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官员的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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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县级官员的真实状态

县级官员的真实状态

作者/郭少峰

“书记、县长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不少领导干感到身心疲惫。”

这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2011年11月底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

2010年9月,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组成课题组,田改伟参与所里主持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生活状况观察”课题组,针对8个省市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县处级干部,实地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

这项课题是首次以科学方法描述我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

据介绍,县处级领导干部常年工作在第一线,上对中央、省委负责,下要面对群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工作生活方式是他们关心和研究的重点。

当前一般群众与党政领导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疏离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根据研究结果表明,县处级领导干

别是党政“一把手”的工作方式及特点,正是造成千群疏离感的重要原因。

每天工作11小时

杨万东2010年卸任西南省份一县委常委、常委副县长职务。

2011年11月18日,他说,他任上具体事儿特别多。

“不是我去找别人,就是别人来找我”,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杨万东还要保证随叫随到。

2008年他先后经历“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大事件,那期间他基本上全天候工作,“经常通宵,最多的一次三个通宵。”

平时的工作也很烦琐,除去重大节日以及洪涝等灾害时期外,杨万东平时需解决信访、矿产资源纠纷、“烂尾楼”处理以及维稳等烦琐的事件。

杨万东的例子在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的课题报告中得到了体现。

郑建君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博士,他曾花一天时间贴身观察一位县委“一把手”。

早晨7点50分,那位县委书记到医院体检,检查一项即离开。8点一刻,他回到县委开会。会开到10点多又开小会,到11点多。

那段时间正值县里安排体检,这位书记忙得连体检都不能一次完成。每天医院一上班,他就去检查一项或几项。

11点开始,这位县委书记门口就像商场收银台一样排队。前面一拨人进去,后面的人则在门外等候。l小时有4拨人找他汇报工作,直到12点还没结束。

到中午,这位“一把手”向郑建君表示歉意,本来他说好跟郑建君一起吃午饭,“他跟我说,不好意思,你看我这里还有人”。

下午2点多,这位书记先后到老干部活动中心和社区,考察老年人健身场所修建情况。4点多他又跑到—个乡镇调研,到晚上才回来。

田改伟说,这些领导干部平时住在县里,晚上九十点钟开班子会很正常。

依照课题组观察,这些县处级干部平均每人每周工作总时长达47.56小时,按照一周5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个工作日约为9个半小时。

而书记、县长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周工作时长平均为55.08小时,工作日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

“这都是实打实的工作,非常辛苦。”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肯定这些干部群体的勤政程度,他说,“要知道这群人长年累月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常人很难承受。”

但让课题组意外的是,在观察的县处级领导中,他们平均睡眠时间长达8.7小时,每周睡眠总时长达到61.48小时,其中晚睡55.34小时,午睡6.14小时。“他们中午可以回家午休,这在北京很难做到。”

陪领导肘间长

县委书记、县长“陪同多”是这次调查出来的特点。

郑建君强调,陪同的对象不仅仅是上级领导,还包括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参观调研等接待活动。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杨万东,陪同客人“吃饭、喝酒、休闲是家常便饭”。

2010年Il月18日,杨万东说,前来考察的老板、上级来督察,这都需要一位县领导陪同。有些重要的客人,除了“一把手”陪同外,还要两三位常委跟着。

他说,外地客商前来考察投资,一般都需要一两天,陪同的县领导基本上全天围着他转。一个普通项目至少需一位县领导陪着,“要是很重要的项目,一个班子都陪着”。

要是部委、省里来的重要人物,有的需要“全陪”:提前到高速公路口接,车队到宾馆后,吃饭、开会汇报情况,陪同到现场视察,集合开会总结情况,走的时候还要送到高速路口,“更重要的人物,四大班子领导都要来”。

杨万东说,这种“全陪”的情况还不少,平时上面的财税检查组,项目督察组接待,都需要“全陪”。

郑建君说,他们调查的情况是,一旦上级官员出差或到本地视察,“一把手”肯定要全程接待。他们对全县情况掌握更全面,是汇报工作的最佳人选。

领导干部用于“陪同上级领导或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视察调研、参观考察等接待活动方面”的时间占到周工作总用时的9%。

职位越高的干部用于陪同的时间越长,党政“一把手”周均陪同时间为6.25小时,明显多于其他领导干部的3.93小时;常委周均陪同时间为4.80小时,多于其他非常委领导干部的3.25小时。

在陪同次数方面,党政“一把手”平均每周4次,比其他领导干部的约2次多1倍。

会议多1走基层少

与“陪同多”形成对照的是,田改伟他们通过比较发现,职位越高的干部,与群众打交道的时间似乎越短。

另外,除了上述“陪同多”之外,会议多、出差多、休闲少是县处级“一把手”的工作生活特征,报告中称之为“一少三多”。

会多也是杨万东对工作的一个主要感受。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他,处理文件和开会是他的主要工作形式。

“开会差不多占30%的工作时间”,县长外出期间,他还要主持县里的工作。

除了县里开会,杨万东还要外出开会,跑钱跑项目,“给上级汇报工作,或者去推介县里的项目。”

第二篇:官员的心里话真实的中国

官员的心里话真实的中国(2009-12-04 08:27:30)

转载

作者:何清涟

当局宣传部门与部份“愤青”习惯性地将批评声音说成“海外反华势力”所为,但他们显然忽视了一点,一些官员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言辞,不仅是对中国真实状态的最佳写照,也是对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宣传的最佳解构。

中国官场有两套语言,一套是专供官员在公开场合使用,如会议发言、新闻媒体使用的通稿。另一套则是官员的心里话——这种话,或者只对近亲密友讲,或者只闷在心里。前一种讲了60多年(如果包括中共建政以前的宣传用语,那就更长),流风所及,连小学生作文也充满了这种官话套话;后一种话随着官员们的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近年来也偶尔露峥嵘,“心里话”偶而也会脱口而出,通过网路传播不胫而走。

先分析最近的两则官话。一则来自于网上一篇报道,谈的是北京10月15日召开的一个宣传内部会议,其中一位做主题发言的宣传部官员的话实在“经典”,录之如下:“这个国家还是共产党的,舆论导向还是要牢牢控制在我们手里,腐败不会弄垮我们,失去舆论导向则会亡党亡国。”——这句话的意思是:官员腐败并不要紧,党与政府也没打算将反腐败当作第一要务,只要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自我保护意识就行。关键是要管住媒体与舆论,不能让人们对腐败的批评与制度联系起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要紧,关键是把握住舆论导向,封锁住各种负面消息,让国人透过(在舆论导向指导下)打造的“舆论视窗”窥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以及西方国家的没落腐朽,让国人继续认为自己生活于千年一遇的太平盛世中就行了。

不过,这话不会上《人民日报》,也不会上新华网,那上面讲的还是共产党高层面对泛滥成灾的官场腐败的痛心疾首之言“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之类。官员们深知党对腐败官员宽大为怀,这些年来贪污上亿者都只判个死缓。

另外一则来自于国内,即那篇引起不少议论的“***披露„打黑‟初衷:„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众多线民对***这几句话的解读大致可归为三种:一是认为此话本无它意,只是想描述黑恶势力的倡狂。二是***的重庆“打黑”遭受到很大压力,主动放话“示弱”,强调自己只是不得已而为。三是批评***“失言”说错了话。但根据笔者对中国黑社会及其错综复杂的政治保护关系的研究,我认为第一种解读最符合实情。不少媒体都谈到,重庆黑社会势力由于袍哥文化等传统与地缘关系特别兴盛。***重庆为官,其目的本是为升迁获得更雄厚资本,但重庆先后发生了计程车罢运、“7字头”公车事故,以及“3·19”枪案,这些事件不仅无法为薄的政绩增光,反而显其无能。

在此情况下,***劳心劳力“打黑”,确实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不过,如今中国各地黑社会势力是警界政界的腐败势力共同喂大的,不少地方早就形成了黑社会与政府共同治理社会的局面。在有些地方,黑社会势力这个“二政府”比名正言顺的政府还管用。薄的话可看成“实话实说”,如果这次不是重庆的黑恶势力逼得强势市长“没办法”,让他太没“面子”,它还可以逍遥自在地与政府共管重庆。

党文化那套意识形态语言常常被政府官员在不经意之间解构。如2009年6月记者调查河南郑州经济适用房时,遭到该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句话等于承认了党与人民利益的完全对立,经网路传播,舆论哗然,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对中国人反覆灌输一个观念: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即使在党与人民利益早已分道扬镳的90年代后期,江泽民在其“三个代表”理论里,还煞有介事地坚持这一自欺欺人的说法。当年北京流传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1999年春节期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宣部

部长丁关根陪同下视察《人民日报》社,朱镕基慰勉报社员工时说:“你们一定要当好人民的喉舌。”丁关根听了顿觉不妥,连忙补充说:“在党与人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你们要当好人民的喉舌。更重要的是要当好党的喉舌。”

这个故事讥讽的就是党的利益实际上与人民利益早就不一致了。而中国人提高人权的努力到底有多困难,只要看看2009年8月湖南省衡山县店门镇镇长周建国在指挥拆迁时那句“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性,拆!”就可略知一二,这句话很直观地表明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党性与人性居于对立地位,党权至高至大(山西一法院院长曾肆言自己的权力大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而民众的人权则微末如芥子(深圳海事局局长林嘉祥的名言“你们算个屁!”)。党宣扬了几十年的“为人民服务”口号,同样也被几位级别不同的官员说过的那句“做干部就是为了钱”解构得很彻底。

这类官员的经典语录并非一时戏言,而是他们对中国状况的真实认知,人们从中可看出中国的“国运”。这“国运”就是:在执政者眼里,贪腐并非政治之癌,新闻自由才会导致政治危机;黑社会势力托庇政府官员共同治理社会并不需要打击,只有危及政府利益时才会偶尔打击;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只是句自欺欺人的口号,政府早就堕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政治自利型集团。

要想改变这种极为恶劣的社会状况已经无望,所以“党与政府”只剩下管制舆论一招:不仅要管住本国的舆论,还要“不择手段”地管住海外的中文舆论——这就是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宣传内部研讨会上那份“网路管理三年计划”的主要内容。

第三篇:中国官员级别的政治逻辑(本站推荐)

中国官员级别的政治逻辑

火眼金睛(hyjj315)——明察政军商,洞见文史哲。点击标题下蓝字“火眼金睛”免费关注,我们将为您提供有价值、有意思的延伸阅读。文|聂辉华、顾严

要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首先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首先要理解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为什么?第一,在官场,行政级别决定了资源和权力的配置方式。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说明级别是官场的明规则。第二,几乎所有官员都将级别的提拔和职位的重用当做职业奋斗目标。这对应于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此,理解官员级别才能理解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模式。

然而,中国官场的行政级别非常复杂,有时甚至没有明确的规定。不仅普通人难以明白,即便像我们这样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业学者,也往往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搞明白。尽管网上有不少资料,但是要么不够全面,要么不够准确。在我们正式解析中国官场的行政级别之前,读者不妨回答以下几个关于级别的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司长是什么级别?广州市白云区副区长是什么级别?白云区教育局局长是什么级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是什么级别?如果你认为他们属于不同级别的话,那么你错了。正确答案是:他们都是正处级。正因为官场级别问题如此重要,又如此复杂,我们觉得有必要专门写一篇来介绍中国官场级别的规则。

一、中国的五级行政级别决定了官员级别的基准体系

通常情况下,中国官员的行政级别是由所在机构的行政级别决定的,这是识别官员级别的第一法则。与大多数国家的组织结构不同,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五个行政层级中央(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自治州、盟)、县(区、旗、县级市)、乡(镇、街道)。因此,按照上面五个行政层级政府官员分为五种主要层级,每个主要层级又可以分出正副两个级别,这十个级别就构成了我们识别官员身份的基准体系。具体如下。

1、国家级正职,简称“正国级”,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正国级职位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2、国家级副职,简称“副国级”,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正国级除外),正国级职务的副职等。它们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的书记则因情况而定。按照职位“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这是识别官员级别的第二法则,如果这两个书记是政治局常委,那么他们就是正国级;如果是政治局委员,就是副国级。

3、省部级正职,也称“正部长级”,包括中央部委、省级党委和政府的正职领导(“一把手”)。它们包括:中共中央下属机构(如政研室、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的正职领导,国务院组成部门(部、委、办、总局、审计署、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的正职领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办事机构和专门委员会的正职领导,各省四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领导。仍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王沪宁2002-2007年担任中央政研室主任时,是正部级;2007年之后,他先后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但仍兼任政研室主任,此时变成副国级。移送司法机关的省部级官员

4、省部级副职,包括省部级正职的副职,还有各省的党委常委,不再列举。

5、厅局级(或地厅级)正职,包括中央部委下属司局和省直机关(厅、局、部)的正职领导,各地级市(地区、直辖市所属区)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

6、厅局级副职,包括厅局级正职的副职和市委常委。

7、县处级正职,包括中央部委司局和省直机关的正职领导,各地级市下属委、办、局的正职领导,直辖市的街道(或乡镇)党政领导正职,以及各县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

8、县处级副职,包括县处级正职的副职和县委常委。

9、乡科级正职,包括各地级市下属机构的科室正职领导,各县下属委、办、局的正职领导,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人大主席,街道工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

10、乡科级副职:包括乡镇级正职的副职,乡镇党委委员和街道工委委员。

凭借这个基准体系,我们可以识别大部分官员的级别。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浙江省委书记以及北京市长都是正部级,北京市朝阳区区长、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和江西省抚州市政协主席是正厅级,北京市朝阳区各街道办事处主任(或乡镇长)、浙江省发改委综合处长和抚州市临川区区长为县处级。按照机构级别决定职务级别的第一法则,江西省南昌市是地级市,因此南昌市委书记本来应该是正厅级。但因为现任南昌市委书记龚建华是江西省委常委,所以按照就高不就低的第二法则,他是副省级。类似地,现任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李智富是抚州市委常委,因此不是正处级,而是副厅级。

二、五级行政体系外还有特别体系

虽然大部分官员的行政级别可以通过基准体系来识别,但是还有很多官员的身份不能套用上面的级别,因为他们所属单位不是五级行政体系中的任何一级,而是介于两级之间,即所属单位是副部(省)级、副厅级、副县级,因此这些单位的正职领导比所在行政区划的级别高半级。

第一种特别情况是,一些由国务院或部委代管的“国家局”属于副部级单位,而不是普通的正部级单位。例如,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及由国务院部委代管的国家能源局、国家粮食局(均由国家发改委代管)、国家烟草专卖局(工信部代管)等。一个简单的识别方法是,机构名字中有“总局”字样的是正部级单位,有“国家xx局”的是副部级单位,而没有“国家”字样的局为部委内设的正厅级单位。例如,2001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成立时隶属国家经贸委,属于部委代管的副部级国家局,2003年成为国务院直属单位(仍属副部级),2005年升级为国家安监总局(正部级),而安监总局下属的离退休干部局就属于正厅级单位。这一机构变迁过程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安全生产的不断重视。

既然国家局是副部级,那么它的中高层干部级别都比部级单位相应低半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三个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3〕85号),国家局的局长、副局长、司长、副司长分别对应于部委的副部长、司长、副司长和处长,但处长以下职务级别一样。所以说,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副司长其实是正处级,而司下设的处长也是正处级。虽然国家局的副司长和处长行政级别一样,但是在业务上前者领导后者,在提升时前者优先于后者。例如,因腐败落马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就是正处级。不过有一点要注意,虽然在中央层面存在“国家局”,地方却无法设立国家级的局。因此,国家局在地方的分支机构一般和地方的厅局一样,都是正厅级单位。例如,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是副部级,但省烟草局局长和省财政局局长都是正厅级。类似的还有省统计局、省粮食局、省林业局、省旅游局等。

第二种特别情况是,中国目前有15个副省级市,包括哈尔滨市、长春市、沈阳市、大连市、青岛市、南京市、宁波市、厦门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西安市等13个计划单列市和济南市、杭州市2个市(中编发[1995]5号文),原来名单中的重庆市已升格为直辖市。根据中央编办的中编发[1995]5号文,副省级市直属机关的级别,可比照国家局确定,即市直工作部门为副厅级,内设机构为处级。市辖区及其工作部门的级别,可比照市直机关相对应的关系确定;市辖县和代管的县级市的级别仍为处级,其工作部门为科级。这就是说,广州市市长是副部级,副市长是正厅级,市教育局局长和白云区区长都是副厅级,而白云区副区长和白云区教育局局长都是正处级。与国家局的情形类似,白云区副区长和下属教育局长虽然行政级别一样,但前者领导后者,而且在广州市内前者的级别(本地称“副局级”)略高于后者。

第三种特别情况是,检察院和法院的行政级别比当地政府下属部门要高半级。因为地方政府、检察院、法院都属于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即所谓“一府两院”。举例来说,北京市市长是正部级,北京市朝阳区区长是正厅级,朝阳区财政局局长是正处级,那么朝阳区检察院检察长比区财政局长高半级,就是副厅级。以此类推,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就是正处级,而朝阳区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其实是副处级。可见,叫司长的未必都是司局级,叫处长的也未必是正处级。

三、党群机构:官员级别与机构行政级别相互影响

在中国,执政党领导国家,因此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委机构负责人的级别一般要高于同层次的政府部门负责人的级别。这主要通过各级党委常委会来实现。正如基准体系所描述的,各级党委的常委,除了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其级别均比所属行政区域低半级,比所属部门高半级。例如,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是副厅级,比市文化局局长(正处级)高半级。

关键问题是,哪些人可以进入党委常委会?除了党委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县委书记)、政府正职(省长、市长或县长)、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府常务副职(常务副省长、副市长或副县长)、党委秘书长、当地军区司令员或政委是常委,统战部长、首府城市的党委书记一般也是常委,有一段时间省政协主席也进入省委常委(目前已退出)。常委会的组成表明,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党的下属机构负责人。

由于“一把手”的级别反过来会影响所在单位的级别,因此实际上党委机构比对应的政府机构高半级,这导致党委下属机构的副职领导也可能高半级。例如,省委组织部部长肯定是省委常委,属于副部级干部,那么主持工作的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就是正厅级干部,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同级别。事实上,几乎所有省人社厅厅长都同时兼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但省委组织部的普通副部长则与人社厅副厅长行政级别一样。

党委机构高半级的另一个原因是机构性质。根据党章,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委全委会一样,都是当地党代会选举产生。因此,纪委又比党委的其它下属部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政府的下属部门要高半级。例如,中纪委书记是副国级(政治局委员)或正国级(政治局常委),中纪委副书记是正部级,中纪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副部级。继续推理,省纪委预防腐败室主任是副厅级,而一般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或省人社厅办公室主任是正处级。

除了党的机构,还有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群团组织,它们都属于党领导的机构,因此统称党群机关。各级党群机关和对应的政府下属部门级别一样。

四、特殊职位、干部高配和其它单位

除了前面提到的省长、局长、处长等带“长”的领导职务序列,中国还有一个非领导职务序列,主要包括三个层级:巡视员(对应于厅级)、调研员(对应于处级)、主任科员(对应于科级),这三个层级可以分为正职和副职。非领导职务一般没有决策权和签字权,除非一把手授权。此外,还有一些中央部委的督察专员,例如国家总督学、土地督察等,他们一般是副部级

第二类特殊职位是中央部委的部长助理,例如公安部和商务部都设立了若干部长助理,这些部长助理同时兼任党组成员。“助理”不是基准职务,其级别介于副部长和厅局长之间,在行政上一般是正厅级,但是享受副部级待遇,包括政治、医疗、住房待遇。各省、市、县的政府首长助理以此类推。

除了按部就班的等级体系,还有一些官员的级别高于所在单位的级别,这种情况称为“高配”。这包括三种类型。第一,重要部委的领导。例如国家发改委有六个正部长级的副主任,公安部有两个正部长级的副部长,可见其强势。在地方,一般公安局长都是党委常委和/或政府副职,比政府下属部门正职领导高半级。第二,一些部门内设的重要机构。例如,法院的执行局、检察院的反贪局,以及一些准军事机构(公检法、司法)的政治部,这些机构的正职领导属于所在单位领导副职序列,比其它内设机构领导高半级。第三,经济开发区、一些省直管县以及县级市的领导,一般比基准情形下的级别高半级。例如,省直管的经济开发区或高新区的管委会主任一般是副省级,浙江省金华市下属的义乌市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副厅级。

除了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中国还有庞大的事业单位,例如大学、医院、报社、图书馆等,它们在管理上有些沿用了党政机关体系,这类机构的行政级别由其隶属关系决定。例如,大部分985大学(30多所)属于中央直管的大学,为副部级大学,其校长和书记为副部级,常务副校长和常务副书记为正厅级,其余副校级领导为副厅级,学校的部长、处长、学院院长均为正处级。而正规本科大学一般是省教育厅管理,为正厅级,副校级领导和部处、学院领导的级别与中管大学相应职位一样。报社的行政级别与政府下属部门类似。比如,中央直管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为正部级,那么这两个机构的正职领导就是正部级。

中国的国有企业其实也有级别,因为国企的领导人都有级别。人事关系由中央组织部管理的中央国企有50多家,其一把手级别一般为副部级,极少数为正部级(如中国铁路总公司);人事关系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为正厅级。类似地,人事关系由地方党委组织部管理的国企,其领导人一般为副厅级或者正厅级,由地方国资委管理的国企级别为副厅级。文章、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如有争议请加小编微信fenggq1,我们将及时删除处理。

第四篇:中国保险代理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前言:转此文的目的,在于多年来看到太多保险代理人的辛酸苦辣,一拨,一拨满怀激情入司,又一批,一批心灰意冷离 去.相信有良知的决策层大人物会偶尔光顾本论坛, 来找一些所需素材.就让此小文权作大人物及想入非非之辈的一付清醒剂吧.----------------表彰大会上的光环,即可兑现的佣金,伶牙俐齿的话术……这是社会大众眼中的保险代理人.然而,中国保险代理人的真 实生存状况是怎样的?有多少人能够看到他们的真实状况?大报小报唾沫横飞地抨击个别代理人的 不规范行为的时候得到的是激 扬文字,主持正义的自我良好感觉.此时,在考核和社会排斥的双重压力下展业的代理人成了真正的弱势群体.“理解万岁”曾经被 奉为人文精神的体现,我们也应该理解作为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 150 万保险代理人,理解他们的光荣,他们的梦想.

中国保险代理人有 150 万,曾经涉足过保险业的总人数不少于一千万.这一代人,成就了中国保险业今天的辉煌.中国的 保险代理人制度由友邦保险公司 1992 年引入中国,继而成为中国保险业 10 多年来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时至今日,现存的保 险代理人制度却面临着全面挑战.

一,辛苦撑起一片天,承受八方责难

“保险不是人干的,是人才干的!” 关键在于你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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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职场里传染的亢奋,还有心底里对于富起来的无比渴望,一大批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开始迈出

而接下来,他们就要面对冰与火般的锻炼与考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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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次的拒绝,你能想象他们多少回在暗地里独自舔舐挫折带来的伤害,你还能想象他们多少次迷失在城市和乡村的大路小巷…… 君不觉,白领们盘踞的堂皇而整洁的写字楼竟是那样的可畏!在代理人的心里,可畏的不是停泊着的高级车,也不是威严的保安, 更不是白领们一团富贵气的圆脸……可畏的是写字楼的大门口挂着这样的提示牌, 上面用黑体大号字打印着: “保险推销请勿入内!”

代理人能对此说些什

么呢?在沉默中拼命抵御着深入内心的寒冷吧!或者,渴望成功的热情会融化所有的坚冰--成功应付 的代价啊!或者,来自不易的签单也可以带走聚积在心头的抑郁吧!在经过一次次灵与肉的煎熬之后,终于有一群人从金字塔的底 层升起,他们构成了保险队伍的精英部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走过不平凡的创业路途之后,终于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但是又有 谁知道,有多少代理人在展业道路上因各种各样的困难而选择走开,去他方寻找失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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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这群人,他们和她们,离去的和没有离去的,用自己的坚定,辛勤,渴望和努力,还有混于其中的汗水,血泪, 挫折和伤痛,带来了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撑起了中国保险业一遍繁荣的天空.中国保险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快速发展,近10 年保费收入平均以每年超过 30%的速度在增长,至 2004 年底中国保 险业已积聚起 11853.6 亿元人民币的巨额资产.整个保险业在全国更大的地域范围内铺开.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在中国金融领 域三分天下,为社会保障,资金融通,社会管理和服务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而支撑和带来中国保险业繁荣的正是 150 万中国保险代理人--他们辛勤而不舍的努力工作.

巨额的数字,见证了辉煌;庆功和表彰,鲜花和掌声,也是太多太多保险代理人神往的时刻.然而,当鲜花凋谢之后,在 掌声平静之后,在这一切象征着的繁华之后,保险代理人的生存状态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还有多少人了解,还有多少关怀在心!由 于代理人队伍是保险生产力的主要代表者和实践人,所以不难了解中国保险业的所有重要事件都与他们相关.易言之,保险代理人 太容易卷入关于中国保险业发展的讨论.请看 2004 年中国保险业发生的大事,请问哪次事件引发的讨论(即使不是直接与代理人 相关,比如关于保险资金入市的讨论)不招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针对代理人的飞沫.保险公司感叹代理人不够忠诚不够勤勉,公众埋怨代理人过于纠缠有点烦,个别保户谩骂代理人趋利误引,管理部门要求 代理人恪守职业道德规范, 而专家们则呼吁尽快提高代理人的综合素质, 提高代理人进入的门槛……不可否认, 这些要求都有道理.也不可否认,保险代理人及其展业的确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作为中国保险业生产力的代表者和实践者,所有的罪责真是保险 代理人能够承担得了的吗?难道让代理人来一次从肉体到精神的洗礼就会真的解决这些问题吗?

二,生存在中国化的友邦模式及其基本法之下

1992 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落户上海,带来了寿险营销个人代理制.到 1994 年底,友邦保险公司共招收保险营销员近5 000 人,业务量超过 1 亿元人民币.1995 年美国友邦又获准在广州开

展寿险业务,发展势头也相当惊人,当年公司营销队伍就发 展到 8000 人,新单标准保费收入近3.88 亿元人民币.美国友邦保险公司这种个人寿险营销制度,引起国内保险公司纷纷效仿, 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一制度被快速复制,带动了中国寿险业超常规发展,保费收入快速超过产险,改变了产险和寿险的市场格局.从 1996 年以来,中国寿险市场保费收入以平均每年 40%的速度增长,这主要归根于寿险的个人营销.尽管近年来银行保险突飞猛 进,但统计显示,个人代理销售仍处于市场主导地位.2002 年,个人险仍占全部寿险保费收入的 80%以上.2004 年,全国的寿 险代理人大军已扩充到了 150 多万人.寿险的发展直接带动了保险业的发展,因此,有人曾这样直言不讳地描述了寿险个人营销 制度对行业发展的贡献:“没有个人营销,就没有中国保险业的今天!”同时,寿险个人营销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并对保 险知识的普及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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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代理人营销制度最早源于美国家庭用品推销制度.这种营销制度建立在一种被称为“基本法”即保险营销基本管理制 度之上.基本法有几个显著特征: 一,大量增员,并鼓励所有代理人都冲到外面去对陌生人做“扫街式销售”.二,重视培训上岗,甚至建立了军规一般严格的培训制度.三,低保障,高激励的人才激励机制.四,制定严格的淘汰机制,如 3 个月保单挂零即被淘汰.

在中国这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上,“扫街式销售”以及“基本法”其余规则,无疑是以低成本刮起的一场疯狂的“圈地风暴”,在 短时间内为保险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由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本身成保险公司的唯一存在法则,保险代理人只不过是公司 追逐利润的工具和手段.更专业地说,营销本身成了目的.保险公司的增员采取类似传销的方式,以规模空前的“人民战争”来夺取保险市场.保险公司在增员时放压代理人进入门槛, 拼命招人,导致代理人整体素质下降.

业内人士坦言:“由于进入门槛比较低,寿险代理人的素质参差不齐,再加上不是保险公司员工,不享受保险公司的任何福 利和津贴,完全依赖业务提成,一些寿险代理人为了提高收入,就只好急功近利,误导或诱导消费者投保,致使损害保险公司形象 的事频频发生.” 保险公司盲目追求速度与规模,粗放式经营,忽视对保险市场的培育特别是优质客户的培育;片面强调营销

技巧的培训,而忽视对员工专业素质的教育,营销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不上去,必然使公司缺乏发展后劲.传销式的增员建立在带有“血缘”色彩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之上.这种结构与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不相容,形成人员晋 升体制弊端,并连带产生其他弊端.我国保险业快

带发展初期,一大批学历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员加入成为保险代理人,为中国的 保险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如今,他们中的很多已经进入保险公司的管理层.现加入的拥有更高学历和素质的代理人常常感受这方 面的压力,甚至产生不满情绪.

据一位高级经理介绍,在招聘时很难招收到高素质人才.原因在于一旦新人进入某个部门,那么只要在这个保险公司就永 远是这个部门负责人的下级,永远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创造提成.在“高激励”思想的指导下,保险公司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有保单则留,无保单则去.这种管理方式,不仅让代理人时 刻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且强烈地冲击着代理人的社会行为观念,客观上也麻木了代理人对于公司的责任感,忠诚感.最终让 保险代理人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如果说没有归属感和缺少保障使得代理人们失去了一层保护自己的盔甲,那么严格甚至严厉的业绩考核则是悬在代理人头 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保险,是一个集中体现了人类人文关怀的伟大发明.然而保险公司的基本法却是冰冷的,毫无人情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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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保险公司对代理人的“基本法”,新人如果在半年内(或者 9 个月)达到一定的业绩标准,可转为正式业务员,否则 出局.正式业务员之后,如果业绩持续达到一定的标准,可升级至资深业务员,业务主任,高级主任……但不管升到何职位,只要 有连续一段时间(比如 2 个月)未能出单,便会出局,且不能享受一分钱的续保佣金.如果某一段时间内业绩不能达标,便会降级, 甚至可能一直降为“见习业务员”.其中的做法已经与我国保护劳动者法律相冲突.这就是说保险代理人一旦从业就不能出任何问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旦一位尚未生育的女性从事保险事业,那么她就 算是怀孕或者产后都必须坚持展业,否则不管她以前的业绩如何,她面临的将是降级,再降级.也就是说保险代理人是没有《劳动 法》里规定的产假的.生育是人生大事,但是代理人却不能管那么多,因为,她们时刻要保持一定的业绩标准,否则,以前的一切 努力就会化为无乌有.连生育的权利都要受到业绩考核的威胁,更不用说生病住院了.诚然,我们在看到关于代理人在病床上展业 报道的时候,有敬佩,更多的是心酸.谁不想在生病的时候好好休息呢,然而,面临无情的业绩考核,代理人能休息吗,敢休息吗? 保险公司的电脑只会计算你的业绩,而不会考虑你的遭遇;那么制度的制定人呢,难道也只会 0101 的二进制吗?“成绩只能代表过 去”这句话用在其它行业还有谦虚的成分,但用在代理人身上,我们体会到的是一种重压下的心酸.

案例:今年 49 岁的李明艳 1996 年 9 月进入某大型寿险公司,成为一名保险代理人,并且一

第五篇:官员笑话

2011年的官员笑话

1.“我是纪委书记!”

2011年10月2号,有患者及其家属到桐城市人民医院去看病,因与工作人员有点小摩擦,便大打出手,将医院的急诊科医生杨辉打伤。其中一名打人者狂妄至极,声称自己是纪委书记。事件经网上曝光后,有网友人肉搜索后称,打人者是安徽桐城县范岗镇纪委书记李成富。截止昨天,当地相关部门还没有就此事作出官方回应。(10月7日《齐鲁网 》)仅仅因为护士嗓门有点大,就惹得纪委书记不高兴,以致要大打出手,让人难以理解,这样的纪委书记与地痞流氓有何本质区别?

2.“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是魔鬼”——这句话是杨光亮在受审时的开场白。

昨日,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茂名市委原常委、副市长杨光亮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次开庭。

2011年6月21日第一次庭审时,检察机关指控,1992年至2009年,杨光亮在担任茂名市电白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茂名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048万余元、港币200万元,还有折合人民币3464万余元、欧元2.4万元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3.云南官员假期驾驶农业执法车赴老挝被撤职

2011年10月4日,有网友在老挝万象旅游时意外发现一辆牌照为云E84547的吉普车,车身上喷有“农业执法”字样。该网友拍下照片并传到网上,随即引发网友热议。10月8日,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初步调查确认,驾驶云E84547车辆的赵朝魏系楚雄州农业局执法支队支队长(正科级),此次出境未向楚雄州农业局领导报告,属个人行为;云E84547车属楚雄州南华县农业局,属公车私用。根据初步调查情况,楚雄州委、州政府决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责成楚雄州农业局对赵朝魏先行免职;对云E84547车辆进行封存。

4.【男子开宝马轧人后叫嚣:“我是人民代表”】昨天早上8点多,在南通师范学校附属第二幼儿园门口,一辆宝马车的车轮轧到了行人的脚,当执勤民警让宝马车主出示驾照并带伤者去医院检查时,该车主不服处理、态度蛮横,嚷道:“我是人民代表”,而后趁机驶离现场。

5.茂名市茂港区民政局副局长高某,在与正局长梁某发生口角后,挥起铁锤怒击局长头部;广东省遂溪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宣雄,在组织部门到渔业局考察领导班子后,听到有人议论副局长陈振华将要接替他当局长而心怀不满,在办公室用扳手、裁纸刀等将陈振华杀死;而陕西省石泉县药监局副局长与局长因公车借用,当即将副局长按到在办公桌上一阵暴打,还高喊“打死他”„„

2011年10月11日有网友发帖称,湖南省衡阳市司法局局长万春生在该局召开的党委会上,因为“进干部”的问题打了副局长廖曜中,衡阳市公安局和市委组织部已介入调查。帖子还附上了廖曜中被打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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