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的独立思考？

第一篇：什么是真正的独立思考？

什么是真正的独立思考？

来源： 大学网新人圈作者：新青年

很多人说，评价一个人和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不能带着先验的价值立场和政治倾向等有色眼镜来看，用学术语言来说这叫“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其实这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而已。任何人对材料的搜集、筛选、整理和分析，都会带着有色眼镜，而且人不可能搜集到所有关于该人该事的全部信息，即使搜集全面了，对于各个材料之间的关系的梳理，也会带着个人的想法。真正客观中立的是照相机，照相机可以将彼时彼地发生的事情真实地定格在照片上，而且照相机本身没有思想，它只负责捕捉画面。但看照片的人却是有思想的人，人会根据照片上所反映的事件进行联想和推测，而人一旦开始联想和推测，就不再是对客观事件的描述了，就会偏离客观实际。所以，说要客观中立地看问题的人，其实是没有思维的“照相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在独立思考，其实是自欺欺人，因为照片是可以造假的，只要我将照片PS一下，或者随便找几个群众演员摆个Pose照一张照片，或者捏造几个数据，就可以糊弄住这些人。另外，自以为客观中立的人，往往是自以为是的人。为什么?因为在他眼里，别人对人物事件的评价都是不客观不公正不中立的，都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或者政治倾向，而惟独他自己没有带着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来看问题，所以只有他才是真正客观公正的，才是唯一正确可信的。这种人，说好听一点叫严谨认真，说难听一点就是执拗、钻牛角尖。

这么评价这种人，并不意味着我鼓励大家总是要带着个人感情或者政治倾向来看问题。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极端，是另一种自以为是，即看什么都以自己的个人喜好或者立场作为评价标准。过犹不及。对于这种人，我们确实需要讲一讲客观和中立，不能完全按照个人感情而不顾事实去评价人和事。

以上介绍了两种看问题的极端现象，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既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中立，也绝对不能完全按照个人想法而罔顾事实。这里面涉及到看问题的方法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以便让大家更好地体会我们自己该如何看问题。首先是看问题涉及到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方面。所谓事实判断，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第一种人看问题的方法，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到底是真是假。简单说，事实判断就是要弄清楚是真是假的问题，就像法庭里面的举证质证程序，原被告双方提交证据，然后双方经过质证后，由法官裁判这些证据是否可以采用。这一点比较符合客观中立的标准。价值判断则是关于善恶、是非、对错的判断。比如，原告提供了被告偷来的钱包，法官认定这件事是真的，钱包确实是被告偷的，这叫事实判断，但光确认钱包是被告偷的并不意味着案子就完了，法官还需要说被告因为偷钱包，而偷东西是不道德的行为，是犯法的行为，所以需要予以制裁。给偷钱包的行为定性，这就叫价值判断。对于活着的人而言，评价人和事时，都需要既进行事实判断，又进行价值判断。对于照相机，它只进行事实判断，但对于人而言，你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如果不进行价值判断，那么事实判断也将失去意义，因为我们之所以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人到底做了些什么，就是为了对这件事或者这个人进行定性，也就是进行价值判断，说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进而说这样的事我们是要支持鼓励还是要反对禁止，对于这个人我们是表扬还是批评。

那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说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时候，要先进行价值判断，即先弄清楚这个人做了什么或者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在对这些已经弄清楚的事实进行价值判断呢?其实在现实操作中，我们无法这么机械地进行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是那么割裂的。价值判断来自于事实判断，受事实判断的制约，但主导事实判断。这二者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比如，人总是会根据搜集到的信息来验证自己此前的判断是否准确，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方法来对事物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我们也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比如一个新来的员工到公司上班，老板会首先问一问他之前和什么人交往过，做过哪些事，再在实际的工作中看他如何为人处世，做事是否踏实。这就是事实判断。然后老板会根据这些信息，来大致判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价值判断，老板的价值判断来源于他新员工的初步了解和他过往的用人经验。然后，老板根据自己的初步判断，给这个新员工分配一些和他能力大致相符的工作，如果新员工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那么就证实了老板对这个人的判断，进而交给他更多的任务;如果这个人没有完成任务，那么老板就会对这个人进行重新定位。这就叫价值判断来自于事实判断，受事实判断的制约，但主导事实判断。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做这样的思维活动，不要以为你能够超脱于世界之外来客观中立地看问题，也不要完全根据个人喜好和臆想来评价事物。

以上是从一个方面来谈看问题的方法问题。下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谈，即从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谈我们如何看问题。这一点比较抽象，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大部分人都是思维懒汉，不喜欢动脑筋，只喜欢别人直接给出标准答案，或者按照别人设定好的游戏规则去寻找标准答案，从来没有想过别人给我们设定好的游戏规则是否是有问题的，不敢去质疑。其实，真正的独立思考，不仅是对现有的标准答案进行质疑，更要去质疑答案背后的逻辑推导规则。只有不按照别人设定好的游戏规则去思考问题，才是真正的独立思考。但我们的大学老师中敢于去质疑游戏规则的人，很少，都以为在现有的学

术规范之内进行不同于其他人的研究就叫独立思考，这其实是骗人的鬼话。很多经济学家默认市场经济是好的，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进行理论创新，以为这就叫独立思考。其实这只是屈服于别人的游戏规则之下的独立思考，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思考，真正的独立思考就是要首先质疑市场经济到底是不是好的，然后再进行理论创新。但当今的经济学家中，有几个敢于这么去干的?

任何游戏规则或者说学术规范都有自己显在或者潜在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也叫方法论)，因为规则是人定的，而人都是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的，我们看问题和评价人事时都要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制约。什么叫价值立场?我们评价任何人和事，都会有一定的评价标准，就像我们要弄清楚地图上的一个位置，就要首先建立一个坐标系，然后说那个位置在东经多少多少度、北纬多少多少度，然后就把这个位置锁定了。价值立场就好比是坐标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坐标系，只是有些人将自己的坐标系加工整理之后一元化、系统化了，而大部分人则没有认真整理过自己的坐标系，以至他们的坐标系是混乱的、标准不一的。所以，在评价一个事物之前，你首先要弄清楚你的坐标系的原点在哪里，原点确定了，坐标系也就确定了，就不会混乱了。也就是说，在评价一个事物之前，我们要首先明确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即使你想做到客观中立，也要首先反思一下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因为你的价值立场可能会影响到你客观中立地看问题。

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叫“结论”。结论其实都是表面现象，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其实才是最核心的东西，是现象背后的本质。结论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我们经常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什么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当我们听到某个人对一件事情的评价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以为对方掌握的信息比我们多，认识问题比我们深刻，专业知识比我们扎实，人生阅历比我们丰富，所以对事物的评价一定比我们更准确。千万不要被对方的表面功夫吓倒了。对方所列举的事实和引用的数据，其实都是表象，都是现象，他如何选取和分析这些材料和数据的，用这些材料和数据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才是本质。对事实材料的筛选和运用，其实就是我们在根据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来分析问题。只要看到这一层，你就会发现他的那些材料和数据其实只是次要的，只要你摸清了对方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他列举出那些材料和数据之后，你就可以帮他得出结论。比如你把一些原材料放进一台机器，然后这台机器就会输出一个制成品，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一推废铜烂铁变成了一个精致的工艺品，他会感到很害怕，“这功夫我可干不来”。其实只要你看一看这台机器的构造，看一看它是怎么将各种材料通过排列组合做成工艺品的，你就不会觉得它很神秘了，你甚至在了解了它的工作原理之后，会发现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这道工序其实可以更简化的，这道工序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可以节省更多的资源。如此，你就会造出更加高效、节能的机器。这就是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的玄妙所在。如果你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比别人更加高级，那么不管对方列举了多少事实材料和数据，你都会用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得出更加正确和有意义的结论，你也会发现对方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存在哪些问题，进而对他的结论有多大的可信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来自于不同的专业和领域，都有自己的专长。如何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交流?有句话叫隔行如隔山，我不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但隔行如隔山，只是从技术、知识层面上来看的，其实任何学问做到极处都是殊途同归，最深刻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举一反

三、融会贯通的境界而已。世间的知识是无穷无尽、千变万化的，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世间的知识是学不完的，但我们完全可以学会如何看问题、如何运用知识，这就叫智慧，这就涉及到人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我的知识储备其实并不多，我连中共党史都知道得不全，但我可以和任何一个人交流，至少目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我很善于去摸索对方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只要摸清了这两点，我就控制住了对方，知道了他思维的局限之所在，这种局限性可能连他自己也都没有意识到。我们要努力培养这样的能力。所以我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主要不是告诉对方什么固定的结论，而是启发对方如何去思考问题。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是可以传播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我所说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就叫“道”——我们古人最重视的一个概念。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什么叫艺?其实就是各种知识，各种结论，圣人教育我们不要太执着于此。佛教也说“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相就是外在的知识和结论，不要太执着于这些东西。要志于道，道就是如何看待、评价和运用这些知识和结论。还有一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其实也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我们的古人是多么地有智慧。大家应该都知道禅宗六祖慧能的故事吧，慧能其实是一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但他最终却成了继承禅宗衣钵的六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慧能是有智慧的人，是得道之人，知道外在的知识和花花世界只是表象，不被这些东西所迷惑和吓倒，他能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抓住事物的核心，从而泰然自若、行动自如。这才是真正的独立思考!

所以在年轻阶段，既要学习各种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更要努力去培养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后者是重中之重。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层次决定了我们自身的层次，我们人生的层次。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没有价值立场或者思维方式，那么他一定是傻子。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形成之后，再加上我们的历史实践，就决定了我们在历史中的层次和高度。

第二篇：是独立思考

一、增加声音商标（第8条）

新《商标法》第八条规定了声音可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二、禁止“驰名商标”的商业宣传（第9条）

生产、经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违反此规定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

三、禁止恶意抢注（15条）

就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与他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申请人与该他人具有前款规定（即代理、代表关系——编者注）以外的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而明知该他人商标存在，该他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

四、一标多类（22条）

商标注册申请人可以通过一份申请就多个类别的商品申请注册同一商标。

五、增加关于商标注册审查和案件审理时限的规定（34、35条）

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注册申请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的，商标局应当听取异议人和被异议人陈述事实和理由，经调查核实后，自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做出是否准予注册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异议人和被异议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

六、删除商标异议不成立后的复审程序（35条）

新《商标法》规定商标局对商标异议进行审理后，对异议不成立、准予注册的商标，将直接发给注册证，异议人不服的只能向商评委请求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而对

商标局裁定异议成立、不予注册的，被异议人可以向商评委申请复审。

七、商标侵权认定中增加“容易导致混淆”要件（57条）根据57条的规定，对于“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以及“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三种商标使用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判定，需要考虑是否满足“容易导致混淆”这一要件（同种商标，相同商标不需要这一要件）。

八、保护在先使用权（59条）

新《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了商标在先使用权制度。商标在先使用权是指在商标注册人申请注册商标之前，未注册商标的在先使用人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在此种情况下，未注册商标的在先使用人有继续使用该商标的权利，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未注册商标的在先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但可以要求未注册商标使用人附加适当区别标识。可见，“商标在先使用权”是商标注

册原则的一种例外，其设立的目的是保护因已经实际在先使用而产生识别作用的商标，平衡在后商标注册人和在先商标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九、增加惩罚性赔偿的规定（63条）

新《商标法》规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权利人因侵权受到的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或者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费的1到3倍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同时，新《商标法》还将在上述三种依据都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酌情决定的法定赔偿额上限从5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

十、增加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63条）

新《商标法》规定在商标侵权诉讼中，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侵权赔偿数额。

第三篇：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的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很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的话题，你们认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其实幸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要我们用心体会，观察，就会发现幸福就在我们身边，而真正的幸福更需要我们关注生活、关心他人，不仅使自己感到快乐，而且让身边的所有人都活在快乐的氛围中。这样，不但自己能获得快乐，得到幸福，身边的所有人也被你的行为所感染，一传十，十传百，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同时，我们也会感到只要身边的人快乐，自己也会感到快乐，从而，身边的人感到幸福，自己也会感到幸福，这就是真正的幸福。

为身边的人排忧解难、解脱他们心灵的困扰，也是真正的幸福。当我们身边的人有心事时，适时地与他们进行沟通，了解他们不高兴的根源，分析他们当前的情况，及时抚摸他们心灵的创伤和引导他们放松紧张的情绪，谈一些他们喜欢的话题，这样不仅帮助他人，使他人的心灵得到放松，而且自己也能从中了解更多事情，提高自己处理事情的应变能力。排除他人的烦恼，不单自己获得快乐，他人也受快乐的气氛影响，从而真正地从困扰中解脱出来，就像在寒冷的冬天里突然有一束温暖的阳光照射在身上一样，使人得到安慰和感激，这也是真正的幸福。

自己获得快乐并将它推己及人，也是真正的幸福。当我们听到一个笑话，并在适当的时间将之与身边的人分享，让他们能在劳累的生活、繁忙的学习中与我们会心一笑，彼此真正地了解到笑话的真谛，从而为身边的排除烦恼，缓解疲倦的身心，这样不仅仅自己快乐，他人也感到快乐，这也是真正的幸福；当我们解出一道难题或获了奖，将我们的方法和心得巧妙、适时地与身边的人分享，把自己的解题过程和奋斗历程与身边人共享，同时聆听他们的看法，听取他人的观点，共同促进，不仅激活奋斗的动力，创造更好的学习氛围，也会得到身边人的肯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自己和身边人各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这也是真正的幸福。

其实，幸福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用想“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想的那么迷茫，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幸福就是有我们的心态决定，并不是由我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由此，我们每天保持开心、快乐的心情，微笑每一天。不仅自己的心情愉快，这也可能影响到身边的其他人，或许有一些人心情正低沉着，看到你脸上的微笑，心情可能会恢复，变得开朗起来；或许我们自己被一些琐碎的事情所困扰，但我们以另外一种态度来对待，看法不同，或者心情可能会好起来。真正的幸福是主观能动性的，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微笑每一天，坦然地面对生活的琐事，真正的幸福就在我们的心中。用发现美的眼睛着眼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真正地行动起来，真正的幸福随时随刻都陪伴着我们。同学们，我说了那么多，你们是否找到“真正的幸福”的含义了呢？我们赶快行动吧。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祝：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致谢。

姓名：陈凯玲

日期：2013/5/30

第四篇：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鲁迅说，不做亡国奴固然是对的，但我们就甘做有国奴吗～～～

一、引言——“爱国”的用途与误用

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时代，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明日黄花。1 [1] 如果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原本没有国家，如果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正在（哪怕是极为缓慢地）将整个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那么过去曾被奉为至上的民族和国家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片段而已。就和人一样，有生必有死；“民族”或“国家”作为一种历史虚构，或许是不值得不遗余力抓住不放的，更不值得为了“爱国”还是“卖国”而打个你死我活。但在近代，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第一大天经地义的信条，有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奇威力。一旦被标榜为“爱国者”——如岳飞、文天祥或林则徐，就青史留名、千古不朽；一旦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如当年出面签定条约“丧权辱国”的琦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李鸿章），则注定面临着万劫不复之境，不论历史真相如何都为万人所指，纵然跳入黄河也洗不清。“爱国”与“卖国”作为黑白两顶相辅相成的大帽子，承载着历史的千钧之重，足以震慑世人肝胆，令其“战战兢兢”、“危言行孙”。

尽管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可能言之凿凿，但是“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说清楚。更近的不说，笔者且以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一起标准的“抗日救国”事件为例。史书上都记载，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拦日军进攻，于1938年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死亡89万人，而日军伤亡竟只有上千人！即便这种做法可能一时阻挡了日军的进犯，2 [2] 难道这就是“爱国”吗？不要忘记，即使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也仅杀戮了30多万中国人，和“国军”的这一惊人举措给中国平民所造成的灭顶之灾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3 [3] 这种行为在本质上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恐怕得看我们究竟如何定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爱国就是为了“中国”的门面、国土的完整，那么黄河决口不失为“爱国”行为——至少其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证明得不偿失、徒劳无功而已；但如果爱国是指“以人为本”——爱惜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不是“爱国”，而且有可能是在“卖国”了。笔者并不是在鼓吹“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人民自己情愿，完全可以“誓死不当亡国奴”，为了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尊严而奋战到最后一人；但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强求当地居民这么做，政府更不能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抵制侵略的名义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

上例表明，即使对于抵御外国侵略这类看似天经地义的爱国主义主题，爱国和卖国仍然可能是很难区分的。如果明知本国部队无力保卫一座城池，而徒劳抵抗肯定会招致入侵者的屠城，那么究竟应该是抗争到底还是不战而降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道德选择。笔者无法论证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而只想说明情绪化的宣泄是不负责任的。但及至今日，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仍然被作为某些激进的反人类行为的道德资源。虽然发生在异国，最近的伊拉克战事以及恐怖主义袭击还是为国内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场所。在网上评论中，一些网民们对于英国、埃及以及伊拉克国内为新政府服务的美国“走狗”遭遇人为不幸表示幸灾乐祸。4 [4] 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人肉炸弹”是不长眼的；当它们在地铁或马路上爆炸的时候，谁能保证遭遇不幸的人都是“走狗”？况且如果伊拉克人民在新的体制下真的能过上自由、民主与和平，他们的合作或参与又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回到萨达姆的时代？！

不可否认的是，就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其独特的功用。正如阿克顿指出：“爱国主义之于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于宗教，它防范着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如同信仰防范着狂热和迷信。”5 [5] 事实上，爱国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不可挑战之信仰，无非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因战败而受到列强的种种屈辱。从文化进化论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困境——尤其是外来压力——下的自然反应。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一般不会如此在意区区几个不足道的“卖国者”，他们也没有能力造成实质性伤害。但一个失败的民族不仅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而且对内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法宝：它既能整合民族内部的力量，平息内耗与纷争，又能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且不论它政治上正确与否，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民族的起死回生可以是一种颇有功效的兴奋剂。

然而，既然处于“真理”的范畴之外，爱国主义就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东西。6 [6] 就其社会功用来说，它既然有能力做“好事”，那么也就必然有可能做“坏事”。事实上，笔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必然多于其消极作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原本良好或无辜的初衷往往会被“创造性转化”为罪恶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尤其容易被情绪化，甚至可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其铲除异己、实行专制的工具。7 [7] 因此，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笔者并不认为爱国主义必然意味着非理性的情绪化，甚至也不认为即使是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必然是不好的，但盲目的爱国主义确实是危险的。笔者只是坚持认为，当我们主张一种理念（譬如某某主义）的时候，这种主张本身必须有清楚的意义，而不能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情绪，否则确实很容易误入歧途并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或为已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失误提供正当性辩护，使整个民族在一片“爱国”的喧嚣声中丧失正视和反省自身不足的能力。

本文旨在澄清“爱国主义”的意义，消除这个概念曾引起的种种误解。在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和主权至上联系在一起的。本文的一个目的是促使两者“脱钩”：爱国并不是国家主义者的专利，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完全也可以爱国。事实上，本文通过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论证，主权至上的爱国主义是空洞和虚假的，最后往往导致误国甚至害国；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以人为本位，高扬人权、和平与自由，坚持国家和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实质性利益。只有站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才可能坚持真正的有意义的爱国主义。

二、“爱国”之本是爱人——从方法论个体主义看“国”的本义

“爱国主义”的问题首先是在于“国”，其次才在于“爱”。8 [8] “爱国”，首先要明确爱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对象弄错了，可能导致缘木求鱼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以至“爱”得越深、害处越大。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国”，首先必须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当然，明确了“爱”的对象之后，还要注意“爱”的方式；否则，错误的方式同样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是和整体主义（holism）相对的一种研究思路。整体主义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坚持整体——宇宙、社会或人体——是一不可分割并不可约化为其组成部分（如社会中的个人或人体中的器官）的有机体，否则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破坏了有机体的 本来面目。9 [9] 虽然整体主义思维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推到极端就可能导致危险的社会后果。10 [10] 个体主义虽然承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坚持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且只有被分解为更细小的组成部分并分析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才能获得认识；11 [11] 泛泛地谈论“整体”在理论上没有意义，在实践中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被用来支持一些本来在更细致的分析面前站不脚的观点。因此，凡是谈到宇宙，就不能不具体分析宇宙的组成部分；谈到社会或国家，就不能不把着眼点放在组成这些整体的众多个人；谈到人体，就只能深入到人体中去研究人的大脑组织、器官、循环系统等等，而不是抽象地谈“人”。把这些器官按一定方式组织到一起，你就获得了一个“人”；把众多的人通过某种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关系组合起来，你就构成了一个特定形态的“国家”。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无非由是处于特定法律和政治关系的个人组成的实体；忽略了个体，也就不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国家。12 [12]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极为悠久的国家，“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而且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压倒了私人个体。13 [13] 但事实上，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国家纯粹是一个虚构，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实在的人；要使“国家”像在中国那样行使那么大的权力，其背后还必须有一套关于国家运行的具体理论（譬如古代儒家的或现代执政党的理论）。这套理论决定了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行使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没有它，“国家”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幽灵，不能对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任何作用（好的或坏的）。就和“徒法不足以自行”一样，没有具体的人支撑的“国家”同样是空洞的。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是一个具体化和个体化的东西：具体的人在合法或不合法地代表这个“国家”行使着权力。因此，国家的整体主义观念其实只是一个迷惑人的假象。如果对它不加质疑地接受，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迷人的烟幕，麻痹人们的防范意识，进而允许某些人在这个烟幕背后以国家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为什么大凡专制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一套使专制行为合法化的整体主义理论，14 [14] 而整体主义思维的害处也在中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出来。

既然如此，我们在谈论爱“国”之前，就不能不先弄清楚“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不能不充分认识到整体主义思维的局限性并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只有借助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才能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面前，国家的虚假光环顿时消失了。根据个体主义的定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处于一定政治和法律关系的人的集合体。因此，所谓爱这个国家，不是指别的，只能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15 [15]

但究竟“爱”谁呢？诺大一个国家，可是什么人都有：既有圣人君子，也有平常百姓，还有十恶不赦的罪犯！显然，不可能要求人们爱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我们平时所说的“爱国”，实际上只是指“爱”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如此，盖由于人成长、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必然和其中许许多多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一旦脱离了原始的蒙昧状态，文明社会就注定离不开社会分工。看看现代社会的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都不是由个人劳动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形成的复杂网络提供的。正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交流维系了文明社会，使其中的个人过上健康、安全、舒适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依靠这个社会的其他人而活着；久而久之，便自然对其长年生活的人和土地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情感，使人乐意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至少不做损害社会其他人的事情。16 [16]

这是为什么当年苏格拉底即使在认为雅典陪审团判处自己死刑不公正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逃亡他国，因为如果认为对自己的惩罚不公正就逃避按照法律程序做出的惩罚，那么城邦的法律制度就丧失了效力，而这对于城邦的人民来说显然是莫大的伤害。苏格拉底之所以平静地接受了他本不应该接受的死亡，不是因为他屈服于雅典陪审团的不公正判决，而正是出于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雅典城邦的热爱。17 [17] 苏格拉底是因为鼓励年青人反思和挑战当时的社会传统及其思想基础而被处死的，18 [18] 而他选择死亡的理由最终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三、爱国的例证：社会功利主义与和平主义

根据上述定义，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那么几乎立刻可以断定社会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也必然是爱国的。根据边沁和密尔的经典论著，19 [19] 社会功利主义主张国家应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都应该最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就是所有个人利益之和。在这个意义上，功利主义只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种简化，它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定义为个人利益的线形叠加。既然功利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并促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功利主义者一般也可被认为是爱国主义者。

然而，社会功利主义者又不是狭隘的爱国者。由于功利主义以社会为基点，因而它是超越国家和国界的。因此，当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功利主义者未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盲目支持本国政府或人民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坚持一种普世性的视角，平等对待本国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并要求国家的政策或行为不仅有利于本国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自由主义等普世性哲学一样，功利主义也具有国际主义倾向。

中国的墨家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例子。孟子对墨子的总结很准确：“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20 [20] 尽管墨家理论并没有发展到边沁和密尔那么系统，也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公式，但其功利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21 [21] 在那个年代，墨家能将考察的视角放在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上，而不是“仁者无敌”之类空洞的说教，22 [22] 应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了。

也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上，墨子主张天下和平、反对并谴责几乎以任何名义的战争，因为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由统治者的野心发动的，对普通老百姓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23 [23]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24 [24] 谁贪图胜利、领土、权力之虚名？无非就是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扩大财富、疆土和权力的手段，流血和死人的代价则由平民百姓来承担，又何乐而不为？抛开御用文人为战争搜寻的各类托词不谈，战争对于墨家来说在本质上就是杀人而已。因此，“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一词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25 [25] 事实上，“君子”未必如此清楚这套并不难懂的道理。这正是为什么墨子不惜“摩顶放踵”，为了让封建君主“放下屠刀”而奔走呼号。26 [26]

现在设想墨子试图说服本国的君主为了人民——包括本国和邻国人民——的利益而放弃战争，他是否应该被贴上“卖国”的标签呢？在狭隘的“爱国主义”看来，他似乎显然是在损害本国的利益。但即使限于本国利益而言，即使战争胜利了，疆土扩大了，统治者的野心和虚荣满足了，老百姓除了充当炮灰并承担战争的成本之外，真正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墨子朴素的功利主义学说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解答：尤其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战争都是对国家（也就是人民）利益的损害，因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也必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四、“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么爱国就不一定意味着“爱”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虽然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并不等同于“国家”，更无法代表国家的每个人。因此，“爱国”显然不等于“爱政府”。如果说“爱国”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政府是否值得“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作为。事实上，如果一个专制政府屡屡坑害、鱼肉百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爱国主义所要求的显然不是“爱”这样的政府，而是恰好相反。

上述推理体现了一种契约论的逻辑：“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多多少少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人之所以爱国，社会之所以有权利要求人爱国，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或国家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赋予了必不可少的机会。人在出生之初是不可能像契约论所说的那样选择自己生活的社会，而在成人之后选择自由又受到了道义上的约束。正如洛克指出，一个人在接受了社会的养育之后，就等于默认了接受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因为正是这些规则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基本秩序，使人能够在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下顺利成长。27 [27] 作为回报，个人也应该对这个社会给予一份关爱，或至少是选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并不一定是完全无私的；尽管社会在潜移默化中（而非通过有意识的功利计算）形成了爱国情感，但这种“爱”其实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互惠交流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就和子女和父母在长期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家庭之爱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过程，或者这种过程并不是在和谐与互爱的大环境中进行，而是充满着争吵、压制、斗争甚至暴力，那么可以想象无论是家庭之爱还是国家之爱都不会产生，而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去爱家或爱国。28 [28]

除了个别极端的例子，29 [29] 个人应该感受到社会的恩惠，因为没有社会交流，文明生活就不存在，我们只能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可以说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但是对于政府，这份感恩就没有那么可靠的存在基础了，因而“爱政府”必然是有条件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的作用是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虽然政府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是不可少的，但它毕竟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因而即使政府达到了高效廉洁的理想状态，那也只是做了其份内的事情，是无须感恩戴德的。如果特定的政府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它显然没有权利获得任何尊重；相反，正当的做法是将它选下来。当然，开创契约论的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如此悲惨，以至任何将社会带入文明状态的政治统治都比各自为战的野蛮状态更好，因而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政府可以（甚至必须）是专制的。30 [30] 但如果要坚持专制，霍布斯的前提假定必须是民主政府必然不如专制政府稳定，而近代政治的发展历史证明这个假定显然是不成立的：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在某些地区巩固下来，且因为它有助于通过和平（法治）的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争端，这种制度事实上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31 [31] 因此，尽管社会必然需要一个政府，但它显然没有必要饥不择食地选择一个专制政府，并误以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对其诚惶诚恐、顶礼膜拜。32 [32] 政府统治是一种权力，但更是一种义务，而一个没有尽到义务的政府显然是不值得爱戴的。

然而，中国的儒家传统进一步将家庭关系扩大到国的层次，将地方官员作为人民的“父母官”，33 [33] 于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加入了一层似乎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既然官员有义务“爱民如子”，那么人民作为“子女”当然也有义务孝敬、爱戴自己的“父母官”。这种官民关系是建立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行为二分法之上：绝大多数“民”事实上都是自私自利、不能自治的“小人”，因而需要政府的管束，34 [34] 而儒家自我赋予的使命就是将“君子”输送到政府系统中去。这样，政府在道德上优越于社会一般人，而老百姓则只有仰仗明君、良相、清官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在儒家的图景中，民主不仅不可行，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小人”的统治显然不如“君子”的统治，而历史上的宫廷斗争似乎也证实了儒家关于“小人”坏事的预言。35 [35] 但在现代人看来，儒家的预言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自我肯定”(self-prophecy)而已：几乎所有关于宫廷斗争的事例其实都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由于缺乏外部制约，这种制度本身就给“小人”专权创造了诸多机会。在今天看来，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绝对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都有理性自私的一面，因而在掌握权力之后都有滥用权力（也就是将公权力占为己有）的可能。儒家的“德治”并非不重要，也未必绝对不可能，但纯粹依赖德治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36 [36] 且西方和某些东方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也表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小人”们是可以统治国家的，至少可以通过选择他们的代表来形成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法律。37 [37] 事实上，中国当今形形色色的腐败事例表明，没有“小人”的制约，即使“君子”在掌权之后也会变质，甚至变成肆无忌惮搜刮社会财富的罪犯！

因此，“家”和“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政府并不是什么“父母官”，人民也没有爱戴政府的天然义务。儒家之所以要求子女无条件地孝敬父母，主要是因为子女受了父母的生育和养育之恩；38 [38] 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社会结构中，家庭承担着抚养子女的主要义务，而这是子女和父母都无法选择的事实。这是为什么即使家境贫困，即使父母按照社会标准来说不那么称职，子女仍然有孝敬的天然义务。39 [39] 儒家的错误在于将这一层关系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天然关系。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不是政府造就并养育了人民，而是人民造就了政府，并通过纳税或其它方式维持政府的存在和运行。如果特定的政府未能履行其基本义务，那么人民显然可以罢免他们并另行选择更好的管理者，就和公司的股东替换董事会和总经理一样。

由此可见，关键问题不是究竟是否“爱”政府，而是为什么“爱”。人民可以“爱”一个政府，但前提是政府本身必须是可“爱”的。如果政府官员无法无天、贪污腐败，随意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制度的缺陷又纵容了政府的任意性并对此熟视无睹，那么要求老百姓“爱”这样的政府显然是荒唐的。40 [40] 反之，一个人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而不爱政府，却并不一定妨碍他爱国。由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国家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政府则是由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官员）组成的，41 [41] 因而任何人都完全可能爱其中一个而非另一个，而不违反任何逻辑规则。42 [42] 尤其是在人民和政府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情况下，爱国和爱政府甚至可以变成 两种不可调和与不可共存的情感。

当然，在哲学意义上，确实存在着谁对政府决定负责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由于选民选举议员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进而决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且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将影响政府的立场，因而政府、国家和人民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人民为政府政策负责。事实上，这也是网上有人支持自杀性爆炸等恐怖主义活动的依据：虽然是美国政府——更具体地说是总统及其白宫的工作班子——决定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但这种政策获得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大多数选民之认可，因而针对这些国家的平民实行恐怖袭击是正当行为。既然英国是美国坚定的盟友，最近发生的伦敦连环爆炸案也是正当的，因为在充分享受选举权以及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国家，平民最终要为自己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承担后果。根据这种推理，甚至在自杀式爆炸中身亡的伊拉克平民也是“死有应得”，因为他们“应该”通过选举等手段将现行亲美的“卖国”政府选下去。笔者在此无意论证这种观点是否在哲学上站得住脚，43 [43] 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推到极端，这种逻辑最终将完全混淆人民、国家和政府这些不同性质的概念，因为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里，人民也可以被期望通过拒绝纳税或暴力抗法等手段反对现行政府及其政策，而人民未能这么做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对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因而也应该对其“负责”。按照这种逻辑，日本攻占南京后进行“大屠杀”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南京市民应该为国民党部队的（有限）抵抗及其给日军造成的伤亡“负责”。其荒谬如此显然，不攻自破。

总之，笔者希望以下命题是自明的：“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因而“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事实上，爱政府也不一定意味着爱国，不爱政府未必意味着不爱国；即便政府不可“爱”，也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不爱国，更不意味着可以像恐怖分子那样因为反政府而残害无辜的平民。

五、“爱”不等于恭维

澄清了“国”的意义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可算作对国家的“爱”。由于国家不等于政府，“爱国”并不必然要求“爱政府”，因而一个人显然可以批评——甚至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或导致这种行为方式的社会制度，而这丝毫不妨碍他“爱国”。事实上，批评甚至不意味着他就不“爱”这个政府。如果他确实认为政府做错了，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决定、行为甚至法律违背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一个爱国者有义务坦诚表露自己的看法，敦促政府改正错误。盲目站在政府一边为政府说好话，只能使之一错再错，任由其损害人民（也就是国家）的利益。这样的人尽管成天将“爱国”挂在嘴边，其实并不配“爱国者”这个崇高的称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将政府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如上所述，政府是由广大纳税人抚养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是父母，政府是子女。就和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该批评的时候就得批评；善意的批评不仅是人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而且也正是“爱”的表现。44[44]

一个或许有争议的问题是，如果爱国并不意味着附和政府，那它是否也意味着可以批评——包括尖锐地批评——这个国家的人民？笔者以为，一个进取的民族应该包容所有的不同意见，包括对自己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一些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为大多数人共有的“劣根性”，从而妨碍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固然，批评意见不见得都对，但如果扼杀了所有的批评，那么这个民族连正确的意见也听不到了，因而必然将因循守旧、固步自封。45 [45] 因此，即使面对不公正的批评，也不能动辄以“卖国”相要挟。

综上，笔者认为下列论断是自明的：爱国不是不批评政府，不是不针砭制度的弊病，不是无原则地认同政府或社会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不是不能尖锐地批判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否则，诸如鲁迅等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反传统人士就将首先成为“卖国贼”了。就和批评一个人并不等于不“爱”他一样，批评国家或政府也不等于不爱国，甚至也未必意味着不爱这个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因为爱之心切，所以才有这份“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因而即使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者也完全未必有任何恶意。46 [46] 反过来看，那些一味将民族“尊严”、“五千年灿烂文明”等甜言蜜语挂在嘴上的人士，也未必真正“爱国”。如果这个国家或政府确实存在着必须及时革除的弊病，那么他们至多只是贻误病情的庸医，以“爱国”之名行误国之实。

六、爱国与卖国——如何判断？谁是判断者？

首先，“爱国”和“卖国”未必是相互承接的两个概念。尽管对两者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但一般人似乎都可以接受，虽然爱国的程度可以有强弱之分，“卖国”的帽子却是不能随便扣的。因此，虽然某人不那么积极主动地“爱”国，但只要他没有什么极端出格的言行，他就不能被定性为“卖国”。事实上，如果在法律上严格定义，“卖国”就等同于叛国，也就是一种主动牺牲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行为，或鼓动这种行为或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在战争年代或其它极端情况下，47 [47] 真正的“卖国贼”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都对生之养之的家乡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因而在没有巨大的利诱或威逼之下是不会选择“卖国”的。事实上，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社会，也很少会发生动辄乱扣“卖国”高帽的现象。

有了以上标准，判断爱国或卖国的标准就不是一件难事。显而易见的是，爱国并不是盲目肯定自己的制度或政府的所作所为。同理，褒扬其它国家的制度并不是不爱国，即使这些国家对本国或其政府并不那么友善，或出于某种原因而成为大众情绪的众矢之的。48[48]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必须区别对待的两回事。它在外交上可能令我们看不惯，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它在国内施行的制度不受本国人民的欢迎，而后者才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更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效仿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表明其内政和外交一样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49 [49] 否则，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时代的悖论。当时，中国是处在一个相当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制度随着鸦片和战火一起被输入进来，而中国朝野对后者的憎恨最终使之也放弃了前者，以至在吸收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过程中走了一段漫长的弯路。这是我们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付出的巨大成本，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即使某种主张在效果上是有害的，政策之争一般也无所谓爱国或卖国，除非能证明某种立场的提倡者确实具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主观意图。50 [50] 人都会犯错误，但只要不是主观错误，只要提出主张的目的是真诚地为了促进国家利益，那么即使这种主张实际上适得其反，主张者并不能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否则，动辄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令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蝉，正常的政策争论就变了味，演变为政治权力或话语权的斗争。这样，即便是理亏的那一方也完全可以通过舆论压力甚至政治迫害等不正当手段强迫对方沉默，51 [51] 而这显然对于发现和确定真正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是不利的。

最后，谁有资格评判“爱国”或“卖国”？笔者认为，如果必须要对这类问题做出判断的话，那么这类判断必须被保留给自由的公共舆论；52 [52]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评判者。这是因为政府行为或社会政策是公众评议的焦点，而让政府作为审判官就必然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 法官。如果政府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可以肯定政府的评判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赋予政府以“爱国”和“卖国”的生杀大棒，无疑是在助纣为虐，封杀舆论对政府的制约，使政府得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涉及到叛国行为的时候，政府可以依据有关法律起诉叛国者，并由独立的司法在不受政治压力和大众情绪的影响下给予公正的判决。

笔者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言论是不可能构成“卖国”或“叛国”的。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和平，为了给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留下一点空间，让我们不要动辄挥舞“爱国”或 “卖国”的千钧大棒，尤其是不要将这项可怕的权力交给一个权力已经难以控制的政府。说白了，爱国主义无非归结为一条很简单的道理：对自己人好一点——至少不要利用“爱国主义”这顶帽子，迫害我们自己！

七、结论：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 在传统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将全部关怀集中在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之上，爱国主义则偏偏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去“爱”一个此身之外的庞大（弄不好可能是虚幻的）集体。固然，只要不走极端，自由主义者也会考虑个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其目标始终离不开个人；如果让他们在个人和国家或集体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偏向前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成为针锋相对的话语。对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来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包括对国内人权记录的指控——而有丝毫减损；53 [53]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无论国家主权听起来如何神圣，都不能为压制人权提供正当理由。爱国主义阵营认为，普适性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外国干预本国内政的工具，因而爱国主义必须高扬国家主权的旗帜。在现实中，老百姓也确实容易将维护主权的主张和“爱国”等同起来。自由主义阵营则认为，这种口头上的“爱国主义”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别有用心，在现实中注定沦为专制或暴民政治的工具，因而总是对它保持一种本能的警戒。54 [54]

笔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助于化解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或更准确地说，通过将国家归结为由具体个人组成的集体，它使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落到了自由主义的层面。55 [55] 爱国并不等于高喊空洞的口号，逃避本国的实际现状；相反，爱国首先要求关心具体的个人的命运，爱国是在爱人的过程中实现的。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为你自己争自由，就在为国家争自由。”这种脚踏实地的爱国主义从空洞的“国家”回归到实实在在的个体，从而避免了理论上的虚妄以及在实践中误入专制歧途的可能性。56 [56]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爱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爱国”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或无条件的忠诚。57 [57] 如果这个国家不可“爱”，又有什么理由强迫人们爱国？严格地说，爱国和国家的制度现状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一个生存状态很糟糕的国家，还是可以存在苏格拉底式的经过充分反思的理性爱国主义。但如上所述，对于多数人来说，爱国情感确实和制度现实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和社会现实不断使人感到失望，人们自然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疏离感。混淆国家与政府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但这种错误在普通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事实正说明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决然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两者之间的关联表明政府有义务通过维持良好的制度来改善国家的形象。在国家的现实状况和个人对国家的态度之间，需要改变的首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个体层面上，如果一个人想要别人爱自己，显然不能强迫别人产生“爱”的感受，而是必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和人品变得“可爱”一些；同样的，在集体层面上，如果要求人们爱国，那么首先应该从制度上让“国”变得更可“爱”一些，使人对其产生一种自然的归属感和骄傲感，而不是动辄以“卖国主义”的帽子甚至暴力相威胁而勉为其难。

迄今为止，爱国主义似乎理所当然地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一谈起爱国主义，似乎就必然意味着主权压倒人权，个人利益必须给国家利益让位。但笔者已在其它地方说明，就和爱国主义一样，“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既然国家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国家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国家利益非但不和个人利益相冲突，而且正是建立在众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58 [58] 至于主权虽然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国际法概念，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国内对象；59 [59] 中国可以指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主权，但中国政府同样不能以主权为借口而忽视国内的人权发展。事实上，中国百年历史的种种屈辱表明，如果在国内不能保障人权，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威望也很难真正确立起来；60 [60] 即使依靠武力建立起来，这样的“主权”除了满足一种虚荣之外，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归根结底，主权和人权完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内并行不悖，两者之间没有必要发生逻辑上的矛盾。任何民族都可以对外张扬主权，对内倡导人权。61 [61] 当然，回到黄河花园口决堤的例子，两者在现实中还是可能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回到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理性地审视并权衡以“人权”和“主权”为标记的两种立场给我们人民带来的分别是什么，而不是武断地以抽象的国家利益压倒具体的个人利益。最终的判断标准是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人，国家只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发明的一种便利而已；所谓“爱国”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尊重与爱护使“国家”这个概念获得实质意义的具体的人。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第五篇：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感

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感

很多来我们清源心理咨询中心咨询的朋友都说过自己感觉没有安全感，那么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感呢？

不管你有没有觉察到，在内心深处，我们一直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中。我们害怕死亡，害怕孤独，害怕被亲近的人背叛，害怕失去和周围世界的联系，害怕出现任何我们不想看到的场面。

这些焦虑的存在导致我们或明或暗地追求一种叫做安全感的东西，不过很显然我们并不了解如何才能真正安全，所以我们付出的努力往往空手而归或适得其反。

我们从超市采购食物，是为了防止饥饿的发生，我们去检查身体，是为了避免死亡或病痛。我们拼命挣钱，是为了不至于交不起房租而露宿街头。我们花巨资买房买车，是为了不被视为穷人而受到轻视。我们学习所在地的语言，是为了不被视为异类。

你花费很多时间来积累财富，这些东西让你有安全的错觉。你的周围属于你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你误以为这会让你变的安全有保障。但事实上你错了，这一切并不能给你安全感。

你拥有的越多，反而越不安全（很多大陆富豪为自己的财富而忧心不已），因为你拥有的越多也就意味着你需要操心的也就越多。假如你一无所有，你就不必为此操心。

当然并不反对你拥有汽车或房地产，但是反对你对他们的态度，你现在对他们的态度让人感觉到，似乎他们可以永远存在下去，或者你可以永远的拥有它们。这样的想法让你无法放松，你会把每一个试图接近的人视为侵略者。

事实上，这两个假设都无法实现。他们无法永远存在下去，你也无法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既然如此，你就没有理由紧紧的抓住它们，既然早晚要松手。你应该真正的去享受它们，而不是为他们而焦虑。你目前就象是一个找到食物的猎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防止别人来争夺他的食物，甚至在吃的时候他都没有停止过担忧，很难想像你真正享受到了食物。有时候你甚至只顾着和其它掠食者搏斗，当你回头的时候，食物已经不见了。

我们就是那只猎豹。你买车并不是为了更方便的出行，只是为了不被人视为穷人。买了车之后你又一直在担心自己的车不要被划了。一直到这辆车报废，你几乎没有真正的拥有过它也没有真正享受过它。这样的人生很失败。

因此，你必需记住两件事：

第一是，你拥有的东西无法永远存在（即使是现在，它们存在的方式也和你想的大相径庭）；

第二，你无法永远拥有它们。这里所说的它们所指的并不只是一张盗版DVD，也包括最好的房子，抑或一盘水果沙拉。

记住这两点，你就可以真正的享受它们。你可以在享受的时候享受，在该放手的时候放手。如果你是它们的主人的话，就应该具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但多数时候你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

这种心态有点象你小时候玩别人家的玩具，你可以尽情的玩而不必担心把它弄坏。如果是自己的东西，可能就不会那么不爱惜。

如果你能有这样的态度，你就会有真正的安全感。你不再担心失去什么，因为所有的东西最终都会失去，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从来也没有拥有过什么，你只是以为自己拥有。

当你不再焦虑的时候，你才有时间真正享受生活，你在喝茶的时候只是在喝茶，而不是在想着如何让对面那个也在喝茶的女孩注意你。这样，你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以前你只是活在别人的期待中，很多时候，你都是在为别人而活。

真正的安全感就是不再有需要被保护起来的东西。不止是你的钱包或银行卡之类的东西，还有你的自尊，你的面子。当你认为自己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无可避免的要为维护它们而尽力，就象你有了一辆车，就必须学会擦车一样。只是向你证明你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面子存在。如果一件事物确实如你想的那样存在，你当然可以拥有他，维护它也行，但是如果他根本只是你的幻觉，那么你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你的幻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