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纠纷案件操作心得

第一篇：财产纠纷案件操作心得

财产权益纠纷案件操作心得

财产权益纠纷案件在平时的工作中属于较为常见的一种案件类型，在实习阶段中经常遇到。本人于2010年10月14日接受王先生的委托，代为起诉索要房屋所有权，现本人根据实习阶段办案的一些经验，将相关操作心得总结如下：

律师代理案件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待当事人，接待当事人时要充分了解案情，这一阶段主要是听取当事人的对于案件的讲述，并按照当事人的要求作全面的考虑，初步判断当事人的要求是否合法合理。具体到本案中，当事人王先生就是想所要房屋的所有权，案情较为简单，当事人的要求也符合合理合法的要求。

在与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确定委托代理事项及收费标准，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签订授权委托书。在此过程中，为了保护律师自己的权益，应制作与委托人的谈话笔录，笔录应明确委托人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律师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争取到什么样的利益，切忌不能大包大揽，以避免将来与委托人产生纠纷。然后，通过对案情的充分了解，并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明确诉讼请求，列被告时要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被告人，列被告的原则是尽可能的把有相关联的对方都列为被告，以避免因少列被告而导致的我方当事人的权利实现的困难。

收集和整理相关证据是开庭审理前的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全面细致的收集和整理证据，以为开庭做好准备，才能做到在庭审过程中思路清晰。另外，开庭前拟好代理意见，根据对方已提供的证据准备质证意见，需要调查取证的，要做好调查取证工作，以避免开庭时由于准备不充分而承担败诉等不必要的风险。

本人认为，在代理财产权益纠纷案件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操作流程细心办案，是作为一名律师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只有积极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很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篇：合同纠纷案件操作心得

合同纠纷案件操作心得

本人于2011年3月接受某药业公司的委托代为处理与某印刷公司的合同纠纷，通过代理此案件学到了不少新东西，现将代理此案件的一些心得总结如下：

合同纠纷案件是民事诉讼过程中案件数量较为庞大的一种类型，也是作为实习律师经常接触的案件类型之一，相对其他案件来说这类案件套路比较固定。本人认为，在办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需尤其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在受理合同纠纷案件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确定合同的性质，这是理解决合同纠纷的前提。如果不能首先确定合同的性质，接下来的程序将无从进行。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要着重听当事人讲述事实，认真仔细收集并分析相关证据。

第二，在确定了案件性质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合同书所确定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有针对性的维护我方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当然，不管案件的性质，律师作为被委托人，其基本职责就是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代理案件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十分注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就对律师提出了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即要让当事人知道律师的代理意见，不能依律师的一己之见而忽略当事人的合理主张。本人认为，这也是作为一名律师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作为一名实习律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尚欠缺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本人认为，只要秉承这样一条原则，即以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中心，严格依法尽职尽责，通过接触不同的案件不断进行学习、摸索，定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律师！

第三篇：婚约财产纠纷案件

【案情】

原告李某与被告王某之女经媒人介绍相识确立恋爱关系。2012年10月，双方举办订婚家宴，李某给付王某之女1.1万元订婚钱，给付王某家参加订婚仪式的亲戚1000元红包。结婚仪式之前，李某按照风俗到王某家，给付了彩礼2万元，还为王某之女购买了2468元戒指一枚。2013年1月31日李某与王某之女举行了结婚仪式，李某的父母给付王某之女1000元红包。婚礼后二人同居生活，2013年6月，王某之女回娘家居住不返，双方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李某为追要彩礼诉至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与被告王某之女经人介绍相识，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订婚、举行婚礼的过程中，李某共计支付彩礼钱3.1万元。考虑到在举行婚礼后，双方实际共同生活了半年之久，且未能办理结婚登记并非王某之女之初衷，故酌定由被告王某返还原告李某2万元。李某及其家人给付被告王某之女及其亲戚的红包、戒指属于赠与，不予返还。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王某返还原告李某彩礼2万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分歧】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在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且裁判不一的现象亦相当常见，本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诉讼主体、对于未登记结婚但同居的彩礼如何返还存在不同观点。

关于诉讼主体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缔结婚约的当事人是李某和王某之女，故适格被告应当是王某之女，而不是王某；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缔结婚约的当事人是李某和王某之女，王某之女为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基于王某之女和王某系家庭共同成员，王某作为家庭的“户主”，是该家的“代表人”，所以，王某作为被告并无不当；第三种观点认为，缔结婚约的当事人是李某和王某之女，王某之女是当然的被告。但是，考虑到王某之女可能另嫁他人，考虑到生效判决的顺利执行，应当将王某列为共同被告。

关于彩礼返还问题。对因彩礼发生的纠纷应当如何处理，婚姻法未作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条作了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审判实践中对此类纠纷处理不一。在本案中表现为不同观点是：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彩礼应当全部返还；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李某和王某之女已经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故彩礼不予返还；第三种观点认为，根据李某和王某之女生活时间及彩礼数额，酌情返还。

【评析】

未办理结婚登记亦应区别同居与未同居情形决定彩礼的返还

1、关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应当作宽泛解释

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是男女双方在结婚前对婚姻的合意行为。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或定婚。婚约成立后，订婚的当事人双方互称为未婚夫或未婚妻。现代民法认为婚约都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我国婚姻法亦不例外，因此，婚约在性质上不是民事法律行为，而只是民事事实行为。在结婚前，男女双方为保证婚姻的缔结，可以事先达成一个协议。协议的目的是明确的，即双方承诺接受将来的婚姻。婚约成立后，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将来必须结婚。由于婚约具有身份上的意义，故它与民法中的财产契约不同，法律不能强制当事人履行婚约。

实践中，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更多时候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对于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都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就给付方而言，既可以是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所为的给付，也可以是其亲属所为的给付，如其父母兄姐等。同样，就收受彩礼方而言，既包括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接受的情形，也包括其亲属接受给付的情形。现实生活中，彩礼往往是给付女方的娘家了，真正用于结婚置办嫁妆的不多。许多时候彩礼都是男方全家用共同财产给付，甚至是全家共同举债所为，考虑到这些具体情况，如果将给付人的主体和收受人的主体都作限制性解释的话，则不利于这类纠纷的妥善解决。

就本案而言，给付彩礼时，女方是被告的家庭成员，接受彩礼是被告的家庭行为。被告是家庭的“户主”，是“代表人”，起诉女方的父亲应无不当。一般而言，请求返还彩礼的原告是男方本人，当无疑问。就被告而言，列女方本人或女方的“家长”均可。尤其是女方已经另嫁他人的时候，尽量不要将女方列为被告，不要让女方的生活被打乱，仅仅将女方“家长”列为被告即可。因此，所争议的被告的诉讼主体的三种观点，均无不妥，只不过在个案中尊重原告的意愿即可。

2、“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彩礼应当返还的正确理解

《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条在决定彩礼是否返还时，是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的。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一方应当返还彩礼。给付彩礼后如果已经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返还请求。

对《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应当区别两种情形：

一种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亦未共同生活，这种情形下彩礼应当全部返还。此属司法解释制定的初衷。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指出，本项指的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情形。

另一种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对此，《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明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

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具体返还的数额。值得注意的是，该会议纪要虽不属于司法解释，但属于司法政策，人民法院处理此类案件必须参照执行。因此说，就本案而言，已经形成共识，对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适用酌定返还原则。

3、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应当注意的其他问题

（1）结婚前给付彩礼的，必须以离婚为前提，人民法院才能考虑支持给付人的返还请求。如果给付彩礼之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给付人反悔，提出要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给付彩礼后，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双方并未真正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对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进行保护。双方登记结婚后，在法律上已经形成合法的夫妻关系。不过，如果一直没有共同生活的话，也就没有夫妻之间相互扶助、共同生活的经历。所以，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虽已成立，但实质意义上真正的共同生活并没有开始，故只要在离婚情况下可以请求返还彩礼。

（3）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没有特殊规定的话，已经结婚的，彩礼将不用返还。而司法解释中因给付导致给付人一家生活困难的，就属于特殊情形，虽然已经结婚，也应当返还。对于这一点的掌握应该尽量从严。在审判实践中把握生活“绝对困难”的标准，并非是当事人举出村民委员会或者社区的一纸证明，而是要深入到当事人生活之中，体察民情，用公正之心确信该证明的效力。当事人常年吃低保或救济，可以直接认定属于生活“绝对困难”。

（4）要区别彩礼给付与赠与行为。彩礼可以返还，但若属于一般赠与行为，要求返还赠与物的法院通常不予支持。

（5）彩礼返还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彩礼的返还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即两年。此类纠纷时效的起算，有以下几种情形：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人应当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对方拒不返还的，诉讼时效开始起算。如果双方已登记结婚，自其解除婚姻关系之日起，给付人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当然，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基于本条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的诉讼时效，也可以发生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形。

第四篇：农村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农村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滑县法院焦虎法庭调查发现，本庭近三年受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逐年增多，彩礼数额也水涨船高，案件化解难度加大。通过分析，当前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在当前我国农村，作为父母希望尽早让子女成家，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就按风俗典礼结婚已成为普遍现象。加之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独生子女逐渐步入结婚年龄，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缺少对家庭的责任感，导致在共同生活中稍有不顺心就“离婚”，因未能办理结婚登记而引发婚约财产诉讼。

二是诉讼标的较大。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在农村婚前给付彩礼的数额也水涨船高，加之人们相互攀比，从订婚到结婚，男方给付女方的彩礼数额达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远远高于同期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且呈逐年增长趋势，造成许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

三是诉讼主体不统一。一般情况下彩礼的给付方为男方，接受方为女方，但是在具体参与给付和接受彩礼的行为中，有的是婚约男、女本人，而有的则是婚约男、女双方的家庭成员或者媒人。以至于双方诉至法院时，有的法院只列男、女双方为当事人，有的法院将男、女双方的父母列为共同诉讼人，这就造成了司法审判的不统一。

四是案件事实难以查清。男女双方在谈婚论嫁、给付彩礼时，不论是男方给付礼金还是女方还礼，一般是双方父母或媒人在场，而没有字据等书面证据，对于所给付的礼金数额或者金器的数量、品质等仅依靠媒人证言，而媒人又多为一方亲戚，证人证言采信度不高，很难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案件事实难以查清。

五是当事人情绪比较激烈，案件难以案结事了。由于现在给付的彩礼数额比较大，有的家庭甚至将多年的积蓄倾其所有进行给付，更甚者有的举债给付，一旦婚约解除，极易造成双方矛盾激化，难以调和。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为了减少该类案件的发生和更好地审理该类案件，建议如下：

一、加强法制宣传，倡导民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积极提倡移风易俗，摒弃借婚姻索取财物、高额彩礼等不良习俗，防范把婚姻建立在金钱关系之上，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结合农村此类纠纷高发的现状，选择典型案例，深入农村、社区进行巡回审判，力争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用鲜活的案例，引导民众形成健康的婚恋观。

三、出台相应司法解释，统一诉讼主体和裁判尺度。司法实践中，由于诉讼主体不明确和返还彩礼数额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导致裁判不统一，影响司法权威，易诱发当事人信访。

第五篇：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办案心得

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办案心得

——河北国器律师事务所刘树明律师

【案例简介】

2013年8月16日，乌兰察布市华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乌兰察布市第X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和四川泸州臻X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了《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由乙方将甲方发包的工程转包给丙方。随后，李X荣（实际施工人）挂靠丙方四川泸州臻X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包上述工程，也就是上述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每年给丙方交纳挂靠费。

2014年4月8日，原告赵X辰、程X青以北京健伟XX家具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案外人李X荣（实际施工人）签订了《钢材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案外人李X荣（实际施工人）承包的工地供应钢材建筑钢材，该《钢材销售合同》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第X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理想之城项目部”之印章为李X荣（实际施工人）私刻加盖。

此后，原告赵X辰、程X青向李X荣（实际施工人）供应钢材1486.18吨，折合货款5568033元。

因李X荣（实际施工人）一直未支付上述货款，原告赵X辰、程X青以乌兰察布市第X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X建公司）为被告，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乌兰察布市第X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上述货款5568033元及违约金2563660元。

【诉讼策略】

作为被告X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经过对案件的了解、分析，认为原告的起诉及证据存在致命的问题：

1、原告并非适格的主体。

原告据以起诉的主要证据《钢材销售合同》显示，建筑钢材的供方是北京健伟XX家具有限公司，且原告赵X辰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另外，北京健伟XX家具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建筑钢材销售。本案适格的原告应该是北京健伟XX家具有限公司，而并非法定代表人或股东。

2、合同上印章属于他人私刻。被告X建公司应当向法院申请追加被告人，将实际施工人李X荣追加到本案诉讼中。由其证明《钢材销售合同》上的“内蒙古X建公司理想之城项目部”印章是其私自加盖，作为实际施工人与被告X建公司无任何关系。被告X建公司并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

3、无证据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原告提供的《送货单》、《遗失声明》、《合作合同》、《发票》等证据，均只有实际施工人李X荣或其指派的人员签字，并无被告X建公司的印章，也无该公司任何人员签字。原告提供的《钢材销售合同》上虽然有被告X建公司的印章，但该印章属于实际施工人私刻，庭审中可提出司法鉴定确认。

综合以上情况，被告X建公司在工程尚未验收、未实际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应当给予实际施工人李X荣压力，迫使其出庭作证说明案情，胜诉的希望比较大。

【庭审情况】

作为委托代理人，针对原告主体不适格、实际施工人私刻印章、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等问题发表了答辩意见，并提供《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予以佐证。

主审法官对实际施工人李X荣进行询问，证实印章私刻问题以及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并不包括被告X建公司，与被告X建公司无任何关系。

原告在庭审中，述称没有见过被告X建公司的人员，也没有跟被告X建公司电话联系过。

【判决结果】

驳回原告赵X辰、程X青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理由】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原告赵X辰、程X青以买卖合同纠纷的案由将被告X建公司诉至法院，故原告赵X辰、程X青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X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诉讼中，原告赵X辰、程X青称除了实际施工人李X荣、朱华先（李X荣雇用人员）及涉诉工地的监理外，没有见过被告X建公司的其他人员，也没有跟被告X建公司电话联系过，二人向法院提交的送货单均由李X荣或李X荣授权的人签收。且李X荣到庭接受询问时称，李X荣与被告X建公司无任何关系，李X荣与原告赵X辰、程X青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X荣称原告赵X辰、程X青提交的《钢材销售合同》上显示的“内蒙古X建公司理想之城项目部”印章是其私刻，与被告X建公司无关。故结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各方陈述，本院无法确认原告赵X辰、程X青与被告X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原告赵X辰、程X青起诉要求被告X建公司给付涉诉货款及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办案体会】

在建筑工程领域，实际施工人垫资施工的情况非常普遍，经常出现实际施工人与建材供应商、设备租赁商等签订买卖合同或者租赁合同的情况。有些实际施工人为了取得供应商或租赁商的信任，会私刻发包方或承包方的印章在买卖合同或租赁合同上加盖。

一旦出现工程质量问题或者拖欠工程款现象，实际施工人不能及时支付货款或租赁费，供应商或租赁商一旦提起诉讼，为了确保自己的权益，一般都会想方设法以形成表见代理为由，把发包方（开发商）、承包方(建筑公司、转包方)一并起诉进来，但是这样就突破了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如果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发包方（开发商）、承包方(建筑公司、转包方)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或者形成表现代理，一般不会得到法院支持。

实践中，个别法院认为只要供应商或租赁商的买租对象确实为施工工程所有，即认定买租行为系职务行为或代理行为并判令施工企业承担责任。该做法显然是对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4条规定错误理解的结果。该条规定将所购买材料和租赁器材有用途，作为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参考因素而加以规定。既然是判断参考因素，就应当允许不同的判断结果存在。同时，实施施工人将买租对象用于施工工程后，将就此与施工企业产生结算关系，上述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做法没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并造成施工企业对行为人买租行为进行重复结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施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回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条规定赋予了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起诉合同相对人以外的发包人的权利，但并没有赋予买卖合同相对人这样的权利，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并不是实际施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