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真正的负责任是主动负责
真正的负责任是主动负责、主动承担责任，是对潜在风险的强烈敏感和勇于质疑的精神。被动的履职和主动的负责任，所取得的结果迥然不同。被动履职，往往工作平庸，事业平淡，给工作造成不协调、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支出。真正的负责任，才能把工作做到位乃至超水平完成任务，我们的事业才会蒸蒸日上，个人心情也才会坦然和舒畅。
。平时，我们自己的企业当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按照流程走下来的事情，明知有欠缺也会“不折不扣”的执行，哪怕出了问题再去补救也不愿在事前说个“不”字，这是缺少责任感的表现；同事之间处理工作，本来一个电话或当面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发个E-mail或递张paper强调一下事情的重要性也本无可厚非，但若是为了分清责任、留下“证据”，就是管理工作中教条主义的表现。当然，按规范要求办事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不能教条的执行体系和规章，否则会浪费人力物力，也不利于企业发展。
十分钟的悲剧使我们想到
读了《十分钟的悲剧》这则故事，再次引发了工作责任的话题，感触很深。故事给出的结论是只要当中有一个人能认真一点，就不会发生这个悲剧。那么，这个人应该是谁呢？是首席执行官还是董事长？是国际部经理还是副经理？是结算部经理还是结算部的操作员？还是所有的人轮流“做庄”？这个人不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长期高度绷紧神经来应对突发事件的。
其一，主人翁意识的缺失。缺乏主人翁精神就会丧失工作责任感。故事中的每个人都没有站在主人翁的角度来看待、处理和雷曼兄弟之间的业务。悲剧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每个岗位主人翁精神缺失——缺乏应有的工作责任感。
其二，就常规工作而言，执行标准的流程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手段。但，面对突发事件，打破常规的应急机制才是应对危机的最可靠的防线。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十分钟的悲剧都发生在危机的爆发点，德国国家发展银行缺少敏锐的应付突发事件的防范机制。发生悲剧是必然的。
其三，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有主观能动性，人的工作不是单纯的重复和感性行为，而是富有思想和意识的理性行为。问问首席执行官乌尔里奇·施罗德、董事长保卢斯、结算部经理德尔布吕克、操作员曼斯坦因他们在处理雷曼业务的时候，忘记了发挥他们的主管能动性！
《十分钟的悲剧》，给予了我们深刻警示。为了在今后的工作中避免差错，提高效率，场取得快速发展，我们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完善。
第一，树立高度的主人翁精神，确实培养工作责任感。
这就是做为财务主人翁精神下的责任感。
第二，树立高效的团队合作意识，避免业务操作中出现“盲点”。在具体工作中，无论财务还是其他行为，靠的是团队中人与人的沟通与合作。我会以高度的责任心时刻工作动态，及时互通信息，把公司利益放在首位。用眼睛、用耳朵、用心感知每一个影响公司发展的细节，用责任心、用行动处理任何一个关系公司发展的事务，以责任人的心态办好工作中的任何一件事情。
第三、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我们的工作目标只有一个，而我们的工作方法多种多样。一个有朝气的团队，应该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团队。通过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摒弃工作中的消极心理，打造一个奋发向上的团体！
觉得无论什没有一个人是愚蠢的，但是就在这10分钟内，因为这些不愚蠢的人都开了点小差，演绎了一场悲剧。人们总是在想，这件事情他（她）会去干的，我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因为这种心理，让所有的人都放松了警惕，放松了绷着的那根弦，放松了对于自己岗位应尽的职责。上至董事长，下至操作员，正是因为这种“他（她）会去干的”本不该有的心理，从
而让悲剧有了可乘之机。
我们不仅扪心自问，当悲剧发生时，我们总在抱怨别人，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过失。
学会承担，学会负责任吧！
么时候，都要恪尽职守，不可依仗别人。一是要培养员工具备“主人翁”意识。一个企业要正常运作需要各个部门间协调运作，尤其象我们企业环环相扣的运作模式，不论是原材料进口、物流运输、生产加工、包装、销售、资金回笼或是财务登记，任何一块出现问题都可能直接导致企业利益的直接损失。员工在严格遵守企业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之余，树立“主人翁”般的工作责任心才是配合协调企业正常运作的关键所在。而责任心的建立，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1、前期选调高素质的人才，在人员的招聘上，要严格把关，筛选高素质、具备职业道德的人员。
2、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制度，制度的制定上要结合实际情况，根据各个部门的运作情况设定，做到责任到人，分立第一、二、三责任人，避免由于请销假而导致的责任落空情况。
3、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和造就了员工的企业归属感
和主人翁意识，而企业文化的营造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需要领导者把握好定位，制定一个长远的计划并坚决实施。
二是制度的实施和制定上不能墨守成规。“十分钟的悲剧”之所以会发生，一方面暴露出德国国家发展银行经手此次事件人员责任心的缺失，但从另一方面来反映出，企业者起初即便很好地制定了企业的规章制度，但引导员工对其制度的理解和遵循实施力度不够，未能让员工灵活的去遵循和理解制度。从而导致员工在遵循制度上，只片面的、机械地执行了书面的内容，好比卓别林电影中影译的机械工一样，眼里就只有了螺丝帽。从而导致面对责任时相互推诿，链条式的审批程序让在链条上各个环节的人员都把责任当成皮球踢到前一环节或后一环节的人身上，制度上造就了责任的明确性。
三是要注重环节上的沟通不能孤立运作。企业的各部门间的独立运作有利于各部门间相互监管，相互制约，并且专业化的操作便于效益的提高，有利于专心做好分内工作。但这在一定条件下仍有弊端，如果作为管理的中层干部不能完全了解企业的整个操作流程，对整体概念的把握产生模糊的前提下，就不能很好地在本职岗位上很好地发挥自身作用，没有个整体的概念，往往很多事情就容易拘泥于制度和现岗位上，容易导致裹足不前，不利于发挥各部门间的最大能力。所以建议企业的中层要能全面了解企业的整体思路和运作流程，了解和熟悉本部门外的生产、管理工艺及企业的整体计划和发展思路。
第二篇：负责是一种习惯
负责是一种习惯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同事们，大家好，我是，隶属于202车间，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负责是一种习惯”。
每个人从呱呱坠地的一刻起，就注定要为这个世界担负一定的责任。古语有云：“言必信，行必果。” 每个人对自身责任的认知程度，可以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发展，可以影响一个团队的进步，乃至一个民族的兴衰。负责只是一种坚持、一种勇气、一种执着，更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需要养成负责的习惯。
一个懂得负责的人必定是尊重自己的。尊重自己的重要前提就是对自己负责，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负责。从大学校园毕业的那一刻起，我已不再是那个每日为考试成绩挠头的孩子，我走进了中药有限公司的大门，跨入了让我憧憬、向往的医药事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药人。我知道，我的青春将会在这里绽放，我的激情也将在这里迸发！作为中国制药行业的一员，健康所系，生命相托，我们担负着保证药品质量安全的重大责任。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艺员，负责车间三大粉针制剂品种的配剂工作。一批合格产品的含量与性状控制，全赖于我们笔下每一个数字的变动：每一只粉针有效成分的含量，我们都要仔细测算；每一批产品的热源风险，我们都要竭力排除。尤其是中药注射剂，药物成分复杂、药物性状不稳定、有效成分含量变化相对较大，其生产难度可想
而知。稍有差池，便可能酿成难以弥补的大错，使患者的病情雪上加霜。所以我们理应严把质量关，因为优质的产品就是我们与患者之间的桥梁，一座坚固的信任之桥。若没有负责的态度，纵使再完美的工艺，再先进的设备，也无法承担起药品质量安全的重任。我们尊重自己的工作，就是尊重患者的生命，这是值得我们为之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事业。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我们手中的产品便是艺术的结晶，是我们极力追求的目标，是最为完美的杰作！
懂得负责的人必定会理解他人。负责不仅仅局限于自身，更要对身边的每一个人负责。大家生活在集体之中，而社会环境又在不断变化。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担负着不同的责任，每个人的行为时刻会影响他人。在父母面前，我们是顽劣的孩童，我们生活中的一点坎坷都会让老人担心不已；在孩子面前，我们是启蒙老师，我们的举止会深深映在孩子稚嫩的心灵之中；在单位同事面前，我们是合作伙伴，我们的每一个细微举动都会影响整个团队的任务进程。作为202车间配剂岗位的一员，我们属于中间工序，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每一批合格产品的诞生都离不开全车间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和彼此之间默契的配合。药物提取的同事们为我们生产出高质量的药物提取物；我们为粉针的冻干岗位的同事提供含量、性状符合预期的混合药液；而冻干岗的同事又将药液变为性状稳定的固态成品，丝丝紧密，环环相扣，每一次成功的配合，大家的脸上都会露出会心的微笑。我们要为身边的每一位同事负责，我们的努力带来的是团队的便利，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带来的则必定是事业的腾飞！
懂得负责的人必定是敬业的。热爱自己的事业、忠于自己的职责，严守自己的岗位。作为一线生产人员的我们，要保证生产工作的连续性，决不能因为人员、设备的原因而中断生产。因为，生产的中断不可避免会导致生产周期延长，而正常生产周期外的每一秒钟都会给产品质量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同时，也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为此，同事们着眼于日常：加强业务培训，以培养个人技术水平；提高设备的检测、维护频率，以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当我们的管线出现渗漏时，是维修组的同事趴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一厘米一厘米的寻找故障点；当我们的用水量急剧增加时，是水处理的同事整夜守在液位计旁边，一点一滴的为我们储存注射用水，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因为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无私奉献的美丽身影。是大家对责任的明确认识，成就了我们每一个人崇高的敬业精神，也铸就了我们高标准、严要求的药品质量！
“见一叶落而知秋之将至，鞠一捧水而知江河之清”。责任，是我们衡量自身内心的天平，是我们成为品格高尚模范的基本要求，更是我们奔向成功的动力源泉。负责是一种义务，更应该是一种习惯，勇于坚持，甘于奉献。最后，我想引用温家宝总理的一句话：“回首过去，我们曾共同努力，展望未来，我们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养成负责的习惯，共同撑起远航的风帆，开拓！进取！再铸我们中药人更为辉煌、壮美的明天！
第三篇：主动让座是美德（范文）
主动让座是美德
李美莹
人之立身，所贵者在德。在我们当今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形势下，发扬助人为乐，扶贫助困，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的社会公德更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上星期，我从客车去奶奶家玩。车上人很多，十分拥挤，我站在人群中的夹缝中坐到了一个空位。到了一站，人们蜂拥而上。我看见了一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慢悠悠地上来了，被挤在门口。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老奶奶，您坐这吧!！”人们看了看我，都主动让出一条道路来，还不时有人扶老奶奶一把。老奶奶高兴地说：“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大家被当时的情景感动了，心里暗暗地想：以后，我要在更多的场面做出更多的好事。
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人们的公德意识在加强，他们每一个人做得都很好。其次，过道上的人们能够自动让出路，并扶老奶奶坐下，可以看出人们都是充满爱心的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在更多场合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心，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第四篇：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的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很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的话题，你们认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其实幸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要我们用心体会，观察，就会发现幸福就在我们身边，而真正的幸福更需要我们关注生活、关心他人，不仅使自己感到快乐，而且让身边的所有人都活在快乐的氛围中。这样，不但自己能获得快乐，得到幸福，身边的所有人也被你的行为所感染，一传十，十传百，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同时，我们也会感到只要身边的人快乐，自己也会感到快乐，从而，身边的人感到幸福，自己也会感到幸福，这就是真正的幸福。
为身边的人排忧解难、解脱他们心灵的困扰，也是真正的幸福。当我们身边的人有心事时，适时地与他们进行沟通，了解他们不高兴的根源，分析他们当前的情况，及时抚摸他们心灵的创伤和引导他们放松紧张的情绪，谈一些他们喜欢的话题，这样不仅帮助他人，使他人的心灵得到放松，而且自己也能从中了解更多事情，提高自己处理事情的应变能力。排除他人的烦恼，不单自己获得快乐，他人也受快乐的气氛影响，从而真正地从困扰中解脱出来，就像在寒冷的冬天里突然有一束温暖的阳光照射在身上一样，使人得到安慰和感激，这也是真正的幸福。
自己获得快乐并将它推己及人，也是真正的幸福。当我们听到一个笑话，并在适当的时间将之与身边的人分享，让他们能在劳累的生活、繁忙的学习中与我们会心一笑，彼此真正地了解到笑话的真谛，从而为身边的排除烦恼，缓解疲倦的身心，这样不仅仅自己快乐，他人也感到快乐，这也是真正的幸福；当我们解出一道难题或获了奖，将我们的方法和心得巧妙、适时地与身边的人分享，把自己的解题过程和奋斗历程与身边人共享，同时聆听他们的看法，听取他人的观点，共同促进，不仅激活奋斗的动力，创造更好的学习氛围，也会得到身边人的肯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自己和身边人各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这也是真正的幸福。
其实，幸福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用想“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想的那么迷茫，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幸福就是有我们的心态决定，并不是由我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由此，我们每天保持开心、快乐的心情，微笑每一天。不仅自己的心情愉快，这也可能影响到身边的其他人，或许有一些人心情正低沉着，看到你脸上的微笑，心情可能会恢复，变得开朗起来；或许我们自己被一些琐碎的事情所困扰，但我们以另外一种态度来对待，看法不同，或者心情可能会好起来。真正的幸福是主观能动性的，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微笑每一天，坦然地面对生活的琐事，真正的幸福就在我们的心中。用发现美的眼睛着眼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真正地行动起来，真正的幸福随时随刻都陪伴着我们。同学们，我说了那么多，你们是否找到“真正的幸福”的含义了呢？我们赶快行动吧。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祝：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致谢。
姓名：陈凯玲
日期：2013/5/30
第五篇：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鲁迅说，不做亡国奴固然是对的，但我们就甘做有国奴吗～～～
一、引言——“爱国”的用途与误用
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时代，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明日黄花。1 [1] 如果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原本没有国家，如果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正在（哪怕是极为缓慢地）将整个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那么过去曾被奉为至上的民族和国家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片段而已。就和人一样，有生必有死；“民族”或“国家”作为一种历史虚构，或许是不值得不遗余力抓住不放的，更不值得为了“爱国”还是“卖国”而打个你死我活。但在近代，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第一大天经地义的信条，有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奇威力。一旦被标榜为“爱国者”——如岳飞、文天祥或林则徐，就青史留名、千古不朽；一旦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如当年出面签定条约“丧权辱国”的琦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李鸿章），则注定面临着万劫不复之境，不论历史真相如何都为万人所指，纵然跳入黄河也洗不清。“爱国”与“卖国”作为黑白两顶相辅相成的大帽子，承载着历史的千钧之重，足以震慑世人肝胆，令其“战战兢兢”、“危言行孙”。
尽管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可能言之凿凿，但是“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说清楚。更近的不说，笔者且以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一起标准的“抗日救国”事件为例。史书上都记载，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拦日军进攻，于1938年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死亡89万人，而日军伤亡竟只有上千人！即便这种做法可能一时阻挡了日军的进犯，2 [2] 难道这就是“爱国”吗？不要忘记，即使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也仅杀戮了30多万中国人，和“国军”的这一惊人举措给中国平民所造成的灭顶之灾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3 [3] 这种行为在本质上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恐怕得看我们究竟如何定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爱国就是为了“中国”的门面、国土的完整，那么黄河决口不失为“爱国”行为——至少其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证明得不偿失、徒劳无功而已；但如果爱国是指“以人为本”——爱惜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不是“爱国”，而且有可能是在“卖国”了。笔者并不是在鼓吹“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人民自己情愿，完全可以“誓死不当亡国奴”，为了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尊严而奋战到最后一人；但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强求当地居民这么做，政府更不能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抵制侵略的名义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
上例表明，即使对于抵御外国侵略这类看似天经地义的爱国主义主题，爱国和卖国仍然可能是很难区分的。如果明知本国部队无力保卫一座城池，而徒劳抵抗肯定会招致入侵者的屠城，那么究竟应该是抗争到底还是不战而降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道德选择。笔者无法论证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而只想说明情绪化的宣泄是不负责任的。但及至今日，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仍然被作为某些激进的反人类行为的道德资源。虽然发生在异国，最近的伊拉克战事以及恐怖主义袭击还是为国内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场所。在网上评论中，一些网民们对于英国、埃及以及伊拉克国内为新政府服务的美国“走狗”遭遇人为不幸表示幸灾乐祸。4 [4] 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人肉炸弹”是不长眼的；当它们在地铁或马路上爆炸的时候，谁能保证遭遇不幸的人都是“走狗”？况且如果伊拉克人民在新的体制下真的能过上自由、民主与和平，他们的合作或参与又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回到萨达姆的时代？！
不可否认的是，就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其独特的功用。正如阿克顿指出：“爱国主义之于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于宗教，它防范着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如同信仰防范着狂热和迷信。”5 [5] 事实上，爱国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不可挑战之信仰，无非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因战败而受到列强的种种屈辱。从文化进化论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困境——尤其是外来压力——下的自然反应。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一般不会如此在意区区几个不足道的“卖国者”，他们也没有能力造成实质性伤害。但一个失败的民族不仅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而且对内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法宝：它既能整合民族内部的力量，平息内耗与纷争，又能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且不论它政治上正确与否，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民族的起死回生可以是一种颇有功效的兴奋剂。
然而，既然处于“真理”的范畴之外，爱国主义就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东西。6 [6] 就其社会功用来说，它既然有能力做“好事”，那么也就必然有可能做“坏事”。事实上，笔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必然多于其消极作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原本良好或无辜的初衷往往会被“创造性转化”为罪恶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尤其容易被情绪化，甚至可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其铲除异己、实行专制的工具。7 [7] 因此，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笔者并不认为爱国主义必然意味着非理性的情绪化，甚至也不认为即使是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必然是不好的，但盲目的爱国主义确实是危险的。笔者只是坚持认为，当我们主张一种理念（譬如某某主义）的时候，这种主张本身必须有清楚的意义，而不能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情绪，否则确实很容易误入歧途并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或为已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失误提供正当性辩护，使整个民族在一片“爱国”的喧嚣声中丧失正视和反省自身不足的能力。
本文旨在澄清“爱国主义”的意义，消除这个概念曾引起的种种误解。在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和主权至上联系在一起的。本文的一个目的是促使两者“脱钩”：爱国并不是国家主义者的专利，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完全也可以爱国。事实上，本文通过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论证，主权至上的爱国主义是空洞和虚假的，最后往往导致误国甚至害国；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以人为本位，高扬人权、和平与自由，坚持国家和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实质性利益。只有站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才可能坚持真正的有意义的爱国主义。
二、“爱国”之本是爱人——从方法论个体主义看“国”的本义
“爱国主义”的问题首先是在于“国”，其次才在于“爱”。8 [8] “爱国”，首先要明确爱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对象弄错了，可能导致缘木求鱼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以至“爱”得越深、害处越大。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国”，首先必须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当然，明确了“爱”的对象之后，还要注意“爱”的方式；否则，错误的方式同样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是和整体主义（holism）相对的一种研究思路。整体主义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坚持整体——宇宙、社会或人体——是一不可分割并不可约化为其组成部分（如社会中的个人或人体中的器官）的有机体，否则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破坏了有机体的 本来面目。9 [9] 虽然整体主义思维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推到极端就可能导致危险的社会后果。10 [10] 个体主义虽然承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坚持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且只有被分解为更细小的组成部分并分析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才能获得认识；11 [11] 泛泛地谈论“整体”在理论上没有意义，在实践中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被用来支持一些本来在更细致的分析面前站不脚的观点。因此，凡是谈到宇宙，就不能不具体分析宇宙的组成部分；谈到社会或国家，就不能不把着眼点放在组成这些整体的众多个人；谈到人体，就只能深入到人体中去研究人的大脑组织、器官、循环系统等等，而不是抽象地谈“人”。把这些器官按一定方式组织到一起，你就获得了一个“人”；把众多的人通过某种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关系组合起来，你就构成了一个特定形态的“国家”。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无非由是处于特定法律和政治关系的个人组成的实体；忽略了个体，也就不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国家。12 [12]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极为悠久的国家，“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而且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压倒了私人个体。13 [13] 但事实上，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国家纯粹是一个虚构，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实在的人；要使“国家”像在中国那样行使那么大的权力，其背后还必须有一套关于国家运行的具体理论（譬如古代儒家的或现代执政党的理论）。这套理论决定了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行使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没有它，“国家”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幽灵，不能对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任何作用（好的或坏的）。就和“徒法不足以自行”一样，没有具体的人支撑的“国家”同样是空洞的。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是一个具体化和个体化的东西：具体的人在合法或不合法地代表这个“国家”行使着权力。因此，国家的整体主义观念其实只是一个迷惑人的假象。如果对它不加质疑地接受，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迷人的烟幕，麻痹人们的防范意识，进而允许某些人在这个烟幕背后以国家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为什么大凡专制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一套使专制行为合法化的整体主义理论，14 [14] 而整体主义思维的害处也在中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出来。
既然如此，我们在谈论爱“国”之前，就不能不先弄清楚“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不能不充分认识到整体主义思维的局限性并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只有借助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才能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面前，国家的虚假光环顿时消失了。根据个体主义的定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处于一定政治和法律关系的人的集合体。因此，所谓爱这个国家，不是指别的，只能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15 [15]
但究竟“爱”谁呢？诺大一个国家，可是什么人都有：既有圣人君子，也有平常百姓，还有十恶不赦的罪犯！显然，不可能要求人们爱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我们平时所说的“爱国”，实际上只是指“爱”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如此，盖由于人成长、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必然和其中许许多多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一旦脱离了原始的蒙昧状态，文明社会就注定离不开社会分工。看看现代社会的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都不是由个人劳动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形成的复杂网络提供的。正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交流维系了文明社会，使其中的个人过上健康、安全、舒适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依靠这个社会的其他人而活着；久而久之，便自然对其长年生活的人和土地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情感，使人乐意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至少不做损害社会其他人的事情。16 [16]
这是为什么当年苏格拉底即使在认为雅典陪审团判处自己死刑不公正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逃亡他国，因为如果认为对自己的惩罚不公正就逃避按照法律程序做出的惩罚，那么城邦的法律制度就丧失了效力，而这对于城邦的人民来说显然是莫大的伤害。苏格拉底之所以平静地接受了他本不应该接受的死亡，不是因为他屈服于雅典陪审团的不公正判决，而正是出于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雅典城邦的热爱。17 [17] 苏格拉底是因为鼓励年青人反思和挑战当时的社会传统及其思想基础而被处死的，18 [18] 而他选择死亡的理由最终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三、爱国的例证：社会功利主义与和平主义
根据上述定义，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那么几乎立刻可以断定社会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也必然是爱国的。根据边沁和密尔的经典论著，19 [19] 社会功利主义主张国家应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都应该最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就是所有个人利益之和。在这个意义上，功利主义只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种简化，它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定义为个人利益的线形叠加。既然功利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并促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功利主义者一般也可被认为是爱国主义者。
然而，社会功利主义者又不是狭隘的爱国者。由于功利主义以社会为基点，因而它是超越国家和国界的。因此，当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功利主义者未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盲目支持本国政府或人民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坚持一种普世性的视角，平等对待本国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并要求国家的政策或行为不仅有利于本国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自由主义等普世性哲学一样，功利主义也具有国际主义倾向。
中国的墨家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例子。孟子对墨子的总结很准确：“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20 [20] 尽管墨家理论并没有发展到边沁和密尔那么系统，也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公式，但其功利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21 [21] 在那个年代，墨家能将考察的视角放在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上，而不是“仁者无敌”之类空洞的说教，22 [22] 应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了。
也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上，墨子主张天下和平、反对并谴责几乎以任何名义的战争，因为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由统治者的野心发动的，对普通老百姓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23 [23]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24 [24] 谁贪图胜利、领土、权力之虚名？无非就是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扩大财富、疆土和权力的手段，流血和死人的代价则由平民百姓来承担，又何乐而不为？抛开御用文人为战争搜寻的各类托词不谈，战争对于墨家来说在本质上就是杀人而已。因此，“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一词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25 [25] 事实上，“君子”未必如此清楚这套并不难懂的道理。这正是为什么墨子不惜“摩顶放踵”，为了让封建君主“放下屠刀”而奔走呼号。26 [26]
现在设想墨子试图说服本国的君主为了人民——包括本国和邻国人民——的利益而放弃战争，他是否应该被贴上“卖国”的标签呢？在狭隘的“爱国主义”看来，他似乎显然是在损害本国的利益。但即使限于本国利益而言，即使战争胜利了，疆土扩大了，统治者的野心和虚荣满足了，老百姓除了充当炮灰并承担战争的成本之外，真正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墨子朴素的功利主义学说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解答：尤其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战争都是对国家（也就是人民）利益的损害，因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也必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四、“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么爱国就不一定意味着“爱”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虽然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并不等同于“国家”，更无法代表国家的每个人。因此，“爱国”显然不等于“爱政府”。如果说“爱国”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政府是否值得“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作为。事实上，如果一个专制政府屡屡坑害、鱼肉百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爱国主义所要求的显然不是“爱”这样的政府，而是恰好相反。
上述推理体现了一种契约论的逻辑：“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多多少少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人之所以爱国，社会之所以有权利要求人爱国，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或国家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赋予了必不可少的机会。人在出生之初是不可能像契约论所说的那样选择自己生活的社会，而在成人之后选择自由又受到了道义上的约束。正如洛克指出，一个人在接受了社会的养育之后，就等于默认了接受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因为正是这些规则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基本秩序，使人能够在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下顺利成长。27 [27] 作为回报，个人也应该对这个社会给予一份关爱，或至少是选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并不一定是完全无私的；尽管社会在潜移默化中（而非通过有意识的功利计算）形成了爱国情感，但这种“爱”其实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互惠交流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就和子女和父母在长期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家庭之爱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过程，或者这种过程并不是在和谐与互爱的大环境中进行，而是充满着争吵、压制、斗争甚至暴力，那么可以想象无论是家庭之爱还是国家之爱都不会产生，而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去爱家或爱国。28 [28]
除了个别极端的例子，29 [29] 个人应该感受到社会的恩惠，因为没有社会交流，文明生活就不存在，我们只能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可以说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但是对于政府，这份感恩就没有那么可靠的存在基础了，因而“爱政府”必然是有条件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的作用是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虽然政府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是不可少的，但它毕竟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因而即使政府达到了高效廉洁的理想状态，那也只是做了其份内的事情，是无须感恩戴德的。如果特定的政府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它显然没有权利获得任何尊重；相反，正当的做法是将它选下来。当然，开创契约论的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如此悲惨，以至任何将社会带入文明状态的政治统治都比各自为战的野蛮状态更好，因而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政府可以（甚至必须）是专制的。30 [30] 但如果要坚持专制，霍布斯的前提假定必须是民主政府必然不如专制政府稳定，而近代政治的发展历史证明这个假定显然是不成立的：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在某些地区巩固下来，且因为它有助于通过和平（法治）的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争端，这种制度事实上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31 [31] 因此，尽管社会必然需要一个政府，但它显然没有必要饥不择食地选择一个专制政府，并误以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对其诚惶诚恐、顶礼膜拜。32 [32] 政府统治是一种权力，但更是一种义务，而一个没有尽到义务的政府显然是不值得爱戴的。
然而，中国的儒家传统进一步将家庭关系扩大到国的层次，将地方官员作为人民的“父母官”，33 [33] 于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加入了一层似乎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既然官员有义务“爱民如子”，那么人民作为“子女”当然也有义务孝敬、爱戴自己的“父母官”。这种官民关系是建立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行为二分法之上：绝大多数“民”事实上都是自私自利、不能自治的“小人”，因而需要政府的管束，34 [34] 而儒家自我赋予的使命就是将“君子”输送到政府系统中去。这样，政府在道德上优越于社会一般人，而老百姓则只有仰仗明君、良相、清官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在儒家的图景中，民主不仅不可行，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小人”的统治显然不如“君子”的统治，而历史上的宫廷斗争似乎也证实了儒家关于“小人”坏事的预言。35 [35] 但在现代人看来，儒家的预言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自我肯定”(self-prophecy)而已：几乎所有关于宫廷斗争的事例其实都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由于缺乏外部制约，这种制度本身就给“小人”专权创造了诸多机会。在今天看来，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绝对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都有理性自私的一面，因而在掌握权力之后都有滥用权力（也就是将公权力占为己有）的可能。儒家的“德治”并非不重要，也未必绝对不可能，但纯粹依赖德治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36 [36] 且西方和某些东方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也表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小人”们是可以统治国家的，至少可以通过选择他们的代表来形成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法律。37 [37] 事实上，中国当今形形色色的腐败事例表明，没有“小人”的制约，即使“君子”在掌权之后也会变质，甚至变成肆无忌惮搜刮社会财富的罪犯！
因此，“家”和“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政府并不是什么“父母官”，人民也没有爱戴政府的天然义务。儒家之所以要求子女无条件地孝敬父母，主要是因为子女受了父母的生育和养育之恩；38 [38] 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社会结构中，家庭承担着抚养子女的主要义务，而这是子女和父母都无法选择的事实。这是为什么即使家境贫困，即使父母按照社会标准来说不那么称职，子女仍然有孝敬的天然义务。39 [39] 儒家的错误在于将这一层关系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天然关系。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不是政府造就并养育了人民，而是人民造就了政府，并通过纳税或其它方式维持政府的存在和运行。如果特定的政府未能履行其基本义务，那么人民显然可以罢免他们并另行选择更好的管理者，就和公司的股东替换董事会和总经理一样。
由此可见，关键问题不是究竟是否“爱”政府，而是为什么“爱”。人民可以“爱”一个政府，但前提是政府本身必须是可“爱”的。如果政府官员无法无天、贪污腐败，随意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制度的缺陷又纵容了政府的任意性并对此熟视无睹，那么要求老百姓“爱”这样的政府显然是荒唐的。40 [40] 反之，一个人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而不爱政府，却并不一定妨碍他爱国。由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国家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政府则是由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官员）组成的，41 [41] 因而任何人都完全可能爱其中一个而非另一个，而不违反任何逻辑规则。42 [42] 尤其是在人民和政府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情况下，爱国和爱政府甚至可以变成 两种不可调和与不可共存的情感。
当然，在哲学意义上，确实存在着谁对政府决定负责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由于选民选举议员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进而决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且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将影响政府的立场，因而政府、国家和人民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人民为政府政策负责。事实上，这也是网上有人支持自杀性爆炸等恐怖主义活动的依据：虽然是美国政府——更具体地说是总统及其白宫的工作班子——决定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但这种政策获得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大多数选民之认可，因而针对这些国家的平民实行恐怖袭击是正当行为。既然英国是美国坚定的盟友，最近发生的伦敦连环爆炸案也是正当的，因为在充分享受选举权以及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国家，平民最终要为自己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承担后果。根据这种推理，甚至在自杀式爆炸中身亡的伊拉克平民也是“死有应得”，因为他们“应该”通过选举等手段将现行亲美的“卖国”政府选下去。笔者在此无意论证这种观点是否在哲学上站得住脚，43 [43] 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推到极端，这种逻辑最终将完全混淆人民、国家和政府这些不同性质的概念，因为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里，人民也可以被期望通过拒绝纳税或暴力抗法等手段反对现行政府及其政策，而人民未能这么做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对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因而也应该对其“负责”。按照这种逻辑，日本攻占南京后进行“大屠杀”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南京市民应该为国民党部队的（有限）抵抗及其给日军造成的伤亡“负责”。其荒谬如此显然，不攻自破。
总之，笔者希望以下命题是自明的：“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因而“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事实上，爱政府也不一定意味着爱国，不爱政府未必意味着不爱国；即便政府不可“爱”，也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不爱国，更不意味着可以像恐怖分子那样因为反政府而残害无辜的平民。
五、“爱”不等于恭维
澄清了“国”的意义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可算作对国家的“爱”。由于国家不等于政府，“爱国”并不必然要求“爱政府”，因而一个人显然可以批评——甚至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或导致这种行为方式的社会制度，而这丝毫不妨碍他“爱国”。事实上，批评甚至不意味着他就不“爱”这个政府。如果他确实认为政府做错了，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决定、行为甚至法律违背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一个爱国者有义务坦诚表露自己的看法，敦促政府改正错误。盲目站在政府一边为政府说好话，只能使之一错再错，任由其损害人民（也就是国家）的利益。这样的人尽管成天将“爱国”挂在嘴边，其实并不配“爱国者”这个崇高的称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将政府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如上所述，政府是由广大纳税人抚养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是父母，政府是子女。就和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该批评的时候就得批评；善意的批评不仅是人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而且也正是“爱”的表现。44[44]
一个或许有争议的问题是，如果爱国并不意味着附和政府，那它是否也意味着可以批评——包括尖锐地批评——这个国家的人民？笔者以为，一个进取的民族应该包容所有的不同意见，包括对自己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一些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为大多数人共有的“劣根性”，从而妨碍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固然，批评意见不见得都对，但如果扼杀了所有的批评，那么这个民族连正确的意见也听不到了，因而必然将因循守旧、固步自封。45 [45] 因此，即使面对不公正的批评，也不能动辄以“卖国”相要挟。
综上，笔者认为下列论断是自明的：爱国不是不批评政府，不是不针砭制度的弊病，不是无原则地认同政府或社会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不是不能尖锐地批判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否则，诸如鲁迅等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反传统人士就将首先成为“卖国贼”了。就和批评一个人并不等于不“爱”他一样，批评国家或政府也不等于不爱国，甚至也未必意味着不爱这个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因为爱之心切，所以才有这份“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因而即使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者也完全未必有任何恶意。46 [46] 反过来看，那些一味将民族“尊严”、“五千年灿烂文明”等甜言蜜语挂在嘴上的人士，也未必真正“爱国”。如果这个国家或政府确实存在着必须及时革除的弊病，那么他们至多只是贻误病情的庸医，以“爱国”之名行误国之实。
六、爱国与卖国——如何判断？谁是判断者？
首先，“爱国”和“卖国”未必是相互承接的两个概念。尽管对两者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但一般人似乎都可以接受，虽然爱国的程度可以有强弱之分，“卖国”的帽子却是不能随便扣的。因此，虽然某人不那么积极主动地“爱”国，但只要他没有什么极端出格的言行，他就不能被定性为“卖国”。事实上，如果在法律上严格定义，“卖国”就等同于叛国，也就是一种主动牺牲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行为，或鼓动这种行为或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在战争年代或其它极端情况下，47 [47] 真正的“卖国贼”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都对生之养之的家乡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因而在没有巨大的利诱或威逼之下是不会选择“卖国”的。事实上，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社会，也很少会发生动辄乱扣“卖国”高帽的现象。
有了以上标准，判断爱国或卖国的标准就不是一件难事。显而易见的是，爱国并不是盲目肯定自己的制度或政府的所作所为。同理，褒扬其它国家的制度并不是不爱国，即使这些国家对本国或其政府并不那么友善，或出于某种原因而成为大众情绪的众矢之的。48[48]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必须区别对待的两回事。它在外交上可能令我们看不惯，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它在国内施行的制度不受本国人民的欢迎，而后者才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更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效仿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表明其内政和外交一样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49 [49] 否则，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时代的悖论。当时，中国是处在一个相当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制度随着鸦片和战火一起被输入进来，而中国朝野对后者的憎恨最终使之也放弃了前者，以至在吸收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过程中走了一段漫长的弯路。这是我们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付出的巨大成本，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即使某种主张在效果上是有害的，政策之争一般也无所谓爱国或卖国，除非能证明某种立场的提倡者确实具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主观意图。50 [50] 人都会犯错误，但只要不是主观错误，只要提出主张的目的是真诚地为了促进国家利益，那么即使这种主张实际上适得其反，主张者并不能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否则，动辄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令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蝉，正常的政策争论就变了味，演变为政治权力或话语权的斗争。这样，即便是理亏的那一方也完全可以通过舆论压力甚至政治迫害等不正当手段强迫对方沉默，51 [51] 而这显然对于发现和确定真正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是不利的。
最后，谁有资格评判“爱国”或“卖国”？笔者认为，如果必须要对这类问题做出判断的话，那么这类判断必须被保留给自由的公共舆论；52 [52]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评判者。这是因为政府行为或社会政策是公众评议的焦点，而让政府作为审判官就必然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 法官。如果政府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可以肯定政府的评判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赋予政府以“爱国”和“卖国”的生杀大棒，无疑是在助纣为虐，封杀舆论对政府的制约，使政府得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涉及到叛国行为的时候，政府可以依据有关法律起诉叛国者，并由独立的司法在不受政治压力和大众情绪的影响下给予公正的判决。
笔者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言论是不可能构成“卖国”或“叛国”的。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和平，为了给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留下一点空间，让我们不要动辄挥舞“爱国”或 “卖国”的千钧大棒，尤其是不要将这项可怕的权力交给一个权力已经难以控制的政府。说白了，爱国主义无非归结为一条很简单的道理：对自己人好一点——至少不要利用“爱国主义”这顶帽子，迫害我们自己！
七、结论：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 在传统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将全部关怀集中在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之上，爱国主义则偏偏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去“爱”一个此身之外的庞大（弄不好可能是虚幻的）集体。固然，只要不走极端，自由主义者也会考虑个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其目标始终离不开个人；如果让他们在个人和国家或集体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偏向前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成为针锋相对的话语。对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来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包括对国内人权记录的指控——而有丝毫减损；53 [53]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无论国家主权听起来如何神圣，都不能为压制人权提供正当理由。爱国主义阵营认为，普适性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外国干预本国内政的工具，因而爱国主义必须高扬国家主权的旗帜。在现实中，老百姓也确实容易将维护主权的主张和“爱国”等同起来。自由主义阵营则认为，这种口头上的“爱国主义”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别有用心，在现实中注定沦为专制或暴民政治的工具，因而总是对它保持一种本能的警戒。54 [54]
笔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助于化解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或更准确地说，通过将国家归结为由具体个人组成的集体，它使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落到了自由主义的层面。55 [55] 爱国并不等于高喊空洞的口号，逃避本国的实际现状；相反，爱国首先要求关心具体的个人的命运，爱国是在爱人的过程中实现的。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为你自己争自由，就在为国家争自由。”这种脚踏实地的爱国主义从空洞的“国家”回归到实实在在的个体，从而避免了理论上的虚妄以及在实践中误入专制歧途的可能性。56 [56]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爱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爱国”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或无条件的忠诚。57 [57] 如果这个国家不可“爱”，又有什么理由强迫人们爱国？严格地说，爱国和国家的制度现状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一个生存状态很糟糕的国家，还是可以存在苏格拉底式的经过充分反思的理性爱国主义。但如上所述，对于多数人来说，爱国情感确实和制度现实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和社会现实不断使人感到失望，人们自然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疏离感。混淆国家与政府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但这种错误在普通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事实正说明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决然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两者之间的关联表明政府有义务通过维持良好的制度来改善国家的形象。在国家的现实状况和个人对国家的态度之间，需要改变的首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个体层面上，如果一个人想要别人爱自己，显然不能强迫别人产生“爱”的感受，而是必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和人品变得“可爱”一些；同样的，在集体层面上，如果要求人们爱国，那么首先应该从制度上让“国”变得更可“爱”一些，使人对其产生一种自然的归属感和骄傲感，而不是动辄以“卖国主义”的帽子甚至暴力相威胁而勉为其难。
迄今为止，爱国主义似乎理所当然地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一谈起爱国主义，似乎就必然意味着主权压倒人权，个人利益必须给国家利益让位。但笔者已在其它地方说明，就和爱国主义一样，“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既然国家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国家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国家利益非但不和个人利益相冲突，而且正是建立在众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58 [58] 至于主权虽然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国际法概念，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国内对象；59 [59] 中国可以指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主权，但中国政府同样不能以主权为借口而忽视国内的人权发展。事实上，中国百年历史的种种屈辱表明，如果在国内不能保障人权，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威望也很难真正确立起来；60 [60] 即使依靠武力建立起来，这样的“主权”除了满足一种虚荣之外，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归根结底，主权和人权完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内并行不悖，两者之间没有必要发生逻辑上的矛盾。任何民族都可以对外张扬主权，对内倡导人权。61 [61] 当然，回到黄河花园口决堤的例子，两者在现实中还是可能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回到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理性地审视并权衡以“人权”和“主权”为标记的两种立场给我们人民带来的分别是什么，而不是武断地以抽象的国家利益压倒具体的个人利益。最终的判断标准是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人，国家只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发明的一种便利而已；所谓“爱国”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尊重与爱护使“国家”这个概念获得实质意义的具体的人。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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