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看巴金对旧制度的控诉

第一篇：从《家》看巴金对旧制度的控诉

从《家》看巴金对旧制度的控诉

【内容摘要】《家》作为巴金早期的作品，也是他的一部代表作。全书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时代的激情，无论是叙事，刻划人物性格还是剖析人物内心，都带有浓郁的感情色彩。本文首先回顾了作者的创作目的和创作动机，然后从作品人物和情节分析入手，总结出巴金在小说里以形象化的画面，通过以高老太爷为首的一系列封建阶级代表人物的行为，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与腐烂，通过梅、鸣凤、瑞珏等牺牲者的悲剧，控诉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兽性”；同时，又通过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的成长经历，批判了新生代思想上的一些弱点，表达出了对旧制度流毒的忧虑，唤醒人们要不断进行斗争。

【关键词】 《家》 巴金 封建制度 控诉

巴金1931年完成的《家》描写的是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①的故事。有人称赞其为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的杰作，然而《家》没有《红楼梦》“补天”的用意，它的艺术视点集中在对封建家族制的解剖上，它以真实而虚构的艺术组合，通过高家的溃败，展示了社会的一角。巴金说，他写《家》的目的，就是要“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我不能忘记甚至在崩溃的途中它还会捕获更多的‘食物’：牺牲品。”“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②作者以满腔的爱向旧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以至到了40年代他写作《秋》时，全民正进行抗战，他仍然认为“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③，可见作家对封建制度认识之深，怨恨之广。作家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作品之中，就像他1985年书面答复法国《解放》杂志主编时说的“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他是通过人物生活和奋斗。这也是这部作品至今仍能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巴金创作《家》的动机之一是要用此小说来拯救他大哥，在酝酿这部小说的时候，在与大哥的通信与交谈中，都叫《春梦》，当时考虑的主要是写性格，想到的是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眼光主要还局限在个别人物性格及其命运上面。1929年夏天巴金在上海与大哥李尧枚有过一段难忘的相处，大哥把一个丰富的生活宝库帮他打开了，作者丢开了空中楼阁般的虚拟的幻影，为他的小说找到了丰富的生活源泉和真实的背景，也找到了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他又进一步向里开掘，日渐深入地挖开自己的“回忆的坟墓”。于是他看到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生活图画：多少人在这里作威作福、骄奢淫逸、腐朽堕落，又有多少人在这里受苦、呻吟、挣扎、灭亡。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必然灭亡的命运。本来，巴金从开始创作的一天起他所要攻击的便是制度而不是个人，这时候他更认准了攻击的目标，更有勇气向这个腐败的制度提出控诉。由此，一个无限广阔的艺术创造的天地在作者面前展开，他看到的已不只是他大哥等一两个人，而是一个社会，一个制度，是构成这个社会和制度并在不停地活动着一群人：上面有统治者、压迫者、吃人者，下面有反抗者、被压迫者和牺牲者。由这些人组成的一个封建大家庭便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至此，巴金关于《春梦》的创作思想得到深化与升华，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怀着对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反抗、愤怒和诅咒，为一代青年呼吁，向罪恶的旧制度提出控诉，并揭示这个制度必然走向崩溃，《家》便应运而生。

一、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腐烂与虚伪

封建制度统治中国几千年，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下不对上，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在世人面前个个道貌岸然，俨然正人君子，背地里却露出的是肮脏、下流、无耻的嘴脸。

《家》中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又在亵渎着家族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庭训，自己却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在庆祝高老太爷六十六岁寿诞，更是演出一幕生动的人间假剧、丑剧。在正式庆祝的三天里，“到处都是人，都是吵闹的声音，都是不自然（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的笑脸。”客人们听的是“几个瞎子拉着胡琴在那里唱淫荡的小调，男人尖起喉咙拚命挣出女音，女人又极力装出男人的粗大的声音”，“大家围着一个布帷听里面的特别口技，因为布帷里面发出的尽是些使人肉麻的男人跟女人调情的声音”。演的戏又是什么呢？“除了几出应景的戏外，大部分的戏都是戏单上没有的”，“因为有些尊贵的客人临时点了些更动人、更有趣的戏”，这些戏“到了使得女客和年轻人红脸而中年人和老年人点头微笑的地方”才给赏。“得了赏封的旦角便向着那个给赏的尊贵的客人请安谢赏，飞了眼风，尊贵的客人的庄严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满足的笑容。” “但是这样还不能使那些尊贵的客人十分满足。于是在一出戏演完以后那个得赏的旦角还要带装下台给尊贵的客人陪酒。”“于是笑声，叫喊，以及种种恶俗的丑态，甚至是年轻人所梦想不到的，都在尊贵的客人的席上表现出来了”，而高老太爷“他看见了这一切，满意地微笑了。”这里全然没有了这些“尊贵”的货色们所大力宣扬的礼义廉耻了，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如此之表现，就连“旁边伺候的仆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他们”原先以封建礼教遮盖着的高家，在这三天里完全显露出了本相。小说通过这些情节的描写，深刻揭露出了封建阶级龌龊的灵魂和他们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

正因为高老太爷自身的荒唐与堕落，所以他无法制止儿子克安、克定浪荡的腐化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兄弟二人串通一所地在外面设立小公馆，花天酒天地鬼混，只不过是高老太爷年轻时候的翻版。

人世间最重的亲情在这个家族中依然是那么虚伪，人们平时对高老太爷似乎是百依百顺，敬重惟恐不周，孝顺惟恐不到，但老太爷病重之时“人们依旧在笑，在哭，在吵架，在斗争。便是少数因为他的病发愁的人，也以为他的病不要紧”，他的两个儿子更是趁着这个机会在“金陵高寓”里逍遥快活，高老太爷刚刚死去，家里又开始忙活了，但众人是“借死人来维持自己的面子，表现自己的阔绰。”没过多久，家人们更为财产和权势争吵不休。这些情节把封建家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祖孙之间的真实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

这些虚伪与做作甚至连高老太爷自己都知道了“大家都在欺骗他”，然而他又何尝不是以一副假面孔在训导、欺骗着所有的人呢？巴金在作品中将这一幕幕荒诞不经的剧像正剧似地上演，揭示出了这个大家族的陈规陋习和腐败的面目，同时也痛彻地控诉了这样一种假道学的制度已经病入膏肓，还处在统治地位，不知道还要毒害多少人的灵魂。

二、控诉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

在小说里巴金除了集中反映封建阶级的虚伪、腐烂之外，更着力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及罪恶。马克思曾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④巴金在小说中通过“娱乐”这个切入点形象地展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正月里高家请了一班耍龙灯的人来家取乐，克定准备了大量的花炮，这些花炮是用来对准耍龙灯的人放的，以烧烫人的皮肤取乐。巴金在这里怀着强烈的感情借觉慧之口控诉了些惨无人道的所谓娱乐。“你以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吗？你以为只要出了钱就可以把别人的身体用花炮乱烧吗？”

巴金以自己生活了十九年的李氏家族为原型塑造了高氏一家，而高氏一家是当时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代表。这样的家庭里究竟是怎样的生活呢？他短篇小说《在门槛上》里一段话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首，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有了这层痛苦的感受，巴金写《家》的动机还有对不公平命运的反抗和对摧残青年的旧制度的诅咒，“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 ⑤旧制度的虚伪毒害了人的灵魂，而旧制度更可怕的地方还在于可以夺取人的生命。《家》中三位年轻女性的死就是作者发出的最

强的控诉之声。

1、鸣凤的死。鸣凤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少女，从小失去父母，被卖到高家当了八年丫头，如今长到十七岁。她聪明善良，性格温柔，美貌多情，但受尽折磨与凌辱。正当爱情悄悄降临之时，高老太爷却作主将她送给六十多岁的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去做姨太太，于是她的一切都被断送了。为了“落得一个清白的身子”，也为了抗争和控诉，投湖自尽。在投湖那一刻，作者在小说里花了大量笔墨来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有对身世的感慨，有对爱情的向往，有对死的意义的思考，然而最大的感受还是孤寂，写到这里，作家只怕内心也像投进了湖水里一样冰凉。鸣凤以死相抗争，来寻求解脱，然而她的悲剧并未结束，高家并未因为她的死而终止对年轻生命的漠视。鸣凤死了后，就用婉儿顶替，婉儿嫁过去后，“在冯家是活受罪。老头子倒喜欢她，就是脾气怪，会折磨人。老太婆发起脾气来，连老头子也怕她，她总是拿婉儿做出气筒！”这样的生活婉儿是早就预料到的，因此她上轿时对四房的丫头倩儿说：“我迟早也是要死的。不死，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就是活着也还不如死了好。你就当作我已经死了。你给鸣凤烧纸的时候，请你也给我烧一点。就当作我是个死了的人。”这是一番怎样痛苦的表白啊。这是一群“被悲哀压倒了”的生命，他们不过是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随意蹂躏的玩物。他们生命的湮灭仅仅让大家“知道少了两个婢女”。旧制度吃人的獠牙早已经扎进每一个鸣凤的心脏里，夺走鲜活的生命只是时间和时机的问题。

2、梅芬的死。梅芬从小与表兄觉新生活在一起，由两小无猜发展到私恋的情人，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只因为双方的母亲在牌桌上斗气，这一对有情人便被活活拆散，又因“母命”远嫁外地“冲喜”，不到一年又守寡回家，她认为“活着只是拖累别人”，整天只是“靠着回忆生活”，任凭命运摆布，自己不能作一点主。顽固的母亲和自己的礼教意识使她不能再嫁，最终忧郁致病，至死都不得瞑目。“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这一腔哀怨埋在心里永远无处诉说了。觉慧在梅芬的灵前说说出这样一段话：“一些哭声，一些话，一些眼泪，就把这个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埋葬了。梅表姐，我恨不能把你从棺材里拉出来，让你睁开眼睛看个明白：你是怎样给人杀死的！”是谁杀死她的呢？是她母亲哭诉的“是我害了你，是我做妈的瞎了眼睛，不晓得你的心事。我把你们的好姻缘拆散了，苦了你一辈子，落得这个下场”？绝非是她母亲一人之力所致，她是在旧制度的细细碾压下消亡的，正像觉慧痛惜鸣凤说的话，是“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

3、瑞珏的死。瑞珏是觉新的父亲通过拈阄的方式选定的儿媳妇，是一位温柔贤惠，美丽善良的女性，她爱着自己的丈夫，体贴自己的丈夫，理解自己的丈夫，她是觉新精神上最有力地支持者，虽然她跟随觉新受了不少苦，但始终恪守本分，她可以说是高家的唯一的良心，瑞珏的赢得了包括下人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爱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温存、善良的女性也惨死在家族内部的相互斗争与倾轧上。为避免纯粹是无稽之谈的“血光之灾”，被迫在临产前搬到城外很远的一个阴暗潮湿的住所，最终因难产而死，可悲的是瑞珏在痛苦地挣扎时，大声地呼唤丈夫觉新时，两扇薄薄的门板却挡住两个相爱的人最后的诀别。一惯忍让、懦弱的觉新这时“突然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这略显直白的愤怒的控诉无疑表明高家乃至整个封建统治者真是丧尽天良，也表明了旧制度的穷途末路，充满了血腥味。

巴金在《家》里塑造的鸣凤、梅芬、瑞珏这几个“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女性，在她们身上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悲愤，“为什么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就应该为那些可爱的陈旧观念，为那种人造的礼教忍受种种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不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道理’。即使别人拥护它，我也要反对。”⑥巴金用各种类型的青年的血和泪，向那个不合理的制度，发出了他的“我控诉”！

三、批判了新生代的思想弱点

正是由于封建制度的虚伪、腐烂、凶残，注定了它必将没落，必将彻底失败。《家》反映的历史背景就是“五四”那一段革命激流汹涌澎湃的时代，在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势力的冲击之下，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已呈土崩瓦解之势，高家第三代中已经出了几个“叛徒”，他们向往新生活，追求自己的理想，反抗封建统治，然而，作者巴金又遵循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在他们各自的遭遇中又暴露出思想上的弱点。

在小说中，作者用力最多的是觉新，他是一个介于高家封建家长和叛逆青年之间的地位特殊、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的原型就是作者的大哥李尧枚。巴金对他爱得最深，也最为他感到痛心。他写觉新主要是通过他的遭遇控诉封建制度的罪恶，唤起人们的警觉。巴金说：“正因为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于此可见他的深长用心。觉新是个性格复杂的人，他的一生，与其说是一个性格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生活、社会的悲剧，他中旧制度的毒太深，最终没能逃脱被旧制度猎食的命运。作为五四时代的青年，他也曾萌生过理想和追求，渴望自由和个性解放，觉新是一个有着美好的心灵，却被专制的宗法教义扭曲变形，逆来顺受，甚至无形中充当了旧制度的帮凶，两个他爱着也爱着他的女子的死他无法脱掉干系。少年时代的觉新，有着许多美好的素质和禀赋。他善良、聪颖，有理想，有过对婚姻自由和幸福的追慕。但是，作为高家的长房长孙，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他就为阴暗的命运所笼罩，反动的制度浸淫到他的思想里，“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磨掉了他的青年人的锐气，也化解了他心中的怨愤和不平。在父亲去世后，又不情愿地当起了“承重孙”。这使他成为“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他是高家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争夺的焦点，双方都对他施压，他介于这两种势力之间，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为封建家庭的没落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又出于骨肉亲情同情觉慧、觉新这些“叛逆者”；一方面屈从专制家长使自己也沾上了死者的鲜血，另一方面他和他的亲人也同样遭到严重伤害，成为一个牺牲品。他始终任人播弄，一味敷衍，按照别人的意旨行事，“含着眼泪忍受了一切不义的行为”，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牺牲了理想，牺牲了前程，牺牲了爱情，牺牲了至亲，最后自己也随着家庭的崩溃而走向深渊。

巴金在《家》中塑造觉新这么一个复杂的形象，一方面通过觉慧的口批判他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另一方面又通过他的人生悲剧来控诉反动的旧制度，第三，觉新在一系列的打击之后也有了转变，使他逐渐理解了觉慧的行为，并予以实际的支持。“我们这个家庭需要一个叛徒，我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他也可以替我出一口气。”“你们看看吧，家里头并不全是我这样服从的人！”表达了觉新开始觉醒的心声。作者在控诉中也在抗争，也在欢呼旧制度的早日灭亡。

觉民和觉慧的叛逆行为则是整个旧制度瓦解过程中非常尖锐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不仅彻底否定封建礼教对青年一代的束缚，而且也极为蔑视封建家长在大家庭里的淫威，发出了“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的呐喊。然而他们的种种行为又显出了他们的幼稚。觉民的全部叛逆行为只停留在追求个人婚姻自主的水平上，全部热情沉湎于恋爱之中，对轰动一时的学生运动也失去了应有的关注。当然，他的反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觉慧是反封建方面最勇敢、坚决的一位，他也首先看出了自己身处的封建家庭必然没落的趋势，并且渴望它能尽早地土崩瓦解。但巴金并未将他塑造为一位高大全的反封建斗士，在描写觉慧为反抗封建专制制度强加于自身的迫害、对鸣凤为爱情而殉身所感到的极度痛苦、内疚、悲愤时，是怀着同情、赞赏和批判这样很复杂的感情的，作家对于觉慧所受到的来自家庭的残害及坚决的反抗是同情和赞赏的，但对于他在鸣凤生死关头暴露出来的不想反抗的态度、灵魂深处隐蔽的软弱则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另外在高老太爷临死前觉慧一反常态的悲痛我们似乎也能看到他灵魂深处的阶级局限。然而这些弱点的存在依然无损于觉慧进步者的形象，小说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达到了很高的现实主义成就。

作家在小说中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中诞生的新生代思想上的弱点是符合时代特点的，统治中国长达千年的旧制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涤荡干净，统治地位可能没有了，但旧制度的流毒仍会祸害很久，连它的反叛者都不免受到影响。这是作者所最为关注，也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家》这部作品诞生至今已近80年历史，但今天读起来依然是那样的扣人心弦，打动人心，这一切都源于作者发自内心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我写《激流》并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它们并不是写了等于没有写的作品。”⑧是的，《家》还有生命，它还没有过时，因为生活中的封建残余及其影响还大量存在，还在继续吞噬着年轻的生命，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家》还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继续向人们揭露封建主义的罪恶，向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发出控诉。《家》必将长留人间。

注释：

①巴金，《和读者谈〈家〉》，1957年6月，《巴金选集》第1卷，第438页

②巴金，《关于〈家〉（十版代序）》，1937年2月，《巴金选集》第1卷，第426-427页。③巴金，《关于〈激流〉》，1980年12月，《巴金选集》第10卷，第377页。

④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95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0~415页。

⑤《关于〈家〉（十版代序）》，1937年2月，《巴金选集》第1卷。第426页

⑥《和读者谈〈家〉》，1957年6月，《巴金选集》第1卷，第442页。

⑦《和读者谈〈家〉》，1957年6月，《巴金选集》第1卷，第440页。

⑧《关于〈激流〉》，1980年12月，《巴金选集》第10卷，第380页。

参考文献：

①巴金 《巴金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贾植芳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2）》，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③张慧珠 《巴金创作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阎焕东 《巴金自叙——掏出自己燃烧的心》，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⑤郭志刚、孙中田 《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版）》（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⑥党秀臣 《中国现当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⑦杨昌江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

⑧蓝棣之 《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马云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二篇：从《家》到《寒夜》看巴金创作风格的变化

从《家》到《寒夜》看巴金创作风格的变化

一、巴金的整体创作风格

1、巴金创作的两个时期：

一般认为，巴金在1949年以前的创作，以1937年以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长篇力作《家》（1931）为代表，后者则以《寒夜》（1944）为代表。后期的创作风格渐趋沉着写实，多写善良无辜的小人物在时代沧桑和社会动荡中的悲剧命运。

2、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巴金创作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是盛行于欧洲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多以批判欧洲的现代国家制度为出发点。其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权威，否认一切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形式，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要求建立一个所谓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大同社会。其中，对专制权威制度的抨击，对保障人人平等和个性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的忘我追求，是青年巴金被深深吸引的原因所在，也对其人格形成和文化创作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巴金始终如一地坚持讲真话、忠于自己的信念，以自己崇高的人格力量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他那永远直率坦城的语言和叙述语气，那不可遏止的喷发的叙述方式，都是他的文学创作的独特魅力所在，同样源于他对“主义”的虔诚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潮还赋予了巴金一种观察和批判社会人生的独特视角，他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始终保持着特殊的敏感，而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的批判和控诉，也是其文学创作的一个主要内容。

二、《家》：悲愤的控诉与青春的悲剧

《家》是巴金前期的代表作品，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作者以他真诚的笔触，控诉了封建制度尤其是封建家族制度的罪恶，揭示了它在时代变革面前必然走向分崩离析的命运。小说塑造了大约六七十个人物，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封建专制制度的代表”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两类，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高老太爷、觉新与觉慧三个人物。

1、高老太爷：封建家族与传统礼教的代表人物。

做过多年大官，拥有庞大的家业，儿孙满堂，对高公馆的一切如同帝王一样的支配享用；少年“荒唐”，老来纳妾，还常常“捧花旦”取乐，在后代面前却又以道德家自居。除了这种“虚伪”以外，更可悲的是他是如此“自信”和“坚定”地信奉着自己的那一套封建理论。他之所以坚决压制年轻人的自由恋爱，阻挠觉民和琴的结合，主要也是因为孙儿们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挑战了他的权威。可见所谓“门风”，实在是和封建家长的“面子”连在一起的。

当然，小说中的高老太爷作为一个颇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不仅表现其专制腐朽的一面，还显示了其善良的一面。去世前他对子孙表现出一定的忏悔和关爱，弥留之际答应了觉民和琴的婚事，并原谅、默许了觉慧的反抗。

2、觉慧：正在觉醒的年轻一代代表。

巴金曾说，觉慧是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一个既“大胆”又“幼稚”的“叛徒”。所谓“大胆”，是因为在这个家里，只有他敢当面顶撞高老太爷，敢于当众怒斥陈姨太等人上演的“捉鬼”闹剧，并最先认清了封建大家庭的丑恶本质，冲出牢笼投身到社会运动的洪流。所谓“幼稚”，不仅体现在他性格中某些单纯、甚至鲁莽的一面，也体现在他对待鸣凤的爱情态度上。

3、觉新：揭示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依附性。

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凝聚着作家最为深厚和痛切的人生体验。其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二重人格。他所躬行的恰恰是自己最厌恶所痛恨的一切，而他本人真正的理想、喜欢、欢乐甚至悲哀，都被自己刻意制作的虚假面具所遮住了。

他也曾和弟弟一样喜欢读进步刊物，并被里面的文字所感染，受其熏陶，他也意识到封庭大家庭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可悲的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想法付诸实践，一次次的人生失意和挫折使他丧失了任何抗争的勇气和生活的理想，只能在牺牲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中委曲求全，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封建家长错误指令的“帮凶”。

4、艺术上的特点与不足：

《家》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具有鲜明的特色：小说没有一个贯穿首尾的故事情节，而是把高氏三兄弟的爱情故事相互穿插，构成整部小说的主干，同时插入其他的人和事，既不是单线发展，又前后照应、浑然一体，显示出作者驾驭中长篇小说的卓越艺术才华。

不过，作为一部经典名著，小说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也与作者那“青春的激情”不无关系：书中的高老太爷等“反面人物”显得有些漫化画和简单化，作者“控诉”的情感需求压倒了其他，冲淡了对人物形象复杂性格的塑造。整部《家》似乎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中老年人都是错的，落后的，他们专横、自私而虚伪；年轻人都是正义的、进步的，他们就该反抗家庭、彻底与父辈决裂。巴金这样的艺术表现虽然符个五四时期众多青年们反抗封建家庭的情感需求，但未必能折射出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三、《寒夜》：多重内蕴的人生悲剧

《寒夜》是巴金的又一现实主义力作。小说以抗战后期的国民党“陪都”重庆为背景，描写了善良软弱的小职员汪文宣和他的家人，在社会的大动荡中穷困潦倒生离死别的悲剧，展示了他与妻子曾树生以及老母亲之间的情感纠葛，表现了小人物们无可奈何的人生悲哀。

1、多种的主题意蕴：

小说题名“寒夜”，既是对当时动荡而黑暗的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作家悲凉而绝望的痛苦心境的真切表现。整部作品虽没有直接写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和国民党吏治的贪污腐败，但通过对一群小人物生活悲剧的真实描写，从侧面更加深刻地批判了那个动荡、黑暗而病态的社会。正如小说在结尾处几个百姓的议论所说：“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

当然，汪文宣一家的悲剧更主要地是一种情感与人性的悲剧。这也使得他们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某一时代和某一社会的局限，获得一种普遍人性和人类情感层面上的永恒意义。汪、曾二人曾是大学同学，自由结合成为夫妻，但他们的理想和激情却在艰难而痛苦的日常生活中渐渐消磨殆尽，尤其是战争的苦难和疾病的折磨使汪文宣变成了一个丧失生命活力的懦弱小职员，曾树生终因受不了家庭生活的毫无生气以及婆婆对自己的憎恶和仇视，逐渐萌生了冲出家庭牢笼的愿望。小说重点表现了汪文宣挣扎于母亲与妻子二人之间的痛苦与无奈。

2、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纯粹意义上的“好人”，都是善良的弱小者，但他们又绝非顶天立地的强者，也不是舍己救忘我的英雄，都有其自身的性格缺陷，都有自己卑弱、渺小的一面，而好人的悲剧则更具代表性。

（1）汪母：变态的母爱。

长年守寡，儿子成为唯一的精神依靠，长期压抑而苦闷的生活使她的心灵逐渐失衡，对媳妇的排斥也就自然而然了。作品以具体的文字揭示出母亲对儿子已不单是一种健康的母爱，而是渗透了一种排他性的变态情感。

（2）汪文宣：男性软弱者的形象。

具有“恋母情结”，希望从妻子身上获得的是一种母亲般的温柔与宽容，这与两性之间建立在平等的、建立在性爱基础上的现代意义的爱情相去甚远。

通过对汪文宣的塑造，巴金将中国现代文人的懦弱性推向了极致：他对妻子和母亲之间的冲突无能为力；得知妻子另有情人也隐忍含垢，而这种委曲求全，又反过来加深了妻子对他的厌恶；明知有病仍不敢正视现实，得过且过，怕花钱而拒绝治疗，其自轻自贱的结果终是害人害己。

此外，汪文宣的人生悲剧又是一种生命本身的悲剧。他性格上的懦弱，与其衰弱患病的身体是紧密相联的。而他不敢治疗，更主要是是不肯多花妻子的钱，这种顾虑中隐含着一种个性的自尊和生命的尊严。作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种生的无奈与死的悲哀，更多地显示着作者的同情与关切，让读者对汪文宣的悲剧感怀不已。

（3）曾树生：勇于追求新生活的勇敢女性。

从传统道德来看，曾树生可谓是“大逆不道”的，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对这一人物作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始终怀有一种同情、悲悯和理解的人性眼光，因此在作者笔下，曾树生成为一位在生活重压和情感苦闷中苦苦挣扎、不能主宰自己命运又不满足于现实，勇于追求新生活的美丽而又单纯的女性。

3、《寒夜》的艺术特点：

相对于前期创作，《寒夜》显得更加令人回味，这固然与作者创作经验的丰厚、艺术技巧的圆熟不无关系，也与其创作心态的从容平静、成熟冷峻有着直接关联。相比与前期的火热激情，巴金观察人生的眼光多了冷静与平和，多了些深邃细致，多了些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他把更多的目光投射到平常人生的平人琐事上，以深沉含蓄的笔墨抒写人物的情感痛苦、人生的悲哀与生命的无奈，并冷峻地对他们进行着人性的观照与灵魂的拷问

《寒夜》是一部平民的史诗，一曲生命的悲歌。作者那浑然天成的艺术表现，那不动声色、近乎单调的叙述方式，都使得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剧气氛中。

第三篇：从种姓制度看印度教育

从种姓制度看印度教育

摘要：种姓制度是印度独有的历史产物，印度独立以来，种姓制度的残余继续在社会中顽固存在。在印度的教育体系中，高种性人对低种姓人的歧视之类的不公平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印度国民教育的发展。本文将通过简析种姓制度的特点及其影响对印度教育的发展作一探讨。

关键词：印度、种姓制度、教育

一、引文：

伴随20世纪90年代末印度经济的崛起，其高等教育问题日趋引起许多国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注意到，在过去近两个世纪，尤其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的60多年里，印度高等教育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长为“高等院校数量世界第一（约2万多所）和在校生人数世界第三（1120多万人）”的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1】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论在艺术还是科学方面都曾闪粗过灿烂的光辉.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官僚体制、殖民统治和种姓制度的影响,印度又有着屈辱的历史和愚昧的传统。所有这些,特别是种姓制度，都深深地影响着印度今天的教育发展。

二、种族制度和印度教育的概况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特有的一种等级制度，它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产物。按照这种制度，每个人一出生就属于一个特定的等级，职业也是世袭的，各等级间界限严格，不能通婚，不能交往，甚至不能同井而饮、同席而坐。即种姓是指职业世袭、内部通婚、不准外人参预的社会等级(身份)集团。种姓在古梵语中称“瓦尔纳”，意为“肤色”、“品质”；印地语叫“阇提”，意为“种”、“出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意译为“种姓”；葡萄牙人称为“卡斯特”，意为“族姓”、“出身”。早在奴隶制时期，印度社会即已分四大等级：“婆罗门”(僧侣)掌握神权，主持祭祀，是人民精神生活的统治者；“刹帝利”(贵族、武士)，掌握政治、军事实权，是古印度国家的世俗统治者；“吠舍”(农牧民、工商业者)，多属被剥削的小生产者；“首陀罗”(奴隶、杂工、仆役)，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被压迫、被剥削者。这种制度主要盛行于印度教教徒中。被印度教奉为圣书的《摩奴法典》，把这四个等级的起源归于梵天(造物者)身体的四个部分，即婆罗门出自他的口中，刹帝利出自他的双臂，吠舍出自他的双腿，首陀罗出自他的双脚。印度教的经典还认定前三种等级的人是可以获得“再生”的，而首陀罗则没有这种权利。

随着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后来在恒河流域的一些王国里，原来的四个等级又被细分为许多等级(亚种姓)。结果种姓日益增多，制度日趋复杂。在原来的种姓之外，又出现大批“不可接触者”，即最受歧视和压迫的“贱民”，他们绝大多数人没有土地，没有权利，只能在农村当佃、雇农，或在城市从事“不洁”行业，如洗衣、制革、屠宰、清扫等，他们的人身和用过的东西都被认为是“龌龊”的，他们不能同其他种姓的人接触，不能进入寺庙、学校等公共场所。现代的种姓制度共分三大等级，即大体由原来的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所组成的高级种姓，由原首陀罗组成的低等种姓以及被称为“贱民”或“不可接触者”的第三等级。【2】

印度教育制度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古印度时期、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独立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60年代后。

印度教育制度阶段一：古印度时期

要完全用今天我们的教育系统来解说古代印度的教育当然是很困难的，不过占代印度教育的分期还是很明确的，就是，7岁以前在家庭里受教育，8到16岁在学校，以后便在高深的学府。在吠陀时期还没有初等教育之可言，但在奥义书时期之末似乎已经有了。但它是否给印度所有儿童受，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认为只给三个上层种姓的儿童。这时种姓制度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

印度教育制度阶段二：殖民统治时期

印度有悠久的历史，是个古老的文明国家。17世纪起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至1947年8月14日才宣告独立。在殖民统治时期，形成了一套官办教育制度。学校面向社会中、上层家庭的子女，目的是培养买办。在整个教育结构上重视印度高等教育而忽视初等教育。印度教育制度阶段三：印度独立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

独立后，印度于1950年1月通过宪法，规定向14岁以下儿童提供8年的义务教育。但到1981年，印度的文盲人数却有4.37亿人，高于独立时的文盲人数（3亿人）。【3】一类学校只是为最贫穷、最落后的社会阶层开放，与原来的小学并存，形成初等教育上的双轨制。印度教育制度阶段四：60年代后。

60年代，印度酝酿一场新的改革，终于在1968年议会通过了《国家教育政策》，要求各邦均统一执行颁布的十二三制。这个学制要求创办10年制普通学校，以便向所有儿童提供一色的普通那个教育。【4】

三、种姓制度对印度教育的影响

印度的种性制度导致的结果，至今仍然严重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婆罗门和刹帝利贵族阶层的影响力虽然大不如前了，但是仍控制着主部门，吠舍阶层地位有所改善，但首陀罗和贱民“不可接触者”的状况并未有明显改观。等级森严类似南非的种族隔离。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尤其严重。在大中城市略好一些，但歧视现象仍然很严重。底层的人若想染指较高级的职业或职位比登天还难。在同阶层尚可谈公平，不同阶层公平或机会有天壤之别。印度影视作品《流浪者》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高种姓、享有特权的人经常歧视低种姓人，他们认为作为印度等级最低、他人最不愿接触的“贱民”，永远也不应该享有什么东西，更不用说接受高等教育。

印度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等级森严的社会，通常按种姓、宗教、阶级、地区和性别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其中种姓是印度最普遍的划分尺度。在印度教内，种姓制对“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进行残酷压迫。1980年，印度中央政府的“落后阶级委员会”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印度落后阶级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2.4%。据印度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调查，到90年代初期，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印度人口仍占总人口的40%以上【5】。种姓制不但压迫低级种姓，而且歧视妇女，它通过传统习俗、观念压迫低级种姓、印度教以外的宗教群体和广大妇女，导致这些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受教育程度很低。

种姓制度在印度有几百年的历史，根据这种制度，更高种姓的人可以享有质量好的学校和工作，低种姓的人大都贫穷，而且不识字。然而，对印度低种姓阶层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改变的步伐还是不快，取得的成功也是有限的。不过，改变的要求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过。根据最近一项由印度政府资助的调查，印度低种姓学生每天面临教师和高种姓学生的虐待。教师无视他们在班上的存在，高种姓学生则拒绝和他们说话，甚至和他们发生身体接触。印度政府官员承认，在印度还存在着广泛的不平等，尤其是对“贱民”的孩子，学校教室里确实存在种姓歧视的问题。【6】印度教育体制“深陷在阶级模式的泥潭中”。

四、种姓制度改善后的印度教育

现代教育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在殖民时代曾为上层种姓所垄断，从而也曾是权力和特权的象征。但是，随着教育的民主化、世俗化、公平化。因此，印度教育要走向现代化，就

必须废除种姓制，实现教育的世俗化，民主化和公平化，提高“落后阶级”和妇女、女童的受教育人数和文化水平。认识到种姓制度对印度教育事业发展的阻碍性，1950年颁布的印度宪法对种姓问题作了特别规定，其中第17条禁止一切形式的“不可接触”行为，并规定惩罚办法；第15条规定任何公民“都不得仅以宗教、种族、种性、性别、出生地点等等为理由”，而被排斥于公共场地、设施等的使用之外，其中包括商店、饭店、旅馆、娱乐场所，以及水井、水池、浴室、道路等等。宪法中还专列条文，责成政府对所谓的“落后阶级”给予文化、教育、经济方面的优惠，并在联邦议会和邦议会中为其保留席位。1955年，政府又颁布“不可接触犯罪法”，进一步禁止对“不可接触者”的歧视。【7】由此可见，印度政府在法律上以及一切政府行为中，都严格反对种姓不平等，并尽力提升低种姓的社会地位。

随着种姓制度问题得到改善后，印度教育获得长足发展，建立了比较灵活、完善的教育体制。近期印度制定了“十一五”教育发展战略，提出“全纳性增长”的发展理念，即推进均衡发展，缩小区域、群体和性别间的差距，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拟铲除教育种姓化，促进印度教育得到优质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科技、经技术人才，也保证国家实现全面快速发展，确保印度可以在当前世界上的先进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五、结语

种姓制度一直贯穿于印度的各方各面，在教育这方面有着难以消除的影响。在这经济全球化，科技迅速发展这一时代下，种姓制度的迫害也来也受到重视，在印度政府领导人及其重视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下，种姓制度给教育发展带来的问题也得到改善，其高等教育的发展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参考文献】

[1]林承节.印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2][印度]萨拉夫.印度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12月北京第1版

[3]葛孙士 海维均.列国志印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4] 吴春燕.印度教育的发展与印度的现代化[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

[5] 崔金宁.印度教育现代化的历史演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6.6

[6] 吴式颖 褚宏启.外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7] 林承节.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第四篇：从药家鑫案看媒体审判

班级：新闻二班

姓名：王鑫月

学号：1011040209

“言杀药家鑫”中的媒体角色

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26岁女子张妙．因担心自己的车牌号被对方记下，药家鑫持水果刀朝对方连捅8刀，致其死亡。2011年4月22日，沸沸扬扬吵了整整半年的陕西药家鑫案在西安中级法院一审宣判，犯罪嫌疑人药家鑫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5月20日的二审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至此，喧嚣一时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自事件发生，各大报纸、网站纷纷刊载各种消息及言论，让本来一起普通肇事杀人案慢慢变得非同寻常了！离奇扭曲的行为、狂暴躁动的民意、错乱纷杂的信息、暴戾极端的表达、荒谬模糊的开脱„„一切角色的膨胀和萎缩都发挥到了极致。“网络审判”、“媒体审判”这类词汇一次次出现在各种评论中，“药家鑫，不是法律干掉你，就是你干掉法律”顶着如此的残酷地舆论压力，无疑已经对司法审判的进行构成了一定冲击。同时，来自民众及各界的质疑，也让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似乎在法院宣判之前，民众已经给了药家鑫必死的判决，对生命最初的尊重与挽留，已经完全被愤怒所遮蔽，药案是互联网时代典型的群众审判。造成如此“以群众狂欢的方式杀死一个人”的现实，这不仅是媒体的失误，更加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如果不在这种嗜血的狂欢中清醒，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从新闻角度而言，新闻报道是完全的事实报道，不掺加记者个人任何的情感倾向和喜恶，真实是前提也是必须。一辆私家车和两个父母身份，药家鑫被贴上了“富二代”的标签，继“我爸是李刚”事件后，无疑，给了广大民众先入为主的观念，事实上，无论他背景是贫是富，之于案件，是完全没有任何干系的，也不存在笃定的影响力。中国贪污腐败之风一段时间内的不能改变的现实，使大多数人尤其是普通民众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心理，专横任性腐败的权力催生反抗的民意、逆反的民意，也使这种民意染上暴戾与非理性的病毒，给药家鑫的枷锁填上了一份沉重的镣铐。而后来《勿让药家鑫肇事杀人误入标签式批判惯性》等报道，以及网上对药家鑫家庭背景的争议以及媒体发布的关于其并非富家子弟的消息，在完全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群众眼里，造成的只能是反效果。和随后而至的“激情杀人”“职业习惯”等说法，一起在众人眼里构成了显得十分拙劣而低俗的开脱。《杀人乱扯“弹钢琴”，强奸要赖“俯卧撑”？》等文章充分表明人们对于药家鑫的坏印象已经进一步坐实，此类报道也闪烁出浓重的媒体倾向，难脱审判之嫌。加之，公众认定，司法腐败的泛滥会造成杀人凶手的逍遥法外，于是大家义愤填膺，齐声喊杀。此时，某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言论甚嚣尘上，无论如何强调司法独立不受媒体舆论左右，但司法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在法律范围内回应民意，舆论对司法施压，司法难逃被非理性的民意所绑架。

此外，过度详尽地关注报道此案各种细节情节，也让药家鑫案件和司法部门的公正执法背上了一层阴影。“学妹声援、激情杀人、弹琴理论、以其开头废除死刑”各种层出不穷的报道相关联，私人言论泛滥，对民众对案件的理性判断造成的更加深刻的影响。完全不具备专业知识和高等教育的群众并不能像李玫瑾教授等人那么理智地以专业的角度分析本案，某些探究和分析甚至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此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引导越是不想药家鑫死，民众越是不会放过药家鑫。此时，“杀死一个人会使那么多人感到痛快，而阻止杀一个人的努力激起那么强烈愤恨”的事实，已经形成，各种仇恨因子同时爆发，应经成为司法审判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如此情况下的药家鑫，故意杀人罪，已经完全没有活下来的可能。任何形式的杀戮都不能称得上一件好事！悔过书被指不真诚，以前的荣誉成为讽刺，哭泣被批作秀，同学邻居的请愿书更被判断为药家一手操办。同情并不能成为破坏法制的托词。如此一棍子打死的全盘否定，之于一个人来说，这未免太过偏激、太过残酷了！司法部门最后在庭审现场首次发出500份之多民意调查问卷，不只是司法民主的一种诉求，更加是司法部门对于民意的变相试探。“言杀药家鑫”虽然广大民众和网友占据主体，但各大媒体确实难逃罪责。不管是前期的消息报道，还是后期不成功的舆论引导，都成为了公众舆论的制高点，为人们发泄情绪提供了的契机，给后来民愤之火熊熊燃烧添加了至关重要的几把柴火。

媒体审判在各种案件前后不断在言论中出现，不仅对民众的情绪造成影响，为社会治安添加了众多不和谐因素，同时，也严重干预了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为司法部门做出公平、公正的裁决制造了困境。所以，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才能在客观、公正、真实报道和法律范围内的舆论监督的前提下，避免出现媒体审判。这是现行社会大环境下，我们，不只是媒体，也是社会各界必须关注并为此付出努力的大问题。从药家鑫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处理偏差，会造成媒体、社会专业人士或机构和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垮台。“请问，去央视哭一次要花多少钱？”、“砖家”这类言论不会唯独出现在药家鑫案中，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受灾面，也完全在预料内。到了似乎‘民意’代表公平、正义、良心的地步，那法治岂不形同虚设？‘民意’审判的声音，左右法理的审判，是法律的尴尬，更是法律的悲剧，这是必须避免的！

当前社会，如何避免媒体审判的现象？这是社会共修的大课题。

自媒体而言，最初，媒体在报道新闻事实的时候，要注意在字里行间、举手投足不掺杂个人情感和判断，呈现给受众最原始的事实。凡是经过加工的东西，都可能遭到有心之人的存心挑剔，如果我们自己做到没有任何谎言和倾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面对来自各界的各种质疑之声。

其次，我不支持，媒体在案件没有完全定案之前刊载任何个人言论、公共言论和会可能误导受众的实质性报道，即媒体不应该在司法之前作出定性判断。任何媒体提前表态和定位都有可能带来舆论**，尤其是那些完全找不出根据的猜测和自以为权威的解读，无疑为社会舆论制造噱头，进而造成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我们必须知道，对于法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允许讨论，更不允许模棱两可的偏向，公众和媒体都不该在对未来猜测假设的基础上对司法置喙！而是审判后，对于已成的事实，媒体和公众才存在自由的评论权！

此外，严格舆论监督制度，提高媒体公信力。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将直接影响到媒体的执行力和影响力，而媒体审判，对司法的权威性也造成一定的冲击！媒体舆论监督在发挥促进司法公正，保护公民的知情权，遏制司法腐败作用的同时，不该干涉到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这就要求司法要做到高度公正透明。对此，部分人提倡的司法新闻发言人制度就很值得提倡。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是可以寻求平衡的，前提就是媒体对于司法工作的不干涉，不评价，我想，如果媒体作为隐形的第三方来单纯的对司法做出“视”的动作，不仅可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也可以减低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力，同时能够达到监督的目的！媒体及公众都不该做事前预测，“查案是警方的事，审判是法院的事”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任何外力的干涉，都会带来未知的歧义，而媒体就是为其设置隔离带，保证其独立进行、不备干涉。

除此之外，全面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也很重要。媒体人应该具有高度的新闻敏感，预见所发报道可能产生的结果，提前合理小心的措辞，寻求理智的引导，引导向理智的方向，在舆论发生偏差时，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引导。强化社会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把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上，提高媒体公信力。

当前的社会现状，要彻底避免媒体审判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作为媒体方，在合理利用言论、出版自由的同时，依然要尽可能的提高对司法的监督力，减少干预力，协力在实践中寻求最优平衡！

第五篇：从公共关系角度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

从公共关系角度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

摘要: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国际通行的新闻发布制度，是沟通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桥梁，是一种政务公开的良好运行机制，已经越来越受到我国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重视。他的主要职责是让政府、企业等机构与社会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世界各国均在政府的管理过程中大量使用新闻发言人制度，向社会各界及大众媒介发布权威信息，以此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美誉度和公信力。本文将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必要性和亟待完善的地方说一下自己的认识。

关键字：公共关系

新闻

发言人

发展

优势

必要性

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是指某一组织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识，理解及支持，达到树立良好组织形象、促进商品销售的目的的一系列公共活动。它本意是社会组织、集体或个人必须与其周围的各种内部、外部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它是一种状态，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都处于某种公共关系状态之中。它又是一种活动，当一个工商企业或个人有意识地、自觉地采取措施去改善和维持自己的公共关系状态时，就是在从事公共关系活动。作为公共关系主体长期发展战略组合的一部分，公共关系的涵义是指这种管理职能：评估社会公众的态度，确认与公众利益相符合的个人或组织的政策与程序，拟定并执行各种行动方案，提高主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改善形象，争取相关公众的理解与接受。政府公关作为公共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新闻发言人”是公共关系学里的概念。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指国家机构任命或指定专职新闻发布人员，在一定时间内就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政府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政府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他的主要职责是让政府、企业等机构与社会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世界各国均在政府的管理过程中大量使用新闻发言人制度，向社会各界及大众媒介发布权威信息，以此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美誉度和公信力。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政府面对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由于人们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今天的政府不仅面临如何做好工作为人们服务的任务，也面临如何与民众实现良性互动并争取社会各界支持的压力，政府公关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国际通行的新闻发布制度，是沟通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桥梁，是一种政务公开的良好运行机制，已经越来越受到我国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重视。以下，本文将从六个方面阐述我从公共关系角度所看到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一、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史

我国早已设有新闻发言人，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成为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并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早期到2003年抗击非典前，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起步阶段。多数政府部门对这一新生事物处于懵懂状态，这一阶段主要局限在中央一级部分政府部门领域，即使已经迈开步伐的部分政府部门也是稚嫩、小心翼翼，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起步阶段特征是稚嫩、懵懂、被动，不敢越“雷池”半步。SARS之前，对国新办的新闻发布，有的部委不配合，遇到地方突发事件，信息渠道也不通畅，搞的非常被动。一个具体表现是2003年SARS初期，政府有关部门和部分领导人观念落伍，有意封锁信息，政府形象、政府声誉和政府公信度都受到严重影响，国民经济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但同时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①

二、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

到抗击SARS后期，中央政府调整了战略部署，国新办举办了8场新闻发布会，193政府新闻发言人频频出现，开始扭转了初期的被动局面。从那以后，政府开始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开条例。这时我们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呈现出主动、推广、普及的特点。2003年是我国新闻发布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年，如果说这之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被动起步的话，从抗击非典之后就开始了主动性的发展。

从四川汶川发生的特大地震灾害的第一时间起，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的新闻发言人表现出了另人吃惊的敏捷、冷静与成熟，各大新闻媒体也都作出了众多及时有效的一线采访和报道，地震灾难在考量着政府能力、考量着媒体记者的责任，也在考量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成熟。

在这次抗震救灾催生新闻发言制度成熟的过程中，最亮眼的莫过于中国国防名片的首次亮相。这也是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走向世界、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国防部新闻发布制度尚在酝酿筹备过程中，没有准备好，也要出台。军队的信息公开也是政府对于突发事件反应的重要一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选在这样一个时期亮相是最合适不过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筹备与胜利举办，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又一新的里程碑。在整个奥运筹备举办过程中，中国一直在探索提高新闻媒体的开放、透明和公开，中国政府对待中外媒体采取了全方位的开放策略，允许外国记者对奥运、对中国实施透明的采访与报道，而且这种媒体开放绝非短期举措，而是长期趋势。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从长远看，也更加彰显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胸怀面对世界公众。

在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传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方方面面的需要了。这时又顺势出现了一中新形势的发言人方式，即网络发言人制度。

统发言人制度相比，网络发言人制度多了些尖锐，少了些含蓄;多了些隔空角力，少了些正面交锋。但网络上的草根精神往往会弥漫在尖锐的发问上，所提问题也常常不容回避。网络信息传播形态的急速变化，让中国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的舆论压力陡然增加，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甚至出现了“公民记者”，但目前各级政府应对能力却参差不齐。和传统发言人制度相比，网络发言人制度多了些尖锐，少了些含蓄；多了些隔空角力，少了些正面交锋。但网络上的草根精神往往会弥漫在尖锐的发问上，所提问题也常常不容回避。

总体来说，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表现出有如下几个现状：

（一）传统的新闻发言人，基本上可以视作是单向传递“声音”的。基本上是你说我听。但网络的互性特点，对网络发言人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是“你说我也说”。网络发言人如果在政策水平，解读能力，表达水平上不如人意的话，那将是很难适应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网民的各种提问的

（二）鉴于对现实中各式发言人的普遍印象，人们担心网络发言人会否将现实中的“外交”辞令、行话套话和“打太极”照搬上网。当前不少地方的网络发言人名不副实，要么回帖针对性不强，含糊笼统，应付的多，质量高的少；要么回复迟缓，反应愚钝；要么高高在上，亲和力不够。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网络发言人作用的发挥。”因此，有网友断言，衡量网络发言人制度能否走远，在于网络发言人如何纾解直面的戾气，腾挪出有限的空间，用网民们熟悉的讲话方式而非“网八股”，用网民可以接受的态度而非“无可奉告”，来解释和解决网民们的问题。

（三）网络发言人制度进入普遍的实践层面，尚不止于信息公开这么简单。政府与民间网络上的信息和观点的交流，指向的依然是某个特定问题的解决，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赋予发言人相当的自主权力，更需要构建一套联动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能够将文字的表述转化为解决的切实手段，而不要让网络发言人成为形同虚设的招牌，或者作为应付新兴网络舆情工具。

至于网络发言人制度未来的发展，重要的不仅仅在于形式的新颖，而在于实质性的信息沟通。归根到底必须回到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现实进程中来。没有现实中实质的政府信息公开，而期待“网络发言人”化腐朽为神奇，这只能是一种本末倒置。在我们看来，网络发言人制度进入普遍的实践层面，尚不止于信息公开这么简单。政府与民间网络上的信息和观点的交流，指向的依然是某个特定问题的解决，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赋予发言人相当的自主权力，更需要构建一套联动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能够将文字的表述转化为解决的切实手段，而不要让网络发言人成为形同虚设的招牌，或者作为应付新兴网络舆情工具。

三、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新闻发言人作为公共关系学概念，是指负责政府、企业等机构与社会公众进行良好沟通的人。政府的公共关系管理是指政府通过发挥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等职能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树立政府良好形象而主动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设置新闻发言人的初衷是要增强权力与大众的沟通，发言人背倚公共部门而面向社会，要披露政府信息，形成互动。信息公开法规定了政府义务，新闻发言人是主动达成这一愿景的法定中介。他们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尽可能多地挣脱部门束缚，尽可能深切地投向公共性。这是新闻发言人必须要选择的左右之境，它们对应于可能获致的职业境界。

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一种有限的信息源，作为一种润滑油，协调政府和媒体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此基础上隐蔽地引导舆论

（一）、随着现代政府的行政事务日趋复杂，政府逐渐发现很难在一切问题上获得公众的赞同。要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就必须赢得公众的舆论支持。在这一局面下，政府受工商界主动利用媒体进行公共公关的启发，也设立起新闻发言人与记者招待会等制度以向公众及时提供资讯，力图通过公众的参与来获得公众的形象认可与施政支持。从此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政府高效施政的重要方式。

其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随着研究的深入，传播学者发现议程设置过程并非如此简单，传媒议程背后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博弈的关系。

（二）、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能促进政府形象的建设。

我认为，政府领导是政府形象的代表，新闻发言人也是政府形象的代表。新闻发言人制度将新闻发布会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定期举办，新闻发言人的形象留给公众的印象是作为政府的形象，并将政府的形象立体化、生活化了。中国最早设立的外交新闻发言人就是代表中国的形象和外国记者打交道的，现在设立的发言人主要代表政府的形象和媒体和民众沟通。地方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对于地区形象的建设也是个名片。2oo3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力举办了首次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开课仪式上，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就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的姿态给大家提了一条，“讲究逻辑，有理有节，善待记者”。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新闻发言人要讲究技巧，做好案头功夫。②

（三）、大众传媒在价值取向上也应将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相结合。在当前传媒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下，对于媒介经营者来说谁先发现和培育了潜在受众谁就能在未来的市场中获得先机，当前弱势群体正处于信息“饥渴”状态，比起其他群体，弱势群体无论是在生活、工作还是思想、情感等方面都更需要媒体给予帮助、支持和慰藉，他们需要大量的与他们生活相关的资讯和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信息，而当前的传媒又无法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因此传媒经营者应有前瞻意识，在弱势群体这一潜在受众群体中寻找媒介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要将这些“潜在受众”转变为“现实受众”，就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整体关注，研究对这一报道领域的深度歼发，这种努力一旦得到受众的认可，获得的回报也会是丰厚的。

（四）、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可以弱化政府工作专业化与社会公众沟通之间的矛盾。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之间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致力于向媒体和公民及时的提供信息。在公众中努力的塑造良好的形象，获取公众参与和支持，是现代高效政府工作的重要方式。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在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政府传播者。③ 在西方，不光是在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更像是公关人员，常常被称作“公共信息官员”或“公共事务官员”，是作为一种真正的职业而存在。而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现在却更像一个职务，政府机构的专业化容易淡化政府与公众的直接联系和沟通，并造成政府工作人员中的享受主义和政府工作低效率。

（五）、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建立和完善政府公共危机处理机制。

公共危机是具有突发性的，可能严重地危及组织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性事件，大都为恶性事件，具有影响大、破坏性强、冲击性强等特点。如严重的交通事故，环境或其他污染，火灾等安全事故，还有诸如“非典”这样的新型急性疫病等等。在面对突发的危机事件，公众自然会出现恐慌，社会上自然会出现谣言，这时就需要政府出来坦然面对公众。澄清事实并表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据研究发现，危机事件中谣言产生并迅速传播主要由于公众缺少真实的、可靠的、正式的信息资料和新闻。政府组织各部门各司其职，互相推诿责任，导致时间拖延也会使得谣言四起。在“非典”最早爆发的广东，开始时政府犹豫不决，没有及时发布情况，甚至不让新闻媒体报道，结果小道消息盛行，造成极大的恐慌。后来政府宣布新闻解禁，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事实，谣言顿时下去，政府很好地发挥了组织传播的作用，清理了社会流言，安定了民心。④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新闻发言人一定要有备而来，对突发公共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建立起公共危机的准备机制、检测机制与反应机制。

四、我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问题

必然的，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我们国家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滞后性，导致了我们制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仍然非常的不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仍然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缺乏法律上的支撑和保证，还有待相关机制的改进与完善。行政职务系列到现在还没有新闻发言人的位置，多数新闻发言人都是由其他岗位人员来兼任，很少有专职的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可以披露哪些消息，披露消息的具体程序应该怎样，披露的对象是谁，新闻发言人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和责任，都没有一部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调整。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实施中无法可依，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将导致新闻发言人制度形同虚设。⑤22多年来，政府新闻发言有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对政府官员的报道较多，对民众的呼声和要求反映得比较少，对政府机关的表扬多批评少等。这样的报道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发布公共信息、公众自由反馈意见实现传播沟通监督的目标。政务信息的公布与获取是个双向互动过程，目前只局限于我公开你接收，我不公开你就无从获取信息，政务信息公开对公众来说还远非常态。

（二）、缺乏必要的公关知识，公关意识淡薄

著名学者喻国明说：“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一个功能是政府公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法制化的缺乏、发言人的常任、专门的教育机构的设置等等什么叫公关?公关之父伯奈斯说，最好的公关就是说实话。当你不说实话的时候，即使你有很高的技巧，能蒙人于一时，但最终还是要受到时代、舆论和历史的惩罚。设立新闻发言人并不是为了要把一个事情‘抹平’。” 然而，在我国不少部门虽然建立了发言人制度，但大家并不敢于说实话，也不懂得应该怎么说实话。这和我国政府人员公关意识的淡薄、缺乏必要公关知识有很大的关系。和西方政府长期迫于外界给予的压力从而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同，我国的许多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突发危机后因行政命令迫不得已才建立起来的。因此虽然在形式上发言人制度在不少部门建立起来了，但实质上观念并没有转变过来。大家并没有认识到公共关系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没有意识到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主动维护政府信誉、树立政府形象的重要根基。民主社会中，我国政府的职能正在向公众服务型转换，政府部门负责人的观念也应随之转换。

（三）、新闻发言人团队不协调，机构不合理，合作不通畅。成熟的公众服务型政府都有专门的公关部门。作为一个组织，公关部门一般要5—6人，另外还必须配备专人对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新闻发言人，作为沟通政府与媒体的桥梁，相当于这一公关部门中负责与媒介沟通的媒介人员。发言人背后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作集体，从事材料收集和了解情况等各项工作，跟进政府工作实施情况，来做好与媒介沟通的工作。事实上，新闻发言人制度成立较早、发展较成熟的外交部就是这样开展工作的，一个新闻发言人都要配备几名资料员来搜集各部门的信息。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新闻发言人团队才可以让新闻发言人工作落到实处，真正起到政府公关活动的作用。另外，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同样很需要。新闻发言人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合作和沟通是信息全面性、准确性和权威性的保证。长期以来，我国的体行政设置“条块分割”严重，即使在同一个单位不同部门之间也缺乏沟通，这十分不利于信息收集工作。所以在准备发布信息前，必须有一支得力的团队和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作支持，而这些在我国都还有待于建设和进一步发展。⑥

五、针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问题的对策

找到问题和缺陷所在，我们就要针对性的制定策略。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让社会公众真正拥有知情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就是要让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能从制度上得到保障。

（一）、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框架。现代社会不能光靠少数人决策，必须要有一个社会各个成员共同参与的过程。作为政府新闻发言人，应该比记者还要有新闻敏感，必须专业化和职业化，将来应该有一批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转行到政府当新闻发言人，政府新闻发言机构也应该逐步引进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加以培养，并且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新闻发言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工作，使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真正成为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的平台。新闻发言人实际上是专门用于向公众沟通政府的信息，有针对性地回答社会对于公共管理方面的疑问的专门制度安排。

（二）、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一方面让公众了解政府的工作和决策过程，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及时掌握公众具体想法与意见，随时做出调整，从而使政府决策更能得到公众的真心拥护，因为政府存在最重要的条件是信息沟通、取得民意。定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将政府部门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对政策进行解释，对公众问题进行解答，这样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多点和适时的信息交流渠道。新闻发言人主要在信息交流、政策咨询、沟通协调等方面实现该职能。所以有人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视作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走向制度化的又一个信号：高素质的、掌握政府部门有关业务、熟悉媒介运作规律、能够最有效地通过媒介把信息发布出去的新闻发言人，将带给公众更多、更深入也更完善的政府信息。⑦

（三）、培养健全综合能力，加强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管理。政府新闻发言人业务素质要有全局感，口齿要伶俐，表述要逻辑清晰，面对媒体不能发怵，在公共场合不会过分紧张等。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人力资源管理，应该从招聘、挑选、录用、培养、训练、提拔、重用、提高、普及等一系列环节入手，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四）、提高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专业素质，塑造中国政府新形象。政府新闻发言人提供信息越多越快，记者才越重视，公众也会更快了解。我们虽然都非常重视数字，但发言人要学会用更直观的数据说话，不能只摆数据，要会向受众解读数据。新闻官员要习惯与记者打交道交朋友，特别是要善于面对国外记者，提高应对国外记者的经验和能力。中国新闻发言人要参与决策，发言时才能做到自信，愿意讲话也敢于讲话。新闻发布时既要把概念术语讲准讲透，要深入浅出，让大众人士也能听清听懂。调查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开始主动采访中国地方新闻官员，并给他们打了很高的印象分。但从总体看，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专业能力还有待于加强和提高。中国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要打破传统习惯，提高自身新闻发言的专业能力。

（五）、建立突发事件的信息传递网络。信息传递网络的建立，便于事发地政府在事情发生后及时向上逐级报告。目前，国新办已经制定了建设这一信息网络的有关细则。有了这个信息报告网络，突发事件报告的效率和责任将得到明确和保证。要尽快付助实施，信息传递网络要加快建设，地方政府新闻发布机制要内容清晰、责任到人，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因为新闻发言制度实行的快慢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各级政府的形象建设。所以，要特别鼓励地方新闻官员在情况不都清楚的情况下也要发言，知道多少，先说多少，尽量不要拖延。

下面这部分问总结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一项公关活动，互动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从目前我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部门看，大多数单位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双向沟通的工作，因此很多部门都把工作重点放在向媒体发布信息上，而没有积极促进公众信息的反馈。很多部门公布的内容就是对本部门工作阶段性的总结或者对下阶段工作进行预告，而这些往往都是繁杂的数据统计、笼统的概括说明，信息发布成了成绩总结报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新闻发言人失去应有的功能。政府公关活动不是要单方面宣传，贯彻政府的意图，而是要在和公众不断沟通、获取公众意见反馈基础上推进政府的工作。

因此新闻发言人制度要强调公众利益，根据公众的合理要求调整政府行为，要推进双向信息沟通，要让公众认识、理解和接受政府，产生对政府的信任感。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迈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步，这体现了政府公关意识的加强和公众知情权的觉醒。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成熟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如何保证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完整性，避免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形式化，进一步明确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权利与责任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和支持的。

参考文献：①在北京市防治SARS期间临危受命的北京市市长和国外媒体的对话

②南方日报，2004年07月21日，C01版。③《喻国明：保障知情权防止新闻发言人封锁新闻》

④刘建明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357-358页。⑤《中国新闻年鉴1984》，冲固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光明日报出版社 ⑥《有效的公共关系》，[美]格伦·布鲁姆、艾伦·森特、斯各特．卡特里普，华夏出版社

⑦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