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精品案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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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精品案例15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精品案例汇编15--吴成礼等诉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昆

明市官渡支行、昆明市五华保安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本案提示】

本案是昆明中院对银行应尽安全注意义务作出认定并判决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首案。该案审理的亮点在于:一审审理中,合议庭首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补充赔偿原则”,对银行应承担的责任形式、赔偿范围及赔偿数额作出明确判定,为今后昆明市两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判例指导。该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案情】

原告:吴成礼(被害人吴艳红之父)。

原告:靳素云(被害人吴艳红之母)。

原告:赵辉(被害人吴艳红之夫)。

原告:赵思雅(被害人吴艳红之女)。

原告:赵俊凯(被害人吴艳红之子)。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昆明市官渡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官渡支行”)。

被告:昆明市五华保安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

2003年2月26日上午9时47分左右,昆明市官渡区艳红精米厂个体经营业主吴艳红及两名随行人员携款到建行官渡支行办理存、汇款,当吴艳红在营业厅的写字台上填写存单时,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其身后窥视、伺机作案。吴艳红填单完毕,即到三号柜台前办理存汇款手续。被告建行官渡支行营业厅柜台前设置了“一米线”,但犯罪嫌疑人违反一米线规定站在吴艳红侧边,没有引起值班保安及其他工作人员注意和制止。就在吴艳红将装有现金的钱袋放在柜台上,并已将部份现金交给营业员时,犯罪嫌疑人从吴艳红左侧伸手抢夺钱袋,吴艳红紧抓钱袋反抗,犯罪嫌疑人对吴艳红胸部连开两枪后逃离现场,吴艳红中弹倒地,其所携现金未被抢走,值班保安随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赶。9时51分,建行官渡支行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人员出警后,未能抓获犯罪嫌疑人。10时01分,建行官渡支行向云南省急救中心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车到达现场后,经医生检查,吴艳红已死亡。犯罪嫌疑人逃逸后,昆明市公安局发出昆公刑缉字(2003)001号通缉令通缉犯罪嫌疑人,至本案审理时犯罪嫌疑人仍未缉拿归案。根据规定,被告建行官渡支行营业厅内应安装紧急报警装置或联防警铃、探测报警、电视监控、无线通讯等安全技术防范设施,但在庭审中,被告除提交录像资料证明营业厅内设置了电视监控系统外,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已按上述规定安装其他技术防范设施。被告保安公司于2002年6月10日与建行官渡支行签订保安服务合同,由保安公司向建行官渡支行派出保安,承担一楼营业区域内的治安守护责任,保安公司曾于2001年6月制定处置抢劫案件应急预案。案件发生后,2003年3月16日,原告赵辉、吴成礼、靳素云与被告建行官渡支行为处理死者吴艳红后事签订借款协议,由该行借给赵辉等三人12万元款项。吴艳红遗体于2003年3月18日火化,支付运尸费300元、殡仪费6991元、火化费950元,共计8241元;同年3月19日,原告赵辉、吴成礼、靳素云将吴艳红骨灰送至湖北安葬。

此后,原告就赔偿问题与被告建行官渡支行协商,被告认为自己无过错,拒绝赔偿。五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

一、判令被告建行官渡支行向五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584374元、死者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292976元、死者生前赡养人的赡养费60384元、丧葬费3781380元、误工费7702666元、交通费26515元、住宿费11380元、餐费10484元、律师代理费70000元、其他合理费用314850元,上述费用共计117410196元;

二、判令被告保安公司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

【审判】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一审审理认为:造成吴艳红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所致,并非被告建行官渡支行故意实施侵权行为导致吴艳红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是,由于被告建行官渡支行在安全防范硬件设施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软件设置方面,未尽到对存款人在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而犯罪嫌疑人逃逸后下落不明,至本案审理时未能缉拿归案,应由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被告建行官渡支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保安公司与建行官渡支行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对外的民事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建行官渡支行承担,被告保安公司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建行官渡支行对客户提供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根据该保障义务的充分性和可能性来确定其必要的限度。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应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应加重赔偿义务主体的负担。综合五原告因失去亲人遭受精神打击,为死者吴艳红支付丧葬费,对被抚养人赵思雅、赵俊凯的抚养需要支付抚养费的客观事实,以及被告建行官渡支行的过错程度予以考虑,确定被告建行官渡支行对吴成礼等五原告赔偿的范围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死者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三项,赔偿数额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计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03年12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

一、被告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昆明市官渡支行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吴成礼、靳素云、赵辉、赵思雅、赵俊凯赔偿吴艳红死亡赔偿金66760元、丧葬费8241元,向原告赵辉赔偿被抚养人赵思雅、赵俊凯生活费5693348元,三项合计13193448元;

二、驳回原告吴成礼、靳素云、赵辉、赵思雅、赵俊凯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对原审判决确认的法律事实中除原审判决认定官渡支行未安装联网报警装置及探测报警等技术设备为必须安装不予认定外,对其余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不当,但适用法律正确。遂依法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评析】

一审法院作出以上的判决,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是造成受害人吴艳红死亡的直接原因。根据我国民法中关于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行为人只有在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条件下才应承担责任。结合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看,造成受害人吴艳红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所致,被告建行官渡支行主观上并没有侵权的故意,同时也未对吴艳红的人身及财产实施加害行为,因此,建行官渡支行不应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

其次,在最高法院制定的人损司法解释第六条中明确规定: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人,负有对相关公众在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和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结合本案具体情况看,建行官渡支行是以办理人民币存取、结算等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专门机构,其经营内容的特殊性确定了客观上存在着可能受到不法行为侵害的危险,而建行官渡支行设立的营业厅作为开放程度较高的经营场所,更加大了危险发生的可能,故作为经营者的建行官渡支行负有防范、制止该危险损害银行自身及进入银行设定场所客户的人身、财产权利安全的保障义务,该义务既是法律为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对经营者提出的要求,也是客户对银行形成的合理信赖产生的社会评价。本案中,建行官渡支行虽根据《中国建设银行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及使用管理暂行规定》设置了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但建行官渡支行未证明其已按该规定第62条的要求安排专门人员值守电视监控,从而不能发挥安装的设施应当具有的预见、防止或者减少损害的作用。建行官渡支行虽安排了一名保安人员值班,但当数人进入建行官渡支行划定的“一米线”时,建行官渡支行未进行干涉,从而造成经营秩序的混乱,丧失了及时发现、制止不法侵害的可能。当犯罪嫌疑人进入营业厅窥视吴艳红填单到实施抢劫,值班保安或为客户守护点钱或回答客户关于如何汇款到外地的银行业务,未正确履行其应尽的维护营业安全、防范突发事件的职责,同时,保安人员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应以高度的注意义务为标准评价其是否正确实施作为义务,但在犯罪嫌疑人逃离时,值班保安人员并无任何制止犯罪行为的表示。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建行官渡支行在安全防范工作方面的欠缺和疏忽,未达到进行金融活动时应尽的注意程度和安全保障义务,使得犯罪嫌疑人有了可乘之机,最终导致血案发生,造成受害人的死亡。故负有控制危险、保障客户安全义务的建行官渡支行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建行官渡支行虽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但其在营业厅内设置了录像监控系统并安排保安值班,与完全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有所不同。法律以维护和实现社会正义为目的,在充分考虑对人的生命健康权予以尊重和保护的同时,也必须体现法律的公平,从而实现法的价值和作用。本案被告建行官渡支行的营业厅是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营业场所,其对客户提供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根据该保障义务人的充分性和可能性来确定其必要的限度。

昆明中院对该案所做出的一审判决,让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的银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使无辜的受害人得到司法救济,充分体现了“有过错即赔偿” 的现代民法理念与原则。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最高法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义务范围和责任界限,不仅有利于促进商品、服务领域在安全保障方面加强管理,以更加人性化的服务体现对人的关照和尊重,而且也有利于合理分配损害,补偿受害人的损失,突出了现代司法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本质要求。

一审判决书: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昆民一初字第158号

二审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云高民一终字第72

第二篇: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规范执行工作实施办法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规范执行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本院执行工作,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和执行水平,保障执行工作公开、公正地进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结合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院执行局负责统一管理全市法院的执行工作。执行法律规定应由本院管辖的执行案件;领导、指导和监督基层法院的执行工作;协调本地区的执行工作;办理跨省或跨地区的委托执行案件;提出有关执行工作的司法建议;组织本地区统一的执行行动;负责其他有关的执行工作。

第三条执行工作中对重大事项的办理实行合议制,合议庭由执行法官组成。重大事项是指:

(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二)追加、变更被执行人;

(三)审查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

(四)资产的变现和以物抵债;

(五)审查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是否有不予执行事由;

(六)发放债权凭证;

(七)案件的中止、终结;

(八)其他应讨论决定的事项。

其中,(二)、(三)、(五)项合议庭应排期召集当事人,按本院《执行案件听证规程》进行听证。

第四条执行程序中需对被执行人公开曝光、采取强制措施、拍卖或变卖资产、收取实际支出费用、发还案款和采取异地执行、提级执行、指定执行、裁定中止、发放债权凭证等措施,实行审批制,由局领导批准实施。

第五条执行程序中严格执行《回告制度》,将不能按期执行、延期执行的理由、执行不能的风险等情况及时告知当事人。

第六条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出示执行公务证,并按规定着装。必要时应由司法警察参加。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七条执行局下设执行裁判庭、执行处、综合处。分别行使执行裁判权、执行实施权和执行监督权。

第八条执行裁判庭由执行法官和书记员组成。主要职责有:

(一)发布执行命令和决定,制定执行计划;

(二)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内容,作出执行裁定及指令;

(三)审查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

(四)讨论决定变更及追加被执行人;

(五)对委托评估、拍卖、变卖或执行分配争议进行裁定;

(六)审查决定执行案件的中止或暂缓及其他执行裁定;

(七)负责执行案件的回告工作;

(八)对执行工作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听证;

(九)审查对拘留、罚款决定的复议申请;

(十)负责其他需裁定的事项。

第九条执行处由执行员组成,主要职责有:

(一)送达执行法律文书;

(二)调查核实被执行人财产;

(三)实施强制措施;

(四)实施民事强制措施;

(五)办理委托评估、拍卖等事宜;

(六)实施裁判庭发出的其他执行指令和制定的执行计划。

第十条综合处由执行法官和工作人员组成,主要职责有:

(一)指导、监督和协调本辖区内案件的执行;

(二)办理院领导、局领导交办的督办案件,根据具体要求写出执行情况报告;

(三)负责司法统计和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四)负责执行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宣传;

(五)完成局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受理与费用交纳

第十一条立案庭负责执行案件的立案与报结。

第十二条立案庭受理申请执行案件,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生效;

(二)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继承人或权利承受人;

(三)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四)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具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

(五)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六)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明确可供执行的财产状况和执行线索;

(七)属本院管辖的执行案件。

经审查,符合上述受理条件的,立案庭应在七日内予以立案,移送执行局。法律规定移送执行的案件,上级法院指定执行的案件和参与分配的案件,由立案庭立案后移送执行局。

第十三条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时,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及执行线索的,法院只作登记备案。并要求申请执行人一年内提供,逾期不予受理。

第十四条登记备案后,申请执行人在法院要求的期限内仍不能提供可供执行财产及执行线索,申请执行人要求领取债权凭证的,可以立案。

第十五条案件的恢复执行,需经当事人的申请,由执行裁判庭审查后及时写出恢复执行报告,报局领导审批后,由立案庭办理立案手续。第十六条需要提级执行和指定执行的案件,由执行法官审查,报局领导审批。同意提级执行的依法作出裁定,交立案庭办理立案手续;同意指定执行的,作出指定执行通知,交基层法院执行。

第十七条申请执行费依法由被执行人承担,申请执行人在立案时不再预交。不能执行的案件不再收取执行费。

第十八条申领债权凭证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应交纳申请执行费。

第十九条执行法官对执行案件应按以下情况办理执行费交纳手续后,方可报结:

(一)直接从执行到案的款项中扣缴;

(二)对以物抵债而被执行人又无金钱给付能力的,由申请执行人交纳后,在以物抵债总额中予以扣减;

(三)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未约定申请执行费如何交纳的,由被执行人交纳。

第二十条实际支出费用依法由被执行人承担。需要异地执行的或需对被执行资产进行评估的,由申请执行人预交。

第二十一条执行费的收取依照《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规定的标准交纳,并按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二十二条申请执行费按下列情况交纳:

(一)申请执行标的在一万元以下的,每件交纳50元;

(二)申请执行标的在一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收费标准为:标的 ×0.5%;

(三)申请执行标的在五十万以上的收费标准为:标的×0.1%+2000元。

第四章 执行期限与流程管理

第二十三条执行案件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执行的准备,包括送达执行通知、申报财产、对查明的财产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时限为35日;第二阶段为强制执行阶段,包括对被执行资产以物抵债,拍卖、变卖,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时限为130日;第三阶段为执行结案,时限为15日。简易执行案件及其他另有规定的案件不受上述时间阶段的限制,应当及时执结。

第二十四条执行员在收案后3日内应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责令被执行人立即或7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要求其在7日内申报财产。

第二十五条被执行人收到法院的执行通知后,应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未按执行通知的期限履行或逾期未申报财产的,法院应采取强制措施。

第二十六条被执行人为金融分支机构的,收到执行通知书后,15日内不自动履行或不按规定申报财产的,执行法官可以裁定变更其上级机构为被执行人,直至逐级变更其总行、总公司为被执行人。每次裁定变更前应当给予被变更主体15日的自动履行期限。

第二十七条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可不经通知直接对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第二十八条在执行通知要求履行的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的,执行法官应当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和线索,至迟在3日内作出采取相应措施的裁定或指令执行员进行调查核实。

第二十九条收案后对诉讼保全过程中已查封扣押的财产,以及在执行过程中查封扣押的财产,执行法官应在30日内提出处理方案。

第三十条案外人对法院查封扣押的财产提出执行异议的,执行法官应在7日内组成合议庭进行听证审查,15日内依法作出裁定送达当事人。

第三十一条当事人进行执行和解,协商期限为60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法官应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第三十二条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截止日期为主持分配法院确定分配方案之日。债权人之间在30日内可对分配方案达成协议。执行法官对达成协议的分配方案或确定的分配方案,经讨论后应在5日内作出裁定书进行分配。

第三十三条执行法官负责案件的排期及流程,并将执行情况

及时输入微机,对不能按阶段完成执行内容的,应书面报局领导。

第三十四条诉讼案件的执行期限为六个月,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期限为三个月。资产评估和拍卖期不计入执行期间。

第三十五条在执行期限内未结案的,执行法官应在期限届满前10日写出延长执行期限报告,经主管院领导批准后,送立案庭备案。

执行法官应将延长执行期限的情况告知申请执行人。

第三十六条延长执行期限应符合下列情况:

(一)被执行人无货币履行能力,查封资产难以变现的;

(二)形成系列案件,资产须统一处理的;

(三)资产权属不清,需要确定的;

(四)案情重大、疑难,需由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的;

(五)容易引起社会不安定的群体性案件;

(六)领导批示需要有关部门协调的;

(七)上级法院依法要求协调及暂缓执行的;

(八)其他需要延长执行期限的。

第五章 财产的核实

第三十七条执行法官和执行员应责令被执行人申报其财产状况和执行前六个月财产变动的情况,以及相应的会计帐薄、近期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其他必要的会计报表等财产状况证明和文件。

第三十八条执行法官和执行员可以传唤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到法院接受询问和调查核实财产状况。经两次传票传唤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

第三十九条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未履行义务,其资产去向不明,可通过强制审计查清财产状况。

第四十条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拒绝申报财产的,可依法报请院长批准后对其进行搜查,并由执行员实施。

第四十一条执行法官对被执行的财产可以公开曝光形式进行核查,知情人可向法院举报。

第四十二条执行员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明被执行人投资主体及股东情况,并落实投资是否真实,是否抽逃;认为应当追加被执行主体的,由执行法官负责处理。

第四十三条被执行人拒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财产情况又不履行义务,隐匿、转移、挪用、毁损、挥霍已申报财产的,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按《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条,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财产的执行

第四十四条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执行,应遵循下列顺序:

(一)执行被执行人的金钱和存款;

(二)在无金钱和存款或不足清偿时,执行动产;

(三)动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执行不动产。

第四十五条被执行人无金钱给付能力,其资产有经营价值但难以变现的,可执行管理使用权用于清偿债务。

第四十六条执行人员在采取执行措施时应制作执行笔录。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的应制作查封、扣押清单。

第四十七条对被执行人不动产进行查封、拍卖、变卖或以物抵债的,应在不动产处张贴执行公告。

第四十八条被查封的财产可指令被执行人负责保管,因被执行人使用过错造成的损失由被执行人承担。被扣押的财产法院可自行保管,也可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保管,执行法官和执行人员对查封、扣押的财产应尽监管责任。

第四十九条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扣押的车辆等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应及时处理。

第五十条对查封、扣押的财产在未作出以物抵债的裁定时,原则上不能交给申请执行人保管,须交申请执行人保管的,应经批准。

第五十一条被执行人对查封、扣押财产提出自行变现的,执行法官经审查后可指定合理期限,并控制价款,到期不能处分的,应及时委托拍卖或变卖。

第五十二条对被执行人资产的处理应尊重当事人的意见。需要变现处理的可由双方协商确定拍卖机构,也可以由被执行人选择拍卖机构。

第五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不成,被执行人也未作出选择的,由法院以招标方式确定拍卖机构,或者在资质高、信誉好的候选拍卖机构内抽签决定。

第五十四条拍卖、变卖应当先期公告。拍卖动产的应当在七日前进行公告;拍卖不动产的,应当在拍卖前十四日进行公告。变卖公告不得少于三日。

第五十五条拍卖、变卖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到场;不到场的,不影响拍卖、变卖。

第五十六条拍卖底价可以由申请执行人提出,由执行法官提请讨论确定保留底价,但应就该标的物的招商情况及市场调查情况通知当事人。

第五十七条资产的拍卖或变卖,由执行法官负责到场监督。

第五十八条需要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拍卖和变卖的,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对不动产,应向有关机关发出协助查询函,查明需处分的财产权属是否明确、是否有争议、是否设置过抵押、是否有欠费、是否被其他法院查封等情况;

(二)委托有关机构对变现资产作市场调查分析;

(三)当事人要求对变现资产进行评估的,可先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评估或估价;

(四)执行法官在收到协助执行查询回函、市场调查分析及评估报告后,认为应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变现的,应到现场查明被执行财产状况,列出需变现财产的清单。

第五十九条 对无法拍卖、变卖的财产,被执行人又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法官应将其财产交由申请执行人管理;拒绝接收和管理的,则将该财产退回被执行人,并记录在案。

第六十条执行法官在收到拍卖款后,应在5日内作出民事裁定书,并向有关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于15日内向买受人办理移交标的物手续。

第六十一条执行到案的款项和标的物应在15日内发还、移交权利人,情况特殊的须经批准。

第六十二条 执行案款由本院财务科设立专项帐户管理,案款的发还需经批准。

第七章 暂缓、中止与终结

第六十三条有下列条件之一的,执行法官可决定案件暂缓执行:

(一)被执行人提供了确实有效的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

(二)申请执行人书面要求法院暂缓执行的;

(三)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履行期限在六个月以内的;

(四)上级法院书面通知暂缓执行的。

第六十四条中止执行报批结案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二)被执行人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三)被查封的财产无法拍卖、变卖,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且被执行人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

(四)被执行人经法院宣告破产的;

(五)执行法律文书进入再审,并决定中止执行的;

(六)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支付执行费用后无剩余可能,有其他优先权或担保物权,在优先受偿后,无剩余可能的;

(七)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履行期限在六个月以上的。

第六十五条执行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及执行手段穷尽后,案件仍然不能执行的,依法中止执行。

第六十六条属于金钱给付的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现有财产经强制执行仍不足清偿债务的,执行法官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申请或依法发放债权凭证。申请人申领债权凭证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一旦发现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时,可持债权凭证向原执行法院申请执行。

第六十七条中止、终结执行裁定,应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并送达当事人。

第八章 监 督

第六十八条立案庭对执行案件的期限进行预警通报,对执行期限的报延等实行流程跟踪。

第六十九条案件质量监督检查管理机构对案件执行的程序和实体进行定期评查,发现违法执行行为或存在质量问题的案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十条局领导对执行法官在执行期届满未能执结的案件,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可更换执行法官。

第七十一条局领导对重大、疑难案件应重点监督,认为有必要的,可以直接负责该案件的执行。

第七十二条本院执行局对全市法院所有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进行监督,对下列案件予以重点监督:

(一)上级法院及有关机关批转的执行案件;

(二)本院领导批示督办的执行案件;

(三)群众反映强烈和当事人长期上访的案件;

(四)下级法院的重点执行案件;

(五)其他需要监督的案件。

第七十三条对下列案件,本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决定提级执行或与基层法院共同执行,也可以指定其他法院执行:

(一)立案后六个月未执结,当事人反映强烈且有执行条件的,在上级法院指定期限内仍未执结的案件;

(二)受地方和有关部门干扰的案件;

(三)经上级有关机关督办,仍久执难结的案件;

(四)多个法院执行同一被执行人财产,发生争议的案件;

(五)下级法院报请上级法院协调执行,或上级法院认为应当提级执行或交叉执行的案件。

第七十四条基层法院不按照本院批示内容作出执行情况报告,经再次通知仍不办理的,本院可决定对该案件提级执行或指定本市其他法院执行。

第七十五条基层法院一年内,因本办法第七十三条第(一)项而提级执行或指定执行案件达三件以上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建议有关部门取消该法院执行工作考核先进资格。

第七十六条基层法院不执行本院裁定、决定或通知,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责任。

第七十七条在监督执行过程中,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交由本院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七十八条本办法所称穷尽手段是指:

(一)对被执行人的存款、现金、有价证券、动产、不动产、投资、管理使用权及无形资产产生的收益等依法已采取强制措施后,仍不能清偿的。

(二)依法执行到期债权、追加变更被执行主体仍不能清偿的。

第七十九条本办法所称债权凭证是指,法院采取的执行措施和执行手段穷尽后,对不能实现的债权,依申请发放给申请执行人用于证明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享有债权的权利证书。

第八十条本办法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八十一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篇: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案例)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大民合初字第135号

原告:大连中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杰房屋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大众街11号。

法定代表人:管学国,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魏继德,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江,北京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辽宁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诚拍卖行),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龙安路18-5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军,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元锋,系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长虹,男,系该公司经理。

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大连市分行),住所地,大连市中山路10号。

负责人:王志峰,系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宋诗军,辽宁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杰房屋公司诉被告钧诚拍卖行、第三人农行大连市分行拍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中杰房屋公司委托代理人魏继德、李江、被告钧诚拍卖行委托代理人马元锋、李长虹、第三人农行大连市分行委托代理人宋诗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5年11月30日,我公司与辽宁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为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订立《竞买协议书》,参与竞买由农行大连市分行委托拍卖的“大连华顺大厦”在建项目。协议约定:“大连华顺大厦”位于大连市中山路42-1号,建筑面积为31912.76㎡,占地面积为3291.90㎡,拍卖底价为8230万元。另外,该协议披露了部分项目中存在不达标需加固等到瑕疵,本次拍卖为项目现状拍卖。关于竞买保证金;双方约定:参与竞买者于2005年11月29日之前须向钧诚公司交纳4000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拍卖成交后,双方应在现场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其余成交价款及其他费用于2005年12月15日之前付清。原告依约向钧诚公司交纳了4000万元保证金,参加了由钧诚公司组织的拍卖会并成功拍得“华顺大厦”。其后,双方按照《竞买协议书》的约定签署了《大连市拍卖行成交确认书》。该《成交确认书》确认:拍卖、竞买并成交的标的物华顺大厦占地面积3291.90㎡,建筑面积31912.76㎡,成交价8230万元;拍卖佣金411.50万元,除已交纳4000万元外,其余成交确认金额4230万元和佣金411.50万元(共计4641.50万元)应于2005年12月15日前付给钧诚公司,如逾期并经通知后仍不支付,我公司将无权要求返还已交纳的保证金,同时还应承担再次拍卖标的物所产生的费用以及低于现拍卖成交金额的差价。第五条还约定,“拍卖人到期不能交付拍卖成交的标的物的,应向买受人双倍返还保证金。”

上述《成交确认书》签署后,原告从钧诚公司知悉:在举办拍卖会之前的11月29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致函该公司,要求该公司停止已被该院查封的拍卖标的物华顺大厦。得到上述消息,我公司随即向钧诚公司、拍卖委托人农行大连分行提出强烈交涉,要求他们立即协调解除查封、交付标的物。12月9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致函钧诚公司,重申该院此前要求。但此后钧诚公司、农行大连分行并未采取任何协调解除查封的措施。有鉴于此,我公司为免遭巨额损失,未继续付款。现在,该标的物仍在继续查封之中,并再次被农行大连分行委托拍卖,现已成交。原告认为,拍卖人在明知拍卖的标的物已被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大厦过户将不能逾越该司法障碍的情况下,拍卖委托人农行大连分行仍委托拍卖、拍卖人钧诚公司仍予以拍卖的行为已经构成民事上违约。按照约定,钧诚公司应双倍返还保证金共计8000万元(现已给付4000万元);逾期返还,势必产生利息损失。为参与拍卖,我公司高息拆借为本次竞买“华顺大厦”所需的资金,由于未能得到标的物,高额利息白白付出。上述损失皆由钧诚公司所造成,应为此承担赔偿责任。由于不能交付标的物的最根本的原因系由农行大连分行而引起的,故农行大连分行应为被告的全部债务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我公司对被告钧诚公司、第三人农行大连分行提起民事诉讼。原告中杰房屋公司诉讼请求:

一、判令被告钧诚拍卖行给付应双倍返还保证金中的余款4000万元;

二、判令被告钧诚拍卖行赔偿逾期返还双倍保证金期间的利息损失437.45万元。

三、判令被告钧诚拍卖行赔偿高息拆借资金的利息损失187万元;

四、判令第三人农行大连分行对被告钧诚拍卖行的上述诸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判令被告钧诚拍卖行、第三人农行大连市分行负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钧诚拍卖行辩称,拍卖合同无效,被告在拍卖活动中既没有违返法律规定的程序性规定,又有委托人作为基础事实不应当承担原告所请求的违约责任;原告诉请被告赔偿高额利息,根据有关规定,高额利息不受法律保护;造成拍卖不能履行的根本原因在原告,不同意原告中杰房屋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农行大连分行辩称,拍卖标的物系法院查封财产,未经允许不得拍卖,依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本案中所涉及的拍卖合同包括竞买协议书及拍卖成交确认书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基于无效合同,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和内容,对当事人各方均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原告竞买协议书和成交协议书中的条款主张其民事权利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导致本案所涉及的拍卖合同无效的责任不在被告及第三人,原告方提出的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拍卖标的物的查封事宜,在本案的被告钧诚拍卖行举行拍卖会之前,被告及第三人对该标的物此前被查封的事实是不知晓的,不存在任何针对原告的欺诈或隐螨行为;原告方声称为竞买本案涉及的标的物所进行的高息拆借行为,是原告单方的商业行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拆借所产生的高息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产生相应的损失应当由原告自行负担。第三人农行大连市分行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5年11月14日,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资产风险管理处与原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约定,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资产风险管理处委托原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大连华顺大厦。

2005年11月30日,原告中杰房屋公司与原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订立《竞买协议书》,参与竞买由农行大连分行委托拍卖的“大连华顺大厦”在建项目,竞买协议明确如下内容:“大连华顺大厦”位于大连市中山路42-1号,建筑面积为31912.76㎡,占地面积为3291.90㎡,未完工,拍卖底价为8230万元;另外,该标的物有车位不足,电梯配置不足,大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许可证》已失效、大厦超规划面积建设、大厦混凝土强度部分不达标需加固等瑕疵,本次拍卖为项目现状拍卖。关于竞买保证金,双方约定:参与竞买者于2005年11月29日之前须向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交纳4000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拍卖成交后,双方现场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其余成交价款及其他费用于2005年12月15日之前付清。该协议签订之前,原告中杰房屋公司已经向原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交纳了4000万元保证金。2005年11月30日,原告中杰房屋公司参加了由原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组织的拍卖会并竞买成功,竞得“华顺大厦”。当日,双方按照《竞买协议书》的约定签署了《大连市拍卖行成交确认书》。该成交确认书确认:原告中杰房屋公司竞买成交的标的物华顺大厦占地3291.90㎡,建筑面积31912.76㎡,成交价8230万元;拍卖佣金411.50万元,除已交纳4000万元外,其余成交确认金额4230万元和佣金411.50万元(共计4641.50万元)应于2005年12月15日前付给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逾期并经通知后仍不支付,中杰房屋公司无权要求返还已交纳的保证金,同时还应承担再次拍卖标的物所产生的费用以及低于现拍卖成交金额的差价。成交确认书第五条还约定,拍卖人到期不能交付拍卖成交标的物,应向买受人双倍返还保证金。

原告、被告成交的拍卖标的物华顺大厦系本院(2005)大民特字第42号案于2005年7月19日查封财产。

得悉原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对华顺大厦进行拍卖后,本院于2005提11月29日、2005年12月9日两次致函原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要求该公司停止对华顺大厦的拍卖活动。原告知悉竞买成交标的系法院查封财产后,没有支付剩余成交款项。2006年4月18日,因案涉标的另行拍卖成交,原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通知原告中杰房屋公司取回缴纳保证金4000万元,2006年5月9日,原告中杰房屋公司从被告处取回保证金4000万元。诉讼过程中,原告中杰房屋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钧诚拍卖行赔偿逾期返还双倍保证金期间的利息损失393.56893万元。自2005年11月25日至2006年5月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4000万元保证金的利息为97.643836万元(4000万元×5.44%÷365×165)

另查,为筹集竞买华顺大厦资金,原告分别与案外人签订两份借款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原告向案外人借款15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两年,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5%,借款期限届满后,本息一并支付。实际发生借款1100万元,另一份协议约定原告向案外人借款4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0%,借款期限届满后,本息一并支付,实际借款400万元。两份借款协议的利息原告均未向出借人支付。

原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于2005年12月6日变更名称为辽宁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

上述事实,有委托合同、竞买协议书、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回执、函、工商档案、保证金收据、借款合同、银行进帐单及当事人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为凭,这些证据已经过当事人庭审质证与本案审查,具有证明效力,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农行大连市分行资产风险管理处系第三人农行大连市分行的职能部门,其以部门名义与原大连钧诚拍卖行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因日后农行大连市分行对该委托合同的实际履行被予以追认,委托拍卖合同的民事法律后果由第三人农行大连市分行承担。《委托拍卖合同》及原告中杰房屋公司与被告钧诚拍卖行签订的《竞买协议书》、《大连市拍卖行成交确认书》的标的物均为特定的对象大连华顺大厦,该三份合同签订前,华顺大厦已被本院按照法定程序予以查封,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财产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期间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卖,故《委托拍卖合同》《竞买协议书》《大连市拍卖行成交确认书》因委托、买卖合同标的物系法定非流通物而无效。诉讼中原告中杰房屋公司主张委托人、拍卖人、竞买人之间参与拍卖活动的意思表示真实,查封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财产所进行的限制,并不改变该财产流通的法律属性,查封行为未经公示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应认定合同有效,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须具备主体适格即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民事行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虽然《委托拍卖合同》、《竞买协议书》《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的合同当事人均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但合同内容违反财产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期间未经过法定程序不得变卖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当事人各方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成交的要件,系无效民事行为;司法查封行为完成后即形成社会公示的法律事实,其不以公众实际被告知为公示要件,对财产的查封是司法机关对财产流通所进行的限制,虽然不改变该财产可流通的根本属性,但法律上确定了该财产在查封期间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卖的强制性,委托合同、拍卖合同的标的物均系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得买卖的标的物,第三人农行大连市分行对拍卖标的物没有合法占有的事实,原告中杰房屋公司通过拍卖买受该标的物没有善意取得的法律依据;综上,本院对原告中杰房屋公司所持拍卖合同合法有效的主张不予采信;《委托拍卖合同》《竞买协议书》《大连市拍卖行成交确认书》无效,合同条款均无效,合同条款的约定对合同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及第三人按合同条款承担双倍返还保证金的民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其此节主张不予支持。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后,依据合同从一方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有过错一方合同当事人应赔偿无过错方的损失,本案中,拍卖委托人第三人农行大连市分行、拍卖人被告钧诚拍卖行均有义务知悉并披露其拍卖标的物的所存在的权利瑕疵,即被告、第三人均具有拍卖标的物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虽然诉讼中被告及第三人均称其在拍卖成交后、在收到本院停止拍卖活动的函件后才知悉拍卖标的物系法院查封财产,但对拍卖标的物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系拍卖委托人、拍卖人的法定义务,系在委托拍卖之前和拍卖之前应履行的义务,故被告及第三人不得以对法定义务的不知悉作为其法律责任不承担的托词。本案中,被告钧诚拍卖行没有向竞买人原告中杰房屋公司披露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委托人农行大连市分行没有向受托人被告钧诚拍卖行披露标的物的瑕疵,其根本过错在于第三人农行大连市分行,第三人农行大连市分行应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华顺大厦另行拍卖成交后,被告钧诚拍卖行已经返还原告4000万元的合同保证金,对于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应同第三人农行大连市分行承担。关于企业间借款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企业以自有资金互通有无,在不影响金融秩序的情况下,合同合法有效,但其利息约定应符合法律、法规许可的利率标准,原告所诉称的保证金中的部分款项系企业间拆借,可能造成高额利息损失一节,因借款利息没有实际发生,本案对高出正常利息部分不予保护,待利息差额部分实际发生时,原告另案拆讼。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五款、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六十一条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大连中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保证金4000万元利息损失976438.36元;

二、驳回原告大连中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73022元,由原告大连中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承担260000元,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承担1302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上诉费,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宋君

代理审判员:逄春盛 代理审判员:李奎哲 二OO七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刘巍巍

第四篇: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14)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14)

案例

一、员工违反公共政策单位可解雇

陈某于 2007 年 6 月 15 日入职某物流公司,任拖挂车司机一职。2012 年 9 月 18 日,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发布通告,在 中秋国庆黄金周期间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和 15 吨以上重型货车通 行高速公路实行交通管制。某物流公司也对陈某进行了相关的信息提 示。2012 年 10 月 3 日、4 日、6 日,陈某多次驾驶重型半牵引车(总 质量为 17 吨)、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总质量为 39 吨)在高速公路上行驶。2012 年 10 月 6 日,某物流公司以陈某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不 服从公司管理为由,对陈某作出开除处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某物流公司已向陈某发送关于交通管制的相 关内容,但陈某在明知上述交通管制的情况下,仍在该期间多次驾驶 重型拖挂车在高速公路上通行,陈某的该行为严重影响某物流公司的 管理,且已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某物流公司据此解除与陈某的劳动合 同关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法官说法:本案例关系到社会公众在节假日的出行安全问题,与 大家的切身利益相关。通过这一个案例告诉我们广大的劳动者,在工 作过程中除了要遵守用人单位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外,还应当时刻了解国家的公共政策并予以遵守,这样不但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是一 种负责任的表现。否则可能不但丢了饭碗,还无法获得工作年限的经 济补偿或赔偿金。

案例

二、已婚男上班“袭胸”女同事被炒后索赔 11 万未获支持

2002 年 10 月,湖北男子汪某进入东莞市厚街镇一家鞋业公司工 作,担任仓库副主管一职。2012 年 10 月 15 日,已婚的汪某于上班时间在办公室两次“袭胸”女同事。该过程恰好被公司的监控全程拍录下来,引发公司轰动。王某的上司就此事找其谈话。但汪某并不觉得自己行为不当,反而态度相当恶劣。公司老板得知后立即报警,并将汪某解雇。汪某对此并不服气,当月就向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 公司支付违法解雇赔偿金、经济补偿金及工资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汪某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应当知晓公司 的规章制度。汪某作为有妇之夫,于上班时间在工作场所两次与女同事亲热,虽未给公司带来直接损失,但确有违社会公德,有伤风化。汪某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依法有权单方解除其与 汪某的劳动关系,无须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案经一审、二审,汪某要 求公司支付赔偿金的诉求被依法驳回。

法官说法: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案中,汪某作为一个已婚男性,却“袭胸”女同事,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为舆论所谴责。此外,该港资公司出于管理的需要,要求劳动者不得在公司内有伤风化的行为,否则将即时解除劳动合约不予任何赔偿。这种内部规定并无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汪某违反了公司的规定,即对 劳动合同构成了违约,公司依照劳动合同约定对其解雇,并无不当,无须支付任何赔偿金。

案例

三、员工带出公司设计图纸被炒鱿鱼后起诉索赔被驳回

2006 年 10 月,何某进入东莞市厚街镇一家皮具公司工作,与公 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担任出纳一职。皮具厂主张何某于工厂外出时,工厂保安对其行李进行检查,在其包内搜出纸板、设计图样等物品。皮具厂就此以何某违反厂规利用公司资源为其他单位或个人服务为 由,解除与何某之间的劳动关系;何某对此不予确认,并主张保安从 其行李包内搜出的图纸和纸板为其个人物品,其是利用业余时间为自 己制作袋子,故而主张皮具厂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案涉设计图纸背面打印有皮具厂多种手袋相关的设计图样、材料规格。可以认定何某是使用皮具厂印有设计的图 样、材料规格表格的纸张来为自己设计手袋。

何某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一日之内签收员工违规扣分通知单、离职手续交接单、员工离职申请资料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何某主张签名仅表示签收,并不确认皮具厂的处罚。但何某在签收时明知 是关于解雇自己的资料仍一一签收,表明何某已确认皮具厂对其的处 罚。由此,法院依法认定何某确有使用皮具厂的资源为自己或他人服 务的行为。

法官说法:用人单位保护商业秘密,并不必须待商业秘密被泄露 或被实质侵害后才能向劳动者主张权利,对于劳动者一些可能导致商 业秘密被泄露仍然可以处以相应的惩罚和处分,而且,用人单位对自 身的商业秘密也十分重视,如果员工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自己设计 手袋,必须在合理和合法的范围内,不能随意涉及工厂的生产内容和 版材,不然容易引起误会,并有侵权的嫌疑。

案例

四、因病不能胜任工作被调岗

员工告公司败诉

郑某因患有心肌劳损而需不定期请病假,2011 年期间,郑某累计 休带薪病假 22 天,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1 月郑某累计休病假 64 天。其公司以郑某身体状况及对工作造成影响为由,将他从科长调整 为专员,但调整工作后,郑某的工资待遇比之前只是少了职务津贴200 元/月。郑某对该工作调整有异议,多次要求恢复原岗位及职务津贴,公 司虽没同意,但向他补发了津贴 200 元/月。后郑某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因病多次请假,这与其所担任的科长的职 责要求不相符。被告将原告调整为无需管理人员的专员,且职级待遇 不变,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案例

五、公司解散被调岗

劳动者状告工厂被驳回

原告阿华(化名)在被告单位已工作多年,后单位准备解散,向 阿华发出调令,要求他去另一家皮具公司工作,承诺工资福利待遇保 持不变,并保留其在本厂的工龄;但若员工在十天内未按规定到另一 家皮具公司上班,将视为其个人单方面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企业将一次性结清其所有工资,依法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阿华收到上述调令后,并未前往另一家皮具公司报到,理由是他 认为某皮具公司作出的上述调整降低了其工资待遇且变更了工作岗 位和工作单位,因此向法院起诉。

法院经审理支持了阿华维持原劳动关系的诉请。但对于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给予了驳回,法院认为,被告一再声明保持原告原 一切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原告主张某公司降低其工资待遇,明显缺 乏客观依据。

法官建议:调整岗位必须合法合理,东莞中院法官表示,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的情况分为两 种,一种是双方经协商一致进行调整,另一种就是用人单位单方调整,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与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权分别属于集体与个人 的发展权,均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对于如何使这两项权益的保护达到平衡的问题,法官建议,应根 据以上两种情形具体分析。

法官表示,对于第一种情形,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一举措有利 于解决目前原、被告双方维权成本高、举证难的实践困境。而至于第二种情形,法官提出,用人单位要确保调整工作岗位同 时符合以下条件:1.调整工作岗位是生产经营的需要;2.调整岗位后 的工资水平与原岗位基本相当;3.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4.无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之情形。“也就是说,该调岗决定须符合合法性及合理性,不能超出一般 人所能接受的范围。”东莞中院法官说,但如果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 的规章制度进行调岗,则应通过民主程序制定规章制度,并进行公示,组织员工进行学习、培训,使劳动者知晓单位的规章制度。此外,法官表示,若劳动者按照用人单位的安排到新的工作地点 已经工作,超过一定期间未提异议,后又提出用人单位单方变更工作 地点违法,劳动者的该反悔行为不应得到支持。因此,法官建议,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作出的工作地点变更决定如有异议,应及时提出,最好不要超过一年期限。昆山市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典型案例(2014)

案例

一、女职工产假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女职工休假前的扣 除加班费以外的工资标准足额向女职工发放工资,如用人单位仅按最低工资发放,差额部分应当予以补足。

基本案情:被告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进入原告处工作,2012 年 11 月 2 日,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被告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 日期间休产假。被告在休产假前 1 年原告每月支付被告技 术津贴 2000 元、住房津贴 450 元、交通津贴 200 元,被告在休产假 期间原告因被告请假予以扣款,后被告向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原告补发 2012 年 6 月 27 日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的产假工资 10415元,经裁决原告支付被告产假工资差额 9800 元。原告对仲裁裁决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经审理后法院判决原告 支付职工产假工资福利差额 10415 元。

法官说法:国家依法保护女职工在休产假期间的合法权益,女职 工在产假期间享有的工资福利应当与休假前的工资福利基本一致,用 人单位应当视同女职工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其工资。本案女职工属于 晚育,其可享受产假 128 天。其在休产假前 1 年每月的工资福利包括 技术津贴 2000 元、住房津贴 450 元、交通津贴 200 元等,故用人单 位应当按照女职工休产假前的工资福利待遇标准足额支付女职工产 假期间的工资待遇。现用人单位要求不予支付女职工休产假期间的工资福利差额,无法律依据。

案例

二、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应当在 1 年内申请仲裁,超过仲 裁时效,仲裁将不予受理。但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出具工资结欠证明的,劳动者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基本案情:2009 年,廖某至被告处工作。2011 年 1 月 16 日,被 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董炜系被告法人代表,欠廖某工资共计 人民币 42600 元整。在 2011 年 1 月 30 日之前付清”等内容。2012 年 11 月 9 日,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廖某诉被告赔偿 金争议一案,裁决认为

廖某曾于2011年7月25日提交过仲裁申请,因缺席仲裁已按撤诉处理,对已提交过的申诉请求部分,不予支持。后廖某向法院起诉被告,经法院释明,廖某撤回起诉。之后,廖某凭 欠条以普通民事案件另行起诉被告,本院受理后经审理判决被告支付 廖某欠款 22600 元及利息。

法官说法:劳动者通过劳动纠纷解决途径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虽 未获得支持,但根据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出具的欠条内容,可以表明双 方就工资结欠事宜予以约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劳动者通过普通民 事案件程序径直向法院起诉用人单位,符合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约定的内容向劳动者履行给付义务。用人单位关于“一事不再理” 的抗辩意见,因劳动者作为欠条载明的权利人有权选择主张方式,且 其通过劳动争议提出的主张也未经实体裁判,其另行通过普通民事纠纷提起诉讼不属于重复主张。

案例

三、被派遣劳动者应当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如果严重 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将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单位可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劳动者将得不到相应的经 济补偿。

基本案情:原告与被告雷博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原告自 2009 年 1 月起由被告雷博公司派遣至被告客运公司处工作,工作岗位为汽 车驾驶员,原告与被告客运公司签订有公营车驾驶员上岗合同书。原 告承诺依法执行用人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及上岗合同书,原告如违反 用人单位制度及上岗合同书被退工处理,即视为违纪,被告雷博公司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后原告因在工作中对被告客 运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人身侵犯,被告客运公司解除与原告的上岗合 同,并将原告退回被告雷博公司,2012 年 8 月 15 日被告雷博公司解 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后原告向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要求二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54252 元,之后昆山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原告的请求。本院经审理后亦驳 回了原告要求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被派遣劳动者虽未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但应在 派遣期内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用人 单位的合理安排。如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有权解除与劳动者的用工关系,将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单位 即可以据此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劳动者将面临失业的风险,且 不能获得任何经济补偿。

案例

四、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要求 解除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基本案情:被告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进入原告处工作,双方未 签订劳动合同,原告未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2012 年 11 月 6 日,被 告提出书面辞职,载明“本人自 2011 年 10 月 25 日入职你公司裁切 课任班长以来,你公司一直不给我缴纳社会保险,也不与我签订劳动 合同,故现在通知你公司,本人从 2012 年 11 月 8 日起,解除与你公 司的劳动关系。”。后被告向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之后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3544.74元。本案经本院审理后亦判决原告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3544.74。

法官说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拖延 或拒绝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违法行为,在“用工荒”的当下如果 用人单位欠缴时间较长,不仅会导致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损失 劳动力,而且劳动者还会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补缴欠缴的 社会保险,用人单位将“人财皆失”。

案例

五、用人单位变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如在劳动期限内恶意变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并采 用降薪、降职等手段迫使劳动者不到新岗位报到,后用人单位据此解 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应属违法解除,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基本案情:自 2006 年 8 月 8 日起,原告与被告签订多份劳动合 同书,约定原告在被告处从事区域经理或城市经理一职,因经营需要 及原告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表现,可调动原告工作岗位,原告应予以服 从,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岗位为城市经理。2012 年 7 月 被告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将对原告的岗位进行调整,原告表示不同意。后被告降低了原告的薪资,并以原告一直未至调整后的岗位报到并履 行劳动义务为由作旷工处理。2012 年 9 月,被告书面通知与原告解 除劳动合同。后原告向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 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后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裁决驳回原告的请求。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 案经本院审理后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96603 元。

法官说法:本案原告进入被告处工作,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建立 劳动关系,双方均应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劳动合同履行 期间,被告解除了原告的劳动合同。对此本院认为,其一,原告与被告已约定原告的工作岗位为城市经理,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但被告并未提供证据 证明其与原告就岗位变动协商一致;其二,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涉及工作岗位变动对劳动者具有较大影响,但根据被告的举证可以看出,被告只是单方面要求原告变动工作岗位,并未与原告进行过充分的协 商;其三,原被告双方在最后一期劳动合同中约定被告可根据工作需 要和对原告业绩的考核结果,按照合理诚信原则,经与原告协商一致 或依法变动原告的工作岗位,但此约定较为笼统,主观性较强,被告 具有较大的掌控性,且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原告的工 作业绩不符合被告要求,对被告的生产经营造成损失以及变动原告的 工作岗位确系被告需要;其四,自 2012 年 7 月起被告将原告的工资 标准从原先的城市经理水平降至区域经理水平,对原告的劳动权益造 成损害;综上,被告以原告不服从岗位变动进而旷工为由解除了原告 的劳动合同应属违法,应当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可能会与上级主管在工作方法、工作习惯等 方面不相一致或双方的性格差异较大,导致个别主管怀恨在心,未与 劳动者进行良好的沟通,不顾劳动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利用其优 势地位恶意变动劳动者的工作岗位,逼迫劳动者被动违反公司的规章 制度,继而”炒劳动者鱿鱼”。用人单位的这种做法违反法律且违背 公平,应当承担支付赔偿金的代价。

案例

六、劳动者冒充公司相关主管人员在公司内部流程文件上签字,导致公司损失,公司据此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劳动者将不 会获得经济补偿。

基本案情:原告于 2004 年 9 月 16 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双方签订 劳动合同。被告的《管理规章》第 22 条第 2 项规定,合同一方违反 合同的,造成对方损失的,应承担补偿责任,第 20 条第 8 项规定,违背义务、营私舞弊、行为不检、玩忽职守等使公司利益和名誉受到 严重损害者解除劳动合同不支付相关的补偿金,第 118 条第 15 项规 定,填写文件时虚报资料或擅自篡改记录或伪造各类单据、报表者予 以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在职期间曾多次假冒主管签字。2011 年的某一 天原告假冒主管在印刷品内容变更通知单上签字,其中两单业务中没 有将变更规格的货品重新核价,按照错误价格出货导致公司损失。2013 年 1 月被告作出合同解除通知书,后原告向昆山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之后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了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本院经审理后亦 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本案原告知晓《管理规章》的规定,但其仍代主管在 被告公司文件上签字,并因工作失误造成被告损失,被告依据《管理 规章》和工会的意见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据,不存在恶意,无须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现实生活中,部分劳动者在工作中不严格遵守用人单位关于文件签发流程的规定替部门负责人签字,主观上虽出于积极工作的目的,但这种行为很可能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一旦用人单位追究,将面临 被辞工的风险。

案例

七、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之间的不文明的打闹行为损害公司利 益为由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应属违法解除,须向劳动者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基本案情:被告于 2000 年 7 月 13 日进入某工作,双方签订有劳 动合同。2013 年 6 月 21 日原告作出解除合同申请 1 份,载明“工会 委员会:Chem Lab 所在部门多名员工反映被告有对他们本人或同事 存在暴力/肢体侵犯/侮辱/虐待行为。经公司多方查证,鉴于上述理由 依《员工规章守则》1.4.3 及 1.4.4 拟定对被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 理。请审核。”。同日原告的工会委员会在该解除合同申请上盖章确认 同意。嗣后被告向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 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后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裁决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01586.32 元。本院经 审理后亦支持了被告的请求。

法官说法:被告进入原告处工作,依法建立了劳动关系。在劳动 合同期间,原告以被告对同事存在暴力肢体侵犯、侮辱虐待行为,违 反《员工规章守则》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应当就被告的违纪行 为进行举证,但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的行为属于暴力肢体侵犯或侮辱虐待的行为,被告的行为虽不文明,但尚不构成对《员 工规章守则》的违反,其主观上也无故意暴力侵犯或侮辱虐待他人的 意图,也未对原告的生产经营利益造成损害,原告解除被告劳动合同 应属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赔偿金。

在我国,劳动者尤其是年轻的劳动者在工作期间以轻微打闹的形 式开玩笑非常普遍,用人单位如认为这种行为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 影响,应当及时与劳动者进行沟通予以制止,给予劳动者改正的机会,但直接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有违公平。

案例

八、发生工伤后劳动者应当在 1 年内向劳动行政部门申报工 伤,并就其受伤范围全面准确的向工伤认定部门反映,否则因超过认 定时间,将会导致劳动者的部分工伤无法得到劳动行政部门的认定,相关权益会受到损害。

基本案情:原告于 2011年 9 月 1 日进入被告处工作。2011 年 12 月 16 日原告在工作中受伤,2012年 3 月 21 日经昆山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工伤认定书载明“2011年 12 月 16 日,原 告在工作中所发生的压砸事故中受伤害,经昆山市第四人民医院于 2011 年 12 月 17 日诊断为右膝软组织挫伤”等内容。2012年8 月 4 日经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不达级。2012年 11 月 27 日经江苏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不达级。2012年 1 月 19 日,原 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嗣后,原告向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 1、2012年1月 14 日至 2012年 12 月 5 日期间的左脚医疗费 8321.16 元;

2、左脚二次手术费用 8000 元;

3、2012年 2 月 2 日至2012年 2 月 9 日期间住院伙食补助费 162 元、护 理费 450 元;

4、2011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2年 12 月 5 日期间的交通 费 626 元;

5、鉴定费 530 元;

6、2012 年 2 月 2 日至 2012年 5 月 17 日期间的工伤医疗期工资 19250 元。

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 2 月 18 日作出昆劳人仲案字【2013】第 5109 号仲裁裁决,裁决

1、被告支付原告工伤鉴定费 530 元;

2、驳回原告的其他申请。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亦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劳动者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应为被鉴定为工伤,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左腿已被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因此,原告关于左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的诉讼请求 无事实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

第五篇: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典型劳动争议案例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典型劳动争议案例

案例

一、上班路上出事故,法院认定为工伤

24岁的吴新在我市一家纺织公司上班。2012年5月22日是他正 式上班的第三天,这天轮到他上晚班。晚上10点多钟,吴新在上班 的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被王海撞伤。吴新在医院住院治疗了10天,被鉴定为10级伤残。

吴新一直在家休养,直到2012年9月16日才重新返岗上班,但 半年后他就辞职了,从此开始了索赔之路。对于撞伤人的王海,吴新 和他达成调解协议,获得赔偿款1.3万元。

在工伤事故发生时,某纺织公司还没有给吴新办理工伤保险登记,也未缴纳工伤保险费。吴新在向原单位索赔不成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纺织公司支付工伤保险。

某纺织公司认为,吴新已和肇事人王海达成了调解协议,放弃了 赔偿的权利,不应该再支持吴新的工伤赔偿。对此,法院表示,因为交通事故造成吴新在上班途中的人身损害,这一事实不仅构成了第三 人侵权,同时也发生了工伤保险赔偿关系。法院认为,吴新在向王海 索赔后,仍然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今年3月17日,市中院对这 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作出终审判决:某纺织公司支付吴新5.5万多元。

法官点评:第三人侵权赔偿是因为侵权而承担赔偿责任,工伤是因为劳动关系中的工伤保险关系而作出的赔偿。这是两种不同的法

律关系,不能互相替代。

案例

二、“临时工”没签合同获赔双倍工资 家住贾汪的王星在当地一家钢材公司找了一份电工的工作,每月

工资2000多元。公司未和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他是一个“临时工”。

从2011年2月起王星一直在这家钢材公司上班,2012年5月20 日,王星离开了这家公司。离职前,公司还拖欠着他2012年四五月份的工资。2012年12月,王星向法院起诉,要求某钢材公司给付自己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金、失业金、加班工资等。

2013年8月,市中院对此案进行二审时认为,该钢材公司未与王星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自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起第二个月支付双倍 工资。同时,法院还支持了王星要求的赔偿金、失业金、加班工资等

请求。□法官点评:除了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外,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其法定义务,否则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支付双倍工资。

案例

三、员工试用期受伤获赔22万

2011年2月13日,王同经人介绍,到我市某家具公司上班。没 想到,他在2011年2月18日的工作中导致右眼受伤。王同被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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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伤残等级为8级。当王同向工作的某家具公司索赔时,却遭到了拒绝。原来,王同

只上班5天,还在试用期间,公司没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交纳 社会保险。因此,王同向法院起诉某家具公司,提出索赔要求并要求 解除劳动合同。

法院认为,王同在某家具公司工作时受伤,被依法认定为工伤并 被评定为8级伤残,该家具公司应向王同支付各项工伤待遇。王同虽 然上班时间较短,但双方已存在劳动关系,该家具公司一直未解除劳 动关系,因此,王同在工伤后提出与该家具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违 反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准许。2013年6月,市中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 决:某家具公司给付王同各项工伤待遇共计22万余元,并判决双方

解除劳动关系。法官点评: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虽然劳动者工作时间短,但王同已为该家具公司提供了劳动,双方之 间的劳动关系成立。鉴于该家具公司尚未为王同缴纳社会保险费,应 由该家具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案例

四、公司负责人变更,不影响对员工承担责任李萍是我市某墙体材料公司的一名职工。2012年3月8日,李

萍在厂区清理垃圾时,被脱落的铁模砸伤,随即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后因医治无效死亡。李萍受到的事故伤害被认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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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的丈夫刘海要求该公司赔偿,因数额问题没能协商成功。于 是,刘海起诉至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期间,某墙体材料公司称该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李萍的受伤发生在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前,公 司对之前的事情没有责任。

对于某墙体材料公司关于李萍的事故发生在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前、公司没有责任的观点,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的,承继单位应当承担原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因此,该墙体材料公司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013年9月,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某墙体材料公司支付刘海各项费用共计75万 余元。

法官点评: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劳动用工关系中,用人单位以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事项变更为由,拒绝向劳动者承担用人单位义务的,不应得到支持。

案例

五、派遣合同无效,用工单位和派遣公司连带赔偿

现年59岁的刘金于2005年1月到某煤炭公司工作,2011年7 月30日某煤炭公司作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与刘金的劳动 关系。

实际上,刘金并没有被该煤炭公司解雇,而是需要另外签订劳务 派遣合同,才能继续在该煤炭公司工作。于是,同年8月1日,刘金、劳动法库出品,微信号:Laodongfaku 82

某煤炭公司分别与外事服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劳务派遣协议,由外事服务公司安排刘金到某煤炭公司工作;刘金由某煤炭公司管理 考核并发放工资,外事服务公司为刘金办理社会保险关系。

2012年9月5日,该煤炭公司要调整刘金岗位,但刘金拒绝。9 月6日,该煤炭公司以刘金不服从调岗、连续旷工两天为由,决定“解 除公司与刘金的劳务关系”。刘金于是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与该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外事服务公司之间的劳务派遣合同无效,判令 该外事服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认为,某煤炭公司在2011年7月30日解除与刘金的劳动合 同时没有向刘金支付经济补偿金,存在违法行为,且结合该煤炭公司 经营项目,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刘金所从事的岗位具有临时性、辅助 性或者替代性,应认定该劳务派遣无效,刘金与某煤炭公司仍存在劳

动关系。由于外事服务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在劳务派遣无效上存在过失,故与派遣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今年3月15日,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某煤炭公司给付刘金未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合计3.8 万多元,劳务派遣公司负连带责任。法官点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一些用人单位与其他派遣单

位联系好,在劳动者不离岗的情形下,直接完成从一般劳动者向派遣 劳动者的转换。这类合同的效力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用人单位按 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劳动者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 补偿金,二是该劳务派遣是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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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施,否则应认定劳务派遣无效,劳动关系仍存在于原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之间。

案例

六、劳动者因公出差的差旅费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张军任某机械公司天津区域销售经理。2012年1月张军辞职,在离职前将其工作期间发生的出差票据交公司报销,公司虽对票据数 额无异议,但不予报销。同年12月,张军就差旅费的报销申请仲裁,仲裁委未予受理,后张军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机械公司支付差旅 费1.5万多元。

去年12月,法院认为,张军主张的差旅费系在其工作期间,为完成工作任务而支出的费用,用人单位对此受益,双方产生的争议系 建立在劳动关系基础之上,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纠纷的范围。张军在离职前已将相关票据交公司,公司在对票据数额无异议的情况 下,以劳动者主张的差旅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范围进行 抗辩不能成立,故对张军报销差旅费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法官点评:劳动者因公出差产生的差旅费,系劳动者基于劳动关 系,为完成工作任务而发生的费用,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在符合公司 财务报销制度的情况下,应予报销。

案例

七、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可获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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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7月起,吴立进入沛县某食品公司工作,双方于2008 年签订了一份为期四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满后,双方又续约到2016 年。

2013年6月,沛县公安局认为吴立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并下发了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吴立职务侵占案进行立案侦查。该案至今仍 在调查中,尚未结案,吴立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但是,自沛县公安局下发立案决定书之日起,某食品公司便不再 允许吴立进入公司工作,并于当月告知吴立:公司已与其解除劳动合 同。吴立对公司的做法非常不满,在与公司协商无果后,向沛县仲裁 委申请仲裁,仲裁委最终裁决某食品公司向吴立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3万余元。该食品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本案中,某食品公司并未提供 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该程序。该食品公司虽然提供了公安机关对吴立职 务侵占案的立案决定书,但是并不能证明吴立实际实施了侵占。因此,该食品公司在未通知工会的情况下单方面与吴立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向吴立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14年3月3 日,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沛县某食品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前,未经通知工会的法定程序即构成程序违法,应 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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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八、申请仲裁要及时,保存证据是关键

马青2006年6月10日进入我市某公司工作,双方没有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2012年5月20日,该公司解除了与马青的劳动关系。于是,马青将该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该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双倍工资、加班费、赔偿金。

在案件审理中,法院调查发现:马青要求该单位支付未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两倍工资的诉请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马青提供考勤卡证 明其加班事实的存在;该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解除与马清劳动关系的 合法原因。

关于马青要求支付双倍工资的诉请因超过了法律规定一年的仲裁时效,法院不予支持。于是2013年12月,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某公司给付马青加班工资12058.46元、赔偿金38272.56元,驳回马

青双倍工资的请求。法官点评:按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实效期间为一年。

仲裁实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马青要求支付双倍工资的诉请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因维权 不及时导致损失。

案例

九、国外打工溺水身亡,中介企业不担责

2011年,卡塔尔的某公司和徐州某中介公司签订了一份代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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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由徐州某中介公司为卡塔尔的某公司招聘中国员工到卡塔尔工作。

2012年6月,19岁的赵建在与徐州某公司签订外派人员合同后,又与卡塔尔的某公司下属的酒店签订了一份录取协议书,酒店聘请赵 建担任厨师。赵建依约去了卡塔尔工作,却于三个月后在酒店宿舍区 游泳池不幸溺水身亡。酒店方面迅速作出处理,向赵建的父亲赔偿了 40万余元。赵父却觉得赵建与徐州某中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该公司 对于赵建的死亡应当按工伤处理。在仲裁无果后,赵父诉至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判断赵建是否与徐州某中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首先应 对双方签订的合同进行审核。从赵建与徐州某中介公司签订的外派人 员合同内容可以得知,该公司实质上应为中介性质的职业介绍,而非 劳务派遣。故赵父主张赵建与徐州某中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今年4月1日,市中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赵父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在涉外劳务三方法律关系中,劳动关系的确认是一大

难点,应重点分析劳动者与涉外劳务合作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是中介 服务合同还是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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