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解读和谐社会:协调各阶层利益是关键

第一篇：学者解读和谐社会:协调各阶层利益是关键

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日前在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时指出，构建和谐社会，面对社会矛盾和问题，最迫切的任务是协调好各阶层利益关系，竭力避免个别的局部利益冲突转化为整体的社会冲突。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陆学艺分析指出，一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期，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经济处于起飞阶段，如果经济起飞势头持续到2020年以后，中国的综合国力或可跃居世界前列。其二，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时候，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并且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城市化进程、国企改革、乡村体制改革加快，城市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利益受到相当的损害，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关系紧张，xx也有所增加，社会犯罪现象大量增加。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陆学艺认为，社会阶层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的目标，就是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第一，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行业、阶层、群体的利益，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第二，要特别关注困难群体，改善就业环境，解决劳动者权益维护中的实际问题，解决困难群体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其三，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运用政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采取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妥善解决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群众内部利益矛盾，沉着、冷静地处理好群体性突发事件。陆学艺指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城乡关系。政府应加强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性建设，促进农村城市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教育成本，提高农民素质。另外，过去中国农村为支持城市的工业化，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城市应反哺农村，从各方面支持农村的发展进步。根据《～年中国社会蓝皮书》预测，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专家指出，当前的二元制结构成为城乡流动的最大阻碍因素，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束缚了农民融入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对农民工的壁垒没有任何放松，在城市里工作的农民工成为最缺少保障的弱势群体之一。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变成工人，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因为农民在农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必然向城市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障农民工作为公民的权利，改变各种不合理的制度，这样在市场规律调控下自然就会实现很好的流动，而不需要政府花费精力来操心。这份《蓝皮书》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陆学艺认为，首先要实现社会公平，才能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而目前在中国，起点公平、机遇公平、结果公平都没有能较好地实现。同时，建立和谐社会，就应该继续深化改革。现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搭建起来了，但社会体制改革却严重滞后，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土地、财政、就业、户籍等等。

第二篇：和谐社会协调利益研究论文

和谐社会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抽象理想，而是一个有着明确所指的现实战略构想。尽管在理论上和谐社会涉及到多方面的关系，但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这样一种均衡的利益格局是和谐社会最主要的基础，也是关涉到我们这个社会未来前景的根本之所在。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无论是按照基尼系数来衡量，还是按照收入分组还衡量，我国的贫富差距都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分配很不平等国家行列。在绝对的水平上，我国的贫富差距要比西方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有人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基尼系数等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应该在城乡内部分别计算，城市算城市的，农村算农村的。这样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世界上一些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往往也是城乡二元结构。比如，巴西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但巴西的贫富差距也有相当部分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那么，这些国家是不是也要城乡分开计算贫富差距？进一步推论，有的国家贫富差距大，是不是贫富也要分开计算？

有人努力掩饰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也许是用心良苦，即担心注重利益关系的调整会影响经济发展，是在为继续坚持效率优先进行论证。其实这是一种缺少分析的看法。必须看到，在最近几年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在发生变化，需求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而且，能不能形成相对充沛的内需，是关涉到我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经济是否能够持续高速度发展的关键之所在。而要形成足以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内需，必须以调整利益关系为前提。现在的现实是，过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抑制需求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我国社会中20%的人拥有整个社会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这个说法虽然有些简单化，但大体可以为多次调查的结果所证明。现在的问题是，拥有80%财富的那20%的富人，虽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而拥有20%财富的那80%的穷人，虽然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这样的贫富格局不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来的。

从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意义上说，协调利益关系，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现实的背景是，通过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因此，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要使市场经济体制能够顺利运转，我们必须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来。

协调利益关系，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

调整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与格局，当然需要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但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很重要，但机制更根本。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与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的两极化结构就开始形成和定型化，伴随这种定型化过程的是社会能力和社会权利的失衡。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弱势群体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在有关利益表达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利益表达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不全面。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利益表达不仅对于弱势群体，就对于其他群体包括强势群体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调节利益关系的基础是规范财富分配

而在政策和体制的层面上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前提是规范收入分配制度。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非规范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用诸如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常规性手段进行有效调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过程已经比较有限。可以说，没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规范化，任何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具体政策措施，在实践中其效果都要打很大的折扣，甚至不能发挥作用。

分析一下近年来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具体状况，特别是贫富差距演变的具体过程，就可以发现，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处于失控的状态。进入21世纪之后，政府对社会中利益关系失衡的状况开始给予很高的重视，并采取种种措施，以遏制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发展。但从效果上来说，预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贫富悬殊的趋势仍在扩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与收入和国民财富配分有关的制度安排处于混乱之中。

我们可以以2002年为例，来看看在这一年里，我们共创造了多少财富，这些财富是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的？这些财富都分给了谁？政府有关部门能不能监控这个分配过程？2002年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年头，这一年我国GDp首次超过10万亿大关。如果将折旧的因素忽略掉，可以粗略地说，这一年我们这个社会创造了10万亿的财富。下面我们就看看这10万亿是如何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中进行分配的。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块是企业的利润，大约1万亿；第二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2万亿，其中预算内收入为1.5万亿；第三块是城镇居民的收入，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如果城镇人口按4.8亿人（2001年的数字）计算，2002年城市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将近3.7万亿。第四块是农村居民获得的收入，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如果农村人口按8亿人计算，2002年农村全部居民的纯收入将近2万亿。这四块加起来共8.7万亿。也就是说，还有1.3万亿找不到主儿，其中包括折旧、非货币化的部分、计算的误差等。应当承认，上述的计算是非常粗略的，当中有重复计算，有误差等，但大体还是看得出来我国国民分配的大致格局。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共10万亿的财富分配中，有1.3万亿找不到主儿。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城市居民3.7万亿的收入中。这一块比重是最大的，而同时又是最模糊的。因此需要对这块财富的分配加以认真的分析。在这一块中，有一个部分是“工资总额”，按照统计部门的标准，“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它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在2002年，工资总额约1.2万亿。3.7万亿去掉1.2万亿，还有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城市中的个体职业者的收入，包括股息、利息、租金等收入。但我们知道，这几块加在一起，远达不到2.5万亿。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灰色状态，不过我们尚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的数字或比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城市居民收入中，除了工资总额部分是处在国家的监控之下外，其余的2.5万亿，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二，是处在国家的监控之外的。除此之外，我国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存量资产介入了分配，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在强征农民土地上获得的级差地租。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每年以不规范的方式分配的财富比例是相当大的。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非规范化，给调节社会中的利益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难。

首先，税收无法实现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有效调控，有时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在有的国家中，人们在税前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很大，但经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这种差距会大大缩小。但在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显然还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结果是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次，政府难以分辨富人和穷人，再分配的调节措施难以准确落实到人头。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则将落实低保对象的任务交给了居民委员会。于是就出现了养宠物不能享受低保、使用手机不能享受低保等荒唐但却无可奈何的标准。

再次，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工薪阶层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应当说，即使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比较，这个比例也是相当低的。

以理性和制度化的方式化解冲突

在过去20多年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分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这意味着社会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而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发生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将会成为一种频繁发生的、常规化的社会现象。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利益冲突中的是与非，我们要关注的是冲突的内容与性质，以及化解冲突的具体方式。

事实上，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不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类似现象的存在，在世界上是一个通例，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其利益矛盾和冲突比我们社会还要严重。但在这样的社会中，虽然严重的冲突有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比如象前一段时间法国的骚乱，但在一般情况下，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互动方式，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即使某些严重利益冲突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实质上导致冲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表达，而是利益对立的本身，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

因此，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一种务实的、理性的对待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态度。而在过去，人们往往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使利益关系问题变成一个无法进行就事论事讨论的敏感性话题。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对利益关系问题去敏感化，转而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这可能会更加有利于我们对所面对的这些问题的认识，从而采取更加有利于矛盾和冲突解决的措施。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的概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将不同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集合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而现实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具体的，如农民的征地问题，城市中的拆迁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体现的是具体的利益关系，表达的是具体的利益要求。如果利益表达的渠道是畅通的，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是有效的，这些冲突一般都不会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且，我们通过对一些利益表达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参与者自己也往往很自觉地努力将要求控制在有限利益要求的范围内。

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在近些年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政府与民意之间良性互动、以理性化方式化解利益冲突的模式在开始显现。非典暴露了从信息控制到公共卫生体制一系列的弊端，但最终有关社会灾难的信息披露制度在开始形成；孙志刚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强大社会舆论，最终导致了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以及对于社会歧视的关注；刘涌黑社会案件的重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进行的，尽管从司法独立的角度人们可能还有不同的评价，但就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而言，这里无疑有着新的内涵；而由拆迁导致的社会抗议在很多地方也成为改革拆迁办法的直接动力。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将这些有益的尝试加以制度化，可以说，这也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篇：创新社会管理 协调利益关系是关键(初稿)

创新社会管理

协调利益关系是关键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落实科学发展新任务，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贯彻执政为民新要求，从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社会管理根本的目的是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目前，茂名仍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在新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笔者认为，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关键。

协调社会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而“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就茂名而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着力解决社会存在的众多亟待破解的问题，特别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还相当滞后、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城镇贫困户和下岗工人的住房难、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差别大、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不协调、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层次低且覆盖面窄等问题。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千差万别，各不相同，这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同时也必然会带来一些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统筹协调，对各种矛盾进行妥善处理，不断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人们才能各得其所、和睦共处，社会才能保持稳定，才能实现 和谐幸福的新茂名。

一、当前我市社会利益关系的特点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市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相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使新时期利益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重要特点。

（一）利益主体趋于多样化。

当前，我市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一是原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了变化。以工人群体为例，从分布情况看，除传统国有、集体企业外，私营、外资企业职工大量增加。农民群体，除了一部分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外，有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二是新的利益阶层不断涌现，如民营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和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利益主体的分化，导致利益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二）利益差距有所扩大。

随着利益主体的不断分化，我市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差距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突出表现在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扩大：一是城乡差距。据统计，2004年全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8268.61元和4360元，城乡收入比为1.89∶1，绝对差距为3908.6元；2010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802元，城乡收入比为2.11∶1，绝对差距为7558元；城乡差距 逐年扩大。二是区域差距。据茂名市2010年第三季劳资情况分析显示，在各个县（市、区）中，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最低的化州市为1373元，比最高的茂南区1853元少了480元。而第二季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最低的化州市为1366元，比最高的信宜市1723元少357元。如市区与各县（市、区）比，差距就更大，且各地区间收入差距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三）矛盾对抗程度有所增强。

当前我市社会形势总体处于平稳可控状态，但随着利益主体分化、利益差距进一步扩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矛盾日渐凸显。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对抗程度增强、处置难度加大等。从近期我市发生的集体性越级上访事件来看，大多数是属于经济利益问题，由经济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当前利益关系出现的上述新特点，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对自身利益的更进一步的追求；另一方面也使得协调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既保护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又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关系，促进各种社会力量良性互动。

二、协调利益关系对创新社会管理的意义 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既是实现经济腾飞、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黄金发展期”，也是利益格局加快调整、社会矛盾急剧增多的“矛盾凸显期”。从总体上看，我市社会是和谐的，但是总体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没有利益冲突。矛盾无处不在，冲突时有发生，而和谐的“真谛”就在于不同领域的统筹兼顾、多种利益的协调统一、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和各种冲突的妥善处理。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与管理，就是不断协调利益关系、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因此，统筹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对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和经济社会的协调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统筹协调好利益关系，推动经济发展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因此，要真正切实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需要加强各方面利益的统筹协调，更加重视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均衡发展，更加重视统筹协调好市县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更加重视统筹协调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全力以赴推进广东省茂名滨海新区的规划建设，全力以赴推进世界级石化基地、全省特色现代农业基地、全省能源物流基地（三大基地）建设，全力以赴推进交通、水利、园区等 基础设施建设，全力以赴招商引资，全力以赴发展民营经济，全力以赴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特别是县域工业经济等，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奠定物质基础。

（二）统筹协调好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稳定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前提。

我市当前存在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大都与利益密切相关。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收费、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司法公正、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城建拆迁、环境污染等方面更存在着不少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容易激化矛盾，从而导致出现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因此，只有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使人民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真正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为创新社会管理创造前提条件。

（三）统筹协调好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平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保证。

公平正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实现公平正义，说到底就是形成一种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使得社会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都兼顾到。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只有不断加大利益整合力度，促进分配公平，缩小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才能使人民群众心情舒 畅，也才能增强他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重要保障。

三、协调利益关系，创新社会管理的举措

（一）树立统筹协调理念。

通过平等沟通、协商协调、教育引导等办法进行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管理的体制、格局与快速流动的社会人员、快速变动的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的利益结构和人民群众多样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尤其是在协调利益关系、调处矛盾纠纷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从过去习惯于用硬性的行政手段解决矛盾转变为重视综合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特别是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关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采取平等沟通、协商协调、教育引导等办法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管理和社会事业协调推进。

(二)畅通诉求表达渠道。

协调利益，首先必须了解人民群众利益诉求，这就要求畅通利益诉求渠道。今年以来，茂名市积极开展领导“大接访”活动，这些探索和实践，既有力有效地应对了茂名当前的复杂局势，又为茂名市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管理营造了氛围、聚集了共识、打下了较好的工作基础。但是，也必须清 醒地看到，茂名市社会建设的成效和社会管理的水平，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及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需继续积极畅通信访渠道，不断完善政策措施。

一是坚持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公众听证、协商谈判有效形式。特别是要善于发挥各类媒体作用，搭建党和政府与群众交流平台。充分运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特别是利用电子投票、民意调查、干群交流、信息公开等民主新方式，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决策和社会事务管理。

二是完善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使他们主动走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解决实际问题，认真抓好政府门户网站建设，切实办好 “市长信箱”和“民声热线”，使其发挥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作用。

三是发挥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这个渠道作用不能低计。几年来，人民团体、行业协会为市、县两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大量信息，表达了一些群体利益，有利于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及时解决。

四是利用民政、民族、宗教、残联、信访等有关部门直接联系群众的职能。信访部门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窗口，应该把信访群众当“家人”，群众来信为“家书”，信访之事当“家事”，信访工作当“家业”，做好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减压阀”。

（三）创新利益协调机制。

当前，我市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明显地集中 到与人民群众基本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环节。这对各级党委政府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抓住了利益关系，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必须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重点，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必须严格遵循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利益约束机制，积极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一是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二是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涉法涉诉以及劳动、社保、环境等方面突出的问题，及时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利用财政、税收等杠杆作用，为缩小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财政、税收、工商管理应向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倾斜，以减少不同利益群众的矛盾和纠纷。通过建立和发展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拓宽社会保障覆盖面以及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等方式，给利益受损的个人、群体提供一定的补偿，提高社 会公平的程度，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三是建立健全利益约束机制。加强法制和道德建设，建立对各利益主体获取利益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的管理机制和制度体系，引导人们合理选择利益目标，自觉调整利益需求，正确选择利益行为，妥善处理利益关系。

(四)排查处理矛盾纠纷。

统筹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要注重从源头抓起，认真做好分析预警、日常排查、联动调解、及时处理等工作。

一是开展大排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矛盾不可怕，可怕的是大意。人民内部矛盾都可以化解的，问题在于要知情、要有数。这就要求我们要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各级政府、各部门都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开展大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问题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办结时间，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基层。

二是开展大接访。从领导做起，带头接待来访群众，继续开展好“大接访”活动。社会矛盾和问题有其发展规律和条件，“躲是躲不掉”，“堵”更堵不没；“躲”是掩耳盗铃，“堵”是火上浇油，“堵”只能越堵越大、越堵越乱，最后“小事托大，大事托炸”。通过大接访，民众积怨疏通了，难题解决了，社会矛盾自然而然就少发生、少激化。

三是开展大调解。调解是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保障。我们要按着立足调解矛盾、就地解决矛盾 的要求，建立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做到哪里有人民群众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通过大调解，做到小事不出所在单位，大事不出所在区域，矛盾不上交。

第四篇：建构和谐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

论利益均衡机制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陈 蔚

摘要：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从十六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我们党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对利益问题的认识逐渐清晰，利益均衡机制的建构成为一个实践中的课题。20多年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开放打破原有利益关系均衡状态,但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导致利益矛盾和冲突加剧。而构建制度化的公正的利益协调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利益矛盾：首先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其次调整再分配政策，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第三，构建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形成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而落实这些利益协调机制的关键在于建立规范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为此：一要强化工会的作用，使工会能够真正成为工人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组织；二要提高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健全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三要从选举制度创新和政府信息披露制度入手，进一步拓宽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

关键词：和谐社会 利益均衡、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工会、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问题是本原性的问题，“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一卷第82页。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社会进入多重转型时期，转型是为了发展，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协调和谐的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重大思想，并强调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决策、举措的中心”；十六届四中全会更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大任务之一。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将科学发展观由理念变为实践，强调指出，要实现以人为本和“十一五”时期和谐社会的重要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中国特色权力监督机制研究”的科研成果之一，项目号05AZZ002 陈 蔚，女，1970年12月，江苏省行政学院讲师，南师大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地址：南京建邺路186号，江苏省委党校，210036；

电话：02586201484，***；

E－mail ：weiran1006@yahoo.com 目标，就必须“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前从没有这样清晰表达过），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因此，从理论上说，以人为本要求尊重人们的利益追求，认识到人们一切活动的核心是利益，一切经济关系的核心是经济利益，一切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利益。从现实来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实际是利益的驱动问题；一个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政治学者们发现经济利益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问题洪远朋，当前中国十大经济利益关系，【N】，社会科学报，2005－4－14（1）。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利益协调机制的建构问题日显迫切。

一、利益均衡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的变化,形成了多种利益群体,利益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第一,原有经济利益关系均衡状态被打破,经济利益日趋分化,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形成。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经济利益的分化与整合。经济利益的分化则必然要打破旧体制下各种利益结合十分紧密、相互关联而形成的旧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以形成新的经济利益关系均衡。但20多年的改革旧的经济利益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经济利益格局却未形成。这样非均衡的旧的经济利益关系与新的经济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往往使经济利益格局失衡,突出表现为国家、企业、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混合。第二,利益群体的出现和发展,利益需求和获得途径逐渐多样化和复杂化。改革打破了旧的全国人民的利益高度凝结、利益主体简单化的利益格局,一方面利益单元向个体化和多样化发展，出现了各不相同有着各自共同利益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不仅使不同利益群体由于收入渠道的不同而出现很大差异,还带来了人们利益需求的多样化。但这种利益的多样化需求却与我国现阶段有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供给能力相矛盾,这种供需求矛盾在社会分配领域、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甚至社会心理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如不及时调整则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还使不同利益群体及同一利益群体内部各成员利益获得的途径多样化和复杂化，造成在同一利益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第三, 利益差距和矛盾日益明朗化，利益冲突加剧。改革开放前,在旧 2 体制下,平均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除工农差别较大以外,其他各个领域的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大。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配的逐渐市场化，众多生产要素参与利益分配,市场机制成为利益分配的基本手段，各种利益主体在利益追求的内容和目标方面竞争激烈。人们由于职业分工、能力、机会等因素的差别所带来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利益矛盾也逐渐由暗变明,由小变大。按照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0年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供的资料，在当前中国存在五大等级十大阶层，而传统的工人、农民群体则已经处于等级的最后，即中下层和底层，列十大阶层的最后3－4层。（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社会上开始出现高收入阶层，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房地产开发商、部分体育文娱届人士和部分国家垄断行业的大企业管理人员。据分析，我国目前的亿万富翁超过1000人，百万富翁超过300万。同时占总人口10％以上的贫困入口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5％不到，弱势群体规模达1.4－1.8亿，占总人口的11％－14％何卓文，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阶段的利益关系矛盾——当前党政领导干部关注的重大思想现实问题

（八）〔J〕科学社会主义，2005〃2。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大，已高达0.45以上，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不同阶层社会心理上的对立情绪,普通民众对改革中“先富起来”的 特殊受益阶层往往持不认同感。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经济犯罪呈上升趋势、社会价值观念倾斜等等，最突出的是社会群体性上访事件自1993年以来的10里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且规模也逐年扩大，参与人员涉及多个行业、多系统、多地区和多群体，组织化程度也在抬高。而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这种利益矛盾和差距没有缩小的明显趋势。

利益关系的变动引发的更多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问题虽有一定的客观性。因为单纯的市场经济是以“能者多得”作为自己的基本运作原则的，“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是它的必然结果，由此导致利益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剧烈变动和利益矛盾及冲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当社会生产力还不是很高、财富总量还不是很多的时候，这种贫富差距和利益冲突还不会很突出。但是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社会的财富总量大大增加的时候，这种差距 3 变得十分悬殊的时候，就必须高度重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在人均1000美元这个阶段，社会矛盾处理得好，国家就可能较顺利地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反之，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甚至使社会陷入倒退。我国当前正处于这一关键时期，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导致“利益矛盾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何卓文，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阶段的利益关系矛盾——当前党政领导干部关注的重大思想现实问题

（八）〔J〕科学社会主义，2005〃2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意味着社会发展取向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即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谋求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弥补单纯市场经济机制所存在的利益协调上的缺陷，以使经济建设与社会协调同步发展。由此说建设和谐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面临的课题和任务，用从社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来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目前情况下，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二、构建均衡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和谐社会的建设的关键和制度保证

要协调好利益关系,必须找准对利益关系的协调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在影响利益内容和实现手段的社会条件中, 从社会公正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来看，制度是最关键的。因为“制度,是指那些规范人类偏好及选择行为的各种规则的总和,是人们所应遵循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有机总体。它包括法律、规章以及政府政策等等。一种制度作为一整套固定的行为模式,可以视为特定利益关系的凝固化。”（吴家庆 李风华，论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5月第31卷第3期。）也就是说,制度既是某种特定的利益关系的反映,也是对人们追求利益的方式的可能性的规定。有学者指出,制度对于利益关系的影响的一个根本的表现在于制度所包含的这一特征,即制度非中性。“所谓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Ｊ],改革,1994,(2):98。相同的制度对不同的人们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具有不同的利益； 4 不同的制度对相同的人们来说,同样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具有不同的利益。可以说,对于利益来说,一种制度的特点就在于它能驱动或协调不同的利益,并从而影响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与方式。同时，相对于其他手段来说,制度的影响不在于一时一地的事件或利益,而在于长期的、整体的规范作用。

当前许多社会利益问题的解决如农民增收、拖欠民工工资、城市贫困人口的保障、贫富差距等，往往由于政府的直接介入，而制度化的解决途径并没有形成。但当前中国利益关系的变化,从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决不是一种偶然性的现象,而具有结构性的特征。要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我们决不能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来应付,而应构建具有根本性的利益协调机制,协调好利益关系,从而保障改革稳步推进。此外,如果说,利益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具有必然性,是改革的内在逻辑的发展结果,那么,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协调好利益关系,也是改革的必然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既是深化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保障和条件,也是社会主义改革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实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制度,从它对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的影响来看,大致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利益驱动,二是利益协调。相应的制度包括利益驱动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利益驱动机制针对的是人们的逐利行为。而利益协调机制就是对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逐利行为作出调整的规则的总和。利益协调机制对人说:你们应该这样做。利益驱动往往针对追求利益的主体,而利益协调则更多地针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针对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吴家庆 李风华，论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5月第31卷第3期。）。但现实的制度往往既具有利益驱动又具有利益协调的功能，只是侧重点不同。如果说我们20多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主要靠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那么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主要靠社会主义公共权力的利益协调。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应该做几方面的努力：

第一、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即在社会发展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两者如何兼得的问题上，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开。社会公平决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 5 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一方面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在扩展社会公共利益过程中,必须形成一套科学、民主、有序、高效的决策体系,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尽可能多地惠及广大民众,尽可能少地损害民众的利益特别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以身作则,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公正廉明、办事公道、勤政为民、公正民主、高效运作的政府机构,以便在全社会树立起政府的更高威信和更佳形象。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包括公检法、税务、工商、城管、环保等,在具体工作中,必须坚持依法行政、秉公执法、扶正祛邪,严厉打击各种妨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第二、调整再分配政策，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理顺分配关系、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当前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拉开差距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同时一定要处理好严重的社会不公等社会问题。拉美国家的教训告诉人们，社会分化是拉美化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一个主要因素。确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社会秩序才有稳固的基础。再分配政策直接影响社会公平，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我国财政收入总盘子扩大的态势下，需要更关注公平的再分配问题。一是，完善国家对企业的税收政策，调整各类企业的税率，提高税收效率，用制度化途径解决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二是，调整个人收入所得税，完善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制度，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我国调节过高收入,主要依靠缴纳个人所得税。但现行的税制却大有空子可钻,实行起来也有许多难于操作之处。据统计,新的个人所得税实施以来,虽然纳税额增长率达到50%以上,但90%税款来自于工薪阶层的代缴,对那些真正的高收入者,在征管上几乎束手无策。针对这些问题,要强化个人所得税的收缴,特别是要加强征管。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各类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的收入调查,掌握税源。要通过广泛宣传、深入教育,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建立和完善个人财产自行申报制度,同时严格实行代扣代缴制度。还要严厉惩处逃税者,加大打击力度,把启发觉悟、制度约束和对违规的惩处结合起来。对各种高消费,如高档餐饮、高档娱乐休闲度假活动等,课以重税,也能起到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三是，扩大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 6 资金比重。社会保障体系是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安全阀”，是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道安全网。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第三，构建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形成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也很明显。劳动者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因此在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为他们说话，并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和制度化安排——利益表达。

三、建立规范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环节

一个社会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是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而新的利益结构的形成，则在客观上要求产生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表达作为“人们向各级公共权力机构霍其组成人员反映、提出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有力保护和促进的过程”，（王中汝，利益表达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科学社会主义，2004，（5）：39。便于具体利益各异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顺畅的制度化表达，便于党和政府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和摩擦。陆学艺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提出昭示着，在过去20多年中，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也不断加深，多元利益主体已经开始形成。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也非常不同，差异很大，尤其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方面有相当的能力。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实际上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孙立平，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N】,南方周末，2005-1-10，如：个人与相关部门的接触与申诉、对政党组织和代议机构决策的选举和投票、合法的游行示威罢工等抗议活动、通过媒体向政府施压等合法体制框架内的表达。由此导致他们转向非制度化渠道甚至非法渠道的利益表达，如当前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等。因此当前利益表达的问题，主要是弱势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表达问题。今后遵循党的十六大关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基本精神，努力建构反映灵敏、沟通快捷、运转高 7 效的利益表达机制主要应该考虑：

首先，强化工会的作用，使工会能够真正成为工人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组织，也有助于形成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

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利益关系。在强势资本面前，除了政府对劳动者的责任外，如就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外，工会组织成为协调劳资双方利益纷争、维护职工利益的最重要的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工会组织的活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其应有的地位差距依然很大，依然无法代表工人与顾主进行集体谈判、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进行违权诉讼，更无法协助政府完成劳资协调。与此对比的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各种私营企业主协会等私营企业主的行业组织蓬勃发展，据2002年的统计，79％的私营企业主加入各级工商联组织，48％的私营企业主加入了各级个体、私营协会（《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中国网2003年2月26日）。

可喜的是2004年底以来，全国总工会采取了几个措施，旨在加强工会的作用，一则是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二则是下发《关于组织各种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及机关的劳务工加入工会的通知》支持来自农村的工人加入工会；三是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出台系列有操作性的建议。可以相信如果这些措施得到切实的实施，将会大大发挥工会的职能。

其次，提高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健全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的关键。原子化的个人利益表达无法实现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转。因此在当代中国利益表达机制建构中，必须确定利益表达的主体是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原子化的个人。这就需要大力扶持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弱势阶层和群体的组织，从而实现利益表达主体的多元化。

针对当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事件以利益为目的，而极少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的现状，政府首先要准确定位冲突的性质，对利益要求甚至冲突做正面的回应，学会围绕冲突双方的利益目的以妥协和谈判作为常规化的化解冲突方式和手段。即用疏通而非堵截的思路考虑利益矛盾的制度化化解机制，达到社会既有活力又不危及稳定。在当前比较有效的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的三方初步协调制度、劳 8 资调解制度、集体谈判制度的基础上，拓展开来，今后应在各领域建立各种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对话制度，作为解决利益冲突的主要途径。这样不仅各级党政组织可以超越具体利益的纷争，履行“公正的裁判”的职责，而且可以把利益矛盾和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利益诉求的实现的同时达到利益的平衡和社会的稳定。

再次，进一步拓宽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针对我国现行制度框架内选举、信访这两种制度化渠道仍不畅通的事实，当前需要加强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改革和创新选举制度，完善选举机制，增强选举特别是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府选举中的竞争性，以强化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利益代表关系，强化人大与各级政府领导人员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达到畅通人民通过人大代表影响政府决策从而进行利益表达的渠道。二是真正落实十六大报告指出的政府信息披露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不仅使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得到表达，而且可以推动政府决策时充分尊重各利益群体的声音，引导并监督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第五篇：协调社会阶层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社会课题

陆学艺指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两个问题应注意解决好：一是构建合理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阶层；二是要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要继续深化改革，制定和创新社会政策，调整社会结构，通过引导、调控，逐步形成一个以社会中间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李培林认

为，产生社会矛盾有两种路径：一是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共同阶级的认同、意识和社会态度与行为倾向；另一是由价值因素决定共同的阶级认同、阶级意识和社会态度及行为取向。也就是说，社会矛盾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利益驱动矛盾，二是价值驱动矛盾。价值驱动的矛盾往往带来社会矛盾新的复杂性，以前我们对这种矛盾不太注意，因而有时有认识误差。在社会发展中，逆向矛盾影响不会太大，而真正出现打断社会发展过程的是价值驱动矛盾，因此要高度重视。孙立平强调，对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应从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与研究，否则，一些人的日子过得好也不能说全社会就是和谐的。李路路说，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地是基于市场机制形成的，因此需要有一个与市场化相应方式组织起来的形式来解决。吴忠民认为，社会公正已成为各阶层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些年来有些观念，如原始积累不可避免说、国家财力不足说、重视公正会妨碍效率等说法，妨碍着我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重视。苏国勋说，当一个社会从比较简单向复杂的分化状态发展时，社会稳定的基础及其社会变化的过程就是社会的整合，其中包括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与互动。戴建中提出，不能简单地用基尼系数比较社会稳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