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义和团运动失败原因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义和团运动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在19世纪末的中国火热展开，但由于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纪律不好，思想愚昧，行动上具有盲目性，缺乏目的性
在中外势力的联合打压下，最终失败。
关键词：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运动清朝政府失败原因
论义和团运动失败原因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所有在华西方人（也包括传教士及华人基督徒在内）所进行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
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首先，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其次，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再次，义和团运动对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
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义和团的发展如此迅猛，但为什么最后却失败了呢？据我总结，原因有以下几点： 1，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
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2，后期纪律不好
义和团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记事》）。
但是，在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陈独秀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5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根据基督教会方面的统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未有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也不计其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进据
北京时都有奸淫据掠的劣迹
3，思想愚昧，行动上具有盲目性，缺乏目的性；；
（1）一部分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笼统排外，基于仇外对西方器物的大规
模毁坏，如“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记》）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2）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
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记》）。而灾难的源头就是洋人：“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这种认识对义和团的迅猛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初期，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义和团的迷信思想成为维持纪律的工具。但是在义和团运动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义和团员曾经高涨的士气衰落，天津六月八日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记》）。
（3）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尚抱有对清
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国闻报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许多义和团员受到顽固派官僚的操纵，有的甚至形同团练。
4，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容易放松对清统治者的警惕。
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北方与八国联军激烈交战而南方“东南互保”，南方代表李鸿章等人认为清廷对“十一国宣战”是不切实际的而拒绝执行朝廷命令改与外国修好。清廷也只想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对抗，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扫清灭洋”口号。但是，为时已晚，中外势力联合力量强大，义和团已无力再与之对抗，失败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时代
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弱点。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对清朝封建统治更没有本质的认识，它主观上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以致被清政府蒙骗利用，这是义和团失败的主要原因。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三十余年之后，但它的斗争却有许多方面不如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如：它没有提出政权的要求，更没有建立政权；它进行武装斗争，但没有建立正规的军队，也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它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但提不出完整的斗争纲领；它进行了英勇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但又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严重的分散性；它始终坚决反帝，但又笼统、盲目排外。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证明：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但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这种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也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愚昧不能救国。
参考书目：
1，佚名：《天津一月记》）
2，（《庚子记事》）
3，李大钊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
日）
第二篇：浅析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原因
浅析义和团运动与启迪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起义之初，得到了各界民众的响应，声势浩大，成果喜人。但是，没过多久，义和团运动像一个婴儿被扼杀在摇篮中。这场运动，是在爱国旗帜下掀起的，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运动已经发生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思考义和团运动带来了的价值和影响，义和团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运动概述
义和团运动是在19世纪末由义和团发动，主要发生在华北地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爱国运动。因清廷与外国侵略军的联合绞杀，义和团最后失败。这次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史学家又把这次事件称为“庚子国变”或“八国联军之役”，也有人贬称其为“拳乱”。部分西方国家也使用“拳乱”的名称（Boxer Rebellion）。日本则有人称为“北清事变”。
二 浅析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从本质上说来，既不是如近年来某些研究者所说，“是落后的中国封建文化反对进步的西方文化而造成的”；也不是如另一些研究者所说，是由于封建顽固派为了“拯救濒于败亡的专制制度”，对农民群众进行煽动并把他们“引入了政治纷争的中心”的结果。事实上，这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特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根据自己所构思的救亡方案进行的一次自发而又英勇无畏的救亡实践。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步步加紧和加深，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势力，曾经先后提出过各式各样的救亡方案，力求抵御侵略，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形势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已经进入帝国主义的列强更加疯狂地掠夺中国，造成了瓜分中国的态势，如康有为当时所描写的：“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另一方面，北洋海军的覆灭，马关条约的屈辱，也剌激了人们的觉醒，促进了爱国主义的昂扬，如梁启超所形容的：“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赔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紧要关头，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上，基本同时而略有先后地出现了三个救亡方案。这就是：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改革的方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反清革命的方案；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武装反帝的方案。三个方案，无不带有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印痕，也各有其长处和不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三个方案的主张甚至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但无论如何，这些方案的出发点都在于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则是一致的；这些方案实践的结果，都曾在不同的侧面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它们都是中国人民走向新的更高形式斗争的一个必经的阶梯。有人批评说，一味地指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爱国正义性质，是“停留在”“感情宣泄上”而“淡化了”“研究的理性色彩”。我们倒以为恰恰相反，只有把义和团的活动实事求是地看作是救亡方案与救亡实践之一种，才能摆脱那种视群众为“愚氓”的“感情”偏见，比较“理性”地即比较客观地去分析研究这个运动的主流和支流，优点与弱点，从而得出较为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义和团运动的发动者和参加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缺乏先进的武器。指导他们行动的是掺杂着浓厚迷信色彩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而手中执持着用来对抗洋枪大炮的不过是原始的大刀长矛。这样的运动无法避免悲惨失败的命运。
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敢于拿起原始武器去对抗帝国主义的无孔不入的野蛮侵略，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中外历史上一切被压迫和被损害的群众，从来不是在已经完全具备了压倒反动势力的实力和必胜的把握后才开始抗争的，他们只能在经历不断的失败中提高自己的觉悟，扩大自己的队伍，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最终战胜反动势力。
当义和团运动正在进行的过程中，社会舆论就相当普遍地肯定了它的起因正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一个上谕谈到，鸦片战争以来，列强“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这正是义和团兴起的由来。有的封建官僚也说，“外洋欺侮中国，据我土地，夺我利权，干预我政事，且或 1
借传教为名，纵教民以欺压平民。民间积怒既深，日思报复而无术，于是山东起有义和团，畿辅一带应之。”即使像袁世凯这样始终主张对义和团必须坚决剿灭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是由于“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积怨成仇，有由然也”。总之，是侵略引起了激愤，压迫引起了反抗，这一点，不论对义和团的行动赞同与否，却是一致承认的事实。这是义和团兴起的时代大背景。僻处在荒村野寨、劳作于田间山林的贫苦大众，以及接近于他们的一些下层知识分子，用缺乏文采的质直粗俗的语言，通过大量的揭帖传单、歌谣口诀，表达了他们对于近代社会一个最为严肃、最为重大的政治课题的认识：列强的侵略是中华民族苦难的根源，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他们公开宣称，“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外国侵略者“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祸乱中华”，“横施强暴，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从自己切身体察感受到的直觉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的种种侵华政策和手段。他们反对教会的渗透和干涉政治，反对瓜分割据，抨击不平等条约，要求禁止鸦片贸易等等。在京津地区，流传着“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的著名揭帖。在湖南和浙江，老百姓自己拟制和刊印了各种对外“条约”，要求列强归还租借地，废除势力范围，取消战争赔款，交还海关管理权。在厦门，有人以义和团的名义张贴收复台湾的传单：“台湾割据，神人所怒，恢复把握，在此刹那。”义和团这类反映民族危机和要求抗击侵略的爱国主张，较之康有为在保国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的宣言，可以说毫不逊色。不仅如此，义和团还进一步把抨击的矛头，无情地指向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投降卖国势力，指斥他们“割地赔款”，“羽翼洋人”；“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趋炎附势，肆虐同群”。并且指名道姓地责骂奕劻、李鸿章、袁世凯等一批“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的朝廷重臣。有的揭帖甚至“抨击懿亲，指为庇洋”，直接揭露慈禧太后在甲午战争时大搞“六十万寿”，“朝廷骄纵至甚”，弄得“文嬉于内，武弛于外”，因而应该对甲午战争的“一败涂地”负责。国主义当然不能容许他们心目中的“奴隶”和“贱民”们如此肆无忌惮的“悖逆”行为。为了捍卫他们的殖民利益，是不惜再一次把中国人民推到血与火中来维护神圣的统治秩序的。于是从强占天津的大沽炮台开始，进而发动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在这危急关头，义和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爱国传统，同封建营垒中的一部分抵抗力量联合起来，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使八国联军遇到了六十年来殖民主义侵华战争中最顽强的抵抗。
三、启迪与教育
中国军民在著名的廊坊阻击战、天津和北京的保卫战以及东北的抗俄战斗中，都曾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儿女付出了几十万、也许是上百万,宝贵生命的代价。但这些鲜血并没有白流。如果说鸦片战争促使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那末，义和团运动则迫使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国”，使他们懂得，一个拥有几亿民众的“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尚有无穷希望”的中国，是不能轻易被征服的。他们终于无可奈何地作出了“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的结论。一百多年的近代历史，中国一直处于帝国主义虎视鹰瞵、蚕食鲸吞之下而终于避免了灭亡的命运，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坚持了包括义和团运动在内的反侵略斗争的结果。义和团的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双重局限。历史的局限，是指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总体上说还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还不能认清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及其本质。阶级的局限，是指作为义和团主体的农民，是与自然经济和小生产相联系的阶级，它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在意识上的狭隘性和保守性。由于这些原因，义和团围绕着爱国和救亡的问题，不能不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谬误。
义和团把抵抗侵略同学习外国先进事物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既然帝国主义列强用尽了各种手段欺侮我们，那末，就应该摒弃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他们笼统地提出“芟除洋人，歼灭洋教”的排外主义口号，号召人们“仇洋灭教”，甚至只要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电报等在内，都要毁之而后快。这样一种认识，其实是背离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一个好的传统，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人逐步认识到，要抵抗外国的侵略，必须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愈是把外国的长处学到手，就愈能抵御外国侵略者的欺侮。
义和团虽然对封建统治阶级中某些投降卖国势力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是并不能分清国家和朝廷的区别，皇权主义思想仍然紧紧地束缚着他们的头脑，以致到后来竟把封建朝廷作为祖国的象征来加以保卫。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其中的“清”，有时是指大清国，即“中国”、“中华”，有时又是指清王朝、清政府。这种政治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导致了斗争方向上反帝与反封建两重任务的割裂，也种下了这场运动被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利用的祸根。
义和团的爱国主义，从本质上讲，还是传统文化和生活经验的直观反映。他们的爱国激情是高昂的，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但农民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却无法将这种爱国激情进行理性的升华。由于缺乏科学的信
仰，农民斗争势必向宗教式的信仰滑动，走向神秘主义。我们说义和团的爱国主义是与浓厚的迷信思想掺杂在一起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义和团运动作为民间组织起来的反帝爱国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义和团以反清灭洋为口号，既体现了爱国的思想，又反映了其局限性。普通的人民群众看不到这个社会之所以暗无天日的根本原因。他们只能看见大街上横行霸道的洋鬼子，因而把矛头直指外来侵略者。清朝政府风雨飘摇的统治存在一天，老百姓就要多受一天苦，这个社会就看不到曙光。作为一个组织，义和团的确有许许多多的硬伤。组织松散，纪律不严明，这样的组织即使是做一件普通的事也难以保障完成，何况是搞起义这件大事。义和团的破坏性太大，所到之处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慢慢地失了民心，渐渐地失去了力量的源泉。义和团的指导思想有所偏离，思想意识并不先进。爱国、排外、迷信、忠君，这并不成熟的思想遮住了每一个义和团成员的眼睛。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本不成熟的义和团的确成了襁褓中的婴儿，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我们在肯定义和团爱国主义的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这并非苛求于前人，不过是坚持如实地描绘这段已经逝去的历史而已。但是无论如何，义和团运动是一次由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义和团的英勇行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国的计划；同时还间接打击了反动卖国的清政府；最后，义和团运动促使民族觉醒，对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今天来说，不论是它的长处和局限，都足以成为我们值得借鉴的历史遗产.
第三篇：义和团运动的意义和失败原因
义和团运动的意义和失败原因
1．义和团运动的意义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首先，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反侵略的伟大气魄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其次，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
再次，义和团运动对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2．义和团运动失败原因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义和团运动的悲惨结局，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弱点。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对清朝封建统治更没有本质的认识，它主观上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以致被清政府蒙骗利用，这是义和团失败的主要原因。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三十余年之后，但它的斗争却有许多方面不如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如：它没有提出政权的要求，更没有建立政权；它进行武装斗争，但没有建立正规的军队，也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它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但提不出完整的斗争纲领；它进行了英勇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但又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严重的分散性；它始终坚决反帝，但又笼统、盲目排外。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证明：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但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这种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第四篇：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
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并且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五、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是战争失败的政治原因
在甲午战败的第2年，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发起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抨击清政府的投降路线和腐朽统治。民主革命的先躯孙中山组织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广州起义，他说：“清廷腐败尽露，人心激愤。”是的，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的是政治原因。当时统治中国并主持战争的清朝政府极端腐朽没落，不可能领导一场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
当时的清朝，早已失去开国初期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气象，落日的辉煌已经完全消褪，远远地被抛在世界潮流的后边。体制陈旧、政治腐败，在内忧外患中迎来了它的末日。
六、军队素质低下不堪一击是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军队建设。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直接原因。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熟悉海军业务可以理解，但他领导北洋海军10多年，不下功夫学习海军军事知识，常以外行自居，这也罢了，关键是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加上大气候的影响，造成北洋舰队管理混乱，军纪涣散。据史料记载，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因此还与部下发生龃龉；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
七、封建政权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这个因素是过去历朝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过的。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这样一个朝廷，这样一批官僚，这样一支军队，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战胜外敌侵略吗？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行进，甲午战争至今110年了。祖国走上了民族独立、繁荣富强的道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方针，但正如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
第五篇：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清朝最后十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满清皇室威严丧尽，颜面扫地。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走狗，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社会矛盾加剧。在统治内外交困之际，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宣布实行“新政”，企图力挽狂澜，延续统治。然而事与愿违，“新政”非但没有能够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反而半路夭折，连累清王朝本身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垮台。这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比洋务运动更能体现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具有社会转型色彩的“新政”会失败，而成为清朝灭亡的助推器呢？就我理解，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改革者魄力不足，“新政”具有欺骗性
亨廷顿认为，“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者必须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⑴ 细数世界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德国有“铁血宰相”俾斯麦，俄罗斯有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日本有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等，而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人。主持这次改革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先看慈禧，虽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好事，但作为封建专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代表，她绝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她大半生都是在政治权力中度过，她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自身权力，如何让清政府免于灭亡，至于救亡图存不过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她或许具有改革的意识，但是她并没有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的能力，而在国人心中，她只是个擅玩小聪明的权利狂，“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再看载沣，他比慈禧太后没有能力也没有手段还没有威望。他主持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驱逐袁世凯、重用亲贵、成立皇族内阁、拒绝立宪派的请愿及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等，均激化了社会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有这样的改革者，改革焉有不败之理？
再者说，“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根基，因而被斥责为“假维新”“伪变法”，陈天华曾说﹕“见从前守旧惹的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人耳目”。⑵从1901年1月颁布了所谓变法诏，说要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但是回避了变法自强的关键——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几个月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宪政以达到皇位永固，内乱可弥的母的，清廷才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预备立宪”上谕，宣称要“仿行宪政”，这才勉强与政治改革沾点边。但其根本原则仍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所谓“新政”做的不过是发展实业、充实武备以及办学堂、办警察、清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更何况新政还有讨洋人欢心之意，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签订和约的用意。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前引变法上谕后即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他为清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这样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实质。
二、国内财政拮据，社会矛盾全面激化 自从甲午战败和义和团运动，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天下之财，悉应赔款”。清朝财政已是油干灯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但改革本身需要钱款。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向人民层层摊派，“部臣筹费无出，责之疆吏，疆吏责之州县，州县舍百姓将谁责耶？”“自近时新政试行，于是立学之费取之农，练兵之费取之农，其他杂款加税无一不取之于农”。清政府承认：“各直省自摊还赔款、举行新政以来，用如泥沙，取尽锱铢，搜括已不留余力，额外科派，民不堪命”。自庚子赔款摊派各省之后，民间搜刮殆尽，商业萧条，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各地无不哀鸿遍野。新政不但未给人民带来实惠，反而成了人民的灾难。加上官吏横暴，未能爱惜民力，引发人民对改革的普遍不满和反政府斗争。政治制度改革的十年间，以抗捐抗税为内容的民变遍及全国城乡。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全国大小民变不下3000多起，此起彼伏的民变给人们展现了一幅乱世景象，给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也给反清革命造成了强大的声势，使反清之星火大到足以燎原之势。“昔汉臣贾谊陈时局之危，譬谓抱火厝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数月以前，我国时势，盖有类于是，今则火既燃矣，且将燎原矣”。
三、用人不当，贪污腐化现象严重
政府腐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末社会是一个贿赂公行和升官发财的社会，整个官场贿赂成风,腐败透顶，官员们整天忙于逢迎拍马，受贿行贿，搜敛民财，又怎么会把主要精力用于实行新政，筹备立宪呢？“新政”非但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反而贪官乘机再捞，“既增添了„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 正因为任用的官员都是自私自利之徒,在封建专制时代都得到了好处,因而他们对待预备立宪也以是否对其有利为标准，他们害怕民权发达以后再不能为所欲为,一招不慎,还要丧失名位利禄，所以清末大小官员们大都视预备立宪如洪水猛兽,嫉之如仇,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将新政中的政治改革-——预备立宪葬送在艰难的实施途中，同时,在清末敷衍塞责成为政府机构中的普遍现象；当权者视御旨若一纸空文,从不认真贯彻执行；地方官吏限于考试,对筹备宪政做了一些工作,但都学会了粉饰成绩，虚应故事的本领。对于吏治腐败黑暗,朝廷是清楚的,也曾三令五申进行整顿，仅1909年和1910年两年,经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不称职官员就达千人以上，然而,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各级官员上下左右之间互相勾连。盘根错节，彼此庇护,根本无法改变，腐败不除,败局难挽。而自清廷推行“新政”以来，山东莱阳除缴纳正赋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地亩捐、学捐、戏捐、警捐、户口税、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庙捐等等，不胜枚举。在“新政”筹办前，全县正杂各款不过数万，“新政”实施后，人民负担“骤增至数十倍”(见1910年8月13.14日《大公报》)。这年又遇春荒，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该县县令与四大劣绅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借兴办“新政”，派差役巡警四乡催缴捐税，额外多收，敲诈勒索，逼得群众夺了下乡官员的枪械，加上土枪土炮，集合数万人与省里派去的军队搏斗，暴动乡民被屠杀千余人。此事曾震动全国，许多地方群众起事，声称为莱阳被杀群众复仇。在抗捐抗税风起云涌的同时，又爆发席卷全国的饥民抢米骚动，也是群众反对清朝所谓“新政”的自发斗争。
曾参加戊戌变法的黄遵宪也批评清廷的“新政”：“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欺吾民也”。(《新民丛报》第24期)曾对“新政”抱有幻想的梁启超也感到失望。他说：“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 清朝统治者的素质与个性表现的如此的不堪入目，新政最后的失败了想一二了。
四、丧失改革的社会基础
首先，满汉官僚分裂。1906至1907年的官制改革，本是清廷筹备宪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可官制改革及由其引发的政坛纷争结果却是汉族官员大受排斥。在十一个部院中、汉
4、满
6、蒙1。满汉的比例是六比四，还不如原先规定的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员的清朝旧制。特别重要的几个部，如度支(财政)部、陆军部都由满人掌管。皇族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从袁世凯手里收回了北洋陆军四个镇的指挥权，同时宣布各省新军统归陆军部管辖。这一切都明显地反映出清廷皇族集权的趋向。担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的瞿鸿□和历任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等汉族重硻，被清廷罢免官职。原任广西巡抚、后任军机大臣的另一汉族官员林绍年被逐出枢机，袁世凯则被迫辞去八项兼职，并交出北洋四镇兵权，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是明升暗降。经由此次所谓的官制改革，最终是满族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连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也评论说：“此次中国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满汉，与各部长官不兼任他职外，无改良之可观。”汉族官员对此结局必然耿耿于怀，效忠清廷之心也随之大打折扣。另外，立宪派背弃。作为国内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立宪派，曾对清廷的这一政治改革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盼望清廷能进一步加快预备立宪的步伐，多次举行国会请愿运动，但屡遭清廷拒绝，这本已使立宪派啧有烦言。到1911年5月，清廷又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内阁成员上谕，在钦定的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共计9人，而且有7人属皇族，总理大臣也由庆亲王奕劻出任。因此，这个内阁在当时被立宪派称为“皇族内阁”，汉族官员由此进一步感受到自己宦海生涯的前途渺茫。立宪派对清迁组织“皇族内阁”极为愤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上书都察院，申明“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些一之原则”。但清廷却呵斥立宪派干预朝政，“议论渐近嚣张”。立宪派对清廷更感失望，公开发表宣告全国书，阐明满清王公亲贵组成的所谓内阁完全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就这样，本应赢得人心的政治改革，却由于满清统治者的举措乖张，愈来愈引起国内政治力量对清王朝的痛恨。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就像一个烂掉的苹果，就算是给它洗洗，还是改变不了它被抛弃的命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清末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它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为今天的政治改革吸取教训。
首先，要重视民意，从“民本”角度出发，倾听民意，让百姓参与其中，而不是百姓当做改革失败的承担者，取信于民，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毕竟人民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成果理应由全体国民共享；第二，要重视行政人员作风问题，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大贪污腐化惩治力度，有效的预防腐败，增强政府威信，确保政府的政策号召力和影响力；第三，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建立新的社会机制来吸附和制衡大量疏离社会外的因子；第四，抓住机遇推进政治改革。要求领导人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危机意识，改革要在情况尚好的时候展开。同时在每项政策出台前要充分斟酌，广泛征求意见，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加大宣传力度，考虑社会各阶层的接受能力，球的最大限度的支持，在渐进中化解矛盾；最后，要扎实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刻不容缓，但是不要冒进，而是一个一个脚印的来。
以现代化的视角看，清末新政的改革是近代中国社会新旧变迁的重要环节。近代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清政府主持的“新政”这一现代化的尝试，只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下的被动行为，失败似不可避免，可无论如何它唱响了一曲走向近代化的悲歌，“悟以往之不见，知来者犹可追”希望能给我们当今改革一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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