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第一篇：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文章标题：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近年来,情感已成为社会学中一个相对新颖的主题。学者们对情感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相关的论文和书籍也越来越多,情感社会学理论初见端倪。

事实上,许多古典社会学家与当代的社会学家在其理论建构中都曾提及情感。比如迪尔凯姆曾分析过宗教式情感对团结的作用;韦伯的四种行动类型之一就是

情感行动,他还指出科层制发展得越完善,就越容易去除所有个人的情感因素;在霍曼斯的理论中,情感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换的社会资源;戈夫曼也曾分析过互动中的“脸面”与羞耻感。当然,这些社会学家对情感的分析是在其特定的研究背景下产生的,并未对情感做过系统的研究。

情感之所以在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处于边缘地位,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出于对情感的误解。过去一般以为情感是一种神经系统的冲动与本能的现象,因而往往被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仅成为生理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哲学家独断的研究对象。二是由于理性化的扩张。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理性化,是工具理性行动领域的不断扩展,因此社会学家把重点放在了对工具理性的组织与理性行动的研究上。不可否认的是中世纪之后,学术传统上理性主义的盛行与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大举扩张,也对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对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20世纪中期之后,在心理学对情感研究的进展中出现了情感究竟是天生的还是习得的争论,认知取向与习得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情感是受到外部世界或情境事件的影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学家研究情感的社会特征提供了依据。同时,20世纪一些西方哲学思潮对理性的怀疑和有限界定逐渐引起了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开始反思理性行动的假设。

近30年来,情感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进入了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社会学家逐渐认识到人类的行为不仅是由纯粹的工具理性所驱动的,情感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无法否定的。他们从各自的理论传统出发,将其研究领域拓展到情感的主题上来,发展了自己的命题和假设。因此,在情感社会学的发展中呈现出理论取向多样化的态势,情感社会学成为互动论、交换论、冲突论等理论中又一个新兴的分支。学者们着重从三个方面对情感做了系统的社会学研究。第一,情感的社会根源。社会学家不把情感视作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他们认为表面看似过分私密与内心化的情感可能会受到社会结构因素和文化规范的形塑。第二,情感的社会化。人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了情感知识、获得了情感能力,并且这种知识与能力根据个体所处的社会位置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和分化。第三,情感的社会后果。某些类型的情感会调节和控制人们的行动,从而对社会控制与群体团结产生影响。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说明,要对社会行为作完整的理解仅局限于理性行动是不充分的。

情感的社会根源、社会化与社会后果集中展现了社会学家对情感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贡献,下文将逐一作梳理。

一、情感的涵义

多数社会学家并不追求严格的情感定义。比如戈登(Gordon,S.L.,1981:556)把情感定义为感觉、表现性姿势和文化意义的一种从社会角度被建构的模式,该模式是围绕着与一个社会对象——通常是另一个人的某种关系而加以组织的。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A.R.,1979:551)认为情感是一个映像、一种思考、一段记忆与身体的合作——一种个体所意识到的合作。从他们对情感的解释中,我们总结出大多数定义指的都是情感的组成要素。一般来说情感包括了以下几个成分:(1)身体和生理感觉的变化;(2)姿势和表情的展现;(3)对背景或情境刺激的评价;(4)文化与社会标签。

身体的感觉包括内脏的和肌肉的感觉,主要是与肾上腺素的流动有联系的自主唤醒的征候:心跳和呼吸的加快、脸发红以及颤抖。

一种情感在情境中通过一个人外显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来表现。达尔文认为,某些情感的面部和姿势的表现是普遍的,情感性的表现在人类和较低等的动物之间基本上是连续性的。达尔文这种从先天的动物表情向人类表情的概括化受到了米德的批评。米德认为动物并不表现它们的情感,而人类却表现。人类按照他人的观点向自己指明自己姿势的意义,并按照想使自己的姿势所具有的意义来塑造它们。

对情境的评价或定义是指行动者对互动的客观条件与先在态度的主观意识。在所有的研究中,情境的社会定义都是人们赋予他们身体感觉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尤其是完全遵循了符号互动论传统的情感理论强调情感必须在行动者情境定义的过程中被社会性地建构。

文化与社会标签指的是包括我们如何获得、识别、表达和解释每种情感的词汇、评价性观念与社会维度。这些包括处在不同位置的个体可能会感觉到什么和不会感觉到什么,应该表现出什么和不应表现出什么的规则,以

及哪些情感能被成功地控制、哪些情感则不能的观念。

每一种情感都是由某种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与我们的身体感觉和姿势的不同结合而构成的。社会因素决定着在某个确定的时间内何种成分最突出。一种情感由身体的唤起而产生冲动,由我们对社会情景的解释而被赋予性质与方向。那么情感的社会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主观体验又是如何被塑造的呢?

二、情感的社会根源

肯普尔(Kemper,T.D.,1978:32)指出,关于情感的任何一种社会学理论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即绝大多数的人类情感都源于真实的、期望的、想象的或回忆的社会关系的结果。情感的社会知识在社会化过程中依赖于情感词汇与情感观念,并受到外部宏观因素的影响。在人们积累并内化了一定的社会知识之后,当期望与特定的社会情境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唤起情感。

对情感的社会根源的研究反映了情感研究最初的发展与日渐的分化,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社会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虽然两种取向所强调的社会刺激有所不同,但无论是社会建构论者还是实证主义者都在寻求情感的社会刺激根源,他们都试图把社会学的洞察力介绍到曾一度被心理学所独断的领域中。

(一)情感的社会前提

霍克希尔德和肖特(Shott,S.)是较早发展情感概念的社会学家,他们是社会建构论的主要代表。在他们看来,社会规范与文化规则是情感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生物特征相分离的,只有认知标签和社会场景才能区分出不同的情感体验。这就使得社会与文化规范几乎能独断地决定在既定情境下合适的情感。由于情境定义与文化标签是随着文化与时代的变动而变化的,所以情感亦是如此。霍克希尔德(1979:551)说,如果我们重新考虑情感的性质以及我们努力塑造它的能力的性质,我们就会被社会规则极大的施展范围所震撼。根据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剧场理论,感知规则(feelingrules)与展示规则(displayrules)反映了互动所在群体的更广范围的情感文化与情感理念,它们的存在促使人们进行情感运作(emotionwork),以控制情感,合适地呈现自我。肖特则遵循了符号互动论的传统,他总结道,在社会规范与内在刺激所设置的界限内,个体建构他们的情感。内在状态与暗示对情感体验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它们自己确定感觉,因为给生理状态以情感意义或无意义的是行动者的定义与解释(Shott,S.,1979:1323)。简言之,肖特强调了社会规范对情感的解释、表达与唤起的实质作用。

肯普尔也是情感社会学的先驱之一。最初他称自己的研究思路是“情感的社会互动理论”,但很快便转向了实证主义,与柯林斯(Collins,R.)共同发展了地位与权力的情感理论,并与肖特等学者展开了对话与交锋。与他们的理论取向相似的还有里茨维(Ridgeway,C.L.)和伯杰(Berger,J.),他们发展了地位预期理论。总的来说,实证主义者从另一方面把影响情感体验的抽象的结构因素抽取出来,他们反对文化规范决定情感的观点,注重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后果。这里的社会结构指的是行动者沿着权力和地位的关系维度相对于彼此的纵向排列。权力是指行动者拥有(或试图获得)强迫其他行动者做他们不希望做的事情的能力;地位是指行动者给予其他行动者的自愿服从,其特征是心甘情愿的尊重、接受和喜爱(Kemper,Collins,1990:34)。比如肯普尔的权力地位模型指出,相关的权力和地位的维持或改变会唤起个体特定的“结构性情感”。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则指出,在互动中具有权力和地位的个体会趋于得到高的情感回报。里茨维与伯杰在其情感预期状态理论中强调了地位预期过程对情感动员与运作的重要性。实证主义者主张情感与生物学有着重要的关联,不同情感的生理过程是不一样的。社会刺激与情感的生理过程的关系就像钥匙与锁的关系:特定的社会刺激开启特定的生理过程,以产生特定的情感,而这种社会刺激就是行动者的权力地位关系。换言之,权力地位关系的不同结果引发了不同的生理过程,后者又进一步与不同的情感相关联(Kemper,1981:339)。在肯普尔看来,情感的文化与社会规范确实存在,但这些是附带的,只是指出了现象的表面而未触及解释核心。文化通过规定处在不同关系中的行动者的权力地位的赏罚,明确说明不同场合的权力地位关系的意义以及具体行为与对象的权力地位关系的意义,从而在真实的(而非经过管理的)情感的产生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构论者只说明了管理的情感(managedfeeling)为何如此表现,却没有说明真实的情感(authenticfeeling)是如何产生的。

所以,根据肯普尔的观点,与其说建构主义者强调的是社会规范对情感的决定和制约,不如说他们赋予了行动者能动的、主观的定义情境与建构、管理情感的能力;而实证主义者则恰恰相反,他们注重的是在客观上决定真实情感产生的结构性因素。

(二)情感的社会唤起

社会建构论者与实证主义者都认为,情感唤起是由在情境中行动者的预期与经历是否一致的程度决定的,当二者高度不一致时,情感唤起就随之发生了。但他们所理解的情境对情感唤起的作用并不相同。社会建构论者强调行动者主观的情境定义对情感唤起的作用;而实证主义者则强调在经验上与情感唤起相联系的情境范畴。比如肯普尔认为权力地位模型可以为理解情感提供一套全面的关系情境的定义和解释,让我们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相关的权力地位的改变来预测特定的情感。特纳(Turner,J.H.)通观了各派的观点之后,指出每一种理论都只阐述了影响情感唤起的某种重要的作用力,缺乏全面的描述与综合的分析。所以,在此基础上他对各派观点作了综合与发展,分析了际遇中影响情境预期与情感唤起的主要因素。

特纳认为情境预期受到五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是人口作用力,即在际遇中在场的他人的人数与类别或性质;二是结构作用力,即包含在际遇中的地位位置的性质、数目与相互关系,尤其是行动者权力与地位的分化;三是文化作用力,即为参与际遇的各方行为提供指导与标准的一套符号系统,比如合适的情感类型与强度或感知规则,或者适当的仪式类型;四是交换作用力,即个体在所有的际遇中所激活的、而且他们在互动过程中所期望被满足的基本需求状态。这种交换的需求,具体而言,就是接受相关资源回报的需求、相信他人会履行义务的需求以及可以预言他人行动的需求等等。特纳认为,这些预期是相互关联的,比如依据公平的标准要求回报的交换需求是与规范和价值标准相联系的(Turner,1999:143)。

在此基础上,特纳指出由预期与经历的一致性所引发的情感唤起受到以下变量的影响:预期的性质、超过预期或没能满足预期的程度、自我的显著程度以及卷入到一致或不一致的经历中的程度、一致或不一致与他人直接认同的相关程度、对一致或不一致的原因所做的归因的性质。这些变量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唤起了情感。对此,特纳总结了16个命题。简单地说,当预期的满足归因于自我,自我就会被积极地评价,而且个体会维持在际遇中与他人的关系;当预期的满足归因于他人的内在状态或他人的类别,朝向他人的积极情感就会被唤起;当预期的满足归结于情境中的外在原因,情感的积极强度就会比较低。反之,当个体没有满足预期或接收到消极的认同时,如果归因于自我,朝向自我的强烈的消极情感会随之发生;如果归因于他人的内在状态,朝向他人的攻击性情感就会变得明显;如果归因于外部原因,朝向自我和他人的消极情感就会减弱。自我交谈会增加朝向自我与他人的积极与消极情感唤起的强度与持续时间,当这种自我交谈正确地指向情感唤起的原因时,个体会在当前及以后的际遇中体验到对自我与他人的更加积极的情感。

三、情感的社会化

尽管某些基本情感可能是先天的,但是对于大部分情感而言,儿童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了情感知识,获得了识别情感与管理情感表达的能力,而且这种情感知识和能力随着儿童所处的社会位置的不同而出现了分化。情感的社会化发生在童年,但会在一生中延续。尽管发展心理学家已经开始研究习得过程在塑造儿童情感方面的作用,但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在每一个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儿童获得了哪种情感知识等内容,而诸如社会阶层等结构性因素对情感社会化的影响却被忽视了。戈登、哈瑞斯(Harris,P.)与奥瑟夫(Olthof,T.)等学者在这一方面做了主要的理论工作,另外一些学者如莱维特(Leavitt,R.L.)与帕沃(Power,M.B)等则作了重要的经验研究。

(一)差异性情感接触

儿童所形成的关于情感的概念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而是来自对情感的接触,并且通常反映了广泛的情感文化。接触某种情感,即有机会经历或观察一种情感或者被告知关于该情感的某些事情,是对该情感概念化的前提。戈登(1989:325)的研究指出,儿童的社会位置,比如出生年代、社会阶层或性别等,通过社会潮流、历史事件、环境事件、照料者的行为或儿童自主的活动,使儿童接触到不同的情感。

儿童照料的社会分布可能是儿童情感接触多样性的主要根源。在性别、年龄、种族、阶层等方面异质性的照料者使儿童接触到不同的情感规范、词汇与表达风格。对儿童情感接触的分析应该从儿童在社会制度,尤其是在家庭、经济、教育与宗教中的地位与角色开始。这些普遍的制度构成了儿童的生活及其周围的情感分布。

从社会文化的规模上来说,随着社会阶层的流动、地区移民或民族的迁移,当儿童在有着相互矛盾的情感文化或情感能力标准的群体之间移动时,情感接触的多样性就出现了。儿童在不同的群体背景下习得不同的规范,与家庭成员和亲近的同龄人之间的密切互动使儿童接触到初级群体规范;当儿童的社会世界扩展到初级群体之外,他们逐渐意识到适用于所有人的社会规范。在更广的社会背景下,儿童还会获得特定的身份规范。

根据所处的社会群体的情况,儿童将以特定的顺序将不同的情感概念化。儿童通常较早地接触到那些在文化上被高度评价的情感,照料者可能会有意地通过创造现实的情境来引发它们。早期对某种情感频繁的接触会培育出对它较早的概念化。在友好的环境中出生与成长的儿童会观察与感受到积极的情感,所形成的“高兴”的概念要早于“难过”等消极情感的概念。相反,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更容易形成消极情感的概念。接触次序反映了当儿童从一种群体过渡到另一种群体时,比如从家庭到同辈群体,再到学校所需要的适应性调整。

随着儿童逐渐从与父母的互动转向与同辈群体和成年人的互动,他们就接触到多样的情感。同辈群体可能在情感上是多样的,这一异质性要求儿童去推断同龄人的情感反应而不是简单地投射他们自己的情感。儿童开始意识到人们对同一情境或人会有不同的情感反应。公共互动扩展了儿童的情感范围,通过从不同群体的角度来看待情感,儿童意识到了混合的情感。因为每一个群体都展现出不同的情感生活,激励着儿童产生新的情感概念。

多样性的情感接触使得儿童对情感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与分化,从而使他们更有环境适应性,更能胜任不同群体的要求。

(二)情感的能力

照料者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化来为儿童成为社会成员做准备,以此训练儿童的情感能力。通过学习理解照料者对言语与非言语的情感符号的使用,儿童在获取奖赏、获得人际优势、保护自尊等方面变得更加有效。像社会能力一样,情感能力也需要知识与行为技巧。戈登(1989:324)认为,情感能力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表达和解释非言语信息的情感姿势;(2)控制冲动的且不为社会所赞成的情感的外部表达;(3)同时感受与表达社会性适当的情感;(4)识别情感的文化意义;(5)妥善地处理令人苦恼的情感。

戈登指出,儿童对情感的识别是通过“由外及里”的方式习得的。通过成年人在一定的情境中对某种情感的面部表情与姿势表现的定义或反应,儿童逐步学会指向一个社会客体的哪一种感受和行动是彼此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背后的社会意义又是什么。通过观察我们自己的姿势与行动,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情感,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他人所观察和所报告给我们的东西——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他们对我们的姿势所作出的反应和姿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情感(Gerth&Mills,1953:55)。在谈话中使用某一情感的名称可以使儿童对情感的理解具体化。围绕这个符号性标识,这种情感身体的与文化的要素就能在认知上被组织起来。哈瑞斯与奥瑟夫用3个模型:唯我主义模型、行为主义模型和社会中心主义模型来表示情感能力获得的过程。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分别假设儿童首先通过自我观察、对他人的观察或通过社会团体的口头指示来学习特定的情境事件、表意性姿势与内在感受之间的联系。

莱维特与帕沃所做的关于儿童的社会化实践过程的调查研究,为上述理论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与补充。他们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社会性的日托机构已经替代了核心家庭成为儿童学习情感的主要场所,因此日托机构的成年人对儿童情感的反应会直接影响到儿童情感的社会化。他们对日托机构所做的调查表明,成年人往往并不关心儿童的实际感受或者不对儿童的直接感受作出反应,却往往明确地阐明如何合适地表现情感,以此来增进儿童与其他同龄人或成年人的互动。成年人一般不太可能把文化规则强加于儿童的内部体验上,但是却很有可能强加或强化文化的表现规则。当成年人强调表面情感的展示时,儿童就被教给模仿“适当的”情感行为,情感的真实性与理解就变得不再重要。当儿童被教给压抑、否定,并把深层的情感重塑到不一致的表面展示中时,一种社会中心的、他人取向的自我最终就独立于原有的那个自我而存在了。儿童便逐步懂得了在内心体验到的情感不必要在行为上加以表现。较年长的儿童较年幼的儿童更能知觉到有关情感表现的恰当的社会规范。如戈登(1981:584)所说,表情与内在感受的分离是儿童的一项发展成就。情感不仅作为一种理念,而且作为互动的实际资源而被习得,这取决于其他人如何对儿童所做的策略性表现的各种尝试作出反应。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就越有可能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感觉、理解多样的情感,或认为他们能够改变或隐藏自己的情感。

四、情感的社会后果

大多数情感社会学家或直接或含蓄地假定情感激发了后续的行动,他们认为引导和激发微观行动的关键机制是情感,情感渗透在互动中,情感法则或过程统制着互动,而且我们可以通过情感来进一步理解相关的宏观现象。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某些情感类型与社会控制的结果联系起来;二是揭示情感在群体团结和社会团结中的作用。最后,笔者还将一些中国的本土研究纳入本文,以说明情感对中西方社会行为的不同影响。

(一)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

情感对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的作用可以说是互动论传统在情感领域的扩展,但是不同的学者由于原有的理论取向的差异,各自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剧场理论延续了戈夫曼剧场化的分析,她认为情感是在情境规范与文化观念的规制下所运用的表演。她是从情感文化与情感理念出发来研究情感管理与自我呈现的,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的观念,比如在不同的情景中,人们能感觉到什么,应该感觉到什么和不应感觉到什么,应该以什么方式去表现等等。她指出,行动者会在不同的场景中,根据感知规则与展示规则进行情感运作。所谓的情感运作,就是管理情感,个体不仅改变外部的表达姿势而且试图改变内部感受,以期运用适当的情感,合适地呈现自我。正如特纳所指出的,霍克希尔德所做的文化理念对情感感知与展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在肖特、斯特莱克(Stryker,S.)和舍弗(Sheff,T.J.)等学者的理论中所强调的自我的核心概念,对这种开创性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概念支持。

肖特的角色领会的情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互动论的一极——芝加哥学派的原则,所以他很自然地描绘了“角色扮演的情感”。他把情感的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联系起来,因为人们有一种内在的把自己当作客体进行对话的能力,他们从真实或想象的他人的视角来看待和衡量自己。当个体充当他人的角色时,就会唤起和标识角色扮演的情感,而这在肖特看来,是激发规范行为与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角色扮演的情感有两种类型:一是直接指向自己的反思性情感,包括负罪感、羞耻感、尴尬感、自豪感与自负;另一种是移情式情感,它是通过想象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来体验他人的感受来唤起的。反思性情感激发了自我控制。个体根据想象他人对他或她的思想或行为的反应而体验到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当感到羞耻、罪恶或尴尬时,行动者会约束自己非常规的或越轨的行为,并经常做出利他的行为以减轻消极的情感,恢复或重建自尊。自豪感与自负也会以愉快的情感作为奖赏而鼓励规范与道德的行为。移情式情感往往会激发利他行为,相比其他任何一种情感,移情通过分担他人的痛苦或分享他人的快乐而让我们与他人的联系更加地紧密。所以,他认为,任何一种角色扮演的情感都通过鼓励自我控制——使大多数人的行为即使在没有外在奖赏或惩罚的情况下都遵守了社会规范,进而促进了社会控制,这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时时监控与制裁每一个人的行为,自我管制必须成为多数社会控制的基础。他还指出,符号互动论者仅仅关注到了自我控制的认知方面,但是如果没有情感伴随,角色扮演的能力对于社会控制几乎是无用的(Shott,1979:1329)。

斯特莱克(Stryker,S.)则是互动论的另一极——衣阿华学派传统的中坚,他的情感理论是其自我认同理论在情感主题方面的探索。他把自我概念化为是由按照等级排序的多重身份构成的,身份指的是内化的社会角色。那些在显要序列中居高的身份趋于引导角色行为。情感根据角色演出是否符合身份设定来激发个体的规范行为。所以一个人越是专注于某一身份,就越依赖于他人对其该身份演出的积极评价。当一个人的角色演出从文化价值、规范期望和情境定义来看是失败的,消极的情感反应就会标识出来;反之,当角色演出是成功的,情感也会做出相应的标识。这样,情感就促使人们按照与规范期望、文化价值与情境定义相一致的方向去扮演自己。

与前两位学者不同,舍弗(Sheff,T.J.)试图将互动论观点融入到心理分析理论中来,他把关注点放在了羞耻感会产生遵从的功能上。他指出羞耻感是一种社会情感,它来源于个体的自我总是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持续不断地监控自己的行为。他借用了刘易斯(Lewis,H.B.)对羞耻感的划分:一种是显然的、混杂的羞耻感,人们可以体验到痛苦的感觉,这些感觉被冠以“愚蠢”、“懦弱”等名称,即这种羞耻感被这些名称所掩饰,人们试图掩藏这种痛苦状态;另一种是被回避绕过的羞耻感,人们通过过分活跃的思想、讲话或行动来避免感受痛苦,这种羞耻感被直接回避了。这两种羞耻感的能见度都很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羞耻感似乎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又通常无法观察到。尽管有高度自尊的个体能忍受不服从所带来的羞耻感,并且不易屈从想象的社会压力;而那些自尊较低的个体则可能会过度地、严格地服从。遵从及其伴随的自豪感和羞耻感根据其程度与类型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渗透性的社会制裁系统。人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系统具有强迫性是因为情感——一方面是自豪感所带来的快乐与奖赏;另一方面是尴尬感、羞耻感或羞辱感所导致的惩罚。与正式制裁不同的是,遵从这种情感系统事实上可以随时出现,但却无法看见。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包含了一个生物社会系统,它以无声的、连续的以及无法看见的方式在社会成员内部发挥着作用(Sheff,1988:396)。

(二)群体团结与社会团结

“社会何以可能”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不同的理论传统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出解释。进化论传统关心的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如何获得了组织性和社会性的提升。特纳(2001:118)以为,人类和猿拥有98的共同基因,人类建立起灵活紧密的社会联结,而猿则保持了较低的社会性,其原因在于自然选择重新组织了大脑神经,使人类获得了在大脑皮层理性地控制情感反应的能力,一旦这种控制存在,情感就可以用来铸造强有力的社会联结,从而增强人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

交换网络理论与互动仪式链理论都试图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现代社会的行动者追逐各自特殊利益的时候,是什么力量将他们聚合在一起?他们的分析对象不是行动者本身,而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前者关注的是交换关系,后者关注的则是互动仪式中的关系。当他们的视野延伸到情感领域时,就分别将侧重点放在了情感在维持这两种关系的功能上。劳勒(Lawler,E.J.)及其合作者们发展了一种交换网络的情感理论,以此来说明社会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在促成群体团结中的作用。这一理论特别关注社会交换所需要的共同行动(jointactivity)以及在共同行动中的情感反应对群体团结的影响。任何一个社会互动都需要共同的行动来完成其或隐含或明确的任务,这种共同性有两个基本尺度:第一,行动者的个体贡献不易被确定,或很难从其他人的贡献中分离出来,这就是共同任务的非分离性;第二,行动者很难把产生积极情感的成功的荣誉全部给予自己,或把产生消极情感的失败的谴责全部给予其他人,这是共同任务的共享责任(Lawler,2001:333)。

归因研究表明有一种追求私利(或快乐主义)的归因倾向,也就是说,个体往往会把好的事件或行为作内在归因,而把坏的事件作外在归因,这种倾向被视为交换关系的重大威胁。然而在共同行动中对成功或失败的共享责任的感知越深刻,行动者就越倾向于把所产生的情感归因于诸如关系、网络或群体之类的社会单位。由成功交换所产生的积极情感的群体或网络归因排除了追求私利的偏见,同时增强了对自我的自豪感与对他人的感谢;反之,由失败所带来的消极情感的群体或网络归因则没有排除追求私利的偏见,这样,行动者对他人的愤怒就会多于对自我的羞耻感。因此,积极情感的群体或网络归因会增加行动者对社会单位的情感依恋,而消极的归因则会促进行动者的情感分离或疏远。劳勒指出生产性交换,即协调行动或联合资源以产生共同利益的交换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交换所需要的相互依赖的程度都更高,所以,生产性的交换任务有最高程度的非分离性,也会产生最强的分享责任。如果成功则会导致最强烈的愉快感受,如果失败则会产生最强烈的消极感受,从而可能对内聚性和团结造成影响最大的情感后果。

那么网络是如何转化成群体的?劳勒指出,在积极联接的网络中,成功的双边交换会增加双方行动者与其他人交换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处于积极情感状态中的人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会更加合作与包容,或者说积极连接的网络应该会促进情感从一个双向交换关系扩大到另一个。因此,在积极联接的网络中,成功的双向交换会增强对网络以及特定的交换关系的情感联结;而在消极联接的网络中,成功的双向交换会增强对交换关系而不是对网络的情感联结。在积极联接的网络中,重复交换用密切的纽带把网络转化成群体;但是重复的不成功的交换则会阻碍群体的形成,并产生一个以稀疏松散纽带连接的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增强联结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抵消团结的力量,即身份的丧失。人们具有一种极限,过了这一极限,人们就会有一种自我丧失感。当这种自我丧失感增强时,个人就会体验到一种消极的情感,从而竭力想从网络中撤离出来,这就会降低网络的团结。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学应以面对面互动的概念为基础,或者说宏观的社会结构是由个人间的微观际遇产生并支持的。他认为“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系统单位,而是通过仪式参与和仪式性符号能彼此感觉到团结的人们的集合。在成功的互动仪式中,通过共同的关注焦点与共享的情绪建立起高度的情感协调,其结果是产生成员之间的团结感。共享的情绪最初是短暂的,但是通过互动仪式将其转化为长期的“情感能量”(emotionalenergy)。高度的情感能量是一种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积极与渴望的感觉,人们可以从互动参与中感受到共同的成员身份。高度的情感能量还会产生利他行为,并且通过高度关注集体的象征性符号而产生保卫与尊敬集体的意识。所以,科林斯认为正是互动仪式中的情感能量将人们聚合在了一起,导致了社会团结。

(三)特殊主义行动与“面子工夫”

与西方学者在该领域所做的研究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学者或社会心理学者,如金耀基、黄光国、翟学伟等则展开了对中国的本土概念——“脸面”、“人情”的富有特色的研究,尽管他们所做的并非纯粹的情感研究,但是他们所分析的“脸面”、“人情”以及“耻感”对华人行为的影响是情感的跨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所以有必要提到他们关于情感方面的分析。尽管几位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均把“人情”与“面子”作为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重要概念。

首先,关于“人情”。黄光国(2004:11)概括了人情在中国文化中的三种含义:一是指个人在遭遇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一个人要做到通情达理,应该在了解别人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之后,能够喜其所喜、哀其所哀,甚至能投其所好、避其所恶。二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含具体的金钱、财货或服务,而且还包含抽象的情感。三是指中国社会中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金耀基(2002:105)也特别指出,人情不同于感情。他认为西林(Silin,R.)把人情译作humanobligation似乎更接近“人情”一词的本义。人情可以解释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之规范。“送人情”这类的惯用语表明,人情在人际交往中是一种资源或社会资本。所以第二种与第三种含义对中国人的行为有特殊的影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借用黄光国关于中国人际关系的划分: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笔者以为二位学者所说的人际关系之规范主要是针对混合性关系的。而这种关系的特色在于,交往双方彼此认识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并不深厚,一般而言,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其交往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这种混合性关系,或者说这种特殊的情感关系产生了一种伦理意义上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尽管霍曼斯也曾提出情感可以作为社会交换的资源,但是在西方社会中,情感远不像在中国社会中这样富有差序性和特殊性。所以,处在差序性关系网络中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并非工具性的,也不遵循公平的交换原则,而是根据亲疏远近所采取的特殊主义的行动。因此,人情是一个特殊的本土概念,它包含了关系网络中的义务规范、回报规范,且与等差性的关系格局紧密相关,由此导致了中国人特殊主义的行动。

其次,关于“脸面”。根据戈夫曼对“脸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脸面”不是中国人或东方人所特有的,但西方语境中的“脸面”与中国语境中的“脸面”是不同的。几位学者的研究大体上都认为,在中国,“脸”代表了个人的人格和品性;“面”代表了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声誉。金耀基认为在粤语中,并不区分脸与面,而“面”的含义就包括了脸与面,所以他建议将“面”区分为“道德性的面”与“社会性的面”,以此来替代我们所谓的“脸”和“面”之分。翟学伟(2001:76)指出,中国人与西方人“脸面观”的重要区别在于,“脸面”在西方只用一个词“face”表示,这隐含了脸和面子在西方是同质的,即“个人对自己形象的塑造和所具有脸的资源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与他人关系的建立和获得面子资源的多寡”;而在中国,面子资源的多寡是与等差性的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的。在其脸面四分图模式中,他还指出那种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讲理想、讲骨气的人在他人心目中没有获得较高的地位,反而被讥讽为“不通情达理”、“做人太认真”或“不会做人”。可见,中国人的“脸面”是异质的,在“脸”上下的工夫越多,反而越得不到面子。

那么在中国“丢脸面”所产生的情感,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行为?金耀基分析了“社会性的面”、“道德性的面”与“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丢“道德性的面”即“丢脸”会产生“耻感”,但这种“耻”不是由于违反了规范或逾越了规则,而是因为“自我”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而产生的道德上的自律自责;而失掉“社会性的面”即“失面子”也会产生“耻感”,但这一“耻感”则是因为失掉了社会身份和地位所导致的一种羞辱感,这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事。为了避免前一种“耻”,个人要加强自己的人格道德修养;为了避免后一种“耻”,个人则必须“争面子”。根据翟学伟的观点,“面”比“脸”更重要,所以中国人讲做人的重点放在了“争面子”,而不是“争脸”上。由于面子意味着社会地位和关系网络,所以拉关系、撑门面成为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特点。在人际交往中,不仅要给自己争面子,还要考虑到他人的羞耻之心,要给人“留面子”。尤其是在混合性的关系网络中,更是要处处维护别人的面子,这就发展出一套“面子工夫”。“面子工夫”由于太着意于维护面子(自己的以及他人的),因而导致了种种表面无违、内外不一的“形式主义”(金耀基,2001:125)。

对“脸面”的分析可以说明耻感对中西方社会行为的不同影响,在西方它会导致前台行为与自我控制,而在中国却会导致复杂精致的“面子工夫”。

五、结语

众多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情感不是简单的、个体的生理机体现象,它还受到诸如文化规范、社会结构等宏观因素的制约;同样,对情感的管理与控制也不仅仅是个人互动意义上的,它还可能影响到社会控制与社会团结。情感与理性不是对立的,对情感的控制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是人类理性的表现,它不能等同于人类知识思维理性化的趋势。

近30年来,社会学家们在该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产生了丰富的命题与假设。这些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把情感过程作为社会现象作进一步的理解;二是把情感概念与过程应用在诸如越轨与社会控制、婚姻与家庭、性别角色、群体团结、精神健康和分层等领域。正如索伊斯(Thoits,P.A.,1989:338)所说的,该领域已经从概念与观点发展的幼年阶段走进了理论细化与探索研究的孩童时期。

致力于情感社会学的研究者迫在眉睫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进行严格的、系统的假设检验。因为迄今为止,微观层次上某些理论已经非常细致,可以允许进行认真的假设检验了;而且情感社会学家们也不得不直面测量与方法论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到该领域的合理性与发展。这些问题也许并不是难以克服的,但是依赖于下一步认真的经验工作。

参考文献：

金耀基,2002,《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黄光国等,2004,《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出版社。

翟学伟,2001,《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乔纳森·特纳,2001,《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Collins,R.2004.InteractionRitualChain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Gerth,H.,Mills,C.W.1953.CharacterandSocialStructure.Boston:BeaconPress.Gordon,S.L.1981.“TheSociologyofSentimentsandEmotion.”inM.Rosenberg,R.H.Turner(eds.).SocialPsychology:SociologicalPerspectives.NewYork:BasicBooks.——.1989.“TheSocializationofChildren’sEmotion:EmotionalCulture,Competence,andExposure”,inC.I.Saarni,P.Harris(ed.).Children’sUnderstandingofEmotion.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Harris,P.,Olthof,T.1982.“TheChild’sConceptofEmotion.”inButterworth,G.,Light,P.(eds.).SocialCognition:StudiesoftheDevelopmentofUnderstanding.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Heise,D.R.1979.UnderstandingEvents:AffectandtheConstructionofSocialAc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EffectsofEmotionDisplaysonSocialIdentification.”SocialPsychologyQuarterly,Vol.52,No.1.Heise,D.R,Morgan,R.1988.“StructureofEmotion.”SocialPsychologyQuarterly,Vol.51,No.1.Hochschild,A.R.1979.“EmotionWork,FeelingRules,andSocialStructur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85,No.3.——.1983.TheManagedHeart:CommercializationofHumanFeeling.California:CaliforniaUniversityPress.Kemper,T.D.1978.“TowardaSociologyofEmotions:SomeProblemsandSomeSolutions”,TheAmericanSociologist,Vol.13.——.1980.“Sociology,PhysiologyandEmotions:CommentonShott.”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85,No.6.——.1981.“SocialConstructionistandPositivistApproachestoTheSociologyofEmotion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87,No.2.——.1987.“HowManyEmotionsAreThere?WeddingtheSocialandAutomaticComponent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93,No.2.Kemper,T.D.,Collins,R.1990.“DimensionsofMicrointeraction.”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96,No.1.Lawler,E.J.,Yoon.J,1996.“CommitmentinExchangeRelations:ATestofaTheoryofRelationalCohes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61,No.1.Lawler,E.J.2001.“AnAffectTheoryofSocialExchang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107,No.2.Lively,K.J.,Heise,D.R.2004.“SociologicalRealmsofEmotionalExperienc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109,No.5.Leavitt,L,Power,M.B.1989.“EmotionalSocializationinthePostmodernEra:ChildreninDayCare.”SocialPsychologyQuarterly,Vol.52,No.1.Pollak,L.H.,Thoits,P.A.1989.“ProcessesofEmotionalSocialization.”SocialPsychologyQuarterly,Vol.52,No.1.Ridgeway,C.L.1982.“StatusinGroup:TheImportanceofEmo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47,No.1.Sheff,T.J.1983.“TowardIntegrationintheSocialPsychologyofEmotion.”AnnualReviewofSociology,Vol.9.——.1988.“ShameandConformity.”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53,No.3.——.1990.Microsociology:Discourse,EmotionandSocialStructure.ChicagoUniversityPress.Shott,S.1979.“EmotionandSocialLife:ASymbolicInteractionistAnalysi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84,No.6.——.1980.“ReplytoKemper.”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85,No.6.Stryker,S.1987.“TheConstructionofSelfandtheReconstructionofSocialRelationship.”Advancesingroupprocesses,Vol.4.Turner,J.H.1999.“TowardaGeneralSociologyTheoryofEmotions.”JournalforTheoryofSocialBehavior,Vol.29:2.《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第二篇：毒品社会危害性的现状与趋势研究

毒品社会危害性的现状与趋势研究

摘要：近代以来，毒品问题一直困扰中国，毒品在极大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近年来，以冰毒、摇头丸、K粉等苯丙胺类的新型毒品犯罪愈演愈烈，毒品种类不断推陈出新，犯罪手段趋于智能化、隐蔽化和武装化，犯罪区域也由东部沿海、西南边境扩大到整个内陆地区，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本文试图分析毒品犯罪的现状和趋势，为将来打击毒品犯罪的工作提供对策和借鉴。

关键词：毒品、社会危害、趋势

一、毒品的概念

“毒品”在国外则被称之为药物滥用。在我国，根据《刑法》第357条的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这一规定一方面列举了6种常见的毒品。并指出了毒品的范围包括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而另一方面也从内涵上指出了毒品的本质特征是能够使人形成瘾癖。

目前在传统毒品久禁不绝的同时，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所谓的新型毒品，即相对于海洛因、大麻、可卡因等传统毒品而言，由人工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类毒品，直接作用

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人兴奋或抑制，具有成瘾性的精神药品。因其人工合成的属性和易于隐藏在娱乐场所等特点，新型毒品也被称作“实验室毒品”、“俱乐部毒品”。

无论是传统毒品还是新型毒品，都引发了大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多种疾病的扩散传播，不仅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幸福，更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因此，深入分析毒品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大致预测其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发展趋势。对采取防范与打击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毒品的危害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吸毒贩毒现象又死灰复燃。对此，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贩毒活动，制止吸毒活动蔓延。但是，毒品滥用的势头没有明显减弱，境外毒源有增无减，国内吸毒人数不断增多，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4年４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已达258万人，①据时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介绍，在这些吸毒人员中，阿片类138万人，占53％；合成毒品117万人，占45％；其他３万人，占2％。特别是合成毒品，因其兴奋、致幻等特殊功效越来越受到吸毒者的青睐和追捧，滥用人数年均增长36％。其中，35岁以下青少年占75％。这还仅仅是统计出来的数据，实际情况还远不止于此。因此，我们面临的禁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一）毒品是严重的人类公害。当今的西方世界，吸毒

已经泛滥成灾，成为一种除之不绝的社会毒瘤。据联合国的一项报告指出:白1978年后的十年问，世界毒品贸易额增长近三倍，约6000亿美元，占国际贸易总额的9%，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军火交易的巨大“产业”，仅美国就高达2500亿美元。世界卫生组织近年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76亿人吸食阿片类毒品;4800万人使用可卡因;吸食大麻者人数更多。正如1987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世界反毒大会上曾警告说:“滥用毒品同以前若干世纪里瘟疫在世界许多地区恶性泛滥一样，对现代和未来若干代人是同样可怕的危险，如果不控制这种危险，其后果将比瘟疫的祸害更为严重和可怕。”

1985年，美国因吸食毒品过量而中毒死亡的有1876人。1987年，全世界因吸毒死亡的有6860人。毒品瘟疫无孔不入，已波及五大洲所有国家。众多的“瘾君了”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毒品。

（二）毒品严重危害社会发展基础的青少年。青少年是最易受到毒品侵害的高发人群，根据近年来的调查，绝大多数吸毒者初始的吸毒年龄是15—35岁。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儿点:（1）好奇心驱使及同伴的诱惑。（2）腐朽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认为吸毒是“范儿”的表现。（3）一些毒品贩了暗中以“享受”为诱饵来迷惑无知的年青人使他们纷纷坠入罪恶的深渊。这些青年一旦染上毒瘾，在个人的行为上就会发

生明显的改变，原本勤奋变得懒散，彬彬有礼变得孤僻白私、脾气暴躁、不关心他人。对学习、工作兴趣减低，而对毒品心醉如痴。他们沉溺于毒雾中消磨宝贵的青春。长期吸食毒品还使得青年人无精打采、面色诲暗、身体瘦弱、形容枯稿。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新兴毒品纷纷亮相，给本来严峻的毒品形势又增添了复杂性。比如，最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的“舞会药”（party drugs或club drugs)，是一种在夜总会、酒吧、迪厅等娱乐场所中滥用的一类精神活性物质，包括中枢兴奋剂、致幻剂和一些中枢抑制剂。“舞会药”在全世界形成流行性滥用势头，滥用的群体从早期的摇滚乐队、流行歌手和一些亚文化群体蔓延至以青少年群体为主的社会各阶层;滥用种类从大麻、可卡因等传统麻醉品发展到以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即摇头丸)、甲基苯丙胺等具有更强烈效应、毒性更大的精神药物为主。这些药物都具有很强的精神依赖性。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面临着继海洛因之后的又种类毒品滥用的威胁。

（三）毒品毒害社会风气。我国的某些地区，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大城市，一旦出现吸毒现象便会在人群中迅速蔓延，传播到社会的不同阶层。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某戒毒所接收的吸毒人员情况为:个体户及待业人员为主占80.95，干部、公司职员、企业经理、文艺工作者、司机、列车员占IZ%，学生、退伍军人、公安干警、教师、保

育员占5.5%。在一些饭店、旅店、咖啡店、歌舞厅、游戏室等公共场所，吸毒人员可以公开、半公开吸食享用毒品，这也是吸毒人员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吸毒这一丑恶社会现象的泛滥、蔓延，严重地破坏了社会风气，对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冲击不可谓不小。

（四）毒品严重破坏社会经济。根据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局公布的最新数字，1998-2001年全球主要毒品滥用人数408.3万人，占全球人口6.652%美国2000年12-17岁的青少年中有615000人滥用过“摇头丸”，比1995年增加130%;18岁至25岁青年有4014000人滥用过“摇头丸”，比1995年增加318%，每年有儿十万瘾君了因吸毒丧命。全球毒品交易额约达8 000亿至10 000亿美元，毒品蔓延的范围已扩展到五大洲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毒品消耗着人类的财富，使全世界每年有千亿美元化为灰烬。除了直接经济损失之外，每年因治理毒品犯罪支出和安置因毒品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都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

（五）毒品诱发腐败。建国初期的1951年，发生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巨款案，细思其原因，除了二人世界观、价值观变质的原因外，刘青山吸食毒品成瘾也是一个及其重要的因素。，使得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变成了人民的罪人。据媒体调查，湖南省衡阳县2015年查处的61名涉毒官员包括县政府办、交通运输管理局、农业局、国土局、住建局、建

工局、水利局、人民医院、中医院等单位的党政官员。其中，仅县交通局查出的涉毒官员就达8人，包括该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华某某，副局长赵某某，驻车站运输管理办公室主任凌某等，交通局近乎成了毒窝。②而公职人员的工资基本不可能支持得起毒品的消耗，这就必然有人铤而走险涉身腐败。

除了上述危害之外，毒品还与洗钱等经济犯罪，绑架、抢劫等暴力犯罪有这十分紧密的因果关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而言，毒品进一步扩大了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和效果，同时还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与前文所述类似，治理这些问题所消耗的社会资源也是十分的巨大。

三、当前毒品犯罪的趋势

1、从种类来看，新型毒品种类不断增多。目前，我国被普遍滥用的新型毒品除冰毒、摇头丸等苯丙胺类毒品外，还有氯胺酮(K粉)、三唑仑、安纳加、咖啡因、盐酸丁丙诺菲、安眠酮等，且种类呈不断增多的趋势。

2、从毒品来源地来看。以国内制造为主，但“金三角”地区、某些周边国家和欧洲向我国渗透的情况逐年增多广东、福建虽然仍是我国制造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的重点地区．但近几年侦查工作的实践表明．境外运毒的情况日趋严重。2001年以来，贵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新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省都查获了来自“金三角”地区的冰毒

和摇头丸 此外，欧洲的比利时、荷兰等国家，也在大量向我国输入新型毒品。

3、从毒品流向上看。呈现出国内生产制造的毒品和境外毒品互相流动。根据联合国禁毒署2002年报告称。全世界冰毒缴获量，中国占了50％。2000年以来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查获在我国生产制造并被走私运出境的冰毒等精神药物毒品大案就有30多起。冰毒流向境外的情况日趋增加和严重。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制造的毒品流向境外的趋势也有扩大，据新闻报道，近期菲律宾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中发现的毒贩中，也有不少是中国人。

4、从消费市场看，娱乐场所吸食新型毒品问题日益严重。1991年以来，我国共缴获的摇头丸，咖啡因、氯氨酮等精神药物，主要消费地点是歌舞娱乐场所。从2002年到2004年公安部共组织对400余家娱乐场所进行暗访。发现90％以上的歌舞娱乐场所有着吸贩摇头丸、氯胺酮等苯丙胺类毒品的问题。③吸食新型毒品的群体也在逐步由社会无业人员向其他阶层扩大。

5、从犯罪形态上来看，共同犯罪突出。结伙犯罪、有组织犯罪,是目前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国毒品犯罪中最普遍、最典型的形式。④由于毒品贩运往往是跨地区进行，前后流程较远,而且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加大了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贩毒分子在境内、境外相互勾结,在长期的过

境贩毒以及国内的运输、分销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集团化的黑势力或销售、贩运的团伙，也有黑社会性质团伙的作案内容增加了毒品犯罪。

从以上分析的情况来看，我国毒品犯罪现象和危害日趋严重，打击毒品犯罪任重道远。当然，造成当前毒品犯罪日趋严重的原因不仅仅是这几个方面，还有很多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应当进一步从立法、宣传、管控、协调、教育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深入完善社会治理，系统性防控毒品犯罪，以减少毒品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

参考文献：

①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40625/newgx53aab72e-10587424.shtml。2014年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５日电（记者陈菲、邹伟）

② http://news.scol.com.cn/gdxw/201511/54135114.html。2015年香港《商报》11月18日报道。

③王盛，新型毒品犯罪的发展趋势分析[J]，《大观周刊》第28期，总第588期。

④蒋和平,我国毒品犯罪现状及其趋[J],

第三篇：KTV发展现状与趋势

KTV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个行业的发展总是有其内在的规律，这关乎到经济的发展，地域的不同，客人品味的提升，玩法的变化等。下文就和量贩式KTV相关的行业动态，KTV行业目前发展的现状，做一个概括性的分析，供大家借鉴。

1、量贩式KTV娱乐新需求，需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服务

由于KTV产业属于娱乐事业，与流行息息相关，而且消费者的需求日益复杂，除在意装潢格调、音响质量、伴唱带质量、餐饮口味服务外，业者必须经常调整营业内容及设施，提供各种不同的娱乐服务给消费者，如可上网、看电视、玩网络游戏等，以满足消费者欢乐及新鲜的心理需求，进入2014年，消费者具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宝乐迪提倡满足消费者的社交需求，全国开业门店PK打榜，与隔壁包厢pk同一首歌，在唱歌的同时交友，在娱乐的同时扩大自己的交友圈。而且，现在社会，人员流动越来越大，同窗4年的大学舍友可能在毕业后见面的机会比较少，却怀念大学期间通宵嗨歌的情形，而在全国180多家宝乐迪，可以满足他们的交往需要，而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KTV行业如果不推陈出新，很难在KTV行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2、量贩式KTV经营者需建立透明良好形象最大的化的树立自己特色的招牌形象

由于市场上KTV家数众多且消费者意识抬头，因此在选择时，具有良好形象及合法执照的KTV较能获得青睐。另外，前几年公共意外频传，消费者在选择店家欢唱之际，安全性的考虑就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业者必须加强安全消防措施的设置，提供一个让消费者可以安心消费的休闲场所，而且2013年发生的哈尔滨某女生触电身亡事件，不得不让投资者更加注重k歌环境的安全问题。

此外，量贩式KTV应该树立自己的招牌形象，现在全国连锁KTV的企业品牌是中国KTV

行业中首批认识到企业形象对KTV长期经营的作用的单位，开始发展全国连锁，与他们形成同一的企业标识系统，统一的企业形象、企业文化，形成强大的品牌优势有明显的关系。这无疑在长期战略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KTV企业的长期发展应建立连锁体系

连锁经营可造成规模经济，使得营运成本大幅降低，且让品牌曝光率增加，增加消费者的心理认知。而且透过管理职能专业化，如分店负责各地的营业行为，总公司统筹资金调度、伴唱带购卖、广告等事宜，使服务流程可一致化及标准化，使得获利能力可有效提升。

第四篇：智慧社区现状与趋势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及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社区的应用不断发展，社区将变得更加智慧，赛迪顾问认为智慧社区正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智慧化应用将渗透到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智慧社区应用现状

1.物联网技术在社区应用还较少，智慧应用处于初级阶段

为了规范住宅智能化建设，建设部住宅产业化办公室早在1999年12月就出台了《全国住宅小区智能化系统示范工程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智能化小区是智慧社区的前身，主要强调三方面内容，包括安全防范子系统、信息管理子系统、信息网络子系统。为了促进平安城市建设，公安部于2005年提出了3111工程(安防工程)，3111工程的推进对于小区安防水平提高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早期的智能化小区模式实现了设备的自动监控但并未实现自动控制网络与互联网的互联。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自动抄表、智能家居等物联网应用走进社区，进入家庭，智慧应用逐渐增多，智能家居成为最有潜力的物联网应用领域之一。

近年来，充分融合了物联网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的智慧社区解决方案逐渐出现，并在一些发达地区实施。智慧社区典型应用包括智慧家居、智慧物业、智慧政务、智慧公共服务。智慧家居是融合家庭控制网络和多媒体信息网络于一体的一个家庭信息化网络平台。家庭控制网络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接入因特网(Internet)、公众电话网、广电网、社区局域网等网络，通过家庭网关实现电子信息设备、通讯设备、娱乐设备、家用电器、自动化设备、照明设备、保安(监控)装置及水电气热表(或概称的三表三防设备)的控制与设备间协同。智慧物业利用小区视频监控网络、各种传感器网络及小区宽带网络构成物联网系统，实现智慧的保安消防、垃圾回收清运、停车场管理、日常设备检修与维护、环境监测、电梯管理等智慧服务。智慧公共服务利用信息共享与集成技术，实现社区医疗服务、“一站式”缴费服务、电子商务服务、养老服务。特别是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使得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实现智能化，打破老人独自居家活动的状态，老人的各种诉求被感知：身体健康状况被社区医院和医护人员感知;居家安全和出行安全被社区服务人员和家属感知。智慧政务对部门、科室、社区业务进行科学分类、梳理、规范，创新服务管理模式，提高服务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实现社区一站式服务、社区经费管理、综治维稳、社会救助等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

大量结合了物联网技术的社区应用还处于方案或试运行阶段，物联网应用需求的发掘还不充分，智慧社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2.智慧社区应用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主要社区

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智慧社区成为智慧城市重要建设内容，但由于智慧社区本身代表了一种较现代的生活方式，受建设成本和消费水平影响较大。因此，智慧社区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深圳、上海、广州、北京等各沿海城市、直辖市和各省级中心城市发展较快，智慧社区还主要集中在这些大城市的主要社区。

北京西城区广内街道“智慧社区”社会服务管理平台是智慧社区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一期内容包括智慧中心、智慧政务、智慧商务、智慧民生四大部分14个子系统。智慧中心记录了街道所有的人、地、物、事、组织，这些数据精确到了每个社区的每个单位、每个楼门甚至每个井盖。智慧政务借助信息手段，对部门、科室、社区业务进行科学分类、梳理、规范，创新服务管理模式，提高服务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包括社区一站式服务系统、十千惠民系统、社区阳光经费管理系统、综治维稳系统、和谐指数评价系统等。智慧商务是以服务企业为主旨，包括槐柏商圈网、楼宇直通车、惠民兴商一卡通、企业绿色通道等。智慧民生以辖区居民需求为导向，建设面向社区各类专项服务的典型应用，包括虚拟养老院、智能停车诱导、全品牌数字家园、数字空竹博物馆等。

2011年6月，上海投资3000万元建设的首个“智慧社区”——浦东金桥碧云一期改造已完成。实现了智能家庭终端、金桥碧云卡、社区信息门户网站、云计算中心四大基础项目。通过智能家庭信息终端(碧云大管家)实现公共服务信息查询、优惠信息显示、服务预订等功能。通过金桥碧云炫卡绑定商家或社区服务机构的各类信息、直接进行相关费用缴纳、预定、享受个性化服务。社区信息门户网站是居民查看社区内各类信息的互联网窗口，主要功能与“碧云大管家”相对应。同时，基于网站的互动及宣传功能，可将服务辐射至所有人群。云计算中心是整个项目的大脑，因为所有子项目的数据都将通过云计算中心进行交换、处理、存储以及查询。另外实现了智能交通(一期)运用红绿灯违章率监控管理系统、智能环保(一期)通过对现有垃圾桶的改造，当垃圾桶内的货物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例如90%)，自动将相关信息传送到相关管理部门。智能停车场(完成试点工作)通过对停车场管理专利技术的应用，实现对社区内停车场的查找、停车位信息的查询、精确停车位的指导等功能。

广州电信与光大花园在广州市海珠区推出“信息家园”社区。在这个社区中，居民可以通过宽带网络和固定电话实现远程遥控开关家电、视频监控家居安全、自主控制电视节目等住宅智能化管理。此外，居民还可以通过114查号台和“信息家园网站”了解居家信息、订购所需商品。目前约有3万家广州企业加入了“信息家园”电子服务网络。

3.智慧社区产品与技术方案尚不成熟

社区智能化产品 “智能化”程度还不够高。在部分安防产品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能在家中无人时，开启防盗报警系统，住户回家后必须关闭防盗报警系统，否则就会发出误报信号。而事实上只要在夜间就需要能够对住宅边界(阳台、窗户等)进行设防，所以一方面要提高产品的智能程度，锁定监控区域，同时还要能够根据环境的需要灵活设置安防系统。另外，探测设备(红外探头等)的可靠性能不理想，无线探测器由于靠电池供电，所以能否及时、准确传送电池欠压状态，是保证系统可靠性的必要条件。

技术方案选择时存在考虑不全面的情况。有的小区区域报警系统采用电话网+无线前端设备模式，虽然此种方案因为不破坏住户的室内装璜，技术上比较可行。但由于这种方案需要依赖于电话通信网络，及住户通过电话线经电信局交换中继与物管中心连接，住户的每一次报警都要占用电话线路，因而会给住户增加额外的通信费用，物管部门当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与电信部门协商，匆匆上马，等到系统调试时才发现问题，从而导致住户的不满。

4.智慧社区建设标准与规划缺乏

建设部住宅产业化办公室早在1999年12月就出台了《全国住宅小区智能化系统示范工程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由于该导则和2000年出台的GB50314-2000《智能建筑设计标准》中，都没有详细规定每个系统的设计及施工规范，实施过程中往往只能参照各相关系统的有关标准执行，有的甚至是凭感觉，因而导致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设备选型的随意性较大。例如，住宅内探测器及磁控开关的安装位置及数量，住宅不同部位应选择何种技术类型的产品等。天津市今年出台的《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地方标准DB12/125-2001就详细规定了门磁开关及探测器的安装场所、安装位置及设备选型等。另外，系统建成后缺乏相应的验收、测试标准，也没有相关部门组织验收，所以目前急需针对智慧社区的此类技术规范出台，从而更加规范系统的实施。各厂家的相同产品的兼容性、互换性、开放性差，造成住户家中设备种类很多，管理和维护也非常困难，给未来系统的集成与数据共享带来很大困难。

5.缺乏适应智慧化社区管理与服务的人才

智慧社区应用了丰富的现代信息技术，其管理与服务模式与传统社区有很大不同。因此某些重要岗位不是一般人员通过短时间培训能够胜任的，所以社区管理与服务机构特别是社区服务中心与物业管理中心需要配备高素质的技术管理及业务办理人才。通过高素质的人才保障智慧社区软硬件资源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比如一个安防系统，由于系统管理不善，导致其它人员误操作，使得系统通信参数被修改，致使整个系统瘫痪，而物管人员却不会恢复。这一方面反映了物管部门管理制度不严，同时也说明物管人员的技术素质亟待提高。

二、智慧社区发展趋势

1.技术方面

(1)网络泛在化

随着物联网技术和我国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未来社区内网络将无处不在，并将有更高的带宽，必将加强社区的网络功能的发展。通过完备的社区局域网络和物联网络可以实现社区机电设备和家庭住宅的自动化、智能化，可以实现网络数字化远程智能化监控。

(2)系统集成化

社区内信息孤岛将通过平台建设走向集成，这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智慧社区将大大提高社区系统的集成程度，信息和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共享，提高了系统的服务能力。

(3)设备智能化

通过各种信息化特别是自动化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不但使居民的信息得到集中的数字化管理，基础设施与家用电器自身的各种基础及状态信息将可通过互联网获取，并可通过互联网对这些设备进行控制，设备间也可通过一定的规则协同工作。通过对各种人、物、事的信息的综合处理，更多的智能化、主动化和个性化服务将出现有社区居民身边。

(4)设计生态化

近几年随着新兴的环保生态学、生物工程学、生物电子学、仿生学、生物气候学、新材料学等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生态化理念与技术正在深入渗透到建筑智能化领域中，以实现人类居住环境的舒适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2.应用方面

(1)智慧应用渗透到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社区的主要构成对象就是住宅与家庭，因此社区信息化应用始终主要围绕着居民日常生活展开，在智慧社区，智慧应用将渗透到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智慧家居将智慧应用延伸到家庭内部，各种电子信息设备、通讯设备、娱乐设备、家用电器、自动化设备、照明设备、保安(监控)装置及水电气热表(或概称的三表三防设备)等连成网络，通过多功能智能控制器、互联网和物联网络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各种设备可以与传感器结合，根据环境变化自动变换状态。居民出行也因智慧停车场的出现变得更加快捷，智慧停车场系统统一管理社区辖区内的车辆停放，保持社区辖区内的道路、过道、电梯及扶梯等平面及垂直交通的畅通。居民生活环境也可得到智慧管理，在社区内部安装的环境监测设备，不仅可实施显示社区环境状况，便于业主在社区内安排活动时间，同时可向市环保部门环境监测系统提供数据。可以和市交管信息互通，对一些违章、被盗车辆进行及时处理。通过智能垃圾回收系统，清洁人员定时定点或接到智能垃圾箱报警后及时收集和清运垃圾，保持社区及周围环境的干净、整洁。电子商务、远程医疗与救助服务、一站式政务服务等智慧化服务将不断丰富与完善，使社区社区居民生活方式更加智慧、更加便捷。

(2)对特殊人群的生活保障服务有着强烈需求

因为身体及年龄原因，行动不方便的人群，特别是空巢老人，在当前工作、生活节奏紧张，家人没时间照顾的情况下，非常需要先进技术手段帮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家人也希望能随时随地的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特别是健康和安全状况，使他们的生活更方面，希望在他们出现健康与安全问题的时候，能及时获得专业医疗或其他服务机构的服务。因此特殊人群非常需要各种简单、自动化的信息化产品，特别像养老服务与信息终端、一站式服务、医疗与紧急求助、遥控、监控等传感类产品，实实在在带给他们很大的方便性。

第五篇：农业经济管理现状与趋势

农业经济管理现状与趋势分析

一、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分析

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理念更加现代化

随着我国传统农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目前农业经济管理的理念已经渗透到农业经济，以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农业经济管理中也更加注重农业产品质量，重视对农业产品的深加工，同时更加注重农业生产中的环境保护，关注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改变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就需要让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理念更加现代化。

2.信息化应用更加广泛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已经逐渐改变了各行各业的工作模式。推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有助于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农业经济中的信息化规模不断扩大，信息化逐渐渗透到农业经济的各个环节中。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发展，是农业技术成果转变为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动力，也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农民经济效益。推行农业经济管理有助于提高农业管理水平，因此，相关部门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大力提高农业管理人员的信息化

水平，以此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工作效率。实现农业管理信息化便于收集整理农业生产和农业科研等多方面的信息，不仅能够为农业经济、生产和管理提供服务，还能够为农业经济政策提供支撑。农业管理信息化是提高农业经济的重要手段，也能促进农业科技的开发和利用。

3.农业经济日趋产业化

农业经济产业化带动了农业产品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出台农业合作政策后，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与农业经济相关的各种中介服务机构也发展迅速，通过利益联结在一起的农业经济产业化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一些大型企业实现了农业产品生产标准化，大大提升了农业产品质量，很多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为大型企业的生产供应提供了保障，进一步提高了农业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水平。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农业产业化中，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管理的经济效益。

4.管理体制不断创新 农业经济体制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也只有不断创新管理模式才能克服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障碍。政府部门应该增强对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扶持力度，并制定相应的保护制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大力推广各种高新农业技术，逐步

调整农业经济战略结构，不断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大力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并且积极推动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技术创新，这些措施都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对此我们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

1.提高农业管理人员对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视 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增强农业经济管理，首先必须提高农业管理人员对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视。推行规范化的农业管理，并制定合理的工作部署，定期进行农业经济管理教育和培训，讲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让农业管理人员充分认识到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

2.建立健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

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保障，农村经济发展中应该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推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在建立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过程中，首先应该转变农业发展理念，促进农业经济结构转型，进而改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其次，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开拓农业产业链，推动农业的多元化发展。第三，提高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提高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而进一步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3.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

政府部门应该建立科学的农业经济管理机制，有效统筹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调节各方面的矛盾，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妥善解决人民群众内部出现的冲突，及时纠正损害人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同时政府部门应该积极转变自身职能，推行服务型政府建设，以此促进农业经济的良好发展。

4.促进农业科技创新

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增强对农业科技的市场监督和管理。目前我国的农业科研经费在农业生产总体投入经费中所占的比重还很低，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力度，通过多渠道筹集农业科研投入经费，促进我国农业科研的发展。明确农业科研在国家公益事业中的作用，明确规定各级部门在农业科研推广工作中的职能，建立健全农业科研投入管理机制，保障农业经济发展对农业科研投入的需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农业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广给予一定的鼓励。推动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升广大农民的整体科学素质，加强农业科学技术培训，针对不同层次人群制定多样化的培训方案，扩大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范围，大力提

高农民运用现代农业技术的能力，培养具有现代农业技能的新型农民，以此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结语 农业经济管理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部门应该努力提高农业管理人员对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视，建立健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此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