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第一篇：士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11121439张志北

士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转变）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扰扰，王室式微，诸侯纷争，社会与文化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各个利益集团进行着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局势中，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悄然应时局而生，这就是士阶层。

先秦之士的身份多少有些尴尬，他们介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是最基础的贵族，如庶子张仪、范雎、韩非等；也是最高级的百姓，如门下战国四君子的众多门客、杀猪的朱亥等。他们并没有大的势力和显赫的地位，但他们的知识能力，他们的能量，以及他们的社会作用，却颇受统治者的关注，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得到了当时以及后人的一致承认和肯定，封建社会时期的所谓“士农工商”便可见一斑。礼贤下士。先秦朝代的更替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策、谋略之得失，而政策、谋略主要出于士。士承接着上下层的联系，统治者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定不得不尊士礼士。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屈身拜请侯赢，孟尝君好士，“饮食、衣服与之共”，《战国策·秦策三》载："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王忧”由此足见士的威力。上层统治者需要士，而士除少数追求某种理想外，多数人则企求步入仕途。他们下可做乡里小吏，上可为布衣卿相，是官僚阶层的候补者。“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著名的如不辱使命的唐雎、慨壮刺秦的荆轲、自荐的毛遂、自刎的侯嬴、毁容吞炭的豫让等人，“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鲜明的特色，为主上排忧是他们的荣耀。

总的来说，先秦之士范围广，百姓中门客、敢效死命者、谋略者，基层贵族等皆称为士。

汉以后的士含义与范围开始变小并明确。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使士有了特定阶层的含义，正如现在生孩子要有出生证一样，大小之士皆由官府确认且多为世袭。隋唐以后，世袭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开科取士成为士的最主要来源。宋以后的士主要指文人知识分子，再也不见了仗剑甚至“袖四十斤铁椎”的士。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

士彻底从广义的社会大众之士转为特定的文化之士，即知识分子。

第二篇：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和选士制度

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和选士制度

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时代。最初的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等都亲自教育人民如何劳动和生存。黄帝的妻子还教人们养蚕织衣服。下面按照时代先后介绍古代教育机构和选士制度：

（一）夏商周夏、商、周三代，开始有了专门的教育机构。据古籍记载，早在夏朝，就有了学校。西周时，学校分国学（国家官学）乡学（地方官学）。天子所设大学叫“辟雍”（商周时是中央高等学府又是祭祀场所），各诸侯国所设大学叫“泮宫”（学校前半环雨水而得名，西周时代由于各种学校前建筑水池而得名，这种学校建筑形势曾为后代王朝所采用明清两代还在泮宫供奉孔子遗像供书生参拜）。一般说来，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国学，平民子弟只能入乡学。奴隶子女没有入学资格。当时的教学内容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二）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社会制度的崩溃，赖以生存的官学一度衰落。社会对新型文化的教育需要为私学的产生创造了契机。当时产生了一批学识渊博、充满智慧的私学大师。如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不仅在《论语》、《孟子》、《墨子》《荀子》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还出现了象《礼记·学记》《礼记·大学》《荀子·劝学》等教育专著。当时，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广收门徒，只要能交纳“束”（干肉）履行入学礼节，不问来者出身贵贱，一律施教。因此，他创设的私学规模愈来愈大。有“弟子三千，贤士七十有二”之美称。春秋战国时私学的发达使学校教育开始走上官学、私学并存的二元化轨道。

（三）汉代

汉代管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类。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太学时最早的官办大学，汉代太学取代了商周似的辟雍。西汉的辟雍仅保留祭祀功能）。地方官学识军郭学校，西汉时期的太学规模宏大，档次较高。汉武帝元朔五年开创太学，设在京师长安的西北城郊，规模相当可观。太学作为中国当时最高学府，与西方的雅典大学、亚历山大尼亚大学等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学校。太学的教师是五经博士，博士中的领袖叫仆射，学生叫“博士弟子”。西汉平帝元始四年为太学扩建校舍，能容纳万人。东汉太学学生最盛时曾达三万多人。在洛阳有汉太学遗址，另外汉代的私学也很发达，又压倒官学之势，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太学。汉代凡未从政或罢官还乡或得不到博士机会的经学大师都从事私人讲学，收徒教授，人数之多曾达数百，乃至上千人。如东汉有名经师马融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就连西汉著名经师大儒董仲舒晚年谢官以后，都在家专门收徒著书讲学。汉代不管上官学还是上私学，都以儒家经典为教材，而且不管官学还是私学毕业，都可以求官。

（四）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息，使官学处于时兴时废、若有若无的状态。但总的来说还是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并存的。一般说来，这个时期的官学是衰颓的，只有个别朝代或个别地区的地方学校短期内比较发达。晋代中央学制分为国子学和太学两种，前者限五品以上贵族子弟入学，后者为平民子弟所设。南北朝时期，学校教育以北朝为盛，北魏太学也设五经博士，学生为州郡所派。南朝宋文帝时，在京师设立四学：儒学、史学、玄学、文学，史称“四学制”打破了儒学一统教育的状况，这对后世专科学校的设立及分科教学制度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

汉代的选士制度实行察举制，察举至就是选拔的意思。汉高祖以来既有选举士人举措。汉文帝二年，下诏选士，对各地选上来的士人，经过测试加以任用。汉武帝时，初选考外，又有察举孝廉等举措。孝廉每年察举一次，中选以后，不必考试就可以委任以官。所谓举孝廉，本是选拔官吏的两种科目名。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下令各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后来合称为孝廉。汉代的察举结果主要有孝廉、贤良方正、茂才（秀才）。如董仲舒以贤良方正的身份任官职，汉末曹操在二十岁石被地方举

为孝廉，后来当了洛阳北部尉。察举制本是选拔推举孝子廉洁之士的制度。但到了东汉末年也出现了假冒作伪，走后门等现象。这种制度与文革期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有相似之处。另外，孝廉中也有假冒的，如有人为了赢得“孝”之名声竟然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给父母吃；有人爬在冰河上，等冰融化了从冰下捕鱼给父母吃。可是一旦被举为孝廉很快就原型毕露了。民间有“举孝廉，父别居”的说法，当了孝廉就不跟父母住一起了。

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除了察举孝廉、贤良方士、秀才仍沿两汉旧制外，又增添了“九品中正制”。曹魏时期，曹操曾下达“求贤令人”提倡“唯才是举”。他的儿子曹丕（魏文帝）开始实行“九品选人法”。就是推选各州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即九等），每十万人举一人，政府按等选用，授以官职。魏文帝后，中正官任用世族豪门担任，所以为世族豪门的子弟开放，一般平民不得进入士流。从此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近400年。隋文帝时废除此制，改行科举制。

总之，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为保证世族特权而定的官吏选拔制度，九品实际上是门第高低的标志，成了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

（五）隋唐

唐代的教育十分繁荣，学校教育达到了新的高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国子监，国子监具有双重性质，即是大学，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教育部兼大学），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官等等。通称“六学二馆”。地方官学、府州县学和专门学校也很发达。唐代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医药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学等专业学校。比如医学又分为医、针、按摩三个专业，医学专业包括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角法（拔火罐）五科。针学专业学针灸，按摩专业学按摩治病和正骨术。由于大唐教育先进，吸引了大量周边各国的留学生，比如日本来过十三批留学生，学习经史、法律、礼制、文学、医学等中国文化。当时的大唐长安成为东西方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中心。

在选士制度方面，隋唐时期创立影响以后历代乃至现在的科举考试制度，隋文帝时废除自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推介的方法选拔官吏，隋炀帝时实行考进士选官吏。唐代取士之法，主要有“生徒法”、“贡举法”、“制举法”。从京师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中选在校里成绩优秀者，选入京师尚书礼部受试叫“生徒法”，成人先试于州县，及格后再送至京师复试叫“贡举法”。所谓“制举法”，是特种考试，让全国考试中最优秀的状元在京师殿廷应试，以选拔非常之才。武则天时，又兴“武举”。武则天曾亲自出马，在殿前考试武状元，为以后考试状元的制度奠定了基础。唐代科举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其科目设置也不尽相同。比较流行的是秀才（试方略五道）、金石（试时务策五道等），又有书法、算学、诸史、诗歌等。时代教育机构选士制度

夏商周国学、乡学

春秋战国官学、私学、如辟雍、泮学

汉代中央、地方、私学、如太学察举制（孝廉、贤良方正、茂才

魏晋南北朝中央、地方、如国子学、太学九品中正制

隋唐中央、地方、如六学二馆科举考试制

宋元中央、地方科举考试制（元中断）

明清中央、地方、如国子监科举考试制（乡试、会试、殿试）

（六）宋元

宋代，基本沿袭唐代学校体制，中央在京师设有国子监及贵族学校，地方则设有府州县学。值得一提的是民办学校“书院”。书院名称的出现始于唐代，但唐代的书院多为藏书教书之地，或私人治学隐居之地。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南唐时期的庐山国学，即著名的庐山白鹭洞书院。北宋初年，讲学之风勃起，书院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之地。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鹭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等。南宋书院的兴盛时期。

据统计，宋代共建书院173所，南宋占136所。南宋书院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在教学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后来的书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二是教学实行“开放”政策，学生可不受学派的限制，允许学生中途易师。

三是建立“讲会”制度，不同学派的学者可以往来讲学，进行学术交流，使不同的思想出现在同一书院的讲坛上，体现了一定的（争鸣）精神。在选士制度上，宋代仍沿袭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但元代中断科举考试八十余年。

顺着书院这个话题我们接着介绍元明清三代书院的简况。元代中断科举考试八十余年，教育上成就不大。元代的书院有民办、官办、民办官助等多种形式。元代书院多选址于山林名胜之地。便于与世隔绝，自由讲学。明清两代，书院教育仍有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明代书院达1500所以上。但是明朝中后期相继出现了四次摧毁书院的破坏性行为。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天启五年（1625年）发生对东林党的大残杀。当时宦官魏忠贤不仅残酷杀害东林党人，而且下令“摧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另一方面，自元代至清末，官方对书院控制日趋严重，加强了财政，思想上的监督。允许书院推荐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使官学、书院、科举逐步一体化。书院失去了宋代书院的本来特色。清雍正十一年，清政府下令创办书院，至此，书院开始从幽静的山林项中心城市发展，各省相继建立了书院，直隶保定的莲池书院便建于此时。

（七）明清

明代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及宗学（贵族学校），地方各级学校也很齐全，府州县学及专门学校已发展到1700余所。学校体制已相当完备。特别需要介绍的使明清两代的蒙学（也称乡校、村学、小学）。蒙学教材多是字书，最著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流传广泛，影响很大。据说，前几年联合国教科文基金会组织已经把《三字经》列为世界儿童道德启蒙丛书之一，可见其影响之广。

明清两代的选士制度：仍实行科举考试，考试程序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种。乡试选在京城和各省城举行的一次考试。乡试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如果能够中举，从此可以迈入仕途，并有声名于乡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的就是举人。但他中举后发了疯。会试：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会试，各省的举人都可以应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殿试：可以看作是会试后的复试。会试之后又皇帝对会试录取者亲自在殿廷策问的考试，称殿试，殿试第一名称状元。所谓连中三元，就是指乡试的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一般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经义，出题限于四书五经，（四书是宋代朱熹规定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文体要用八股。第二类是诏告律令，即应用文，公文之类的写作；第三类是经史时务策，即针对历史或现实事物发表看法提出对策。清光绪三十一年明令废除了科举。自隋唐至清光绪31年，科举制度实行了1300多年。科举制有利也有弊，其优缺点见教材193页。

第三篇：悲秋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

悲秋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从《诗经》开始，悲秋情结就是古代文人绕不开并热心追逐的情绪。本文引证中国古典诗词，将悲秋作品进行分类总结，得出三种悲秋，一叹英雄迟暮，人生苦短；二抒发离别之情；三言征夫之悲。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多。”“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有有着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郁达夫《故都的秋》）”是的，从古至今，中国文人学士，写出的秋愁文章汗牛充栋。有人说此等愁情因是“强说”，因此显得矫揉造作，失去了愁之真意。然而终没人言明“何为愁”。愁，秋心也，中国古代文学的长河当中，写悲言愁的文字不少，潜心于这些文字，笔者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文字大多与秋有关，或直接写秋之景直抒秋之意，或将故事放在秋的背景里，让人在其中伤悲。似乎所有的中国文人都有以秋为悲的毛病。

在《诗经》里，有人把凄清的秋景与伤感的情绪联系起来，构成一种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秦风•蒹葭》就生动地描绘了三幅深为清晨的图景，用以烘托作者对意中人的可望不可及的无奈和伤感之情。但是，由于《诗经》的作者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便成了“千古言秋之祖”。屈原在《湘夫人》中写道：“帝子降兮木北渚，目眇眇兮愁乎，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秋叶下。”诗人巧妙地把主人公惆怅的心境同这一凄凉的秋景融合在一起。诗中流露出来的这种不可抑制的哀愁伤感之情，显然也是诗人长期遭放逐苦闷心情的自然流露。然而，真正开创“悲秋”这一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主题的人，并不是屈原，而是他的传人——宋玉。宋玉的名篇《九辨》一开头便写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哀。”第一次将秋景萧瑟与失意之情有机地联系起来，创造职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悲秋”形式，采用以秋风、秋物、秋声、秋色为衬托，制造一种萧瑟冷落的气氛，并在这一气氛中抒发幽怨悲哀的情绪，这或许是宋玉对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贡献吧！悲秋是古典文学中表现得最多最丰富的情感，宋玉的《九辩》使这种感伤情绪一进入诗歌就带上了文人特有的忧患和失落，在艺术上也呈现出惊人的早熟。奇怪的是，这种艺术上的早熟似乎并没有对后世文人形成创作上的压力，他们不厌其烦地心追手摹，冒着蹈袭的危险一遍遍抒写宋玉式的悲凉。这种糜然风从的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共同心态的一个层面。

《天净沙·秋思》：青山遮不住悲秋。秋，易使人悲叹，伤心泪涟涟；秋土悲，秋女怨，九曲回肠的碎心曲，让人揪心。马致远的小令名作《天净沙·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作品内容本身，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叙述羁旅漂泊人，时逢黄昏，感应突袭。感而发，发而思，思而悲，悲而泣，泣而痛。《登高》：被杨伦称赞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其首联写俯仰所见所闻——渚清、沙白、鸟飞，风急、天高、猿鸣，一连出现六个特写镜头，渲染了秋江独有的秋景。颔联“无边落木”、“不尽长江”集中展现了秋天典型的特征——诗人仰望无边无际萧萧而下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在写景的同时我们更深深地感悟到了作者的情怀——气势开阔，包容宇宙一切之慨及无形中传达出的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颈联在前两联描写秋景的基础上深入一层，由表及里，点明“悲秋”。“悲秋”两字写的沉重。“独登台”而目睹苍凉空旷的秋景，不由想起自己年老多病，却还要“万里”“常作客”漂泊无定，故而生出无限秋愁。尾联对结，并分承五六两句。诗人倍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使自己白发日多，说“繁霜鬓”并无虚夸，而多病断酒，其悲愁更难排遣。至此，我们看到诗人兴会盎然的登高望远，现在却平白无故地惹恨添悲，诗人的矛盾心情，无限的悲凉之意溢于结句。悲秋三种

可见，中国古诗词中的“悲秋”情结十分明显。稍作开阔，我们发现，这些悲情可划分为三个类型．

一、悲叹英雄迟暮，人生苦短。秋天万物凋零，似乎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这很容易引起那些经历了各种生活艰难或已经年老的诗人内心的共鸣。汉武帝刘街的《秋风辞》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诗中以“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为开头，描绘了一幅秋风劲吹，白云翻飞，草木黄落，北雁难归的秋景，最终从“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结尾，虽感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青春不在，但悲伤中仍然带着豪壮。这是英雄特有的“悲秋”情怀。自然界的秋天是一个百卉俱腓，众芳摇落的季节。它向征着一种繁华的消逝和一个更加残酷的未来，这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而深刻的失落心志有着某种自然的契合。

失落感是一种宽泛的心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身上触发这种失落感的因素是不同的。汉末，文在“同风动起，秋草萋以绿”的萧瑟中哀叹年华的流逝，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清秋幕府井桅寒，著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的秋夜里，感到的是“乾坤言创虞，忧痛何时毕”、“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的深重的负疚感。达观的苏东坡在秋夜的赤壁之下，在“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空明中，感到无可排遣的孤独，更有多少怀着投笔之志的英雄，在这沙场点兵的季节，因报国无门而抚剑沉吟。凡此种种都可以归结成一种理想与现实不能调和的矛盾。汉代以下，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儒家的入世色彩极为强烈，但作为一种学术体系在现实的残酷映照下仍不失为温文尔雅，甚而至于带有学者式天真的哲学思想，它通过对仁的提倡，使人们获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从而高扬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礼的提倡来严格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这两方面都带有理想色彩，即使具产生这一套学说的春秋社会也决不是按照它对社会的描述的运行的。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人生的一切热烈的追求，对理想的信仰几乎全部建立在儒家信条之上，因而他们的人生哲学总与现实不尽协调，从而也就不可能是完全实现，他们常常是一厢情愿地为人欢乐替人愁，因而就不免被对方的冷淡弄得不知所措，理想的失落触发了他们对许多事物的怀疑和伤感，而这种伤感又会渗透到许多事件，许多细节中去，悲秋情绪尽管有点剪不断，理还乱，但追本溯源，总可以归结到上述这种理想的失落。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总徘徊于理想的失落之中，但始终没有放弃理想而支俯就现实的庸俗。他们普遍而失落的情绪往往与一种更为顽强的自信心交织在一起。那便形容憔悴，他也仍然有“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的自尊。这是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偏爱秋天的又一层原因。

二、是抒发离别之苦。

满目苍凉的秋色常常勾起游子思乡的情思，而秋天所特有的几个节日，如七夕、中秋、重阳等，无疑更是秋天中最易引人伤感，若动归心的时刻。在古典诗词中，秋月几乎成了人们寄托思乡情怀的特定意象，尤其中秋月圆更是举家团圆的象征。然而在这凄冷的季节里，游子们却无法体会到家人团聚的温暖，他们孤身一人，远在异国他乡，只能用手中的笔来倾诉内心的痛苦。在这月圆天际，李白也许正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发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王键在追问：“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而苏东坡只好默默的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柳永也只能“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堤冷落清秋节！”思乡之情离别之苦在他们的诗中抒发的淋漓尽致，重阳佳节，是一个思想情绪最浓烈的时刻，王维的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道尽了天下离家远行人的共同心声。此时此刻，诗人所在的“异乡”一定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庆贺团聚，然而热闹过后，他们只能面对自己的影子独自品尝秋天的冷清寥落。或许诗人此时的一声感叹：“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经意竟成了千古绝唱。

其实，何止是中秋的圆月和重阳的菊花美酒，秋天的梧桐，雁声乃至夕阳的楼台都是古典诗词中常用来表达离别之苦，思乡人情好意象，李清照的“佳节又重阳，玉枕纱窗半夜凉初透。”暗示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怎叫她“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重阳佳节佳人独对西风中的瘦菊，创造出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情人的境界。“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曹雪芹的《红楼梦》也不压于李清照的秋思，马致远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或许在诗人们的眼中，秋思无处不在的。游子苦，闺妇更苦。古典诗词中有大量抒发闺妇受离别之苦的文章，寒夜秋宵，却独守闺房；更深夜半，却无法入眠。窗外的牛郎织女七夕尚能相会，闺房中人却连丈夫的生死都无从知识，曹丕的《燕歌行》中写道“贱妾劳劳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其中愁苦真令人柔肠寸断。又如陈玉兰《寄夫》云：“夫戌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感人至深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再如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最后也只能感叹“怎一个愁字了得？”。

三、是抒发征人的伤秋之情。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特殊身份和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悲秋”情怀。其中既有痛苦，悲愤和无奈，又不失作为军人所特有的豪迈，这是平常人无法体会到的。同时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以及性格等各方面的不同，这就使他们的“悲秋”情怀多样化。卢纶“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人金疮。”诉说的是征人生活的艰难困苦；王昌龄“黄昏独坐海风秋，无那金闺万里愁”，表达的是征人怀乡的痛苦，“塞下秋来风景异”，辛弃疾空怀了“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壮志，到头来却只能感叹“可怜白发生”，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悲秋”情怀不同于简单的感叹。不同于英雄迟暮，人生苦短那般沧桑；也不像游子思乡，闺妇怀人那么绵绵不断令人柔肠寸断，这是边塞征人所特有的一种“悲秋”情怀。

第四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我对中国文化中的士一些看法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整体上看，“士”的形成及演变在中国历史上也确然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我们如果要追溯历史，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②①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因而古代中国的“士”在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不大喜欢“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或许是源于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吧。比如每次回家，我妈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总是“呀，我们家的知识分子回来了！”，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我总觉得这无形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其实我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也不符合知识分子的定义。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他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知识人”的提法。我们再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324页）中，“分子”是指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而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分”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因此我个人觉得“分子”这个词带有一定的团体的性质，是一类物的整体；而“人”就可以具有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自由。中国古代的“士”虽在早期是带有团体性质的贵族阶层，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发展，“士”的界限便不再限于某一固定的阶层了，因而我个人觉得“知识人”比“知识分子”更为贴切于对中国文化中“士”的表述。

在中国历史上，“士”从社会地位上来讲，经历过一个从贵族阶层到庶民阶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序篇第1页.② 同上.第9页

③ 同上.第2页.④ 同上.④

④③

层的转变。在周代春秋时期社会阶级的金字塔中：

1.金字塔的塔尖：天子

2.金字塔的第二层：诸侯

3.金字塔的第三层：大夫

4.金字塔的第四层：士

5.金字塔的第五层：庶人

6.金字塔的底层：奴隶、蛮裔等等

从第一层到第四层都属于贵族，在春秋晚期直到西汉末年的社会中，“士”都是出现在贵族阶层的，而在封建社会科举制施行之后“士”便从贵族阶层逐渐走向庶民阶层。“成为庶民之首。”

处于金字塔第五层的庶民在也有机会上升为士。“到了春秋末叶，士庶的界限已经很难截然划分了。‘庶人工商遂’、‘ 台宴士庶子’都说明春秋晚期庶人已有正式的上升之途”。此时庶人上升的途经主要还是依靠战功，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则更多的是以学术仕进。

英国的哲学家柯林武德的核心理论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中国的“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的变异也是中国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折射。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逐渐取得了一个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兴起的是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代“士”而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结束。

纵观中国的封建史，是一部自身内部不断断裂、更新的历史。而“士”的传统也是这样在断裂中不断更新并最后走向消亡的。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传统”一词本身便蕴涵着“连续不断”的意思。那所谓“断裂”有是指什么呢？我想表达的是，这里所说的“断裂”都是指“传统”内部的“断裂”，相当于英文中的“Break”一词，即中断后仍能沿着原先部分继续发展进行下去，这种断裂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就如中国封建史上朝代的不断更迭一样，有谁会站出来说，中国的历史就因此而是断裂的了么？

事实上每经过一次“断裂”，“士”的传统也随之推陈出新一次，进入下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连续性则贯穿于它的不断的内部“断裂”之中。西方学者曾将基督教的“传统”一词形容作“永远的古老，永远的新颖“，这句话与“以古为新”很相近，这里也可以移用于“士”的传统。

“士”的传统既然是一活物，在一个接一个的内部“断裂”中更新自身，那么它最后为什么走向了解体，并从历史上隐没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页.①

我认为，这是缘于一切的活动都需要遵循规则，一旦规则不能再约束活动行为，那么之前一直延续的就会不复存在。

“士至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定下的规定。所以“士“在中国史初次出现的时候便有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普遍的，并不局限于儒家。司马谈就告诉我们“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①从先秦以来“士“就不断的有参政的要求，在汉代，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等人的“独尊儒术”的提议之后，不但郡县举孝廉改以“士”为对象，太学中博士的弟子更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从此汉代官吏由“士”出身便制度化了。

从隋唐到明清一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士”直接进入了权利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经有了制度的保障。但这也决定了中国“士”的悲哀。“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中举成为“士”唯一晋身仕途的途径，一辈子在科举教育中度过，有多少人能跨过那道龙门，飞黄腾达呢？大多是像孔乙己一样，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孔乙己的形象代表着许多在科举考试中不能中举的“士”的形象，为一个飘渺的目标而虚度一生。可悲可叹！

“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的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期，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单从他们在行为模式上来看，仍摆脱不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余韵。有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末曾对中国的知识人这种精神感到惊异。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是他们独有的责任，在西方社会中，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分子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责任。他的这种惊异，在我们看来却很是平常，因为知识分子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受到了“士”文化的长期熏染，摆脱不了“士”的阴影。

中国文化中的“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也不再做更详细的论述，就这样浅谈即止吧，即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已。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758页.

第五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著作简介：

《士与中国文化》集结了余英时先生十二篇历史研究的论文集，也是共12章节，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1100字。由于是论文集，可能在逻辑上有不连贯的地方，但总体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研究知识分子比较著名的还有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和许纪霖的《知识分子十讲》。

作者简介：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 930 年生于天津。1 950 年至1 955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 956年至1 961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余英时在中国内地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论》等

余英时研究的重心是思想史,并且格外致力于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在当代海外学者中,余英时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较深的,他的论著呈现出一种文人情怀和学者风范相结合的风貌,这种治学气质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中,这也是他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士与中国文化》彰显了这个特色。

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访谈时如是说（研究背景）：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彼时的余先生，在世界和中国都对中国传统质疑之时，开始研究这样一个主题，心中难免有不平之意吧？ 本书由于时间问题，我暂时并没有看完，但是都大概看了下每个章节的内容，结合本书的导读和简本，我把本书分为6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士”一词的起源，本义，并告诉我们在古代早期“士”由低微的贵族，逐渐演变成庶民，以及“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格局的奠定才最终赋予了“士”延续至今的本质含义。

第二部分，主要以汉代的循吏为切入点，阐述了代表着“士”的循吏身上的双重身份，即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以及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在这里，余先生告诉我们，其“师”的身份并不是中央要求和规定的，而是一种自觉的现象，这里，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循吏的自觉的教化，甚至更加认同“师”的身份，这都证明，士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一种自然的承载关系。

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魏晋时期的士人“自觉”和社会“自觉”的两个现象，来论证“礼”和“情”的一种对立统一，这时的士依附于士族社会，并且更加的重视着个性发展和人格精神独立自由。

第四部分是从唐宋到元明时期，儒学添加进了新的元素，并在道教和禅宗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导致士志于道中的“道”逐渐由一种政治上的功用转化为一种社会功用。

第五部分，着重介绍了明朝的士人与商人的关系，士而商，或者商而士，四民社会的格局发生变化，以前最被轻视的“商”在此时跃居到第二位，并在社会地位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第六部分，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二章节，这里我主要讲下我看完第二章节后的感想。第二章节作者通过对“道”与“势”两个重要的概念的讲解，以达到对“士”的群体形象的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希望用阶级来分析文化现象，尤其用新兴地主阶级的观念来分析“士”的兴起。而本文却鲜明的提出“知识阶层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他才能坚守‘思想上的信念’，这恰是孟子‘恒心’的现代诠释”，作者一再强调“从道不从君”的理念。如何来解释这一特殊群体存在的意义与结果呢？作者再次用传统经典中“思以其道易天下”的理想，与汤因比提出的“创造少数creative minority”概念，强调“道”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现状，具有比政治更高的权威，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疏离于普遍阶级的“创造少数”也确实可以做到了这一点。而由于中国的“士”追求的是“人道”，因此他的实现没有确定的保障，因此更重视自爱自立自尊。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制度来树立，但是中国“道”则悬在空中，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守住个人的尊严才能抗礼于“道。” 在中国今日的社会背景下，这一观点也有其现实的意义，既是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呼唤与对追名逐利之徒的含蓄批评；也是希望通过价值观的构筑，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以道的力量，或者说道德文化的教化，来实现长远的目标。

问题：

1.为何余先生没有在书里没有论述自隋唐以来对中国士阶层影响很深的科举制度，比如阶层的流动等…..2.现代的中国，我们时常会听到现在的中国人缺少的是信念，那么一直有着坚持“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余先生也在书中写到从汉代以来，循吏，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有二个身份，一个是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还有就是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从汉到清末一千多年，但是怎么就是在这个近代的短短时间内会渐渐的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