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第一篇：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读《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感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民谣。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看来，这些贡献又突出表现在几个转折点上，尤其是民主革命的转变和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毛泽东建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准备阶段，亦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酝酿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及其前途的思想，逐渐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第二阶段：党的七大，是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确立阶段

毛泽东认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是资本主义太少了；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建立包括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

第三阶段：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

革命转变也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

革命转变也包括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使我们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言之就是“一化三改造”。

此后，中国人民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致力于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实现了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的梦想，还增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一直在想：中国人民经过努力、奋斗，往后不更使得中国更加繁荣富强吗?我渴望那一天尽快到来。但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也存在历史局限性，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依然缺乏经验，因此形成了一些错误的领导理论观点，即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这个观点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今天，距离过渡时期总路线又过去了40余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比40年前清晰、深刻和准确得多了。我们当然不会拿今天的认识去构想40年前的蓝图，而是将过去发生的事情、前辈门的种种实践作为形成今天认识的一部分来认真对待。

第二篇：“效能革命”转变“衙门作风”讲解

“效能革命”转变“衙门作风”

2003年夏，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风暴席卷温州。这是一场特殊的革命，革命的主体是机关干部，革命的对象也是机关干部。这场自我革命，革的就是群众深恶痛绝的“衙门作风”！温州市委书记李强代表市委市政府将之宣称为“效能革命”。

昔日“冷面”革故鼎新

温州“效能革命”发出的第一枪，是实施“四条禁令”：严禁有令不行，严禁办事拖拉，严禁吃拿卡要，严禁态度刁蛮。一场以硬措施改善软环境，以软环境促进硬发展的“效能革命”之火，由此燃起。

2002年底，一份调研报告令温州市新一届决策层感到震惊。当地一些政府机关的“衙门痼疾”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企业普遍反映：最艰难的是用地，最麻烦的是审批，最头痛的是检查，最反感的是“三乱”，最害怕的是报复。调查报告警示，近年来已有近千家企业外迁，上千亿资金“外逃”，“产业空心化”的威胁已经逼近温州。

温州市决策层深知治顽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市委、市政府不刮“急风暴雨”，而是搞“和风细雨”，然后“小到中雨”。2003年初，市委、市政府破天荒地在全市开展了“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大讨论，反省温州经济软环境的差距。尔后，市里又组织各有关部门到苏州、威海等地考察，对照落差反思自我。市里还组织本市５家新闻媒体走出去，专题报道全国各地改善投资软环境的先进经验。在这一次次的思想“热身”后，“效能革命”终于拉开帷幕。

“效能革命”如何实施？温州市同样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他们“切口小、挖掘深”，先从小做起，从易做起，从“底线”做起。从“四条禁令”开始，逐渐将“效能革命”引向规范，实施以制（度）保禁（令），建立起八大机制。包括：办事公开制、“窗口式”一次性办理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AB岗工作制、办事时限制、否决事项报告备案制、市直机关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

欢迎“挑刺”忍痛“拔刺”

“效能革命”在解决了工作作风、服务态度之类的浅表问题后，更注重深化和治本，以创新工作机制为切入点，创建“效能革命”的长效机制，进而解决“事好办”的根本问题。

去年10月，一位市民以自己在市车管所反复“跑窗口”、吃尽排队苦中苦的亲身经历，向市效能办投诉该部门长期以来重管理、轻服务、收费多、效能低的问题。市效能办、市委督察室联合新闻媒体组织暗访，然后将一个个不光彩的镜头曝光。此举社会反响强烈。

温州市公安局下大力气整治。两个月后，车管所面貌焕然一新。窗口一次性办结、下放驾照审验权限、分流车检业务、取消驾照逾期审验等四大措施的出台，使办证程序大大简化，“长龙”现象大为减少，各种收费明显降低。

温州市规划局、国土局、交通局、公安局、财政局、行政执法局等热点部门还开门纳谏，发动群众“挑刺”；直面现实，忍痛“拔刺”。

据统计，这六大部门共接受群众“挑刺”120余件，“刺根”基本拔除。市国土资源局被群众“挑刺”36件。瓯海区企业主叶伟琼提出企业用地困难，特别提出要解决圈地问题。市国土局接受批评，进行整改。从今年１月起，该局对建设用地一律实行集体预审制度，并对预审结果登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一些制度性规范在“拔刺”过程中相继出台。市土地局、规划局认真总结温州原副市长、大贪官杨秀珠过去暗中勾结房地产商，通过擅自提高建筑容积率（在地价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建筑面积）之手法，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深刻教训，联合建立了审批土地的长效机制，取消提高容积率的“灵活性”。对此，两家互相钳制，共同把关，联合报市政府审批，不给开发商以可乘之机。

“老爷”下岗“庸官”下马

“效能革命”所到之处，惩处非常有力。凡违规者，一旦被投诉查实，首次予以通报批评，第二次则要实行离岗培训，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给予行政降职直至辞退的处分。

温州市房管局一干部因对群众办事态度冷漠，被撤职。瑞安市经贸局一干部依仗审批大权，多次向企业主“吃拿卡要”，被监察部门行政降级处分。温州市医药管理局医疗器械处一副处长对办事的群众未尽“一次性告知”义务，被免职。平阳县房管局交易所所长办事拖拉，影响恶劣，被撤消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市财政局一科长对办事群众百般刁难，办事效率低下，被调离岗位、行政降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开展“效能革命”以来，温州市共有50多名“庸官”下马。效能监察中心共受理各种涉及效能问题的投诉441件，处分机关工作人员575名，其中行政告诫90人，降级降职、撤职或辞退58人。群众称，“效能革命”动了真格。

前不久，温州市政协对来机关办事的群众进行了民意测验，调查问卷显示：有87%的人认为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96%的人表示没有遇到工作人员推诿刁难、吃拿卡要。

效能革命效果不凡

促进温州经济高速高效发展，是“效能革命”的终极目的。经过半年多的“效能革命”，出现了一系列喜人的变化。

首座“中国农民城”龙港镇，在实施从“农民城”到“产业城”转变的新战略中，曾一度出现外来投资商投资信心动摇，一些龙头企业外迁的现象。实行“效能革命”后，外地投资企业纷至沓来。去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有５个超亿元高新技术项目落户龙港，还有10多家外迁企业相继回流。温州市行政审批中心窗口承诺件的办结率，也从去年７月份的56%提高到80%以上，基建项目审批时间从160个工作日缩短到95个工作日。

据统计，目前温州全市平均每天增加个体工商户121户，个私企业27个，有限责任公司18个。2003年，温州市GDP总量达到1215亿元，增幅14.5%，创近6年来的新高。

前不久，温州市委再次召开6000名干部动员大会，部署“效能革命”向纵深推进。市委书记李强一再表示，“效能革命”没有时间界限，要持之以恒、长期不懈地抓下去，最终形成一个依法行政、廉洁勤政、高效行政、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效能政府。

第三篇：行政效能革命 转变工作作风心得体会

行政效能革命，转变工作作风学习体会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壮大，西安市进入全面“追赶超越”阶段，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提出了“三项革命”：烟头革命、厕所革命和行政效能革命。西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未来五年，西安的奋斗目标是聚焦‘三六九’、振兴大西安。要想通过聚焦‘三六九’、振兴大西安，政府思维的转变是关键。要想实现这一转变，关键是要把新的思维“店小二”、“五星级服务员”思想贯穿落实，避免走形式，对医疗机构来说，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行政效能革命。

落实行政效能革命，要从两方面做起，一是工作作风，二是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作风方面来看，首先就是要落实好各项规章工作制度，如上下班考勤制度、外出请假制度和办公室卫生管理制度，推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切实履行工作责任，严守工作纪律，严肃个人修养和行为习惯，这是落实好行政效能革命的基础。其次，就是要直面问题，有担当。临床一线及时为患者排忧解难，职能部门尽职尽责为临床服务，不回避，不绕弯，把握现在，主动作为，用心服务，服务效能才能不断“提档升级”。三是要付诸于实际行动，不能只停留在喊口号上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行政效能革命，让患者和职工“事有地方办、困难有人帮、问题有人管”，解决问题事不过夜、马上就办，上门办、主动办，办得了、办得好。马上就办体现的是我们的决心和态度；上门办、主动办，是满腔热忱主动找解决办法；办得了、办得好，就是要建设服务型医院，加大简政放权，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让患者和职工满意，这是检验“行政效能革命”的重要标准。最后，行政效能革命是一项全新的行政管理理念，除了转变管理观念，也应从技术的角度提高行政效能。我们也要尽快建立规范化的绩效管理体系，将目前的各种绩效管理与评估措施纳入到管理工作，切实加强对绩效管理的保障工作。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善医院绩效管理。落实行政效能革命，医院要全面提升网站管理能力，将业务范围内的许可、审批、办理等服务事项及办事指南，办事流程，办事时效等公布在网站，能通过网站办理的就不要让患者和医务人员跑路，有效的提高行政效能。

廉政文化建设为反腐倡廉工作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培育廉政文化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目标，要充分发挥“大宣教”工作机制作用，真正把各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整体合力，在反腐倡廉实践中重视廉政文化意识，增强廉政文化的含量，营造廉政文化氛围，注重廉政文化规范建设，全面推进廉政文化“六进”活动，进而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深入开展。开展廉政文化六进活动，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着力。一是搭建社会宣传平台。以廉政墙报、板报、标语、广告、短信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廉政文化宣传。充分利用现有的广播、电视和政务公开栏，播出和登载廉政理论、法规、案例、标语等内容，引发人们对廉政的思考，引起人们对廉政文化的关注。二是搭建廉政党课教育平台。利用各级的中心组学习、职工学习等会议适时插进廉政教育内容。三是搭建网络电化教育平台。要充分发挥这些设施的作用，适时安排一些警示示范教育片、廉政歌曲及其他廉政文艺作品的播放，开展廉政宣传，报道廉政动态。四是搭建文艺宣传平台。综合运用文艺演出、展览、征文、座谈研讨等多种方式，深化反腐倡廉教育。

只有搞好工作作风和廉政文化建设，才能保证医院各部门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提高行政效能，真正将行政效能革命落到实处。

第四篇：实施效能革命转变干部作风的意见

＊＊局关于实施效能革命转变干部作风的

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切实促进干部作风转变，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条件，加快推进现代畜牧业步伐，根据《＊＊市实施效能革命转变干部作风》要求，结合我局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思想教育，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创新思路，标本兼治，认真解决机关效率不高，干部作风不实的问题。为加快推进现代畜牧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证。

二、总体要求

紧紧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突出思想教育，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责任追究，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解决机关效能不高、干部作风不实的问题，提高各单位服务基层和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水平，以硬措施改善畜牧业发展软环境，以软环境的改善，促进＊＊畜牧业实现科学发展新跨越。

实施机关效能革命，转变干部作风，必须严格实行“五

条禁令”，强化“五种意识”，增强“三种能力”，切实做到“两个提高”。“五条禁令”是：严禁有令不行，着重解决对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措施执行不力或审批制度改革不到位等问题；严禁有禁不止，着重解决单位利益高于群众利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严禁办事拖拉，着重解决政务不公开，违反服务承诺和退时办结制，对群众要办的事项敷衍塞责等问题；严禁“吃拿卡要”，着重解决办事不讲原则讲关系，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巧立名目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检查等“四乱”问题；严禁态度刁蛮，着重解决服务态度差，故意刁难群众，蛮横霸道等问题。“五种意识”是：实干意识、争先意识、责任意识、群众意识、奉献意识。“三种能力”是：科学的决策能力、坚定的执行能力、高效的运作能力。“两个提高”是：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办事效率。

通过实施效能革命转变干部作风，使全体干部职工在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方面有新的突破，服务质量、办事效率有大的改进，人民群众对畜牧工作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运行机制。

三、工作内容

（一）围绕加强行政管理、推进依法行政、深化政务公开、提高机关工作效能、改进干部作风，从建章立制入手，加强机关效能建设。

重点建立健全并认真落实以下8项工作制度，形成为民、便民和机关效能建设的长效管理机制。

１、岗位目标责任制度。机关各科室、各直属单位要对每名工作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对局的工作部署以及交办事项，要层层分解，责任到人。建立健全机关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使机关运行走上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

２、政务公开和社会服务承诺制度。按照政务公开的各项要求，设置政务公开栏，一方面向内部公开相关内容，另一方面在办公地点醒目处悬挂内设机构分布图和办事流程图，将办事依据、办事程序、办事要求、办事时限以及收费（罚款）项目、依据、标准等向社会进行公开，并作出相应的服务承诺或提供资料备查。

３、挂牌上岗和A、B岗制度。对执法、审批岗位的工作人员实行挂牌上岗，工作人员上岗时，应将身份牌佩戴胸前，牌上注明其姓名、职务。对办理审批的岗位，确定A、B两名工作人员，当A岗不在时，由B岗负责办理有关事项。B岗责任人在顶岗期间要认真履行A岗责任人的职责，确保不脱岗。

４、首问负责制度。对行政管理和服务相对人的办事请求和询问，第一个接受询问的工作人员即为首问责任人，凡请求和询问的事项属于本人职责范围内的，首问责任人应当严格按照马上就办和限时办结等制度予以办理；凡是请求和

询问的事项不属于本人职责范围，但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首问责任人应负责引导或帮助联系；有关人员不在时，首问责任人应当作好记录进行转达或代为转交材料；凡请求和询问的事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首问责任人也要热情接待，告知应找哪个部门，给予必要的帮助。严禁敷衍塞责、简单生硬地回绝行政管理和服务相对人的办事请求和询问。

５、一次性告知和限时办结制度。对行政管理和服务相对人的办事请求，应一次性告知所办事项的办事程序、依据、应具备的全部条件和办结时限。符合规定、手续齐全的必须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时限内办结；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没有规定办结时限的，应结合实际，确定办结时限，并严格执行。

６、否定报备制度。工作人员根据有关规定，对行政管理和服务相对人不符合规定的办事请求决定不予办理的，应将否定的原因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并书面报机关领导备案。

７、效能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发生效能及工作作风问题的，按照《＊＊市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局效能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８、绩效考核制度。以绩效考核为核心，建立和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切实做到凭政绩选拔使用

干部。

（二）围绕局党组的中心工作、机关工作纪律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效能监察。

１、加强对重点工作的效能监察。局信访纪检室要对我局重点工作，我局承担的省、平顶山市下达的主要任务开展效能监察。

２、加强对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的效能监察。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集中整治活动方案》（＊＊[2009]19号）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文件规定，优化畜牧业发展环境。

３、加强对机关工作纪律的效能监察。通过加大明察暗访及曝光力度，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严格工作纪律，切实杜绝迟到、早退、脱岗离岗，上网玩游戏聊天，打扑克等现象，建立严格的工作纪律约束机制。

４、加大效能责任追究力度。设立效能革命转变干部作风投诉电话，局信访纪检室负责组织、协调并受理社会各界对我局及工作人员效能问题及工作作风问题的投诉，并进行调查处理。

四、工作措施

（一）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实施效能革命转变干部作风的目的意义，及时报道机关效能革命转变干部作风的先进经验，曝光反面典型，把机关作风好坏的评议权交给群众，交给服务对象，强化群众监督。

（二）加强思想教育。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针对干部存在的“三不”、“三怕”、“三要”现象，展开讨论，进行自查自纠，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优患意识、大局意识、创新意识，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动真碰硬之风、争先创优之风、勤俭节约之风。

（三）加强督促检查。局信访纪检室对实施效能革命转变干部作风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通报情况，及时纠正和解决有关问题。

（四）严格执行纪律。严格按照《＊＊市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局效能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第五篇：转变政绩考核方式：哥白尼革命的启示

转变政绩考核方式：哥白尼革命的启示

作者：公安部纪委监察局调研室副主任 孙长忠时间：2011-05-09浏览次数：18 次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转变发展方式最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他强调，所谓观念，就是要彻底转变唯GDP的观念，而与它相关的就是干部政绩考核，而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看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而且要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平正义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不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条，我们制定的规划也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可见，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纲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转变政绩考核方式，这是当前十分关键、十分紧迫的一项任务。对于如何转变政绩考核方式，方向是什么，科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可以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众所周知，哥白尼的日心说是科学史上的一大革命。此前，在整个欧洲中世纪科学黑暗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是经过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注释加工过的托勒密的本轮——均轮宇宙体系。这一体系在假定地球位于宇宙中心并静止不动的基础上，通过本轮和均轮的叠加，有效解释了行星的逆行、亮度的变化；通过引入偏心点，又进一步解释了行星运行速度的不均匀性。但是，随着观测材料的不断增多，为“拯救”这些现象所需要的轮子也不断增多。到了哥白尼时代，轮子数已增加到80多个，使得托勒密体系极为复杂。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托勒密体系中为了与观测相一致所采用的办法，特别是由于引入了偏心等距点，地球实际上并不处在宇宙中心，反而违背了最初的假定。这还只是学理上的矛盾，实践上，哥白尼时代航海事业的大发展，对精确的天文历表的需要日益迫切，但用以编制历表的托勒密体系却越来越繁琐，于是哥白尼日心说应时而出。与地心说相比，日心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最明显的优点都是其简洁性：大小轮子由80多个减少到34个左右，这是连反对者也是承认的。[1]

托勒密体系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有生命力的。但由于其假定的地心说和地静说是错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整个体系不可避免地最终走向倒塌。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革命虽然只是科学史上的一个片断，但二者关系中蕴含的内在规律，却可以在很多方面给人以深刻启示。近期，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叫《自大的终结：全球思想竞争中的美国》，明确提出，美国必须接受“哥白尼式”的现实，就是用这个规律来说明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样，托勒密体系的发展命运，也可以为我们反思和转变政绩考核方式带来有益启示。

对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成绩作出科学的测量评价，历来都是世界性的难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对绩效考核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历史较长，成效明显，但由于公共管理的复杂性，考核的便捷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仍被公认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要课题。需要强调的是，这还只是对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乃至对作为事务官的普通公务员的工作绩效考核，其复杂性与我国的地方政绩考核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没有可比性。“绩效”与“政绩”本身就是不同层次的概念。我们这里的政绩考核，是对一个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作为政务官特别是作为党政主官，在一段时间内施政成绩的整体考核，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及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而这种施政成绩作为主观努力及其成果，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考核评价时既要考虑主观努力，又要考虑客观条件，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看成果，又要看成本，等等，需要考虑诸多方面。如果说许多具体行政管理工作都难以量化，那么，不知要复杂多少倍的整个社会运动，一系列抽象的“考虑”，众多变动不居的动态变化，就更无法量化了，构建完整的、准确的、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显然，量化考核的前提是假设政绩可以量化，但这一假设同托勒密体系假定地球静止不动一样，都是不成立的。

不过，从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看，量化指标也发挥过和发挥着很大作用。在前工

业化特别是前市场经济时期，经济社会运行比较简单，用一两项有代表性的指标基本可以衡量总体发展水平。比如，在农业经济时期，用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两个主要指标基本可以说明问题，杜甫诗对开元盛世就这样描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一度用钢产量来衡量工业化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当时简单用这一个指标也不尽全面和科学，但大体可以说明问题。实行改革开放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时期，但在物资短缺时期，单纯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数量扩张是优先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把代表现代经济总量的GDP作为量化考核指标，较好地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显示了其生命力。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这种考核指标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唯GDP主义”、“GDP至上论”等饱受诟病，GDP指标越来越难以胜任考核功能。于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为克服弊端，针对一个一个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指标被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比如，随着信访问题的突出，将信访工作情况纳入考核，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提出“绿色GDP”，等等。这样，一方面，GDP指标在考核体系中的比重有所降低，民生、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有所体现，发展的平衡性和包容性有所增强，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效果。但另一方面，各种问题相互关联、相继凸显，都要解决，各项工作都很重要，都要加强，在考核体系中也都要有所体现，照此发展下去，指标势必越加越多，项目势必越来越细，考核体系势必越来越复杂（笔者曾看过一位专家开展课题研究的成果，仅党风廉政建设一个方面就是一个项目众多、构成复杂的考核分体系），各个项目指标的设置、分值权重的计算，其科学性难免令人生疑，作为本意和初衷的实用性必然越来越受影响，而指标式管理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是不下指标不干活，下了指标乱干活。这也正如托勒密体系一样，为了解释日益丰富的观测材料，引入的轮子不断增加，体系日趋复杂，应用越来越繁琐，偏离越来越严重。

更为重要的是，在引入众多指标后，GDP比重虽有所降低，但绝对值和比重仍稳居最高，众多小指标的出现确实有效缓解了一些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过于追求GDP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是因为，对于地方党政主官来说，面临如此众多的要求和任务，各项工作纷繁复杂，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统筹兼顾、重点突出”，实际上也就往往意味着：体现发展是“硬道理”和“第一要务”的GDP被重中之重地“突出”成了一枝独秀，而其他指标，要么“被统筹”在一边，难以“兼顾”，要么略有“兼顾”，能否“兼顾”或“兼顾”多少，端视党政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执政理念与执政风格。实际上，正如托勒密体系假定地心说一样，量化考核体系仍内在隐含着GDP中心说的假定，而这一假定，今后显然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首先，GDP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并在发展趋势上赶超美国。这种总量上“超日赶美”的“老二”地位，虽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反而构成很大压力。当然，发展是硬道理，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须的。但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发展到现在，已经不缺速度，不缺数量，缺的是质量、效益和结构升级。正是基于这一点，《纲要》提出今后5年GDP年均增长7%，增速要求有所降低。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要层层加码，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高速度，盲目捕滩子、上项目，搞重复建设。事实上，由于基数变大且越来越大，就是想继续高速增长也不可能了。如非要刻意强行追求GDP高速增长，恐怕很大程度上要靠“大拆大建”式的折腾或干脆在统计上作文章，结果也只能人为激化已经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加大能源资源环境的紧张程度，破坏经济运行的安全平稳，增进人们对统计真实性乃至党和政府公信力的质疑（不少地方“十二五”规划中的GDP高指标已经引起不少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作为重要指标考核地方GDP，确实意义不大，甚至相当危险。

其次，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需大大弱化。解决考核问题，首先要正本清源，解决政府职

能问题，把政府应该干什么、怎么干理顺了、端正了，才谈得上考核什么、怎么考核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错位、不到位的问题，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根本问题始终未解决，特别是具体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主要职能区分，更需再深入、再明确、再攻坚，这也始终是关系很多具体问题能否解决的根本问题。《纲要》对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也首先强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对经济职能要减少微观干预、完善宏观调控，并“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工作报告》则进一步明确要求：“各级政府一定要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些都是总的要求，具体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具体改革方向应是有所区别的。对中央政府，经济职能仍是首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必须长期坚持，但对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应退居其次，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应成为主要任务，《纲要》就明确要求“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强化对结构优化、民生改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综合评价考核”。一方面，建设和管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且与国际市场互连互通，只能由中央统筹推进（边境地区发展边贸有所特殊），地方再搞难免造成分割、壁垒和保护主义，主要应在本地范围内依法加强市场监管，经济调节方面严格执行中央决策即可，而且也只有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才真正称得上是宏观调控，省一级可搞中观调控，市、县实在谈不上调控，搞起来实际上也是微观干预。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在每个地方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具体工作各有特色，都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都需要大量、长期的投入，更需要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天然是地方政府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职能定位上的这种不同，根源无他，只在于二者根本利益一致的同时，又有实质性的角度差别、利益差别。地方政府也实行经济优先，表面上看似与中央保持一致，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由于角度不同、利益不同，结果往往恰恰相反，导致各种全民招商、贪大求洋等各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表明，中央从全局出发推出的宏观调控举措（特别是房地产领域），到了地方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被化解为无形，甚至产生反弹，使房价越调越涨（最近一些城市出台的房价调控目标就被称为“涨价目标”）；本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但地方政府建立和运用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抵押的是政府财政和土地升值），又增加了大量的风险；中央反复强调部署的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任务，一些地方虽有所落实，有的还主动加大民生、社会方面的保障、建设力度，但总体上落实较难，保障房建设就进展迟缓。总之，经济职能不弱化，地方政府职能难以准确定位；地方GDP分量过重，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具体问题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所有措施都只能扬汤止沸，难以釜底抽薪，无法从根本上化解。日心说代替地心说，一大优势就是前者的简洁性。化复杂为简单，恰恰可以为我们解决当前的考核难题带来深刻启示。迄今为止，中国对地方政务官的考核，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指标，但方式都是共同的，那就是自上而下进行，地方施政所及的广大民众，其主体作用一直未有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既然是本地公权力的授予者，就也应该是本地执政成绩的评判者。数量指标看似精确，但在社会领域中，人的直观感觉更符合实际；少数人的感觉或有偏差，但多数人不会。从理论和长远上讲，一张选票可能会优于一个体系，一下子就可以化复杂为简单。无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如何，很多国家实行地方自治（自然包括选举），还是有其共同性、科学性的道理。当然，具体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这又显然太过简单化，但转变政绩考核方式却是当务之急，思路和方向也应该明确，那就是更少的量化指标、更小的GDP分量和更多的自下而上、更大的民意作用：

第一，明确地方政府职能定位。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地方政府实行社会职能、服务职能优先，降低GDP要求，并不意味着忽视经济发展。恰恰相反，只有社会健康了，基础扎实了，环境改善了，人们才更有创造活力，经济发展才更有质量、层次和可持续性，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而且，经济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其周期并不必然与领导班子任期一致，需要慢

工细活，水到渠成。

第二，增加民意评价的分量。2009年10月，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分别制定了地方、部门和3个考核办法，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方向。按此精神要求，一些地方也在弱化乃至取消GDP指标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创新。下一步，应总结、推广一些地方的做法，借鉴国际经验，创造性地抓好上述意见和办法的贯彻落实，调整修正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和方式，使之更民主、更便捷、更准确。可通过调查公司、社会组织等方式，利用市场、社会的力量，增加考核的民主性、客观性，同时辅以激励性的量化指标（主要侧重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并保留必要的一票否决，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既坚持党管干部，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第三，发挥现有制度平台的作用。完善地方人大、政协制度，在地方政权结构内，以制度化的方式，增强人大、政协在考核评价方面的实质性作用。比如，落实、完善《监督法》，将政协正式纳入决策、评价程序等。

第四，推进基层党政领导公推直选。积极试点、稳步扩大，在保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前提下，改善地方治理，增强地方自主性，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

注释：

[1]：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185—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