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司法管辖制度比较5篇

第一篇：未成年人司法管辖制度比较

未成年人司法管辖制度比较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建立区别于成年人的罪错少年处理制度已成通例。但是，在这看似统一的制度之下，实践做法却各有不同，价值理念异彩纷呈。

按照解决罪错少年问题的主体，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法庭模式”，主张一般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法庭按照一定程序进行审理，代表国家有美国、日本和德国。因其处理方式的严肃性，又称“蓝色模式”。二是“福利治疗模式”，或称“委员会模式”，主张一般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行政性福利机构来处理，只有少量严重的刑事案件由刑事法庭来审理，即使审理，适用刑罚的可能性也很小，处罚程度很轻微，代表国家主要是北欧各国，如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因其处理方式的缓和性，又称“红色模式”。三是“社区参与模式”，强调社区和公众积极参与案件的处理，而国家机构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新西兰，通过运用集体会议制度以及司法协调制度，将大部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从司法程序中转处出来，运用社区资源进行解决。因其处理方式的新颖性和草根性，又称“绿色模式”。

“蓝色模式”强调司法干预，侧重保护性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红色模式”侧重于保障性的儿童和家庭福利制度的建立，“绿色模式”侧重于家庭、家族和社区等自治力量的动员，公权力的减少介入，倡导自然环境下的问题解决机制的建立。

目前，国际社会以“蓝色模式”为主导，“红色模式”局限在北欧地区，“绿色模式”新近诞生于澳洲，正在对国际少年司法制度及观念形成冲击。

一、美国司法的广泛管辖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创建少年司法体制的国家。19世纪的美国，传统的社会模式解体，家庭的形态及其功能都发生变化，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责任也逐步由家庭剥离出一部分给社会。特别是美国内战结束后，大量的未成年人浪荡街头，未成年人犯罪异常猖獗，但传统的刑事审判体制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儿童救护者们掀起了司法改革的浪潮。在此影响下，以“国家监护权”以及“儿童宜教不宜罚”为基本原则，1899年，芝加哥法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

少年司法管辖的案件不仅限于少年刑事犯罪，而且泛化到整个少年罪错行为，诸如逃学、离家出走、违反宵禁令、持有酒精饮料、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有一些难以纠正的不良习惯等，都构成身份犯罪，受到司法管辖。

二、德国司法的严格管辖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开始探索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合理模式。它最初试图规定以少年福利委员会的形式来处理少年案件，但通过行政体制解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在法理上说不通，引起了广泛争议。19世纪末期，美国掀起的“拯救儿童运动”和“少年法庭运动”波及到德国，德国最终选择了少年法庭模式，放弃了少年福利委员会的模式，于1908年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并先后制定了《青少年福利法》和《青少年刑法》。

区别于美国的是，德国未成年人的各种违法犯罪案件主要由行政、司法机构相互协作来处理，实行少年法庭受理刑事案件的体例。

14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等行政性案件集结于少年署统一处理，辅之以监护法院；14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以及18岁至21岁的犯罪案件都由少年法庭受理，行政与司法两部分权重相当。

三、日本司法的折中管辖

日本少年司法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的影响。战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在政治、司法等领域进行了巨大改革。设置了家庭裁判所，少年刑事案件由家庭裁判所与普通裁判所分别按照保护处分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进行审理，而家庭裁判所对少年刑事案件行使先议权。1947年制定的《日本儿童福利法》以及此后的《日本少年法》、《日本少年审判规则》将这一体制正式确立下来，一直沿用至今。

日本在家庭裁判所中设有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有少年犯罪案件、少年触法案件、虞犯少年案件。其他情况的未成年人都、道、府、县知事或儿童商谈所所长按照《儿童福利法》规定采取福利性保护措施。由此可见，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处于英美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之间。

四、瑞典福利行政机构的广泛管辖

北欧国家是高福利国家，也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比较重视行政权力的运用。德国曾最早设想由少年署解决所有未成年人事件，后来受英美影响，改变思路设立了少年法庭，但其构想在北欧发展起来，典型化表现即在瑞典。瑞典国内设有儿童福利局，管理有关儿童的一切福利事务。不满20岁的少年，有犯罪行为、不良行为，缺乏自制力，乱用兴奋剂与饮酒等都可以由儿童福利局处理，采取各种帮助措施。具体处理情况如下：15岁以下的儿童，不负刑事责任，即使犯罪也由福利局处理，福利局视其需要程度，可以在儿童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其个人、家庭进行精神上、经济上的帮助；15岁以上的儿童可以承担刑事责任；15岁至18岁之间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不予起诉，以福利局处理为主，征求其本人意见采取各种帮助、教育措施，司法机关追究为辅；18岁至20岁之间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予以起诉，但可以申请由福利局收容。其司法管辖权相对于英美、德法国家而言大为缩减，相反，儿童福利局的权力空前膨胀。各种处理方式都以福利色彩浓厚为特色，相对其他国家轻缓得多。

五、澳大利亚自治力量的动员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在少年司法制度方面全面贯彻家庭社区参与、司法分流、非监禁刑等理念，形成了令世界各国瞩目的独特模式。

在澳大利亚，犯罪按其性质和严重程度划分为简易审判罪和可予起诉罪。其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处理理念是尽量少采取司法干预措施，尽可能通过家庭和社区来教育和矫正。对于实施或被指控实施简易审判罪以及可以经简易程序处理的可予起诉罪的未成年人，他们通过警方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具体措施包括警告、训诫和青少年司法会议。青少年司法会议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项制度设计，对于已经构成犯罪的青少年，如果其犯罪情节较轻且已经认罪，并有悔过改好的意愿，可以送交青少年司法会议。具体工作由青少年司法局的会议召集人负责。青少年司法会议在召开会议之前必须进行资料准备。一般由青少年司法会议出资雇佣资料调查官进行资料收集并写成报告。调查官由社区内有威望、并有专业知识的人士担任。青少年司法会议由犯罪的青少年、其法定代理人、其家庭和家族成员、受害人本人或受害人的代理人、青少年司法局的官员、社区里有威望的人、警察等参加。司法会议的结果是制定处理方案。

犯罪情节严重或尽管犯罪情节不严重但当事人不认罪的必须提交法院。儿童法院受理案件后，按照特殊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并作出轻刑化、非监禁化的处理。

第二篇：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制度尚需完善

对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制度的浅见

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因其顺应了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的一般趋势，同时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和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客观规律，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遵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司法被认为是当下司法改革的先驱，其中社会调查制度也一直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不仅“两高”在司法解释中对上述制度作了规定，许多地方的法院、检察院也纷纷出台了有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性文件。然而，如果认真反思此项制度，发现仍然有许多基础性的问题有待探讨。

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1.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下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从制度设计来看，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在于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和救治的态度，同时体现刑罚个别化理念。因此，社会调查制度原则上应当针对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开。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该项制度的操作出现了异化。一方面，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制度的启动往往只是针对轻型刑事案件，这种案件选择性适用使该项制度的初衷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该项制度往往客观上变成在“教育、感化、挽救”名义下迁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

2.社会调查阶段不明确、调查主体不明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应当在哪个阶段展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实行的是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诉讼的进行。同时，我国奉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定罪和量刑并未截然分离。因此，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可以并存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执行各个阶段。

事实上，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出台，在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制度。公安部也早在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中对此有所规定。实践中，昆明市盘龙区的“合适成年人”模式也将社会调查提前到立案侦查阶段。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社会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四类主体均有存在，且具体做法也各有不同。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是由检察官自行开展调查，同时引入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调查;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在实践中都是委托被告户籍地司法局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则由法官自行调查;有些基层法院则委托陪审员进行调查。

上述做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路径，有其合理性，但客观分析，却又各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自行调查虽然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人数有限，且自查自判有违中立的地位，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3.社会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论证充分性欠缺

目前，各地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希望通过规范社会调查的内容和设置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使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然而，从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普遍

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同时报告对被告人的描述过于简略，具体分析不够，调查结论和调查依据之间欠缺逻辑论证。

对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个人构想：

1.明确社会调查的功能定位。

既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的制度设计在于充分考虑未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实现刑罚个别化理念，那么就应当扩大社会调查制度的范围，将其适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时，又要防止将该项制度异化为对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要审慎考察社会调查报告，中立对待社会调查报告的结论。

2.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充分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社会调查的主体多元，实践中存在调查主体欠缺中立性、专业性的问题，同时调查主体的经费支出困境又限制了调查的深入开展。尤其是针对目前未成年人异地犯罪的案件，社会调查出现执行难的情况。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公检法三机关在不同诉讼阶段都有可能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一方面调查报告难以深入，另一方面又造成资源浪费。建议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机构，安排专门的社会调查员，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和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目前中国法学会诊所教育委员会的会员单位超过100家，全国各大法律院校都成立了法律诊所，在校的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作为未来的法律人，具有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天然优势，同时也是其社会实践的最直接和最无制度障碍的司法实践方式。因此，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和法律诊所教育体制有机结合，是解决社会调查主体人员不足、经费短缺的一个有效模式。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建立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协作网的呼吁和建议。

3.社会调查的程序应当提前展开。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各地规定社会调查的时限普遍不超过十天。很显然，如此短的时限也导致社会调查难以深入细致，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难以保障。因此，有必要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同时调查主体不由司法职能部门而由专业机构完成，这样不仅能为调查的质量提供时间上的保障，而且能为侦查机关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提供客观、准确的依据。

第三篇：司法报告制度

京保监便函【2009】163 号

关于建立北京地区保险司法案件

报告制度的通知

各保险公司在京分公司、各在京直接经营业务保险公司总公司、各在京保险中介公司：

为加强对北京保险业违法行为的监管，有效防范风险，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建立保险司法案件报告制度的通知》（保监发[2009]81号）精神，我局决定在北京地区建立保险司法案件报告及分析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保险司法案件的定义

保险司法案件是指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公司（以下简称“各保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营销人员，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涉嫌侵占、挪用、诈骗、商业贿赂、非法集资、传销等，被公安司法机关立案查处的案件，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非法设立保险机构、非法经营保险业务、涉嫌保险诈骗犯罪被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案件。

二、报送方式及时限

保险司法案件的报告采取专报和季报两种方式。专报由各保险公司在京分公司，各在京直接经营业务保险公司总公司及各在京保险中介公司（以下简称“各在京保险机构”）在保险司法案件案发后5日（指工作日，下同）内报送我局，对于可能影响行业的重大案件应在案发后12小时内上报。

季报由各在京保险机构汇总填报，并在每季度后7日内报送我局。

专报和季报均一式三份，加盖公章，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三、报告的主要内容

专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发案机构、涉案人员、案件性质、涉案金额、基本案情及危害程度、立案调查的机关及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你公司的应对措施等（具体格式及填报说明见附件1），我局收到专报后，可视案情要求发案机构随时补充报告案件的处理进展情况。各在京保险机构对保险司法案件进行专报后，根据案件处理情况，按时在季报中反映案件的起诉、判决或撤销情况。

季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各类保险司法案件的数量、涉案金额、立案情况、诉讼情况、判决情况或撤案情况（具体格式及填报说明见附件2、3），以及你公司案件形成的主要原因、防范的措施等。若在报告期内未发生保险司法案件，也应采取零报告。

四、相关要求

（一）各在京保险机构要高度重视保险司法案件报告工作，建立案件报告责任制，及时、准确地报告本单位的各类案件，不得迟报、漏报。对因迟报、漏报，甚至有意瞒报、谎报造成严重后果的，我局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各在京保险机构要加强对保险司法案件的监测与分析工作，定期对本单位的各类保险司法案件的进行深入分析，认真研究各类案件的发案特点和规律，积极做好案件预防工作，有针对性地消除内控机制方面的隐患。

（三）各在京保险机构要加强对保险司法案件的跟踪，做好和与司法部门的沟通工作，及时掌握情况，切实防范市场风险。

（四）各在京保险机构应于2009年8月5日前，将本单位保险司法案件报告工作的责任人报送我局（具体格式见附件4），同时报送2009年二季度报表，并补报2008、2009年一季度的报表（即《保险司法案件汇总表》和《保险司法案件明细表》）。报送时请勿修改表格样式。

产险处联系人：李晓明 联系电话：66286373 传 真：66288138 电子邮箱：circbj@126.com 寿险处联系人：孙妍 联系电话：66286098 传 真：66288139 电子邮箱：circbj_sx@circ.gov.cn 中介处联系人：蒋胜蓝 联系电话：66286667 传 真：66288131 电子邮箱：shenglan_jiang@circ.gov.cn 重大保险司法案件24小时联系人：芮楠 联系电话：*** 附件：

1、《保险司法案件专报一览表》及填报说明

2、《保险司法案件汇总表》及填报说明

3、《保险司法案件明细表》及填报说明

4、《北京地区保险司法案件报告联系人情况表》

第四篇：司法联络员制度

铁锋区人民法院便民诉讼联络员制度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有效搭建与社会各界及中小型企业、社会团体良性互动的沟通平台，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及省高院“访企业、提建议、促发展”整体意见的要求，促进我院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制定便民诉讼联络员制度。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解决基层群众诉讼难问题，及时化解矛盾，在全区建立8个便民诉讼服务站的基础上，通过向全社会聘请便民诉讼联络员，形成以人民法院中心，便民诉讼服务站、便民诉讼联络员三位一体辐射整个辖区的便民诉讼“网络”，实现司法为民、利民、惠民的宗旨目标。

二、实现目标

便民诉讼联络员制度的建立，将使我院通过便民诉讼联络员更加及时、全面地了解辖区群众在想什么，群众需要什么，群众面临什么法律问题或困难，特别是企业对司法的需求，从而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有的放矢、及时、有效地提供实实在在的法律帮助和服务，使企业和辖区群众能够通过便民诉讼联络员，更好地了解法院、理解法院、支持法院。

三、便民诉讼联络员基本条件

便民诉讼联络员由企业、街道、乡镇党委、政府、群众推荐，我院审核，由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工作责任心强、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企业工作人员、村支书、社区书记、村委主任、社区主任、调解员、治保主任等人担任。

四、诉讼联络员工作职责

我院通过统一制作“便民诉讼联系卡”，使群众可以通过卡上的联系电话直接向便民诉讼联络员了解情况或反映问题，便民诉讼联络员对调解不成的民事纷争，能及时向我院反映。同时要求便民诉讼联络员经常主动进村入户，向群众宣传法律，提供法律咨询，当好群众与法院之间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1、负责收集本区域的群众诉求，通过法制宣传引导当事人理性诉讼；

2、依托诉讼联络信息平台做好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反馈工作，促进民意沟通；

3、帮助法院送达法律文书、调查取证和提供证据、线索；

4、开展诉外调解工作，参与审前调解、诉讼调解等工作；

5、协助参与涉诉信访工作和突发事件的处理工作；

6、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司法职责。

7、积极收集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评价信息，随时反馈，为法院及时调整工作重点，规范司法行为提供依据，当好“信息员”；积极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普及法律，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当好“宣传员”；对法官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的纪律、作风和公正程度等方面进行监督，当好“监督员”。

五、便民诉讼联络员的工作要求

1、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

2、依法、依规履行工作职责；

3、严守工作秘密，全心全意为法院和当事人服务；

4、作风正派，诚实守信。

六、法官与便民诉讼联络员的日常工作管理

1、建立法官与便民诉讼联络员的信息网络机制，实现法官与便民诉讼联络员的日常工作的信息共享和对接，及时发布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2、建立联席研讨会机制。由法院负责定期召开研讨会，了解社情民意，共同研究辖区的涉诉涉法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对策。特别是要加强对企业涉诉问题的调查研究，全面了解企业的司法需求。

3、建立培训指导机制。结合辖区群众的司法需求确定专题，由法院负责定期对诉讼联络员进行业务培训，通过专题

辅导、庭审观摩、案例研讨、举办论坛等形式，讲解法律知识，传授调解技巧，促进提升便民诉讼联络员的履职能力。

4、建立庭审观摩机制。定期组织诉讼联络员旁听相关类型案件的公开审理情况，充分发挥庭审观摩活动的教育和指引功能。

5、建立重大情况报告协调机制。负责企业的诉讼联络员要及时向法院汇报企业发展形势、重点支柱行业法律风险状况、重大涉企案件防范处置等情况，要主动工作、积极作为。

6、建立案件跟踪回访机制。由联络员协助法院对已审结的进行跟踪回访，反馈案件社会评价，了解相关司法需求，帮助完善管理措施。

7、建立司法建议机制。定期对诉讼案件进行分析汇总，对企业经营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及时提出防范建议。

8、建立激励奖惩机制。为诉讼联络员建立工作档案，实行动态管理，每年组织开展优秀诉讼联络员评选活动，给予一定奖励；对履职不积极或不再具备履职条件的，及时发出建议予以换聘。

9、法院对诉讼联络员提供的信息有保密的义务。因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泄密导致诉讼联络员受到侵害的，法院及相关人员应予以赔偿，情节严重造成影响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七、机构设置

为了将此项制度落实到人，实施到位，我院设立便民诉讼联络员领导小组，组长由院长杨兴义担任，各党组成员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便民诉讼联络员办公室，由副院长李向忠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研究室为成员单位，由便民诉讼联络员办公室负责诉讼联络员日常工作。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

二O一二年三月

第五篇：小议司法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小议司法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保护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

在我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通过依法履行职责，对未成年人实施相应的保护措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为祖国美好将来奠定更坚定的基础。

未成年人的发展关系到祖国的未来。所以，为了使未成年人更好地成长，司法保护是必不可少的。

在我国，司法部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特殊制度。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法保障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受抚养权等、这些方针都是为了让未成年人得到更好的保护，在司法部门的有力保障下健康成长。司法保护与未成年人的利益也息息相关，在我们生活中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潮安县某地15岁的张某家丢失了1000块钱，其父亲到虽在乡镇派出所报案。经公安人员调查取证，很快查明钱时张某所偷。公安人员考虑到张某的年龄以及其父亲极力要求不要对儿子进行处罚等原因，只对张某进行教育，让他写悔过书，没有对他进行严厉处罚。这避免了对张某的处罚，同时也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和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不正凸显出司法好糊未成年人的重要保护作用吗？

犯了小错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改过。司法保护，在未成年人犯错时能及时引导、教育他们，秉承挽救的方针，帮助未成年人走出迷途，踏上光明大道。假如没有司法保护，未成年人一旦犯错将无法抹去痕迹，浪费青葱岁月，甚至还可能怨天尤人，虚度美好年华，从此一蹶不振，不思进取。

潮州电视台不久前报道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小女孩，因为继母不肯把他父亲的遗产分配给女孩，于是，女孩在亲人的帮助下把继母告上法庭。后来，在司法部门的有力保障下，女孩拿到了应得的财产。这说明了司法部门保障未成人的继承权等合法权益。

当今的青少年大多因为好奇心的驱使，一不小心步入歧途，倘若没有司法部门相关人员的教育，这些未成年人是不是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是不是还无法得到正确引导，一错再错？

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司法部门则像辛勤的园丁，细心呵护未成年人成长。但仅社会处处是陷阱、网络、吸毒、赌博等等对未成年人身心不利而又易使我们误入歧途的犯罪道路深深影响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而司法部门能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让我们在有利的保护下成长。

当然，我们未成年人在遇到诱惑是也要学会理性对待，学会分析，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拒绝不良困境；学校要及时了解孩子，帮助孩子走出困境；学校要及时制止未成年人违反记律的行为，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小公民；社会也要关注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努力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据新华网调查报告，我国未成年人的犯罪比例逐年上升。从犯罪年龄看，16至不满18岁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力军，分别占2003—2005年和2006—2008年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总人数的80.13%和82.95%。从这组数据来看，未成年人的犯罪比例还将持续上升，如果人们不加以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那么，以后祖国很难会有更好的发展。

司法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让我们和司法机关一起行动起来，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作为长辈，应该加强对孩子的法制观念宣传；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在校要遵守校规，在公共场所要遵守公共秩序，要在心中树立是非标尺，用伟大理想陶怡情操，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像司法部门一样为开拓祖国美好未来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