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平昌县向作风不在状态的干部“亮剑”
平昌县向作风不在状态的干部“亮剑”
春节上班后,平昌县个别单位工作人员上班不在状态、作风漂浮的现象时有发生。该县县委开出了以“建立制度、构建体系、密集督查、严肃问责”狠抓干部作风建设的四剂“猛药”,重拳治庸、治懒、治散、治差,逗硬查处部门管理混乱、“踢皮球”、“打太极”等现象,大力优化发展软环境,在全县干部中产生强烈反响。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张子奎介绍,建立制度,就是在全县各级、各部门建立周查制度、县纪委监察局出台了《平昌县机关纪律作风明查暗访实施方案》;构建体系,就是成立由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任组长的平昌县纪律作风明察暗访工作领导小组,每月从成员单位抽调人员,针对全县各级各部门机关纪律作风进行明察暗访。密集督查,就是各单位纪检监察组织每周不定时督查一次,由县纪委牵头,相关成员单位参加,不定时对全县各级各部门干部至少进行一次明查暗访,检查结果通报全县。严肃查处,则是督查中如发现违纪违规,或被新闻媒体曝光,由县纪委监察局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对单位主要领导启动问责。
截至目前,“亮剑”行动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共查处案
件2件,1人受到党纪处分,3人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第二篇:当前干部“不在状态”问题初探
当前干部“不在状态”问题初探
近段时间,以治理庸官、懒官、“太平官”为目标,一些地方及部门对干部和管理者“不在状态”的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此举切中了时弊,顺应了形势发展对干部管理的迫切需要。作为组工干部,在干部“不在状态”这一问题上责无旁贷,为此,我们结合多年来从事干部工作所获取的信息和经验,略加梳理,成此陋文,意在抛砖引玉,与大家一同探讨。
一、“不在状态”的几种主要表现
1、和尚撞钟型。这类干部工作中,不思进取,缺少主意;被动应付,缺少办法;按部就班,缺乏活力;墨守陈规,缺乏创新。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怀有“无过便是功”的心态。学习上,不求上进,不求甚解。
2、孤芳自赏型。这类干部工作时间长,资历比较老,自觉“世人皆浊我独清”,有怀才不遇之感,却又与世无争,工作小事不想干,大事干不了,挑刺找岔内行,独当一面困难。
3、怨天尤人型。这类干部反感埋怨情绪较大,牢骚满腹,政治责任感差,不注重自身形象。有的在组织上入党,却没有在思想上入党,只想索取,不谈奉献,只图个人名利,不讲组织原则,不能正确看待改革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很好地对待个人的进退去留。
4、随波逐流型。这类干部似乎已看破红尘,作风飘浮,放任自流。有的自暴自弃,成天打牌玩乐;有的花天酒地,莺歌燕舞,不注意自身形象;有的惰性十足,自由散漫,上班时间不做正事,炒股、上网聊天、玩游戏等,下基层检查工作走马观花,游山玩水。
以上“不在状态”的种种表现,有干部自身素质的问题,也有管理体制滞后的影响;有成长环境的困扰,也有社会风气的侵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二、“不在状态”的主要原因
1、干部自身要求不太严格。有些干部心态失衡,平时不学习、不钻研,成天混日子,贪逸恶劳,没有精神寄托,没有追求,缺少动力。有些干部不能自觉抵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导致理想信念缺失,沉迷于打牌娱乐之中,不能一心放到工作上来。有些干部则削尖脑袋,挖空心思找关系,走后门,贻误工作。
2、单位教育管理不尽到位。有些单位不注重对干部的培养教育,没有好的学风和作风,教育培训重形式轻内容,重声势轻效果。有些领导干部喜做老好人,使管理制度挂在墙上成为摆设,放任干部懒散“自在”。还有极个别的“一把手”不能率先示范和洁身自爱,导致上行下效,沆瀣一气。
3、激励机制不够完善。一些单位主要领导思想因循守旧,工作求稳怕乱,不敢开拓创新,不能积极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致干部产生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错觉,众人吃“大锅饭”。由于职责不明确,优劣不分明,绩效没挂钩,逐步使一些干部形成了既无压力,又无动力,不思进取,不担责任的惰性。
4、用人导向存有偏差。受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一些单位和地方在干部的提拔使用上没有很好地体现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和“凭德才坐位子,以实绩论升迁”的用人导向。一些“金钱干部”、“关系干部”的高升重用,极大地挫伤了一些作风踏实、为人老实的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加上有的单位在用人上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在评奖评优上平衡照顾,轮流坐桩,人为地抑制了一些干部的健康成长和上进心。
三、对策探讨
没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作支撑,干事创业则会大打折扣,如何转变状态,我想讲几点建议与大家探讨。
1、加强干部教育,切实强化责任理念。“腹有诗书气自华”,学习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在这方面我们要向国内的一些知名企业学习,他们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海尔集团的张瑞敏提出“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的口号,对产品质量实行“零缺陷,精细化”管理,特别是通过“砸冰箱”事件,让广大职工深深震撼并深刻体会到“质量就是企业生命”的要义,也正是在这一文化的倡导和贯彻下,才有了海尔的奇迹。我们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也要通过多种形式对干部开展教育,倡导鲜明优秀的创业干事理念。对干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深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与情操,增强大局意识和民本意识;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激发他们爱国爱家的热情,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学习要形成制度,要加强督查,光学不行,还要自我反思,自我查找,自我提高,要学以致用。检验学习的效果要看干部是否提高了思想认识,是否更新了观念,是否掌握了工作方法,是否创新了工作思路,是否转变了精神状态。
2、拓宽用人“渠道”和畅通干部“出口”,努力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要切实按照《干部任用条例》,严格干部选任程序,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用科学程序选群众公认的人,拓宽选人用人的“渠道”。对中层干部的任用,要实行竞争上岗,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对领导干部的选配,可以采取公开选拔、差额考察、民主推荐等形式,全面了解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表现和群众的信任程度,打破干部选任的神秘化和封闭式,真正做到选人用人上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同时,要加大调整不称职干部力度,畅通干部“下”的“出口”。要积极推行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制度改革,让不胜任现职的干部增强忧患意识,自加压力,迎头赶上。可推行考察考核淘汰制,凡考察定为基本称职的干部要实施组织诫勉,限期改正,连续两年定为基本称职或当年评为不称职的干部,要免职或降职使用。可确定任职期限,加大干部岗位轮换和任职交流力度,及时调整不宜再任的领导干部和口碑不好、群众基础较差的干部。对存有影响班子团结、作风飘浮、纪律松驰、打牌赌博、为政不廉等不良行为的干部,要发出诫勉通知书,分层次进行诫勉谈话,重点帮助教育,限期不改者,作下岗分流对象处置。通过竞争择优、留优去庸,真正使干部队伍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干部的精神面貌充满阳光和朝气。
3、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工作热情。要推行工作实绩与福利待遇、提拔使用、评奖评优相结合的激励机制。从点、面、线三个方面收集干部的分管工作和联点工作、中心工作在本单位或本系统的综合排位情况及实际完成情况,建立干部政绩档案,使干部政绩考核量化、细化。要积极推行干部持证上岗和挂牌上岗、工作定期汇报讲评、禁赌、考勤等制度,通过资格考试、考核评比、定期检查,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树立干部良好形象。各地广播、电视等舆论媒体可设立“优秀干部风采”专栏,积极宣传优秀干部的先进事迹和感人精神,对各级涌现的优秀干部典型,要优先提拔重用。
4、创新人才成长机制,促使优秀干部脱颖而出。要切实加强领导班子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积极探索干部管理、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使广大干部事业上顺心、待遇上欢心、感情上贴心。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全面推行“三奖两助”措施,即颁发“群众喜爱奖”,设立“工作委屈奖”,发放“扎根基层奖”,对在贫困偏远地区工作的干部予以补助,对特别困难的干部予以扶助,帮助一些干部解决一些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从而激励干部奋发向上。要打破城乡界限,区域界限,将行政与事业、机关与乡镇适当进行交流。如果不是专技岗位,干部基本上都能胜任的一般性管理工作,就可以加大交流的力度,“不在状态就换人”,这样就能给干部以危机感和紧迫感,更加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
工作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解放思想归根结底是要解放人、激励人,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改变人的精神状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只有把人的文章做活了、做好了,人的热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事业才会生机勃勃,大有可为。“民意失真”原因何在
“群众认可”是我们评价一个人时的常用语。从广义上讲,在某一群体中,如果大多数人对某个人的评价比较高,那么我们通常说这个人得到了“群众认可”;从狭义上讲,“群众认可”是干部人事工作中的一种特定说法,是评价干部、选人用人的一条基本原则和标准。“群众认可”一般也以两种形式体现出来:一是非正式的,通常表现为日常工作、生活中群众对某个人的口头夸奖、称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口碑”好;二是正式的,通常体现在干部选拔任用、干部考核等工作中,主要表现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得出的好的结果,如某位干部得到了较高的票数、分数等。由于前一种形式难以量化,这里主要讨论后一种干部人事工作中的“群众认可”。
“群众认可”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群众认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群众认可”虽然是我们党干部人事制度中的一个特定说法,但其思想基础源远流长。无论是我国古代墨子的“尚贤”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都把人民群众放到了人类历史长河的主体地位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共产党人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根本上说,“群众认可”正是上述一系列思想的必然推论和具体体现,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必须而且应当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群众认可”是保障广大干部群众民主权利的基本要求。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属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扩大人民民主”、“扩大干部工作民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一系列新的要求。坚持“群众认可”原则,把选择权交给群众,使群众成为干部的评判者,正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扩大人民民主这一基本要求在干部人事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更是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应有之义。
“群众认可”是干部人事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强调“群众认可”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之一。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要注重群众公认。”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认真贯彻《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注重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把那些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和群众公认的人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2002年颁布的《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二条把“群众公认、注重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的原则。
2006年中组部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强调“坚持群众公认,搞好民意调查,更好地体现群众的广泛参与,并结合近两年地方党委集中换届考察全面实施。”
对“群众认可”的真实性与科学性的理解。“群众认可”的真实性应该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考量:一是“群众是否能说”,即群众能否实话实说,真实表达自己的意见;二是“群众能否说准”,即群众看法能否准确反映被评价人的真实情况。
科学性的实质是“求真”,“科学”一词包含着“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内涵。从这个意义来看,如果说真实性是我们的目的,那么科学性则是针对手段来说的。群众意见能否真实表达,能否准确反映被测评人的真实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操作的科学性。通过科学的评价机制和手段,获取真实的群众评价是干部工作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也是我们进行民主测评等工作的目的。
“群众认可”原则在实践中遇到的困境。作为评价干部和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群众对某个干部的“认可”应该是真实的,这是确保正确选人用人的关键。然而,我们不可否认“群众认可”原则在实践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和不正常的现象,最主要的就是“民意失真”。现实中常常出于某些原因,群众可能没有真正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或者虽然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看法,但与测评对象本人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以民主测评为例,在对干部进行测评时,常常出现这样一些情况:那些有能力、有魄力、敢于坚持原则、敢说敢干、敢抓敢管、业绩突出的干部却得到较低的分(票)数,不被群众认可;那些业绩平平的老好人,或者群众一惯反映较差的干部,反而在测评时得到不错的分(票)数。总之,测评出来的“民意”与实际情况出现较大差异,出现“公论不公”的怪异现象。这种“群众认可”其实是一种假象,其不良影响不言而喻。
高层领导如何把握“群众认可”这一原则。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在选人用人问题上拥有较大的权力,同时也负有重大的责任,这就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把握“群众认可”这一原则时既要尊重群众又要高于一般群众。首先,必须要坚持以群众为主体,尊重民意,尊重制度规则,尊重客观事实,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通常情况下,如果大多数人对某个干部的评价是一致的,那么民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信赖的。即使是自己认为好的干部,要能听得进群众对他不好的评价;对于自己认为不好的干部,也要能听得进群众对他好的评价。切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为了证明自己用人正确而操纵民主测评,使自己凌驾于制度和规则之上。
当然,由于“群众认可”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作为领导也不能任其自流,无所作为,而是负有引导和矫正的责任。不过,引导并非是直接干预、操纵具体工作过程。“引导”主要是体现在平时,自身首先要做到思想端正,公道正派,客观公正。对下属,要态度鲜明,对在特定场合针对特定问题说了一些“消极”话而一贯以实际行动证明对党对事业忠诚,或一贯唱高调而行为为人不耻的人,都要正确认识和对待。要敢于表扬或批评,以便在群众中树立正确的导向,营造一种“讲真话”的氛围。对群众要教育其珍惜和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出于公心,客观评价他人。“矫正”主要体现在事后,要在尊重测评结果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和使用测评结果,对被测评人做出综合的、全面的定性分析。特别是对于测评结果与日常表现反差较大的干部,更要深入分析原因,得出真实评价,完全依赖于群众认可度来认定干部的优劣是不科学的。原因:为何出现民意失真
从现实情况看,造成民主测评结果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之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大方面。主观因素主要涉及群众(测评人)、被测评人的态度、表现等,客观因素则主要是指测评机制(指标体系、程序、配套制度等)、测评环境和组织实施工作等。主观因素。从群众来看:一是因与测评对象有一定的距离,或由于职级不同,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无法全面了解或更多的了解测评对象,只凭个人感觉,投上“印象票”。二是受感情因素支配,与测评对象的关系好坏起决定作用,讲关系不讲原则,讲感情不讲事实,投上“人情票”。三是出于老好人心理,怕得罪人,或出于“你好我好大家好”想法,奉行无原则的一团和气,投上“好人票”。四是出于功利思想,有求于、或有妒于、或有怕于被测评人,不愿意说或不敢说真话,抬高或打低被测评人分数,投上“功利票”。五是采取消极漠视态度,认为民主测评是走过场,选拔任用干部主要还是领导说了算,自己的意见对结果并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因此抱着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想法,对测评采取应付、无所谓的态度,投上“随意票”。六是出于盲从心理,随大流,人云亦云,投上“从众票”。
从被测评人来看:一是有些人的行为表现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或善于隐藏自身的缺点,可能蒙蔽了群众,使群众无法了解他的真实情况,从而给予较高评价。二是少数人利用不正当手段拉票,贿选,操纵测评过程,从而影响结果的真实性。三是一些本身素质高、能力强、业绩好的人,由于个人性格、作风方面的原因,如坚持原则,脾气耿直,易得罪人,在短时间内或因一些特殊情况不被群众真正了解,反而得到较差的群众评价;而老好人,和事佬,虽然成绩平平却容易得到群众的好评。
客观因素。评价机制方面:制度设计存在缺陷、评价机制不够科学,如指标体系、内容不完善,结构不合理,分值比例不当等,参评人员范围不适当,导致无法真实、合理地了解测评对象。环境方面:一方面是设施环境无法做到保密,如填写测评票没有互相回避的空间,有的还相互传看、参照,影响了群众真实表达真实自己想法;另一方面是群体环境的影响,别人的选择对个人造成一定的压力,使一些人不得不随大流。解决好设施环境的保密性是关键,进而能很好解决后一方面的问题。组织实施方面:一些单位组织民主测评前不进行认真的思想动员,对有关政策和标准、被测评人情况不做充分介绍,也不给群众充裕的酝酿时间。此外,领导者通过一定方式对测评进行干预,或通过一些明示、暗示使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影响他人甚至强加于群众头上。怎样树立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问题的总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政绩所持的态度,包括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如何创造政绩、如何评价政绩等基本问题。胡锦涛同志指出:“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就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不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就不可能落实正确的政绩观。”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正确政绩观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方法上的钥匙。
坚持以人为本,明确创造政绩的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根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以人为本贯彻落实到政绩观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为什么创造政绩、为谁创造政绩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国家和人民,这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的分水岭。牢固树立了“为人民群众创造政绩”的观念,就必然会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和真抓实干的精神去对待工作,以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国家的发展繁荣和人民利益的实现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而不会以个人的进退荣辱为怀。反之,如果只是为了个人保官、升官和发财、享乐,就必然会以敷衍塞责、虚与周旋、草率应付的态度去对待工作,热衷于搞“花架子”、“形象工程”之类的东西。由此看来,以人为本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对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把握政绩的内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应该把能否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指标。离开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短期的政绩,甚至是“败绩”。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要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政绩观转变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政绩观。一个时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片面地认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只有GDP才是真东西、硬东西。因此,他们将GDP的增长视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指标。这种错误的政绩观已经导致不少严重后果。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必须既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用加快经济发展的实绩来体现政绩,又要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的全面发展,不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强公民思想道德教育,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在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上创造出新政绩。
要从单纯追求局部利益的狭隘政绩观转变为全局协调发展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中的“协调”,是指经济、社会、自然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把这几个方面的事情干好,把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协调好。如果只管局部不管全局,只管城市不管农村,只管经济不管社会,只管人的眼前利益不管自然生态,即使某一方面暂时“上”去了,最后还是会掉下来,而且还会付出更大的成本或代价。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的系统性、协调性,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各方面的力量,在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中创造出新的政绩。
要从单纯追求眼前发展的政绩观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强调的是发展进程的持续性。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反对不计成本、不求效益的“发展”,反对以牺牲环境、生态为代价的“发展”,反对忽视社会公正的“发展”,反对牺牲后人发展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创造出新的政绩。这也就是说,我们创造的政绩,不但要能够经受住现实的检验,也要能够经受住科学的检验和子孙后代的检验。
具体措施:
建立健全政绩考评机制,形成科学的政绩导向。坚持科学的政绩导向,对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政绩观至关重要。以什么样的标准和方法考核评价干部的政绩,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干部的政绩,直接影响到政绩观的正确与否。
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政绩应该由群众来评判,通过实践来甄别,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注重政绩考核内容的全面性。考核范围包括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改善情况、社会发展和环境改善情况、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效能提高状况等。要坚持走群众路线,逐步建立领导干部政绩评议、公示、审核、监督制度,认真解决“公认不公、实绩不实”的问题。
要建立完善的政绩奖惩机制。奖惩就是导向。要在科学考核干部政绩的基础上,将政绩考评结果有效地运用于干部管理的全过程。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突出成绩的,予以提拔重用;对制造片面政绩和虚假政绩的,予以降职免职甚至更严厉的处分,以此引导干部开拓进取、埋头苦干,打牢长远发展的基础,克服追名逐利、心浮气躁的思想和作风。
要建立系统的政绩监督机制。在监督对象上,既要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又要强化对班子成员的监督。在监督内容上,要强化对决策的监督,确保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在监督渠道上,要进一步加大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力度,加强对政绩及其成本的监督。在监督形式上,既要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又要强化自下而上的监督。
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营造有利于形成正确政绩观的社会环境。宣传舆论工作要为树立和坚持正确政绩观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舆论氛围。要加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端正对发展和政绩的态度。要及时发现树立和坚持正确政绩观的典型经验和先进人物,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概括提炼,使之成为可信、可亲、可敬、可学的先进典型。要广泛深入宣传各级党委、政府和各行各业树立和坚持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和显著成效,在全社会形成树立和坚持正确政绩观的良好舆论氛围。
从五起“因言获罪案”看领导干部的胸怀与法制观念
2006年以来,中国至少发生了五起具有非常意义的“因言获罪案”,虽各具特色,但因为都牵涉到县级主要领导干部,涉及到领导干部的全面健康成长,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将这六起案例记载下来的目的,正是为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敲响一记警钟。领导干部要虚怀若谷,要有相应的心理承受能力,要分清公权力和私权力的界线,要慎用司法权。
起因:群众对某些事物表示不满
为举一反三,我们需要重新回顾五大案件的始末原由。
第一起案件为重庆“彭水诗案”。
由一首词《沁园春·彭水》引出的因言获罪案。“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包。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更那堪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尽落虎口,留得沙坨彩虹桥。俱往也,当痛思痛,不要骚搞!”2007年8月,这首词连同由它引发的“文字狱”—“彭水诗案”引起了公民的普遍关注,一时间,一首原本一般化的调侃之作被快速在网上传播,作者秦中飞的命运也引起了诸多媒体的关注。
据报道,秦中飞,重庆市彭水县人。1998年绵阳师专毕业后分配到高谷中学教书,2003年调到彭水县教委人事科任科员,喜欢唐诗宋词,闲来无事也学古人风雅吟诗作赋以自娱。2007年8月下旬,秦中飞填词《沁园春·彭水》,感觉还不错,就以短信形式发给周围的朋友以为娱乐。但是秦中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创作的一条短信在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的同时,还让周围40—50个朋友受到株连。
因为词中提到的“伟哥滋阴和华仔脓包”两句被彭水县领导对号入座。词后面提到的三个烂尾工程白云中学、虎口宾馆、乌江三桥恰好与当时的主要领导有密切关系。同年9月11日,彭水县公安局经县检察院批准,正式以涉嫌诽谤罪名义对秦中飞进行逮捕,“文字狱”波及50余人。经舆论关注,秦中飞命运随后出现逆转,关押29天后被“取保候审”,再过25天,该案被认定为错案,秦中飞无罪,并获得了国家赔偿。这起案件被舆论称为“彭水诗案”。
第二个案件是高唐网案。
《中国青年报》报道,《山东3市民网上议政被指“侮辱”县委书记遭刑拘》。报道称,2007年1月1日,高唐县民政局地名办主任董伟因为之前在网上发帖称“没钱了,还搞什么建设”被指侮辱县委书记孙兰雨,被送进高唐县看守所,同时被关的还有高唐县医院主治医师王子峰、高唐县一中体育教师扈东臣,他们被当地电视台报道为“重大网络刑事犯罪团伙”。按照“重大网络刑事犯罪团伙”这一定性,高唐县公安局以“案情复杂”为由作出了“延长拘留”的决定。2007年1月14日,高唐县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不准逮捕。次日,案卷又被重新送到检察院,检察院作出了对3人批准逮捕的决定。案由为涉嫌“侮辱”、“诽谤”现任高唐县委书记孙兰雨。
几天后,高唐电视台“警方在线”节目,播放了董伟、王子峰、扈东臣戴着手铐走进看守所、在拘留手续上签字、被审讯的画面。在电视解说词里,他们的名字变成了董某、王某、扈某,并说破获了“攻击县委、县政府”的“重大网络刑事犯罪团伙”。由于没有任何遮盖处理,他们3人“出事”的消息在整个高唐县不胫而走。
2007年1月21日,高唐县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撤销对董伟的逮捕。同一天,高唐县看守所发出《释放证明书》,对董伟予以释放。
2007年1月31日,高唐县公安局以“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和“发现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为由,分别宣布对董伟、王子峰、扈东臣的案子予以撤销。2007年6月19日,高唐县人民检察院发出《刑事赔偿决定书》,以该院“违法侵犯人身权”为由,决定赔偿董伟人民币175686元。王子峰、扈东臣也得到了数目大致相同的赔偿。
据《人民网》2008年3月26日转载《法制周报》报道说,3月24日,记者从山东省聊城市纪委得到消息,该市高唐县县委书记孙兰雨已被作出免职的处理决定。
第三个案件是河南省孟州“书案”。
据《南方周末》报道,河南六农民编发册子举报企业经济问题,却因在书中议论官员获罪。
2002年,河南某村村支书籍东平兼任村委会主任期间,许多村民反映酒厂的经济问题,村里成立了审计组,查出许多问题。他们举报的酒厂厂长闫国先是前任村主任。村民回忆,酒厂在1980年代初建成,能容纳四五百人就业。至2003年,只有10个酒池,职工剩下四五十人。审计组总结了6大问题,包括隐匿实物账,私分公款近20万元,私自豁免64万元应收款,200多万应收款无法要账,账面相差价值42万的白酒以及5个火车皮酒。
审计组成员开始频繁上访。2006年前,孟州市两度派调查组进驻酒厂,但迟迟不见处理结果,只是在第一次调查时,孟州市检察院作出一份司法会计鉴定书,基本肯定了“5个火车皮酒”的欠账问题。籍东平等人在上访的同时,开始印发传单,后来干脆编印成册,名为《正义的呼唤》。
小册子印发了7集,最长有115页,每集印500本。措辞激烈,形如檄文。前5集主要针对村委会,如“武桥村委会在造假骗人”、“三问村委会6·18决议为何还不撤销”。小册子先是在村里散发,后散发到市委、政府部门。第6集是“举报赵小平”,讲述了11年前籍东平败诉的一场官司:“因赵小平支持闫国先搞不正当竞争,故而收受过闫的巨额贿赂,是一个价值约两万元的大哥大。”文中申请赵小平回避。第7集为“八评刘晓春办案太不公”,最后一评称“刘晓春是为了讨好×××(焦作市某领导)才枉法办案的”。刘晓春当时是副市长、调查组组长。
2006年5月,赵小平交给公安局一封控告信。认为“闫进先捏造我犯罪事实,向国家机关告发,企图使我受到刑事责任追究„„已构成诬告陷害罪”。6月27日上午,籍东平到检察院打听消息。中午一出检察院大门,被两名便衣带走,在另一个乡镇派出所里,他被戴上手铐、脚镣。一周后,他才在看守所里得知自己“涉嫌诬告陷害”。
几天里,警方共拘留了7人,其中籍东平等6人为酒厂职工;1人是印刷店老板,因印刷《正义的呼唤》被关押了两天,并没收了他的3台电脑。
2006年7月26日,孟州市公安局形成了调查报告,认为闫进先、籍东平等6人“涉嫌诽谤罪”,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7月13日,天气炎热。分别关押在3处的5人(另一名有心脏病,没有参加)集中到孟州市看守所。他们被押上大卡车,绑上麻绳,脖上挂着纸板,写着“犯罪嫌疑人×××”。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中,闫进先首先出现在镜头里:他被迫跪倒在地,随后反剪双手,捆上麻绳。
7天后,他们又被押到各个乡镇去游街。
2006年11月,孟州市法院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检察院请求延期审理,理由是“需要补充侦查”。随后公安局重新对《正义的呼唤》一处内容:赵小平和闫国先之间关于“大哥大”的对话进行侦查,认定是捏造的事实。
2007年5月,孟州市法院作出判决,认为6人“公然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并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诽谤罪,且系共同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第四个案件是海南省儋州山歌案。
据《南国都市报》、《潇湘晨报》等媒体报道,因对海南省儋州市政府将那大二中高中部迁到海南中学东坡学校的决定持反对意见,那大二中的两位老师便在网上发帖,2007年7月22日以对唱山歌(儋州方言编写)的形式发表言论。帖子和新闻爆出后,相继转载到凯迪、天涯杂谈等论坛,引起网友的关注、跟帖达数百条。儋州警方以此内容涉嫌对市领导进行人身攻击、诽谤市领导名誉为由,将两位教师处以1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
第五个案件是辽宁省西丰警察进京拘传记者案。
2008年1月1日出版的《法人》杂志(法制日报社主办)刊发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2008年1月2日,《法人》杂志关于此案的报道被网络媒体广泛转载,相关评论也比较多。2008年1月4日上午,西丰县委宣传部部长、西丰县政法委书记赶到《法人》杂志社,找到杂志总编辑进行交涉,并与记者朱文娜见面。当天下午5时左右,西丰县公安局多名警察携带《立案通知》及《拘传证》来到《法人》杂志社,称朱文娜因“诽谤罪”已经立案,要求向朱文娜“了解情况”。自此,西丰县公安局进京拘传记者事件带来了舆论大哗,也引起了中国记协的高度重视。因“拘传记者”受到普遍质疑,西丰县公安局1月8日正式撤销立案、撤销拘传,并于9日到法制日报社道歉。
另据新华网沈阳2008年2月5日报道,辽宁省铁岭市委5日在西丰县宣布,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在“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被铁岭市委责令引咎辞职。铁岭市委通过调查认为,在“西丰事件”中,县委书记张志国同意公安部门介入,同意县公安局立案并拘传记者。张志国同志身为县委书记,法制意识淡薄,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为此,铁岭市委决定,责令张志国同志引咎辞职,并向市委写出深刻检查。在两年左右时间内,集中发生了五起“因言获罪案”,应引起我们的足够认识。
屡屡发生“因言获罪案”原因浅析
纵观这五起“因言获罪”案例,虽然具体情节有所不同,地点也不尽相同,但相同的特征很明显:一是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评价、议论和监督的权利被剥夺。二是公共权力成为官员手中的工具。三是都涉及到县级主要领导干部。这说明,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还任重道远,依法执政中还有诸多问题,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领导干部全面、健康、科学地成长,也影响着执政能力,特别值得关注。
之所以存在“因言获罪案”,而且接二连三地发生,主要原因有六条。
第一,从制度上、法律上营造有利于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还存在诸多问题。从这五起“因言获罪案”,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基层尤其一些县级政权中,还没有真正的把社会公平正义制度建设落到实处,“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方,由于社会公平正义观的缺失,人民民主权利还得不到基本保障,公民缺乏反映意见的渠道。一旦“擅自”评论了政权或者某些官员,就成了“犯上作乱”,封建的伦理还残存在某些官员头脑里。
第二,人民民主意识的缺失。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深刻揭示了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的有机联系。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根本。比如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人民当家作主是出发点和归宿,最为根本;党的领导是其政治保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其法治保证,也是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的。
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就应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关注民生,关注民意。而五起“因言获罪案”中,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恰恰忽略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依法治国的根本。他们听不得不同意见,听不得不同声音,动辄就粗暴地使用司法权。这是背离民意、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监督的危险信号。现实也告诉我们,无视人民民主权利,就如同鱼脱离水,领导干部也无法健康成长。
第三,必须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已经发生的五起“因言获罪案”不难看出,一些地方尚存在暗箱操作现象,政务没能公开,也缺乏透明度,所以引起群众议论纷纷。保障公民“四权”,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需要,是建立健全能够全面表达、有效平衡、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体制机制的需要,是对民主权利内涵的新拓展。保障公民“四权”,主要是着眼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过程中公众的角色、作用和利益,特别是在与公共权力行使者的关系定位上,公众不应是消极的接受者,而应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不应是单向的、被动的过程,而应成为双向的、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开放度,凡是有关公共事务的决策、政策和措施,原则上应当予以公开,广而告知、广而周知,加强宣传和引导,增强公共事务的可预见性。另一方面,要以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公众、组织和媒体对公共事务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参与,形成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增强公共事务决策和执行的公信力和透明度。三是各级党政机关、政协组织、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都要着力健全诉求表达渠道和形式,发挥传统优势,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使社会成员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增强权益保障的有效性。四是加大人民群众、社会组织、大众媒体等社会监督力度,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好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感。做到这几点,就会减少“因言获罪”的可能。
第四,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宪法意识,维护宪法保障下的基本人权。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了全面的规定,为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但从五起“因言获罪案”看,我们的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宪法意识淡漠,无视人权。不仅利用职权滥抓滥捕,甚至肆意利用宣传工具,在无遮挡情况下让当事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有的还对当事人进行游街示众,这种无视人权的现象必须改变。首先,领导干部应具有基本的宪法知识。没有必要的宪法知识就不可能产生维护宪法的意志与理念,不可能按照宪法要求合理地履行政府职能,因此,在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素质中,掌握宪法知识应是最基本的,对领导干部形成正确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至关重要。其次,提高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强化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的宪政过程,完善政府权力的制约机制和公民权利的救济机制。在执法方面,宪法规定了执法机关的组织与职权,规定了执法机关的活动原则,界定了执法机关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正当性与适当性评判标准。执法机关的权力来自宪法的授权,权力应该按照宪法确定的轨道运行,不能“权大于法”。再次,提高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强化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法治的关键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官”、“治权”、“治政”,防止权力的滥用等行为和侵犯民权的行为。必须规范政府行为,完善政府权力合法、高效、廉洁运行的机制,而这一切的落实都需要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具有良好的宪法意识和宪政理念,需要将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纳入宪政的良性轨道。
第五,不能滥用职权。公安、检察、法院这些国家机器,本来是人民的公器,不能成为官员可以指挥、操纵的私器。从五起“因言获罪案”看,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按照自己的意图对提出意见的人进行逮捕法办,甚至本来应属于自诉的案件也直接由司法机关公诉了。这些事件给我们警示,“公器私用”是对法律的亵渎,一定要警惕国家和人民交付给某些人的权力变成了某些人自己的御用工具,甚至变成对付民众的工具。
第六,一些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从五起“因言获罪案”中,我们看到都涉及到县级主要干部,这些领导干部滥用职权,甚至制造了冤假错案,出现了国家赔偿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他们法律意识的淡漠。因为缺乏法律意识而不能依法办事,意气用事,甚至胆大妄为。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基层领导干部一定要学法、知法、懂法、守法,保证在法律的轨道内依法行政。
“因言获罪案”的几点启示
五起“因言获罪案”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我们认为,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正确认识“公权力”和“私权力”,领导干部的权利要受到监督制约,要慎用司法权,领导干部要树立远大的胸怀,要有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等等。
第一,不能滥用公权力
公权,也叫公权力、公共权力。公权的拥有者是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和这些公民们选举、组织的国家。国家就是为公民、组织来做这些公共利益之事的,它的权力就是公权,包括立法、司法、治安和管理经济、文化、社会的行政活动。约束公权力的行使,限制公权力的滥用,才能真正实现依法行政。从五起案件看,都涉嫌滥用公权力,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在法治社会,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冲突在本质上反映了道德和法律、公益和私利内在的差异和对立。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破除专权的现象,正确对待公共权力,这就需要权力透明化,正如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此外,要通过改革体制、完善机制、健全制度、发展民主、制约权力、强化监督等等,逐步使县级领导强大的权力得到规范。
第二,谁来限制领导干部的权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五起“因言获罪案”都是由当地县委书记一手制造的。为什么县委书记容易制造“因言获罪案”呢?因为县委书记最具备制造“因言获罪案”的条件。首先,县委书记虽然职位不算高,但却是一方“诸侯”。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他们可以唯我独尊,神圣不可侵犯。其次,他们具有制造“因言获罪案”的权力。他们可以导演一幕幕权力干预司法的闹剧。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就是真实的写照。
一个有效的、有作为的政府,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恰当,那么就应该及时纠正自己的不当行为;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不当,那么就应该及时出来释疑,而不是通过司法手段打压公民的批评行为。温家宝总理曾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必须对人民高度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接受人民监督是坚持执政为民、坚持依法行政、做好政府工作的根本保证。一旦失去监督,权力就可能成为打压人民民主权利的武器。
第三,领导干部应慎用“诽谤罪名”这五起“因言获罪案”,在公权力运用的手段上如出一辙,几乎都是以“诽谤罪”为借口,这正是公权力滥用的合法理由。
领导干部应审慎地对待和使用“诽谤罪”名。如果怀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来对待一些批评,如果把这些批评当成是对自己工作的鞭策,坦诚地与民众交换意见,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光明磊落之人何惧诽谤,以民为本之心何惧批评!
按照司法解释,诽谤案件应是自诉案件,必须由受害人自行起诉,而不得以刑事案件程序处理。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慎用“诽谤罪”,那是因为如果真的认为有人诽谤了自己,也要通过法律程序,通过自诉来参与诉讼,而不能滥用职权,滥用司法权。
第四,领导干部要有博大的胸怀
宽阔的胸怀是一个高素质领导者所必备的条件。一位好的领导必须具有良好的涵养,健康的心态,豁达的胸怀。
宽阔的胸怀要有一个“容”字。领导干部的胸怀,体现在能容人、容言、容事上。作为领导干部,不管顺耳之言,逆耳之言,还是反对之词,一定要听得进。不管好事还是坏事,都一定要给予关注。宽容是美好心性的表现,更是一种自律的美德。从五起案件中我们看到,个别地方领导干部的确存在一种“唯我独尊”和“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霸气,他们对群众意见和舆论监督,要么置若罔闻,要么抵制报复。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对上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忠实履行者,对下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者和维护者。领导干部应保持好人民公仆本色,虚怀若谷,听得进、容得下不同意见,经得起包括媒体监督在内的各种批评、检查。唯如此,才能确保决策与执政更加科学、规范、合法,才能确保真正造福一方。
第三篇:当前干部“不在状态”问题初探
当前干部“不在状态”问题初探
近段时间,以治理庸官、懒官、“太平官”为目标,一些地方及部门对干部和管理者“不在状态”的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此举切中了时弊,顺应了形势发展对干部管理的迫切需要。作为组工干部,在干部“不在状态”这一问题上责无旁贷,为此,我们结合多年来从事干部工作所获取的信息和经验,略加梳理,成此陋文,意在抛砖引玉,与大家一同探讨。
一、“不在状态”的几种主要表现
1、和尚撞钟型。这类干部工作中,不思进取,缺少主意;被动应付,缺少办法;按部就班,缺乏活力;墨守陈规,缺乏创新。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怀有“无过便是功”的心态。学习上,不求上进,不求甚解。
2、孤芳自赏型。这类干部工作时间长,资历比较老,自觉“世人皆浊我独清”,有怀才不遇之感,却又与世无争,工作小事不想干,大事干不了,挑刺找岔内行,独当一面困难。
3、怨天尤人型。这类干部反感埋怨情绪较大,牢骚满腹,政治责任感差,不注重自身形象。有的在组织上入党,却没有在思想上入党,只想索取,不谈奉献,只图个人名利,不讲组织原则,不能正确看待改革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很好地对待个人的进退去留。
4、随波逐流型。这类干部似乎已看破红尘,作风飘浮,放任自流。有的自暴自弃,成天打牌玩乐;有的花天酒地,莺歌燕舞,不注意自身形象;有的惰性十足,自由散漫,上班时间不做正事,炒股、上网聊天、玩游戏等,下基层检查工作走马观花,游山玩水。
以上“不在状态”的种种表现,有干部自身素质的问题,也有管理体制滞后的影响;有成长环境的困扰,也有社会风气的侵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二、“不在状态”的主要原因
1、干部自身要求不太严格。有些干部心态失衡,平时不学习、不钻研,成天混日子,贪逸恶劳,没有精神寄托,没有追求,缺少动力。有些干部不能自觉抵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导致理想信念缺失,沉迷于打牌娱乐之中,不能一心放到工作上来。有些干部则削尖脑袋,挖空心思找关系,走后门,贻误工作。
2、单位教育管理不尽到位。有些单位不注重对干部的培养教育,没有好的学风和作风,教育培训重形式轻内容,重声势轻效果。有些领导干部喜做老好人,使管理制度挂在墙上成为摆设,放任干部懒散“自在”。还有极个别的“一把手”不能率先示范和洁身自爱,导致上行下效,沆瀣一气。
3、激励机制不够完善。一些单位主要领导思想因循守旧,工作求稳怕乱,不敢开拓创新,不能积极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致干部产生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错觉,众人吃“大锅饭”。由于职责不明确,优劣不分明,绩效没挂钩,逐步使一些干部形成了既无压力,又无动力,不思进取,不担责任的惰性。
4、用人导向存有偏差。受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一些单位和地方在干部的提拔使用上没有很好地体现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和“凭德才坐位子,以实绩论升迁”的用人导向。一些“金钱干部”、“关系干部”的高升重用,极大地挫伤了一些作风踏实、为人老实的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加上有的单位在用人上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在评奖评优上平衡照顾,轮流坐桩,人为地抑制了一些干部的健康成长和上进心。
三、对策探讨
没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作支撑,干事创业则会大打折扣,如何转变状态,我想讲几点建议与大家探讨。
1、加强干部教育,切实强化责任理念。“腹有诗书气自华”,学习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在这方面我们要向国内的一些知名企业学习,他们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海尔集团的张瑞敏提出“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的口号,对产品质量实行“零缺陷,精细化”管理,特别是通过“砸冰箱”事件,让广大职工深深震撼并深刻体会到“质量就是企业生命”的要义,也正是在这一文化的倡导和贯彻下,才有了海尔的奇迹。我们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也要通过多种形式对干部开展教育,倡导鲜明优秀的创业干事理念。对干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深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与情操,增强大局意识和民本意识;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激发他们爱国爱家的热情,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学习要形成制度,要加强督查,光学不行,还要自我反思,自我查找,自我提高,要学以致用。检验学习的效果要看干部是否提高了思想认识,是否更新了观念,是否掌握了工作方法,是否创新了工作思路,是否转变了精神状态。
2、拓宽用人“渠道”和畅通干部“出口”,努力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要切实按照《干部任用条例》,严格干部选任程序,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用科学程序选群众公认的人,拓宽选人用人的“渠道”。对中层干部的任用,要实行竞争上岗,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对领导干部的选配,可以采取公开选拔、差额考察、民主推荐等形式,全面了解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表现和群众的信任程度,打破干部选任的神秘化和封闭式,真正做到选人用人上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同时,要加大调整不称职干部力度,畅通干部“下”的“出口”。要积极推行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制度改革,让不胜任现职的干部增强忧患意识,自加压力,迎头赶上。可推行考察考核淘汰制,凡考察定为基本称职的干部要实施组织诫勉,限期改正,连续两年定为基本称职或当年评为不称职的干部,要免职或降职使用。可确定任职期限,加大干部岗位轮换和任职交流力度,及时调整不宜再任的领导干部和口碑不好、群众基础较差的干部。对存有影响班子团结、作风飘浮、纪律松驰、打牌赌博、为政不廉等不良行为的干部,要发出诫勉通知书,分层次进行诫勉谈话,重点帮助教育,限期不改者,作下岗分流对象处置。通过竞争择优、留优去庸,真正使干部队伍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干部的精神面貌充满阳光和朝气。
3、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工作热情。要推行工作实绩与福利待遇、提拔使用、评奖评优相结合的激励机制。从点、面、线三个方面收集干部的分管工作和联点工作、中心工作在本单位或本系统的综合排位情况及实际完成情况,建立干部政绩档案,使干部政绩考核量化、细化。要积极推行干部持证上岗和挂牌上岗、工作定期汇报讲评、禁赌、考勤等制度,通过资格考试、考核评比、定期检查,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树立干部良好形象。各地广播、电视等舆论媒体可设立“优秀干部风采”专栏,积极宣传优秀干部的先进事迹和感人精神,对各级涌现的优秀干部典型,要优先提拔重用。
4、创新人才成长机制,促使优秀干部脱颖而出。要切实加强领导班子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积极探索干部管理、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使广大干部事业上顺心、待遇上欢心、感情上贴心。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全面推行“三奖两助”措施,即颁发“群众喜爱奖”,设立“工作委屈奖”,发放“扎根基层奖”,对在贫困偏远地区工作的干部予以补助,对特别困难的干部予以扶助,帮助一些干部解决一些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从而激励干部奋发向上。要打破城乡界限,区域界限,将行政与事业、机关与乡镇适当进行交流。如果不是专技岗位,干部基本上都能胜任的一般性管理工作,就可以加大交流的力度,“不在状态就换人”,这样就能给干部以危机感和紧迫感,更加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
工作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解放思想归根结底是要解放人、激励人,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改变人的精神状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只有把人的文章做活了、做好了,人的热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事业才会生机勃勃,大有可为。
第四篇:向两面人发声亮剑
向两面人发声亮剑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命运与祖国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和祖国的呵护下,新疆和兵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兵团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中央赋予的维稳戍边神圣使命,作为兵团子女、兵团教育工作者、头屯河农场大家庭的成员,我生活在这片热土,扎根在这片热土,奋斗在这片热土,奉献在这片热土,这是我们头屯河农场各族儿女共同开发建设、共同保卫守护的家园。
稳定压倒一切,要深刻领悟“**遭殃、稳定安康”的真义,清醒认识“三股势力”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认识到“三股势力”挑战的是人类社会共同秩序、践踏的是人类文明共同底线、破坏的是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伤害的是各民族真挚感情。要看清“三股势力”的阴险用心、滔天罪行、丑恶嘴脸,立场坚定不动摇、态度坚决不暧昧、旗帜鲜明不含糊,敢于发声亮剑、敢于揭批谴责、敢于阐明真相。要坚信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自觉与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活动作坚决斗争,让“三股势力”称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处可藏、直到销声匿迹。
正如历史告诉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领路人,我们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没有国哪有家,祖国是温暖和谐的大家庭、是温馨坚固的港湾;头屯河农场是我们成长、生活、工作并为之终身奋斗的地方,我们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像爱着自己的母亲一样热爱这片土地。我们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为推动兵团改革发展而努力奋斗,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宣誓:坚定、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持续发声亮剑,进一步增强担当精神和斗争精神,坚决反对分裂,做好维护稳定的忠实捍卫者和实践者;守护好自己的三尺讲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引导学生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好我们的家园,让民族团结之花代代相传。
第五篇:发声亮剑向三股势力和
发声亮剑向三股势力和“两面人”宣战
当前,新疆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天山南北正在发生着令人振奋的新的历史性变化,新疆呈现出经济大跨越、民生大改善、城乡大变样、民族大团结的全新气象。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复杂、艰巨的反分裂斗争任务。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幸福的生活,我们不允许有人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三股势力”和“两面人”是影响新疆实现总目标的毒瘤,是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根源,必须下狠手、出重拳,毫不留情地坚决将这些“祸害”“败类”揪出来、铲除掉。“两面人”是“三股势力”的帮凶,搞蝇营狗苟是他们的本性。当前,新疆正处于反恐维稳“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始终坚持把政治坚强作为第一标准,对党忠诚、立场坚定、政治敏锐、敢于担当,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定不移地与党保持高度一致,不搞台上台下“两面派”,不当人前人后“两面人”,自觉做信念坚定的“明白人”、表里如一的“老实人”、严守纪律的“规矩人”。阳光照耀的地方,黑暗便无处藏身。勇于揭开“两面人”面纱,使他们充分暴露在阳光之下。
做为一名员工,一方面思想上我要坚决与三股势力”和“两面人”做斗争,在坚决反对分裂、维护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认识不含糊、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决不做“两面人”,决不阳奉阴违,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与自治区党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党中央治疆方略上来,统一到新疆工作总目标上来。另一方面工作上我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要坚持主动担当,落实维稳措施;在生活中,敢于担当,敢于发声亮剑举报、指认、揭穿“两面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警觉,始终牢记入党时的誓言,永远对党忠诚,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这场与民族分裂分子的较量中冲在前、带好头、做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