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为何现在的人不愿意工作
为何现在的人不愿意工作？
本公司是一家有约60个员工的小企业，位于深圳沙井街道，通常在辉煌人才市场进行招聘。今年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企业用工量在减少，人才市场求职者一直比较多。特别是6月份开始，更是人山人海。
我们公司因为今年业务还好，一直在积极招聘人员和试图扩大规模。但是在人员招聘和留用上发生的种种状况令人深感寒意！
首先，现在应聘人员的素质普遍偏低，我们是做模具的，80%以上的应聘人员连简单的基础知识考试都没有办法通过！实在无法想象技工看不懂图纸、甚至连卡尺读数都不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更有应聘人员会辱骂我们的行政人员，为何要考试？为何要折磨他们？
而应聘勉强合格的人员通知上班的，基本上只有20%能够来报道。经常上午电话通知相关人员上班，却发现很大比例的人员还在睡觉！还有很多人员却对要求的工资产生了悔意而决定不来了！
终于有些人员上班了，却非常抵制公司的合理制度和工作安排！仅仅为了自检，需要天天专人检查和督促，仍然无法保证执行！看到日本人建围墙都要使用卡尺，而我们制造精密零件的技工们却死活不肯使用卡尺，我真的不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出了错误，小小处罚就辞职；不处罚就更无法保证制度执行和工作要求的落实。为此公司天天早会（这个早会也成了众人不满的一点）进行工作技能和工作方法和心态的培训，同时经常同员工们商讨如此做是否必要，大家都会说公司正确。可是一到工作实践，就发生上述的状况。结果是本周上班5个人，同时离职7个人！
那些离职的人员和那些没有来上班的人员，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人才市场转上一个月也没有上班。
最近公司刚刚收尾几个项目，提出公司日后如果订单不理想将安排周末加班调休，一下子辞工走了几个！听说还有人准备离职！我们公司因为加班问题，几乎年年被劳动部门罚款，因为加班时间超出国家法定规定。但是如果不给员工足够的加班时间挣到足够的工资，员工们就不做。但是也有一些员工既不愿意加班更嫌工资低。搞得头昏！
说说待遇，我们公司部分包吃，每个人每个月的伙食金额差不多500元（个人负担130元），每顿的红烧菜（鸡鸭鱼肉）厨房大师傅都给每个人一勺半的分量，是大勺。包住宿，员工个人在外面租房有补助。目前住房标准可以同绝大多数工厂差不多，离舒适还有一定距离。天气热的时候，天天提供凉茶和西瓜。等等。
工资待遇（包含加班费）是高级技工大约每月5500～6000元，普通技工大约每月4800元，工程师大约4500~7500元。由于一直订单充足，工资基本比较稳定。法定保险和保障齐全。
在周边企业中待遇属于比较好的了！
为此我也经常同一些员工沟通，让他们说说为何不愿做的原因，通常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意见，就是说累！不想做事！
很多员工一离职就后悔，如果让他们再回来，公司就更后悔。通常做上两个星期就又走了，然后还说公司请回来等云云！使得许多员工认为，如果离职了，公司就会请回来同时更会加薪提职！
上述问题，问了一些企业，同样存在！甚至很多企业都无法招聘到员工！但是大企业的状况稍好。
第二篇：在新加坡为何很多人不愿意做公务员
在新加坡为何很多人不愿意做公务员?
在新加坡的那几天里，有机会接触了“联系新加坡”的司长，和她的交谈中，无意中谈到所谓热门工作。我们几个人都说，在中国，公务员可是个好工作啊！
想不到，周围的几个新加坡人都表示不喜欢做公务员，说喜欢在公司工作，但是不会选择做公务员。
我们来看看关于新加坡公务员的一些数据和资料。
一、一.新加坡公务员工资由市场决定，一般是私企的三分之二
正因为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低于私企，所以，每年大约有6%的公务员炒政府的鱿鱼，辞职到私营企业高就，公务员每年有进有出，这也保持了新加坡政府的活力。
二、二.新加坡公务员工资完全市场化
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公务员工资，或加薪，或减薪。
三、三.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最新统计资料，新加坡2009年各行业平均年薪为（从高到低）：社团58958新加坡元，大学56753新加坡元，公司55505新加坡元，中央政府49057新加坡元，承包企业48275新加坡元，其他组织47672新加坡元，基金托管47402新加坡元，地方政府47133，个体工商46194新加坡元，中小学39699新加坡元，非政府组织36492新加坡元，医院35503新加坡元，自由职业者35275新加坡元，合伙企业30000新加坡元，特许经营26450新加坡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新加坡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务员平均工资分别是公司的88%和85%，公务员工资不如筑路打桩工的工资高。
四．新加坡公务员工资透明，不得有任何灰色收入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面对众多媒体说：“新加坡公务人员的工资是全亚洲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甚至比亚洲人均收入最低的缅甸的公务员收入还要低。”李光耀的意思是说，新加坡官员没有任何灰色收入或政府的特殊福利，他们的房子、车子、保姆都要自己掏腰包，政府是不管的。
五.严厉的监督制度，对自杀的公务员也不放过
新加坡的《公务员纪律条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公众人士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价值超过50新元必须交公，否则就以贪污受
贿罪论处，面临5-7年的牢狱之灾，还要将入职以来每月薪金的40%比例积累下来的全部公积金和养老金上缴国库。贪污受贿的公务员就是自杀了也不放过，把他从坟墓里挖出来，把帐算清楚才让他在阴曹地府安息。
六.日记本自己记自己
政府每年发给每个公务员一个日记本，公务员必须每天记录公私活动情况，由监督部门审查，若有隐瞒作假，即予处罚。有位狱警一向奉公守法，但有一次接受一名罪犯的15新元为其买了一包香烟，就被指控犯有贪污罪，被判处1年监禁并罚款15新元，开除公职。新加坡法律规定，对任何被开除公职的公务员永不再用。
新加坡的公务员置身于严格的法律和纪律的监督之下。如公务员纪律规定，公务员不得参与赌博，不得向与本身职务有关的人借钱，不得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不得为他人做有报酬的工作，不得接受属下的礼物，甚至不得接受私人宴请等。在新加坡，公务员即使只有犯罪意图而尚未实施，一旦被证实，也要受到惩罚。公务员一旦触犯《防止贪污法》，哪怕只是贪污了一元钱，也被认为严重罪行，会被定罪并处以刑罚，而公务员被定罪后，今后将不得再从事公共服务，其养老金也将被取消。这样使得公务员的腐败成本显得非常高。
七.新加坡的公务员为无党派人士
新加坡公务员还有一个特色，除了最低级别和最高级别的公务员外，其他绝大多数公务员不得参加任何政党组织，他们认为，公务员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哪个党派服务的.新加坡是一个法大于权的国家,规则高于一切,我相信上面的种种对公务员的制度在新加坡会得到严格的执行.怪不得,在新加坡很多人不喜欢做公务员.
第三篇：为何现在的学生最不喜欢作文
为何现在的学生最不喜欢语文
说起语文，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马上会想到的，是作文和阅读。这也是中、高考语文试卷中分值最高的两大部分。为了能将作文和阅读学好，很多家长从孩子小学就送他们进课外作文班和阅读班，这种补课甚至持续到高中。但一拨拨的孩子步入社会后发现，补了这么多年，还有很多人连最基本的工作总结写起来都发愁。十几年的语文学习中，我们在学什么？我们又应该学什么？
首先，在我看来送孩子去作文班，这不应该说是家长的误区，应该说是家长的无奈。高考、中考，各种语文考试的试卷结构是这样分割的。而现在的辅导班都是应试辅导班，辅导班开设的课程既然是这样设置的，那么家长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从之。
家长虽然这么做，但同时也感到茫然，茫然的背后就是怀疑，这样整行吗？功利性的补作文，补阅读，并不一定能够真的提高语文水平，或者说最好的目标也不过是仅仅提高了语文的卷面成绩。提高了语文考试成绩不等于提高了语文水平。现在的很多学生，不要说中学生，就是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工作单位，连个工作报告都写不清楚，这大有人在。
这说明语文教育出了大问题。语文本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庞然大物，就好像一头大象，我们现在是处在盲人摸象的阶段，有的人专门管象腿，有人管象鼻子，有人管象尾巴，不管它本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割裂地去看，只能学得支离破碎。所以说，现在是我们整个的教育理念出问题了，大概有十年以上的时间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体现在语文上，其他方面也一样，其他功课也这样，但是语文表现得比较严重，语文的改革可能会起到一个龙头的作用。
在《语文教育要恒温》中，孔和尚写道：现在语文教学过于偏重修辞、文采，培养出来的学生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不见得好。这可以说是我们中 文系老师感同身受的，有些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文采绚烂、口若悬河，但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脑子里一团浆糊，这就不能说他的“语文好”。
并不玄妙的语文，为何难住了学生？我们要认真的到源头反思，语文是什么？语文本来不是那么玄妙的东西，语文就是说话，写出来的也是心里的话，就是自己会说话，能够听懂别人说话，就可以了。比如说阅读一篇文章，怎么证明你读懂了？所有设置的问答题都应该围绕着学生懂不懂。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些套套，框框，在字里行间无中生有的搞出一些题目来，这些题目跟学生懂不懂没有必然的关系，甚至明明这个学生读懂了，但是命题者要挖空心思设置一些陷阱，没事找事，所以使学生不解：明明我读懂的东西结果证明我没有读懂，渐渐就对语文产生厌烦情绪了。其实大人说一段话，小孩是能懂的，但是，这样的框框教育，小孩好像越长大理解能力反而越差了。这种考试模式给孩子造成一种什么心理呢？就是他觉得我永远是不会对的，他永远在揣测另一个人的心思。每天都做这种题，老有错误，老在很简单的地方犯错误。比如“这里作者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学生说了一个思想感情，不对，命题者的那个是唯一标准答案。天长日久，青少年孩子正在成长阶段，他就会老觉得这个社会有很多神神秘秘的东西，这个神秘的东西我永远也摸不着，永远也靠近不了。一部分学生想办法去揣测、迎合。这就造成了他工作以后迎合领导的性格。另一部分学生就放弃了，反正我没这本事，永远也猜不对。这是语文教育中最被讨厌的现象。
当前在学校里，学生对语文是最不感兴趣的。这和我们的教育宗旨是完全违背的。按理说语文应该是最受欢迎的，现在为什么这样？要回头看看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语文教学状况比较好。比如说大家都公认古代比现代好，毛主席时代比现代强，这十几年是相对弱的。我们希望这十几年是前进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再过十年八年我们又能重新恢复。我们总结一下，古人是怎么学语文的，那个时候学语文非常简单。没有这么多的ＡＢＣＤ选择题，它是一种整体认知。就是你学了一篇课文，把它熟悉了，首先把里面的字词都解决了，有不明白的就问，老师解释，大家议论。没有不明白的大家就念两遍。这个念很有作用。我们过去说书声琅琅，现在校园里没有念书的声音了，因为考试不考，凡是考试不考的学校都不练。你不念书，这书有什么意思？听不见读书，念书，这语文课有什么意思？比如说，一篇课文“武松打虎”，学生念时，心里就有一种英雄情怀，他就把里面的思想、感情，润物细无声地学到了，不需要老师１２３４地讲，第一这篇课文反映了武松的英雄主义精神，第二、第三„„让学生背下来。根本就不需要讲，老师领大家念课文就行了，课文里包含什么思想，只要学生不问，老师不一定讲。我们现在是老师不讲也不行，不讲老师就显得没学问。老师通过这个来证明自己有学问，好评职称。如果老师上课什么也不讲，只领着学生念课文，人家就说你不负责任，家长也不放心。其实，老师领着学生摇头晃脑地念课文，是最好的教学。我最拿手的功夫，其实不是讲课，而是朗诵和吟咏，乘法口诀我都能朗诵得让你肝肠寸断！
还有写作文，就写生活中有意思的事，随便写出来就行了，不要去给学生过多的讲怎么写作文。第一段怎么写，第二段怎么写。越讲就会把学生的头脑讲得越笨，越讲他就越不会写。到最后，孩子们写出的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人本来是有想象力的，但他一想象你就说他不对，就扼杀了他的想象力。老师总说学生的作文没有联系生活，没有联系实际，何必一定要联系生活实际呢？要以文章本身作为它的标准，事事都要联系生活实际那不成了框框了吗？
在作文教学中，很多老师和家长认为，好作文是改出来的。所以，有的孩子一篇作文改了四遍。老师觉得作文会越改越好，但学生却把这个要求当成负担，甚至觉得这对自己是种打击，我的作文不合格，老师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改。有的老师不知道培养、保护学生的写作兴趣。
孔和尚认为，这种教育方法是错误的。文章当然可以改，但什么情况下改？如果说有很多错别字，有很多病句，要改。作文有明显的技术性错误，老师一指出来，学生豁然开朗，原来这儿写错了，改过来之后，文章不更好了嘛。这样改的结果是老师、学生都高兴，就达到目的了。
如果老师觉得文章不合老师的意，不合老师的某个软标准，这样的文章老师可以给学生讲，应该怎么写更好，但是，另写一篇可以，不要在这个文章基础上再改。我们看作家写小说，看一个导演拍一个电影，有一些地方我们不赞同，不同意。我们不能要求这个导演重拍一遍，不能要求这个作者重写一篇小说。重新写一遍可能还有新的问题。我们只能希望他在下一次创作中有所超越。这个道理同样适合于学生写作文，不要让学生一遍一遍地改。文章不是数理化习题，数理化做错了，老师指导再做一遍做对了。作文不是。我再强调一遍，语文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语文是一个大全，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纳的一个大全的学科。语文联系着整个人生，语文也可以在人生中学。语文里天然就有生活、有政治，一个语文真正好的孩子，他不可能不爱国，不要单独把爱国主义这一条拿出来，这样会损害你的教学目的。你把课文里的风景讲得很好，人物讲得很好，他自己就会爱这篇文章，所以，要有整体认知。
人在生存中要具备的很多能力，都蕴涵在语文的学习当中。数学学好的孩子就逻辑能力强，而语文呢？它的学习是整体性的。想象力、理解力，洞察力等等，这些能力可以在语文学习中同时得到培养。台湾作家张大春也说过，语文教育不是一种单纯的沟通技术教育，也不只是一种孤立的审美教育，它是整体生活文化的一个总反映，决定了我们有多少工具、多少能力、多少方法去反省和解释我们的生活。
语文学得好，一定对其它学科是有帮助的。比如做数学题，你分析题的过程，其实就是分析语法。一道应用题就是一个句子，等于是把这个句子的各个部分分析清楚了，也就是把已知条件弄明白了，已知条件弄明白了也就做出来了。本来学科之间就是相通的。
现在有很多老师，还有一部分家长不太重视语文学习，他们必然要受到报应的。语文学不好，其他什么科都学不好。我给北大数学学院的学生上过课，发现他们的语文都非常好，作文也好。语文好就能理解天地万物，理解各种东西之间复杂的关系。天下哪门东西最复杂？语文最复杂。其他东西都是很简单的。其它东西给你的已知条件恰恰够你做出答案。
当前对学生来说，应试是必须的，你得顺应大趋势，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应该培养孩子对语文的乐趣。怎么培养乐趣呢？要加强课外阅读，不要跟着老师一篇一篇学课文。我给学生讲座时说：你们一个学期就学２０多篇课文，薄薄的一本书，不亏死了吗？一个学期至少得读５本长篇小说。语文书当天上午发的，下午就读完了，以后跟着老师上课凑合凑合就行了。语文还用那么学吗？这是对学生讲。如果从老师的角度来讲，一本语文书，一个月就应该讲完，剩下的时间就该领着学生在文学的海洋里遨游。不要以为这样学生成绩就不好，考试成绩一点都坏不了。当一个学生见的太多了，见到任何题目都觉得很熟悉。如果一个学期领着学生读了一遍《史记》，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文言文能难住学生？
对于中学生，我常说，考试不能超纲，但是教学必须超纲。比如奥运会跑100 米的运动员，他平时就跑 100 米吗？他得跑一万米才能保证 100 米跑得好啊，训练的过程是必须超纲的。考试的时候不能出太难的题，人生“求其上，得其中”，平时教学不想超纲、不敢超纲是老师偷懒的借口，或是自己知识水平不够。老师水平不一定都高，但老师是组织者和引导者，老师并不一定事事都能指导学生，老师只要组织学生向高端进军就可以了。参加数学竞赛的学生会觉得高考的数学很简单，竞赛题肯定是超纲的。
学好语文其实很容易。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作文之外，我还是推荐写日记。我说的写日记不是每周交给老师看的日记，写日记是加强人生修养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它不光是提高语文能力，人的一切能力都能够在写日记中体现出来，只要能坚持，就会有成效。我小时候，很多同学都写日记，我不知道现在学生为什么觉得写日记是一个很苦的差事，我觉得老师和家长要引导孩子写日记，不要交给老师看。你随便写，愿意记叙，愿意抒情，愿意议论，愿意骂人都可以。每天写那种不给任何人看的日记，每天就写100 字，不多不少。写到一千回，下笔如有神。你会发现写日记是会上瘾的。学生不知不觉就发现写作能力提高了，拿写东西不当回事了，老师在黑板上写一题目，学生一点都没有畏难情绪，什么都能写。现在的学生怵作文，一到作文课，满脸愁云，就是因为没有写的兴趣。家长送孩子去作文班，给孩子买很多优秀作文选看，却忽略了作文不是学出来的。“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要学好语文，就要珍惜每一个生活细节，用乐观的眼睛去看世间的一切。语文就是思想，语文就是生活，语文就是你这个人。学习语文，就是在塑造自己的灵魂。
第四篇：煤炭腐败为何让人震惊
“煤炭腐败”为何让人震惊？
2015-02-25 荆楚网
2月5日晚间，中纪委专项巡视组通报称，神华集团煤炭灭火工程存在利益输送“黑洞”。灭火工程管理混乱，一些私人老板受利益驱动并得到“权力”庇佑，打着灭火工程旗号大肆开采和销售煤炭，甚至故意制造煤田火点，谎报灭火项目。有的灭火工程层层转包，造成生态破坏，事故频发。灭火工程成为少数人的“暴利工程”，形成“链条式”腐败。(2月25日《环球时报》)如果不是中纪委查处、神华集团揭短，对于央企内部的腐败，常人真的难以触及。正如“故意制造煤田火点，谎报灭火项目”这样的奇葩案件，莫不如是一场体制内“有权就可以任性的撒欢”。当神华集团高层诚恳接受、贯彻中央巡视组意见要求时，逐条整个落实整改的背后，让我们对新一轮反腐带来的成效更加自信。
随着中央对部委、各省巡视的常态化机制形成，新一轮的反腐必将更加严肃。国企尤其是央企，长久笼罩在行政体制下，一层朦朦胧胧的面纱始终不能让公众看清。既有政企分家时留下的权力后遗症，又有大型企业的资本和产业的优势，当有权和有钱结合后，必然会生发一些质变，甚至发生一些任性的扭曲。
就在春节前，神华集团官方发布消息，神华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张文江，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原安全监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牛进忠已被开除党籍，解除劳动合同，且涉嫌犯罪的问题和线索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都是利用职权，收受灭火商的贿赂，给灭火承包商谋取利益，甚至为了心里平衡，竟然修建庙宇来祈佑神佛保护自己。这样的干部已经丝毫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信
仰，更谈不上为群众和职工谋幸福、共利益，在这些人眼中，权力膨胀到最大，已经成为了个人释放私欲的工具，甚至达到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为所欲为的狂妄自大。长此以往，国企岂能不被这些人蛀吃成空？民心所向只能更加怨愤。2015年伊始，中央对于反腐的一如既往，打击腐败的深度和广度，惩处贪官和腐败行为的力度都将呈现出一层层波浪，相信在这些反腐如潮的决心下，那些隐藏在深处的老虎和苍蝇必将被漂洗出来，当违规擅权的人和行为得到纠正时，无论是释放民生红利，还是深水区改革，都将会取得焕然一新的成绩。
第五篇：民国大学为何让人怀念
民国大学为何让人怀念
民国风微信账号 2014-07-28游宇明
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科学相当繁荣，大师辈出。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几乎都会热血沸腾，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
民国大学教授对校内事务有充分的发言权
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看看教授会、评议会干些什么。1926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教授会的职权是：
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
2、审定全校课程；
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
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
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职权范围是：
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
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
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
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
5、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
6、审定预算决算；
7、授予学位；
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由此可见，教授会、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财、物之权力。评议会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必须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利是有制衡的。
我们不妨看一次教授会的具体的开会情况。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会场上由余日宜教授与赵元任教授建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接着，教授会和评议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系主任，研究课程大纲。后人从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中国大牌教授如何频繁私下聚会，讨论学校事务，商量各种难题的处理方法。做学问的人并非只是对学问感兴趣，当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校内权力运行发生相当影响，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会非常强烈。
民国大学课堂教学非常自由
民国课堂的教学自由出乎人们的想象，一是教同一门课的教师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师教课的方法充分自由，没有谁来干涉；三是许多时候考试完全由任课老师说了算。
当年的暨南大学办在上海，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据他回忆：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黄金库》诗选，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碰到他高兴，还会选译郁达夫的小说与徐志摩的诗歌，叫学生对照读，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学生欢迎。
钟作猷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接替他的是戏剧家顾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学生时代就因自编、自导、自演《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等戏剧名噪一时的顾仲彝却不选戏剧做教材，而要选《伊利亚随笔集》和莎士比亚乐府，并且在课堂里完全不谈戏剧。
著名戏剧家洪深当时也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与顾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欢用戏剧做课文。他教英文简直像演戏，声音又特别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词，有动作，有表情，把学生们迷死了，上课时教务部门非得给他安排科学馆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老师的课如何教，也一切悉听尊便。民国史作家傅国涌有一篇文章介绍：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也教的是戏剧。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读，年年照本宣科，从不增删，不动感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下课钟声一响，他马上离开。王文显的学生、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
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浆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
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他上课从不讲解，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相安无事。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而是骂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连窗口也站着人。
民国时期的考试也不像后来那样追求整齐划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做教授。钱玄同的课上得特别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不带书和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张中行他们读书时，曾以口才给老师排名次，结果是胡适第一，钱玄同第二，钱穆第三。钱玄同上课如此认真，对点名、考试却轻描淡写。据他的学生回忆：钱玄同每次上课，从不看学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钱玄同对待考试也很有意思，学校规定要期考，钱玄同期考却不阅卷。学校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有时，钱玄同也会阅卷，不过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这么批下去，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民国大学积极延揽优秀教学人才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比如为了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去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跟他商量，碰上陈独秀午睡，他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等他醒来。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张伯苓当年为了留住教经济学的何廉教授，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研究所。
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提携华罗庚更是传为佳话。某次，熊庆来看到华罗庚一篇论文，觉得写得特别好，推荐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企孙认真看了华罗庚写的3篇论文，觉得是个人才，决定将其调来。当时调华罗庚来算学系，阻力极大。一是华罗庚只念过初中，是浙江金坛县（现归江苏）中学的勤杂工。二是华罗良腿有残疾，走路时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迈，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叶企孙力排众议，坚持将华罗庚调来，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叶企孙的支持下，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等。不久，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华罗庚从此走向了国际数学舞台。
民国教授特别关心学生
民国时期也是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教授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极其强烈，他们将培育人才视作知识报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沈从文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然后认认真真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这些书都是沈先生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邮费他自己承担，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笔抄，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沈从文这种对学生的关怀，在其他老师身上同样有所体现。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由于看到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先生找了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到重庆去。这三位学者，吴大猷是物理学家，曾昭伦是化学家，华罗庚是数学家。蒋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46年他们三位教授带了五位研究员，这五位研究员是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和王瑞诜（化学）、孙本旺（数学）和李政道。事实上研究员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可是李政道那个时候一年级在浙大，45年二年级转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不够学历，后来在吴大猷的极力推举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学，并在50年代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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