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的“退出机制”

第一篇：家族企业的“退出机制”

家族企业的“退出机制”

本文作者：上海经邦咨询 王俊强（总经理）

作为一种主流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在各国的经济社会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统计资料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家族企业的比例高达65-80%；世界500强企业中，约有1/3被家族所控制，沃尔玛、福特、松下、丰田等知名大公司都是家族企业。而令人心寒的是，在赫赫威名之下，家族企业却背负着“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调查显示，美国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4年，而中国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还不足3年。

打破“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败业”的怪圈，家族企业不仅要反思不合时宜的商业模式，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构建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规避分裂企业核心能力的“内讧**”，同时，激活内部人力资本，为企业步入职业化管理扫清障碍。

不绝于耳的家族企业“内讧**”

追述家族企业的“内讧”悲剧，可谓不胜枚举。2008年，新鸿基地产郭氏三兄弟联袂演绎了香港版“豪门恩怨”，成为足以与“艳照门”相提并论的“名人秀”，“身体不适、‘离奇’休假、自立门户、兄弟不和、桃色纠纷„„”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剧情变幻勾起了人们的无限好奇。2009年，远东皮革的“王氏家族”彻底粉碎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登上了央视二套《经济与法》栏目，“冒领身份证、篡改股权、非法拘禁董事长”等一连串亲情、人性、法律相交织的情节可谓扣人心弦，成为当之无愧的家族企业内讧新“样本”。

与中国家族企业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相比，国外家族企业“内斗”的激烈程度毫不逊色。提起印度的信实集团，可谓大名鼎鼎，其控制者安巴尼家族对印度的影响力，相当于“埃克森美孚、AT&T、通用电气三者加总后对美国的影响力”。2002年，集团总裁德鲁拜·安巴尼逝世，印度经济史发生历史性转折，家族内部矛盾浮出水面，其后愈演愈烈，甚至惊动了印度总理出面调停，堪称一部“豪门内讧”的好戏。

作为意大利最大的工业集团，菲亚特汽车集团堪称国家骄傲，而经营菲亚特的阿涅利家族在意大利人眼里可谓是财富的象征。但令人惊诧的是，2009年11月，菲亚特“母子争产”案被搬上法庭，引起世人关注。

“亲兄弟，明算账。”站在亲情的立场上，听起来似乎有点尖酸刻薄。但是，如果从经商之道来看，这才是亘古不变的至理名言。因为，相比残酷的外部市场竞争而言，企业“内讧”的危害更加刻骨铭心。“王氏家族”掀起的温州版“豪门恩怨”使远东皮革由“鼎盛”迅速走向“声名狼藉”。面对“濒临破产”的企业，“皮革大王”的老父亲王大同一语道出了

家族内斗的病根所在，“主要是由于没有遵循‘亲兄弟明算账’的古训。”

大多数情况下，分道扬镳是家族“内讧”的最直接结果。安巴尼家族“内讧”闹得印度全国不得安宁，在经历了长达7个月的“斗争”后，该家族70岁的女家长科其拉本给两个儿子下了一道“死命令”，以“分家协议”终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豪门恩怨”。

当然，如果能提前预估分歧，在家族矛盾激化前就对企业进行拆分管理着实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决策。关于“分体论”，最成功的家族企业莫过于四川希望集团。1997年，成长了15年的希望集团拆分为大陆、东方、华西、南方四个二级实业公司，分别由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好负责。试想，如果希望集团一直由四兄弟按各持25%的股份整体经营下去的话，是否能借助于“言行美好”的亲情破解“共苦不同甘”的魔咒？不得而知！

发动“家族政变”，一方面源于人性的贪婪，另一方面，也是家族企业完成“去家族化”进程所必须经历的“阵痛”。2009年10月30日，28家企业成功登陆创业板，北京探路者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从2004年开始，作为探路者领军人物的盛发强就意识到了“去家族化”的必然性。摆脱“夫妻店”阴影，引进职业经理人，这是家族企业向公众企业过渡的一项“必修课”。在盛发强看来，“去家族化”的第一步，就是撇清董事长夫人和公司高管之间的关系。事实证明，盛发强成功了！

但是，并非所有的家族企业领军人物都能像盛发强这么幸运。“皮革大王”王敏为了引进职业经理人，拟对两个兄弟实施“削藩”计划，结果却被家人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引进的三个职业经理人也迫于“未能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而选择撤退。

撑开一把“金色降落伞”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要对家族“内讧”的深层原因一网打尽可谓难于上青天。在此，笔者仅抽取“退出机制”这一共性话题来解析“内讧**”中的是非恩怨。

对于创业期的企业来说，要在宽阔无际的消费市场中分一杯羹其实并不难。与其它企业组织形式相比，共患难的家族成员缔结起的“亲情利益共同体”稳固且高效，可以轻松实现“提高市场反应速度、降低人工成本”的企业管控需要。但当企业跨过“生死线”之后，“亲情利益共同体”将面临“真金白银”的考验。同时，家族利益与企业利益开始分化，尤其是在“会念经”的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之后，不同层次的管理思想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部分家族成员的既得利益受到严峻挑战。此时，面对一触即发的“企业内讧”，“退出机制”的建立迫在眉睫。

在不同的家族企业内，“退出机制”所涵盖的内容不尽相同，但都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家族成员创业元老的退出。对于跟随企业领头羊一起打江山的家族成员来说，通

常情况下，当企业发展壮大后，其思想和意识将呈现出两种趋势：第一种是宝刀不老，其思想能够跟上企业发展形势；第二种是思想僵化，其理念已经跟不上形势。对于前者，可借鉴希望集团的“分体论”予以分封；对于后者，可借鉴大午集团所设立的“监事长”制度让其退居幕后，从管理职务过渡到决策或监督职务。

不管是“分封”还是“退居幕后”，都弥补了“职务决定利益”的制度缺陷，可以充分保障家族成员的利益不受侵害。这样，家族利益与企业利益又重新获得统一，大大降低了家族“内讧”的概率。退一步说，即便是家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也不会对企业的正常运营产生致命影响。

其二是非家族成员创业元老的退出。对于立下赫赫战功的非家族元老来说，待企业进入平稳期之后，他们居功自傲的思想开始抬头，管束难度极大，尤其是对于家族后代掌门人来说，要指挥与父辈平起平坐的功臣可谓难于上青天。对此，封建王朝开国皇帝的理解都非常深刻。当然，朱元璋“炮打庆功楼”的作法太过血腥，比较明智的作法是仿效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以企业的“股权”释创业元老的“兵权”，为其撑开一把“金色降落伞”。

在华尔街，“金色降落伞”计划非常普遍。在我国，也有企业开始尝试对创业功臣实施“金色降落伞”计划。拿盛大网络来说，陈天桥授予唐骏的期权属于吸引人才的“金手铐”，而授予谭群钊、瞿海滨、李曙君的期权乃不折不扣的“金色降落伞”。

其三是家族继任者的退出。尽管“经商基因”可以遗传，但并非所有的豪门后裔都具有掌控家族企业全局的能力和素质。调查显示，仅有约10%的富人子女能够继承父辈的优秀品质。另外，也不是所有的子女都愿意继承家业。报道称，一位苏州“富三代”因不愿意继承家业，宁可选择斩断自己的四根手指来捍卫自己的“抉择”。

对于没有兴趣或没有能力接管家族企业的子女来说，可以借鉴大午集团的作法。大午集团鼓励子女出国留学、外出创业，并为此设立了出国留学基金和外出创业基金，数额为30-100万元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一项制度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其成效还与制度推出的时机密不可分。对于“退出机制”来说，选择在企业核心人物尚能控制大局的时刻确立比较合适。这样，既可以利用核心人物的个人威望来弥补制度设计中的缺陷和应对突发事件，也可以对子孙后代形成一种“宪法性”约束。在中国，“祖宗之法不可变”，虽然听起来多少有些陈腐的味道，但对于家族成员来说，在没有更好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祖宗之法”还是具有不小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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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建立贫困退出机制

建立贫困退出机制

作者： 《光明日报》（2016年04月29日 03版）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提高扶贫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现就建立贫困退出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脱贫实效为依据，以群众认可为标准，建立严格、规范、透明的贫困退出机制，促进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在2020年以前有序退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二、基本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对稳定达到脱贫标准的要及时退出，新增贫困人口或返贫人口要及时纳入扶贫范围。注重脱贫质量，坚决防止虚假脱贫，确保贫困退出反映客观实际、经得起检验。

——坚持分级负责。实行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制定统一的退出标准和程序，负责督促指导、抽查核查、评估考核、备案登记等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本地脱贫规划、计划和实施办法，抓好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市（地）县汇总数据，甄别情况，具体落实，确保贫困退出工作有序推进。

——坚持规范操作。严格执行退出标准、规范工作流程，切实做到程序公开、数据准确、档案完整、结果公正。贫困人口退出必须实行民主评议，贫困村、贫困县退出必须进行审核审查，退出结果公示公告，让群众参与评价，做到全程透明。强化监督检查，开展第三方评估，确保脱贫结果真实可信。

——坚持正向激励。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退出后，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支持力度不减，留出缓冲期，确保实现稳定脱贫。对提前退出的贫困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制定相应奖励政策，鼓励脱贫摘帽。

三、退出标准和程序

（一）贫困人口退出。贫困人口退出以户为单位，主要衡量标准是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贫困户退出，由村“两委”组织民主评议后提出，经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核实、拟退出贫困户认可，在村内公示无异议后，公告退出，并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销号。

（二）贫困村退出。贫困村退出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统筹考虑村内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发展、集体经济收入等综合因素。原则上贫困 2 村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区降至3％以下），在乡镇内公示无异议后，公告退出。

（三）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包括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贫困县退出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原则上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区降至3％以下），由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出退出，市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初审，省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核查，确定退出名单后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无异议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后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报告。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相关力量对地方退出情况进行专项评估检查。对不符合条件或未完整履行退出程序的，责成相关地方进行核查处理。对符合退出条件的贫困县，由省级政府正式批准退出。

四、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贫困退出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认真履行职责。贫困退出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中央对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内容。地方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层层抓落实，精心组织实施。地方各级扶贫部门要认真履职，当好党委和政府的参谋助手，协调有关方面做好调查核实、公示公告、备案管理、信息录入等工作。

（二）做好退出方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的要求，因地制宜，尽快制定贫困退出具体方案，明确实施办法和工作程序。退出方案要符合脱贫攻坚实际情况，防止片面追求脱贫进度。

（三）完善退出机制。贫困退出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要做好跟踪研判，及时发现和解决退出机制实施过程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认真开展效果评估，确保贫困退出机制的正向激励作用。

（四）强化监督问责。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要组织开展扶贫巡查工作，分、分阶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督导和专项检查。对贫困退出工作中发生重大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存在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

第三篇：外资企业退出机制

外资企业退出机制

马玲

随着我国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而对相关法规及政策所进行的调整，一些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的外资企业逐渐退出中国。可以说，这是世界产业链的移动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那么，探讨和分析导致一些外资企业退出的具体的法律政策变化，以及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外资企业可供选择的合法退出途径，以及这些途径和出路有哪些需要完善之处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导致某些外资企业退出的法律政策变化原因

（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以及对该法律的误读，使某些外资企业认为是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当其冲。

（二）中国的税收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的两税合一，另外，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外资企业，这均致使外资企业原本享有的税收优惠不复存在;同时，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也波及到相关行业的外资企业。

（三）我国对加工贸易的抑制政策，以及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也从客观上造成了相应的外资企业难以生存。

（四）人民币的升值及信贷紧缩政策，使得出口型外资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小，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

二、外资企业非法退出的法律后果

首先，从民事责任的角度分析，根据“公司法”规定，出现符合法律规定的清算事由时，股东负有清算责任。虽然目前在理论上，对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有着不同的见解，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股东因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被判承担债务的案例。可见，有限责任原则对股东的保护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应该就是股东是否尽到了清算责任。

其次，从刑事责任的角度来讲，如果企业有关人员在撤离时未经法定程序擅自处置并占有企业资产，将涉嫌构成“走私”、“职务侵占”等犯罪；而撤离前明知企业财务情况，却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与供货商签订合同或开具空头支票等行为，则有可能构成“合同诈骗”或“票据诈骗”等犯罪。而根据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中国有权请求引渡相关涉嫌犯罪人员，即使外国方面以涉嫌犯罪的人员系本国国民为由拒绝引渡，也应根据请求方的请求将案件提交其主管机关，在其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予以追诉。

三、外资企业合法退出途径及出路

（一）股权转让

如果外资企业并非属于国家或当地相关政策调整的对象，如“两高一资”等夕阳产业，而仅是由于财务状况恶化等原因撤离，首先可以考虑股权转让的方式。即，将外国投资者在外资企业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境内机构、个人或其他第三方投资者，此方案最明显的好处在于，外国投资者既可以合法退出，又可避免因非法撤离或企业清算带来的职工安置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可以说是“创伤面”最小的一种退出方式。但目前由于缺乏股权交易的信息平台，外国投资者可能短时间内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家，因此，需要外国投资者应提前做好计划，完善公司的各种管理经营制度，做到各种债权债务清晰，以便于潜在的买方能否尽快取得良好的尽职调查结果。

（二）境内搬迁、异地经营

因为目前中国各地招商引资政策及条件要求均有区别，且各地劳动力的成本亦有差异，故也有不少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时搬迁到内陆地区继续经营的实例。据有些企业反映，其在搬迁的过程中遇到了当地有关部门要求其返还其已享受的税收优惠待遇的问题，如享受“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待遇的企业未满十年即搬迁的，则须补缴相应的税款；再如，免税进口设备且尚在监管期内的企业境内迁移时，也应补缴税款等。

而实际上，从法律角度分析，外资企业境内迁移不同于通过清算方式退出中国，其还属于中国法人，只不过是注册地址发生了变化，因此，上述问题的出现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取消了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将税收优惠政策由地区性优惠变更为行业优惠，故外资企业的境内迁移将不会涉及到税收优惠的问题。当然，为了便于各地有关部门正确处理维护地方利益与法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就此问题出台相应的解释加以规范。

（三）清算

这里的清算主要是指企业根据章程或董事会决议，主动清算的情形，而非被有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被撤销后清算的情形。自2008年1月份《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被废止后，外资企业的清算即应按照《公司法》及《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规定执行，但上述法规对外资企业的清算事由、程序等规定较为笼统，缺乏操作性，相信随着有关清算的规定将会越来越完善和利于操作，清算将成为外国投资退出的自由畅通的渠道。

根据目前规定，外资企业清算时须返还的税款如下：

1．经营期限未满10年的生产性企业清算时，需补缴减免的企业所得税；

2．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以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的，再投资未满5年撤离时，需补缴已退企业所得税税款；

3．享受进口设备免税待遇的企业在监管期未满进行清算时，如该免税进口的机器设备留给合营中方继续使用或转让、出售给国内单位的，则应按使用年限折旧补税；

4．鼓励内外资企业在购买国产设备后监管期未满清算时，补缴增值税已退税款；

5．加工贸易企业在免税设备监管期未满清算，且在境内转让设备时，补缴进口设备关税和增值税等。

（四）破产

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虽然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法规，外资企业也可以申请破产，但法院实际上并不受理，外资企业无法通过破产的方式退出中国。根据2007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企业破产法》之规定，适用破产的企业由国有企业扩大到现在的外资企业等所有企业法人。因此，当外资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企业或债权人可以依照《企业破产法》申请破产清算。另外，外资企业在清算过程中发现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也可以申请破产清算。

《企业破产法》的适用，无疑给外资企业打开了另一道合法且无后顾之忧的退出之门。因此，应采取各种措施保障该法律的实施，使破产成为企业存续消亡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而不是一种渴望而不可及的景象。

四、建议

（一）对外国投资者而言，建议其在决定投资之前，周密考察、审慎投资，并重视由专业人员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在中国法制化建设日益推进的今天，慎重对待某些部门机构或个人的口头承诺甚至与之达成的书面协议，以免在投资之后因承诺无法兑现或达成的协议无效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另外，外资企业设立后应自觉遵守中国法律、守法经营，出现纠纷依法解决。

（二）对政府部门而言，首先应从管理的角度，建立和完善劳动、税务、海关、工商、公安、外经贸等部门的联动预警机制，做到防患于未然，避免外资企业非法撤离引起的局部社会动荡；其次从服务的角度，投资前、中、后期均应做到细致周到，避免造成招商初期和清算撤离时“笑脸冷脸”的反差现象；同时切实保障现有外资企业的服务工作，积极为其排忧解难，避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不良效应。

（三）从制度层面上，需要更加切实可行的法律及政策创新与改革。而青岛外经贸局对此问题所做的努力和探索值得借鉴。该部门在最近出台的外资企业清算工作指导程序中提出“先清算后审批”，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可先由企业自行成立清算组并开始清算，待清算完毕后将清算报告等资料提交审批机关即可，同时拟推进和尝试网上审批的模式。无论其最终效果如何，均具有形式上简化程序、实质上降低清算难度的积

极意义，目的就是使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来得顺畅、住得安稳、走得便捷。

（四）最后，在制度已创立的情况下，关键问题是如何具体操作和保障实施。目前，各地对外资“进门”均有一套效率极佳的“一条龙”服务规定，“出门”却不甚便利和通畅。就清算而言，除了清算时间长等客观原因之外，在自行清算过程中来自于债权人及工人的阻力是那些原本计划通过正常清算的方式撤离的企业遇到的实际障碍。另外，目前，新的《企业破产法》已经出台，其适用范围虽然包括外资企业，但由于该法确立了许多新的制度，故对于审理法院来讲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实务经验。因此，在制度已有的前提下，如何保障其顺利贯彻实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涉外业务一部副主任）

第四篇：新三板退出机制

《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配套制定、修订业务制度的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发布时间：2013-12-30）

12.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退出机制如何考虑？

答：“有进有退”、“新陈代谢”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为挂牌公司提供了市场化的准入途径，也提供了市场化的退出机制。根据业务规则，挂牌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终止其股票挂牌：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其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证券交易所同意其股票上市；

（二）终止挂牌申请获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

（三）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报告或者半报告的，自期满之日起两个月内仍未披露报告或半报告；

（四）主办券商与挂牌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挂牌公司未能在股票暂停转让之日起三个月内与其他主办券商签署持续督导协议的；

（五）挂牌公司经清算组或管理人清算并注销公司登记的；

（六）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导致公司终止挂牌的情形消除后，经公司申请、主办券商推荐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公司股票可以重新挂牌。

退出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挂牌公司将有更多个性化的选择。根据企业意愿，我们可提供非公开转让、登记托管等相关服务；市场规模拓展到一定阶段，我们也将根据需要在市场内部进行分层管理。

第五篇：考核与退出机制

考核机制

众创空间每半年对在孵创业实体进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在孵创业实体，众创空间以书面形式通知孵化对象，并帮助分析解决有关问题，敦促其整改；

对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在孵实体，终止在基地的孵化协议，不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在孵实体考核需提供以下材料： 《市创业促就业在孵创业实体考核表》； 创业实体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其它相关材料及复印件（新产品或高新产品证书、项目各类计划文件、成果或产品鉴定证书、获奖证书、专利及专有技术证明材料等）。退出机制

孵化期内已经孵化成熟，具有市场生产能力的孵实体和孵化期已满的实体，原则上退出基地，政府优先安排进入工业园，不接受安排落户的则应按标准补交房屋租金，并不再享受孵化创业实体的优惠政策。

毕业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建议）：

（一）注册企业并运营2年以上，经营状况良好。

（二）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健全的财务制度。

（三）年营业总收入达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和自有资金达1000万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