害程度与所达到目的之间，必须处于一种合理且适度的关系，这项原则主要重于权衡“受限制的法益”和“受保护的法益”之轻重，以达到利益之间的和谐，又称合理性原则。

实际上，三者不是并列的。可以组成两个不同的类型：针对不同位阶，同时适用价值位阶原则和比例原则；针对同一位阶的价值冲突，需要同时适用价值位阶原则和比例原则。

所以，严格地讲，只有比例原则是适用所有类型的价值冲突原则。

P82 法律的正义性

（一）所谓法律的正义性，指法律本身须符合于社会正义。是法律与其他行为规则，如技术规则，的根本区别所在。正如人有“善、恶”，法律也有“善、恶”，这就是所谓的“良法”与“恶法”。符合于“社会正义”的法律是“良法”，违背“社会正义”的法律就是“恶法”。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许多“恶法”，诸如规定对小偷砍手的法律，规定当众将“私通”者乱石砸死的法律，规定对流浪者加以鞭打、监禁甚至处死的法律，规定对同性恋者予以惩罚的法律，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相继被废止。我国去年被废止的“收容遣送”制度、规定撞了白撞的地方性法规，就属于“恶法”。

（二）正义性与法律评价：正因为法律有正义性，才使具体的法律法规成为被批评、评价的对象。法律绝不仅是主权者的“命令”，绝不仅是立法机关制定的“行为规则”，“主权者”、“立法机关”也不能随意制定“法律”，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于“社会正义”的要求。只有符合于“社会正义”的法律法规，人民才有服从和遵守的义务。对于违背“社会正义”的法律，即所谓“恶法”，应当通过“违宪审查程序”予以废止，或者通过“统一解释法律法规程序”回避其适用。

当我们学习法律的时候，除了从规范性入手，掌握每一个法律制度的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以及正确把握其立法目的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用“正义性”标准予以评价、批判。至少是不要为“恶法”辩护，不要制造所谓的“根据”、“理由”，把“恶法”硬说成“良法”。当我们参与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时，一定要慎之又慎。这是在为人民制定行为规则，为法官制定裁判规则，容不得任何轻率和半点私心。我们撰写论文、讨论案件，也应持慎重态度，一定要再三斟酌，我们所主张的新观点、提出的立法建议和裁判方案，是否符合于社会正义。

（三）正义性与法律职业:一个人选择了法学，选择以法律为业，你就选择了“公平正义”！选择了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作为自己行为、处世的价值目标和判断标准！你应该有正义感，有是非观！你如果还是学生，你也是弱者，没有力量为人民主持正义，但至少你应该能够判断是非，判断正义与不正义！你如果担任法官，就应当断然拒绝法律外因素的干扰，使你作出的每一个判决都合情合理合法，在当事人之间实现公平正义！

法律人以研究法律、适用法律为职业。但这绝不是一般的职业，不是仅仅为了赚钱谋生。因此不是经营者（商人）。法律职业的神圣性在于：维护法律，维护正义！你看，西方的法官，被人民当成正义的化身，就像神职人员之被视为上帝的代表！法律人不可能是革命者，但法律人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你是法学院的毕业生，无论你将来从事何种职业，身处社会的上层还是中层，你一定不要忘记法律的正义性，不要忘记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遭遇不幸的人们。

(四)正义性与裁判妥当性：法律的正义性最终要通过法院的裁判予以体现。法律、法规所体现的社会正义，是理性的正义；通过法院裁判所实现的正义，才是实践的正义、现实的正义。因此，法官和律师对于实践法律的正义负有神圣职责。裁判案件，不仅要考虑裁判是否于法有据，而且一定要考虑所作出的判决结果是否符合于社会正义，即裁判结果的妥当性。只有合于社会正义的判决，才是正确的判决；违背社会正义的判决，无论在程序上和实体法上如何“合法”，都是错误的判决！

（五）正义性与诚信解释：当对于如何裁判案件存在两种不同方案，而两种方案均有其理由，一时难以判断哪一个方案更为妥当时，应采用诚信解释方法：先假定采用第一种方案裁判本案，并对所作出的判决结果进行评价；再假定采用第二种方案裁判本案，并对所作出判决结果进行评价。如果采用某一方案所作出的判决结果，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丧失平衡，亦即使无辜的受害人没有得到救济，诚实守信的履约方的合法利益未受到保护，违反法律、违反合同的加害人、违约方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获得不正当利益，则应当判定这一裁判方案是错误的，当然不能采用。如果采用某一方案所作出的判决结果，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大体平衡，亦即使无辜的受害人得到救济，诚实守信的履约方的合法利益受到保护，违反法律、违反合同的加害人、违约方受到惩罚，则应当判定这一裁判方案是正确的，应当采用这一方案裁判本案。

（六）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社会正义，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分。形式正义，着重于程序公正。只要所适用的程序规则是公正的，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是否实现了正义，则非所问。实质正义，则不满足于程序的公正，而是着重于在具体的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实现正义。按照现代法律思想，强调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形式正义只是手段，而实质正义才是目的，形式正义须服从于实质正义，并最终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属于形式正义。具体案件裁判的妥当性，即最终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实现的正义，属于实质正义。值得注意的是，近几来来，在法院裁判工作中，出现了过分强调程序正义，以程序正义代替实质正义，甚至否定实质正义的的倾向。必须指出，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都只是手段而绝非目的，裁判的目的只能是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间实现实质正义。

法院裁判当然要讲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但切不可走向极端。片面强调程序规则、举证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而忽视“法官”的作用，不仅违背法律的正义性，也违背裁判的本质。法院裁判的本质，是行使裁判权的“人”，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判。之所以需要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为了帮助行使裁判权的“人”尽可能地“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以形成“内心确信”。绝不是要“代替”案件的“事实真相”，代替法官的“内心确信”，更不是要取代“法官”。

质言之，裁判活动的“主体”是“法官”，而不是“程序”，无论如何科学、精密的程序也取代不了“法官”。程序规则只是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工具，正如“程序正义”只是实现“实质正义”的手段。司法改革也好，庭审改革也罢，法官人格的塑造才是关键。正如自由法学和法社会学的倡导者爱尔里希所言：“惟有法官的人格，才是法律正义的保障”

P108 没有绝对自由，也没有绝对平等！没有泛滥的人权，也没有真正的民主！

即使是动物也有阶级性，人类社会的阶级性无法消除，也就谈不上平等。自由永远被限制在政权的控制下，而政权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民主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被统治阶级的民主权利是确实存在的，但在一定情况下是不被允许的。人是有社会性的，作为一个自然人，他是无法脱离社会的，人权是人类进化的象征，对人权的尊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无论是资产阶级宪法还是社会主义宪法都有明文规定关于人权、自由、民主的条例。但白纸黑字不代表就一定会有这些。掌握暴力机器的国家机构面对自然人是占据主动地位的。

人权是可以争取的，但自由、民主、平等，我认为没有绝对的，是可能随时被剥夺的。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这是可以满足的，但在保证人生存的权利后，所谓的其他权利，不取决于人本身，而是由国家绝对掌握 中国现已基本建立起以宪法为基础、以部门法和中国加入的国际人权保障公约为补充的比较完整的人权保护法律体系;在法律保护内容方面,中国法律对人权的保护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人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人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人权保护的伟大成就。

P120 如果社会安全网不能建立，政府旨在刺激消费提振经济增长的努力恐怕仅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另外，相当一部分人把中国人爱储蓄的习惯归结于节俭的美德，其实这不过是问题的表面，真正的原因应该是百姓不敢消费所致，与美德似乎关系不大。显然，一个诚惶诚恐，人人自危的社会注定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更不可奢谈什么幸福和民族振兴。从长期来看，生活满意度的持续下降还将侵蚀社会凝聚力，减少社会资本，这或许是对一个社会机体最致命的冲击了。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衡量的是一个由文化和传统所规定的特质，社会风气如诚信等都属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依社会学大师帕特南（R.Putnam）的分析逻辑，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促进公众的自发性合作与协调，改善社会行动与提升社会凝聚力，而且还可增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形而下地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社会资本的下降不仅使社会凝聚力大打折扣，危害社会稳定，而且还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陷入各种发展怪圈。损耗和降低社会资本的不良力量包括尔虞我诈、腐败以及包括收入在内各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等等。

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也写进一些国家的宪法之中，但要实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谈何容易。常言道，政治清明，则人心归向，上下团结；政通人和，则政事通达，人心和顺。欲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改善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法治社会，这既是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不二选择。如此不懈努力不仅能舒缓社会压力，减轻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可改善和提升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为社会良性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和永续的动力，这也才是民族振兴的真正之源。

P132 法律秩序生成和确立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在积累中建构起对法律力量的认知，形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事实上，对法律的信心是在司法一次次彰显正义中构建起来的，足球打假风暴未尝不是建立现代社会法律秩序的契机。

P144 职业法官坚持思维的职业化，与平民的大众化思维、政治性思维形成隔离，有高度的形式化倾向。职业法官将伦理责任与法律义务严格区分开来，对他们而言，伦理的告诫与法律的命令之间是有严格界线的。

由于平民法官的思维有实质化的倾向，他们在裁决过程中瞄准的焦点不是法律规范而是目的。他们不像职业法官那样重视成文律法的适用，也不习惯于像职业法官那样以“合法”与“非法”的二分图式对当事人的行为加以定性。而职业法官则重视以法律规范作为其裁判的合法性为依托。对他们而言，有两点至关重要：欲证立法律判断，必须至少引入一个普遍性的规范；法律判断必须至少从一个普遍性的规范连同其他命题逻辑地推导出来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解释的技术和学说在传统制度中一直得不到重视和充分的发展，没有一套法教义学拘束古人的法律适用行为。职业法官在“诽韩案”中受概念和逻辑的制约。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要从关注实质正义转变为关注形式正义。正是因为法律与法庭以外的社会力量在中国的过于密切地结合，才出现法律的非形式化、非自治化，进而法律事业落后。但是，“诽韩案”也折射出一些问题来。形式主义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专制，是用规范压制事实。职业法官高度形式化的做法势必会引发人们去追问法律事业本身的意义。相反，如果他们在审判过程中不死抠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注重将裁决的合理性建立于面向事物的妥当性，便不至于形成尴尬局面。

不论做什么，或做法学研究或进行实务工作，法学理论总是很重要的。法官如果仅依据条文做判决，势必会出现不合逻辑的荒谬结论，因此，我们要重视法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P164 司法解释里的信用卡的扩大解释,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看看.而且是国内先例,一审二审降了两级,现在刑法规定最多降一级.属于恶意透支的行为.法官们在审判中没有合理有效地使用法律方法，譬如，对许霆案审判中法律规范的选择、对所适用罪名的解释及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如果这些都进行了清晰、合理的“交代”，人们也就“无疑”可问了。即使案前我们没有或不能对该案进行有效的评议，但案后对此案进行思考也能帮助法律解释学更好地融入实践。但是，实践中并没有很多法律解释理论的专家对此有更多的关注。也许有人会说，对案例的研究将会使法律解释学走向一条“纯粹技艺”研究的学科，丧失了其应有的品味，但是陈金钊教授说：“山东大学法律方法论研究中心，最近一直想通过加强对判例的研究，实现所谓“理论研究一旦具体就可能深刻”的局面。”

P192 此案与许霆案有相似之处，都是恶意窃取。这属于触犯刑律，而不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只要退赔就可以，而恶意侵占公私财物属于严重的刑事罪行。由于情节较轻，一般认为量刑不足以构成无期徒刑，但犯罪的性质是明确的。舆论混杂了太多法律之外的情感因素，把法律看作儿戏，还把受侵害人的权益看成可有可无。

P216 营利性不是肖像权的侵权构成要件，未经本人同意使用其肖像的行为不属于正当使用，该行为应定性为侵害肖像权。

肖像权作为自然人专属的一般人格权，固为现代各国民法所确认，应受保护自不待言。同时，基于尊重主体价值之需，鼓励自然人除可依法自行利用支配其肖像权外，还可许可他人使用其肖像权，以实现其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充分利用。然则在二者之间如何划界，使两相俱宜，则不无歧义。营利性是否是区别合理使用与不合理使用的界限，这主要取决于对民法通则第一百条和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应当如何正确理解和解释该条规定？其真实含义果真是在于明确营利目的是肖像侵权的构成要件吗？实际上，在明确该条规定的真实含义之前，我们需要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认真审视该条规定的属性和意图。换言之，对该条的解释不能简单地拘泥于字面含义，其解释方法也不能满足于一般性的文义解释，而需要求助于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可以肯定的是，解释方法的恰当把握乃是正确处理该案的关键所在。

第一，从立法体系和规范性质来看。大陆法系成文法一般将规范分为授权性规范、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第二，从立法目的来看。该条规定实际上可以分两个层次解读：第一个层次为首句“公民享有肖像权”。三，从形式逻辑来看。如此不仅不符合该条本意，而且违反了逻辑规律。第四，从比较解释来看。查现代民法，并无可以不经同意而以非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之规定。第五，从学理解释来看。尽管不无争议，但学者主流见解均倾向于认为营利性不是侵害肖像权的构成要件。另外，在学者拟议的中国民法典建议稿中，对此问题的界定也十分明确。

第三篇：赌博游戏的现状与分析

关于游戏赌博现状与分析的提案

赌博是社会公害之一，其中利用游戏进行赌博的违法犯罪活动危害性强，且较隐蔽、流动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环境富裕了，业余时间也越来越充足，越来越多的人误入了赌博游戏的行列，人们起初抱着“消遣一下”的态度，最后沉溺其中，最终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它腐蚀人们思想，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生产工作秩序，导致家庭不和，甚至引起一系列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目前社会上能看到赌博游戏的形式有很多，有游戏机赌博，网络游戏赌博。游戏机赌博是指借助电子游戏机平台，进行具有押分退分、退币、等赌博功能的一种行为。网络游戏赌博就是借助网络游戏的平台进行赌博和变相赌博的一种行为。赌博危害社会巨大，极易引起家庭、社会矛盾，滋生盗窃、抢劫、故意伤害等其他犯罪，严重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全。

据知情人士举报，河北省保定市裕华路(钟楼商场斜对面)一家名为酷热KTV里公然设赌博电子游戏机，据该举报人称，自己已在其场所输掉14万多元。长期以来，电子游戏机赌博一直是明令禁止的，何以又沉渣再起？按照举报人提供的线索，3月17日，记者来到了酷热KTV内的赌博场，进去酷热KTV左手边进去上楼的楼梯处有一个门口，门口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摆放着几十台各种各样的赌博机器，屋子里围满了前来赌博的人，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沓或薄或厚的百元大钞。赌博者的神情十分专注，甚至有人拍照都浑然不觉。圆形大转盘的台子，上面放着一个牌子，写着“一元一分”，转圈有8个操作台，服务员负责给每个赌博者上分，1分1块钱，赌博者拿 1 出100元就可以上100分。记者看到上分的赌博人员一上分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元。

记者发现，赌博者手里的钱渐渐越来越少，但是，负责上分的服务员手里的钱却越来越多，目测大概有几千元。一知情人介绍说，像这种规模的涉赌场所，不存在赔钱的情况，每月收入至少在10万元甚至几十万以上。

由此资料可以看出，赌博游戏实际上是几乎没有赢家的，可是这些游戏赌博者仍沉迷于其中，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危害：

身体方面：赌博游戏使玩家长期保持坐姿，致使脊柱变形，腹部赘肉囤积，从而导致肥胖、便秘、结石等疾病，眼睛长时间注意台面，从而造成视觉疲劳，视力下降，长期饮食不正常，还会导致内分泌失调等诸多生理疾病；严重的甚至因过度疲劳而心力衰竭猝死。

工作学习方面：由于长期玩赌博游戏导致身体疲劳、精神恍惚，从而影响上课及工作时的注意力，导致学习的质量和工作的效率都大打折扣。

生活方面：长期沉迷于赌博游戏，挥霍财力物力，部分玩家将平时的生活费用都用于赌博游戏，致使家庭负担沉重；更有甚者将父母辛苦攒下的学费也拿去玩游戏，不仅辜负了父母的期望，也浪费了社会的教育资源；还有一些玩家只顾游戏，冷淡了亲朋好友，冷落了女友妻子，导致人际关系不和、感情破裂等诸多问题。

社会方面：年轻的玩家沉迷赌博游戏给学校的管理造成负担，比如学习成绩下降，夜不归宿等。单位员工年轻的玩家沉迷赌博游戏导致迟到、早退、工作效率低下、工作任务不能按时完成等等。

另有在深圳某银行工作的张某某，深陷网络赌博，为了偿还赌资，他分多次将银行资金共计2500万元划入了参与赌博的账户。今年2 2 月27日，在最后一次进行725万元的操作时被发现。日前，检察机关已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据悉，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自1994年开始在深圳市某银行工作，曾任银行清算中心负责人，案发前在该银行事后监督中心工作。张某某自从迷上网络赌博后，便越陷越深，当其无力偿还赌债时，便利用职务之便将银行的资金用于其个人赌博。经查，2004年3月至2007年8月，张某某利用其在银行任清算中心负责人的便利条件，分多次将银行的资金共约2500万元划入其参与赌博的账户进行赌博活动及偿还债务。

2008年2月27日11时，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又到该银行清算中心，假称自己存折丢失，借同事朱某某的账号进行操作，在窃取该中心员工叶某某的授权卡授权后，将银行725万余元人民币转入赌博账号及自己账号时被发现。

最终张某某因挪用公款入罪，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

赌博游戏是个毒瘤，我们该如何远离呢，下面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首先，防微杜渐，坚决向赌博游戏等恶习说不！有人说，小赌怡情，权当娱乐也无妨。但是可知道，谁都不是天生的赌徒，大盗也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很多人就是慢慢的放松和突破自己的心理底线，由小赌而滑向嗜赌、豪赌的深渊。勿以恶小而为之，虽是老话，但却是长鸣的警钟！

其次，要有一个正确的财富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这个商业的时代，追逐财富当是天经地义。但是我们要通过勤勤恳恳的工作以及创造各种合法的财产性收入来获取财富，而不是妄想以赌博等违法行为来赚得一夜暴富。更何况，十赌九输，早已是前辈“赌徒”们的经验之谈了。

最后，修身养性，培养自己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和爱好。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矢哉。不有博弈者乎？”圣人的话，说了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有的人为什么嗜上“博弈（赌博）”呢，是因为精神空虚，灵魂无处安放，用赌来寻求刺激和“充实感”。我想，要是我们每个人上班的时候一心工作，休闲的时候多读读书，运动运动，更多的去享受跟家人、朋友相聚的时光，来培养这样一些健康的情趣爱好，又何愁闲时无事做，要去赌博呢？

珍爱自己，关爱他人，让我们多一些责任感，远离赌博游戏，以正持身吧！

第四篇：法理分析

1.危险驾驶罪是行为犯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犯罪的成立是否需要发生结果。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根据我国刑法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交通肇事罪的最低危害结果是:重伤一人或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而在危险驾驶罪中，也可能存在危害结果，但是这种危害结果并不是构成要件之一，其有无并不决定罪与非罪。所以，危险驾驶罪属于行为犯。在醉酒驾车时，只要行为人醉酒驾车，“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犯罪即成立。

对于交通肇事罪和危险驾驶罪，在判断时首先要看行为人是否有醉酒或竞驶行为。在行为人有醉酒或竞驶行为的情况下，如果不存在任何危害结果，则行为人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存在危害结果，但是尚未达到构成交通肇事罪所要求的严重程度，也仅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最低危害结果，则尚需进一步判断该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醉酒驾车”属于故意犯罪。

从刑法体系来看，危险驾驶罪处于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交通肇事罪之下，而交通肇事罪属于典型的过失犯罪，但是危险驾驶却并非过失犯罪。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属于行为犯。而根据刑法理论，过失犯罪均以发生具体的危害结果为要件，所以危险驾驶罪不是过失犯罪，而是故意犯罪。比较二者之间的犯罪构成也可得出同样结论: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况下，行为人对于交通安全法规的违反尽管是一种故意的心理状态，但是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持的却是过失的心理态度——明知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是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遇见，或已经遇见但轻信可以避免；危险驾驶罪的表述则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从主观上来说，行为人明知追逐竞驶、醉酒驾车威胁道路交通安全，而放任这种危险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

3.“醉驾”该如何量刑

刑法在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我国刑法对于刑罚的规定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仅仅确定某行为构成犯罪是不够的，还应当结合相关的量刑情节确定对某一特定的犯罪行为所应适用的刑法。根据刑法修正案，对危险驾驶罪应处的刑罚是“处拘役，并处罚金。”拘役刑是主刑，其量刑幅度在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不超过1年。罚金是附加刑，其数额应在1000元以上。可见，危险驾驶罪采取的也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必须结合相关情节才能最终确定宣告刑。

在行为人醉驾的情况下，刑法修正案直接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为醉酒驾车。所以说，只要行为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法定的醉酒标准，则必然构成危险驾驶罪。事实上，每个行为人

血液内的酒精含量是不同的，而通过一般的生活常识可以知道，“微醺”与“烂醉如泥”是有区别的。所以不同的“醉酒”状态对于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是不同的，在确定宣告刑时，应当考虑行为人血液内酒精含量。

危害结果的有无以及严重程度应当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在没有危害结果的情况下，量刑应当相对较轻，反之则应当较重；在存在危害结果的情况下，被害人的受伤程度以及财产的损失情况均应当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网财经 > 财经滚动新闻 > 正文

醉驾入罪的法理分析

2011年05月17日 03:07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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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更为公正、客观、统一的规制醉驾行为，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应该由最高司法机关及时发布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对较为典型的犯罪情节予以明确。

近日，“醉驾是否一律入罪”的争议，把醉酒驾驶的争执从最初是否应该犯罪化推向今天醉驾行为能否一律入罪的高峰。如果说，立法上醉驾行为应否入刑是可以借助公众讨论的“民意”问题，那么，司法中醉驾能否一律入罪应当是相对专业的法律适用问题。因为，犯罪认定是依赖严谨与科学，需依法进行的司法过程，不能掺杂任何非理性的激情与私利。就此而言，回顾近来“醉驾是否一律入罪”问题所面对的诸多争议，笔者认为，分析相关刑法规范和刑法理论，可以更好地厘清这一问题。

一、从刑法典第十三条“但书”谈起

刑法典第十三条在正面阐明犯罪的基本特征之后，又以“但书”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把危害行为的情节对犯罪成立的影响予以明确化。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除了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加以认定外，还必须考虑包括犯罪情节在内的所有要素对相关法益所造成的侵害或威胁是否符合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醉驾能否一律入罪”也不例外。

从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犯罪概念与具体犯罪类型的关系来看，刑法总则规定了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犯罪概念、刑罚种类等原则、原理内容，刑法分则是刑法总则之原则、原理的具体体现;刑法分则要接受刑法总则的指导和制约，不能与总则相抵触。从这个意义上

说，“醉驾入罪”的司法适用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危险驾驶罪作为犯罪的具体类型，其司法认定需要遵从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概念的制约。虽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一般不能直接依据犯罪概念判断具体犯罪的成立与否，但是，认定犯罪成立决不能超越犯罪概念的约束，这是总则指导性、制约性的体现，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化判断的需要——借助犯罪概念将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出罪化。二是司法者把醉驾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时，必须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排除在犯罪圈之外。作为犯罪的具体类型，不但要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具体犯罪构成，同时犯罪行为须符合严重社会危害性特征。前者的判断依赖于刑法条文的明文规定，后者的考量则需要结合案件情节予以审慎斟酌。总之，不能因为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没有为醉酒驾驶机动车设定情节限制，就突破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关于犯罪特征的相关规定;“醉驾不能一律入罪”正是承认刑法总则效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应有之意。

二、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客体考察

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以侵害或威胁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为前提，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或威胁的行为是不能被认定为犯罪的。即使在危险与冲突不断加剧的当今风险社会，立法者为更好地防范风险与保障公共安全而在刑法中设置抽象危险犯——以期能够对造成法益危害的行为予以提前规制，预防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仍应以违法行为对法益造成抽象危险为前提。

具体到以醉酒驾驶机动车为客观行为之一的危险驾驶罪，立法者将其归入刑法典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可知危险驾驶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应该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利益;其直接客体，应该是道路交通安全。由此，根据犯罪客体的基本理论，醉驾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必须在客观上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威胁，没有威胁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便不能被认定为犯罪。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对醉驾的理解，不能把醉驾行为等同于对法益造成了抽象危险，进而认定符合犯罪构成，成立危险驾驶罪。因为，类型化的醉驾行为的危险性和实际产生的抽象危险状态即对法益的威胁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一个应然判断，后者是需要结合有关因素具体分析的实然认定。应当承认，危险犯理论中对危险状态的判断至今仍是一个争议颇为激烈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危险状态的判断必须坚持在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环境等客观基础上，从一般人的立场判断危险状态是否存在。毕竟，危险驾驶罪中醉驾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威胁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基础，势必与危险状态的客观属性相违背;而从一般人的立场之上结合特定的时间、空间因素来判断，则避免了这一问题。当然，这里的一般人标准，较为妥当的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发布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提供判断的依据或参考，在此基础上再由案件司法者具体酌情裁量。据此，对醉驾行为的抽象危险状态的判断就可以结合醉驾行为所发生的特定时空背景等予以认定，把不存在危险状态的醉驾行为排除于法益侵害性的犯罪圈之外，而不能认为醉驾行为要一概入罪。

三、从刑法的威慑性分析

刑法威慑性是指在刑法实施过程中，社会公众所表现出来的因惧怕犯罪及其惩罚后果而产生的威吓、震慑作用。刑法威慑性的重要表现就在于通过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借助依法惩治犯罪人的过程，彰显刑罚等犯罪惩治方式带给犯罪人的权利剥夺和否定。但是，刑法威慑性的增强和预防功能的充分发挥，不能依赖于严刑峻法，更不能依赖于失去公正的司法恣意，而是需要通过刑罚权的及时、准确、公正、合理行使保持其威慑性。

实现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的威慑性，绝不在于对任何醉酒驾驶行为都要定罪判刑。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时期能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因为忽略了实践中的复杂情形而失去刑法的公正性和正当性，并最终因刑法过于苛刻而失去公众的信赖，使司法陷入不能承受之重。在醉驾能否一律入罪的问题上，必须保持司法理性，不能把公众对醉驾行为的愤怒和非理性严惩主张转嫁到司法裁量上;司法理性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能够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保持严谨的推理和清醒的逻辑。那么，对醉驾行为区别对待是否会造成刚开始的对醉驾的严厉惩治又进入轻刑化、去罪化的境地呢?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也大可不必。“醉驾入罪”的威慑性取决两个因素:一是有罪必罚，即对威胁公共安全的醉驾行为，要及时、准确地予以惩治，不能使任何具备危险的醉驾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打消醉驾避刑的侥幸心理;二是罚当其罪，即只能对已经造成公共安全危险的行为予以惩治，区分一般行为的危险性与具体行为对法益的抽象威胁，正确打击犯罪，使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被认定为犯罪，以保证刑法的公正性。唯有如此，借助刑法手段打击醉驾行为才能实现良性治理的目的;否则，就有可能陷入“严打”的怪圈，失去刑罚惩治的可持续性。

因此，从保持刑法的威慑性来看，醉驾不一律入罪，与威慑性无碍，亦符合刑罚审慎适用的要求。

四、影响醉驾行为危害程度的因素

综上所述，醉驾不能一律入罪是基于相关刑法规范和刑法理论分析所作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具有法律的正当性基础的。那么，影响醉驾行为危害程度的因素应该如何认定?这需要结合司法实践的具体因素具体分析。

一是醉驾的时空环境。作为醉驾的时空环境主要是指影响醉驾行为危害性包括时间、人流和车流状况等要素在内的路况环境。如前文所述，危险状态客观存在于三维空间之中，是具有外在征表的现实存在。借助对醉驾行为所处时间、空间等路况信息的综合分析，能够有效地把握醉驾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的直接影响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比如，深夜时分，醉酒人在人车稀少的道路上短距离行使等情况，其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是极为轻微的，往往难以构成对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人身或者财产安全的威胁。

二是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酒精含量是指单位血液中酒精成分所占的比重。酒精含量对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情节的影响就在于特定情况下，处于最低醉酒标准状况下的行为人可能不会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威胁。比如，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或者超过80毫克的认定为醉酒驾车。那么，通常情况下，酒精含量为85毫克和240毫克的醉酒人相比，两者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以及由此反映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会存在较大差异，前者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的危险要低得多，将前一情形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是醉酒原因。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醉酒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能够作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为，主要是指因食用了含有酒精的食物、药品如豆腐乳、糟鸡(肉)、藿香正气水、漱口水漱口等造成的轻微醉酒的行为。对于此类情况的醉酒，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相对较轻，能否入罪需审慎对待。

可以说，“醉酒不能一律入罪”的观点是符合刑法规定的，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思想。当然，为了能够更为公正、客观、统一地规制醉驾行为，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应该由最高司法机关及时发布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对较为典型的犯罪情节予以明确，只有这样，才能在较大程度上平复公众的担忧和疑虑，树立和保障司法权威。至于有观点质疑人民法院对醉驾的无罪判决权，这是缺少法律依据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于行为之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根据司法权的基本原理，本条款中的“终止审理”和“宣告无罪”的权力只能由法院行使。因此，如果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合议庭认为被告人醉酒驾驶的情节符合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理应宣告被告人无罪。对于这项无罪判决权，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合议庭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依法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由此可知，法院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依法宣告无罪是合法的。

第五篇：网络赌博调研报告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内容

1、问卷设计

2、研究对象和方法（2）问卷发放和回收过程。按以上要求，发放了15份问卷，回收到了15份，有效率为约为100%。我们在问卷发放过程中做到了以下两点：第一、解除调查对象的思想顾虑，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第二，问卷设计明确，简洁明了，以减少答题时发生差错。

（3）研究方法。将问卷的得出的数据用条形统计图统计出来。

四、相关成因的讨论或措施

平陵镇乡村文化建设滞后，娱乐项目单调。伴随这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日益富裕的农民已不满足于枯燥单调贫乏的农村文化体制，他们热切希望拥有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方式。

1、强化宣传教育

2、强化纪律约束

领导干部务必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要按《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下决心、下狠劲严厉查处党员干部参赌行为。

3、强化监督管理

4、强化文体娱乐活动 参考文献：

附件： 1.请问你的性别是。（）a、男 b、女 2.请问你的年龄是。（）a、15-19 b、20-29 c、30-59 d、60-80 3.请问你的职业是。（）a、学生 b、教师 c、工程师

d、企业或私人商店老板 e、技术工人 f、农民工 g、家庭主妇 h、其它 a、是 b、否

c、偶尔会有 a、是 b、否

c、偶尔会有 d、秘密进行 e、不，从来就没有过

a、大多数是一些老婆婆老公公 b、大部分是家庭主妇 c、都是一些体力劳动者

e、其它 b、经常

c、偶尔打发一下时间 d、有人叫了才回去 e、只有一两次 f、从没有过 a、百害而无一利

b、危害不大，只是小范围的 c、不知道有危害

d、觉得一点危害都没有 b、一般，既不欢迎也不拒绝 c、随便，有无都对我没有影响 d、很喜欢，很欢迎

b、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赚钱方式，其他的没有想那么多 c、只是一种娱乐方式，而且有益于身心，不认为是违法的 d、好玩，纯粹只是打发时间的消遣，也不犯法 e、是一种赚钱的工具，导致了不劳而获思想的猖獗，而且犯法 a、没参加过 b、参加过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内容

1、问卷设计

2、研究对象和方法

（2）问卷发放和回收过程。按以上要求，我走到了召集了几个我的朋友与我一起在乡镇聚集地多次在赶集时对大量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了大约250份问卷，回收到了198份，有效率为约为80%。问卷发放过程中做到了以下两点：第一、解除调查对象的思想顾虑，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第二，答卷要求明确，以减少答题时发生差错。

（3）研究方法。本研究以调查问卷法为主，数据用spss软件进行处理，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主要采用百分比分析。

史背景有不同的意义。目前，在西方社会中，他有一个经济的定义，是指“对一个事件与不确定的结果，下注钱或具有物质价值的东西，其主要目的为，赢取更多的钱或者物质价值。

1、参赌人数多，花样不断翻新

2、赌资数额大

3、参赌时间长

（三）对禁赌运动的了解

对禁赌运动了解和发展相关的有第14、15、16、17、18题，这些都是一禁赌运动相关的。深蒂固，已经到了很难根除的地步了。对于最后三个问题都是关于禁赌运动的实施的问题，对于该不该实施，很多人坚持了正义的观点觉得应该实施，虽然还有部分人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18题为多选题，但很多人都觉得所有3个选项都有一定的可行性所以大多数都是选择了3个选项。

四、相关成因的讨论或措施

1、主观方面的原因

2、客观方面的原因

乡村文化建设滞后，娱乐项目单调。伴随这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日益富裕的农民已不满足于枯燥单调贫乏的农村文化体制，他们热切希望拥有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方式。

3、执法实践方面的原因

1、强化宣传教育

2、强化纪律约束

3、强化监督管理

4、强化文体娱乐活动

以“康”弃赌是良策。搞好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农村党员干部的业余文化生活内容。经常组织健康有益、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提高党员干部的生活品味、生活质量和提高精神境界。

5、强化查处力度

以“打”治赌是有力措施。组织力量开展不定期明察暗访。发挥公安部门的职能优势，建立健全纪检机关与公安机关及时联系

参考文献：

撰稿科室：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调研单位：

调研对象：

题目：

提纲：

一、调研方式及样本概况

二、调研结果及分析

（六）小赌公开化，大赌隐蔽化

一、调研方式及样本概况

调研对象为酒泉市瓜州县东半县区域的七个乡镇，分别为三道沟镇、河东乡、沙河乡、腰站子乡、布隆吉乡、双塔乡、七墩乡，这七个乡镇里有老乡镇也有移民乡镇，地域广

二、调研结果及分析

一是有60%的人认为乡镇文化站、村委会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太少，村民找不到更合适的娱乐方式。

二是当村民物质文化得到满足后，政府没能及时提供精神文明方面的条件，使一些腐化堕落的风气逐渐影响了当地群众。

四是有40%的人认为自己需要戒赌，但相关部门运用的“武力”，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逆反情绪，戒赌还须相关部门采用引导教育的方式开展。在受访的群体中，有百分之40%的人是小学文化程度，有10%的人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在与有些人访谈时，对方除了摇头只会说“阿莫了”三个字，表示对我们的访谈听不懂，这主要集中在移民乡镇。在访谈路途中竟然遇到了一小学生模样的男孩子将自行车骑得飞快，到另一个村队时我们发现他正在与其它的孩子斗地主。

中南大学2015年寒假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活动 调 研 报 告

指导老师：唐 朝 晖 职 称：教 授

实践地点：湖南省吉首市河溪镇小学及附近的阿娜村、毛坪村 学生姓名：向 勇

院系专业：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电气1301班

学生学号：0 9 0 8 1 3 0 1 0 1 2015年2月

前 言

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随着农业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业技术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降低，真正从事农作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个月，一些水稻种植区甚至不超过2个月，农民已经有了大量闲暇时间。

一、调研背景

二、调查目的

3.了解公安机关对治理这一事件的态度 4.为规范农村娱乐休闲场所经营提供参考依据

三、调查方法 1.考虑到现实情况因素，调查对象将进行分类(小学生和农村农民）。调查河溪镇小学中的学生是为了从侧门了解他们父母平常在家里的生活娱乐情况，同时也为下一步进入农村地区农民家里进行面对面调查提供分析依据，调查农村农民则为了直观的了解到他们的日常娱乐活动情况。2.小学生的调查为口头提问形式，农村农民调查的实施为发放问卷调查，对调查对象每个都面对面的填写调查表进行调查。

四、调查内容及预测

本次小学生调查对象37人，通过口头提问的方式进行，主要提出的问题有：

（1）家里的父母日常农活时间和娱乐休闲时间那个多一些？ 37人中有19人回答娱乐休闲时间多一些；13人回答农活时间多一些；5人回答差不多。

原因分析：在绝大多数纯农业地区，随着农业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业技术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降低，真正从事农作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个月，一些水稻种植区甚至不超过2个月，农民已经有了大量闲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