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恰逢中国社会大转折大变动的时刻。社会的剧烈变动,许多全新问题的提出,必然带来人们思想的空前活跃,各种不同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冲突,以致某种社会思潮逐渐取得主导的地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受到欧美、日本思想文化的冲击、影响,也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更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产物。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状态,它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千古未有之奇变”。这种变化,并非仅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冲击的后果,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自然演化的必然。它带来的社会变化复杂而深刻,表现为多层面的运动过程,各种内外、新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又使各个层面的发展不是同一趋势,而是呈现出多层面的立体交错运动的态势。在这块社会土壤中滋生蔓长起来的社会思潮也就呈现出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特征。第一,主题突出,政治性和现实性较强。就中国近代109年的历史来说,大多数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一是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而实现富国强兵。这两个问题,从它的提出到人们设计种种不同的方案(当然也有反对的方案),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争论,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是个完整的过程。要解决前一个问题,就必须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要实现后一个目标,则需要以民主、科学为思想武器,进行一系列近代改革与革命。因此,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便是贯穿近代各个时期各种进步思潮的两大主题。无论是革新与守旧的交锋,还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都与这两大主题息息相关。由于这一特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涌现的社会思潮大都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提倡“经世致用”,“以经术为治术”,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兴利去弊,强国御侮。他们的主张为当时中国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向西方学习的方向。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人物的洋务思潮,将魏源的“师夷”主张付诸实践,“借法以自强”、“船炮工商”、“制械练兵”以求富,使中国向近代化发展。1860年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潮出现转折,早期维新派兴起,其标志是洪仁的《资政新篇》与冯桂芬的《校?庐抗议》,皆要求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诸方面,实行全面的变革。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疾呼救亡图存,保种保国;严复“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他所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适应了当时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需要。甲午战后,进化论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成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认为,要救国只有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他们的政治主张虽然带有超越现实的主观幻想,但从其整个活动看,却充满了求实精神。面对现实、改造中国,始终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民族的长期屈辱使中国人不得不以追求国家的富强为最高目的。这一目的本身自然是高贵的,然而仅以富强为目的却使中国人走上了急功近利和专重物质成就的道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一段有名的话: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国故,毫不嫌迟。从机关枪的意识出发,最多只能吸收西方的科技,而缺乏“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和理念。由于强调政治制度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家宣传民主民权也主要是从救亡图存出发的。因而他们肯定民主价值的标尺不是人权,而是用来作为救国手段和治国方策。他们的宣传不是强调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人性解放,而是强调国家独立解放和富强。近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也主要还是出于功利的动机,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有真正的兴趣,更没有注意到科学背后的文化凭藉。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和为变革这个社会现实所需要的。第二,名目繁杂,丰富性与激变性并存。社会思潮是一种动态的意识现象,具有“浪潮”的特征。犹如涓涓细流汇成的潮涌,沿地表峰谷奔泻一样,作为一种意识潮流,自然也会有起有伏。在已有的中国近代中国思想史或思潮史研究中,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研究倾向,即重视知识精英思想,忽视下层民众思想;重视“先进”思想,忽视“落后”思想;重视进步思潮,忽视中间思潮和反动思潮;重视考察思想或思潮本身的演变,忽视对思想或思潮产生的社会土壤的深层剖析。于是,近代中国思想史或思潮史大多成为精英人物的先进思想史,这就难以反映近代社会思潮的丰富内涵和真实面貌。从社会与思潮的互动关系,知识精英与下层民众、上层人物的相互影响,进步思潮与带有“中间”色彩的思潮、反动思潮之间的比较、竞争等层面来看,由于近代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中国社会变化得非常迅疾,迫使中国社会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就匆匆向前迈过西方社会几百年内所经历的历史途程,因而,时代催促志士仁人尽早地登上历史舞台,急切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尽快地呈现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百余年间,各种社会思潮纷呈泉涌,目不暇接,形成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奇观。改良主义、立宪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名目繁多,匆促上阵;曾几何时,又仓皇退潮。同时,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纷至沓来,诸如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平民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柏格森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等。在同时并存和前后相继的各种思潮间,存在着激烈的交锋和斗争,如革命和立宪之争、共和与复辟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问题和主义之争、科学和玄学之争、本位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争等等。在各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和长期斗争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教育、实业、科技)救国思潮、民主革命思潮和新文化思潮等,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潮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思潮,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而热烈的认同,成为历史的主流、时代的强音。社会思潮在酝酿形成和涌动过程中,感性意识要素居主要地位。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有逆流,有先进、有落后,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丰富、多姿多彩的历史图画,带有非常明显的紧迫性和超前性、过渡性和多变性特征。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曾同时出现超越和复古两种不同的思潮,而刘师培、何震等人却把超越和倒退奇异地结合在一起,逐渐走上复古倒退的老路。此后,既有新文化运动思潮,又有国粹思潮;既有联省自治思潮,又有国家主义思潮。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思潮,作为辛亥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封建复古思想逆流的对立物,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与迷信,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与这种基本倾向相伴随的却有无政府主义主张、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式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等偏颇。且两者以极端的形式具有内在联系。其实,这也是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规律之一。因为在历史上,一种社会思潮的流行,由于它在一段时间内涌动迅猛,“包打天下”,因而与之相对立的思想情绪、心理倾向等,便被暂时地压抑和掩盖下来;当着这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放弃时,借助思维惯性的作用,人们往往易于走向其反面,因而与之相对立的理论、思想、心理等便像顿开闸门般地涌流出来。于是便有新的社会思潮发生,并把其与旧思潮对立的一些因素推向某种极端。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历史发展只能在两极对立中运动。因为某种社会思潮消退之后,人们的认识并不总是表现为另一种社会思潮的形式。其中,较为正确深刻全面的认识,则一般以一定科学理论学说体系的创立为其结晶。历史表明,同思想运动相比,社会思潮就其整体而言,缺乏统一明确的思想指导原则和它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及目标的自觉意识,这就不能不使它的思想内容包含较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极端性。第三,文化转型,传承性与融合性交替。一般来说,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有三个机制:一是文化的纵向传递,即文化传统的承继性;二是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交流;三是文化的主体创造即在现实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再创造。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关系极大。任何一种文化没有它种文化的冲击、碰撞、交汇和伴随而来的平等融合、交媾和再生,都不可能实现由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飞跃。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中国文化自身进程被打断的情形下发生的,具有明显的屈辱、被动和非自觉性,正如人体器官移植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西方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这就使中国文化步入近代时,蒙上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和正义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变的艰难性。如何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长期思考和争论的问题。其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有着许多痛苦的经验,曾形成东西两种文化派别:一种是西方文化派,哲学思想上受了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带有崇洋色彩;另一种是东方文化派,哲学思想上受了尼采唯意志论、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又倾向于封建复古。至今,“崇洋”与“复古”仍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长河中尚未根本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文化继承既具有客观性品格,又赋有主体自觉的特征。中国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复杂的统一体,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其历史传统的文化。每个时期、各个学派都有各自的精彩的独立贡献,不能把某一时期或某一种思潮视为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代表。通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文化。它既有优秀的一面,又有落后陈腐的一面。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建立在前一个时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吸收和创新。传统和现代不是水火不容、绝对对立的。黑格尔说得好:“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象,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8页)以章太炎、刘思培为代表的国粹派,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从民族、历史、地域的有机联系形成文化传统观念,力图将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与破坏现存秩序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他们通过清理传统文化固有的糟粕,拨除封建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歪曲,以恢复和维护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梁漱
溟、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钱穆先生最具中国情怀,他从史学的观点出发,并不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相反地,中国文化是在长期历史中不断演进和发展而形成的。他重点关注的是文化理想的保存与实现,从文化传统中发掘出现代有关联的成份,作为发展科学与民主的基础。孙中山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接受过来,发挥为民权思想,他肯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但对之加以改造,将“修身”的解释提到抛弃陋劣习气、进于文明生活、培养文化素质的高度;他称赞“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传统道德规范,但在其中注入了许多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传教士而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汤因比曾云:“在西方文明的排山倒海的冲击之前,中国原是一个和谐而宁谧的人文世界,有高明的人生乐趣,有深刻的生命情操,也有弥漫的尘世乐趣。虽也有一治一乱的循环,与反复扰襄的战争,然而却摇撼不了中国人文世界内在的积极性。可是西潮汹涌袭来之后,中国人却在痛苦中趋于分裂,西化乎?俄化乎?本位乎?中国人在此挑战下,尚未表现出强有力的创造性回应。”(《历史研究》,陈晓林译,台湾桂冠图片公司出版,图78说明文字)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的心态是复杂的,既有因伴随侵略所带来的反感,又有以怀着对固有的信念和感情的抵拒,更也不能不睁开眼睛正视现实。西方文化的冲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所比较而逐渐反省、认识。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陈独秀,再到毛泽东,都曾对中西文化进行思考、比较,究其得失,寻其长短。正是从比较中认识到要救国就必须改变现状,就必须学习西方,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都加以吸收,于是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出现了引进器物科技的洋务运动、为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以及批判封建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一百多年间的历程,都没有离开中国的传统,是在不断会通融合中外文化的过程中来创建中国的新文化。由于欧洲与中国间社会发展程序的拉大,文化交流也因之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而变成了倾斜的、中国单方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由于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反侵略这种尖锐的政治背景,这时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的政治危机,具有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政治性质。但由于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化,经济发展的很不平衡,以及文化本身杂糅着中西文化陈腐的东西,新文化的建设很不完善、很不成熟。例如对文化的急功近利,忽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不尊重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等,都影响了近代文化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集中在: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同近代科学技术的冲突,封建君主专制与近代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冲突,纲常名教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冲突。冲突的性质决不是所谓的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冲突,而是古老的东方与近代崛起的西方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全面的冲突。中西文化的冲突必然导致融合与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会通的最低层次,尽管本体不变,只是吸收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技,要以中学包容西学,但它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甲午战争后,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趋势更为明显,要融中西文化成一国之学,这正如梁启超后来回顾的,欲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从洪秀全、洪仁、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人的个人情况看,也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出中西文化融合的趋势。中西文化既矛盾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变化和发展(既有衰落消亡的一面,又有改造新兴的一面)、走向世界、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但其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文化体现了人类掌握自己,人类同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程度。人类理性的高度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成败和归宿。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革之所以遭到挫折和失败的原因应当从文化和文化哲学中寻找。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哲学,本身就带有一种惰性力量,不是“力今以胜古”,往往是“好古而忽今”,所以,只重继承而轻创新,只重视外来文化的模仿和吸取,而忽视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变革和更新。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上,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认识都失之偏颇,“保守派指责现代化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而激进派则怨恨传统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其结果都是庸人自扰。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中并不乏现代化的合理因子,如能及时地善加诱发,未始不能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主张毁弃传统,这更是浅薄的。只有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新文化建设才会富有成效。
第二篇: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内容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内容及解析
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和特色是不同的,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流派,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的发展,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认为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是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正是这种核心价值与思想倾向,使它区别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其他社会政治思潮,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严格地说,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自由主义的到来,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广泛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心理因素如求同斥异心理、狭隘平等心理、重情轻法心理、怕官拜官心理、重义轻利心理等或与自由主义的主张相反,或难以与自由主义的主张相容,它们都对自由主义起着抵制作用。环境之于自由主义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研究者一致认同的,在这个基础上,一些研究者还尝试着从更广泛的领域或角度解释导致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失败的原因。
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基调,着重强调个体独立和自由的价值。但近代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却赋予以对民族表示高度认同为特征的民族主义以不可替代的优先性。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主义如何应对民族主义这个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自由主义者到底是把自由作为一种终极性的价值还是工具性的价值,这是研究者无法回避也是乐于考究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自由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只是为实现富强而借用的一种工具。自由主义者对西方文化关注的焦点并不在自由,而是一种能发挥富强的社会动力或达成国家富强的手段,把自由作为提高社会功效的工具,并因此作为获得富强的最终手段。他们认为个人是为了国家而存在,个人在国家之中并没有他的主体价值,这种思想引起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应。因为一方面他们是真正理解英国的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则指出在实际主张上仍然把国家的自由、富强、救亡远远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就构成理论思想与实际主张重大的内在矛盾。
自由主义不仅被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以后整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亦如此。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尽管也承认个人主义的诸价值,但他们心灵深处把这些价值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他们眼里,这些价值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们促使形成一种人格或能力,而这正是促使西方文明取得飞速进步的核心所在,中国为了御侮图强,必须学习接受西方这些价值,个人自由在这里不知不觉成为一种手段。
另一种观点则承认自由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并不仅仅是工具,自由与富强、个体与群体之间是可以相互兼顾达至平衡的。在这一共同体中,个人与社会,公与私都处于互动﹑和谐的关系中。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可以携手并进而不相冲突。个人价值是建立在群己平衡的基础上的,并且在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中一直保留着对民族主义的几分关怀,民族主义的情绪终其生并不稍减,只是隐与显的问题。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问题,美国学者格里德的分析迄今依然称得上是最精辟的,他认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
同时,自由主义是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鼎立而存的一种意识形态,对它的成败分析事实上离不开对其他思潮的评价,也不能片面的去对待,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保守主义或革命主义的全盘胜利,也不表示它们有着天然的冲突。因为,这不是成败与否的问题,而是它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多少合理资源与价值,不要无限地夸大它们之间冲突,而是要理性调整三者的关系,取其精华,弃之糟粕。
第三篇: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发展脉络研究
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发展脉络研究
内容摘要:激进主义思潮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具有从政治激进主义向文化激进主义转变的时代特征。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是在中国面临深重民族危机的历史大背景之下,由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主要的思想推动力量,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爱国主义思潮。实际上,它是由一系列救亡试验组成的。具体地说,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思潮是以爱国主义为原动力,以进化史观为世界观,以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为重要资源,以不断进行的各种改革和革命为具体内容的一种复合型的社会思潮。关键词:激进主义、发展脉络、社会思潮
在激进与保守的论争中,对于激进主义思潮历史脉络的梳理上,尽管学者们的观点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大体上都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表现。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主要由激进的思想构成,但是其自身的发展进程是递进的,以戊戌、辛亥、五四最为突出,但是这三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而这种联系正体现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根据激进主义思潮表现强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酝酿期,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败之前。激进主义思潮已经开始露出尖尖角,但是是以隐流的形式存在。第二个时期为凸显期,从甲午战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激进主义两次以主角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作用,但迅速地又退居幕后。尽管以隐流的形式却以强劲的势头发展。第三个时期为深化期,主要指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期,激进主义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规模出现。
(一)鸦片战争一甲午战争:酝酿期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处于文化专制主义与文化排外主义的笼罩之下,举国以了解接触西方为耻,认为是通敌叛国的行为,不仅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甚至会受到政治上的攻击,乃至人身不保,依然坐着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迷梦。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中国以惨败告终,不仅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而且要进行巨额赔款。一批先进人士开始认识到了解西方的重要性,并开始了这一过程。以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为代表,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介绍西方的情况。并且在介绍西方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可贵思路。尽管他们所著述的书中存在着许多的纰漏,他们的思想也没有付诸实践。但他们的主动了解认识西方的行为,以及他们的所形成的不成熟的思想在当时通体保守的社会氛围之中,仍然被认为是十分激进的,但是却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方向的。这一小小的激进思想的萌芽,开始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渗透,介绍西方的书籍在到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已经在民间扩大了其流传的规模,了解西方的愿望要求也在强。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路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且是清朝政府的重视。以总理衙门的创立为开端的洋务运动开始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路付诸实践,激进主义思潮开始从纯理论探讨进入到实践阶段。从为了御敌而开办军事工业,到为了求富而开办民用工业;从对技艺的的学习深入到对学理的学习。洋务运动伴随着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付诸实践,也在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而洋务派所主倡的“中体西用”也越发无法承受深刻的变革所带来的理论上的要求。在洋务运动后期,开始出现对洋务运动的检讨与反省。马建忠、郑观应主张在经济制度上进行改革,并提出了“重商富民”的思想。中国传统的经济主张是“重农抑商”,“重商富民”的思想对传统思想提出了挑战。不仅在经济上主张变革,而且洋务运动后期人物还提出了政治上的改革要求。钟天纬在批评洋务运动的不足的同时提出建立一种“通民情、参民政”的政治制度。“它表明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已经意识到要想学习西方治富强之‘体’就必须对中国自己固有的君主专制的‘体’进行一番。大有更张’的根本改革。”(1)洋务运动历来是被视为不彻底的改革,但如果将它置于它的历史环境中就会发现,洋务运动思想的深入和行动上的推进都要与当时的保守势力进行一番拉锯式的较量。相对于当时的历史结构环境而言,它的具有激进的特点。特别是洋务运动中的激进派的观点有力地推进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为激进主义思潮的凸显蓄积了力量。
(二)戊戌变法一辛亥革命:凸显期
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催生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凸显,使激进主义思潮从历史舞台的幕后来到台
前。洋务运动激进派人士可以视为维新派的先驱。维新派进一步继承并深化了维新派先驱关于政治经济变革的观点,并以变法的形式把它付诸实践。康有为五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他强调变法的紧迫性,他说“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日,事变之患,旦夕可至。”同时强调变法的彻底性“全变则强,小变则亡”。(2)光绪帝颁布了百余道上谕,试图进行全面的变革。湖南的维新运动形式更为突出,梁启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时候,公开在课堂上借《孟子》、《论语》而阐述民权、平等的思想。
与此同时期的,比维新派思想更为激进的思想也有出现。严复在甲午战败之后,在他所创办的报纸上发表了《原强》、《辟韩》等文章。他反对固守儒学道统,反对借助儒学教条来提倡西学,并且对中国的君主政治进行了批判。“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十一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害者则废”(3)何启、胡礼垣尖锐地批评康有为用“经义取才”代替八股取士,认为“事若可行,何必古人先我。”主张“以今通今”。(5)
梁启超斥责君权至上论是“民贼之辟论”,认为政体之最良者,唯有民主政治而已”,赞扬“君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比可以震铄今,而家为后世万国法者。”(6)在当时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这样的言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开始大力宣传学习西方,反对专制,争取民权的重要性,把矛头直指清王朝。他们宣称“无朝廷而国势盛”,“有朝廷而民心散涣”。“中国欲自强,必将以能举民权之时为起点也。”
清末新政所创造的相对开放的言论环境,为革命派提倡的西方民权平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以及清政府“皇族内阁”的欺骗性,使人们彻底的对清王朝失去了最后的信任,辛亥革命的暴发是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激进主义思潮发展到那个时候的必然产物,同时它也赋予了激进主义思潮新的形式。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化期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果实被篡夺,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军阀混战,各股势力在追出权力时的恶劣行径,使中国再度出现一片混乱。救亡人士看到的不再仅仅是政治的落后,更看到了中国社会日益败坏的道德,而这些都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中国人的劣根性。“其结果只能促使激烈的知识分子愈来愈鱼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疏离。”而对传统的反叛自然而然的就是传统文化象征的孔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对孔教著称,但是批判孔子并不开始于五四时期。这种思想是革命思想的组成部分,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同时这种思想也预示着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论式,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
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革命,同样体现了强烈的反传统主义。“二千年来所为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之学说”,“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的办法”。(7)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的大规模的反叛和更深程度的反叛,使它成为激进主义思潮在近代发展到顶蜂。
从被迫承认“我不如人”到学习西方的技术、学问;从在传统政治体制内的变革发展到否定传统的政治体制;从在政治制度内的变革发展到推翻原有的政治制度;从政治变革,政治反思发展到文化反思,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价值,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呈现出大体上升的趋势,同时又有起有落,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是在高潮期还是在低落期,激进主义思潮都有自己相应的代表人物,相应的思想主张,并呈现出前后相联的继承性。“它既是历史的又是动态的,因为结构性变化的每一个较后阶段都与前一个阶段休戚相关。”(8)
【1】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67。
[2]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载汤志钧主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3]严复.辟韩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33
[5]胡礼垣.书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后.新政真诠(第4编),上海:格致新报馆,1901年,16—17
[6]粱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28,29,89-110
(7)钱玄同,尝试集序.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
(8)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59
第四篇: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班级:广告策划3班学号:20113501姓名:贾敏中国近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国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中国农民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喊着“均田免粮”口号的太平天国运动到打着“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背后广大的农民队伍,无不闪现着中国广大农民的身影,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程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博学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来看,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活动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从思想观念上来看,中国古代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国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农民就在社会构成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做出了极大贡献。包括现代,农业也是国家产业之根本,农民也还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从1840年到1949年这样一段布满硝烟的岁月里,中国农民挣扎的模样犹然深刻,土地政策在变,革命方式在变,洪秀全的“均田免粮”粉碎在了天京的浮华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最终也没能战胜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诉求。之所以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因为他彻底地意识到中国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前的或者农民起义或者资产姐姐革命,因为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容易忽视中国底层农民的需求和生活现状。近代以前,中国农民大多尊崇的是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而近代,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许多农民渐渐放下对商业的歧视,而且大队伍的农民还加入了工业生产,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更加合理的利用了农村的过剩或剩余劳动力,加快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
其次,从社会活动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的陈胜吴广起义、李自成起义、或者说最成功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都脱离不了狭隘的小农思想,只想着推翻一个政权,再建立另一个封建政权,给农民更多的剥削和压榨,当他们手握天下的生杀大权,当他们之手翻云覆雨的时候,可能已经完全忘却最初的誓言了吧——给农民一个自由的生存空间。而近代农民很多都加入到自发起义运动中,从原来的推翻一个政权到反帝反封建再到人民当家做主,这样的思想飞越和精神跨度是中华民族在封建政权统治千年后的最响亮的呐喊。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侵略促使中国传统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农业经济也日益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并成为其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任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阻碍。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因此近代中国各阶级各政党各政治团体能否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决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得到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据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化为一场农民广泛参加的社会运动。
就中国近代社会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起来。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问题始终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始终。但愿现在乃至以后中国农民都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
第五篇:当代社会思潮和大学生理想信念
当代社会思潮和大学生理想信念
社会思潮一般来讲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反映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情感需要和思想愿望,并有一定的社会理论作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思想潮流。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层面,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它通过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达到对社会存在的调控、改造和导向作用。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冲击。认真研究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适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弘扬积极影响,化解和抵御负面影响,既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发展,更有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者辩证统一,是分析认识社会思潮的基本原理。世界范围内的当代社会思潮涌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融入了世界体系,当代思潮深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气候”的影响。
立足中国,环顾全球,当代社会思潮具有如下特征:
1.多元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及其结束。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由于苏东巨变而直接发轫,意识形态的对垒转化为多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走向低潮,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取得强势,中国国内思潮涌动。当然,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具体原因也是多样的。一是,社会快速走向信息化,媒体技术日益创新,不断拓宽信息传播的渠道,不断加快信息传播的速度,不断丰富信息传播的内容。特别是互联网带来大众传媒革命,加上已有纸质和电子媒体功能更新,使社会思潮的传播、衍生、扩散、变异异乎寻常。二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度进程产生了新问题、新意识、新需求、新思想,一时不可能被主流意识形态解答和消化,为新思潮的兴起或传入提供开阔空间。社会实践不断深入和拓展,不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由此决定了人们的观察视野、思考方式、知识结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也必然日益复杂多样。三是,改革引起的具体的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矛盾的冲突,使人们原有的利益归属、价值判断和情感亲疏受到冲击与震荡,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体制改革,使人们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职能分工、利益分配等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人们原有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政治认同变得模糊了、分散了,甚至出现根本性的动摇。四是,思想解放进程日益加速,人们的思想观念活跃起来,社会舆论和文化环境越来越宽松,民主探讨、畅所欲言渐成风气,思想观点的表达更加自由、更加活跃,各种西方思潮也乘势而入。
2.反思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思潮的主题集中于反思西方近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这与中国人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弯路与经验不谋而合。走出传统的“革命”思想和“梦想”,“都有一种和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的感觉”([美]史蒂芬·罗: 再看西方[M].林泽铨、刘景联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16.)。反思乃至批判成为各种思潮的普遍特色。当代社会思潮陈杂多样,主要内容类型有:反(anti-)类:对传统或主流观点的抗争与反对,如反全球化运动(anti-globalization);非(non-)类:与主流价值或形式的分庭抗礼,如各种倾向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NGO);新(neo-)类:对传统思潮的超越和发展,如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新威权主义
(neo-authoritarianism)、新资本主义(neo-capitalism)、新理性主义(neo-rationalism),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后(post-)类:对各种现代思潮的延展与挑战,如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s)、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等。(王建光:当代社会思潮及其对中国的挑战[J].探索与争鸣(上海),2004(10).16-18.)反思与批判有思想解放的进步意义,但是走向极端或无视对象就成了消极性的思潮。例如,“人人皆话语,个个谈文本,解构不离手,颠覆不离口”,成了西方后现代现代主义思潮的一大景观,其拒斥形而上学、反对理性主义、消解理想主义,消极倾向在于全盘否定、批判一切。中国是后发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难免受其感染,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主义理想的论调相苟合,对此应当保持足够警惕。
3.世俗性
大约近三十年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意识形态终结两股思潮撞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冷战”结束、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意识形态终结思潮主要冲击了中国一部分人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与理想。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散发着主体死亡、理想破灭、传统丧失、文化虚无、游戏人生的信息,虽然只是西方社会理想危机、信仰危机、文化危机的产物,但是它的消极颓废却毒害蔓延。同时期,中国走出革命理想主义的光环,踏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漫长之路,尽管光明在前、成就显著,而困难、迷惑、曲折还是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因而,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日益摒弃激扬浪漫,开始正面现实、正面人生,更多关注人生实际。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思潮中关于人的价值关怀淡漠有因:(冷东: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点[J].理论与现代化(天津),1998(11).37.)一是,两极对立的消解,政局多元化、多极化了,人们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对政治和价值观念冷漠;二是,英雄主义时代隐退,崇高与渺小的价值坐标消除,领袖与巨将不复产生,社会进入平民时代;三是,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达、高等教育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等因素带来了大众文化时代;四是,理性主义的弱化,人们规避“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节律,追求现实幸福。五是,市场经济继续造成人与自然、社会、人的多方面、多方位异化,单纯以金钱作为成功的指标和最高的追求目标,失去真正让自己来主宰自己的意识和主动权,有一种寄托的丧失感和信仰的缺失感,人类精神家园撼动。
4.实践性
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各种社会思潮往往徘徊在文化领域发挥学术作用。在此之后出现转机,世界思潮不再仅仅是“拥护道德或政治义务的伟大签名者”(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M].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6.),大都力图付之于行动、用之于社会或力争上呈于政府影响决策。也就是说,当代社会思潮增添了实践性取向。而且这种实践性与其全球化局势互相推动。社会思潮的全球化是各种价值观对话、交融的过程,最终消融了地域的界限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强势思潮得到立场不同、政治经济环境迥异的民族国家认同。由于全球化势不可挡,思潮的实践性就更具国际性和广泛参与性,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并且举旗与国际传统政治和外交分庭抗礼。联合国禁止地雷公约就是这样形成的,当今世界的绿色环保风潮也是受了生态思潮的鼓动而增强了阵势。
5.映照性
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超前与文化传播的强势,国际上各种社会文化思潮都会很快波及中国境内,在人们思想乃至行为方面引起反响。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是世界思潮的一种映照,这种映照或是直接的引进或是逆反的拒斥。例如国际上新
左派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之争在国内的响应,大都各自奉哈贝马斯或哈耶克等人为圭臬,对他们的观点与理想进行中国化表述。国际上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在中国引发了全盘西化思潮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对垒。从总体上看,当代社会思潮主要是欧美的声音,还缺少中国本土原发的声音。思潮的“输入”与“引进”状态表明中国在全球化中尚缺乏“话语权”,只是“被表述”的对象,还没有成为“表述”自我的主体,在价值评判标准和文化自觉方面难免被动
平凡的人因有理想信念而伟大,有理想信念者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漫漫人生,唯有急流勇进,不畏艰险,奋力拼搏,方能中流激水,到达光明的彼岸。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越来越围绕人才和知识竞争展开.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大学生是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群体,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唯有树立远大科学的理想与信念,这也是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所要求我们必须做的。
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罗曼·罗 兰也说:“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理想信念。”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 斯泰说“理想信念是指路明星,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真正的生活”。诸葛亮说:“志当存高远。” 宋代文学家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墨子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这足以说明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理想信念之花灿烂,理想信念之果甘美,经过我们辛勤汗水的浇灌,相信它一定会灿烂开放 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我要自觉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我也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诠释我的理想与信念,做一个21世纪的合格大学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二、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1.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1)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维当代社会思潮复杂多样,内容广博,含涉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生态、道德伦理等,无所不包无所不论,这对于思维活跃、求新求异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桌文化大餐。从思潮所研究的内容来看,既有以全球的视野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现实境况,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预测社会发展的趋势,描绘社会发展蓝图的,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全球化思潮、信息化思潮;又有从社会具体视角关注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政治制度和体制、文化制度和体制的现状及缺陷、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具体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和对策,解决现实问题,如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另外还有从价值伦理的角度探讨社会公平与正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善与恶、美与丑、平等、自由、民主、和谐等,从反思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进行质疑和颠覆的后现代主义更是风靡全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整个肌体。当代社会思潮内容的丰富性,关注问题种类和视角的多样性,解决问题方案的创新性、超越性和前瞻性,无疑开阔了大学生的视野,活跃了大学生的思维,拓宽了大学生分析问题的思路,激发了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促使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多向度思考。
(2)促进理性思考,更加关注现实当代社会思潮的理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大多都从元理论的研究转向对当下具体问题的关注,试图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风格各异,思路迥然。可以看出,当代社会思潮一旦被大学生所接受,必然引起他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现在有很多大学生非常重视国际共同关心的生态问题、粮食问题、人权问题、全球化问题等。
许多高校的大学生自己成立了环境保护协会,并义务搞一些环保活动。另外,大学生通过互联网发表自己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问题、价值伦理和一系列民生问题的看法,表达他们的愿望,尤其是关注国内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腐败问题、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假冒伪劣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道德滑坡问题等,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表自己的言论并提出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许多大学生都能够冷静的、客观的、辩证的看待这些问题,他们既能从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潮中找到这些问题存在的共性,同时也看到有些问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健全和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有些问题自然得以解决。所以,多数当代大学生对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2.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理想信念淡漠近三十年,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意识形态终结两股思潮撞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逻辑”,散发着理想破灭、主体消解、传统丧失、文化虚无、碎片思维的信息,它反本质、反规律、直观平面化的思维,放弃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终极层面的探索,开始正面现实,折射出西方社会理想危机、信仰危机和文化危机。后现代思潮通过电影电视中的“无厘头”、滑稽剧嘲笑传统、游戏人生。它虽然能够启迪大学生批判传统,大胆创新,发展个性,可它的消极颓废却腐蚀人的心灵,窒息人的深层思维,致使少数大学生理想破灭,信念动摇,感觉生活空虚无聊,处于虚无迷惘状态,失去了人生追求目标,沉湎于网络游戏。目前,我国每年都有一些大学生自杀,虽说不能完全归罪于后现代的虚无性,但也不能说与此无关。有些大学生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了,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思维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与后现代势不两立。也有部分大学生受西方敌对思潮如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社会主义信念动摇,共产主义理想丧失,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应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这样我国就很快赶上发达国家,国内现实问题就很快得以解决。
(2)价值取向唯功利化唯功利论是西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偏激体现,它主张一切从利益出发来衡量人的价值,部分大学生受此影响,学习和生活上也唯功利化和实用化。学习上追求实用知识的学习,热衷于那些毕业后能够对自己带来直接利益和实惠的专业,而那些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培养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部分人文学科却遭受冷落。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有这样一段话印证了这一现象,“有人花钱买智育,有人花钱买美育,有人花钱买体育,就是没人花钱买德育”。甚至有些大学生把自己的人生信仰也建立在功利基础之上,入党动机实用化。少数大学生把入党作为找到好工作的筹码。价值取向唯功利化、实用化的结果是人为物所役,失去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