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知识思考对我国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

第一篇：法律知识思考对我国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

对我国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思考

张 宏 吴 焱

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上述规定确立了我国的执行异议制度。我国民诉法的这一规定赋予了相关案外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然存有以下缺陷：

(一)缺乏被执行人实体权利的救济途径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执行异议制度，应属于实体上的救济方法，是一种实体诉权的表达形式，是执行异议人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之间对物权的对抗。据此，被执行人即使认为其实体权利在执行程序中受到侵害而提出不同意见，也不属于执行异议，并不必然引起执行救济程序。而德、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立法中，均对被执行人的实体权利保护途径作了明确规定，即通过债务人异议之诉予以救济。如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4条规定：“执行名义成立后，如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示之事由发生，债务人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提起异议之诉，如以裁判为执行名义时，其为异议原因的事实发生在前诉讼言词辩论终结后者，亦得主张之。”

(二)缺乏程序权利救济途径

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执行机关因违法实施执行行为而由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救济的方式。司法实践中，对于执行机关违反执行程序、错误采取强制措施以及其他侵害利益的行为，当事人惟一的救济途径就是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从而启动执行监督程序。但执行监督与执行救济是两个不同概念，其实施过程体现在法院系统内部，当事人无从参与，不是执行程序所专有的救济方法。而且执行监督程序的启动往往不是依申请为原则，而是法院的职权行为，程序是否启动的主动权在上级法院。而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立法中，均对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保护途径作了明确规定，日本强制执行立法中称为执行异议和执行抗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中规定为申请和申明异议。

(三)执行异议制度在设计和适用方面的欠缺

案外人因其实体权利遭受侵害而提出保护其权利的主张，构成一个独立的诉，案外人理应有权诉请法院通过审判程序来解决。而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案外人的主张只能直接向执行员提出，由执行员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审查，而不能采取诉讼的方式保护其实体权利。这显然与诉权基本理论不符。

同时，执行员对执行异议享有绝对的审查和确定权，异议理由是否成立完全控制在执行员手中。不难看出，执行员对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实际上就是执行员依据案外人提供的证据，对一个未经审理判定的新的独立的法律关系进行审查，从而判定案外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定的过程。这种审查与判定，从实质上讲，与审判活动并无不同之处，而这恰恰与执行程序只调整程序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根本相悖的。在未规定执行异议审查程序，监督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种审判权性质的审查权的行使，有时难免会具有随意性，也为某些执行员的枉法裁判创造了条件。虽然法院执行机构正进行内部运行机制的改革，实行执行权内部权能的分离与制约，将执行裁决、执行实施、执行异议审查权三

种权能分别赋予不同的合议庭，但是，实现三权分离只是起到了规范执行机构内部权力运行的作用，并没有改变用执行程序代替审判程序的现象和由执行员处理执行异议这一特征，民事诉讼中各种程序之间职能混乱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此外，由于驳回异议的裁定是终局裁定，执行异议人没有上诉权。因此，在执行员作出处理决定而强制执行后，即使该裁定是错误的，案外人也难以再有其他途径寻求法律救济，其合法利益仍然缺乏法律保障。

二

鉴于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存在的缺陷，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立法，结合我国执行工作实际，对执行异议制度应加以充实和完善，以切实保护执行当事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一)设立执行异议程序和普通诉讼程序的转换制度，完善案外人异议制度，增设债务人(即执行程序中的被执行人)异议制度，将案外人异议之诉和债务人异议之诉作为实体上的救济制度，并统称为“异议之诉”。

如前所述，准许案外人、债务人提起异议之诉是符合法理的。案外人对强制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债务人以排除执行名义的执行力为目的提出请求事由，是基于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债务人与债权人在本案之外存在的一个独立的未经审理判明或未经确认的法律关系。案外人、债务人就这一法律关系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审理判明或进行确认，是案外人、债务人应享有的基本诉权，这一诉权即使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也不能随意剥夺。结合司法实践，该制度应具备以下内容：1.告知和征询制度。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如果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法院有义务告知其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内(如规定十日)，以债权人、各债务人为共同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而对于债务人提出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之事由的，法院则有义务告知其以债权人为被告，提出债务人异议之诉。同时，法院可以在告知案外人、债务人享有诉权的同时，在不损害案外人、债务人利益的情况下，就案外人与债务人的执行异议先征询申请执行人的意见。若申请执行人放弃对该执行标的的执行或撤销执行申请的，则法院可以据此终止对该标的的执行或终结该案的执行程序，案外人、债务人也就可以无须提起异议之诉。2.审判制度。对于异议之诉，为了简化和方便司法，可规定其在程序上一般适用普通民事审判程序的各项规定，即异议由执行法院立案受理并审查。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裁定驳回。案外人、债务人对驳回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应予立案，案件进入普通程序。由于强制执行的特殊性，在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时，已开始的强制执行并不当然停止。3.异议裁决后的处理制度。法院经审理，如认为案外人的诉讼请求有理由，应判决宣告案外人对特定财产有特定的权利，法院不得再对特定标的物进行强制执行。对于债务人异议之诉，如其有理由，就执行名义未实现的部分，则可以排除执行力。如诉讼请求无理由，法院应驳回诉讼请求。同时，为了促使案外人、债务人有效地行使诉权，在案外人、债务人主张不成立，诉讼请求被驳回的情况下，如果申请执行人因此而受到经济损失的，应判令案外人或债务人给予赔偿。

(二)完善现行的执行救济制度，设立程序上的救济制度即“执行异议”，赋予受非法执行侵害的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案外人强制执行救济方法，从而保护他们的程序权利，同时也促使法院的执行行为依法进行。

笔者认为，该制度的具体内容为：1.执行异议的主体。不仅案外人可以提起执行异议，执行当事人也可以提起执行异议，当事人异议甚至应当成为执行异议的主要方面。2.提起异议的事由。提起异议的事由一般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针对强制执行的种类;(2)针对强制执行的方式;(3)针对强制执行的程序;(4)针对执行的处分;(5)针对其他侵害利益的情形。案外人与执行当事人可以对侵害自己程序性权利的上述五种方式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提出异议，异议请求应逐项列出。3.异议提起的时间。异议应在执行开始以后终结以前提出。4.异议的处理。为了与现行我国执行机构的现状和内部权力运行机制相协调，异议由执行机

构异议审查合议庭的单个执行员或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相关人员可以对执行员提出回避请求。执行员或合议庭应就异议人提出的请求与理由进行审理，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的有关规定，以裁定方式作出异议处理的结果。5.抗告程序。对执行异议的裁定不服的，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均规定可以提出抗告。抗告可以撤销或变更原裁定，并将原执行处分程序变更或撤销。由于我国法律规定驳回异议的裁定是终局裁定，执行异议人没有上诉权，因此，在执行员作出处理决定而强制执行后，即使该裁定是错误的，执行异议人也难以再有其他途径以寻求法律救济，其合法利益仍然缺乏法律保障。建立抗告程序，可以从程序上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从而切实保护执行异议人的程序权利。同时，为了有效地监督、规范法院的执行行为，笔者建议，抗告由法院审监庭的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同样，抗告人仍可以对合议庭组成人员提出回避请求。

第二篇：法律知识补救浅析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缺陷和

浅析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缺陷和补救

赵海松

执行异议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实施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针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审查、处理执行异议所确立的一项制度。设立执行异议制度的目的在于为案外人提供司法救济和保护，预防和纠正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可能出现的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是一项重要的执行救济制度。

一、执行异议的构成要件和审查处理的法律规定

执行异议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基于对执行标的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主张独立的实体权利，要求人民法院排除对特定标的进行执行而提出的异议。

我国民诉法第208条对执行异议的提起和处理作了专门规定。依该条规定及执行异议理论，执行异议的成立必须具备四个要件：一是提起执行异议的主体必须是案外人。案外人认为法院强制执行措施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才可提出执行异议。二是执行异议的事由必须是案外人与执行标的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执行标的主张独立的实体权利。三是案外人必须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执行员提出，并提供相应证据。四是执行异议必须于执行程序开始后结束前提出。

根据案外人异议理由是否成立，民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了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对异议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二是对异议成立的，报院长批准中止执行，但中止执行仅限于案外人提出异议部分的财产范围。

执行员审查异议时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报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这 是在异议审查中的一个例外情况。

二、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缺陷

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对执行异议的提起和处理作了规定，但过于原则笼统，在立法和司法实务中上存有重大缺陷。

(一)立法上的缺陷

1、民诉法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异议由执行机构受理，由执行员审查处理，对案外人和被执行人的实体权利作出裁决，执行机构的裁决具有终局效力。这一规定赋予了执行机构对案外人实体异议作出的决定(通知或裁定)的终局效力，而且是一裁终局，不能上诉，不能复议。这一规定剥夺了当事人上诉权，违背了民事诉讼两审终审、审执分立的基本原则。案外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异议属于实体权利的争议，有独立的诉讼请示和理由，完全符合诉的构成要件，应当通过普通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案外人对异议裁判不服可以提起上诉。如果由执行机构审查、干预案外人与申请人、被执行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并赋予干预的最终拘束力，必然可能造成审判秩序混乱，侵害案外人诉权与民事权利，并最终导致执行异议救济制度形同虚设。

2、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缺乏程序上的救济途径，没有赋予执行当事人案外人和利害关系人对异议处理中程序事项上的异议权，在异议制度上体现出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态度，致使当事人在异议处理中涉及程序方面的问题无法可依，例如案外人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不予审查时该怎么办?等很多问题，发生案外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救济无门。

(二)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1、举证责任不明确。在案外人提出异议后，对案外人和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举证责任怎么分配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操作规范，在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都不举证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能要过多地承担调查取证责任，这与审判过程中举证责任原则难于统一，并导致执行成本扩大，执行效率降低。

2、提出异议的范围和时间界定不明确。执行标的分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标的物和执行机构在执行程序中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标的物，而现行制度未就案外人对两类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加以区分，如案外人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特定标的物提出异议，应按异议处理还是应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由此导致人民法院受理和处理上的困难。再如整个执行程序尚未终结，而人民法院对某一特定标的物执行结束，案外人能否再对该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现行法律未能解决。

3、审查期限没有限制，异议审查期间是否继续执行没有明确规定，对经审查后驳回的异议，案外人再次、多次对同一执行标的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如何处理也没有法律依据。

4、如何对案外人进行救济没有明确规定。民诉法规定案外人异议成立的执行机构中止执行，未能解决案外人因执行侵害所受损失的赔偿问题，如错误对特定标的物执行结束后，如何对案外人的损失进行弥补，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和具体操作办法。

5、对案外人提出异议经审查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民诉法规定按再审程序处理，但在再审程序中案外人能否参加诉讼，参加诉讼又处于何种诉讼地位，如何保护案外人利益，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对完善执行异议制度的设想

由于现行执行异议制度不完善，在实践中存在种种问题，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务的要求，执行异议制度的修改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己方面对现行的异议制度的进行修改：

1、尽快修改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异议要专章规定，设立新的执行异议制度的体例及结构，从立法上解决执行异议制度的缺陷问题，健全和完善执行异议制度。从法律上解决目前执行异议有时存在无法可依的局面，一要明确异议的管辖问题，要解决地域管辖和法院内部机构的管辖问题，明确异议应由那个法院和法院内部那个机构受理;二要明确异议主体;三要明确异议的范围;四要明确异议的审查程序。

2、确立执行异议可诉制度，对执行异议适用可上诉或可复议的二审终局裁决制度，改变目前的一裁终局制度，与民诉法的两审终审制相一致。

3、完善执行异议的举证责任制度，确立案外人承担主要举证责任、申请人和被执行人承担相应举证责任的原则和举证期限法定原则。人民法院不负调查取证义务，只负责审核证

据。对逾期不提供证据的，由其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4、完善关于执行异议的提出、审查、上诉或复议的期间规定。对执行异议的提出期间和异议的审查期限以及对异议的裁判进行上诉或复议的期限，都要明确规定，解决案外人反复提出异议，法院迟迟不予审查，案外人、申请人、被执行人在收到裁判结果后什么时间内可行使权利的问题。

5、完善对执行异议制度的审判监督制度。要针对执行异议的审查结果确立审判监督制度，防止和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异议审查。

第三篇：对现行减刑制度的思考

对现行减刑制度的思考

目录

一、我国现行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一）对减刑权的性质存在模糊认识……………………………………1

（二）减刑权的归属不合理………………………………………………………

2（三）减刑条件设置不合理………………………………………………………

3（四）减刑程序方面有不足之处…………………………………………………

4（五）罪犯在减刑中的权利无制度保障…………………………………………

5（六）在减刑工作中强制规定减刑比例有失公正……………………………6

二、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问题的建议…………………………………6

（一）大力推进政法体制改革，赋予行刑机关以减刑权……………………6

（二）在行刑机关内部设立专司减刑的机构……………………………………7

（三）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创立新型减刑制度…………………………………7

（四）保障罪犯在减刑中的应有权利……………………………………………8

（五）改革监督方式，加大对减刑的监督力度…………………………………8

内容摘要：罪犯减刑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做法，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与不足。历来理论界对减刑权的归属问题上由审判权与行刑权之争，减刑权作为一项行刑权，在现实归属于法院管理，法院作为量刑权的专职机关兼顾行刑权，势必影响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减刑适用条件不合理；减刑比例规定人治化；罪犯在减刑工作中应有的权力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存在，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设立减刑制度初衷。因此，在现实工作中，减刑权应归属于监狱执行机关；减刑权的具体操作应有利于罪犯改造与提高司法效率；减刑条件设置应趋于合理可操作性；加强司法监督，保障罪犯权利，完善罪犯权利救济途径等。总之，完善法制体制，加强刑罚执行专项化，积极尝试创立新型合理监狱制度，加强多方位监督势在必行。

关键词：罪犯；减刑；监狱；法院

减刑是刑罚执行过程中一项刑事司法活动，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体现了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实现刑罚目的的重要手段。《监狱法》的颁布、《刑法》的修订让减刑制度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所涉及的法律体系已日趋完善。笔者在监狱工作多年，对减刑制度有较为直观的认识，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不但不利于实现减刑的真正目的，同时也极易导致司法不公。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减刑制度进行粗浅的分析，探究有关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减刑制度更加完善。

一、我国现行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减刑权的性质存在模糊认识

有人认为减刑就是对原判刑罚的减轻，即对于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依法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是对宣告刑的减轻。有人认为减刑是对罪犯服刑表现的一种奖励，当对罪犯执行刑罚经过一定的期间，罪犯有了一定的悔改表现，适当减少部分刑罚，这样既符合行刑经济性原则，也符合我国一贯倡导的教育刑目的，以缩短服刑时间作为对罪犯改造成绩的肯定，并以此促使罪犯在希望中改造。而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不当之处，减刑应是减轻刑罚的执行刑期。原判决是审判机关根据行为人的罪行、法律规定及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决定行为人应承担的刑罚种类和轻重，是不可更改的。在刑罚执行阶段，现实存在的是执行刑，所谓执行刑是指刑罚进入执行阶段后，行刑机关对罪犯需要执行的刑期。如宣告刑为10年，已羁押1年，则执行刑期是9年，减刑是对这9年的减轻，而10年宣告刑是不能减轻的。减刑只是根据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良好表现在法定的限度内缩短其尚需执行的刑期，刑罚执行开始前，执行完毕后，不可能发生减刑问题。与审判机关适用刑罚“惩罚犯罪”之目的不同，减刑发生在刑罚执行期间，对罪犯的改造起着调控功能，并服务于刑罚执行“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之目的。

与此相对应，理论界对减刑权有审判权、行刑权之争。笔者认为，减刑权属于行刑权的范畴，因为减刑的实质是对刑罚的变通执行方式，它仅仅是减少对原判刑罚的执行期限，而不是对原判决的改变。是行刑调控的手段，是对表现良好的罪犯的肯定与激励，是根据改造过程中罪犯的客观表现和人身危险性向良性方向发展而实施的，属于行刑权。

（二）减刑权的归属不合理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减刑由法院决定，这也就是说减刑权归法院行使。纵观世界，减刑权的归属有两种模式：一是由审判机关决定减刑，二是由行刑机关决定减刑。我国和前苏联、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都采取第一种模式。除此之外，当今世界上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第二种模式。

讨论减刑权的归属应当作如下分析。首先应更有利于实现改造罪犯的目的。减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励罪犯真诚悔过认

真改造，早日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减刑权的行使并非只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表现是否符合法定条件那么简单，而是一项融刑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为一体的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关系到罪犯是否把减刑看作是对一个阶段积极改造的奖励，并把它作为继续努力的驱动力。那么行使减刑权就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着专业的改造（矫正）知识；二是全面了

解罪犯的改造情况。监狱是国家专门的行刑机关，对于改造工作有着长期的经验积累、丰富的专业知识，他们掌握罪犯改造的规律和特点，能够根据罪犯的综合改造表现判断其是否真正具有悔改的决心，并可以随时监控罪犯的行为，及时根据其行为做出奖惩决定，激励罪犯积极改造。而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于改造工作较为生疏，对罪犯的了解只停留在书面材料之上，所掌握的信息都是片面的、僵化的。只能根据文字材料决定罪犯减刑与否，这种做法及其后果给行刑工作带来了种种弊端。近年来，部分法院做出减刑裁定的依据侧重罪犯的犯罪恶习、是否累惯犯等早期因素，而淡化了罪犯在刑罚期间的改造表现，这歪曲了国家设立减刑制度的初衷。

其次，应当注重司法效率。心理学及实践经验表明，及时的评价比延迟的评价效果要好，奖励越是迅速及时就越能激励罪犯的改造信心和决心。从监狱整理材料提出意见后上报到法院再由法院作出最终决定，往往需要一到两个月，各监狱要准备大量的文书材料连罪犯档案报送到法院，法院审查裁定后又要到监狱去宣读，前后大量的诉讼资源被耗费掉了。而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各类经济、民事、刑事审判案件己不堪重负，难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减刑事务。每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所辖的监狱都不止一个，有的有六七个之多，算上公安机关中的刑罚执行单位就更多。在实践当中，大多数地区规定一年只集中办理两次减刑，这虽然缓解了法院方面的工作压力，却给减刑工作的及时开展带来了困难。积极认罪悔过的罪犯在其取得改造成绩时，处于急需激励的关键阶段得不到及时减刑肯定，而减刑裁定送达时改造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可能已不适宜减刑，这就使减刑工作的效率性大打折扣。

加之前面探讨的减刑权属于行刑权之本质，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由法院行使减刑权的体制应予纠正，只有将减刑权赋予刑罚执行机关，才能更好地改造罪犯，才能提高行刑效率，实现刑罚之目的。

（三）减刑条件设置不合理

对减刑对象的限制性规定过多。依我国刑法第7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只要具备法定的条件都可以减刑，而实践中并非如此。1997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罪犯减刑的幅度、起始时间、间隔时间等都作了严格的限制。其中第三条规定：“有期徒刑罪犯的减刑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两次减刑之间一般应当间隔一年以上。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次减二年至三年有期徒刑之后，再减刑时，其间隔时间一般不得少于二年。被判处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上述规定，适当缩短起始和时隔时间。”依照这个规定，有的罪犯因原判刑期短在看守所羁押时间长，到执行单位余刑在两年以内基本上已无减刑的可能。有的罪犯又因为上次减刑后所余刑期短而无法再次得到减刑，从而使罪犯在实践中能适用减刑的比例缩小。罪犯看到自己没有减刑机会，就会在改造中失去目标．，缺少动力，日常行政奖励对他们已经失去意义，已经生效的减刑裁定又不能撤销，因而不思进取、自由散漫甚至抗拒改造。也有的罪犯由于减刑间隔期限限制在近期没有减刑机会，或者担心减刑幅度过大而失去再次减刑的机会，因而放松改造，消极服刑。

实际工作中，监狱执法倾向于罪犯的劳动改造，即劳动任务的完成情况，而轻视了罪犯思想、行为方面的进步。对老弱病残罪犯来讲，会因身体条件劳动表现不突出而限制了减刑的机会。有些行刑机关硬性规定，“三课”（政治、文化、技术）考试成绩不达标不考虑减刑，这对文化素质较低的罪犯来讲无疑是在法律条件之外又设置了另一条难以逾越的硬杆杆。

减刑的实质条件过于模糊。我国刑法78条规定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有明文规定。但这些条件在工作中由于规定模糊而难以执行。部分监狱探索将罪犯的日常改造予以量化考核，定期给出考核分，减刑按奖分结果决定，司法部在1990年制定了《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奖惩罪犯的规定》。现在全国各地监狱对罪犯减刑的报请都依据罪犯的奖分，但各监狱的奖分条件不同，甚至奖分方法都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地减刑的实际条件不统一。减刑实际条件不统一造成执法的随意性增强，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使金钱减刑、权力减刑等不正常的事情滋生，使减刑工作难以做到公正化、平等化，严重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并直接挫伤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四）减刑程序方面有不足之处

我国刑法第79条规定了减刑的程序：“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明确规定减刑的程序，主要是为了保证减刑的合法性与严肃性，确保减刑的质量，但这些程序性的规定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减刑的管辖规定过于僵化。我国刑法第79条明确地将减刑的案件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基层法院对减刑把关不严减刑权被滥用导致司法不公的情况发生。但是，全部的减刑案件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甚至包括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的减刑案件，这不但增加了司法成本也削弱了可操作性。其实大部分案件的判决裁定是由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如果仅仅因为怕基层法院在减刑时把关不严搞不正之风，那么一审判决的正确性和公正性是不是也要受到怀疑？有的行刑机关距中级人民法院驻地较远，一些短刑期罪犯的减刑也要上报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裁定的结果常常与监狱提请减刑的建议一致（笔者所在监狱每次上报法院的减刑建议只有不到10％有变化，不足0.5％的减刑建议被驳回），如此繁琐而僵化的报减程序，在客观上不利于行刑机关积极而稳妥地引导犯罪努力改造，也会使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变得更为曲折。

减刑制度监督乏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这一法律规定无疑对防止和及时纠正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发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除了这样的笼统规定之外，再也找不到检察机关对减刑工作进行监督的法律法规，造成了实际工作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减刑监督仅限于对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提出纠正意见，至于服刑罪犯为获取减刑在改造过程中有无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行为，以及刑罚执行机关在呈报减刑过程中是否秉公执法有无拘私舞弊的现象，均无法发挥作用。检察机关对于在减刑中发现的大部分问题只能提出检察建议，没有对实体问题的的处分权，监督的效果也大打折扣。法制日报消息，200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减刑专项检查活动以来，发现违法减刑13961人，纠正4331人，从中可见一斑。

五）罪犯在减刑中的权利无制度保障

首先，《刑法》、《监狱法》等法律都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知情权。监狱在操作减刑中实行的是“三公开、两公示’，即公开考核结果、减刑指标和有关政策规定，监区、监狱推荐结果都要公示。但罪犯从行刑部门对自己的评价、法院如何审理自己的减刑案件，乃至为什么未被提请减刑，详细情况不得而知。这样的体制使得减刑工作实际上变成了暗箱操作，不但不利于刑罚执行的公正和公平，甚至极易产生司法腐败，会严重打击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其次，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在减刑审理中的辩护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既然面临审判的犯罪嫌疑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那么面临减刑的罪犯为什么不能有同等的权利呢？大多数的罪犯的法律知识是欠缺的，如果有专业人士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就会更好地使罪犯理解减刑制度，使之明确改造的方向，对于使其从“要我改造”转变为“我要改造”是大有好处的。另外，法律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但罪犯在减刑过程中却没有这样的权利。个别地区的法院和监狱在减刑中试行了开庭审理的形式，但只占办理减刑案件数量的九牛一毛。

另外，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上诉权和申诉权、对于犯罪人的所有处理都应当留有救济途径，这是维护公正、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被告人对法院的判决不服的可以通过上诉的形式对自己进行救济，行为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不服也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而服刑的罪犯对减刑状况不服却未规定相应的救济程序。法院只是在审阅了执行机关单方面出具的书面材料后就凭主观臆断对罪犯进行裁定，而这种轻易作出的裁定却不允许罪犯提出异议或上诉。罪犯对自身及同犯的改造表现会有自已的认识，既使这种认识与执行机关或是法院的认识有差异，也应该允许罪犯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是司法部门的裁定确实错了，就应该予以纠正，这样才能有效地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六）在减刑工作中强制规定减刑比例有失公正

减刑是对改造表现好的罪犯的一种奖励，获得减刑是确有悔改表现和立功表现的罪犯的权利，任意规定减刑的比例势必造成许多够条件减刑的罪犯得不到减刑，严重打击了他们改造的积极性。笔者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将每个监狱每年的罪犯减刑率控制在25％以内。这实际上隐含了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无论有多少人改恶从善，在法律上只认为也只允许25％以下的罪犯改造好。这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规定比例的做法由来已久，然而仔细推究并无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或其它法律依据，根源来自于一次最高法院领导的讲话。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最高法院拥有对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权，但规定减刑比例却是在无任何法律依据、无正式文件的情形下，仅仅凭借一次领导的讲话，就将其当作拥有法律效力而又脱离实际的硬性规定在全国执行，违背了宪法、刑法、刑诉法、监狱法等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本义，这既是对法律资源的滥用，又令我们看到了人治的残影。另外，各个省，乃至省内不同地区的减刑比例相差很大，也就是说同样积极改造的罪犯在不同地区获得减刑的可能性也是有差别的，这无疑是极不严肃的事情。

二、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大力推进政法体制改革，赋予行刑机关以减刑权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实行的减刑权归审判机关所有的做法非但不合法理也在司法实践中给行刑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只有理顺减刑权的归属，将之赋予刑罚执行机关，才会使减刑制度顺应立法本义，在实际工作中达到最大的司法效益。行刑权的改革涉及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应纳入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当务之急要完善法律体系，制定一部一《刑事执行法》，规格上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同，既调整所有刑罚执行，也调整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刑事执行关系，使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与执行性的《刑事执行法》三位一体，互相衔接，彼此配套，共同构成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实现刑事立法与司法的统一。

（二）在行刑机关内部设立专司减刑的机构

将减刑权赋予刑罚执行机关，并不能简单地一给了之，必须形成分工负责制约有效的合理体制。在我国，最主要的刑罚执行机关是监狱，其上级机关是省级监狱管理局，再上级机关是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笔者建议，可在三级机关内分别设立刑罚执行委员会，各级行政首长任委员会主任，由委员会行使减刑权及其他重大执法权。监狱刑罚执行委员会对有期徒刑罪犯进行减刑，并在作出决定后将减刑的情况报省级刑罚执行委员会备案审核；省级刑罚执行委员会在认为减刑不当时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甚至撤销原来的减刑决定，并掌握对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进行减刑的权力，并将后两类减刑的情况报司法部刑罚执行委员会备案审核；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委员会负责审核第二级刑罚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减刑决定，在认为减刑不当时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乃至撤销原来的减刑决定。这样将减刑权分为三级，各级的刑罚执行委员会各司其职，既解决了减刑案件过于集中导致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又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难以制约而产生司法腐败的弊端。

（三）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创立新型减刑制度

在《刑事执行法》中要明确规定，减刑应按月进行自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罪犯只要遵守监规，认真接受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没有因违反监规而受到处罚，即有资格获得当次减刑，减刑幅度由法律根据刑期长短确定。比如，可以规定刑期五年以下的，每月减刑5-7天；刑期五年以上十年以一下，每月减刑6-8天；刑期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每月减刑7-9天；刑期十五年以上的，每月减刑8-12天。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其刑期减为有期徒刑后，按上述规定减刑。按照这种设想，第一，罪犯获得减刑的条件简单、明了，更有益于实际操作。减刑活动就发生罪犯身边，不再神不可测，也有利于调动他。们接受改造的积极性，保护其合法权益。第二，每名收押罪犯都有获得减，刑的可能，关键在于自身的努力，减刑也不再有比例限制，保证了减刑的公平性。第三，减刑活动实现了经常化，这有利于使罪犯的改造积极性长期保持在被激励的状态之下，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减刑后罪犯改造表现回落的弊病。对于有重大立功等非常突出改造表现的罪犯，还应当规定“特别减刑”，特事特办。

（四）保障罪犯在减刑中的应有权利

首先，要保障罪犯对减刑的知情权。我们制定的有关减刑的法律法规应该让每名罪犯都知晓，包括减刑的条件、程序等等，减刑的运作一定要公开透明，从对每一名罪犯的考核，到各个罪犯的减刑情况，以及减刑被调整或撤销的结果和原因，这一切都应该为罪犯所知晓，让更多的罪犯参与到这些执法活动中来。只有公开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暗箱操作只会打击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并导致司法腐败。

其次，要设立罪犯对减刑的辩护权和申诉权。罪犯在对有关法律法规有模糊不清的认识时，应当有条件取得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帮助。罪犯在改造中受到刑罚执行机关的处罚时，应该允许罪犯或其代理人对罪犯的行为进行辩解。罪犯对减刑的结果有异议的时候，必须保证有救济的渠道。在对刑罚执行机关的减刑决定不满时，罪犯可以向上一级刑罚执行机关或负责监督的检察机关提出申诉。这样做，不但保护了罪犯的基本人权，还会发现和解决减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有益于保证减刑的公正性，实现减刑的最终目的。

（五）改革监督方式，加大对减刑的监督力度

尽快填补立法空白，在《刑事执行法》中要具体规定检察机关享有诸如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一样的减刑监督权。改革方式，变单一的静态的监督为多方位的动态的监督，从日常量化考核到罪犯行政奖励都要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依靠信息技术，将刑罚执行机关的自动化办公系统与检察机关的计算机系统联网；实现现场监督与网上监督的同步。必须加大监督的力度，使应该减刑的罪犯务必得到减刑不应该减刑的罪犯难以混水摸鱼从而保证减刑的效果。同时应考虑减刑监督的社会化，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以及有关社会人士都可进入减刑监督机制，确保减刑权的正确行使。

第四篇：执行异议制度应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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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异议制度应取消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执行异议制度，原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改为第二百零四条，修改为：“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修改后的执行异议制度与原来的执行异议制度相比有几处变化：一是执行异议的审查主体由原来的“执行员”改为“人民法院”;二是明确规定审查期限，即“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三是审查结果形式以“裁定”取代不规范的“通知”或“批准”，从而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保持一致;四是以“案外人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或“提起新的诉讼”取代“法院发现而启动的审判监督程序。”新的执行异议制度虽然从形式上有了较大完善，但执行异议制度本身却存在固有的缺陷，河南省杞县法院建议取消执行异议制度，理由如下：

一、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主要包括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审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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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是现代诉讼法追求的价值理念之一，虽然执行异议的审查主体由原来的“执行员”改为“人民法院”是尽量避开审执合一的嫌疑，但在“执行过程中”，如果不由执行员来审查执行异议，谁又将作为真正的审查主体呢?如果仍由审判员作为审查主体，难道就不违背现代诉讼法追求的另一个价值理念“一事不再理”效率原则?

二、立法者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执行异议制度，立法本意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案外人”的权益，防止错误执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判决、裁定在被撤销或改判之前即便错误，它仍然具有既判力和执行力，因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判决、裁定的执行力是对不特定主体而言的，案外人也需要尊重判决、裁定的既判力和执行力。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或对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特定物有异议的，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来办理，而不是在法院裁定中止执行后再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这样对判决、裁定的既判力和执行力的突破是缺乏相关法律支持的。谁又能保证维护了“案外人”的权益就不会侵犯当事人的权益?!

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执行标的物是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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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裁定中止执行;执行标的是非特定物的，理由成立，裁定立即解除或撤销，并将该标的物交还案外人。换句话说，只有案外人对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提出执行异议的，法院才有可能裁定中止执行，案外人认为原判决、裁定有错误的，进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问题是：在执行程序中，引入执行异议制度必然导致案外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后续问题，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中并没有案外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案外人如何依照?退一步讲，就算案外人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或者法院发现而启动再审监督程序，但依照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一、二审程序的规定，案外人根本不具备参与庭审程序的诉讼地位，如何查明案件事实，如何开展庭审程序都值得深度研究。

四、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执行程序中存在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情形，而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审判监督程序中存在申诉期限却并不存在申诉时效问题，这就会产生一种情形：一个在执行时效内却已超过申诉期限的案件，当事人实际上是不能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申诉的。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检察院抗诉标准同当事人申诉再审的标准并无不同，且没有抗诉时效的限制，当事人通过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监督程序反而更容易，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申诉期限岂不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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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执行标的不是生效法律文书所指定的，执行标的就与原判决、裁定无关，案外人完全可以直接提起一个新的诉讼来解决实体争议，民事诉讼法规定案外人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仅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反而会令人产生十五日后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怀疑。另外一个弊端是执行异议制度还将为案外人怠于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大开方便之门。“动产看占有，不动产看登记”是人民法院执行时所遵循的一般原则，允许案外人提出异议增加了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同被执行人串通损害执行申请人权益的风险，这也是执行难一大症结。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取消执行异议制度，应通过增加争议标的的庭前公开公示程序、当事人充分说明义务、执行回转和案外人执行担保等制度来更好地保护案外人权益。

来源：（执行异议制度应取消http://s.yingle.com/ss/493222.html）诉讼知识.相关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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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小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小议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为调节个人收入、贯彻公平税负、缓解社会分配不公而对高收入者征税的一个税种，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似乎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目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对社会稳定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已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已经开始显现出一些问题，主要分析如下：

（一）现行税制模式欠合理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基本原则。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采用的是分类税制。这种税制模式虽然适应我国的国情，可以实现分别征收，有利于控制税源。但随着居民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使所得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分类征税模式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缴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多缴税的现象，这显然有失公平原则，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

（二）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欠科学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税征管范围之内，增加了征管对象的数量和征管成本，影响了征管效率。其次，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用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以及教育、住房、医疗等开支对纳税人生活费用的影响，从而会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妨碍了税收公平。

（三）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设计欠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区分不同的项目，分别采用了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首先，本来同属劳动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工资薪金适用超额累进税率，而劳务报酬适用20%的比例税率，税收负担也是有差距的。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也给税务管理带来了不便。其次，工资薪金实行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与世界各国相比偏高。过高的税率一方面会增强纳税人偷漏税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税率在现实中极少运用，以致于税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层收入者，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甚微，达不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这一税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无实，却使税制空背了高税率之名。

（四）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基不够广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在我国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劳务报酬所得等劳务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资本性收入也逐渐成为居民个人所得的重要来源。此外，福利收入、职务补助及其他实物补助形式也逐渐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采取列举具体项目的规定，难以将这些新的应税项目包含进去，使所得税的税基过窄。与此同时，许多公司利用这一税制缺陷，减少现金奖金和工资的发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提供会员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

（五）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难以控制高收入者。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我国采用了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方法，但更侧重源泉扣缴。由于税法没有对所有纳税人要求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对扣缴义务人的纳税检查信息是单方面的，无法有效进行监督，使得源泉扣缴的执行力度在不同单位间有很大的差别，导致个人所得税只管住了工薪阶层，没管住高收入阶层。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难以提高。再次，处罚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强，对违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训、自觉守法的约束作用，对广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慑作。因此，遵纪守法、自觉纳税的良好社会风尚难以形成。

完善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建议

（一）建立混合税制模式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制可考虑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它需要对不同所得进行合理分类。从应税所得上看，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等有价证券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实行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个体工商业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可以考虑实行综合所得征税。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既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公平。

（二）调整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综合考虑纳税人的收入和支出

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税负是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民众、舆论很关心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问题。我国的个税改革属于小步前行，经过几次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提高至现在的3500元。当年将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定为800元，主要是因当时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的外企工作人员与我国居民收入悬殊，当时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主要是针对极少数的富人。随着经济发展，除了价格上涨因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也从过去的高薪人群演变为广大的工薪族，个人所得税的缴纳给这类人群带来相当大的负担。我认为适当调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也是可以的。

（三）优化税率，合理税收负担

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个税主要影响工薪阶层和中低收入者。适当降低税率，有利于建立和稳固和谐社会。总的趋势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应本着“照顾低收入者，培育中产阶层，调节高收入者”的原则，使不同收入层次的纳税人的负税税率不同，但调节的速度不可过于剧烈。这样既有利于纵向公平纳税，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产生过多抵触情绪。在尽可能扩大综合课税项目的基础上，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两个超额累进税率表合二为一，实行5%～3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综合各项所得，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纳税，以平衡税负。

（四）扩大税基

我国应当采取概括性更强的反列举法，规定不纳税的项目。凡是能够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应在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之内，对某些特殊的个人所得可采取列举法予以减免税收，以体现税收上给予的优惠政策。

（五）加强税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我申报制度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进税收征管手段，建议在建立混合税制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类所得实行逐项扣缴、综合申报纳税的方法，以有利于税务机关对税源的及时监控。其次，应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限制和减少现金支付的范围；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以个人身份证号码为唯一标识，建立各金融机构统一的纳税人账户信息共享和查询平台；健全个人及其家庭房地产、汽车以及金融资产等重要财产的实名登记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企业、银行、工商、公安、证券、住房、海关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相关数据的法律义务，并逐步形成网络共享数据库等。

小结

选择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必须进行，以这次税制改革为契机，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