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高校涉讼现象引发的法学思考
高校涉讼现象引发的法学思考
摘要：在我国法治化的进程中，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治理中的法律问题逐渐凸现①。近年来，学生诉高校的案件在全国呈上升趋势。在是否受理此类案件的问题上，各地法院一直持不同的态度，而且受理后作出的判决结果不同；出现在一国之内，司法实践对学生诉权保护不平衡的局面。这将有损于司法的公正和权威。既不利于保护公民受教育权，也不利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因此，本文从高校涉讼案例出发，分析其实质，提出通过法律保留、正当程序、禁止权力滥用和司法救济等，完善我国的高校法治理论，以期对法学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高校；涉讼；特别权力关系；司法救济长期以来，由于高校法律地位与性质不明确，保障学生权益的诉讼机制并不畅通。法学界和社会实践普遍认为高校是特别权力关系作用的领域，高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所以我国长期以来没有高校涉“行政诉讼”之事。于是学生权益保障机制一直停留在申诉、上访等渠道上，而将司法审查排除在外。1999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简称“田永案”)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简称“刘燕文案”)判决后，“大学自治”已不再能成为拒绝司法审查介入的理由，尽管这种司法审查介入应当是有限的。但是教育界对司法审查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反应至今仍然敏感，其所持最有力的理由，就是高校管理是内部行政行为，而且不可诉。从而使法院决定是否受理此类案件陷入两难的境地。
一、高校涉讼案例回顾(一)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如2003年1月，重庆邮电学院某女大学生因怀孕，被学校勒令退学案(简称“重邮案”)，被重庆市南岸区法院以学校的勒令退学决定属于高校内部管理行为为由，而裁定驳回起诉。
(二)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如2002年5月，北京市某大学经管学院女生严某，因考试作弊，被学校勒令退学。严某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严某对学校勒令其退学的处分决定不服，所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法院直接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故裁定不予受理。
(三)法院裁定中止审理或者裁定停止执行勒令退学的决定如2004年8月，成都某大学两男女学生因在教室内接吻、拥抱，被学校勒令退学(简称“拥吻案”)。两学生不服诉诸法院。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后。先裁定中止诉讼，再裁定停止执行勒令退学的决定。原告的命运似乎有所转机，但毕竟还是悬而未定，审理该案的法官还在等待最高法院的答复。③(四)法院予以受理且原告胜诉如2000年3月，天津市河西区法院受理的天津某校轻工业专业学生刘兵诉学校勒令其退学案(简称“刘兵案”)，④该案开庭审理后，学校取消了对刘兵勒令退学的处分，允许刘兵回校继续完成学业。2000年l2月7日法院作出裁定，准许原告刘兵撤回起诉。再如2003年7月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郑文滔诉学校勒令退学案(简称“郑文滔案”)。① 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受理后于2003年8月20日，作出撤消学校勒令退学的判决。
“刘兵案”和“郑文滔案”受关注程度虽然不及“田永案”和“刘燕文案”；但是对司法直接“评判”高校内部管理行为合法性的实践而言，前二者与后二者有同等重大的意义。资料还表明，近两年学生因学校处分未获毕业证或学位证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中，学生胜诉已不在少数。②
二、高校涉讼现象的实质分析高校频频涉讼不仅表明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今天。学生法律意识的增强，而且也折射出高校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思想理论层面的；有法律法规和制度层面的，还有管理过程中的具体方式、方法层面的，以及传统思维和法治观念等方面。本文主要围绕法律法规制度层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传统思维依然强势，法治观念淡薄“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些传统观念在人们潜意识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中，学校与教师往往居高临下，具有绝对权威，学生只能尊重和服从；即使老师有错，也不容学生怀疑或辩解，否则就会被视为对老师的不尊重，甚至大逆不道。在这种思维定势下，教育者很难把受教育者作为平等主体对待，在学生管理中也就容易出现“家长”式作风，进而造成对学生基本权利的忽视和侵犯。同时母校情结，恩惠意识的浓厚
与权利观念淡薄使学生不愿与作为管理者的学校对簿公堂。即使到了与学校对簿公堂的时候，“学生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一利益集团尽管一直在教育人们善良、诚实和公正，但对自己却有时实行双重标准。”③学校往往基于“为学生好”这种美好愿望和良好动机，对学生严格要求而造成侵犯学生权益，并未意识到其所谓“严格要求”有时是不合法的。
(二)关于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比较模糊高校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如何定位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按照我国《民法通则》，以是否营利为标准，将法人划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其中非企业法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对此并无争议。作为事业单位，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问题比较特殊。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如高校购置办公用品时，即以民事主体身份而与供应商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另一方面，从行政法学的角度，在高校管理关系中，高校与学生处于不平等地位，他们之间发生的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而且高校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依公法职能对学生、教师等行使管理职权，与学生、教师发生行政管理关系时，高校居于行政主体的地位。如高校做出对学生开除的处理决定等。法国、德国等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且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所谓特别权力关系是指“人基于特别原因，即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自主同意，服从于国家或公共团体的特别支配权这样一种关系”。④作为特别权力关系，按照传统的法学理论，是一种管理和服从关系，不由法律调整、不得寻求司法救济。后来德国行政法学界进行了修正，大多数学者提出应以处罚事项是否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是否应该纳入司法管辖的依据。德国理论界为此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把特别权力关系分为管理关系与基础关系，并把基础关系(即学生身份资格的取得、丧失等)作为可诉行为，从而开创了特别权力关系可以纳入司法管辖的先河。
我国行政法没有公务法人的划分，只是根据“特别权力关系”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按照《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的“内部行政关系”不具有可诉性，即高校管理学生，与学生之间发生的纠纷硕士论文发表/sslwfabiao/，属于内部行政关系，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
但是，高校管理学生的行为作为内部行政行为，不具可诉性，不接受司法审查，究其实质是使高校成为法治的“空白地带”，出现了“法治空白”、“法外置权”的情况，这是法治社会所不应该允许的。法学理论一般认为，“有权力就必须有限制”；而且“权利受到损害就必须有救济”，所以有必要分析高校管理学生的权力性质和学生权利实质及内容的问题。
如前所说高校与学生处于不平等地位，高校管理学生是行政法律行为，产生的是行政法律关系。但这种行政关系，是外部行政关系，还是内部行政关系呢?从维护教学秩序行使管理权角度看，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应是一种内部行政关系，如制订校规、教学计划，对违纪学生作出处分(不涉及学生学籍的处分)等行为，都是内部行政行为。但是，从高校对学生学籍的处置，颁发学历证书的角度看，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应是外部行政关系，管理的行为应是外部行政行为，因为学籍、学历证书问题关乎毕(结)业证书、学位证书，类似于驾驶之类的执照(是学习经历证明，学员申请并取得驾照是典型具体行政行为。)高校基于这些权力作出的行为应该是外部行政行为，而且是具体行政行为，应接受司法监督和审查。
另外，从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项权利的内容来看，都是关乎学生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权利，学籍是受教育权的准入资格，毕(结)业证书、学位证书是社会认可的学习经历证明，是学生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凭证。高校在处分这些关乎学生前途的重要权利时，理应接受司法监督和审查。这才符合行政法理论和行政立法实践。
尽管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把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管理处分学生的行为有纳入司法审查的倾向，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没有被各地法院所接受，各地法院依然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于侵犯学生权益的案件有的被受理并做出判决，有的却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被驳回，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判决不确定的现象。
(三)法律法规的滞后和缺失我国教育立法整体上看，内容陈旧，语言笼统、粗糙，不够严谨，立法观念落后。《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分别于1981年、1989年、1990年实施，是特定背景下推进立法的产物，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比
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规定，“对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种带有主观性和政治色彩的语言实践中很难把握，容易引发歧义。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的，道德的评价具有时代性、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不应该成为法律用语。其次，教育法规宣言性条款多，操作性差，程序性规范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例，其24条中规定：“受教育者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出诉讼。”可见，学生对于学校、教师的民事侵权行为可以提起诉讼，而对处分等行为则只能通过申诉途径解决，而申诉途径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显然是极其有限的。
(四)高校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不适法高校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普遍存在着重视学校权力而轻视学生权利、权利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严重失衡的现象。翻开各校校规，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应该”、“不准”等限制性条款，几乎是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的罗列，很少甚至没有对学生授权性的规范。权利与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反之亦然。校规中权利与义务设定的严重失衡，说明高校对学生权利有漠视倾向。同时在“从严治校”理念的指导下，高校管理者往往从严制定校规，这种校规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比，对学生要求的标准更高、处分更重，从而与法律法规相抵触。
如规定“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本科的毕业证或学位证与大学英语四级证或计算机等级证挂钩，将纪律处分与学位证挂钩，在校研究生不得生育等，都与法律法规抵触。
由以上分析可见，从理论认识到高校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从法律法规到高校规定，都隐含不重视学生权益的倾向，因此，高校涉讼在近年呈上升趋势。高校学生与作为管理者的校方相比，处于弱势地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学生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
三、对策分析(一)对影响学生重要权利的事项实行法律保留“所谓法律保留是指，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或自行规定。”① 在尊重高校办学自主自治权的同时，对作出剥夺和限制学生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性权利时，应以法律规定其事由、范围与效力，学校不得论文发表擅自以校内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实施处分，这是法律保留原则之基本要求。但是，按照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法律保留原则不适用于学校的内部管理关系，即使没有个别具体的法律根据，学校也可以通过制定内部规则，限制、剥夺学生的基本权利或者增加学生的义务。随着法治的发展和基本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不经法律的规定，就随意限制学生的重要权利，甚至是受教育权这种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应吸收德国修正后的“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于学生的开除、勒令退学等处分以及不授予学位、不予颁发毕业证等涉及学生重要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在有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才能行使。
当然，学校毕竟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出现的，为了保证教学科研的顺利进行，学校也必须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因此，对于一些并不涉及学生重要权利的事项，学校有权根据自己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自主的决定。
(二)对涉及侵犯学生重要权利的管理行为实行司法最终裁决法治社会奉行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即一切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和争端最终都可以提交法院审查和裁决。这是因为一方面，权利必须有救济手段作为保障，“有权利，必有救济”。即必须赋予权利被侵害者，以诉权维护其权利。如果学校违背法律，制定的规章制度侵犯了学生的重要权利，而学生无法通过诉讼的手段纠正学校的不适法行为，那么学生的权利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由于法官的法律职业素养、独立审判的地位，以及诉讼的程序性设计，使得通过司法审查得出的结论更具权威性。“田永案”开了高校行政诉讼之先河，被最高法院作为司法先例公告，0从实践中突破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高校涉讼禁区。因此，当学生维权的诉求不断地对司法救济寄予期望时，对涉及侵犯学生重要权利的管理行为实行司法最终裁决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司法的干涉也应当保持克制的态度，对于一些并不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内部处分如警告、记过等应该尊重学校的判断。此外，高校的学术自治是高校自治的核心，因此，司法对其一般应当保持克制，不作干预。即使某些极为重要的权利的救济需要司法的介入也只能从程序上进行审查，避免作实体的判断。
(三)在学校的管理过程中应引入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由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发展而来，其基本含义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必须遵循正当法律
程序，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和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等。③对于学校的管理而言，正当程序原则意味着学生在不妨碍教育目的实现的基础上，有依民主方式参与学校管理规则之制定的权利，④ 有事先了解学校有关规章制度的权利，有要求学校说明其行为的根据和理由的权利，有对不利处分要求听证的权利，事后寻求救济的权利等等。众所周知，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的核心，对于学校这样一个特殊的行政主体而言，加强听证制度建设是限制学校自治权，保护学生正当权益的基本方式。
另外，公平是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在学校管理领域也是如此，但是在学校管理权利所涉及的领域，这种公平却很容易遭到破坏。因为，与民事领域由双方协商一致来设定权利义务不同，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往往具有单方意志性。学校可以凭借其权利设定义务，而无须征得学生同意，这样，公平的天平就不平衡，就倾向了学校。
为平衡这种倾向，需要赋予学生一种程序性的权利，使其能够参与学校的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自己的权利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还有，在学校管理行为中，有些管理行为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法律依据概括，因此，学校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了保证这些裁量权公正的行使，必须用正当的程序加以限制；但是法律要尊重学校基于专业知识作出的判断。
(四)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应引入禁止权力滥用原则权力滥用是构成行政违法的重要原因。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1．因受不正当动机和目的的支配，而致使行为背离法定目的和利益；2．因不合法考虑使行为结果失去准确性；3．任意无常、违反同一性和平等性；4．强人所难，违背客观性；5．不正当的迟延或不作为；6．不正当的方式或步骤。①权力滥用的行为看起来好象是在权力的范围内，其实是越权行为。在学校与学生的特别权力关系中，作为权利主体的学校拥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这种权力被管理者滥用，无疑会对学生的权利造成莫大的侵害。在依法治校的大前提下，学校的这种裁量自由同样应该受到限制，以经济论文发表/jjlwfabiao/防止权力的滥用。
目前，违反正当程序和权利滥用现象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的存在，不仅侵害了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不利于教育目的的实现。在此情况下，必须为受教育者提供广泛的救济途径。基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及维护学校自主办学权的需要，有必要建立一种特殊的救济方式。在影响到学生法律地位的行为应当受到司法审查的基础上，有学者建议“成立独立的教育行政裁决机构，处理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宜由司法介入的纠纷。
这一裁定由一定数量的教育学家和法学家组成，对学校在管理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进行审查，审查其是否滥用权力，是否符合正当程序。这一机构的裁决为终局裁决。”②总之，学生维权之路，任重而道远。在我国正在逐步走向法治的今天，衡量高校管理工作好坏成败的标准，已不仅仅是效率的高低，同时还要看其是否实现对学生正当权益的维护和保障。
因此，当高校与学生的纠纷，涉及到学生身份的取得与丧失；涉及到学生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问题时，理应得到司法救济，并应该在相应的法律法规中明确加以规定。同时，高校管理必须高扬教育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树立法治精神和维权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高校管理者转变教育理念，树立法治信仰，并依法建立规章制度，从而把高校管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使高校管理工作与建设法治社会的步伐协调一致。
第二篇：加班现象所引发的思考
加班现象所引发的思考
随着《劳动者同法》的实施，超时加班这一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深思与探讨，如劳动者主动加班应不应支付加班费，法律如何防止隐性加班，劳动者不能获得足额加班报酬的根源何在，加班费基数如何确定等等。本文通过对加班现象及加班规定进行研究，尝试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
近几年，一连串加班猝死事件引起媒体和学术界对于“过劳死”现象的关注。一项专题调研显示：每天工作8 小时以上的IT 人比例高达77.8%，其中工作11 小时以上的占22.5%。2006 年，人力资源开发网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80% 的企业存在劳动者加班现象，而其中45% 的企业对劳动者加班没有补助。以上案例和数据说明，超时加班在体力劳动者中和脑力劳动者中都绝非个案，加班没有加班费使劳动者的权益被严重侵犯。虽然法律作了最高加班时限限制，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应支付加班费，但是劳动者休息权和报酬权被侵犯的案例仍然屡见不鲜。本文通过对加班现象及现行有关加班的法律法规进行分析研究，旨在探寻劳动者无奈加班现象所折射的劳动立法的不足，并尝试对法律调整给出意见和建议。
一、加班现象分类
根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加班现象中的主被动关系，加班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以下3 类： 第1 类是用人单位直接要求加班。这类加班多发生于纺织、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旅游、零售等公共服务行业，具有相对竞争优势、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建有完备的加班管理制度，劳动者清楚“加班会获得较高报酬”，认为收入和付出成正比，公平感较强；而许多中小企业利润空间不高，企业所有者不愿与劳动者分享利润，不愿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劳动者不加班就面临失业的危险，工作满意度不高。
第2 类是用人单位间接要求加班。这类加班又称“隐性加班”，劳动合同法称为“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多发生于高科技和咨询广告类企业。用人单位通过单位内部严格的考核制度，例如末位淘汰、工作进度管理等，变相提高劳动定额标准，强迫劳动者加班。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报2006 年曾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员工做过一次加班调查，结果显示，70%的员工经常加班，日加班时间大部分是2～4 小时，67%的人是为了完成工作“自愿”加班。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的席公民律师表示，隐性加班也属于加班范畴，但前提是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其工作量确实属于常人在正常范围内无法完成的。由于国家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工作量标准，法律对于隐性加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举证和诉讼有一定的难度。现行加班法律法规的缺陷使劳动者无法主张自己的权益，报酬权和健康权双双得到侵犯。
第3 类是劳动者主动加班。这类加班多发生于中高层领导及其他想通过工作业绩获得职位升迁的人员当中。他们对高报酬的预期和允许报酬滞后兑现的心态，与用人单位年薪制、股权激励计划、职位升迁计划等人事安排取得高度一致，加班真正成为“劳动者自愿的行为”。
二、加班规定研究
毫无疑问，根据“公平公正”原则，对于以上3 类加班现象中的第1 和第2 类，应纳入劳动法律关系调整，以体现劳动法律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立法宗旨。第3 类加班，是用人单位较好实施经营管理权的具体体现，劳动者可以独立地在报酬权和休息权之间做出取舍。国家现有立法对于第1 类加班现象的立法保护存在明显缺陷，对于第2 类加班现象则仅有原则性的规定，监管措施及法律责任完全缺失。
1．不支付加班费法律责任过轻和对超时加班法律监管措施不足，用人单位违法风险小，导致用人单位无视法律规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支付加班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过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加付50% 至100%的赔偿金；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1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实践中，劳动监管部门对于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没有劳动者举报的，监管部门通常不进行查处，同时规定劳动者举报用人单位违法加班的，必须“实名举报”。河南农业大学法律系主任杨红朝认为，从法律角度讲，劳动者索要加班费是一种民事权利，如果劳动者主动放弃这种权利，法律也不会加以干涉。郑州市劳动监察大队一负责人说，匿名举报在劳动行政部门依法行政时，往往会遇到执法难题。因此，对于劳动者不敢举报的，劳动监察部门不愿监管。违法风险低、法律责任轻，导致用人单位在违法安排劳动者加班时毫无顾忌。2．加班的举证责任不清，是大多数第1 类劳动者无法保护自己合法加班权益的根源。目前，对于主张加班费由哪一方举证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大多数人认为，根据2001 年4 月30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加班费属于劳动报酬，用人单位不支付加班费属于用人单位做出减少劳动报酬的决定，应由用人单位举证。但也有观点认为，法律不能要求对“未做之事”提供证明。用人单位是否安排加班，应由劳动者提出自己加班的初步证明，例如工资条、证人证言等，再由用人单位提出反证。如果用人单位不能提供反证，根据2008 年5 月1日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39 条所确立的推定原则，可支持劳动者的主张，这样做可避免所有劳动者都主张加班费的不合理局面。在实践操作中，仲裁和司法部门往往倾向于要求劳动者提供初步证明。而对于劳动者而言，“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自己加班”，实际上相当于承担了举证责任，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明显不利。一般说来，劳动者通过考勤记录证明在休息日加班还比较容易，但证明工作日延时加班往往存在很大困难。这也是劳动者在加班争议诉讼案中，加班费主张不能得到全部支持的原因。3．对于用人单位间接安排加班法律约束的缺失，使得“隐性加班”愈演愈烈。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在提及延长工时的时候，均使用了“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表述，意在明确法律约束的是用人单位“安排的”加班，对于个人主动加班的则不予限制。实践中，用人单位多是钻法律的空子，巧妙避开“安排”二字，通过企业文化、考核等各种手段向劳动者施压，变相强迫劳动，使得劳动者无法获得单位安排加班的证据。目前，对于用人单位间接安排的加班，尚无行之有效的法律约束。《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将隐性加班纳入调整对象，但由于脑力劳动定额标准和制订者的双双缺失，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制度制订过程中的弱势地位，使得这一条在劳动实践中不能真正构成对用人单位的约束。
4．加班基数可以约定，变相降低了劳动者加班的劳动报酬。根据1995 年1 月1 日施行的《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四十四条，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分别按照本人基本工资的150%、200% 和300%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根据1995 年1 月1 日施行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计算支付劳动者的加班工资。前后两条规定本身就存在矛盾，何为基本工资？工资结构不单一的，小时工资标准如何计算？由于国家层面立法不具备可操作性，也未对地方立法作出原则性规定，各地立法对工资基数规定的分歧较大。部分省市立法，例如《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和《安徽省工资支付规定》，规定用人单位可与劳动者约定加班工资基数。在实践中，很多用人单位利用这一条，与劳动者约定的加班工资基数远低于劳动者正常劳动的工资标准，甚至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加班基数，使劳动者加班加点的单位劳动报酬比正常工作的劳动报酬还要低。
三、调整有关规定的建议
1．适时创新劳动监察手段，对不合理加班现象从立法和司法角度检讨不足。对于企业违法安排加班劳动监管的不足，一方面是由于监管部门囿于地方政府扶植企业发展的压力，降低了监管的力度；更多的原因是劳动者参与的缺失，导致监管的链条断裂。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直接和间接安排加班的容忍与默认，其产生根源是劳动力供大于求，但是劳动立法给予劳动者法律武器的不足，客观上也对不公平现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呼吁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合理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对于不合理的加班现象，一方面需要创新劳动部门监管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不能把视线仅仅停留在执法层面，有必要从司法角度检讨不足，从立法角度给予劳动者更多的倾斜保护。2．明确加班的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个人主张加班费无需提供加班证据。新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对于劳动者来说应当是一个利好，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劳动者作为被管理者难以取证的尴尬局面。而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和支配者，完全有能力证明劳动者是否加班，从而证明劳动者的加班费主张是否合理。如果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加班与否，就推定劳动者的主张成立。通过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设计，可以有效地改变劳动者对于加班问题束手无策的局面，有效缓解隐性加班现象。同时，并不妨碍用人单位行使经营权和对劳动者的管理权。用人单位可以建立考勤制度，并由劳动者对考勤结果签字确认，或者建立加班审批制度来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这种制度设计与《劳动合同法》强制推行书面合同，并加大用人单位不订立书面合同的法律责任和法律风险的思路一样，只有加大用人单位违法安排加班的法律责任，并将法律责任与劳动者的利益挂钩，从而通过劳动者的维权行为加大用人单位的法律风险，才能真正换来用人单位对法律的尊重，扭转监管部门无力监管的局面，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3．在国家立法层面规定加班费计算基数的构成原则，禁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低于劳动者正常工资的标准计算加班费。在国家层面明确加班费计算基数的构成原则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国家对于企业等用人单位工资确定和支付权的放开，产生了很多工资名目，使得加班费已无法通过基本工资、标准工资等内涵和外延都无确定所指的名词确定。因此，目前各地立法中加班费基数的表述及计算方式有很大差异，很多地方立法采用概括及列举的方式框定加班费计算基数，例如《深圳市劳动者工资支付条例》第四条、《广东省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也有地方立法求助于集体合同规定，例如北京市、上海市的规定。各地规定的不统一，加大了人才流动过程中产生劳动争议的风险。二是各地立法中加班费基数都低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的单位劳动报酬，不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劳动者加班费基数至少应与正常工作时间的单位劳动报酬相同，这应当通过国家层面立法予以明确。有鉴于此，建议参照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以劳动者前12 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性收入作为劳动者加班费的计算基数，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
第三篇：交通拥挤现象引发的经济学思考
交通拥挤现象引发的经济学思考
软件工程1002班——蒋红如
学号：3100305203
摘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的高速膨胀，城市居民的出行需求日益增大，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社会对机动车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由于受到资金、土地和城市空间的制约，城市道路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交通需求，供需的不平衡造成了严重的交通拥挤问题。
关键词：汽车的需求和供给，外部性，城市道路。
21世纪是个经济急速发展的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车的购买量也逐渐加大。从而导致了现今普遍存在于中国个大城市的严重问题——交通拥挤。
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的社会，这就要求我们要用经济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用经济学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就交通拥挤这一社会现象而言，我们就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分析。
一、交通拥挤的经济分析
1、城市道路的公共性
公共产品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基本特征。根据满足基本特征条件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城市道路就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具有非竞争性特征，但非排他性不充分的准公共产品。受特定的路面宽度限制，A车在使用道路的特定路段时，就排斥其他车辆同时占有这一路段，否则会产生拥挤现象。因此，公路的非排他性是不充分的。但是，公共道路又具有非竞争性。它表现为，一是公共道路的车辆通过速度并不决定某人的出价，一但发生堵塞，无出价高低，都会被堵塞在那里；二是当道路未达到设计的车流量时，增加一定量的车的行驶的道路边际成本为零，但若达到或超过设计能力，变得非常拥挤时，需要成倍投入资金拓宽，它无法以单辆汽车来计算边际成本。
而城市道路由纯公共产品变为准公共产品，源自于“搭便车”现象造成的。所谓搭便车现象是指公共物品购买时出现的，某些人享受了公共产品的消费，但却没有支付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的一种行为。正是由于在城市道路的使用中，出行者不愿表达出自己从道路使用中得到的真实受益，市场就不可能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城市道路成为政府的职能。正是因为城市道路使用中“搭便车”心理使城市道路供给不足，导致了城市道路拥挤现象。
2、汽车的供给和需求
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对车的需求增加。人们赚的钱越多，越富有，他们对车的需求就越强。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为了避免挤公交车而去买车。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降低了车的生产成本，从而使车的价格降低，也就会促使更多的人去买车。综上原因，就加大了对车的需求量。
供给：随着人们对车的需求量的增加，相应的生产者会加大对车的供给。另外，一个决定供给的重要因素——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会降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produce efficent），从而，增加生产者剩余（producer suplus）。所以，生产者愿意提供更多的汽车。
在汽车的需求和供给的共同影响下，就导致了公路上车的大量出现。
3、交通拥挤与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社会成员(包括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外部性的产生必然影响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城市道路的稀缺性和公共性,必将导致城市道路使用外部性问题的产生，因为要实现帕累托最优要求边际个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或者边际个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受益，但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两者将存在差异，从而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出现城市道路交通拥挤。城市道路交通拥挤产生了以下外部成本: 拥挤费用,每个新加入交通流的用户对其它所有用户所产生的费用,包括由于相互间的干扰而造成的车辆运行成本的增加和时间延误费用的上升;损坏路面;环境污染(废气,噪音等);交通事故。例如，市场调查机构“零点”公司曾就“居民生活机动性指数”算过一笔账：北京居民拥堵经济成本已经达到每月335.6元，以北京1700万人口计算，每月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7亿元。这还不包括交通拥堵造成的环境代价。
二、交通拥挤的对策
1、增加道路承载量
2、征收拥堵费
3、错开上下班时间。
4、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参考文献：
1、李维生．大中城市交通拥挤堵塞问题的分析及对策[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闰庆军、徐萍平．基于外部性的交通拥堵成因分析与缓解策略[J]．经济论坛．2005年第5期.3、高彬.治堵再添六大措施.北京青年报, 2003年11月8日.4、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第四篇：交通拥挤现象引发的经济学思考
交通拥挤现象引发的经济学思考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系 肖为坚 3110209308 21世纪是个经济急速发展的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车的购买量也逐渐加大。从而导致了现今普遍存在于中国个大城市的严重问题——交通拥挤。
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问题越来越严重，交通拥挤造成诸多的负面影响，如时间浪费、成本上升、空气污染等。由于城市道路作为公共资源，城市道路的供给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完全满足需求的增长，因此交通拥挤成为许多城市特别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共同难题。
出现了交通拥挤的现象就说明人们逐渐对车的需求量增加，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在汽车的需求和供给的共同影响下，就导致了公路上车的大量出现。
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对车的需求增加。人们赚的钱越多，越富有，他们对车的需求就越强。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为了避免挤公交车而去买车。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降低了车的生产成本，从而使车的价格降低，也就会促使更多的人去买车。综上原因，就加大了对车的需求量。
供给：随着人们对车的需求量的增加，相应的生产者会加大对车的供给。另外，一个决定供给的重要因素——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会降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从而，增加生产者剩余。所以，生产者愿意提供更多的汽车。
道路是社会的共有资源，但是当今社会，人们大多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上下班。因此，人们会很经济的考虑选择哪条路去上班。很显然，人们会选择一条既近又不收费的路，既省钱又省时间。这就体现了一个共有资源——免费而拥挤的路——具有竞争性而不具有排他性。既然是不收费的路，那么人们就会不约而同的选择这条路。这就很容易导致这条路的交通拥挤。
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交通拥挤产生了负外部性，外部性的产生必然影响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城市道路的稀缺性和公共性,必将导致城市道路使用外部性问题的产生，因为要实现帕累托最优要求边际个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或者边际个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受益，但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两者将存在差异，从而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出现城市道路交通拥挤。城市道路交通拥挤产生了以下外部成本: 拥挤费用,每个新加入交通流的用户对其它所有用户所产生的费用,包括由于相互间的干扰而造成的车辆运行成本的增加和时间延误费用的上升;损坏路面;环境污染等。
交通拥挤必然导致车辆的行驶速度大大降低，这就使得人们在路上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同样也使司机浪费更多的汽油，也就增加了汽油的直接成本。
此外，交通拥挤的产生，就要求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管理。很自然，政府会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也就增加了社会总成本。人们买车用来上下班，是为了减少挤公车所浪费的时间和精力。然而，恰恰相反，由于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挤，就大大降低了人们的这一预期效用。环境，很显然是一种共有资源。大量汽车的出现，导致了环境这一共有资源的严重污染。这样就减少了其他人拥有良好环境去生活的机会。
因此，我们要学会使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经济学问题。我们要增加道路的承载量，通过增加道路供给增加一个城市的交通容量，减少交通堵塞，降低拥挤程度。但是，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依靠增加道路交通设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挤问题。同时美国的交通问题研究学者当斯指出，新的道路设施的建设可以减少出行的时耗，但与此同时又会吸引其他道路上的以及其他方式的交通量向新道路的转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新建道路上的交通拥挤将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一般而言，新的道路建设不会改变原来的拥挤水平，诱发的交通量将很快占据新增的道路设施。被诱发的交通量，是由于以前受道路供给水平限制而没有实现的潜在交通量。所以,单纯依靠增加道路交通设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挤问题。
我们知道，互补品是：一种产品的价格上升，会导致另一种产品的需求量下降，则这两种产品就是互补品。汽车与汽油正是一对互补品。因此我们可以采取提高汽油的价格的方法，来限制行车的数量。使用私家车的人们，会很关心汽油的价格。一旦汽油的价格升高，就会加大他们的机会成本。这时，人们会充分考虑到自己的机会成本，而尽量少用自己的车。用乘公交车或自行车来代替。
综上所述，交通拥挤这一普遍的城市现象，引发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这也就提醒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时刻以经济学的思维去观察事物，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第五篇：从啃老族现象中引发的思考
从啃老族现象中引发的思考
1230190088 赵梦月
人们给啃老族这样画了一张像:一直无业，二老啃光，三才没有，四肢简单，五马乱跑，六亲不亲，七分任性，八方逍遥，九（久）座不动，十分无用，生理上成人，而心理上仍未断奶。
有人说啃老族是对教育的报复，何其深刻！啃老族的家庭教育到底缺失了什么？ 第一，缺失了独立性的培养。
独立性是指一个人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是社会生存及进行创造性活动必备的心理品质。幼教专家指出，生存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独立性，包括独立意识和独立能力，重点培养自理生活能力。独立性的培养必须从小抓起。
现在的啃老族绝大部分是最初的几代独生子女，他们从一生来就成为家庭中的小皇帝、小公主，家庭围绕着他们转，父母长辈的一切都服从于他们，对他们倍加溺爱和呵护，什么事都不让孩子操心，什么事都不用孩子管，总认为只要孩子能快乐成长，家长干什么都行。而且，大多数父母在对子女的抚养过程中，只重视和关注子女身体衣着是否避寒保暖，生理是否健康等，而往往忽视孩子在精神上是否独立、人格是否成熟的。
这样的家庭教育，使孩子自小衣食无忧，未受过任何委屈，习惯了一切由父母包办，长大成人后无法从精神上断奶、经济上难以独立，对父母依赖至极。甚至心安理得认为父母挣的钱我来花，吃老人的、用老人的天经地义，做父母的就应该俯首甘为子女牛。
我们知道李嘉诚是亿万富翁，他的儿子去国外留学都是自筹学费。美国的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从小家教很严,靠给父亲做雇工挣零花钱。
做一个明智的父母，就是让孩子从小学会自立。这个生存法则连狮子和狐狸都知道，狐狸幼小的时候被其妈妈赶出巢，狮子幼小的时候也被妈妈逼着去捕捉食物。为什么我们总是把孩子护在身边，不敢放手呢？对于儿童来说，使他性格形成的生活环境首先是他的家庭。第二，缺少抗挫折的教育。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加之家长对于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生怕孩子吃苦，更别提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了。在过分优越的环境中，孩子的生存能力也越来越弱化。现在的啃老族就是活生生的明证。从现在啃老族中的部分人看来，他们承受不了找工作中的挫折，一遇到失败，就不愿在尝试了。
第三，缺失了自信心和责任感培养。
家庭本应成为子女的第一大课堂，子女的勤劳、孝顺和责任感都应是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向他们传输的。而中国最初的几代独生子女，也正是啃老族的主要组成人员，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上中期的这些年轻人，从小在捧着、抱着、举着、背着、顶着五着下成长起来，养成了事事由家长做、处处有家长呵护，任性、不能完全独立、缺乏责任感的性格。啃老族中，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从小到大习惯啃父母，也有相当一部分父母主动让孩子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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