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问题与对策探讨

第一篇：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问题与对策探讨

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问题与对策探讨

宋悦华1谷媛媛2

（1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4）

（2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正在大量发生的“村改居”涵盖了农民转居民、农村转城市、村委会转居

委会等多方面的内容，本质是一次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价值目标是追求发展和进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其关键矛盾和问题是如何保障农民——准市民在这一过程中的基本权益。本文以保障农民——准市民基本权益为出发点，从民权、民生、民情三个方面分析了“村改居”中关乎农民——准市民基本权益的问题，并按照维护民权、保障民生、顺应民情的思路提出对策建议。关键词：村改居；准市民；城市化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Village to Neighborhood” by

the Process of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Song Yuehua1, Gu Yuanyuan2

(1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2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Village to Neighborhood” is a kind of social interests redistribution, its value goal is to

pursu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and improve people's quality of life.This article to safeguard farmers'—prospective citizens' basic rights as a starting point, from three aspects of civil rights,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local reality analysis about basic rights of farmers—prospective citizens.And put forward some ideas of suggestions based on civil rights maintenance, civil livelihood security and civil local reality conformance.Key words: “Village to Neighborhood”, prospective citizens, urbanization

前言

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区的村委会纷纷“改村建居”，城市化不断推进。但是，并不是每个村都有能力“改居”，盲目跟风必然会导致一系列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村委会甚至居委会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管理层的真空地带和制度层不合理的地方，很多不足之处没有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导致各种矛盾更加凸显，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村改居”问题一直深受社会关注，因为受众越来越多，近年来引发社会上广泛的讨论。现如今，村规模越来越大，生产多样化程度越来越高，“村改居”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因此，进行合理的“村改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必然要求我们思想上有所重视。如何更快地发现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合理地制定解决方案以有效、有序地使矛盾得以处理将是和谐社会建设中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村改居”的内涵及其本质

我国正处在加速城市化阶段，全国各地大量发生“村改居”现象。所谓“村改居”，简单说来就是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城中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范围，将村委会转制为社区居委会，即“村改居”。“村改居”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径，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在现有制度框架和政策作用下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一场局部社会转型、社会变革，其直接目标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直至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村改居”是以土地收益分配和进城农民社会地位划定为核心的一次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它不仅仅是将村委会的牌子置换成居委会、宣布农民为城市市民，更是国家和农村集体、农民之间重大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其终极价值是追求发展与进步，保障准市民享受高质量、高水平的生活和福祉。在“村改居”进程中形成的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非农业人口我们称作“准市民”——他们虽然已经成为政策意义上的市民，但相当多的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村改居”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保障这些准市民的基本权益，如何调整利益关系以及怎样优化社会结构以提高“准市民”的社会地位，促进“准市民”成为真正的市民，这关乎“村改居”工作能否顺利开展、价值目标能否充分实现。

二、“村改居”进程中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村改居”的出现具有必然性。但是，各地农村实际状况的巨大差异导致“村改居”并不具有普适性，更由于土地利益的诱使、地方政府对政绩和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农民话语权的缺失，农民——准市民的合法权益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保障，盲目地、不计后果的“村改居”势必影响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乃至社会的稳定。“村改居”中以下关乎农民基本权益亟需高度关注和充分保障。

（一）民权方面：

首先，土地征收补偿金的量化与折算问题。政府本身在土地征收补偿金折算方式方面就缺少与这些准市民的互动，参与机制缺失现象普遍。从有关政策条文看，收回转制土地使用权，给予合理补偿，但其补偿标准和范围都不明确。在转制前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通过政府行为改变土地权属而不给或只给很少补偿，无疑是对准市民集体所有的资产“平调”，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而且，准市民为了能够有房可住，在土地补偿金较低、自己无力对土地进行开发的情况下，将土地的部分使用价值和增值的潜力无奈的交给了开发商。

其次，“村改居”后工作人员的转变及其管理方式是否体现民权。“村改居”后，居委会的成员产生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或市辖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指派、任命或从社会招聘。这样虽然在较大程度上保证了管理人员的质量，但无疑这些“外来人员”会或多或少遭到有意无意的排斥和与当地的脱离。实行居民自治将会使农民失去基层直接选举权。居委会的选举制度不健全，城市居民应有的选举权就得不到落实，这就会产生较大的政治心理落差。

（二）民生方面：

首先，准市民的生活保障和就业问题。客观地看，大部分准市民境遇堪忧与自身素质不高也不无关系。他们就业观念陈旧，市场竞争意识淡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等、靠、要”思想，对政府组织的就业招聘会不感兴趣，尤其不愿意进厂当工人，经受不了严格劳动纪律的约束。部分准市民依赖征地款、福利分红、出租房屋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整天无所事事，成为社会闲散人员。

其次，准市民的心理适应问题。其一，“村改居”后，社区内的村民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城里人又是农村人，身份的转变需要村民在心理上有个适应过程；其二，“村改居”后的村民虽然是城市户口，但目前许多地方对他们的贫困救助标准仍是按农村而非市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的.（三）民情方面：

合理选择“村改居”的对象是关乎“村改居”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

首先，“村改居”并不是普适性的，也不是无条件的。它必须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情况下开展。且以打破农村与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状态，实现农村政权组织形式、经济组织形式和土地归属的无冲突转变，让城郊失地农民顺利转化为城市居民，保证农民这一弱势群体从中得到实惠为目标。部分农村在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以及市场化程度上都不具备城市化的条件。对于这样的农村而言，城镇化的形式主要是人口通过就业、升学等方式往外迁移，盲目采用“村改居”并没有实际意义。

其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呈现不同的自然地理气候特点。有些地区只适合从事农业种植，或者说

从事农业种植比其他方式带来的经济效益相比有明显优势。且村民在这种经济结构、劳动方式、气候地理条件下安居乐业。例如在东北大米产区、西北棉花产区以及长江中下游水稻产区、两广的蔗糖产区等。在这些农村中，保留农村形态比转变成城镇更为现实。有农业作为基础，使得农民、农村以及农村自治组织——村委会的长期存在成为客观必要。这种情况下，实行改革的作用就不会很明显，甚至导致反作用。

三、“村改居”进程中问题的解决思路

城市化的实质就是要让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化”入城市，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把传统农民吸纳入现代化的体系中，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公正公平地对待农民，使他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普遍受益而不是继续受损。这应该成为一种指导思想，以此来设计土地补偿、拆迁安置、集中居住、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生活服务等一系列具体制度，不论怎样，决不能使准市民的政治、经济利益和

[1]权利受损，这应该是一条底线，跨越这条底线，城市化就是失败的。“村改居”中如何切实保护准市民的合法权益，赋予其公平的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平等的发展机会，是推进“村改居”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村改居”应本着”维护民权、保障民生、顺应民情”的原则开展：

（一）维护民权

首先，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着重保证准市民的发言权。根据《村组法》和《居组法》等相关法律，建立一套具有衔接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法规体系，协调在村民向居民的过渡中出现的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和适用法律的冲突。在改组前干部人数保证的情况下，可适当从社会招聘专业管理人才，为社区增添活力。保障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有序过渡，推动“村改居”工作的开展。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准市民的发言权。

其次，集体土地处理方面，要努力维护准市民的土地权。在国家未实施城市建设前，由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继续使用；国家征用后，参照国家建设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标准予以补偿。具体补偿方法应“自下而上”的集思广益，让广大农民参与其中献计献策，再由上一级原村委会讨论决定。在土地开发时，给村民多争取房产，村民改居民后可以出租，收取租金进行生活和养老。

再次，在集体资产处理方面，要维持“改居”地区的再生产能力。适当提高土地补偿标准，既能对农民生活实现相对合理的保障，同时也有利于农民开展自主创业。可成立村资产处置组、社会事务管理组、干部安置组等，这些组织应暂时原村委会干部组成。原村集体资产、集体积累仍属原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全体成员所有和享用，不得平调和剥夺，严禁非法侵占、哄抢、私分和破坏。对于无法严格分开的集体资产，可由原村委会汇合本村有经济头脑和公信力的村民兴办乡镇企业或投资其他企业，建立村经济股份制。

（二）保障民生

首先，在社会保障方面，准市民应权责一致且与市民看齐。村民农转非后，应在就业、入学、就医、等方面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同时履行市民应尽的义务。在农民真正获得土地交易的主体地位并相应获得土地交易收益后，政府可以不必包揽过多的社会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不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特别是这些因为国家公益事业建设需要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政府必须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比如，可在“村改居”地区试实行“双保制”，即政府财政拨款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完成“村改居”社保问题的过渡。

其次，全社会应共同努力促进准市民就业能力的提升。这包括：

第一，从政府角度来说，政府应采取积极引导、积极推进、兼顾城乡的方法，加大政策扶持，尽快出台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促进乡镇企业发展。

第二，从社会角度来说，社会组织可在财政的资金支持下开设关于就业技能和择业技巧的培训课程，为失地农民提供一定的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机会，以保证这些劳动力的再生能力。同时，在政策引导银行应开设准居民贷款的“绿色通道”，在经济上最大程度支持其自主创业。

第三，从准市民自身来讲，准市民需改善就业观念，加快形成市场竞争意识。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增强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技能和本领。通过对自身的完善和提高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贡献社会。

再次，政府充分放权，政策上支持准市民过上新生活。同准市民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不由其自身做主，政府在处理过程中又缺乏必要的监督，难免出现有违社会公平、损害准市民权益的现象。因此，在“村改居”过程中，政府应积极鼓励公民参与，做到政务公开、适当放权，避免“全能政府”的出现。

（三）顺应民情

首先，改革前合理化“村改居”对象的选择标准。政府应切实加强和完善如何确定需要“村改居”地区的标准，合理选择“村改居”的对象。比如村人口是否达到一定数量，村经济是否达到一定水平，村再生产能力是否达到一定高度是一方面，该村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是否适合城市化改革又是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严格审核欲改地区的各项指标是否合乎标准。

其次，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民意。准市民的要求是能过上不低于“村改居”前的生活，这也和政府进行此项改革的初衷不谋而合。倘若忽视农民的意愿和诉求，完全由政府强制推行“村改居”，很容易招致农民强烈不满引发社会问题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制造事端。要避免这类问题发生，就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让农民有一定的选择权和决定权，通过法定的、制度化的程序推进“村改居”，才能有序地、顺利地推进“村改居”。

再次，改革后建立现代化新型社区。政府应对撤村建居后的社区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给予一定的支持，制定优惠政策，落实专项资金，把改制后社区的城市基础设施纳入城市一体化管理。如建立心理咨询及疏导机构以调整村民农转非后所面临的各项压力时的心理适应情况；发展街道文化中心的示范与带动作用，开展文化、体育事业方面的活动或比赛、配备置健身器材来丰富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他们尽快转变为城市化的现代文明市民。

结束语

“村改居”作为我国现代化新时期农村城市化的一项重要探索，也是我们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民的安居乐业都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党和人民本着“共同富裕”的出发点共同拉开了“村改居”的帷幕。但在实际运行中，出现各种各样或偶然或必然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时，需要本着“以最广大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原则，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实际，制定配套方案，建立最大限度地吸引当地村民的的参与机制与合理的监督机制，以促进城市化更好地推进。

参考文献

［1］万厦,海平.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的理论与实践探讨[J].社会科学研究，2005，3(130)［2］董雪艳,刘甜,陈红.“村改居”进程中的问题及措施探析[J].新疆农垦经济,2006,6(9)

［3］李靖宇.关于“村改居”问题的思考[J].金色年华：下,2009,5(150-151)

［4］乔靖.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维权问题探析[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21(4)

［5］王圣诵.“城中村”土地开发、“村改居”和社区民主治理中的农民权益保护研究[J].法学论坛.2010,11(98-103)

[1]本文为大连理工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2] 本文是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的理论与实践分析”（项目编号：10YJCC630210）研究成果。

第二篇：东莞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东莞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11工业工程2班201141108206黄日清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无疑，东莞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已经走进了城市化的行列。东莞跟其他城市一样，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

东莞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东莞以制造业立市，并成功地创造了东莞模式，在全国地级市中处于领跑行列。不过，东莞发展到今天，也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隐忧：经济总量虽大，但全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经济内生动力和后劲不足，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约束进一步趋紧，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尚未消除。外来人口数量巨大，他们是东莞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主力军，如何使他们真正融入到东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去？城市如何做到规划领先、一盘棋发展？城市社会所要求的市民素质、文化水平如何进一步提高？乡村如何城市化？城市配套及服务设施如何完善？如何塑造东莞的城市形象，体现东莞城市文化、精神和特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着城市粗放型发展，以城市范围无限制地外延扩展以及空间的无序蔓延为主要特征。东莞也不例外，这不仅造成大量的稀缺资源的浪费，而且极有可能使未来城市持续发展失去机会。东莞城市建设用地扩展迅猛，但空间分布散乱。

东莞城市化进程中的对策：在东莞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大会报告提出，要重点抓好产业转型、体制改革、技术创新、城市建设、社会管理、文化建设、人才强市等十方面的工作。东莞应该加快经济转型，发展科技，人才，促进东莞经济。东莞的城市化道路，应该是中心城区发展和广大的城镇成长的双重运动。城镇在普遍发展基础上提高质量，走向集中，从城市体系的基部形成向上推进的态势，逐渐发展为城区的一部分，最后实现融合。适当引导、科学规划。要积极加以引导，通过合理科学的规划加以调节和控制。探索建立合适的生活保障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制度。探索建立公共基础设施的新机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东莞城市现代化建设：政府要当好政策制订者、资源开发者，避免成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要实现管理服务主体的多元化，积极培育发展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要加大社区投入，使财政来源多样化。要加强法制建设，使社区管理有法可依。要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的建设，发挥志愿者作用，使其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力量。要区分不同社区环境，对社区进行分类管理。

第三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内容提要】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贫困化问题、公共安全管理问题、资源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实现“三集中”，解决农村农民贫困问题，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加强对城市的安全管理；三是对资源性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摘 要 题】城市化

【关 键 词】城市化/贫困问题/安全问题/资源问题

城市化是乡村变为城市的复杂过程，是社会发展中重要的世界性现象。城市化进程是城市人口比重快速提高和城市的生产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社会经济变化的地域空间过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我国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此找出相应的对策来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现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来看，我国1978年的城镇化水平为17.92％，1982年的城镇化水平为20.8％，1990年为26.2％，2001年为37.7％，2003年已达到40.53％，至2003年底，我国共有设市城市600个，建制镇20600个，城镇总人口5.03亿。从目前来看，已经有几亿农民转移到城市。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国城镇化发展的结果。我国城市化进程是逐渐加速的，从1978年至1995年这17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5个百分点，1995年至2003年这8年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这个时期的城市化还是在严格的迁徙限制的状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过去25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在户籍制度的阻遏下实现的。2003年改革户籍制度，今后没有了制度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势必要加速，即比现在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更快。假设2010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那么2020年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7％，很可能更高。若依据最乐观的预测，2020年时我国人口只有13.26亿，按67％—70％的城镇人口比例，城镇人口为8.9亿—9.3亿，17年内将增加3.6亿—4.0亿城镇人口[1]。

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在中国的城市化加速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困问题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伴随现象。考察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贫困不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果”，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推动城市化的“因”。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城市发展应该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过程中，在这种状态下的城市发展，自然会形成贫困的问题。

一是城市化难以形成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渗透和正面影响。在农村人口增长、农业比较效益递减、土地资源约束以及技术替代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为城市加快发展提供了条件。大量的资料表明，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加上农村每个劳动力负担1.5人(2002年)计算，估计短期内至少有2.25亿人不得不流动到城市。

贫困压迫下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的是一种为求生计而萌发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农村的贫困。农村高文化素质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文化素质本来就低的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进一步下降。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影响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也极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甚至下降。这样，使农村更落后，城市更现代。

二是现阶段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城市贫困问题的最基本表现，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各种原因，在城市逐渐出现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家庭的基本生活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困状态，这些贫困者在短期内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导致温饱难以维持。城市贫困问题如处置不当，易于激化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21世纪头30年里，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由此而来的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就是新生的城市贫困村将呈规模化发展，流动中的绝对贫困队伍逐渐多元化、组织化，而后备的相对贫困队伍正在形成，老年人口贫困发生率将因为储蓄准备不够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而越来越高，在城市贫困人口中，男性比女性贫困发生率更高[2]。

2.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安全管理的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社会内部发展、失衡和社会分裂，以及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使得城市发展面临整体性的风险。

有专家列举了城市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六大社会安全问题：贫富分化加剧，众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尊严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SARS、艾滋病、性病等高强度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在这六大问题中，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的人为社会安全危机，成为国人最焦心的问题。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诸多安全隐患，但确保社会安全的准备并不充分，从而加大了风险威胁；同时，负责危机处理的机构分割严重，配合生疏，很难协同作战、信息共享，更增添了应对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难度；尤其是不负责任的心理和城市建设中的急功近利心态，使城市风险经常防范失灵，加上我国预警机制还相当落后，而且政府的协调能力也不尽如人意，这样，必然使中国城市化付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本，包括社会资本、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损失。

3.城市发展中的城市资源短缺问题

资源短缺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按照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预测，至2020年全国将新增3.3亿城镇人口(现在5.03亿)，对资源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城市化对能源，包括电、煤、石油、燃气等需求都将有很大的增长，对生态环境必将产生巨大的压力。虽然目前我国城镇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不高，但是8.3亿城镇人口的总量却是世界最大的。从水源来看，过去的城市供水问题主要是给排水设施的不足，而不是水资源的匮乏。今天，随着城市大生产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大大增量，加之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了江河表面水的丰盈，超量和无度的开采又造成地下水的枯竭，同时，禁而不止的工业污染和污水的超标排放，致使江河湖泊和水源地以及地下水水质遭受严重污染，使得我国66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面临水资源问题，200多个城市严重水资源不足，有的城市被迫限量供水。从土地资源来看，如按现行规划标准计算，每年均需要增加180km[2]的土地。过去总是说我国地大物博，城市发展用地不成问题。如今，城市用地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家的重视，三令五申要严格控制城市用地审批的闸门，并将6000多个开发区撤销了一半，以避免开发区土地晒太阳，同时对城市兴建宽马路、大广场、会展中心、大学城、高尔夫球场等，以及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进行严格的用地控制，敲响了警钟。

三、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对策

1.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

一是实现“三集中”，解决农村农民贫困问题。我国实现城市化的最终焦点、重点、难点均在农村。农民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也是贫困化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制定并坚持“三集中”的长期战略方针，即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实现城市化的社会基础[3]。尤其是只有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才可能实现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这种战略转型是中国迈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民转移到城市，也可实现亦工亦农，做“人人有工作，家家有产业，个个有技能”的新型农民或农业工人，为全面小康打下技能基础。

二是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政府应把再就业问题列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

三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今后应加大“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时应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要建立和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各种经济类型的劳动者都覆盖在社会安全网内，这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要解决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如养老金，由于过去老职工的隐性缴款未能得到补偿，使企业不堪重负，致使企业欠缴和拒缴保险金。为解决此项难题，政府应从国有资产中划出一部分用作养老金。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4]。

2.对于城市安全管理的问题要加强预警机制

城市社会安全问题虽然具有突发性特点，不容易预测，却容易引起伤害。但只要做好公共安全应急机制，城市的安全风险是可以降低的。为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是加强平时对安全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建设。

在城市化进程中，投资者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状况是非常看重的，如果城市生活和秩序舒适、安全，能够更快地进行人、财、物的流通，就会吸引更多的客户和商家的青睐。公共安全是城市各项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城市各项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解决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要建立健全政府对重大危机的应对机制[5]。首先，要建构起覆盖面广阔的社会安全网；其次，要加强危机应对方面的立法建设(如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安全问题)，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一个重要的条例，标志着我们国家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也标志着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第三，政府的危机管理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都应该有较大的提高；第四，要建立起各部门联动、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重视专业知识在控制危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是完善公共安全监督检查机制。

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绝不能走走转转看看走过场，要坚持边检查边整改的原则，以检查促整改。要针对查出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不能不了了之。对所有的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特别是重点部位，进行全面的、不间断的安全技术检查，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安全部门要做好预防措施和加大打击力度，加强对社会的公共安全控制，严格查处危及城市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对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点段和隐患点段进行专项治理，并检查验收。加强综合治理检验工作。遇有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要有警情预报，确保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是营造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

城市公共安全事务绝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情，政府与民众都有责任。公共安全作为一项全民受益的事业，虽然是完全政府行为，但作为公共安全的承担者的政府要提供公共安全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必然通过社会成员支付税赋来实现筹资，而税赋又影响着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期望程度。公民的公共安全期望值越高，政府投资越大，承担的税负就越重。这种由于政府完全独立承担公共安全保障任务的结果，最终必将导致全民对公共安全期望值降低。因此，生活在充满风险的中国现代城市，普通市民应该强化风险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并积极参与和支持风险防范和管理工作，努力营造一个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城市开发商应该分担基础设施建设，整个社会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畅通的网络。在危机预警发出后，市民一定要理性。要使相助与自助结合起来，比如，市民参加自助、他助、社区志愿者队伍等等，只有渐渐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大家才会觉得更加安全。

3.对资源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科学发展观，实行“和谐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资源是有限的，有不少资源是不能再生的，尤其是那些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休戚相关的资源利用问题，不能只顾眼前，一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一是对土地实行可持续利用。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区域性和利用方式的特定性、时间动态性、系统开放性以及尺度多维性。对土地可持续利用动态过程的认识，在于着重提高预测土地利用变化的能力[6]，更重要的是，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的基本目标，不仅是提高对全球土地利用驱动力的分析，而且也是实现可持续利用的战备对策的选择。目前国际上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主要是从合理利用系统分析、评价和综合研究模型三个方面展开的。综合研究模型综合了土地利用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土地持续利用研究，而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广泛应用为其定量化和多种方法的综合提供了可能。

具体地还要重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加强建设用地调控，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改进土地总体规则；集中土地供应权，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用地审批权集中在城市政府手中；实现土地配置方式的配套与协调；进一步完善土地储备制度，以进一步提高国家对于土地市场的垄断能力；建立顺畅的信息渠道，加大土地市场地位变化情况监测力度，以充分发挥国家对地价的调控作用[7]。

二是对电力、水等实行可持续利用，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1978—2002年这24年中，我国的电力弹性系数平均0.81，即GDP每增长10％，需要发电增长8.1％。但从2000年以后，这个弹性系数开始大于1，2003年已高达1.65。根据上述分析，估计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的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的可能性非常高，即要求发电能力的增长等于或快于GDP的增长。因此电力建设的投资应加强。我国的发电只能主要依靠燃煤，故大型煤炭生产基地的建设必须加强。同时，必须尽早考虑能源的多元化问题和开拓新的清洁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源[8]，做到电力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还要注意节约用水，解决城市水资源平衡(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水处理回用等等。

三是对城市生态环境实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和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高投资强度发展阶段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提出了非常强的挑战，面对挑战，唯一的选择是更加重视环境和生态问题，在恢复并保护生态平衡、增加环保设施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第四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对策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对策研究

摘要：“城市化”是指城市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业产业结构由农业型经济转变为工业型经济，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大量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为发展工业和建设城市提供土地，征用农民土地和产生失地农民就不可避免。由于我国土地制度、征地制度不完善等原因，使得一部分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有没有替代土地所必要的生产乃至生活依托，形成了“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边缘群众和弱势群体，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巨大隐患和重大难题。因而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解决农民失地问题的对策，对于维护社会问题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本文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探讨失地农民问题，以城市化理论、三农问题理论、政府职能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有效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问题。

关键词：失地农民、城市化、征地制度、保障机制、问题、对策

引言：“城市化”是一个正在改变着十几亿中国人生活的。并且也令全世界注目的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城市化”主要是指一个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他最主要的内容人口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结，以及城市型生活方式向全社会的渗透、普及。然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耕地大面积征用，失地农民增多。

现代农业经济理论认为：每征用1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据专家分析，按照目前城市化的速度，我国今后每年建设用地需250万亩到300万亩。按城郊农民人均1亩耕地推算，就意味每年将有250万到3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按照此速度，到2030年我国的失地农民将由目前的3500万人剧增到1.1亿人。农民失去土地后，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不仅经历着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社会变迁，更面临着生活、心里等各方面的巨大困境。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农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个人利益的牺牲，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城市化成果，反而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离开了土地，这些农民的就业将逐渐向非农方向转变。但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失地农民都是属于文化和技能低、资金少的弱势群体。往往被排挤在现代工业大门之外，失地农民就业难、增收难的问题己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城市化进程的障碍性因素。农民失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重大难题。近年来由征地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越来越激烈，由此形成了失地农民、农民工和农地的“新三农问题”。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是由于土地问题，而其中60%左右直接由征地引起，因此，城市化并不仅仅是建设出气派雄伟的城市建筑、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更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必须正确认识农村城市化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妥善处理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研究和解决保护农民利益是我们现阶段各级政府的重要课题，是进一步推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如何帮助农民度过失去土地后的阵痛期，保持社会的稳定，是各级镇府不可回避的责任。失地农民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城市化进程对农民的影响

1.1 失地农民数量越来越多

随着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长，征地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失地农民也日益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近年来随着我是招商引资城区开发和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特别在一些城市郊区和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所占比例较大。至 2011 年底，全区共有失地农民一万两千余人。土地不仅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农民所拥有的诸多权利和利益，都是以土地为载体的，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这些权利和利益存在的基础和实现条件，导致这些权利和利益的损害或流失，尤其是导致最主要的权利和利益———生活保障的失去。

1.2 失地农民长远生计堪忧

我国征地的补偿费形式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讲征地补偿标准都偏低。被征地群众对现有征地补偿方法普遍不认可，单一的经济补偿模式也很难给失地农民今后的生活提供足够保障。按现在的物价消费水平，一次性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多可维持六七年，而且还要精打细算。事实上，不少农民缺乏长远眼光，有限的补偿费很快就会用完。由征地拆迁引发的很多纠纷、冲突、上访、诉讼，甚至重大恶性和群体性事件也有时发生，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1.3 就业渠道狭窄

虽然当前有部分失地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能获得较大数额的土地补偿款，但在没有新的生活来源、城市生活消费高的情况下，一旦土地补偿款被消耗，生活水平将马上下降，失地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动荡性变化。受文化、技能、年龄和政策性因素限制，失地农民面临就业困境，而对于已经就业（再就业）的失地农民来说，他们大多从事较低社会地位和工资水平的工作，如清洁工、开小出租、饭店服务员等。有的农民失地后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他们如果没有技术特长，没有年龄优势，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也是既费力收入又低的苦活、脏活、累活。由于失地农民大量涌入大中城市，给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治安带来了一定影响，他们又往往是受排斥、受歧视的对象。总体来说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尤其是失地的中老年农民就业更难了。

1.4 失地农民难以适应生活

由于目前失地农民的安置大多是集中地封闭安置方式，失地农民大多仍聚居在城市近郊的回迁小区，仍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平时很少与城市居民打交道。同时，楼方式的城市居住模式也使得失地农民的互动次数开始减少，可以说，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既保留了农村特点，又有了些城市的特征，兼具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双重特征。在日常生活方面，低收入、高消费的城市生活使得失地农民难以对城市生活产生认同。同时，由于失地农民过分依恋土地，使得他们对城市生活信心不足，内心深处有种莫名的惧怕感，他们面对繁杂而陌生的城市生活，油然产生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里，对未来充满了忧虑，非常苦恼和烦躁，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造成失地农民一系列问题的原因

2.1 政府补偿标准设立不科学，低位补偿造成失地农民利益受损。

一般的城市采用的征地补偿标准是《土地管理法》第47 条所规定的，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最高不得超过十五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 倍。此种计算方法有其不科学性：首先，土地补偿标准没有与征用土地后的土地所得利益挂钩。补偿考虑的只是过去土地的产值，没有把土地开发后的收益计算在内。其次，土地补偿标准的设立缺乏对土地本身价值的充分考虑，补偿标准没有把土地肥沃程度计入补偿公式之内。

2.2 法律规定不完备，导致征地权运用的不规范。

《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具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有，一种是农民集体所有。《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土地，显然指集体所有土地。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即使其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为“公共利益”，也必须申请使用政府统征为国有后的原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与《宪法》精神有出入。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在征地实践中就难免不出现土地征用权的滥用问题，一些商业性项目用地也必须由政府低价统征后高价转卖给开发商，对农民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

2.3 现行征地制度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收益和处分权。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就是以村为单元的所有农民共同所有。除了《六十条》对此有界定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农民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其代表是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任何个人和组织拥有某项财产的所有权，他就相应地应拥有对该项财产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但现行征地制度，在承认农民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在征地时又剥夺了农民对集体土地拥有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使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虚置，土地所有权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2.4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不够科学合理。

依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种测算办法对农民说服力较差。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因为土地征用单位在实施征地过程中，基本都是套用国家标准进行征地补偿，按传统的粮经作物比测定前三年的农业产值，没有或较少顾及到现在的城郊农村，农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为一体的 现代 都市型农业，土地的产出价值已完全不是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价值可比的。因此，这样形成的土地征用价格当然不能反映被征占耕地本身的产出价值，是偏低的价格。第二，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农地一经征用后，其用途的改变通常会导致地价的飙升。但是，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却没有考虑增值因素。而当今土地征用后之所以会产生增值，是由于土地的位置差异、国家规划和开发投资两部分造成的，增值部分当然就包括两种形式的级差地租。因此，在对增值部分的分配上应考虑、被征地者的利益。第三，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导致地区地价差异上欠考虑。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从根本上讲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任何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均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农地产值的一致性趋势，各地类的产值，特别是耕地的产值与区域的经济条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就无法反映地区的地价差异。

2.5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除划拨）及其它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已采取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惟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用和补偿。其次，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则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财富观没有得到体现。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更应真正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

2.6 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针对城市户籍人群，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身份难以准确定位则造成该群体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缺乏。很多城市征地补偿通常都是以货币补偿为主，基本上没有就业培训及就业安置，也没有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农民可以利用土地的价值为自己提供养老保障。然而，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而没有获得社会保障则势必造成农民心理的畏惧感，他们担心失业，担心失去生活保障，担心未来的生存。

2.7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困难重重

一般城市失地农民再就业的职业多数为环卫工人、小贩、临时工等，自主创业比例很低，有些甚至沦为无业游民。为了生存，一些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和谐。据调查分析，缺乏职业技能是失地农民再就业困难的主因。城市失地农民的主要技能是耕种，由于缺乏技能知识，失地农民在再就业过程中完全被动，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其次，政府对失地农民必要技能的培训不到位，部分劳动培训机构完全为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而潦草行，缺乏跟踪检查及反馈；最后，由于就业渠道的狭窄、就业信息的不畅通及企业结构性改革等环境的影响，失地农民就业难问题突出。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后生茫然。一些失地农民不去积极找工作，依赖一次性征地补偿维持生计。村民形容这种靠征地补偿款过日子为“赋闲吃老本，死坐活吃”。

2.8进城后日常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农田地被占用后，农民原来依靠耕地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被严重弱化，进城后，他们收入减少而物价不断上涨造成日常生活支出增长较快，原来自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都要购买，有75.4%的失地农民认为进城后消费支出“增加很多”。许多失地农民对我们说：“过去在农村，烧不用花钱的，吃是不用花钱，用水不花钱。自家种点菜吃有余，剩点还可以卖。现在什么都要像城里人一样，什么东西都得花钱买”。失地农民面对城市的高消费，自然就感到消费成本剧增，生活压力较大。

2.9文化生活缺失，精神文明建设急需加强

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往往能反映出社会适应的程度。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群体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乡居民的差异性，而生活方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闲暇生活的安排。据调查：失地农民闲暇活动排在前五位的是“看电视”、“聊天”、“打麻将”、“打牌”和“串门”。可见，失地农民进城后，闲暇生活基本沿袭传统农村的习惯，闲聊天、串门成为闲暇活动的重要内容，休闲娱乐活动贫乏、单调、不需要消费支出，娱乐活动主要在原村民群体内部，几乎不参与城市社区的文化活动。如何有效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

3.1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实力

党的十六大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就是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途径，提高农业的竞争力；要靠加快城镇化、城市化进程，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

3.2 建立健全的土地征用及补偿制度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不仅要考虑农民丧失土地的自身价值，更应从农民日后生计的维护和可持续发展角度为农民的长远利益提供保障。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应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后能领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为参照来提高补偿标准，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给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应当包括对生产资料的补偿和对生活保障的补偿。这仅仅是静态预期补偿标准，今后应逐步调升，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要灵活多样，补偿时不仅要考虑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补偿，还要考虑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居住安顿、重新就业所需的困难补偿。

3.3 实行多样化补偿，提供多种形式保障制度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样，因此补偿方式也不能完全一样，不同的地方可以采取适合当地基本状况的补偿形式。比如一些地方可以采取土地入股的形式和留地作为村组集体发展集体经济的形式来作为补偿及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像北京的高碑店村，被征地后只剩下80 亩工业用地，人均14平米，他们没有把所有的征地补偿全部发放给农民，而是预留一部分用来改造村容村貌，一部分用来开发村里仅仅剩下的80 亩地，他们根据市场需建立了2 万余平米的古典家具民俗园，吸引商户和顾客，大力发展古典家具、古旧家具和硬木家具，产品远销欧美和东南亚，2005 年，该村村域产值就达12.5 亿，人均23652 元，村里每年根据当初土地入股情况进行分红，不仅解决了村民的生存问题，同时也使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值得其它地方借鉴。

3.4 逐步增强失地农民就业适应能力

政府除合理予以货币补偿外，还应考虑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在劳动就业方面给予必要的指导，组织劳务输出，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各级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让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定期再就业培训。首先应加强宣传和培训在就业指导、就业观念、法律意识等方面加强宣传和引导，提升农民自主就业的意识，使失地农民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发展二、三产业，从事个体私营经济。同时，充分利用区劳动市场和区镇劳务输出网络，组织引导失地农民向区域外发达地区转移，实现外出务工就业。建立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中心，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以较低成本费用，引导青年农民学习劳动技能，应有政府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让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定期再就业培训。此外，对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对自主兴办二、三产业的人员要像对待城市下岗职工一样，在工商登记、税务、信贷、用地、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倾斜，让利于民，增加其自主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3.5 不断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的失地农民社保制度，加快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体系，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问题，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客观要求。首先应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没有达到城市低保标准的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解决失地农民中的基本生存问题；其次，建立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的资金筹措机制的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保使被征地人员在年老时有稳定的基本生活费，真正让广大失地农民老有所靠，老有所养；第三、建立失地农民失业保险制度，对失地农民进行失业登记，由政府出资对失地农民进行培训并提供就业信息，对在一定期限内失地又失业的农民进行失业救济，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最后要建立失地农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与城镇职工一样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3.6 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机制。

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必须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并处理好 历史 遗留问题。一是加快产权和股份制改革。村集体资产特别是历年土地征用的补偿费要单独建帐、专款专用，优先用于办理村民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二是适时组建转型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应接管原村集体资产并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允许其成为法人实体，给予一定年限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税收、信贷和工商登记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以稳定合作经济组织的收入来源，提高失地农转非人员的生活保障。三是完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明确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制定规范的章程范本，确定合理的股权量化比例及配股政策，使合作经济组织在资产评估、法人登记、股权设置、股东权利与义务、收益分配办法、股权转让等方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快产权制度创新，允许股权内、外部自由转让，促进资产的社会化。可以借鉴有的地方搞股份合作制的经验，将征占的村集体土地收益以股金方式分配给村民，通过动员村民自愿入股，再筹措部分资金，建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并通过在村外建立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在村内发展二、三产业，安置人员就业，将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与每个村民（股民）紧密地联在一起；或以征地补偿费置换标准厂房给农民发展集体经济；以及实行“街辖村”的“托管”过渡等做法，保证农民对集体经济财产拥有的所有权，保证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保证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给失地农民提供的就业和生活保障。此外，在征地过程中，对集体经济资产不能搞平调，为其发展壮大创造条件。

3.7 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

资产的社会福利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资产，人们可以从长计议，追求长期目标。更为重要的，积累资产本身对穷人的心理促进、意识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等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事实也表明，土地、房屋、集体经济等资产收益，在预防失地农民贫困和减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而言之，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既是改善他们生计的一种速效、实惠、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也是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生活风险的重要的安全网之一。一是抓好失地农民的住宅规划与建设。城市规划部门与建设单位在设计建造失地农民的住宅时，既要考虑确保他们乐有所居，也要方便他们能从房屋资产中形成长效受益机制。二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于必须由国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在规划区内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数量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对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土地征用补偿费较多的行政村，政府应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3.8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全面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安臵

（1）、采取规划留用地或土地流转的办法，解决失地农民从事农业所必需的土地，引导失地农民参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失地农民是城郊农民，从事的大都是经济效益较高的种养业，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失去土地后，多数仍愿意从事原来的种养业。为此，建议市政府可在今后规划征地中为失地农民规划留用地。

（2）搞好服务，不断完善失地农民就业服务体系，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条件。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要成立劳动保障就业所，加强失地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使失地农民学得一技之长。另外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管理工作，对失地农民可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土地征用情况，发给《失地农民手册》，其作用可相当于《再就业优惠证》等类似证明。

（3）加大支持力度，让失地农民参与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服务工作，拓宽就业渠道。

（4）组织失地农民以股东、交易、管理或服务等形式参与批发市场经营，实现再就业

3.9 强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

（1）尽快出台失地农民农转非政策。

（2）制定失地农民再就业优惠政策。

（3）进一步改进实物安置政策。

（4）不断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政策，维护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5）建立土地入股和租赁制度。用于经营项目被征用的土地，进行土地折价，全部或部分入股、租赁的方式，定额收取红利或租金，使失地农民定期分得红利或租金。

（6）实行预留安置政策。要在土地统征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土地，作为安置用地，组织失地农民发展二、三产业，建市场、停车场等，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失地农民的就业难问题又壮大了集体经济。

总而言之，近年来，虽然我国城市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农业依然是我国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基础产业，特别是在我国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重大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农业所起的支撑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在这其中，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也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正确认识农村城市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对提高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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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我国走向经济大国的必经之路，不仅加大了城乡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农村地域发展，平衡了城乡发展的节奏，拉动了国内消费，也带动了城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但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城市人口拥挤、交通问题、住房紧张、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健康化、有序化、科学化。关键词：城市化 问题 对策

一、城市化概述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社会才能有更大的创新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可谓“追梦改革万里春，农民潮涌作工人。荒滩野岭高楼起，立体网联城市群。”但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也给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因此，单纯、刻意、过激地进行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的国情及稳健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总结出来并找出相应的对策，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善同指出：在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时，应当优先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整体竞争力。

2.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先区域布局。3.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利用。

4.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李研究员提出的标准将对我们找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供坐标，指明方向。

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1.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

普遍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虽然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区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拥挤的问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我国大部分城市还不具有良好接纳包容这么多农村人口的条件，这就使得原本就不算发达的城市，无法解决这部分迁移人口的生活、工作、学习、住房等各种问题，也给原本基础设施条件差、住房条件差的城市无形中增加了更多的压力，也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工商业集中，人口密度大，人工设备密度高，活动强度大，人多车多，导致交通拥挤。城市地域不断向四周蔓延，城市功能混杂，建筑密集，城市缺乏空气、阳光、绿地、新鲜空气。另外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与城市人口形成了一定差距，他们也缺乏着在城市生活工作所需要的相应知识和适应新时代、新物质条件的技能，就业方面竞争力比不过城市求职者，就业率低，收入水平低，大多数从事的劳动技术水平低，劳动强度大，就业稳定性差，也因此导致农村进驻城市人口的贫困度增大，基本的生活得不到良好的保障，随之也产生了一定的治安管理问题。（2）还有一方面就是当前的城乡户籍制度，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采取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遗留下来各种弊端，由此也影响到与之相应的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福利政策，人为地把在同一地区生活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分隔开来，制约了迁移的农村人口的日常生活工作，导致许多在城市生活多年，为城市做出贡献的农民无法得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和福利保障待遇，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由此也使得这部分农村人民产生被剥夺感，产生对城市的排斥感。（3）更有甚者，进驻的农村人口的后代，有的受到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没有城市户口的儿童无法在城市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作为农民工人女，基础教育就被排斥在城市的教育体制之外；有的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部分农村家庭生活环境艰苦，无法支付起城市学校的费用，也致使农民工子女无法接受正常、良好的义务教育；另外现有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学校的建设经费、师资配备、办学条件等各方面得不到保障，虽然农民工子女得到了一定的基础教育，却不够完善，文化程度等依然和城市儿童存在相当差距。

2.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困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城市贫困的凸现也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目前，城市中下岗事业人员的大量和突发式的增加是导致城市贫困人口面扩大的主要因素，城市经济处于转轨期，下岗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但大多数离职人员并不享有政府规定的下岗人员的待遇，并且没有迅速获得再就业的机会，就业率低，并且逐年下降，下岗失业人员不得不从事一些临时性的、不稳定的、低收入的工作，这是他们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另外，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是导致城市贫困恶化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缺乏有效的失业保险体系，大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当前社会的医疗、住房各方面费用都呈现着逐年递增的趋势，巨额的支出使得他们陷入贫困并且是长期状态。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个人文化素质低，不易就业，沦为社会底层，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这样的贫困群体成规模化地在不断扩大。同时，我国也在不断地步入老龄社会，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由于储蓄不多、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也都加入到了城市贫困群体的行列。老人可从事的工作范围很有限，并且工资普遍低，有的老人生育子女多，家庭负担过重，也几乎无存款来应对当前的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制度性变革所带来的生活支出的增加，再加上离退休后，原本的待遇和补贴相应地消失，生活水平因此明显下降。

3.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田、森林、果园等逐渐被柏油路、高屋建筑所取代，由于受到急功近利思想和短期利益的驱使，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不合理的开发，造成了许多诸如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覆盖率减少、草地退化等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森林被大量砍伐，植被减少，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结构遭到破坏，地域生态功能也因此减弱，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态系统内部原本所固有的联系和秩序被打乱，空间上的完整性被破坏，加剧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降低了生态系统自身的调控能力，甚至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情况，生态平衡严重失调。同时，在城镇扩张的过程中，一些污染严重的工厂、行业也不断地影响着当地的生态环境，甚至于由于管理不当，工厂作业产生的垃圾随处排放，工业污水未经处理或不达标而直接排入河流中，污水排放总量不断上升，虽然暂时性地推动了城乡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村人口的收入，但对当地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巨大的破坏，产生了持续性的危害，有的城市甚至已经形成了“垃圾围城”的严重局面。除了城市和工业发展带来的“三废”污染之外，农业耕作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水质、土壤等污染问题也很严重，并且也具有着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化学性化肥、农药的使用，一方面保障了农作物的高产量，另一方面它的有毒性也污染了环境。由于农民在农药使用过程中各种专业知识的欠缺，农药经常有残留、或造成水体污染、土质污染，破坏了环境的系统服务功能。农药的过度使用导致了土壤板结、退化，不利于植物的生长；一些塑料制品难以降解，农民们也未能及时处理，造成了农田的白色污染；化肥中的氮磷钾未能被农作物完全吸收，通过地表进入河流当中，也造成了河流的富营养化，进而使得河流的生态系统遭到了破坏。

4.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资源短缺问题

城市化对于水、电、煤气、石油、燃气等各种能源的需求都有很大的增长，也因此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资源供应上出现了一系列供不应求的局面。从最为突出和常见的水资源问题谈起，过去的城市供水问题主要是排水设施的不足，而不是水资源的匮乏。而如今，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激增，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的大大增量，据统计，我国约有6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大约有200多个，有的城市甚至被迫限量供水。而且大部分城市水质污染严重，地下水开采过量，直接影响地下水资源的持续利用和保护。从土地资源谈起，我国虽然幅员辽阔，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其中耕地面积仅125万平方公里，人均土地面积仅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因此我国一直存在着土地资源稀缺的问题。人口规模的扩大使得粮食需求量的大量增长，但由于城市化的发展，非农业用地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来自人口和工业化的双重压力，使得土地资源和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5.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就在不断的改善和调整当中。城市是由第二、第三产业的区位所构成的特有经济空间，城市化是第二、第三区位的生成、集聚和发展的过程。虽然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内在要求，城市却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实现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有效转移，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并未对城市化进程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而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奉行重消费、轻积累，偏重重工业、抑制农业和轻工业的产业发展政策，导致产业结构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偏差。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处在工业化初中期向中后期演进的历史阶段，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有较大比重，它们主导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呈递减趋势，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却难以带来就业结构发生质的飞跃。

三、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对策 1.人口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农村城市双向的努力

这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好自身的职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人口管理，提高人口素质。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是我国城市化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所在。要坚持计划生育，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少生优生的意识。同时也要加强人口管理，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基础上，普及教育并保证其质量。我国目前有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财富，又是城乡进一步发展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全部涌入城市，也不可能全部滞留农村。解决农村剩余人口问题，必须要从城乡两方面统筹考虑，重在疏导和分流。考虑到大城市自身的困难，当前应逐步放开中小城市的壁垒，加强中小城市的建设，扩大就业机会，并以此减轻大城市的压力。改革城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消除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根本制度性障碍，避免体制不健全所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和剥夺受教育权等的现象发生。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拓宽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的途径，政府可发挥职能鼓励社会办学，提供优惠政策，改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各方面教学资源，全面推行教师聘任制，激活用人机制，鼓励更多具备良好的教师资格的人员到学校任教。最后也要注意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制定符合农民工子弟学校特点的规章制度，并纳入到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使其办学教学更加有序化、规范化。

2.解决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两手抓”

所谓“两手抓”，即一手要紧抓生活保障，另一手紧抓促进就业。具体要做好以下几点：（1）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保障区域，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加大贫困人口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时逐步调整现有的社会福利政策，在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补贴、义务教育等各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各种类型的劳动者都能被覆盖于社会安全网中，并且不为城乡身份所限制，这样不仅能够增强劳动者们的安全感，也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2）完善就业制度。建立健全保障农民工就业的法律法规，把农民工就业问题提升到法律层面加以解决，用法律来约束侵犯贫困者权益的行为，从而为贫困者就业和再就业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广开就业门路，实施再就业扶贫，提高企业对富余职工的安置能力，减少直接流入社会人员的数量，不断开拓新的生产经营领域和就业领域，解决更多人员的就业问题，提高社会就业率。同时政府要配合营造多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给予个体、私营经济以健康发展的动力。全方位引导失业人员向社区服务业转移，引导他们从事各种劳动服务，就业扶持向贫困者倾斜，并且通过加强对贫困者、低素质人群的集中职业技能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加强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劳动力市场运作与治理，保证其治理和调控职能的公正和高效，促进适合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健全和完善。

3.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搞好城市绿化

城市的发展最终目标是建立经济发达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因此必须重视城市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为此，要保护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城市要加快自身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对环境无污染的新兴产业，同时加大对工业、农业污染的治理，加强对噪声、汽车尾气、生活废弃品、工业污水等城市污染源的处理：加强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提高废水处理率；调整能源消耗结构，完善燃煤设施，以提高城市大气质量；加强城市道路建设，降低交通噪声；提高城市绿化率，创建生态城市。同时，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利用率，尽可能地在生产过程中消除污染物；综合利用、回收工业废弃物，节省能源和资源；实行专门生产，集中处理；鼓励大城市进行大容量的快速交通系统，创建高效、低污染的城市绿色交通系统；加大研究和推广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技术，特别要加强对耗能严重的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工作；建立有助于资源节约的价格体系，对水电推行阶梯价格，利用价格机制，减少资源浪费。城市郊区以发展无污染、无公害农业为主，发展可持续生态农业。

4.对资源问题，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

资源是有限的，部分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我们不能只为盲目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性的发展，必须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以节约使用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我们应对土地实行可持续利用，搞好土地总体规划，严格城郊土地管理，城市用地规模不得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切实保护好农用耕地，已制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必须严格执行，不得借各种理由加以变更。对于当前土地的粗放利用，可以通过土地整理来获取更多的耕地面积，控制水土流失、提高土地产出率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比如复垦废弃地、平整土地、沟渠路的规划治理以及对于居民点、建设用地归并等。另外也要注重提高农作物的产出，大量提高耕地的单产量，提高收益，以此带动城市的发展。我们也应对水、电资源实行可持续利用，以期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我们要尽早考虑到能源的多元化问题，开拓更加丰富的新的清洁能源，例如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的方面的能源，做到电力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还要注意节约用水，促进城市水资源平衡，污水处理回用等等，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单位能源产出率。最根本的是恢复并保护生态平衡，促进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增加环保设施，最终达到生活环境、建筑环境、生态环境三者的和谐统一。

5.促进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

大力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之尽快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渠道。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是产业结构演进、升级的必然要求和结果。随着资本技术构成和生产集约化水平的提高，第一、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小，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因此，应实施贷款贴息、税收优惠、专项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政策来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之尽快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在城市实施吸纳农民工的财税优惠政策，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完善基础设施等公共工程的建设，为农民工就业创造机会和条件。同时可以将直接和间接手段相结合，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缓解结构性失业。我国劳动力数量庞大但素质偏低，劳动力总量的供大于求，这与高素质劳动力的供不应求并存。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成为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一个难点。因此，关键在于转变教育观念，提高人们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将政府直接投入和间接引导社会资金相结合，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缓解当下的难题。加大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力度，引导企业扩大职业培训，以此来带动劳动力整体素质和就业适应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