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些“与文学无缘”的人[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少一些“与文学无缘”的人

少一些“与文学无缘”的人

——浅谈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宁波市幸福苑实验学校

赵蕾菲

用心爱心专心

少一些“与文学无缘”的人

——浅谈初中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读王荣生教授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对其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印象深刻。文中说“北大一位著名的教授曾举过一个例子：他所接触的大学中文系学生，拿到小说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老师，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什么？’那位教授说：这种人已经与文学无缘了。”

王荣生教授认为这种“无缘之人”，得益于中小学长期错误的培养。他认为我们的语文教学，在培养一种“阅读能力”——我们不想要的、学生不必要的、社会不认可的错误的阅读能力。这样说的理由，王荣生教授认为只要看看我们浩如烟海的中小学语文试卷，就足够证明当代语文教学创造的奇迹：学生能凭借意志和记忆，精确无误地回答那些连课文作者都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们的阅读教学，往往培养学生围绕着“思考与练习”去“分析课文”的能力，这样当然就培养出了无数“与文学无缘”的人了。

掩卷沉思，我们的语文教学确实在应试教育的狭路上走得太久太久，早就背离语文阅读的本来面目了。那么作为语文教师，应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呢？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努力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初中生要“学会制订自己的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并且，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每册都有《名著导读》，向学生推荐、介绍三本名著。如果初中毕业时学生真的能读完这十八本名著，想想那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啊！

然而事实如何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完成作业之外，学生的业余时间已经完全被丰富多彩的视听媒体占有了。他们可以汲汲营营于“大话西游”、“魔兽争霸”等电脑游戏，也可以如醉如痴于日剧、韩剧，真正能静下心来沉迷于文学名著的人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面对这种现实，笔者觉得我们应切记孔夫子的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入手来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

初中生的知识面和阅读面都不是很广，我们可以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方法吸引学生对文学名著一探究竟。例如向学生介绍一个精彩的章节，故意留下许多悬念，迫使学生不得不去看故事的前后。像《鲁宾逊漂流记》，笔者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学生自觉去看完的。还可以开展朗读和仿写比赛，像冰心的《繁星》、《春水》，笔者采用“读一读，写一写”的方法，让学生表演自己最喜欢的小诗，并且采用电脑小报的形式发表他们的仿诗，效果也极好。

总之，可以采用举行故事会、有奖竞猜、知识竞赛、读后感写作等方法，把学生的阅读兴趣激发起来，使阅读变苦为乐，变少为多；让学生读得轻松愉快，读得扎实牢固。

二、积极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

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指出：“阅读方法不只是机械地解释字义、记诵文句、研究文法修辞的法则，最紧要的还是多比较、多归纳、多揣摩、多体会，一字一语都不轻易放过，力求发现他的特性。”如何使学生发现语文阅读的特点？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改革阅读教学的重大课题，它促使我们必须自觉地深入地进行语

文教法和学法的研究。在教学实践中，笔者觉得可以采用如下方法来进行语文阅读教学。

进行拓展型阅读教学，笔者在教《绿色蝈蝈》一文时，针对学生喜欢昆虫的天性，引导学生课外阅读法布尔的《昆虫记》，对介绍蝉、蝴蝶、蜘蛛等章节要求学生熟读，这样，由课内到课外，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

进行写作型阅读教学，像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风筝》、《羚羊木雕》、《纸船》等都能激起学生对游戏、童伴的回忆，在教授此单元时，笔者就以“我会的游戏”、“难忘的友情”、“我也会做玩具”等为题，让学生有事可写，有情可抒。

进行比较型阅读教学，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比较是一切理解发散思维的基础，我们正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上的一切的。”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生命 生命》与《紫藤萝瀑布》是同一主题的文章，《出师表》与《隆中对》是写同一个人的文章，高尔基的《海燕》与郑振铎的《海燕》是同一题目的文章，笔者在处理这些教材时，都有意识地进行比较，让学生选择其中一个角度畅所欲言，既拓宽知识面，又加深了对文章的理解，更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何乐而不为呢？

三、重点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语文的阅读教学一方面教给学生一定的语言基础知识，另一方面是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观察、想象、记忆、思维能力。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多方面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培养学生随时使用工具书的习惯。在阅读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生字、生词等拦路虎，不劳而获往往使人易惰，教师不要随意帮助学生，要让他们养成查各种工具书的习惯，养成上网查阅资料的习惯。

培养学生诵记一定数量的文言文和古诗的习惯。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没有识记和背诵，教学和智力的发展就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学习语言大多是先记而后逐步理解的，随着知识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到达一定的程度，自然产生一种“顿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加强背诵。例如对文言文，笔者就要求学生在理解课文内容并能熟练翻译的基础上一气呵成；对于古诗，笔者引导学生根据韵文的特点读出节奏，读出诗人的情感，这样学生可以轻松完成背诵任务。

培养学生积累资料的习惯。学生在课内阅读中获得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教师要指导学生有选择地多读广读，摘抄好词好句，学写批注。比如，对于《语文报》之类的报刊杂志，笔者引导学生对资料进行整合，剪报、贴报，定期进行比赛，学生的兴趣很高，有些学生的 剪贴本图文并茂，精美绝伦。又如，每篇课文后的“读一读，写一写”，笔者要求学生根据课文内容连词成句，作为预习作业在每节课之前轮流上台展示。

总之，教师只有悉心钻研，科学探索，才能使新课程标准下的语文阅读教学展现出新时代的新风貌，才能避免培养出许许多多“与文学无缘”的人。

参考书目：

《语文新课程标准》

《叶圣陶语文教育文集》

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

第二篇：与雪无缘优美散文

雪之与我，犹如大海之于从未到过海边的人一样，除了一些模糊的印象，剩下的全是无限的憧憬。

记忆中，唯一只有一次亲睹雪景的经历，可惜相隔数年，孩提时代残留在脑海里的印迹无法满足我对雪景的苛求。

后来，十几年的岁月却很少留在家中，偶尔在书信里或话筒那头得知家乡在下雪，可我也只能作些臆想罢了，那山、那村、那人家，除了涂些白色，就无法给他们添加任何的景色。渐渐地，白色模糊了我的思路，也就进入梦的世界。

在素有“春城”之誉的昆明看雪景，那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就如冬日里要在贵阳、重庆晒太阳一样，即使下雪了，也就在当时欣赏并不大的雪花，或从早晨草地上残留的薄雪中想象昨夜的那份风景。

那次借寒假驻扎古城巍山，得知有天公撒雪的征兆，不由得心中有了几丝激动。可是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的古城，历朝历代温暖舒服惯了，无法接纳白雪皑皑的现实，只是降几分温度、撒点雨滴敷衍了事。于是乎我只好选择周六，兴致勃勃地往家里奔去。

家，位于海拔2000米左右的县城以西的山腰上，林木丛生，花草繁盛，二十来户人家稀疏地飘落在略显广阔的田野上。袅娜的炊烟，断断续续的犬吠，给山乡增添了几分祥和。我边走边琢磨，心想等待我的一定是个银装素裹的世界，忍不住调试了几次照相机。

到了山丫口，看到几处残雪，便有些按捺不住，尽量加快了步伐。然而，残忍的是失望一分甚过一分，村中景色依旧，只是雨过天晴的那份清新连同屋顶、洼地残存着的那些怕羞似的白雪留给了我，耀眼的太阳得意地挂在山头。屋檐上滴答不休的融雪之泉，诉说着我不合适宜的迟来……

看着县城另一侧东山上望不可及的银色世界，心中咕嘟着，我真的与雪无缘吗？

第三篇：教育体系钳制创新 与诺贝尔奖无缘

教育体系钳制创新 与诺贝尔奖无缘

2009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6号揭晓，华裔科学家高锟拔得头筹，让华人再次扬眉吐气。至此，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的华人已有8位。但这8位没有一人是在中共建政后的教育体制下培育出的，也让大陆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再次反思。9号几位大陆知识分子表示，是中共的专制体制下的教育体系禁锢思维、钳制创新。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指出，中共一党专制的体制，奴化、愚化人的思想，使人的创造性严重不足。“这个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往往有一种大一统的思想，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要共产党来决定。那么这样天长日久以后人们往往就形成一种缺少认真地、深入的思考，创造性严重的不足，在科学研究上很少有所创新。”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焦国标也认为中共的教育指导思想束缚了人的创造力。“教育的过程中不是太鼓励求异性的思考，更多的、更重视有一个现成答案的东西。有突破的问题它是没有答案的，只有研究那些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才有可能获得这些顶尖的科学奖。”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认为，中共建政后建立的文化和教育体制完全禁锢的人的思维，这种体制使大陆学者与诺贝尔奖无缘。“从它建国以后，从整个的文化和教育体制来看完全是为了所谓的一党政治服务的。所以说它的信息也好、它的教材也好都很狭窄，都为了政治服务，它不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另外信息来源它也很窄，包括今天在互联网时代有很多的信息被阻挡，所以说造成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很窄。它的教育把人文的教育和工具化的教育完全分开了，所以说他们重视的都是这种工具化的教育，人文的教育没有。同时在创新方面，它的这种封闭的环境下长大的这些人，他的视野、思路都不够开阔，所以造成他的底蕴不足，在种种环境下他不可能有这种大胆的、勇于创新的人才出现，他的整个思维都给禁锢住了。”

他认为中共60年血雨腥风的统治使教育、文化体系已很僵化。也制约着创新思想。“另外一方面，60年以来受冲击最大的、迫害最大的是文化教育界，从改革开放之前这些知识份子被称为‘臭老九’，他们这种待遇也好，还有这种教育体制、文化体制也好都很僵化。所以说这个客观的条件也制约了知识份子的创新、科学家的创新。” 焦国标教授指出中共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本身就抑制了人的创造力。“比如说整个的环境急功近利，对这些真正的基础性的、有建树的这样的项目可能不是特别的有那种研究的一种冲动和一种动力。我觉得急功近利本身是对人的创新，对这种可以说相对比较高一级的价值的一种忽视。”

建政六十年 中国不具培养名师的土壤

原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孙延军就“百名名师”的评选活动中，反映出来的教育腐败问题和您进行了深入探讨。今天孙教授继续和您分析“百名名师”应不应该评，以及中国目前是否存在培养名师的土壤。中国高校中评比之多、工作之繁绝对会让外国同行惊得目瞪口呆。从高校校长，到普通教师，甚至研究生，本科生。无不绷紧神经，时刻处于临战状态。只要目标出现了，大家就必须争先恐后，趋之若骛。只要比别人落后一步，处境就会不利，前途就会堪忧。从助教到讲师，副教授，教授，特聘教授，院士。再想法进入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从校级项目到国家重大项目，从校级奖项到国家级大奖。从普通教师到成为校长最后成为政府的高级官员。真是生也有涯，而评比无涯。大学本来应该是学术自由的圣殿。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对高等教育不仅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而且费尽心机，用各种评价体系，把知识分子玩弄于掌股之间，使之心无旁鹜，对官僚集团马首是瞻。变成追名逐利的奴才。同时，既得利益者，也通过巧立名目，设定各种评比，控制游戏规则，上下合谋，瓜分国家的宝贵教育资源。绝大多数学人奋斗一生，号称著作等身，但仔细推敲，竟毫无可取之处。在这种环境下，即便是一个天才，也会变成一个争名夺利的市侩。这样的成就和水平即便有名师之名，也不可能有名师之能。高校教学名师奖的评审引发的争议，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恐怕是为什么公众的舆论，几乎是一面倒的批评；为什么这样一个奖项，会引发社会这么大的关注。原因有二：其一，高等教育一直被中国的广大民众寄予厚望，中共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也一直强调要“科教兴国”，教育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民众的期望越高，收获的失望越大。这个失望，不仅仅说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没有出现一个没有争议的一个大师级的学者。甚至我们国家每年评出科技大奖，真正能够达到世界水平的，都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更有甚者，很多获奖项目，最终被证明了是一种虚假的科学研究；甚至是一种科研上的蓄意欺骗。所以，民众的失望是必然的。其二，全行业的腐败，彻底摧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信用。科研作假，教师在工作上的不敬业，生活作风的不道德，全行业弥漫的各种潜规则，以及整个教育制度的不合理，管理者的肆意妄为，彻底摧毁了整个高等教育的信用体系。无庸置疑，中国高等教育的各级官僚，是摧毁中国高等教育信用体系的罪魁祸首。高校教学名师的评选，本身就是心术不正的产物。在一个社会处于道德沦丧、腐败盛行的境况下；当学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被官僚集团所操控的时候。任何一种评审都是对现代学术精神的亵渎和对公平公正原则的践踏。它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的不是无尚的光荣而是刻骨铭心的耻辱。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既得利益者有罪，高校的普通教师和学生的不抵制、不作为也是一种犯罪。中国的高等教育群体既是受害者，又是罪人！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具备名师生存的土壤。

第四篇：书法与文学

书法与文学

黄秋实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它理所当然的与文学同属于一个范畴，都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

书法与文学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独立的发展历程，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但二者之间，又是密不可分，不即不离、相融相渗的完美艺术整体。无论从创作和审美，写意与达情，手段及内容，都充分反映出书法与文学的密不可分关系。

中国历来有“文墨”、“先文而后墨”、以至“文人墨客”的说法，可见，文与墨，这是构筑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的两个重要支撑。无法想象，离开汉文字和汉文字所编织而成的汉文学，中华民族灿烂而悠久的文化将如何体现。

下面，就我个人的体会谈一谈书法与文学的关系：

一、从中国书法史看书法与文学的相伴相生关系。

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文字史，中国从有文字起，就有了书法。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时代，肇始于秦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代达到巅峰，元、明两代承续前代，清代再度中兴，到了近、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受到一次强烈冲击，唯有书法未遭冷淡并得以延续和发展。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既是五四运动的先行者，又是这个时期的书坛巨擘，他们当中有：李大钊、沈尹默、郭沫若、沈雁冰、毛泽东等。

诚然，文学艺术的发展，往往是交叉、复合、多向进行的。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书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却常常与文学相伴相生，并肩而

行，换句话说文学的程式流进也伴随着书法的前行。这里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唐宋诗词文学与唐宋书法的繁荣与发展，造就了我国书法艺术的黄金时代。

有趣的是，我们在阅读中国书法史时，很容易发现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上书法名家中有相当数量是文学家。以“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重印本出版的《中国书法大字典》为例：该书选用了历代书法家360余人所书碑碣法帖共310余部430余卷。在这360多人中，其中多数是文学家。从秦汉时期的李斯、史游、蔡琰（文姬），到西晋的陆机、王羲之，唐宋的贺知章、李白、张旭、杜牧、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范成大、朱熹、陆游、岳飞、周邦彦、秦观、毛滂、文天祥等，元朝赵孟頫，明清“吴中四才子”（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扬州八怪”（郑板桥等）到“淡墨探花，太守王梦楼”（即清代文学家、书法家王文治）。

这些人的特点是，既是书法家，又是文学家。他们的“字”、“文”俱佳，书法可以上字典，诗文可以入唐诗宋词。正如有评论说，王羲之的《兰亭序》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李白的《上阳台》、杜牧《张好好诗》都是绝妙好诗。因此，他们的书法也同诗文一样，具有悠远的境界，充满了浓郁的“书卷气”。由此可见，中国文学对书法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二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法精品中，有相当数量是我国经典的文学之作。以“中国书店”1991年出版的《三希堂法帖》为例，该帖共收入从魏晋至明代千余年来135家的340件楷、行、草书作品，另有题跋200多件、印章1600多方，共9万多字，从“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到孙过庭的《书谱》、宋高宗所书的《洛神赋》、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的《洛阳

雨霁诗》、米芾的《多景楼诗帖》、元朝赵孟頫所书的《归去来辞》、鲜于枢的《唐人绝句》、明代祝允明所书的《前后赤壁赋》、解缙《自书诗帖》、董其昌的《近作诗四首》、《书古人诗》等等。由此不难看出，历代文人的好诗好词好文章，多为书法家们的生花妙笔传为后世。好的文学作品，又为好的书法写成，这就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

二、从审美情感看书法与文学异质同构的美学效应。

首先应该肯定，书法与文学同其他一切艺术样式一样，都具有审美的特点。只不过书法之美，是以汉文字为造型的形体美，文学之美，是以语言为表述的语言艺术之美。

书法美，体现在点画质地、线条姿态、字形组合、章法布白、形式神韵、旋律节奏上，构成了书法的笔线美、结体美、章法美、意境美。文学则不然，它是通过语言塑造型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它的美，体现在文辞语言的生动、优美，人物形象的鲜活感人上。

书法与文学二者虽然在美的品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在表现美的特点上，都具有同一性。就艺术而言，宏观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空间艺术，它包括绘画、雕塑、建筑等等，一是时间艺术，它包括音乐、戏曲、诗歌、小说等等。书法虽然是一种静止的视觉艺术，但是运笔的轻重顿挫、转折回环却具有节奏感；章法的起承开合也含有韵律。所以，书法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兼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两者之优。成为艺术之中最简单、最抽象，同时也是最高的艺术（沈尹默说，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

书法与文学同样会带给人们怡情悦性美的感受，所以它们在美学效应方面是一致的。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文字具三美，音美、形美、意美。一首好诗，朗朗上口，无疑具有音美，一篇好的散文或一部好的小说，寓情

于意，立意深邃，无疑具有意美，而一幅好字，潇洒淋漓、摇曳多姿，无疑是形美，但是文字作为书法的载体，所以书法也具备汉字的音美与意美。历来美学家们对书法之美给予很高的称道，如称书法为“凝固的音乐”、“是一种类似音乐、舞蹈的节奏艺术”、“笔迹流出万象之美”等等。恐怕这就是中国书法艺术魅力之所在。

三、从艺术抒情看书法与文学的相类相通。

抒情，是艺术共有的特点，“抒情”一词，最早出自于屈原的《九歌•惜诵》“发愤以抒情”。无论是书法还是文学，都是书法家和文学家主体意识的释放和内心情绪的宣泄。

在文学上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布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时所为。这表明文学是地地道道的抒情之作，文学离开作家感情的投入，肯定是苍白无力的。

著名的美学大师宗白华说：“中国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节奏的艺术。它具有形线之美，有感情与人格的表现。它不是摹绘实物，却又完全抽象，有如西洋字母，而保有暗示实物和生命的姿式。”因此说，中国传统书法，是把心灵的抒发和自然生命的感受同构于一体，作为最高的书写意境，而充分展示书法家内心喜怒哀乐的。西汉哲学家杨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也是说书法是表现心灵、志趣的艺术。

任何书体的书法，都是书法家主体生命价值和风格个性的展现。从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到盛唐时期的“狂士书法”（以张旭、贺知章、李白为代表），乃至宋人“尚意”的追求，都为书法艺术的抒情提供了充分的佐证。历史上，典型的书法抒情之作笔笔皆是：号称“天下第二行书”《祭侄

文稿》，就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祭奠其从侄季明在安史之乱中举家殉国的文稿。颜真卿在老泪纵横中撰文作祭，满腔悲愤，寄情翰墨；至于与颜真卿同时期的“颠张醉素”唐代的两位大草书家，他们的作品抒情的色彩，更是极为丰富。

散文作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而僧人怀素，在他大草的代表之作《自叙帖》中直言不讳的说：“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显然，作者主体支配已达到完全自由的程度。

当然，抒情有表象与内象之分，直抒隐含之别，杏花春雨和骏马西风都蕴含着浓郁的情怀。那些内象、隐含的艺术之作，外在显得平静、恬淡，而透过宁静的表层，或许更能感到作者的抒发的情绪力度，我们不排除艺术上的“中和”之美，更带有雾里看花、水中观月的朦胧的魅力。

既然书法和文学都是抒情之作，便不可重复。艺术无法重复，表明艺术是艺术家瞬间情绪写照。犹如哲学家所说，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一样。王羲之不可能再写出第二个同样的《兰亭序》，颜真卿不可能再写出第二个同样的《祭侄文稿》,苏东坡也不可能再写出第二个同样的《黄州寒食诗》。时过境迁，人事已非，辉煌只属于一次而已。

四、从书法内容看书法与文学的兼容依存

人们常说，书画同源。其源在于同出于笔墨，都是用线条的分割而构成艺术形象的，它们之间的连体是笔墨。那么书法与文学之间有什么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呢？当然是汉字。汉字与书法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文献

称汉字是书法的载体，“汉字作为书法艺术的母体”，“文字作为一种中介”，“汉字是书法艺术的依托”等等。如此之多的定语，无非说书法是离不开汉字的，反之便不成其为书法。同样，文学也是离不开文字的，你只要用汉语写作，就得用汉字，这是最直观不过了。那么书法与文学二者同时建立在汉字的基础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像音乐，不像舞蹈与文字无关。

众所周知，汉字同时具有“字形”和“词义”两个方面，这就构成了书法审美的二重性，我们看一幅作品，不但要看“字”还要看“文”，只有文书并茂，才能称得上好作品。当然古人作品中有些信札、书笺、尺牍等，与内容相关不大，这是例外。而绝大部分的书法内容与文学相关联，我们在欣赏书法的形式美时，同时也在欣赏文辞美，人们对书法的审美是综合的审美，包括文辞内容在内的深层文化信息作全面的体验。

我们在前面已经涉及到，中国的书法艺术浓缩了中华民族古代的优秀历史文化，也记载了我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发明和业绩。中国书法自魏晋南北朝以后，文人介入书法，书法与文学的关系就更加紧密了。从书法的实用功能上说，书法是文学创作的书写工具，从审美功能上说，文学又为书法提供了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书法所依托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散文等作品自古以来就是书法创作的主要内容。从写人到记事、咏物、抒情，书法的内容无不涉猎。

五、最后谈谈书法家的学问修养。

其实不光是书法家，任何人对知识的贮备都是厚积薄发，博观约取。有句成语叫“触类旁通”，知识是可以联想和跳越的。打个比方，我们要作的事情或者要解决的问题，犹如一条河，知识就是过河的石头，知识越多，犹如在河里摆放的石头越多，过河愈加容易。我们常说顾盼左右，应付裕

如，那就需要有广博的知识贮备。

去年，“书法报”倡导书家读书活动，曾邀请不少学者和名家开列读书目录。我看了一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哲学类，包括美学艺术哲学；二是史学类；三是文学类。我认为读一点哲学很有必要，书法中有大量的哲学对立统一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书法艺术的灵魂，如黑白、刚柔、奇正、疏密、虚实、疾涩等等，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书艺才能提高；读一点历史，“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以史为镜可以知古今，历史是人生的坐标，思考问题的参照系，只有了解历史，才不致迷失方向，更会坚定你前进的信心；读一点文学，有助于启发我们的灵感，增强对美的感悟能力，给思维插上形象与艺术的翅膀。当然，还可以读一点书法理论。中华民族的文化，灿烂辉煌，博大精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遨游吧。

这里我们可以用杜甫和苏东坡的两句诗作本文的结束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第五篇：数学与文学

一．数学入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是宋代邵雍描写一路景物的诗，共20个字，把10个数字全用上了。这首诗用数字反映远近、村落、亭台和花，通俗自然，脍炙人口。

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无数片，飞入梅中都不见。

这是明代林和靖写的一首雪梅诗，全诗用表

示雪花片数的数量词写成。读后就好像身临雪境，飞下的雪片由少到多，飞入梅林，就难分是雪花还是梅花。

一窝二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食尽皇家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

这是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写的一道《麻雀》诗。他眼看北宋王朝很多官员，饱食终日，贪污腐败，反对变法，故把他们比作麻雀而讽刺之。

一篙一橹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仰一场笑，一人独占一江秋。

这是清代纪晓岚的十“一”诗。据说乾隆皇帝南巡时，一天在江上看见一条渔船荡桨而来，就叫纪晓岚以渔为题作诗一首，要求在诗中用上十个“一”字。纪晓岚很快吟出一首，写了景物，也写了情态，自然贴切，富有韵味，难怪乾隆连说：“真是奇才！”

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张，烟灯六七盏，八九十枝枪。

清末年间，鸦片盛行，官署上下，几乎无人不吸，大小衙门，几乎变成烟馆。有人仿邵雍写了这首启蒙诗以讽刺。

西汉时，司马相如告别妻子卓文君，离开成都去长安求取功名，时隔五年，不写家书，心有休妻之念。后来，他写了一封难为卓文君的信，送往成都。卓文君接到信后，拆开一看，只见写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万千百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她立即回写了一首如诉如泣的抒情诗：

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抚弹，八行书无信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我眼望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叫丫环。万语千言把郎怨，百无聊赖，十依阑干，九九重阳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点烛祭祖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梳妆懒，三月桃花又被风吹散！郎呀郎，巴不得二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司马相如读后深受感动，亲自回四川把卓文君接到长安。从此，他一心做学问，终于成为一代文豪。

二．数字入联

明代书画家徐文长，一天邀请几位朋友荡游西湖。结果一位朋友迟到，徐文长作一上联，罚他对出下联。

徐文长的上联是：

一叶孤舟，坐了二、三个游客，启用四桨五帆，经过六滩七湾，历尽八颠九簸，可叹十分来迟。

迟到友人的下联是：

十年寒窗，进了九、八家书院，抛却七情六欲，苦读五经四书，考了三番两次，今日一定要中。

据说明朝中叶，江西九江有一船夫，见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坐在他的船里，就道出一个上联给这位状元去对。这位状元冥思苦想，还是对不出。以后也无人对出，成了绝对。时过几百年，直到解放后的1959年，佛山一工人用轮船装运木料“九里香”（一种名贵香樟木），触发灵感，对出下联。

船夫的上联是：

一孤舟，二客商，三四五六水手，扯起七八尺风帆，下九江，还有十里。工人的下联是：

十里运，九里香，八七六五号轮，虽走四三年旧道，只二日，胜似一年。南阳诸葛武候的祠堂里有一副对联：

取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明灯四十九盏，一心只为酬三顾。

平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变卦土木金爻，水面偏能用火攻。

此副对联不仅概述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而且用上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各个数字和“东南西北中金木水火土”十个字，真是意义深远，结构奇巧。

我国小说家、诗人郁达夫，某年秋天到杭州，约了一位同学游九溪十八涧，在一茶庄要了一壶茶，四碟糕点，两碗藕粉，边吃边谈。结帐时，庄主说：“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郁达夫笑着对庄主说，你在对“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的对子吗？

有“吴中第一名胜”之称的江苏省苏州虎丘，有一个三笑亭，亭中有一副对联：

桥横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

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下面是民间流传的一副对联。它既是一副对联，又是两则拆字谜语，读后细想，别有一番情趣。

凉雨洒人，东两点西两点；

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

解放前，有人作如下一副对联：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横批是：南北。

这副对联和横批，非常含蓄，含意深刻。上联缺“一”一与衣谐音；下联缺“十”，十与食谐音。对联的意思是“缺衣少食”，横批的意思是“缺少东西”，也是内涵极其丰富的两则谜语。

三．妙题入联

清乾隆五十年，朝廷为了表示国泰民安，把全国65岁以上的老人请到京城，为他们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在宴会上，乾隆看见一位老寿星，年高141岁，非常高兴，就以这

位寿星的岁数为题，说出上联，并要纪晓岚对出下联：

乾隆帝的上联是：花甲重开，又加三七岁月。

纪晓岚的下联是：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

上、下两联都是一道多步计算应用题，答案都是141岁。上联的“花甲”是指60岁，“重开”就是两个60岁，“三七”是21岁，就是60×2＋7×3＝141（岁）。下联的“古稀”是指70岁，“双庆”就是两个70岁，多“一度春秋”就是多1岁，也就是70×2＋1＝141（岁）。

又如下面一副对联，也是两道算题，并巧妙用上一、三、七、九、十各数，不嫌生拼硬凑。

尺蛇入穴，量量九寸零十分；

七鸭浮江，数数三双多一只。

上联是讲蛇的长度，九寸加十分是一尺（旧制长度单位进率是1尺＝10寸，1寸＝10分）；下联是讲鸭的只数，三双加一只是七只。

四．诗歌趣题

1.百羊问题

明代大数学家程大位著的《算法统宗》一书，有一道诗歌形式的数学应用题，叫百羊问题。

甲赶羊群逐草茂，乙拽一羊随其后，戏问甲及一百否？甲云所说无差谬，所得这般一群凑，再添半群小半群，得你一只来方凑，玄机奥妙谁猜透？

此题的意思是：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羊去寻找青草茂盛的地方。有一个牵着一只羊的人从后面跟来，并问牧羊人

：“你的这群羊有100只吗？”牧羊人说：“如果我再有这样一群羊，加上这群羊的一半又1/4群，连同你这一只羊，就刚好满100只。”谁能用巧妙的方法求出这群羊有多少只？

此题的解是：

（100－1）÷（1＋1＋1/2＋1/4）＝36只

2.李白打酒

李白街上走，提壶去打酒；

遇店加一倍，见花喝一斗；

三遇店和花，喝光壶中酒。

试问酒壶中，原有多少酒？

这是一道民间算题。题意是：李白在街上走，提着酒壶边喝边打酒，每次遇到酒店将壶中酒加一倍，每次遇到花就喝去一斗（斗是古代容量单位，1斗＝10升），这样遇店见花各3次，把酒喝完。问壶中原来有酒多少？

此题用方程解。设壶中原来有酒x斗。得［（2x－1）×2－1］×2－1＝0，解得x＝7/8。

3.百馍百僧

明代大数学家程大位著的《算法统宗》中有这样一题：

一百馒头一百僧，大僧三个更无增；

小僧三人分一个，大小和尚各几丁？

这题可用假设法求解。现假设大和尚100个，（3×100－100）÷（3－1÷3）＝75（人）…………小和尚人数100－75＝25（人）大和尚人数

4.哑子买肉

这也是程大位《算法统宗》中的一道算题：哑子来买肉，难言钱数目，一斤少四十，九两多十六。试问能算者，今与多少肉？此题题意用线段图表示，就一目了然。附图{图}

由图可以看出：

每两肉价是：（40＋16）÷（16－9）＝8（文）哑子带的钱：8×16－40＝88（文）哑子能买到的肉：88÷8＝11（两）（注：旧制1斤＝16两）

5.及时梨果

元代数学家朱世杰于1303年编著的《四元玉鉴》中有这样一道题目：

九百九十九文钱，及时梨果买一千，一十一文梨九个，七枚果子四文钱。

问：梨果多少价几何？

此题的题意是：用999文钱买得梨和果共1000个，梨11文买9个，果4文买7个。问买梨、果各几个，各付多少钱？

解

梨每个价：11÷9＝12/9（文）

果每个价：4÷7＝4/7（文）

果的个数：

（12/9×1000－999）÷（12/9－4/7）＝343（个）梨的个数：1000－343＝657（个）梨的总价：

12/9×657＝803（文）

果的总价：

4/7×343＝196（文）

6.隔壁分银

只闻隔壁客分银，不知人数不知银，四两一份多四两，半斤一份少半斤。

试问各位能算者，多少客人多少银？

此题是民间算题，用方程解比较方便。

设客人为x人。则得方程：

4x＋4＝8x－8

解

x＝3，4×3＋4＝16

答：客人3人，银16两。

（注：旧制1斤＝16两，半斤＝8两）

7.宝塔装灯

这是明代数学家吴敬偏著的《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中的一道题，题目是：

远望巍巍塔七层，红光点点倍加增，共灯三百八十一，请问顶层几盏灯？

解各层倍数和：

1＋2＋4＋8＋16＋32＋64＝127顶层的盏数：381÷127＝3（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