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关键[精选5篇]

第一篇：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关键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中央把推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摆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这是我党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不同时期、阶段的主要矛盾，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转变，预示着我们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过渡到“效率、公平统筹兼顾”阶段。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５６年来的发展历程，如何处理和把握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贯穿于不同时期、阶段党的方针、政策中的焦点问题。实践证明，根据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和把握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就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从历史长期发展看，效率与公平趋向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体现公平与否的生产关系现状取决于体现效率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生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生产力，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从效率对公平的作用看，其一，效率是推动公平发展的动力。人类发展史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总是推动生产关系相应变化，物质利益原则决定着任何社会都把效率作为追求目标，并决定着相应的公平形式和公平程度。其二，效率为公平提供物质基础，使一定的公平形式得以维持。其三，效率也是衡量公平的尺度。评价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公平，关键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种人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带来持久的社会经济效益。长期的低效率，必然是公平的失败。从公平对效率的反作用看，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实践主体、实践手段、实践对象等一系列有机因素的组合，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人的因素，人的行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效率的源泉。人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就其合法性和持久性而言，只能来自于社会的公平机制。社会公平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一个公平的社会应该按照贡献分配权利，按照权利承担义务。每个人的贡献与获得越相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就越高，从而促进社会总效率的提高。所以，没有公平的效率只能是超经济强制下的效率，这种效率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稳定支柱，任何不公平、不正当的效率都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也是一些合法政府所不允许的。要获得效率，惟一能达到持久效果的途径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绝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从另一方面说，没有效率的公平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同样不能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现实基础。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两者既统一又矛盾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可分为“市场内公平”和“市场外公平”，我们一般所说的公平指的是“市场外公平”，而忽视了“市场内公平”。“市场内公平”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相联系的，是指机会的平等和规则的平等。关于机会的平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人们在市场上应当能够自由地按照能找到的交易对手的价格进行买卖，任何人都能够应该自由生产、出售和买进任何可能生产或出售的东西，重要的是从事各种行业的机会应当在平等的条件下向一切人开放，任何人或集团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力量对此加以限制，均为法律所不许可。”关于规则平等是指各经济主体能机会均等地按统一的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能平等地承担税负，能平等地获取信息。只有在规则平等情况下，市场才能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使社会总投入最少，总产出最大，才能鼓励市场主体节约成本、革新技术、强化管理，努力争取利润最大化，从而推动社会生产总效率的提高。从“场内公平”角度讲，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各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一般更重视“场内公平”。“市场外公平”是指收入分配的公平和社会福利的公平。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效率必然要优胜劣汰，大鱼吃小鱼，加快财富的积聚和集中，使收入分配和贫富悬殊差距拉大，最终导致场外的不公平。从这一点上说，公平与效率又是矛盾的，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呈反向关系。市场外的不公平靠市场本身是解决不了的，西方经济学称之“市场失灵”？要靠政府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制度来解决。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两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很多论述。哈耶克认为，真正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收入或财产的平等。他强调市场效率，反对利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人为地制造平等。认为这样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效率。他主张国家要利用立法、行政手段来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竞争环境，来保证效率。哈耶克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福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庇古认为，所有权的不平等造成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引起资源配置的失调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混乱，从而缺乏效率。新剑桥学派认为，收入分配与人与人的关系有关，不是纯技术性的问题，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收入分配制度也是不同的。收入分配的悬殊，必然引起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因此福利经济学派和新剑桥学派都主张“公平优先”，主张用收入均等化的分配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刺激、鼓励人们提高效率的制度，只有牺牲平等这一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才能换来效率，平等与效率不可兼得。他指出“在有些时候，为了效率就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必须牺牲一些效率”。他认为在生产领域应以效率为先，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社会财富，为平等的分配提供物质前提。在分配领域则应该贯彻公平原则，用政府的福利政策去缓解收入的不平等。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更好地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要高度重视“场内公平”的建立，以达到促进效率、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现阶段，“场内公平”有时还会受到“左”、“右”两种思潮的干扰，前者以“公平优先”为幌子，反对竞争，歧视做买卖，强调传统的平均主义，实际上是以“场外公平”来反对“场内公平”；后者以“效率优先”为大旗，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怎么都可以，不尊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制造伪劣产品、偷税漏税、地方保护，实际上是以“效率优先”为幌子破坏“场内公平”。这里要澄清两种认识。一是追求效率产生了场外不公平，并不是说非效率就必然能实现公平。计划经济体制已被证明是非效率的，但非效率并没有带来实际上的公平，相反是带来不公平。中国改革前的劳动工资制度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劳者应得而未得的那部分报酬实际上被少劳者无偿占有了，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何来公平？二是也不能说不公平必然有效率。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既然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错把场外不公平当作场内不公平），那么不平等竞争必然能带来效率。例如，政府行政部门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好比裁判员既吹哨又踢球，不仅挫伤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也直接影响效率的提高。在统购统销和物价管制政策下，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是农民厌农弃农、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其次，要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在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区分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经过改革开放近２８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人均ＧＤＰ从１０００美元向３０００美元跨越的关键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个阶段既是发展黄金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这一时期社会问题多发，社会结构最不稳定，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社会保障机制脆弱引发的社会动荡等。据统计，２００５年度１２家利润超过１００亿元的中央企业，其员工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３至４倍。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使社会各阶层利益失衡，成为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一个因素。不仅仅是企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党中央近两年已敏感地感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场外不公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逐渐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２００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强调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解决“场外不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所在，这是由邓小平同志所概括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公共职能决定的。从上面对公平和效率的多角度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公平和效率是辩证统一的，在中长期的历史阶段，两者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公平，并不是要降低社会效率，而是会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推进社会公平的内涵，笔者认为主要是解决社会变革过程中带来的“场外不公平”，即通过政府行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福利制度，通过财政和税收等手段缩小贫富差距等。但是在解决“场外不公平”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目前存在的一些“场内不公平”的问题，如政府在出售生产要素、制定竞争规则中的“寻租”行为，一些特殊行业的垄断行为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同样会影响社会效率和社会公信度的提高，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综上所述，只有全面理解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和社会公平的内在含义，才能更好地贯彻和落实中央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公平的各项政策措施。

第二篇：妥善处理城乡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妥善处理城乡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机制。会议还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下面就城乡关系在和谐社会中的位置谈些体会。

马克思曾说：“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城乡协调发展，就是加大农村发展的力度，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巩固工农联盟，缩小乡村与城市的差距。城乡协调发展，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符合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一、妥善处理城乡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内容和要求。譬如，需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即城乡和谐发展，区域和谐发展，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和谐发展等。譬如，需要建立合理的经济社会结构，即所有制结构的和谐，产业结构的和谐，经济结构的和谐，社会结构的和谐等。譬如，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现代市场体系的和谐，宏观调控体系的和谐，收入分配制度的和谐，社会保障制度的和谐等。譬如，需要创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即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和谐，工人与农民的和谐，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和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和谐，基层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和谐，上级与下级的和谐，改革中获益群体与利益受损群体的和谐，中央与地方的和谐等等。

城乡关系和谐讲的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和谐，它要求城乡社会结构要和谐。从社会学视角看，讲和谐社会，主要是说社会结构的协调。社会结构是指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的秩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在现阶段，判断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否和谐，主要看以下结构是否和谐。一是人口结构；二是家庭结构；三是阶级阶层结构；四是就业结构；五是城乡结构；六是地区结构；七是消费结构；八是组织制度结构。目前我国社会结构急需调整的是城乡社会结构。

妥善处理城乡关系，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改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社会规律。二元社会结构转变为现代化的一元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我国城乡结构不合理，是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很多社会问题由此发生。和谐社会要求我国必须要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整合，逐步改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协调发展则是必由之路。

妥善处理城乡关系，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经济规律。按照城乡社会结构演进的规律，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化就要到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符合城乡经济发展规律，符合和谐社会客观要求。但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远远没有到来，农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进程，让城乡协调发展，这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妥善处理城乡关系，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缩小城乡差别的历史规律。城乡差别，产生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和城市的形成。它主要指城市与乡村的矛盾，表现为城市和乡村在社会、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差别。在私有制社会，城乡差别表现为对立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城乡对立必然转变为城乡和谐。因为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结成的是巩固的联盟关系，工农业互相支援，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新型的、非排斥的、紧密结合的、相互促进的。虽然由于乡村落后于城市的历史原因，城乡差别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二者之间在生产力水平、科学教育发展程度、经济收入、生产条件和卫生发展

上的不平衡，在短期内不会很快消除。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随着构建城乡和谐社会步子的加快，城乡差别日趋缩小，却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因此，一个国家完整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和谐的，应该将农村和城市共同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框架中，形成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二、妥善处理城乡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社会主义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标志有：它应该是互助合作的，它应该是协调发展的，它应该是安定团结的，它应该是稳定有序的，它应该是全面进步的，它应该是心情舒畅的。可以说，和谐问题涉及人类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千和谐，万和谐，在现阶段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应该是最引人注目的，它可以构成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之所以说妥善处理城乡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理由有三：

一是因为和谐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城市与乡村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社会以城市和乡村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并由此产生城市人和乡村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是生活在城里和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城市和乡村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城乡是在互动互促中、互惠互利中得以和谐发展的。城市离不农村，农村也离不开城市，二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二是因为城乡关系表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各个方面，它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空间总称。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它是最有代表性、最有基础性、最有广泛性的重要社会关系。城乡关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含生产力发展，也含生产关系内容；既含经济基础，也含上层建筑；既反映了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也反映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经济利益关系。二者的和谐发展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体现。

三是因为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否、现代化程度高低的综合性指标，也是检验和谐社会的重要尺度。大凡发达国家和地区，乡村城市化程度都较高；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乡村城市化程度都较低。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乡村城市化比重，是改变城乡关系的重要内容。客观情况是，什么时候重视城乡协调发展，什么时候国民经济就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忽略了城乡和谐关系，什么时候经济社会发展就遇到极大阻力。

因此，和谐社会贵在城乡关系和谐，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集中体现。

三、妥善处理城乡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也在于此。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和谐社会的目标。不过，小康社会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和谐社会则更多侧重于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它需要建立有利于激发人的创造活力，有利于形成人与人的融洽关系，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譬如，各阶层人员要和谐，不同利益群体要兼顾，经济社会结构要合理，全社会整体要前进等。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综合体现，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妥善处理城乡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城乡协调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其中最简明的道理便是：我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全国近13亿人口，60％生活在农村。农村能否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能否作为推动和谐社会任务的积极因素，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

从妥善处理城乡关系来说，首先应该看城乡协调发展的主体或者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农民积极性是不是得到了最广泛最充分的调动，农民生活是不是得到了大大改善，农民利益是不是得到了有力保护。城乡居民利益关系反映的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担任不同社会角色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从社会所获取的财富多寡。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农民利益关系非常重要。利益有共同利益和具体利益。要善于从政策取向上抓准农民这一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要关心农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反对和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看社会是否公平，也首先要看农民是否得到公平待遇，生活是否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改善，社会地位是否有了与城里人一样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否得到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的享受。看社会是否稳定，也首先是看农村是否稳定。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村稳定了，农民安居乐业了，也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国家和社会全局的稳定。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经济社会发展要着眼于城市，更要着眼于农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不可否认，统筹城乡发展，创建和谐社会，城市是龙头，城市具有对农村强大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农村自身发展更具有根本性，也最具有艰巨性。难就难在我国农村发展非常缓慢，与城市发展极不协调。人口多，底子薄，我国这个基本国情在农村社会得到了充分体现。

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努力解决好我国的“三农”问题。只有妥善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才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也才能建立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李海鸥）

中国网 2004年12月9日

第三篇：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摘要】

社会在不断发展，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仅能提高人民大众的幸福感，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当今社会，我们要树立全面效率观，关注民生，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避免两极分化。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有两点：一是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二是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键词】

正确处理 效率 公平

要讨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就要先知道什么是效率与公平。“效率，从微观层次讲，就是在发挥‘一般社会力’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层次讲，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起来讲，效率就是生产要素的节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公平，一般有两种含义：在社会学上，公平是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是指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以避免社会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在经济学上，公平是指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机会均等。”①

一、现状与问题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自此正式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表述。但在实践中逐渐显示出其不足之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在不断扩大，1985年为0.24，1991年为0.282，1995年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3年为0.447，2004年达到0.469，这既超过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等发达国家；二是“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由于更多地考虑效率问题、考虑经济建设，从而导致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发展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②

二、原因分析

效率与公平不仅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管控社会经济的能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两者会对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效率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将提高效率片面理解为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将追求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重投资、轻消费，重数量、轻质量，从而给资源、能源和

③环境带来严重的压力。”

我国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对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公平问题日愈严峻。“我国目前在初次分配领域诸多不公现象：首先，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其次，初次分配存在着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公平。”④

中国的工资制度包括以下方面⑤：

1、工资等级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从劳动质量方面来反映劳动差别，规定相应工资标准。

2、工资调整制度。其主要内容有考核升级、自动增加工资、考核定级、提高工资标准等。

节选自百度知道

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③ 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①②④ 参考张维达 谢地 宋冬林，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⑤ 参考百度百科

3、工资支付制度。主要包括支付原则、各类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特殊情况下的工资处理的等内容。

4、工资基金管理制度。顾名思义。

我国的工资分配基本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一方面，工资制度中的等级制度、调整制度、工资支付制度既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又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这些制度是相对公平的；另一方面，工资制度本身存在不足，工资标准尚未完善，而且工资制度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够被落实。

三、对策建议

以上一些情况不公平的情况明显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是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要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保持生态良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要求转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片面效率观，树立全面效率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首先，当我们考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时，我们要知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实现的物质条件和源泉。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本体，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存在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充分公平的利益和权利分配，才能激发劳动者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

总之，效率与公平有着必然的相互联系，而且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呢？ 第一，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它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难加以扭转。初次分配市场中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

现实生活中，一些金领阶层的工资可以是普通劳动者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不是说金领阶层不该有这么高的工资，而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偏低。在如今这个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界，普通劳动者却过着困苦的生活。一房价为例，普通劳动者辛苦工作一辈子可能都买不起一套房子。市场机制具有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但有时，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奖励。所以，初次分配在考虑效率的同时也要注重公平。

第二，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再分配包括收入税、财产税、社会缴款、社会福利和其他转移收支。

“占社会财富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财富，都是劳动者们在社会上通过分工协作，改造自然，共同创造的。像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自己单独创造财富、独占财富，在当代社会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得到财富。任何人的财富生产，都必然要包含着别人对他的支持和社会对他的保护。因此，任何人通过市场交换对社会财富的占有，都应受到依据通过民主制定的法律和政策的调节，反对少数人通过政治权利或财产所有权对他人和社会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就中国正在经历的体制转变过程来看，市场交换本身还会存在更多局限性。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利益与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改革使一部分人受益，也会使一部分人受损；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大，也会使一部分人受益较小。不管向市场转型的长期效果如何，短期内，它总会引起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失调和一部分人相对收入降低的剧烈波动。东欧和前苏联在这种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少数人暴富，多数人经济收入恶化的现象。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也会出现社会阶层的大分化、大改组的重构过程。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不公的存在，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失落感，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敌视，如果这种情况扩大到社会范围，就会变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通过政府干预等调节手段，防止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促进财富公平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扶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⑥

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积极作用：一要加强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二要使再分配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三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

在当今社会，效率与公平对于社会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公平，对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良好发展，也会令劳动者丧失对社会的信心。如何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一个艰巨的问题，考验着中国政府和关心中国发展的人们。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一难题，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裴小革，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张维达 谢地 宋冬林，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赵锦辉，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广西日报，2009年1月22日.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光明日报，2008年 12月16日.⑥裴小革，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第四篇：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摘要：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生产力。那么在不同的时代，我们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力和保障社会稳定，就会对效率与公平的侧重点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这个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但在任何时候效率与公平一定是并存发展的，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基础，公平是效率发展的前提。所以，恰当地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尤为重要的。关键词：效率

公平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是调节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它不只是一种主观观念，而是具有客观的内容，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

何谓效率？效率概念的基本含义，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

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它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而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时，公平才会增长，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全社会也才能达到最大的公平。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其二，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有重大影响，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使社会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产生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影响效率。它们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

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公平和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但并不是没有任何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重申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继续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在效率和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由于效率和公平在统一中还有对立的一面，在复杂的两难选择中，只有选择效率优先，才能达到未来更高层次上的公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公平社会的到来也是以生产力极大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效率的提高，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低水平的均等，是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使每个人分得更多的蛋糕，国家才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解决贫困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手段，效率越高，越为公平提供条件，效率是公平的基础。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鲜明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应有之义。如果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过度追求公平，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达了，我们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就是提高效率。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又决定了我们必须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又必须兼顾公平。

第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就是效率经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都必然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这样，它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效率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们的政策取向必须维护市场经济规律，保护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行效率优先。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具有“经济人”的本性，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最有效的经济手段就是按照市场原则和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收入，让贡献大者获得更多收入，激发他们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在政策上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第二，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初次分配中讲求效率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要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利用再分配的政策措施，包括对高收入者征收各种调节税，对低收入者和贫困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如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临时性的社会捐助，目的是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

第三，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不合理的分配行为，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不规范的分配秩序既损失了效率，又损害了公平。规范分配秩序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保证公平。

第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注意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均衡点。这一均衡点并没有固定的数量界限，却符合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也就是说，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都可以以效率为主，当社会难以承受时就必须注重公平的尺度。这种公平点既包括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也包括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还包括个人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均衡点。需要注意的是，以效率为主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非法手段获得财富，也不意味着要有意留下体制缝隙，而是要进一步完善法制、健全体制；注重公平，也不意味着要劫富济贫，一味追求结果的均等。

第五篇：公平与公正——引领和谐社会构建

文章标题：公平与公正——引领和谐社会构建

建设和谐社会寄托了世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也是几千年来炎黄子孙的梦想所系。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认为，建设和谐社会要从各个方面入手。从社会学角度理解，和谐首先是公平与公正，包括文化公平、经济公平、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

循着2004年

9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清晰脉络，我们不难看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方向。

2004年12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研究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认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应该是：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

《社会蓝皮书》预测，2005年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入世保护过渡到限期，垄断行业改革到关键点；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老龄化问题逐步显化；劳动关系的紧张会造成普通劳动力供给虚假短缺；子女教育费用将对家庭消费倾向产生重大影响；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将显示出更大的差异；同时，人均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也不容忽视。

建设和谐社会还需迈几道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认为，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针对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较大，农业人口比重较大，“未富先老”等特殊国情，构建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和代际结构的和谐。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合理调整社会结构，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和谐。

城乡和谐路漫漫

“农民有多苦，农村有多穷，你知道吗？”在贫瘠的田野、萧瑟的冬日，面对年过半百的老人问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回答？曾经有一年，遇到一位乡村里的老人这样问，而我竟然无言以对。这个家族祖祖辈辈在一亩三分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20多岁的孩子考学没考上，出去打工几年，没有挣多少钱，娶媳妇还欠了一身债，现在家继承父业。

施宾格勒说过：“石头是城市的本质，就像土地是农村的本质一样。”似乎预见性地将城乡差别一语道出。

一个致力农村问题研究的朋友告诉记者，他不敢回家过春节。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忍面对家乡的现实，每年从繁华喧嚣的城市回到老家，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农村的沉寂和萧条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体会的。“我的春节一次比一次沉重，我怕见到我的父老乡亲，他们的任何一种不如意都是对我心灵的一种煎熬。”此君家在遥远的云南，父母均在当地务农。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规避的大问题。农民问题如何解决，直接关涉着社会结构的合理与否和社会生态的平衡程度。

多少年来，中国人多地少，注定了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要将耕地用于比较利益很低的粮食种植，并且还要求亩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0％以上，这才能保证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现代化的生活节拍和极度膨胀的物质生活，让城市里的富人们很难想像，在同一个国度，还有人住的是四面透风的房子，点着煤油灯，在冬天下冷雨的屋子里蜷缩成一团，床上只有一大团烂棉絮，锅里煮的是野菜和玉米面糊糊，全部家当不值50块钱的人家。而且据说这还不是最穷的家庭。不可否认的城乡差距，就这样呈现在面前

三农问题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实无必要再列举已经尽人皆知、而且无人否认的中国农民收入几许、人均负担几许、自杀比例几许、基尼系数几许、乡村负债几许、流动人口几许等数据，也实无必要再列举上访农民如何受难、离乡农民如何受欺的实例。多少发生在基层社会的真实故事，足以让有良知的国人感动到泪流满面、忧虑得夜不能寐。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警言：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挣扎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等弱势阶层正在被甩出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列车。

在2004年11月20日召开的全国农民工公共政策改革与服务创新研讨会上，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万向东教授认为，以户口为核心的隔离鸿沟，把农民当成事实上的二等公民造成了制度上的合法性，进而这种制度合法性被农民无奈接受，又转化为他们心理承受力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工的心理预期。二元体制一方面既使得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二等市民”具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平等权利的获得丧失了事实上的合法性，而从整体上沦为边缘群体。

二元制结构在农民的物质和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依然没有改变的苗头，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而新的剪刀差又接踵而至。前不久有消息称，民工荒在扩散、劳动纠纷数量在上升，是各地不争的事实，外来工群体的生活水平和

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新“剪刀差”越拉越大。

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要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整合，逐步改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协调发展则是必由之路。中央提出“五个统筹”，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因为当前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地缘”分割、“人缘”分化、经济分裂、社会分治的问题相当严重，城乡矛盾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21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农民、城市流动人口无疑是一个亟待关注的弱势群体。

城市里的人们在思考是去KTV还是泡酒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意识到某种暗含的危机呢？只有当中国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群体，而真正成为一种职业群体，并且在社会中的规模变小时，中国才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有效破解农民的生存困境，这是建设和谐社会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区域差别：“楚河汉界”？

地区经济差别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也是经济面向21世纪的重大问题。

让我们先看看东西部的差距：目前，东部11省市人均GDP达1600美元，而西部12省区市仅为650美元。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水平仍快于欠发达地区。

22岁的华中农业大学2003届本科毕业生徐本禹被提名为2004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20名候选人之一。他用自己的奖学金和靠勤工俭学挣的钱资助贵州儿童并远赴贵州山区大方县支教。大二那年，徐本禹带着5人支教队，走进了贵州山区大方县一个名叫狗吊岩的落后地方。一个又一个的志愿者先后离去。但徐留了下来，每天六节课坚持教着这些闭塞、接受力差的孩子们。

2004年6月26日，该校领导去了徐支教的地方，让他们深受震动的不是那里的贫穷，而是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渴望。“屋顶大面积破漏，用塑料布和硬纸板遮雨。地板四处开裂，走在上面提心吊胆；课桌残缺不全……在这样的教室里，孩子们上课还是那样地认真、专注……”

去年7月11日，100幅在大方县拍的照片配上简要文字，以《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为题发到了“天涯”网上。仅仅几个小时，存放照片的服务器就因为访问量过大而发生堵塞。接着，跟帖的数量急剧增加。几天时间，这篇帖子被100多家网站转发，点击总数超过百万次。

在广袤的中西部农村，我们触目可及的贫瘠与落后，让我们揪心。经济不发展，西部不富足，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从何谈起？专家认为，应当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垄断：和谐的杀手

有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银行加证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扫地的拿得也不少”，说这些行业收入高。钱多主要是因为垄断。

近年来，与普通行业相比，垄断行业不仅工资水平偏高，而且工资增长过快。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继续呈日益扩大之势。几年间，一些垄断行业造成了万亿元社会福利损失。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2003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4040元。其中，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为6969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是18752元，而金融业，职工年工资高达22457元，为农林牧渔业的3倍。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在电力、煤气、水行业中，电力工资又高于煤气、水这两个行业。

《微型小说选型》2004年第6期刊载的《电信局长洗澡记》最近在网上广为流传，写的就是对行业垄断的绝妙讽刺，电信局长去澡堂洗澡，澡堂要收取的“初装费”、“选号费”、“特别号码附加费”、“改号费”、“月租费”、“销户费”、“漫游费”，都是电信局对固定电话用户收取的费用条目。收费项目之多，可谓琳琅满目！

确实，在关系民生的这些行业里，电信、民航、铁路等垄断行业定价的做法一直为人所诟病：电信资费居高不下，违背了普遍消费的原则；而民航利用政令禁止打折，也是不可取的；铁路利用中国人重视春节的民族习惯，在服务不良的情况下涨价，更是令人难以接受。电力和供水部门在不能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却加重社会成本。除了传统的垄断之外，类似会计师协会等中介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的垄断，政府部门立法的垄断，政府对产品需求的垄断等新的垄断也露出苗头。

2004年10月，商务部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开展反垄断立法及其相关工作，主要职责是承担有关反垄断的国际交流、反垄断立法以及调查等相关工作。但愿这对于反垄断，是个良好的开始。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只有引入竞争，才能正确抑制垄断行业的利润，让他们不至于占用并耗费国家大量财富，真正实现资源和资金的优化合理配置。不患不均患不公。垄断一日不除，市场一日无公正可言，社会的和谐也无从谈起。

社会阶层分化嬗变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使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中间阶层、企业家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户口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建设进程还不相适应，包括国家社会政策缺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各贫富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形成，具体表现在社会各阶层的居住区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以及统领各阶层的文化也不尽相同。由于生活方式上相差甚远，社会各阶层都开始相对独立地从事社会活动，彼此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孙立平教授举例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老同学聚会搞得风风火火，尽管当时贫富差距已经存在，但贫穷的同学和富裕的同学之间情感上的隔阂却并未显现；然而现在的情况是，老同学之间已经很难相聚，因为贫穷的同学和富裕的同学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并且两者都感觉无法融入对方的圈子，彼此之间无话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而另一方面，社会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提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户籍、就业、人事这三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因此，迫在眉睫的是，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社会。

就业结构和谐任重道远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处于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有七亿多人。让七亿人有活干，绝非易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就业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

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降到14％。按照正常的情况，这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应当相应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国这一比重仍高达49％。这给我国实现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困难。另外，我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呈现出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一环。

另外，追求就业结构的和谐，同时体现在平等就业上。平等的就业权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国家应为所有的公民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对于城市市民，城市流动人口不平等的就业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目前城市流动人口就业问题并没被大多数中国城市政府纳入到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内。

不平等就业权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许多中国城市在劳动就业方面仍存在“职业保留”现象——将相对较好的职业留给本地人，外来务工人员被明确地排除在这部分职业的范围之外。如一些城市对招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实行分类控制，分成可以使用、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三大类。其中10多种工种被列为属于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列。这实际上是一种就业歧视制度，使得无城市户口的城市流动人口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地位，被剥夺了许多就业机会。诸如此类的还有身高、疾患等方面的显性或隐形的就业歧视，让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怀疑招录工作的公正性而刺杀公务员被判死刑的周一超、在“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胜诉、当选2004中国十大法治人物的张先著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事件虽然推进了法治的进程，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事人的命运。

建设和谐社会，还应构建代际结构的和谐，建立和完善重节约、广覆盖、有积累、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也不可或缺。

合理调整社会结构，建设和谐社会，知易行难。正如俄国作家柯罗连科脍炙人口的名篇《火光》所描述：火光冲破朦胧的夜色，明明在那儿闪烁。不过船夫是对的：事实上，火光的确还远着呢……然而，火光啊……毕竟……毕竟就在前头！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也许就是加劲划桨，直至到达和谐社会的理想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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