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

第一篇：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

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

对义和团运动起源问题，存在多种观点。本文则支持那种将其作为一个持续数年的过程的看法。义和团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名称，尽管各地义和团基本上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多数都使用了“义和团”这样一个类似于乡团的名称；二是它的宗旨和口号，多数都是标举“兴清灭洋”、“扶清灭洋”等等的内容；三是义和团扬言“刀枪不入”，有喝符念咒、降神附体等仪式，追求超自然的力量。考察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形成和兴起，就应该主要考察这三个特点是怎样出现并泛化的。据此，笔者认为可以把义和团运动起源的过程粗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期、正名期与完形期。

一、义和团的雏形期，以大刀会的兴起与传播为标志

早在义和团运动发生时，就有很多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大刀会。如京官左绍佐在上徐桐书中就指出：“佐尝问之山东人，云义团不知所自始，山东先有大刀会，……”[1]当时的报纸也说：“山东大刀会即拳会之初基，爝火涓流，蔓成巨祸。”[2]在外国传教士的记载中，则多数把义和团和大刀会说成是一回事。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蒋廷黻30年代著《中国近代史大纲》，认为“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3]。当时时代尚近，比较可信。

大刀会初起时活动在鲁西南的曹州府及相邻的豫、皖、苏边界地区。以习练与传播金钟罩术（也称铁布衫法）为主要特点。在不同的地区，开始时可能名称也有所不同。如1895年在曹州府首县菏泽，这一组织就称作“同心会”。据当时的曹州知府毓贤报告：“本年正月间，有外来匪徒传习练气邪术，自谓刀砍不能伤，名曰铁布衫，又曰同心会。”[4]还有一种叫“一心会”的组织，一见于巨野县，一见于观城县，可能就是同心会的别称。[5]

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至迟在清代乾、嘉年间就已开始流传，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教习者声称，练成后可以不畏刀砍棒击，有所谓“刀剑铁尺不能伤身”[6]的说法。1891年热河金丹道教起义时，起义组织之一的“武圣教”，是以金钟罩术为基础创立的，宣传“能避刀兵劫数，枪炮不能伤身。”[7]这是金钟罩能避枪炮的最早的说法。后几年兴起的大刀会，同样扬言“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刀枪不入”[8]。江苏省徐州道阮祖棠1896年经过实地调查，对大刀会的仪式和特点作过详细描述，并指出当时“愚民无知，惊为神术”[9]。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统治阶级救国乏术的时候，金钟罩的这种“神术”，使不少下层群众以为是找到了抵御外敌的理想手段，大刀会于是迅速发展起来。

大刀会于1894年兴起于鲁西南的曹州府及相邻地区，绝不是偶然的。

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山东作为京畿屏障，是日本军队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战争对人心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同时，山东的匪患也日益严重，成为政府和老百姓共同重视的问题。这两者是大刀会兴起的重要机缘。

山东的匪患遍及全省，但以曹州府为最甚。文献记载说：“山东曹、兖、沂数郡，民氛素强，近年萑苻啸聚，动辄结队成股，劫掠焚杀，俨同巨寇，民不聊生。”“该匪等骑马持械，聚众横行，扰拒官兵，俨同对敌。”[4]这些盗匪的重要特点，是结股成群，使用新式快枪，拥有马匹，杀伤力大，机动性强。1894年4月间，清政府的“上谕”即指出，山东省“盗风不靖，劫案迭出，大为行旅之害，亟应认真整顿。”[10]6月又谕令山东地方大员“严饬派出各营，会同地方文武实力兜拿”，“并著通饬各属一体严密巡缉”。[11]7月间，匪首王石朋等持洋枪焚劫巨野县龙ｇù＠①集，击毙清军军功张振标等5人，勇目尹福琳等13人[4]。土匪问题的严重程度已可概见。甲午战争爆发后，为加强山东沿海的防务，清廷调在中法战争中建有战功的李秉衡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到任后，清廷明确指示他说：“刻下海口防务及曹州一带盗匪，尤应妥筹办理，勿稍大意。”[4]可见清政府并未因为甲午战争爆发而放松对土匪的警惕。李秉衡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奏称；“窃维现在倭氛不靖，海防是急，然备外患必先清内讧。……若不赶紧捕治，深恐贻患燎原，于海疆防务大有关系。”[4]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前方战事紧急，曹州镇总兵王连三也统防营开赴前敌，地方顿然失去了震慑力量，岳迷功（岳二米）、段二瞎子、谢五瞎子等被称为“杆子头”的土匪更形嚣张。如李秉衡所奏，正当军务吃紧之际，“动言某日劫庄，某日攻县，民情惶惑，各有戒心”[4]。为落实清廷提出的两项任务，李秉衡在移节登州部署海防前，首先对缉匪问题进行了安排。本来，曹州知府繁贤已由前任巡抚福润奏报送部引见，正准备交卸府篆，李秉衡奏请将其留任，责成其专办兖、沂、曹三府盗贼，添募勇队，并将附近防营准其调遣，还决定“分饬各属举办团防，……务使遗患不留”[4]。

甲午战争中，曹州府虽然不在海防前线，但对日本侵略的感受同样是强烈的。山东是北洋门户，本身筹备防务的任务很重。而清政府把抗击日本侵略的重点放在了直隶和东北，山东还要组织兵力、饷力、长夫支持上述地区。由南方北上的清军以及军火给养，山东也要负责雇觅车船运送。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需要各府、州、县一齐动员，共同完成，曹州府也不例外。

此外，曹州府还有其特殊之处。一个是募兵的问题。甲午战争开始后，清政府大量招募兵勇。曹州民风强悍，其兵勇素以敢战闻名，因而成为征兵的重点地区[12]。战时征兵，牵动方方面面，生离死别，特别震动人心。更兼征兵时必然伴随着反侵略战争的宣传与动员，给当地群众民族主义情感的提升营造了适当的氛围。

其次，曹州地处南北通衢，北上的清军也给这里带来了激动。据周锡瑞(Esherick,J.W.)的研究，军队从内地火速赶往北方和沿海一带，“某些小客栈墙壁上的留言以及冲突正在扩大的谣言表明，有些中国人相信西方列强也卷入了对中国的进攻。”[13]由对日本侵略的愤怒到对整个列强侵略的愤怒，使这一地区的爱国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

再次，对内打击土匪的行动，这时也赋予了爱国与对外的意义。毓贤在曹州等府州举办团练，必然把李秉衡所谓“备外患必先清内讧”作为动员群众的主旨，使人们认识缉匪对于反抗外国侵略的重要意义。这种通过行政机构贯穿到基层每个乡村的宣传动员，也会使当地的国家危亡意识得到强化。

一方面，土匪肆虐，社会生活不安定；另一方面，日本侵略，民族矛盾空前加剧，人民群众的救亡意识达到高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大刀会找到了自己发展的空间。大刀会的初兴，是从打土匪入手的。单县、曹县、成武等县地方官1896年初在禀报中曾指出过大刀会初兴时的这一情形，说：“前因海氛未靖，各处匪徒间有蠢动，民心恐惧。正虑防范无策，适有曹县监生刘士端……等遇一游方无名道士，精通金钟罩法术，即传言之大刀会，能避枪炮利器。刘士瑞等闻之奇异，各因防贼保护心切，随从该道士习试不虚，并帮同各团长捕获巨盗多名送究。屡试屡验，于是乡民互相学习，藉资保卫，珍为秘诀。”[9]曹州知府毓贤奉命缉匪却成效甚微，于是对大刀会勇于捕盗并“获匪送府”的行动采取了“重犒鼓励”的措施，大刀会也因此更加积极配合政府捕盗。时间不长，菏泽、成武、单县、定陶、曹县等处土匪敛迹。大刀会因而名声大振，“官民交依为重”。江苏省徐州道阮祖棠1896年对大刀会的迅速发展有过这样的描述：“一倡百和，潜滋暗长，党类日繁。……人皆推其侠义，争归附之。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甚至营县局卡，亦有招募防卫。因之蔓延传习，愈结愈盛。东省最众，豫省次之，皖又次之，徐郡与东省壤地相接，近亦有入其会者，共约有两三万之多。”[9]

大刀会在发展初期即已具备了“灭洋”的宗旨。国家图书馆藏有光绪二十年九月（1894年10月）一位主战派官员的一件奏折的抄件，该奏折在陈述主战的理由时说：“又况外患不除，内忧恐起。近闻山东曹濮、安徽颍亳各地方，伏莽欲动，假„兴华灭洋‟为名。道路传闻，未知确否。”[14]这里出现了一个“兴华灭洋”口号，它比后来出现的类似口号早出了4年多的时间，虽属“道路传闻”，但其真实性是不容否定的。山东曹濮、安徽颍亳正是大刀会发生的地区，在这里出现的“兴华灭洋”口号，只能是大刀会提出来的，当时当地不可能有其他的“伏莽”能提出这样的口号[12]。从甲午战争时期曹州地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整个社会氛围来看，“兴华灭洋”口号的产生是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对于大刀会拥有这样的口号，还可以提出一个佐证。1898年4月来山东游历的德国人海司(Ernst von Hesse-Wartegg)，记载大刀会的宗旨为'Vertreibung der Mandschuregierung,Vertreibung der 附图{图}'[15]，此语译成中文应该是“反清灭洋”。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教会有意抹煞大刀会“兴华”、“兴清”的宗旨而将其说成是“反清”的，借以挑动清政府惩办大刀会。如单、曹等县教民即曾骂大刀会是“白莲教妖人”[15]，德国驻华公使绅珂也曾据教会来涵提醒清政府，“察看情形，该匪未尝无叛反朝廷之心”[16]。二，大刀会在遭受1896年镇压及巨野教案后，部分地区的大刀会人改“兴华”、“兴清”为“反清”。“反”是相对于“兴”来说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可以反证“兴华灭洋”口号是大刀会提出来的。

“兴华灭洋”开始只是基于甲午战争和列强侵略的一种笼统的民族主义口号，大刀会一开始并未把矛头对准教民。但外国教会在鲁西南等地的发展，入教教民良莠不齐甚至为盗为匪者加入教会，教会对地方社会的干预，教民恃教会及外国护教权的支持而无视乡村权力结构及礼俗，都促成了大刀会的反教活动。1896年初，大刀会开始与教会发生冲突，6月即开始大规模打教。本来，毓贤等地方官因在捕匪方面得到大刀会的配合，对大刀会是奖许的，后在1895年春由于御史管廷献奏称金钟罩较曹州杆匪更为可虑，他们才不敢公开支持。但直到1896年春德国公使因大刀会与教民的冲突提出交涉时，地方官对大刀会仍然是采取回护态度的[9]。当年夏，大刀会与教会冲突规模扩大，在清政府的严令下，毓贤不得不镇压大刀会，把曹单大刀会的首领刘士端、曹德礼诱杀，但同时声称“不办单县的金钟罩，只办河南的金钟罩”[17]，把大刀会驱散了事。山东巡抚李秉衡也未把大刀会当成一件太大的事情，当总署电询“据五月俭电匪首刘士端已获，民情安谧，究竟余党能否解散”时，他在电文上端批示：“本无所谓党”[18]。此后，大刀会的传播和活动仍然持续不断。大刀会的主要传播者赵天吉逃往苏豫皖边区一带，1897年7月前后，在铜山、丰县、虞城等地，大刀会都发动过较大规模的斗争。1897年11月1日，一些大刀会成员在山东省巨野县张家庄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酿成中外交涉重案，大刀会的“匪”名愈加坐实，有的变名以求发展，有的向其它地区扩展。总之，大刀会早在1894年就提出了“兴华灭洋”的口号（也不排除当时就有“兴清灭洋”的提法），这是义和团口号的源头；大刀会扬言“刀枪不入”，喝符念咒，追求超自然的力量，引发了潜在于北方民间的各种“邪术”和巫风，是义和团怪诞信仰的源头。只是大刀会的名称不叫“义和团”。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义和团运动的雏形期。

二、正名期以1898年直东交界地区兴起的义和拳的反教会斗争为标志

义和拳，也叫梅花拳，是一种以强身健体、保卫身家为目的的习拳演武的组织。始创于明末清初，早在乾隆年间就在山东冠县等地流传，逐渐延及东、直、豫边区一带，而以东直交界地区最为集中。义和拳本无政治色彩，但一些民间秘密教门分子却往往重视其武术价值而竞相传习，以为武装起义做准备。在发动过反清举事的清水教、天理教中，都曾经有过义和拳的传播。因此，义和拳一度被清政府严行禁止。嘉庆以后，由于没有继续发生与秘密宗教牵连的事件，义和拳又得以广泛流传。

中国封建社会的武术组织，除了演习武术，都有不同程度的宗教信仰，烧香磕头，供奉与习武有关的神明，有严格的师承关系，有由师承关系形成的组织网络。在这些方面，义和拳与大刀会都不例外。但义和拳与大刀会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义和拳没有喝符念咒的仪式，没有“刀枪不入”一类对于超自然力量的宣扬与追求。如果说，大刀会的“刀枪不入”、“不畏火枪洋炮”的追求本身，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演绎出灭洋除教的宗旨，那么，从义和拳的武术追求本身，却无法产生御侮排外的联想。

事实上，义和拳作为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拳会组织，在其历史上并无与西方教会冲突的纪录。在义和拳比较集中的直东交界地区，早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就有较广的传播。直隶威县的魏村、赵家庄，都是著名的教民村。即使从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在这一地区公开恢复活动算起，也已过了数十年。其间，天主教在这一地区发展迅速，教会势焰较很多地区为盛，但义和拳与教会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冲突。

义和拳开始参加反教会斗争，与冠县梨园屯教案的牵连有关。梨园屯教案始于1873年，由民教互控发展到集团对抗，20余年间与义和拳并无关系。直到1897年春，梨园屯“十八魁”首领阎书芹邀请梅花拳首赵三多率众到该村“亮拳”示威，义和拳才开始介入反教会斗争。所以清朝地方官说“上年梨园屯民教构衅，牵涉梅拳”[9]。1898年春，梅花拳再次聚集，一方面是因为上年亮拳和打教后，受到教会的指控和追究，已是欲罢不能；另一方面，巨野教案及德占胶澳事件发生后，民族危机加剧，冠、威一带，也谣传“来有洋兵”[9]，所以仍带有防止遭受迫害的性质。即使这样的聚集，仍然遭到部分梅花拳众的反对，所以赵三多决定不再沿用梅花拳的名义，而恢复使用了“义和拳”这一传统名称[9]。

“义和拳”这一传统名称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义和团”的名称就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就是在义和拳改名之后，山东巡抚张汝梅据访闻于1898年5月24日电奏，称直隶山东交界处有“新立义民会名目，四处传单于直、豫、苏各省，欲与洋教为难”[20]。清廷命张汝梅派员认真查办。1898年6月8日，东昌知府洪用舟与冠县知县曹倜等人奉命调查后具禀报告，要点是：所谓“义民会”，实系“义和拳”的讹传；义和拳即梅花拳的本名，是一种“拳技”，传习者很多，“豫、晋、江苏等省，亦即转相传授，声气广通”；该拳每年春间趁庙会“传单聚会，比较技勇，名曰亮拳，乡间遂目为梅拳会”；上年梨园屯民教构衅，“牵涉梅拳”；“本年正二月间，谣言来有洋兵，梅拳遂又麇聚，以致远近惊慌，民教震恐”；已传到赵三多，令其“即将梅拳解散。并令毋再传单聚会”；直东各处民情犷悍，民教又多有宿嫌，“应预为防范”[9]。张汝梅在曹州途次接到禀报，即据以咨呈总理衙门。

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就此事正式向清廷具奏。奏折说：“直隶、山东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今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这里完全回避了历史上曾经受到统治阶级禁止的“义和拳”这一名称，而称其为名叫“义和”的乡团。奏折还两次明确地称“义民会”“即义和团”。这是“义和团”这一名称的首次出现。奏折隐瞒了给总署咨文中所讲的梅花拳传播面广及牵入梨园屯教案等情节，只说由于梅花拳有约期聚会亮拳的风俗，在直隶（而不是山东）的南宫、曲周、清河、威县，“皆不免时有讹言”。“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所藉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奏折还称，“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承，以之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因而建议清廷，“应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钤束，似与民教两有裨益”[20]。

奏折与此前张汝梅给总署的咨文有很大差别，完全篡改了洪用舟禀文的原意，故意不提义和拳的名称，而将其称为“义和团”。何以会有这种差别呢？原因是，咨文是张汝梅在外出巡视路上接到洪用舟禀后即据以直接咨呈总署的，而奏折则是张汝梅回到济南抚院后，依照藩、臬两司商量的意见缮写的。关于这一点，奏折中已经说明：“禀由藩司张国正、臬司毓贤会详请奏前来”[20]。根据资料，我们认为，奏折反映的主要是按察使毓贤的意见。5月初，因教民控告大刀会聚众滋事，清廷命张汝梅派毓贤前往查办，毓贤复称并无大刀会滋事。他后来追述此事说：“因教民欺压平民，平民万难忍受，始有谋立乡团以自卫者。”[5]由此可以看出，毓贤5月间否认大刀会滋事时就已提出“乡团”的说法来了。称义和拳为“义和团”，并无事实根据，只不过是他在5月间形成思路的运用。当时张汝梅到任（1897年11月底）不久，情况不很熟悉；而毓贤在山东为官多年，又正好是处理民教争讼案件的主管官员，所以张汝梅接受了毓贤的主张。毓贤把“义和拳”称作“义和团”，是具有深意的。大刀会被作为“匪类”镇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并没有得到平息，反而更加激化。毓贤感到，民情已经扼抑太甚，如果再对义和拳等拳会采取镇压措施，难免激生变乱。所以主张不刺激拳会，采取怀柔政策，企图用为义和拳及其他拳会“正名”的方式，举办团练，以团练收编并控制这些组织。毓贤担任山东巡抚后，坚持称义和拳为“义和团”。1899年11月，有人弹劾其办理教案“意存偏袒”时，他故伎重演，在奏稿中称：“近年以来，平民因屡受教民欺凌，希图自保身家，更有创立乡团，学习拳勇，名为义和拳者。远近讹传，以东省旧有大刀会名目，遂指义和团为大刀会，……其实该团成立于咸同之际，在洋教未建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结党聚众，故与洋教为难。”[5]不过他也觉得过于露骨，所以正式上奏时删去了这些话。《清史稿》记朱红灯倡言灭教，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曰„团‟”[21]，虽不可信，但传闻失误，事出有因。毓贤更名并非绝无其事。

张汝梅折上奏清廷，会在官员中造成一定影响。更重要的是，从此，山东地方官在对待义和拳、大刀会一类组织时，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是称他们为乡团，企图将其改造为乡团。“义和团”不仅成了对拳会的称谓，也成了山东地方官的一种政策。义和拳（包括鲁西北的“义和神拳”）最终改名义和团，决非偶然。

在张汝梅奏折发出4个月后，即1898年10月25日，以赵三多为首的义和拳终于在蒋家庄马场起事，公开揭举“灭洋”的旗号。义和拳曾打出灭洋旗帜一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但旗帜上所书何语，却迄无定论。文献记载其事者，现在发现的原始资料有两件：一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伊索勒（汉名赵席珍）的日记，称当天有人告诉他，义和拳举事时旗帜上所书为'Obeissance aux Tsing,mort aux Européens'（法文），回译为中文，有的作“顺清灭洋”[22]，有的作“从清灭洋”[13]，有的据英译作“扶清灭洋”[23]。一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艾肯1898年11月10日给史密斯的信，将旗帜所书口号译为英文作'Up with China and down with the foreigners'[24]，回译为中文，应该是“兴清灭洋”或“兴华灭洋”。有的译作“举清灭洋”[13]，显然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中文方面没有原始的记载。自称担任过赵三多“文书”的郭栋臣曾写过一件《义和团之缘起》，称“义和拳旗写„助清灭洋‟”[19]。在山东大学的调查资料中，另有三人谈及义和拳的口号。一是威县沙柳寨的赵子立，说义和拳初提“扶清灭洋”口号。梨园屯村的于忠海（1960年81岁）和干集村的李继曾（1960年89岁）两位老人，却都说旗帜上书写的是“兴清灭洋”四个大字[17]。郭栋臣的“助清灭洋”说，已被写入各种教科书，但其实只是孤证。说是“扶清灭洋”的赵子立，1910年以后出生，故此说既非亲历，又无佐证，亦可排除。而只有于忠海、李继增两位亲历亲闻者所说的“兴清灭洋”，与艾肯的记载'Up with China and down with the foreigners'吻合。所以，从原始记载和口碑资料双重证据来考察，义和拳打出的旗号应该是“兴清灭洋”。至于伊索勒所记'Obeissance aux Tsing,mort aux Européens'，无论作何种翻译，均无义和团（拳）口号记载的现实依据，可能他当时听教民转述时理解有误。

如前所述，大刀会早在1894年就已经提出了“兴华灭洋”的口号，1898年4月的记载还说大刀会有“反清灭洋”的宗旨，我们因而更加感到“兴华灭洋”、“兴清灭洋”一类口号是从大刀会中酝酿出来的。到义和拳正式举事，大刀会已传布了4年多。在山东南部，大刀会的发展固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与直隶东南部紧密相连的整个山东西部，恰恰也是大刀会传播活跃的地区。西北部，长清、茌平、高唐、平原一带，金钟罩早有传播并与当地特色结合。茌平、高唐与冠县同为东昌府属，平原与直隶威县等地也很接近。西南部，兖州府（黄）河北部分的阳谷，曹州府河北部分的濮、范、朝、观等州县，本是大刀会早期传播的重点地区，而赵天吉就是阳谷县人。这里不仅与东昌府直接相连，而且密迩直隶的开州、大名、广平等府。就是说，在山东西部由南至北一段很长的地带，大刀会在传播过程中必然向直隶东南部渗透。后来，直隶南境果然成为大刀会非常活跃的地区。那么，直东交界地区义和拳打出的“兴清灭洋”的旗号，显然是大刀会口号传播的结果。

由上可知，义和拳本是一种正规的拳术组织，讲究拳技，有由严格师承关系形成的组织网络。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群众性反教会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它被卷进了斗争，并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它打出了“兴清灭洋”的旗号。这种自大刀会兴起以来就在民间流传的口号，由于义和拳在旗帜上的公然张扬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大刀会被镇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更加激化。毓贤等山东地方官不敢再把清政府的注意力引向镇压义和拳，因而把义和拳说成“义和团”，企图用为义和拳及其他拳会“正名”的方式，掩盖矛盾，然后以举办团练的方式收编并控制这些组织。山东地方官的政策给各种拳会提供了机会。他们开始回避“大刀会”这种“不雅驯”[16]的、政府严令禁止的名称。他们打出“兴清灭洋”的旗号，虽是对大刀会口号的继承，但口号本身就在向政府表示他们是支持政府而不是反抗政府的组织。这也是在为自己正名。从此，义和拳、义和团之名得以广泛流传。整个义和团运动就是由此而得名。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作正名期。

在义和团的三个特点中，义和拳缺少那种“刀枪不少”、降神附体、喝符念咒的仪式，缺少对于超自然力量的宣扬与追求。它讲究拳技，讲究“真功夫”。在那个需要幻想、呼唤神力的特殊年代，它并不能像大刀会、神拳那样代表群众的愿望，这使它的队伍的发展和在运动中的影响受到限制。

三、义和团的完形期，可以鲁西北神拳的反教会、反压制斗争为标志

就区域而论，义和团起源的第三个重要区域是鲁西北地区，以茌平、长清、高唐、平原为中心，南及东阿、平阴、肥城等地，北达山东北境并影响到直隶省的部分地区。

根据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调查，早在甲午战后，大刀会在茌平、长清、齐河等县就有传播。茌平县胡屯乡的薛安庆老人说，1894年那里就有了大刀会，是从西南方向传来的[19]。长清、齐河的一些老人则说是在光绪二十一、二年(1895-1896)就有了大刀会[19]。这里与阳谷、范县等大刀会较早传布的地区紧密相连，受到大刀会传播的波及，是十分自然的。

但我们也注意到另外的情况：一是人们对这些组织的称呼很不统一，有的称之为“大刀会”，有的称之为“神拳”，还有少数人称之为“义和拳”；三种称谓在时间上似乎有递进的关系，即先叫“大刀会”，后叫“神拳”，再后叫“义和拳”。二是这些组织虽有“大刀会”、“金钟罩”之名，但与曹州的大刀会有很大不同，他们在喝符念咒、“刀枪不入”之外，又增加了降神附体的内容。如何理解这些现象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茌平县志》的一段记载：“义和拳之滥觞，始名金钟罩，盖洋枪肇兴，为匪者以为利器，以曹属为甚，民莫能御，而能左道邪术者即名金钟罩，……因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25]这段记载不仅明确告诉我们，当地义和拳组织开始时叫金钟罩（大刀会），是从曹州府传播来的，而且还明确告诉我们，在金钟罩流行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叫做“金钟罩神拳”的组织。准此，则通常所说的“神拳”，其实是“金钟罩神拳”的简称。虽然“金钟罩神拳”的记载只此一处，但其可靠性却是很大的。《茌平县志》出版于1935年，是官修志书，修志者们对义和团运动是亲历亲闻，时间较近，不易搞错。

神拳带有大刀会的明显痕迹，如吃符、念咒，宣称刀枪不入等。咒语的形式也极为相似。如大刀会的咒语中有“十万神兵、十万鬼兵、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全下界，急奉太上老君敕令，闭目合十遍天空”[26]等语。这在神拳那里变成了“定神法”：“我有十万神兵，十万鬼兵，遇山山倒，遇地地崩，遇树两截，无奈（吾乃）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19]大刀会咒语有：“法官请到符神位，铁宗神灶保护身，弥陀训字镇三道，铁盔铁甲穿铁衣。”[27]“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16]神拳则有：“稽首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神铁庙铁链（莲）台，铁人铁眼铁鼻腮，天地漩涡日月照，止住枪炮不能来。”[19]神拳向东南叩头的仪式，是崇拜桃花山上的仙人，而大刀会也有桃花仙的信仰。

大刀会在鲁西北地区传播的意义，不在于大刀会的传播本身，而在于突破了大刀会的程式，开创了一种更加为群众喜欢接受的形式。大刀会“刀枪不入”、“可避枪炮”的“神术”，风靡一时，从学者趋之若骛，迎合了甲午战后人们追寻御侮方法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鲁西北仅仅是受到大刀会波及的地区，而不是大刀会传播的中心地区，所以这里缺乏熟悉大刀会整套信仰、仪式的“明师”。权威的缺乏，给人们创造和演绎新的形式提供了机会和空间。迷信神力的“金钟罩热”进一步启动了当地的巫风。在历史上，一种组织或方技出现，社会上就纷纷仿效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巫本来是一种职业，通常打着为人“治病”、“禳灾”的幌子，以表演“降神附体”等形式骗人钱财。有的巫者在一种催眠状态下练拳，也会做出一些引人入胜的表演。这就是所谓“神拳”。茌平等地盛行习拳练武之风，拳种很多，仅城南后张庄村就有“昆阳拳、青令拳、颜合拳、大红拳、小红拳、王虎索阳拳”等6种[19]。巫而习拳，而以降神附体附会金钟罩的请神练气，打着金钟罩的旗号辗转传授，于是金钟罩也就变了样。农村群众这时表现了空前积极的历史创造性，各种俚俗小说、神怪故事、会门迷信中可以被利用的思想材料全都被发掘出来，附会到大刀会身上。群众开始使用“金钟罩神拳”这一名字来称呼过去称之为“大刀会”的东西，继而简称之为“神拳”。这样称呼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大刀会当时已被官府当作“匪类”严行禁止，而且大刀会的名称远不如“金钟罩神拳”更能显示出一种神力的作用。

“金钟罩”与“拳”的结合，并不自神拳始。这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1813年，天理教在山东等地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起义，清政府在审理这起案件时发现，天理教首领林清的门徒刘玉隆就向人传授“金钟罩拳棒”[28]。据档案记载，刘玉隆“系从山东冠县人郭洛云学会金钟罩法；郭洛云系其同县人张洛焦之徒”。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当道士的张洛焦“从姊夫王曰魁及其故兄王曰恒学会拳棒并推拿治病医道”，1793年，“又从河南杞县于家佐人张怀锦学会金钟罩法”，“伊自学会金钟罩法以后，即在各处耍拳传徒渔利”[29]。由这一记载看，金钟罩本是独立的一种“法”或“术”，以后张洛焦将其与拳棒结合，便开始称“金钟罩拳棒”。就在审理刘玉隆案前后，清政府还发现，在山东直隶毗连地方，经常发生抢案，“为首之人，皆系拳教，有梅花拳、异伙拳、二狼拳、大红拳、金龙照拳等名”。所说：“异伙拳”即义和拳，“二狼拳”即二郎拳，“金龙照拳”显系“金钟罩拳”的音讹。据临清当地民人说，这种金钟罩拳“亦名五祖拳教”，“从前白莲教滋事（指1774年临清清水教王伦起义），众拳教之为羽翼”，就包括金钟罩拳在内[30]。如此说来，临清的金钟罩拳比张洛焦的金钟罩拳棒出现得更早一些。实际情况如何，很难做出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金钟罩在流传中，有的只传金钟罩术，有的则在传“术”时也传“拳棒”。金钟罩拳或金钟罩拳棒在晚清的鲁西北地区可能仍有流传。大刀会是一种只传“术”而不传拳棒的金钟罩，当大刀会传入鲁西北后，启发了另一门派的金钟罩即金钟罩拳，加之巫术的吸收，演化为金钟罩神拳，也是有可能的。乾嘉时期的金钟罩拳“亦名五祖拳教”，而在直隶枣强，王庆一等人为首的义和团组织就叫做“五祖神拳”或“五祖神团”。这里的义和团是由山东茌平传入的[31]。或是说，金钟罩神拳也称五祖神拳。这一点可以支持上述推测。

金钟罩神拳酝酿和形成时间较长，开展反教会的斗争则较冠、威义和拳为晚，是1899年初才开始的。但开始后即很快形成高潮。当时报纸记载山东反教会的斗争情况说：“自下半年（1899年）来，济、东、泰、武、临四府一州之教民，亦复多被骚扰。计平原、禹城、长清、临邑、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县、高唐、恩县、平阴、阳信、邱县十余州教民之被蹂躏者，计三百村约二三千家。”[2]从所列地名来看，这些斗争基本上是发生在金钟罩神拳传播的地区。他们中还流传着这样的宣传口号：“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诚心用功，可以避刀剑，可以避枪炮。上奉太后密旨，下遵毓贤命令，兴大清，灭洋教。”[2]在这些斗争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一起是以朱红灯为首的平原起事。起事者来自茌平、长清、高唐、平原、恩县等很多地方，记载说还有曹州大刀会五、六百人参加了起事。起事不仅打击了教民，还与官兵发生了冲突。起事者聚众散帖时，大书特书“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并打出了“兴清灭洋”的大旗[2]。这时他们已经使用了“义和团”的名称。当时平原县的一份文件多处将他们称作“团民”，如说：“（起事时）官兵与团民在生庄外接仗，团民败北，四散逃窜。”[32]实际上，在当年春天，清平县大刀会就已经改称义和团了[33]。

神拳改称义和拳、义和团，时间上大约是在其开展反教会斗争的同时。因为这时候他们要证明自己是清政府并不禁止的拳会，是清政府号召建立的乡团，是合法的。作为一种拳术与习拳的组织，称义和拳；作为与教会对抗的组织，称义和团。神拳改名义和拳或义和团，在舆论上是受到了冠、威等地义和拳的影响，但我们没有发现它与赵三多义和拳有组织上的关联；改名更多的是反映了神拳与清政府的关系。

“兴清灭洋”口号，则直接来源于大刀会的多年传播 至此，在鲁西北地区，反教会的组织首先同时具备了义和团的三大特点，即“义和团”的名称，“兴清灭洋”一类的口号，喝符念咒、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仪式和追求。这标志着，义和团运动已经进入完形期。

大刀会、金钟罩神拳早就传播到直隶以及其它地区。进入完形期以后，以义和神拳、义和团等为名称，以“兴清灭洋”、“保清灭洋”、“助清灭洋”等等为口号，以喝符念咒、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为基本特色的组织，如烈火燎原，在北部中国迅速发展蔓延。正如很多研究者所指出的，义和团运动直接脱胎于鲁西北的神拳，或者说，神拳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主导组织。

直东交界地区的义和拳，客观上为义和团运动提供了名号，有一支组织比较严密、有战斗力的队伍，因而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但由于它没有为运动提供更多的适合分散斗争的形式，因而运动没有按照它的面貌发展。赵三多义和拳在后来的发展困境中也发现了自身与运动主流的差别。根据口碑资料，赵三多义和拳后来改名“神助义和团”吸收了吃符念咒、刀枪不入等大刀会的一些特色，实际是融入了义和团运动的主潮之中。这也可以看作义和团进入完形期的一种标志。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决不可能是一哄而起的。从甲午战争期间大刀会的传播开始，它经过了多年的酝酿，从内容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从义和团的最终形态方面看日臻成熟和完善。大刀会提出了明确的“兴华灭洋”的口号，喝符念咒请神、宣称刀枪不入，为运动提供了雏形，开启了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的义和拳，在斗争中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造成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在接受大刀会斗争影响的同时，承续了“兴清灭洋”的宗旨，为运动提供了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的名称即“义和团”。神拳则包容发展了义和团的三个主要特点。所以，回答义和团运动兴起于何时的问题，是一个难题。如果从其完成形态看，应该是从鲁西北神拳的斗争算起；如果从其雏形开始，则应从大刀会的斗争算起。目前一些教科书将兴起时间从直东交界地区的义和拳算起，忽略了过程，也忽略了运动的丰富内涵，是需要重加考虑的。

第二篇：读《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有感（本站推荐）

读《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有感

有一本历史著作，在不同层次的读者群中享有盛誉，被称为“力透近代社会风云的精湛之作”。这部书，就是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十九世纪末那样一个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之下，我真的很难不去同情那个时代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饱受外国传教士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农民，很难不憎恶清廷及帝国主义。今天带着这样的一种情感，我走进了周锡瑞先生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周锡瑞这本书讲义和团运动起源，很全面，很客观。我感受比较深的是，他没有一种西方人若有若无的优越感，比如他们往往有人认为自己是先进文明的代表，或者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来解救异教徒的。或者也有如雨果般责骂英法联军，是闯入人家屋子的强盗。雨果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可他的片面在于，他没有看到蒙昧的清政府是怎样不把国际公认的基本法放在眼里的。周锡瑞的研究从地域经济差异开始，讲到秘密宗教、民间文化的影响，也讲到基督教的进入造成的影响。一个史家，有这样的研究态度很正常，本来就应该这样。这样就能够说明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它不能用一个联合词组轻易概括。在他看来，1900年那一年的燎原大火之所以燃烧的那么迅速，其实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然后在这一特定环境中爆发，但是在此之前，义和团的酝酿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结，我们尊崇儒家，我们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史，当外国侵略者企图把他们的文化强加给我们时，企图侵略我们时，义和团便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因而反帝运动才会越来越声势浩大，义和团才越来越深入民心。

今天看来，义和团当然有很多愚昧落后的地方，他们有迷信色彩，也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不能因为这些就否认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打击了西方国家的侵华野心。在我看来，甚至可以这么说是义和团运动让中国免遭列强划分。

义和团运动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却从未散去。今天，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重新研究当时的事件，用我们现代人文的眼光去看待那一段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义和团运动。

第三篇：论义和团运动失败原因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义和团运动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在19世纪末的中国火热展开，但由于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纪律不好，思想愚昧，行动上具有盲目性，缺乏目的性

在中外势力的联合打压下，最终失败。

关键词：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运动清朝政府失败原因

论义和团运动失败原因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所有在华西方人（也包括传教士及华人基督徒在内）所进行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

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首先，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其次，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再次，义和团运动对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

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义和团的发展如此迅猛，但为什么最后却失败了呢？据我总结，原因有以下几点： 1，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

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2，后期纪律不好

义和团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记事》）。

但是，在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陈独秀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5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根据基督教会方面的统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未有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也不计其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进据

北京时都有奸淫据掠的劣迹

3，思想愚昧，行动上具有盲目性，缺乏目的性；；

（1）一部分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笼统排外，基于仇外对西方器物的大规

模毁坏，如“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记》）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2）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

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记》）。而灾难的源头就是洋人：“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这种认识对义和团的迅猛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初期，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义和团的迷信思想成为维持纪律的工具。但是在义和团运动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义和团员曾经高涨的士气衰落，天津六月八日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记》）。

（3）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尚抱有对清

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国闻报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许多义和团员受到顽固派官僚的操纵，有的甚至形同团练。

4，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容易放松对清统治者的警惕。

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北方与八国联军激烈交战而南方“东南互保”，南方代表李鸿章等人认为清廷对“十一国宣战”是不切实际的而拒绝执行朝廷命令改与外国修好。清廷也只想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对抗，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扫清灭洋”口号。但是，为时已晚，中外势力联合力量强大，义和团已无力再与之对抗，失败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时代

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弱点。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对清朝封建统治更没有本质的认识，它主观上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以致被清政府蒙骗利用，这是义和团失败的主要原因。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三十余年之后，但它的斗争却有许多方面不如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如：它没有提出政权的要求，更没有建立政权；它进行武装斗争，但没有建立正规的军队，也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它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但提不出完整的斗争纲领；它进行了英勇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但又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严重的分散性；它始终坚决反帝，但又笼统、盲目排外。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证明：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但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这种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也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愚昧不能救国。

参考书目：

1，佚名：《天津一月记》）

2，（《庚子记事》）

3，李大钊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

日）

第四篇：论奕劻和义和团运动

论奕劻和义和团运动

【摘 要】针对奕劻这个在晚清历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的人物，本文主要通过对其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活动表现的探讨，展现了其在中国封建王朝末期的舞台上的政治手腕，表现了其精明、圆滑等性格特征。

【关键词】奕劻；义和团运动；经过 【引 言】本文主要探讨奕劻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活动，从一个更具体的角度展现人物的特点，借此对其作为政治家的政治手段和性格特征进行剖析。最后，尽可能完整的呈现这一历史人物。

奕劻是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乾隆第十七子永璘之孙，光绪的皇叔，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时被封为庆亲王。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奕劻当了6个月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是晚清皇族大臣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奕劻真正发迹缘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

奕劻在义和运动时期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力主镇压、韬光养晦和议和谈判。

一、力主剿杀

义和团尚处于萌芽时期，奕劻就是该运动的直接关系者。由于民教冲突日益增多，1896年，总理衙门拟定了教案处分章程。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奕劻就是和德国公使海靖进行交涉的主要人物。1899年12月，英国牧师卜克斯被杀死，英国公使窦纳乐会见总理衙门大臣，要求清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他在给首相索尔兹伯理函中称：“我会见了总理衙门大臣们，并且用最严重警告的词句同他们谈话„„我反复向大臣们指出：在中国处理此类案件中的高级官员们之前，这些暴行是不会停止的。”

此时，清廷却在上谕中指示各省办理教案，应“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地方官不应“误听谣言”，将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的“安分良民”，“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清政府的上述态度，各国公使十分不满。1900年1月27日，英、美、法、德等国驻华公使同时照会总理衙门，认为上谕的措辞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对义和团和大刀会这样的结社抱有好感”，要求清政府“下令指名对义和拳和大刀会进行全面镇压和取缔”。有着多年对外交涉经验的奕劻，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2月19日，奕劻领衔会奏，请严行查禁直隶、山东一带的义和拳会。奏折请求朝廷：“申明旧禁，明降谕旨，饬下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各就地方情形，剀切晓谕，解散胁从，并严拿为首之人，从重惩办。”清廷根据奕劻等人的奏请，发布上谕，明确声明“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务宜革除恶习，勉为良民。”上谕发出后，山东、直隶的地方官开始贯彻上谕，发布禁止义和团告示，劝谕义和团解散，筹拨兵勇，以防范弹压。但义和团发展的势头并没有被阻遏住，3月2日，英、美、德、法、意五国驻华公使，前往总署要挟。三天后，五国公使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必要手段”。实际上，他们已经分别建议本国政府，派海军来中国北方海面示威。以后，总理衙门仍不断受到外国的压力，要求迅速采取措施，镇压义和团。

面对强大的外交压力和恫吓，5月22日，奕劻再次领衔上奏，请求拿办义和拳。奏折称：“京城使馆林立，时有洋人教士往来出入，亟应设法保护使馆教堂，弹压地面，并访拿匪徒传授奉令暨匿名揭帖之人，获案究办，以免别生衅端。”由于奕劻处于外交第一线，感受到的外交压力也特别重，多次的军事恫吓，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态度：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教堂，访拿“匪徒”。

二、韬光养晦

1900年6月10日，内阁明发上谕：“端郡王载漪，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兼侍郎衔那桐，均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

论，而奕劻却不发一言。当天散值后，袁昶又找到奕劻、载漪和荣禄，陈述“招抚拳会”政策之不可行，声称“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载漪听后“甚怒”，而奕劻“神色沮丧，无所言”。胡思敬在《驴背集》中评论当时关于和战剿抚之争时，说奕劻、荣禄、王文韶是“恶匪党而不敢直言”。面对载漪咄咄逼人的气势，奕劻沉默了。6月17日，慈禧再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事宜，奕劻又没有表态。6月18日，慈禧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会上，慈禧批准载漪请攻使馆之议。连平时不怎么发表意见的王文韶，都以“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之言出来反对，奕劻仍没有表态。当天，清廷决定派大学士徐桐、户部尚书崇绮，会同奕劻、载漪及军机大臣会商有关“京师军务”一切事宜。6月19日，慈禧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

尽管奕劻“剿团和洋”的主张是一贯的，但在清朝统治集团决策过程中，奕劻并没有作为主剿派的领袖站出来。这除了对载漪和义和团的恐惧之外，和奕劻本人的性格是相一致的，他圆滑、巧诈，城府很深。他决不会像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那样，冒着杀身之祸，去拼命直谏，特别是看到慈禧战意已决，已经听不进“剿团和洋”的意见，在他看来，一味蛮干，于事无补。他更不想去据理力争，而是保持暂时的沉默，等待时机。但在私下奕劻仍然坚持他的“剿团和洋”主张，并做了一些牵制顽固派的事。当然，只要稍有压力，他就知难而退，又回到了沉默之中。6月15日，即第一次御前会议的前一天，袁昶上书奕劻，指出义和团“实属罪大恶极”，应“高悬赏格”，“格杀勿论”。奕劻当然是同意袁昶的观点的。当慈禧决定处死袁昶、许景澄以及立山、联元、徐用仪等五大臣时，奕劻无疑也是反对的，然而，他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去营救。《高枬日记》称：7月25日处决袁昶、许景澄前，荣禄求情没有获准，就去找奕劻一同再去。奕劻说：“我与若等耳，你求不行，我安能行者？如欲获准，非徐（桐）、崇（绮）一言不可。”奕劻明哲保身，圆滑处世的性格暴露无遗。这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和使馆区内公使们进行书信往来，要求各国外交人员到天津“暂避”，回答公使们提出的关于安全问题的疑问，向公使们介绍中国计划采取的保护措施，保证“万无一失”，等等。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作为，也难有其他作为。

三、议和谈判 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分两路自天津进犯北京。8月15日清晨，慈禧带着光绪及大阿哥溥儁等仓皇出逃。留京办事大臣昆岗等见“各公使寻觅庆邸甚急，意在出而议款，甚至至邸宅探寻多次”，奏请“饬令庆邸回京议约，便宜行事，与各国公使浃洽。”8月23日，昆岗等又上了一个奏折，转达总税务司赫德的话：“各国素与庆亲王奕劻办事多年，最为信服„„必须三日内请庆王迅速会晤，以安宗社而救百姓。”昆岗解释，这是因为“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平，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亲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

8月25日，李鸿章也上了一个奏折，声称“庆亲王、荣禄尤为各国所重，如已随扈西行，应请饬令星夜回京。”8月27日，赫德又致函总理衙门，要求奏请皇上速行简派庆亲王来京议和，就在当天，上谕命“病滞怀来行馆”的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

9月3日，奕劻在英、日军队护送下回到北京。经过一系列交涉，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正式签字，为时正好一年。从和议开始到1901年2月底，奕劻等人主要与各国使节纠缠于所谓惩治“祸首”的问题，历时六个月之久，奕劻在“剿抚”政策上，和载漪等人尖锐对立，要不是处事圆滑，有可能弄到与被杀五大臣同样的地步。现在，作为全权代表，奕劻有清算顽固派的机会了。

奕劻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召集留京官员开会。会上，“昆相（昆岗）起而言曰：‘徐中堂桐以身殉国，从容就义，拟请附奏请恤。’庆邸勃然变色曰：‘徐相已死，可惜太晚了，倘早死数日，何至有徐小云尚书论斩之事。’”在奕劻看来，“诸人之命，实断送于此人之手”。拒绝代递徐桐遗折。另一个“主抚”派人物礼部尚书启秀，在联军入城后被日军拘捕，因母丧被放

第五篇：书法学习三个阶段

书法学习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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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大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他的不朽之作《书谱》中把学书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古往今来的书法实践证明，这确是一条真理，是常说的“先走进去再走出来”，由生到熟再到生的过程,是一切书法爱好者达到成功境地的必经之路。

第一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打基础的阶段。“分布”主要是指字的结构安排。而联系其前文可知，它还包括用笔的全部法则，即按照一定的方法正确地写出每一个笔画来。“平正”，从结字上说，是端正、平稳、均衡的意思；在笔法上，则应是严格地遵从规矩法度，绝不能随心所欲、胡涂乱抹。“但求”，即只能有此追求，莫有过高要求。按笔者前文《书法与毛笔字的关系》所述，这第一阶段其实就是先要学好“毛笔字”。而且是先老老实实把楷书学好。(+ n5 s-Z;Y!E' j: |: c;H(r6 R

第二阶段的要求，是在基本掌握了结字方法、用笔法度，即打好基本功之后，一定要充分发挥个人的创作才华，在不失法度的前提下，大胆追求变化，且要力争达到惊险异常、令人叫绝的程度，探索自己的艺术语言。从古今名家的各体法书中，都能看到许多结体、用笔一反常态、不落俗套、极富个性的字。正是这个朝气蓬勃的阶段，书家们八仙过海，才使书法艺术永葆青春。第三阶段是“复归平正”的阶段。同是“平正”二字，与第一阶段的意思却大不相同。这是在已能“险绝”基础上的“平正”，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艺术内涵丰富、充分个性化的返朴归真。这是一个出乎自然、“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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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项穆有一段论述对这个“三段论”作了极形象的注解：“书有三戒：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怪与俗。若不均且欹，如耳目口鼻，开阖长促，斜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与滞，如土塑木雕，不说不笑，板定固窒，无生气矣。狂怪与俗，如醉酒巫风，胡行乱语，颠仆丑陋矣。”孙过庭的“三段论”对于今天学习书法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初学者切忌好高骛远，法度全无，还自称“独创一体”；一定要一丝不苟地下功夫临帖，夯实基础。基本功已经很好的人，切勿夜郎自大、孤芳自赏；若要进取，必须力求变化，“务追险绝”。而求变者又要随时注意法度与美的法则，严防狂怪而“走火入魔”。这时，更需要正确理论的支持和多种养分的滋润，力求通会而达自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