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研究（合集五篇）

第一篇：戏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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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通俗文学研究课程作业

题目：当代大学生戏剧艺术教育之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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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戏剧艺术教育之我看

摘要：本文通过儿时追忆，引出中国戏剧的博大精深，进而探讨大学生戏剧艺术教育的渊源。鉴于大学生戏剧艺术教育的意义，纵观大学生戏剧教育的现状，从而对这种现状实施策略展望，并对大学生戏剧艺术寄予厚望。

关键词： 戏剧大学生戏剧教育戏剧艺术素质教育

一、引言

儿时的回忆中，总是会出现爷爷奶奶的老收音机以及那永不变样的戏剧，无论是豫剧、京剧、评书、花鼓戏，他们都听得兴致勃勃，到了精彩选段，爷爷偶尔也会来上两嗓子。幼时的我从文化水平不高的爷爷奶奶那里听说了许多精彩选段，如空城计、长坂坡、铡美案、窦娥冤、杨家将、包青天、小苍娃等等，其中的情节和人物依旧清晰的印在我的脑海中。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戏剧古国，戏剧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戏剧浩如烟海，并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戏剧是人类社会生活在文化领域内的重要表现之一，它聚集了文学、表演、音乐、美术、灯光、音响等一大批英才，把人类社会浓缩在有限的舞台空间，教育、感染、娱乐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尽管不同民族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戏剧，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戏剧风格，但无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哲学观念对它有多么大的影响，它依旧在蹉跎的岁月中臻于成熟。说到大学生与戏剧的渊源，也是相当的令人震撼。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学生演剧曾经留下过引自编自演的《黑奴吁天录》(根据美国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大叔的小屋》改编)。二十世纪70年代末，青年学子们积极投身于演出实践,掀动了时代思想解放的大潮和继之而起的戏剧探索大潮。之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到其中，各大学校剧社的开设也如火如荼。2001年是大学生戏剧节的滥觞之年，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时至今日，在影视传播时代的今天，大学校园中依旧不乏戏剧的踪影。但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戏剧实际上已日渐衰落。纵观中

国的现代教育制度，戏剧从来没有在全民教育的程表中得到过正式的承认。

二、大学生戏剧艺术教育的意义和现状

戏剧是人类性情的天籁,是人类形象的影子,在建构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说过:“吾人急应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心灵寄托于美,而将忧虚忘却。于学校中可实现者,如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戏等,均可去做,以代替不好的消遣。”由此可见，对大学生进行戏剧教育,无疑就是对大学生进行美育教育。戏剧教育对大学生所产生的影响与音乐、美术相比,形象更鲜明、更直接、更具体。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戏剧中生动的形象, 优美的语言, 丰富多彩的布景、服装、道具、音乐,可以激发人们的审美欲望, 培养人们的审美情趣；对人们知识的积累, 思想境界的陶冶, 性格品质的形成, 完美人性的塑造具有积极的作用。参与戏剧活动，可以让大学生献身一个团队和集体并从中体验集体创造的归属感和满足感;使他们在一个交往的平台上训练表达和思维能力,习惯于流露和宣泄情感,学会与人交往，认知社会；教会他们体验、理解和同情另一个人的情感、尊重和欣赏另一个生命；在创作中自主建构知识和能力。因此，对大学生开展戏剧教育活动，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是有裨益的。

近年来，各种高校为了素质教育的需要都纷纷设立起“艺术教育中心”或委员会之类的部门，统筹这方面的全校公共课；除了传统的音乐、美术欣赏课之外，不少大学里戏剧也开始进人了全校的课程表，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拿郑州大学的校选修课来说，就开设有中外歌剧欣赏、河南戏剧文化赏析、中国戏曲艺术及欣赏 三门戏剧类的选修课。与此同时，近年来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一旦过了高考这一关，摆脱了中学时代繁重的学习负担，拥有充裕的课外时间，使得部分大学生的戏剧热情表现了出来。但这些大学生中许多还是平生第一次参加戏剧活动，他们需要学习，也渴望学习戏剧。然而现阶段的课程设置中，戏剧内容仍然极不全面，尤其是缺乏实践方面的课程。在各大学为贯彻政府关于素质教育的指示纷纷开设艺术类公共课是，最缺的就是戏剧方面的教师。现在教戏剧的老师几乎都是中文系转过来的，他们擅长讲理论、历史和剧作分析，很少真正有能进行或者指导戏剧实践的，连编剧都未必在行，对表、导演、舞台美术就更陌生了，而这些方面恰恰是业余剧社的学生最需要的。在中国的高等学府里，剧作课在中文系也是完全没有位置的，因为那是只做学术研究的地方，连小说、诗歌也只教如何分析、批评而不教如何写作。反观国外，包括哈佛、耶鲁等在内的那些学术地位最高的大学也都有各种类型的文学写作课，执教者中还有通妮·莫瑞森(小说家，普林斯顿大学)和戴瑞克·沃考克(剧作家，波士顿大学)这样的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终身教授。

我国现在仅有两所国家级的高等戏剧学校—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至今一直把为专业戏剧院团和影视制作单位培养人才作为主要的目标。但近十几年来专业戏剧市场的萎缩和体制的改革使得戏剧剧团需要的人越来越少，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实际上大多数都活跃在影视行业，从演员到编导、设计一应俱全。这当然也是好事，市场的需要反映的是民众的需要;但这个局面不应该意味着传统戏剧教育就不象以前那样重要了。

综合来看，内地大学的戏剧教育在以下几个层面存在着缺失。一是，能满足大学生戏剧热情的戏剧课程仍然非常稀少。二是，戏剧教育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得相当紧密的艺术类课程，即使有一些学校设有戏剧类课程，但普遍的情况是缺乏实践。三是，师资匮乏，高等学府及教育机构并未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戏剧教育的意义，当然就不可能给校园戏剧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四是，校园内正规和业余剧社团体不多，在缺乏专业指导的同时，更缺乏资金和场地。

三、加强大学生戏剧艺术教育的对策

尽管戏剧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对于构建大学生的完整人格行之有效且意义深远，但目前的实施现状很不容乐观，思想上不重视、体制上不支持、师资匮乏等现象十分普遍。戏剧教育的积极作用还几乎没有发挥出来，这是一种潜在的教育资源浪费。

纵观各高校的戏剧艺术教育的现状，要改变这种情形，就需要在下述几个环节加达力度。

第一，高等学校教育管理部门要真正从思想上溯本清源，改变过去那种忽视戏剧，认为艺术教育就是音乐、美术的偏见，从全面育人的高度，认识戏剧教育的巨大功能及发展潜力。

第二，培养具有专业水平的艺术师资队伍。要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戏剧艺术教育，建设一支具有专业化水平的艺术师资队伍是前提条件。要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高校艺术教育现代化的先导工程和奠基工程，逐步建立和完善高校艺术教师培养和培训体系。

第三，要建立鼓励机制与奖励措施，如开设全校性质的戏剧公修课、公选课，鼓励学生修读；对学生参加的校园戏剧活动认可其学分；对校内业余剧社团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对于校园戏剧的积极分子及成绩优异者予以必要的精神与物质奖励。

第四，对大学生进行艺术教育的途径应该多元化，灵活运用现代教育手段。当下，伴随着电脑在大学生活的普及，网络对戏剧的传播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手段，让戏剧教育带给学生全新的视角和非同以往的感受。

第五，要注意营造校园艺术氛围，戏剧教育不能靠强制，而是要靠熏陶，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如定期举办校园戏剧比赛、举行校园戏剧周、鼓励大学生戏剧节的进行，邀请专业剧团来校演出、聘请戏剧专业人员来校讲学等等。

四、结语

常言道，社会大舞台, 舞台小社会。戏剧是社会的缩影, 也是人生的缩影。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 是压缩精炼了的社会和人性。政治制度、司法程序、军事历史、社会趣闻, 在情节中一一展现；贩夫走卒、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你方唱罢我登台, 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表演, 使观众闻其声, 见其人, 如临其境。这种真率的直观性和深切的感染力，是其他种类的艺术作品难以企及的。戏剧会使人们透过舞台这面聚光镜, 深刻地认识形态各异的人生和由此建构的人类社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要融入其中。我国当下的高等教育亟需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艺术素养，在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充分发挥戏剧教育的优势，以戏剧艺术的方式，以最为原

始、最为质朴的语言，来表达大学生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展示大学生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戏剧之花绽放缤纷校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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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5.

第二篇：明清小说戏曲研究

陕西师大远程教育学院中文本科函授生 《元明清小说戏曲研究》作业题

1、元杂剧创作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答：元杂剧创作繁荣的原因是：（1）宋金元经济和城市的持续发展繁荣，是元杂剧成熟与兴盛的必要物质基础。（2）文人地位的变化：专业作家群的形成是使得元杂剧发展成熟、繁荣兴旺的一个关键因素。（3）戏剧艺术发展自身的延续性。元杂剧是我国各种表演艺术长期发展的结果。（4）还有一批演员把戏曲表演艺术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2、关汉卿杂剧创作在戏剧冲突的设臵上有什么特点？

答：关汉卿的戏剧创作成就极高，他一生创作了六十余种杂剧，现存18种(包括残缺的本子)。从内容上看，关剧中一些剧目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及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如《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 其次，关剧中反映妇女生活的剧目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现存18个剧本中“旦本”戏占了12个。除《窦娥冤》之外，还有《救风尘》、《望江亭》、《调风月》等。此外，关剧中还有不少历史剧，如《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等，都赞颂了英雄业绩，赞美了正义的事业，表现了作者的鲜明爱憎，也抒发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在艺术上，关汉卿将现实主义手法与浪漫主义手法完美地结合起来。以《窦娥冤》为例，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官吏的贪暴、百姓的不堪压榨，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同时又借六月降

雪、鬼魂诉冤等超自然的情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呼声，从而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在人物塑造方面，关汉卿以人物心理刻画见长。

3、《西厢记》成书前崔、张故事大致经历了怎样的流传？

答：唐代以后，这个爱情故事的结局，令许多人感到遗憾和不满，斥责张生为“薄情年少如飞絮”。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将结局改变，宋代以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和汉族同化，封建礼法观念在普通人民中间逐渐淡化，金代出现了董良（一说为董琅）所写的诸宫词《西厢记》，诸宫词是当时的一种说唱艺术，类似现代的评弹，用琵琶和筝伴奏，边说边唱。这本《西厢记》将内容大为增加，加入许多人物和场景，最后结局改为张生和莺莺不顾老夫人之命，双双出走投奔白马将军，由其做主完婚。

元代时王实甫基本根据这部诸宫调将《西厢记》改编成多人演出的戏剧剧本，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融合了古典诗词，文学性大大提高，但将结尾改成老夫人妥协，答应其婚事，大团圆结局。这部剧本作者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关汉卿所作，也有人说是关作王续，或王作关续，但认为是王实甫所作的说法比较公认。

4、鲁迅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请结合《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手法，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答：这是<<三国演义>>在艺术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缺点，人物性格缺少发展，好像曹操生来就奸诈，孔明生来就聪明。这种缺点 的产生，可能是受史传材料的局限，同时也受某些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特点的影响。同时在运用想象夸张手法上，有时不免过分，所谓“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鲁迅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正是最明显的例子。民间谚语说：“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也正和鲁迅的批评相似。也说明作品的客观效果和作者本来的主观愿望还颇有不一致的地方。所谓过犹不及,正是这样,不过瑕不掩瑜。

5、明代批评家叶昼指出：“《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辩”，请结合有关人物形象，论述《水浒传》在人物塑造上的这一特点；

答：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臵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分、经历和遭遇来刻划他们的性格。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臵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动作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

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势万分紧迫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悉处斩卢俊义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细，不会不意识到个人去劫法场的危险；可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从石秀在酒楼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动。他考虑到要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法场上，一个人救得卢俊义，必须先压住敌人的气势，因此，未下楼时就大喊一声，接着趁敌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变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臵身于真实的历史环 境中，扣紧人物的身分、经历和遭遇来刻划他们的性格。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

四方江湖好汉，形成了豪侠、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着“不能忍”的因素，聚集着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臵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动作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的另一特色是在人物的对比中，突出他们各自的性格。这种对比方法，不仅表现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运用得很成功。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事件中，何九叔

与郓哥恰恰形成了鲜明对照。对西门庆的胡作非为，何九叔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在躲不开时，又处处给自己留下退步，这些 正表现了他的世故、机变而又怯懦的性格。与何九叔相反，郓哥却处处采取了好管闲事的主动态度，这正是他年轻好胜、幼稚天真而又多少带有打抱不平的个性的表现。此外，《水浒传》有时也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塑造人物个性。如武松打虎时，借哨棒打断的细节，充分表现了他全神贯注的紧张神态，渲染了这场恶斗的气氛，也为以后的赤手空拳打虎做了合理安排，从而突出了他的神力和勇武。

6、汤显祖和沈璟在戏曲创作观念上有何不同？

答：汤显祖有着鲜明进步的文学观。自觉地运用泰州学派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哲学武器，通过文学的形式以情格理。认为“情在而理亡”，从而提出了富有挑战意义的“至情”论，并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在创作实践上，准确抓住了文学描写人性、反映人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活力的“真情”这一艺术特征，从而表现了个性解放的可贵精神。沈璟剧作的主要特点是：

（1）在内容上注意表现市井生活，刻画市民形象，这无论是与以前的还是当代的作家相比，都是很突出的；（2）注意世风，注意剧本的道德意义；

（3）重视剧作的舞台效果，结构上注意避免冗长、拖沓；（4）形式上表现出杂剧与传奇的融合；（5）语言通俗浅近，追求本色，并追求诙谐。

7、结合杜丽娘形象，分析《牡丹亭》的至情思想。

答：作为爱情剧，《牡丹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子的苦闷，汤显祖写作《牡丹亭》，通过杜丽娘的故事，赞扬真情、至情，批判了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不同，她并没有一个现实中的情人，她为追求梦中情人而死去，又因情而复生。她不是在现实的感情中苦恼，而是为梦境而痛苦，她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的渴望。在这里，汤显祖不仅写出了社会现实中的女性的困境：生活中受到重重束缚，行动也受到多方约束，对于爱情，仅仅只有渴望，而无法实现。同时，汤显祖更借杜丽娘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至情观：“情”可以超越现实的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真情是无法为常理所规定和约束的。

8、请结合孙悟空形象，论述《西游记》人物塑造上的显著特征。答：《西游记》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将动物的形态、神魔的法力和人的意志精神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即集动物性、神性和人性于一身，产生了形貌各异、个性独特而又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如孙悟空：他形态上是猴子，这是他的动物特征；他善于变化，能识破和战胜一切妖魔，这是他的神仙本领；他大公无私、勇猛机智，而争强好胜、爱出风头等，又是人的精神品格，而这三者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他身上。

9、冯梦龙的“三言”在叙事写人上有何特点？

答：“三言”的叙事结构缺乏像西方小说那样强烈的戏剧冲突，在叙事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平和冲淡的结构形式。此种结构形式主要是通过让人物性格带上软弱性，局限性，当情节发展到严峻关头，以“中庸”、“中和”来冲淡缓解的方式来实现。这或多或少减轻了作品批判的锋芒与力度。还有一种形式，即悲剧主人公既有痛苦遭遇，又有幸福结局，二者矛盾统一，中和平衡。

10、《闲情偶寄》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其戏曲创作的理论主张是什么？

答：《闲情偶寄》为李渔著作之一。内容包含戏曲理论、饮食、营造、等。在中国传统雅文化中享有很高声誉,被誉为古代生活艺术大全,名列“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

11、《聊斋志异》是如何“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 答：鲁迅先生说《聊斋志异》是“用传奇而以志怪”。这概括了《聊斋志异》用传奇的手法来写志怪小说的创作特色。所谓传奇是指唐传奇，它有着一种细腻的描写艺术手法，而志怪是指魏晋的志怪小说。唐传奇是叙述婉转，绘藻描摹而情节详细，志怪则是重传实可信而文字简洁。按鲁迅先生这话的原意来解释，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里面有的文章用词藻是很华丽的，注重人物的刻画，在人物外貌和性格特征的描写很生动和细腻。

其次，《聊斋志异》虽属于志怪范围，但所写的内容不与生活隔绝，人情世风，时露笔端。深沉的哲理，冷峻的抨击和辛辣的嘲

讽都是精妙绝伦的。

再次，故事离奇曲折，构思精彩。

最后，《聊斋志异》里面的题材全面丰富，有写科场的营私舞弊的《素秋》《神女》；有讽刺考官的昏庸无能的《司文郎》《于去恶》；嘲笑士子醉心功名的《王子安》《续黄梁》；还有很多事写人神和人鬼和人怪之间的婚姻爱情故事的《晚霞》《乔女》等等，这些都写得很精彩。从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部著作不愧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是“用传奇而以志怪”。

12、结合贾宝玉形象，谈谈《红楼梦》“苍天无可补”的人生悲剧意识。

答：《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彻底抛弃了那种自欺欺人、始终幻想喜从天降的浅薄悲剧意识，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其永恒的不幸。第一回中疯道人对甄士隐唱的《好了歌》和甄士隐回唱的《好了歌注》可谓全书的点睛之笔，歌中指出人们对功名、金钱、妻妾、儿孙等诸多方面的痴心与追求必将以落空而告终，从而点出“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的主题思想。从全书的安排来看，无论是社会悲剧，还是道德文化悲剧，无不可以作为人生悲剧的注脚和例证。

《红楼梦》——古代小说艺术的巅峰。首先，是写实题材的成熟认识，这是对世情小说写实精神的重要贡献。第二，是典型

化人物的最终完成，个性与共性高度统一，“王熙凤”借鉴了“潘金莲”，但王熙凤的形象更丰满，更立体。完全可以与安娜、卡列丽娜相提并论。第三，也是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它不仅将限知叙事的比重和深度达到较高的程度，而且在处理全知与限知叙事的关系上，也取得了极为成功的经验。冷子兴的演说不仅介绍了贾氏家族的总体概况，而且还特地说明了贾宝玉与家族兴衰的密切关系，第三回黛玉初进荣国府，作者从她的目光视线中流淌出其中的繁华气象。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林林种种的万千气象又从一位乡村太太的视觉、听觉、嗅觉中得到反复的皴染和描绘。

《红楼梦》——精美绝伦的结构艺术。以贾府这样一个具有深刻典型性的封建家族为圆心，从纵横两个方面展开其网状结构：纵的方面，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兴衰历史为轴线，与之相关的社会的上下左右联系则形成了一条条众多的经线；横的方面，它以宝黛的爱情悲剧为轴线，而金陵十二钗及其他诸多女子的爱情婚姻悲剧和命运悲剧则构成一条条纬线的交叉点，联系着各种矛盾和人物。

13、结合林黛玉形象，分析《红楼梦》木石前盟的爱情悲剧。答：林黛玉：字“颦颦”，名号“潇湘妃子”。林妹妹富有魅力的西施式的清瘦之美，更具有绝世的姿容；富有西施“捧心而蹙”、袅娜风流的外形之美，这些都突出了她的悲剧性格之美。林黛玉的娇美姿容是迷人的。然而，使她动人心魄、更具艺术魅力的

则是她无与伦比的丰富而优美的精神世界。林黛玉首先是个内慧外秀的女性，不像薛宝钗那样世故，那样城府甚深，八面玲珑，取悦于人；她对人坦率纯真，见之以诚。

红楼梦里各个女儿都精华灵秀独具其魅，却只有黛玉美的让人由衷地心疼和爱怜。“两弯似蹙非蹙柳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这首词中尽现了黛玉迷离、梦幻、病态、柔弱、动静交融的美丽和气质，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形容词来综合形容这样脱俗的美和媚，或者“秉绝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也或者“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见几回！”，更能生动贴切些吧。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曹雪芹胸中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于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叶琼章、李双卿等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红楼梦》中林黛玉前世为离恨天上三生石畔一颗绛珠仙草，日见枯萎之时，得神瑛侍者即后来的贾宝玉灌溉，天地灵气而修成人体，然而仅修为女体，心中结一份难释之情，说 若他下世为人，我也随他世间走一遭，将毕生眼泪还与他，以报灌溉之恩。

后，通灵宝玉下世，这才使整个故事得以发生

14、《红楼梦》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

答：前五回是《红楼梦》的蓝图，第6——120回是故事的主体。前者与后者是互动的结构关系，前者所展示的画面、所形成的潜在结构，不仅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上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还蓄积了封建社会的潜意识、潜能量，营造了巨大的张力空间，形成了大历史语境，许多情节线索都是从这里牵引出来的，许多人物的欲望、心理、情绪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即使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也能勾人魂魄，令人荡气回肠，其奥妙就在这里。

第三篇：古代戏曲研究 复习题2分析（本站推荐）

古代戏曲研究 复习题2

一．填空题

1．易见的元杂剧刊本有明代 藏懋循 编的《元曲选》和近要隋树森编的《 元曲选外编 》。

2．在元杂剧剧本中，宾白（简称 白）是剧中人物的言语，而 科范（简称 科）是指人物的动作表情和音响效果的。

3．元杂剧中的女主唱称为 正旦，男主唱则称为 正末。

4．著名的散曲套数《不伏老》是元代杂剧空 关汉卿 的自叙之作。作者自称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这几乎是一篇浪子文人的宣言。

5．燕燕、赵盼儿、王瑞兰分别是关汉卿在杂剧《 调风月 》、《 救风尘 》和《 拜月亭 》中塑造的三个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

6．《单刀会》是元代杂剧家 关汉卿 的历史剧代表作。剧中突出了关羽豪迈无畏的英雄气概，并借关羽之口抒发了深沉的历史沧桑之感。

7．元代剧作家 白朴 的杂剧《梧桐雨》曲辞缠绵悱恻，细腻传神，朴实而优雅，赢得了无数的赞誉。他描写李千金和裴少俊爱情故事的杂剧《 墙头马上 》则比较爽朗轻松。

8．李逵是元代水浒戏中最受欢迎的角色，康进之的《 李逵负荆 》和 高文秀 的《双献功》就是以他为核心人物的优秀剧本。

9．元代剧作家 纪君祥 创作的《赵氏孤儿》是一部著名的历史悲剧，剧中表现了屠岸贾的残暴奸诈，突出了程婴等义士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

10．士子与妓女之间的爱情是元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如著名剧作家 石君宝 的《曲江池》歌颂了李亚仙和郑元和对爱情的坚贞不渝。马致远的剧作《 青衫泪 》也歌颂了妓女裴兴奴和诗人白居易之间的爱情。

11．元明的杂剧传奇很多改编自唐传奇，如王实甫的《西厢记》改编自元稹的《 莺莺传 》，郑光祖的杂剧《 倩女离魂 》改编自陈玄稹的《离魂记》，石君宝的《曲江池》改编自白行简的《 李娃传 》，汤显祖的《 邯郸记 》改编自沈既济的《枕中记》。

12．明代剧作家 朱有燉 的杂剧《继母大贤》和元代关汉卿的杂剧《 蝴蝶梦 》都写了兄弟争死、继母保全前妻之子的故事，这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个题材。

13．明代剧作家 康海 的杂剧《中山狼》借寓言来抒写自己的心情，王九思的杂剧《 杜子美沽酒游春 》则借前代诗人杜甫之口发泄自己的积愤。

14．明代剧作家 冯惟敏 的杂剧《不伏老》写梁颢八十二岁中状元的故事，是戏曲史上首部以科举考试为表现对象的作品。王衡的杂剧《 郁轮袍 》写唐代大诗人 王维 科举考试的经历，沈自徵 的《霸亭秋》写杜默落地后在霸王庙哭诉，都表现了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和反思。

15．明代剧作家 王骥德 的杂剧《男王后》反映了晚明文人的激情纵欲、追求世俗享受；吕天成取材才《孟子》的杂剧《 齐东绝倒 》则通过对舜等古圣贤的戏谑，表现了晚明文人对传统的挑战。

16．明代徐复祚的杂剧《 一文钱 》刻画了一个贪得无厌、爱财如命的吝啬鬼卢至的形象，剧中还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显示出佛教对晚明文人的影响。

17．许潮的剧作多以文人的游宴雅集为题材，如《 兰亭会 》一剧写王羲之、谢安等人上巳集会修禊，表达了作者对这种风雅的倾慕。

18．孟称舜将其《古今名剧合选》所选杂剧分为婉丽、雄爽两类，并根据 柳永 的《雨霖铃》中“杨柳岸晓风残月”和 苏轼 的《念奴娇》中“一樽还酹江月”之意，分别命名为《 柳枝集 》和《 酹江集 》。

19．南戏《 白兔记 》写刘知远由流浪汉而成为皇帝的故事，属于在民间颇受欢迎的发迹变泰题材。

20、明初剧作家 丘璿 的《五伦全备记》和邵灿的《 香囊记 》在创作主旨和情节安排上都亦步亦趋地追随高明的《琵琶记》。

21．南戏《 王状元荆钗记 》与《张协状元》、《赵贞女》等谴责文人负心的作品不同，它借书生王十朋和钱玉莲的爱情故事，赞扬了文人在科场得意后对爱情的忠贞。

22．四大南戏之一的《拜月亭》是根据元代剧作家 关汉卿 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的。剧中描写了蒋世龙与王瑞兰、陀满兴福与蒋瑞莲聚散悲欢的爱情故事。

23．赵五娘和李琼梅分别是南戏《 琵琶记 》和《 小孙屠 》中的人物。

24．梁辰鱼创作的传奇《 浣纱记 》是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山腔演唱的剧本，它使昆山腔戏曲舞台上迅速流传开来。

25．“灯前修本”是明代传奇《 鸣凤记 》的一个片断。这部传奇表现了嘉靖年间杨继盛等忠义之士与权奸严嵩父子的斗争，开启了此后时事剧的创作。

26．古代戏曲中常用误传错认法来结撰情节。阮大铖的《春灯谜》一剧就以十错认造成一系列的波澜，堪称错认法的典范之作。

27．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包括传奇《牡丹亭》、《邯郸记》和《 荆钗记 》、《南柯记》。

28．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又成为其他剧作的表现对象，如清代蒋士铨的《 临川梦 》就以戏曲形式为汤显祖作传。

29．明代是中国戏曲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著名剧作家 徐渭 的《南词叙录》是第一部南戏概论性质的专著。而王骥德的《 曲律 》则是一部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著作。沈璟 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则为创作提供了一本可依赖的工具书。

30．清初传奇创作非常繁荣，洪昇的《 长生殿 》和 孔尚任 的《桃花扇》代表了这一阶段传奇创作的最高成就。

31．“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是传奇《 牡丹亭 》中的曲词。

32．明代很多剧作家追随汤显祖讴歌真情，如孟称舜的剧作《 娇红记 》歌颂王娇娘和申纯至死不渝的爱情。《 二胥记 》则歌颂了伍子胥灭楚复仇之孝和申包胥复楚之忠。

33．明代作家 沈璟 的剧作很注意对诙谐的追求，他的《博笑记》就是一部演“可喜可怪之事”，“俱可绝倒”的作品。

34．明代很多剧作取材于《水浒传》，如 李开先 创作的《宝剑记》演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沈璟的《义侠记》演英雄 武松 的故事。

35．清初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剧作家，以戏曲来反映现实政治和平民生活，李玉、朱素臣等合作的《 清忠谱 》是其代表作之一，剧中反映了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反阉党魏忠贤的斗争。

36．白朴的杂剧《 梧桐雨 》描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马致远 创作的《汉宫秋》则描写了汉元帝和昭君之间的感情。

二．名词解释

㈠元明戏曲部分

1．《王粲登楼》：是元曲大家郑光祖所作的最能表现作者个人艺术风格的文人事迹剧。描写的是王粲因与当朝丞相蔡邕之女订有婚约，因王粲的傲慢及由此而引起的王粲与蔡邕之间的恩怨情仇的故事，表达了对文怀才不遇境地的感慨。此作品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文人的赞赏。

2．院本：戏曲名词，金元时行院演剧所用的脚本。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院本，杂剧，其实一也。”是北方的宋杂剧向元杂剧过渡的一种形式。演时用五人，作品均已失佚，仅《南村辍耕录》载有院本名目七百余种。元以后亦称宋杂剧为院本，以别于元杂剧。或泛指短剧、杂剧、传奇等等。

3．元曲四大家：对元代四位著名杂剧家的合称。一般是指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或称“关马郑白”。见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明何良俊《回友斋从说》。

4．董西厢：金代一位下层文人董解元根据唐人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利用当时流行的诸宫调形式而作的一本《西厢记诸宫调》，此剧使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至此得到极大的丰富。尤其重要的是，“董西厢”在情节、结局、人物塑造等方面，都较《莺莺传》作了较大的修改，并由此而成为王实甫所作《西厢记》的蓝本。

5．《大雅堂乐府》：明代剧作家汪道昆所作杂剧，全剧四折，每折演一个故事，剧目分别为《高唐梦》、《洛水悲》、《五湖游》和《远山戏》。这是汪道昆因“厌听繁音”而

将风流遗事改作为杂剧，以此满足自己的欣赏要求，来传达一种文人的雅兴与情调。这当中，以杂剧为游戏的态度非常明显。

6．《四声猿》：明代徐渭所作四剧《翠乡梦》、《雌木兰》、《狂鼓史》、《女状元》的合称。关于四声猿的命名，一方面以猿声写自己内心的悲愤、不遇的感慨，另一方面借猿声写自己心中奇气，借剧本作中夜长吟。其中《狂鼓史》最突出地体现了徐渭内心的悲愤。《四声猿》处处流露出“真性情”，作者在剧本长度、音律等方面的随心所欲，使元杂剧的创作格式真正被打破，明杂剧完成了它的蜕变，从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7．南戏（永嘉杂剧）：南戏是中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是北宋末年至明嘉靖末期，由最初的“温州杂剧”流布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各地繁衍而成的，时称“南戏文”、“南曲”、“南戏”。由于南戏最早起源于浙江温州，元之前曾将所有戏剧杂伎表演形式称为“杂剧”，故早期南戏流传外地，被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8．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指收录于《永乐大典》的《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三种戏文。其中《张协状元》是一本负心剧；《宦门子弟错立身》是描写豪门出身的延寿马与戏剧演员王金榜的爱情故事；《小孙屠》表现的重点则是家庭伦理、兄弟之情。

9．四大南戏（荆拜刘杀）：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简称“荆刘拜杀”，这是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也是在明清两代的戏曲舞台上一直非常活跃的四个剧本。四大南戏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等方面取得了诸多的成绩，对后来的南戏、传奇的创作影响深远。与《琵琶记》一起，提高了南戏在曲坛的地位，彰显着南曲创作的生命力。

10．明传奇：是从南戏发展而来的长篇体制的戏曲形式，剧本的创作主体是文人，它既是为舞台演出而作，同时也有大量作品是作为个人抒情言志逞才的手段而创作的。表现出对现实、历史的关切，对作品个性、情感的张扬，在体制上也表现出规范化的特点。

11．临川四梦（玉茗堂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四部传奇作品的合称，为明代传奇写作巨手汤显祖所作。这四种传奇都有写梦境的情节，故名。

12．《宝剑记》：李开先所作传奇剧，故事取材于小说《水浒传》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然剧本所写故事与小说不同，最引人注目的不同是关于林冲受迫害的原因。林冲与高俅等人的冲突，不是因为高衙内图谋其妻，而是因为林冲反对高俅等祸国殃民的奸臣。民众乐道的衙内的荒淫，转换成士大夫所关注的忠奸斗争。一个原来充满市井味道的草莽英雄故事，敷演成了士大夫的歌唱。

13．《鸣凤记》：是明代表现嘉靖时夏言、杨继盛、邹应龙、林润等十位忠义之士与奸臣严嵩父子的斗争的传奇剧。清焦循《剧说》记载，本剧为王世贞门人所作，其中“夫妇死节”一出为世贞亲笔。剧本虽以政治时事为创作对象，但在情节的组织安排上，注意对事实的剪裁与组织。在严嵩父子伏法后不久，此剧被搬上了舞台，开启了此后的时事剧创作。

14．《博笑记》：沈璟所作传奇剧，由相对独立的十个喜剧构成一部市井生活画卷，塑造了一批市井细民的形象。他们或善或恶，或亦善亦恶，以此讽刺、揭露各种社会丑恶现象。

15．吴江派：沈璟对音律的重视，对本色的提倡，得到当时及身后不少剧作家的响应，形成了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流派——吴江派。主要作家有沈璟、吕天成、叶宪祖、冯梦龙、袁于令、范文若、卜世臣、沈自徵等人。

16．汤沈之争：指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与沈璟在在戏曲创作理论上的不同意见。汤显祖对于剧本的写作，重视“立意”与“才情”，而沈璟则从场上之曲出发，强调合律。两人的分歧，仅只是创作观点的不同，并没有有政治意义的对立，也没有好与坏、进步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分。他们二人仅仅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剧本的写作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回应了当时曲坛的需求。

17．折子戏：折子戏，相对于整本戏而言，指从全本戏中拆出的、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折（出）。折子戏演出的鼎盛时期在清代，但其源头却在明代。折子戏的风行，是清代曲坛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从一个侧面显示着中国戏曲发展的又一度变迁：演员的场上之曲正日益成为曲坛的主流。

三．简答题

㈠元明戏曲部分

1．简述元杂剧繁荣的原因

答：⑴宋金元经济和城市的持续发展繁荣；⑵文人地位的变化；⑶戏剧艺术发展自身的延续性。

2．举例简述元杂剧初、中、晚三个时期各自的特点

答：⑴初期：特点是作者大多经历过朝代变革的沧桑，而且熟悉舞台演出；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具有悲剧精神的文学作品，如《窦娥冤》、《赵氏孤儿》等；语言以本色为主，本色传统由此奠定。

⑵中期：特别是文人色彩进一步加强，爱情剧更关注爱情本身，神仙道化剧在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精神归宿的思考探求。文人事迹剧则表达出当代文人的感慨。艺术风格上文采派占据主导地位。如王实甫、郑光祖等。

⑶晚期：特点是内容上道德色彩较浓，语言上以本色为主；形式上表现出北剧和南戏的交流。

3．简述元杂剧剧本的形式特点

答：元杂剧剧本一般一本四折，每折分为若干场。折是音乐组织的一个单元，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唱完为一折，这同时也是情节发展的一个较大的段落；一场则是从演员上场至全部推入后台，舞台上出现空场。

有的剧本有楔子，楔子是四折之外的独立小段落，放在第一折前或折与折之间。剧本末尾有题目正名，一般为两句或四句对句，最后一句为剧名。

剧本的每一折都由曲辞、宾白、科范三部分。曲辞前面表明宫调和曲牌名称。宾白简称白，是剧中人物的言语，由散白和韵语组成。其中两人相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科范简称科，是说明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及音响效果等的。

4．简述不同时期杂剧创作的特点

答：⑴更生期（明初至嘉靖）：这一时期的杂剧创作可分两个阶段，一是明开国至成化年间，特点是：A、有名氏作家很少；B、杂剧创作与宫廷、藩府联系紧密；C、剧本内容上继承元杂剧后期的说教特色，同时增加了娱乐内容；D、语言表现出华丽雅致的倾向；E、剧本体制上，受南戏影响有而所突破。二是弘治到嘉靖年间。特点是：内容上，用杂剧来表现个人的胸怀抱负、抒发自己的抑郁牢骚；形式上比较随意。

⑵繁荣期（隆庆以后）：特点是：形式上折数不定，主唱者不限于一人；内容上，多写文人乐道的雅事趣闻；人物形象，多为聊渊明、苏轼、杨慎、唐寅等文人。

5．元明杂剧创作主体有什么差别？这对杂剧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元明杂剧的创作主体不同：元杂剧作家主要是下层官吏、落拓文人和隐逸之士；明杂剧创作主休的地位明显上升。

创作主体的差异引起元明杂剧的差异：元杂剧常常表达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历史、人生的思考；明杂剧更多表现对文人自身的关注，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

6．简述关汉卿《窦娥冤》、《蝴蝶梦》、《调风月》、《单刀会》的故事情节

答：《窦娥冤》描写对社会黑暗和不公的愤怒；《蝴蝶梦》对贤德继母进行颂扬；《调风月》中对侍女内心进行挖掘，引发对人性的思考；《单刀会》则叙说了正统的历史观和沧桑的历史观。鲜明的儒家思想，借助杂剧表现他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是关汉卿剧作典型的思想特征。

7．简述白朴《梧桐雨》的艺术成就

答：⑴浓郁的抒情性：A、曲辞的缠绵悱恻、细腻传情；B、以梧桐为中心的剧情结构；

⑵唐明皇专情情人形象的塑造。

8．以第三折为例，分析《赵氏孤儿》是如何组织戏剧冲突的？

答：作者通过程婴、屠岸贾、公孙杵臼之间复杂的关系，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制造悬念，把冲突推向高潮。值得注意的是，剧中的孤儿搜出以后，屠岸贾挥剑将婴儿砍作三段，作者利用这样的情境写人物在遭受极大困难时的复杂感情。搜出婴儿，消除了屠岸贾对自己的怀疑，赵孤得救，全国的婴儿得救，但自己的亲生儿子却遭到杀戮，内心悲痛却又不能表现。作者这时借助科介来表现程婴的内心。应该说《赵氏孤儿》在冲突的组织上充分利用了故事所提供的表现空间。

9．石君宝的《曲江池》与唐传奇《李娃传》的主题有什么不同？造成这一不同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答：杂剧《曲江池》较之小说《李娃传》做了很大的修改。在作品的主旨差异上表现为：石君宝在《曲江池》里，把唐传奇对文人轶事的描写，变成了士子与妓女爱情的歌颂。于是李娃故事便成为元代很有代表性的题材——书生妓女题材中的一分子，这使得剧本在道德方面的意义更加突出了。

与唐宋两代文人相比，元代文人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许多文人与倡优关系密切，亲身参加杂剧的创作、演出。他们在倡优那里获得尊重与理解，以往认为卑贱的优伶、妓女，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元代文人的知音。而元代文人便也在自己的作品里借歌颂书生与妓女的爱情，借妓女对书生的知赏与爱恋，来书写自己的感慨，填补自己在现实中的失落感。石君宝笔下的李娃故事，正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

10．试举例说明关汉卿和马致远剧作在精神实质上的差异

答：关汉卿与马致远比较，两人虽然同为下层文人，却在精神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关汉卿在精神上更接近平民百姓，更关注社会下层的生活，也正因如此，他的杂剧更多表现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剧本中也多以下层民众为主角，比如《窦娥冤》以童养媳与高利贷者为主角，表现了一个童养媳的悲惨遭遇。马致远在精神上体现了更多的士大夫气息，更多地受到了全真教的影响。马致远在他的作品中，更关注士人的状况，更多地探讨精神的归宿，对神仙道化剧情有独钟。比如，在他现存的杂剧中，《荐福碑》写士人不遇的坎坷，倾诉沦落文人的悲哀。这是马致远与关汉卿剧作的一大区别，也是马致远士大夫色彩的重要体现。

11．试结合作品分析马致远剧作在内容和曲辞上的特点

答：在内容上，马致远在他的作品中，更关注士人的状况，更多地探讨精神的归宿，对神仙道化剧情有独钟。

在曲辞上，马致远杂剧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主要在其曲辞的写作，其曲辞风格在元代是领袖群英的大家。他的曲辞，有豪放的一面，但在豪放中有一种清逸、爽拔之气，韵味悠长。

12．试以对石君宝《曲江池》的改编为例，分析朱有燉剧作对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视。答：朱有燉对儒、释、道三教均抱持肯定的态度，但在对三教的肯定中，儒教仍是最基本的。作为皇室的一员，虽有政治上的倾轧，但对政权的维护则是至为重要的。加之朱有燉从小接受正统儒家教育，故面对儒家道德伦理的赞扬、关注，对戏曲教育作用的重视，贯穿了朱有燉的剧作。尤其是那些表彰贞节忠顺的作品。

《曲江池》是朱有燉改编石君宝作品而成，原因是因为朱有燉觉得石君宝原作在思想教育作用上有所欠缺，才重新创作《曲江池》剧本的。在改编中，朱有燉沿袭了元杂剧所确立的歌颂李郑忠贞爱情的主题，故事的发展脉络与元杂剧大体相同，但也有不少差异。这些差异的共同指向是对道德操守的关注。

13．结合作品简述朱有燉杂剧的艺术成就

答：⑴语言相互生动，并能因情节人物的不同而加以恰如其分的表现；

⑵对元杂剧中的一些表现手法（如探子报告等）的纯熟运用；

⑶对元杂剧独唱体制的突破，增加了双唱、众唱、接唱等多种方式。14．试举例说明康海和王九思剧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独到见解。答：形式上，王九思的《中山狼院本》开启了明代短剧的创作。

内容上，⑴寓言作品的创作，如康海的《中山狼》；⑵对个人感受的关注，如王九思的《沽酒游春》；⑶对道德的重视，如康海的《王兰卿真烈传》。

15．简述孟称舜的《花前一笑》和卓人月的《花舫缘》的异同。

答：孟称舜的《花前一笑》，写唐伯虎为娶一笑留情的沈公佐的养女，不惜做沈公佐之子的佣书。卓珂月认为“易奴为佣书，易婢为养女”，“反失英雄本色”，于是作《花舫缘》，仍改为唐伯虎卖身为奴，终娶得一笑留情的婢女。

孟、卓两人同样关注才高零落的唐寅，同样赞赏唐寅的风流才情，他们同样在剧中表达沦落的感叹。

但在对这同一题材的创作中仍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孟称舜更关注的是唐寅不遇后的自放于诗酒风流，卓珂月则更强调人生的“哀乐依倚”。唐伯虎虽才高沦落，但却免去了从政之苦。由此看来，卓珂月更突出了与仕途的对比，更偏重失与得的互补。不但如此，卓珂月还进一步表现唐伯虎笑傲，中亦有闲愁。他卖身为奴，费尽心机以期相见，几遍忧煎，始能成功。在这个剧本中，卓珂月由唐伯虎的风流韵事，不但写出了自身不遇的感慨，而且表达了他对人生死生悲欢的认识。

16．简述宋元南戏与北杂剧的差异。

答：⑴内容上，南戏叙事性强，抒情性弱，抒发的多是下层民众共有之情，作者个人主体意识不强烈；北剧故事情节较简单，抒情性强，人物形象单薄，作家主体意识比较强；

⑵语言上，南戏俚俗无文采，北剧文学性较高；

⑶音乐曲律上，南戏没有严格的曲律，用韵混乱；北剧重视曲律，在宫调、用韵上有严格规范。

17．简述南戏与传奇的差异。

答：⑴创作主体和演出对象：南戏多由艺人和书会才人完成，演出对象是一般民众；传奇多由文人创作，不仅在民间戏台上演出，还搬演于文人雅座上。

⑵题材内容：南戏多表现家庭伦理和婚姻问题；传奇则表现出对历史、现实的关切，对个性、情感的张扬；

⑶体制：南戏体制不规范，语言俚俗，音乐和表演上有很大的随意性；传奇体制规范，角色扮演上较南戏有所突破。

18．简述传奇剧本体制的特点。

答：⑴剧本不再标题目，将题目换成副末开场后的四句下场诗；⑵剧本“分出标目”；⑶剧本分卷；⑷每出的四句下场诗被普遍采用。

19．简述从《张协状元》到《错立身》和《小孙屠》，南戏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⑴内容上，从反映中举士人的婚变负心转而歌颂士子们对爱情的坚贞，以及家庭伦理、兄弟之情。

⑵艺术表现上，A、无谓的插科打浑明显减少；B、曲辞由俚俗转向诗化； ⑶人物形象越来越鲜明、丰满。

20．结合作品，分析四大南戏所体现出的南戏的发展变化。

答：⑴内容上，《荆钗记》、《拜月亭》赞扬文人科场得意后对爱情的坚贞，《杀狗记》表现家庭伦理，《白兔记》写发迹变泰，既贴近民间，又有文人渗透的痕迹。

⑵形式上，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对后世南戏、传奇创作影响深远。

21．简述梁辰鱼的《浣纱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价值。

答：⑴是最早用改革后的昆山腔演唱的剧本，它使昆山腔在戏曲舞台上迅速流传开来；其中一些出在后世久演不衰。

⑵对历史兴亡的思考，代表了明传奇的一个重要主题，并在后来的文人创作中得到了更多发挥。

⑶以政治和爱情相结合，开创了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手法，对后世传奇创作有很大影响。

22．试分析《鸣凤记》“灯前修本”和“夫妇死节”两个片断。

答：“灯前修本”和“夫妇死节”是《鸣凤记》中非常著名的两个片断。

“灯前修本”写杨继盛因仇鸾奸谋败露，由贬所升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为感谢皇帝再生之恩，杨继盛灯下起草奏章，弹劾严嵩。幽冥之中渐作鬼声，进而现身、进而灭灯而下。杨继盛的妻子亦相劝阻，但杨继盛均不为所动。鬼的现身、进而灭灯不仅写出了杨继盛的忠诚和视死如归，也进而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妻子的劝阻让杨继盛出现又一层感情羁绊，使感情冲突的高潮得以保持。鬼魂的拦阻、妻子的劝告，凸现了杨继盛弹劾严嵩的悲壮激烈。

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的结果，是被处以斩刑。“夫妇死节”以十月飞雪的法场为背景，把大量的篇幅给了杨继盛的妻子，由她的曲与白，写出“牵襟结发今朝断”的痛苦与伤心，写出杨继盛的“一腔忠义”、“一点丹心”。剧中杨继盛妻携酒帛上场，在痛哭之后，给杨继盛送上一杯别酒，跪读祭文。丈夫死后，她更在丈夫尸体旁，代夫上本，自刎而死。史书所记伏阙上书比，这一剧情安排冲突更加尖锐、紧凑，使杨继盛夫妇的忠烈行为更加感人。

23．沈璟的剧作有哪些特点？

答：⑴内容上注意表现市井生活；⑵注意世风，注意剧本的道德意义；⑶重视剧作的舞台效果，结构上注意避免冗长、拖沓；⑷形式上表现出杂剧与传奇的融合；⑸语言通俗浅近，并追求诙谐。

四、论述题

㈠元明戏曲部分

1．试析关汉卿杂剧《窦娥冤》中的窦娥形象 提示：

窦娥是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她代表了社会上再普通不过的、顺从命运安排的寡妇们。

a、悲剧形象：严守社会道德，却被社会以不道德的名义毁灭。剧本开始时，尽管窦娥命运坎坷，心中有许多烦恼，但她还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准备修来世。可是社会并不允许她这样。张驴儿介入她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反抗，最后为社会所毁灭。

b、性格变化：由善良柔顺到对社会的极端仇视和强烈报复。最初的窦娥是善良柔顺的，既照顾婆婆，又屈从命运。但是，社会一步步的逼迫，先是张驴儿的逼婚，后是张父被毒死的事件和张驴儿的要挟，最后是窦娥寄予最大希望的官府的胡乱判案，使得窦娥对这个社会完全失去了希望。这才导致她的怨天咒地和三桩誓愿。

c、关汉卿以窦娥这个年轻的寡妇作为自己表现的对象，由窦娥的遭遇表现自己对当时社会的认识和评价，对现实的批判。他为社会的黑白颠倒、官府的草菅人命所愤怒，不满让好人受难。信守道德的窦娥却被以不道德的名义处以了极刑，这就是关汉卿对于这个充满倒错的社会的评价。

2．以剧本为例，试析关汉卿杂剧的文人色彩 提示：

关汉卿虽自称“浪子班头”，但他的作品仍表露了鲜明的儒家思想和文人色彩。他以杂剧为抒情写志的工具，借助杂剧来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他的《窦娥冤》透过窦娥这个弱者的命运，表达了自己对社会黑暗和不公的愤怒；《蝴蝶梦》通过公案的形式，表现了继母王氏的贤德，传达出他对这种道德境界的肯定；《单刀会》则通过关羽的形象表现了他的历史感慨，传达了正统史观。

所以，他以一个儒者的视野在观察社会、体味人生、审视历史，并从中深切地体会到了现实的丑陋，历史的变幻，人性的弱点，以及卑微生命与命运的抗争。他评价历史、慨叹人生，并将这种种体会呈现到剧本中，使其剧作流露出儒者的悲思。

3．试述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提示：

关汉卿自己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他对人物的塑造。关汉卿善于将人物放在尖锐的冲突中来表现。比如窦娥的善良孝顺和刚强，是在生与死的尖锐冲突中一点点地表露出来的。《蝴蝶梦》则在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表现了王氏的贤德和慈爱。《调风月》中的燕燕则是在狼狈的处境中展示出泼辣又软弱的形象的。

其次是关汉卿杂剧的情节富于变化。在《窦娥冤》中，情节富于变化，戏剧冲突接连不断，高潮迭起，很能吸引观众。又如《救风尘》中，赵盼儿营救宋引章，费尽心机，又有了风云突变，最后一波三折，使得冲突消解，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第三是关汉卿的杂剧语言自然、真切，既符合剧情，又富于个性。人物语言符合角色的经历、身份、地位和性格特征。比如窦娥的善良，到最后的激奋；燕燕作为婢女的小心和怨艾；王瑞兰作为大家闺秀的自信、端庄和高贵等等。都表现得恰如其分

4．为什么说关汉卿是一位当行的剧作家 提示：

“当行”，古典戏曲评论用语，也称本色。关汉卿的当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内容方面。关汉卿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他借助杂剧这个工具，在现实生活中捕捉问题、选择角度，通过剧本来剖析社会，剖析人生。比如他的《窦娥冤》、《蝴蝶梦》、《调风月》等，以杂剧的形式反映了真实的元代社会生活的侧面。

其次是剧本的体制方面。关汉卿熟悉勾栏，熟悉戏剧表演。所以他的杂剧适合舞台演出，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艺术吸引力。比如他的《窦娥冤》情节富于变化，戏剧冲突接连不断，高潮迭起，很能吸引观众。

第三是语言方面。关汉卿杂剧的语言自然、真切、质朴，既切合剧情，又富于个性。人物语言符合角色的经历、身份、地位和性格特征。比如窦娥的善良，到最后的激奋；燕燕作为婢女的小心和怨艾；王瑞兰作为大家闺秀的自信、端庄和高贵等等。都表现得恰如其分。

5．试分析《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提示：

首先，《西厢记》塑造了张生的形象，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爱情故事中痴情的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的书生的形象。以后爱情故事中的书生，常常沿袭着《西厢记》中张生的性格特点。

其次，《西厢记》在中国戏曲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曲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它主要体现在对于莺莺的描写上。在《西厢记》中，莺莺的内心世界得到了非常生动、细腻的表现，成功地揭示了莺莺这个大家闺秀在争取自由爱情过程中的心理矛盾

第三，《西厢记》中的红娘，一个正直、聪明、伶俐、热心的丫鬟，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物类型，影响着后来的创作与生活。

第四，《西厢记》对矛盾冲突的设计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动剧情，同时也借此刻画人物，使人物性格在冲突中更加鲜明生动。

此外，《西厢记》中才子佳人后花园相会，经过磨难终成眷属的故事模式，也对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6．试分析《西厢记》中张生和红娘的形象 提示：

张生是一个痴情的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的书生的形象。为了爱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面对爱情时也有些卤莽、糊涂和不知所措。他同时又是一个才子，有才华，有智慧。他又是软弱的，情绪化的。情绪随着事件的发展大起大落。

红娘是一个正直、聪明、伶俐、热心的丫鬟的形象，富于正义感、同情心，她又是机智的和伶俐的。她磊落直言，急公好义，促成了崔张的好事，同时也承担了老夫人的责骂。正因为如此，后来人们将“红娘”作为了成就人们婚姻好事的热心人的代名词。

7．试以莺莺为例，分析《西厢记》是如何刻画爱情心理的 提示： 《西厢记》在中国戏曲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曲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它主要体现在对于莺莺的描写上。在《西厢记》中，莺莺的内心世界得到了非常生动、细腻的表现，成功地揭示了莺莺这个大家闺秀在争取自由爱情过程中的心理矛盾。使我们不仅看到莺莺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且看到她怎样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看到她战胜自我的过程，看到她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莺莺的矛盾心理主要通过“闹简”和“赖简”得到表现的。一方面，当她得到张生的情书后，心里又惊又喜。可她长期以来受到的教育，她头脑里的道德观念，使她不愿让人知道她的快乐，甚至她自己也不愿意承认这种内心的快乐。于是有了“闹简”的一幕。但是当红娘假意要去老夫人那里出首时，却又被莺莺拉了回来，询问张生的情况。剧本写莺莺反复地掩饰自己，而反复地掩饰正说明莺莺内心的矛盾。莺莺托红娘带信，与张生约会，但是张生如约而来时，莺莺又变卦，数落训斥了张生一顿，这就是“赖简”。这一方面是由于红娘在场，另一方面也来自莺莺内心的压力与恐惧。在她的内心深处，对“月下偷情”私自和男子约会，还是有所顾及的。杂剧中的“闹简”、“赖简”两折突出表现了莺莺冲破礼教束缚的艰难，她的动摇，她内心的矛盾，是刻画恋爱心理很成功的段落。

8．试结合作品分析郑光祖爱情剧的道德色彩 提示：

郑光祖的爱情剧体现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色彩。

首先，在模式上，均采用有婚约在先、拜见岳母，岳母让以兄妹相称的故事模式。比如《*梅香》中的白敏中与裴小蛮早有婚约；二人私会时也没有失身；白敏中奉旨成婚等，情节上的设计，使剧本在表现爱情的同时，又照顾到了社会的伦理规范。即使是《倩女离魂》，张倩女和王文举也是曾有指腹为婚的婚约。

其次，在立意上，两情相悦的基础是女子的贵人容仪和男子的远大前程，爱情有着太多的现实欲望。

同时，在爱情的过程中，男女之间也没有超越界限，比较强调风化。郑光祖的爱情剧致力于写情，却终不逾矩，有更多的道德伦理色彩。

9．试析徐渭的《狂鼓史》 提示：

徐渭的《狂鼓史》采用了历史题材中的弥衡击鼓骂曹操的素材，但是将地点移到了阴间，俗称“阴骂曹”。一方面，将所有的能够列举的曹操的劣迹都能数落出来，骂得更加痛快淋漓；另一方面，借助阴间地位的颠倒，见出因果报应的不爽，而且把观众对弥衡和曹操的冲突的关注，更多地转移到了弥衡的身上，使弥衡成为了绝对的主角。《狂鼓史》写曹操是地狱的罪犯，弥衡是将要被上帝征用的修文郎，判官请弥衡和曹操当面，重演旧日骂座的一幕。徐渭借弥衡的形象，完成了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的设计。剧中气概超群、才华出众、借狂发愤的弥衡正是徐渭的化身。弥衡最终被上帝请去做修文郎，也是怀才不遇的徐渭对自己的一种安慰。所以剧中的曲词，语气雄越，悲愤畅达。

10．谈谈阳明心学对徐渭戏曲创作的影响 提示：

a、尊重儒学的同时，对佛、道持开放的态度。例：《翠乡梦》中月明度化柳翠，可以感受到徐渭对禅宗的熟悉和思想上的赞同。

b、讲求“良知”，注意对抒情的“度”的把握。例：《雌木兰》在奇情奇事中，时时顾及到道德的层面。

c、崇尚“情真”和“心之所自得”。例：《女状元》中周庠录取胡颜为进士的理由是胡颜的并不遮掩“真性情”。

11．试述高明《琵琶记》对后世戏曲创作的影响 提示：

首先，高明在他的创作中明确提出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思想，强调作品的社会教育作用，努力尝试把戏剧这种“小道”提升到教育工具的地位。

其次，他以他的文学修养，提高了南戏的文学品位，并以其作品，改变了南戏的粗糙和简陋，是南戏得以与杂剧、与文学史上的其他文学样式并驾齐驱，使南戏由民间进入到文人的书房，以此为标记，南戏创作迈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最后，《琵琶记》结构形式上的创造，作为南戏创作的范式性作品，给后来的创造以极大的影响。《琵琶记》采用的双线结构模式，几乎成为了后来南戏、传奇创造的基本结构方式。

12．《牡丹亭》在艺术上的成就。提示：

首先，《牡丹亭》塑造了一位渴望爱情的至情、执著于理想的贵族少女杜丽娘的形象。这一形象不仅丰满，而且突破了常理常情常规。

其次，在塑造杜丽娘的形象时，注意抓住人物的身份来做文章。《牡丹亭》的重点在表现主人公心中被压抑的情怀，她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她的青春的觉醒。为了与杜丽娘大家闺秀的身份相吻合，作者大量借助景物描写，以景物为媒介，表现内心的秘密。

第三，《牡丹亭》的曲词非常成功，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声口。剧中杜丽娘的曲词细腻、优美、含蓄；杜宝的曲词则或严肃古执，或豪爽慷慨；杜母的唱词平实而充满慈爱；柳梦梅的曲词则在淡淡的文采中，写出多情和书生意气。

13．试析汤显祖是如何通过杜丽娘形象的塑造来体现自己对“情”的追求的。提示：

对于文学创作，汤显祖强调真挚情感的作用。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在强调真情的同时，还表达了情对现实的超越。《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并没有一个现实中的情人，她为追求梦中情人而死去，又因情而复生。她不是在现实的感情中苦恼，而是为梦境而痛苦，她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的渴望。在这里，汤显祖不仅写出了社会现实中的女性的困境：生活中受到重重束缚，行动也受到多方约束，对于爱情，仅仅只有渴望，而无法实现。同时，汤显祖更借杜丽娘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至情观：“情”可以超越现实的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真情是无法为常理所规定和约束的。

第四篇：脸谱和戏曲研究课教案

《戏曲脸谱与京剧唱段》教案设计

刘燕忠

教学目标：

1.学习戏曲的脸谱知识，让学生了解我国的国粹——京剧以及京剧里的脸谱文化。

2.通过学唱歌曲《说唱脸谱》里的京剧唱段，让学生们对京剧的演唱有初步的认识，引导学生对京剧产生兴趣，激发学生对京剧的喜爱。

3、通过戏曲脸谱的学习和京剧唱段的演唱，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们领略戏曲艺术的魅力。

教学重难点：

1、脸谱文化中普色和分类和人物性格的关系。

2、京剧唱段中要注重字正腔圆和气息的运用，在正确的乐句进行换气。

3、结合对唱段中各个历史人物的了解，唱出京剧的韵味。

教法安排：讲授法、欣赏法、讨论法、练习法。

教学用具：多媒体、电子琴

教学过程：

1、课前导入

（1）播放歌曲《说唱脸谱》，通过歌曲里的京剧唱段，引出“京剧”一次。

（2）结合歌词“蓝脸的窦尔敦、红脸的关公、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观看PPT图片，引出“脸谱”一次，最后引出本课的课题：戏曲脸谱与京剧唱段。

2、脸谱介绍

（1）脸谱：是我国传统戏曲演员脸上的绘画，用于舞台演出时的化妆造型艺术。

（2）提出问题：为什么唱段中是“蓝脸的窦尔敦、红脸的关公、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不是红脸的窦尔敦？蓝脸的关公呢？

（3）脸谱的特点：与人物角色的性格关系密切。

（4）脸谱颜色的分类：具体介绍红脸、黑脸、白脸、蓝脸、黄脸、绿脸、粉红脸，介绍七种脸谱的代表人物：关公、张飞、曹操、窦尔敦、典韦、程咬金、廉颇等等，请学生讲一讲他们的小故事，最后老师补充。

3、学唱京剧唱段

（1）请学生再欣赏一遍歌曲

（2）教师介绍歌曲：《说唱脸谱》是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歌，借鉴京剧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听起来琅琅上口，亦歌亦戏。这首歌由作词家阎肃作词，作曲家姚明作曲，并由青年歌手谢津演唱，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3）教师范唱一遍京剧唱段（4）分句教唱

（5）教师弹奏歌曲，学生演唱歌曲。（6）分组进行练习（7）跟着教师的伴奏演唱

（8）教师指出学生演唱中要注意的问题：尤其注意咬字，京剧演唱注重字正腔圆，并且要在合适的地方进行换气，例如最后一个字“喳”要唱七个小节，因此气息和重要，要在第四小节进行一次换气，换气时要注意气息下沉，演唱时气息要饱满。（9）最后全班一起跟着伴奏音乐演唱。

4、学做京剧表演动作

教师给学生示范一两个有特色的京剧亮相动作，可以让学生边唱边做动作。

课堂总结：今天，我们学习了脸谱文化，学生了京剧唱段，同学们对我国的国粹——京剧变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学得兴致勃勃，老师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学习中多接触我们的其他戏曲，学习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领略戏曲艺术的魅力，把戏曲文化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第五篇：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

文 章来源 莲

山 课 件 w w w.5Y k J.c oM

内容提要：文章在概述前辈时贤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对于此论题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缺乏系统性、开创性的状态，许多问题的论述或语焉不详，或简单比附。要突破这种状态，就要改变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关系的发生研究，以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早期形态的参照。并且要明确二者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此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罗列一些异同现象材料，作表面化的比较。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研究；回顾；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它们同生共长，彼此依托；而且早期的艺人和“书会才人”对戏曲和小说同时染指，这不可避免地有题材的相互沿袭、手法技巧交叉使用的现象。虽然后来二者分踪发展，但它们在题材方面、叙述体制方面的相互关联仍很明显。对此现象的关注和探索伴随着小说、戏曲的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概述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故事题材的相互袭用；二是小说与戏曲间概念不清，如视《西厢记》为“曲本小说”，是小说中的韵文一类[1](p308)(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兼及小说和戏曲。前人有关二者关系的疑问或论定多基于此，如明人胡应麟就疑惑：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鉶所撰，……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2](卷41《庄岳委谈》卷下)

明人称长篇南曲戏文为“传奇”，那么，这种戏曲形式何得以唐人小说书名作为文体称谓？这一疑惑也曾萦绕在王国维的脑中。他在《录曲余谈》中谈到元人陶宗仪所言“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时，案曰：“九成此说误也。唐之传奇非戏曲……”[3](p222)他们俱对陶宗仪的这一列举线索持有异议。伴随着这些思索与议论，也就开始了对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关注和考察。

早在元代就有人对杂剧开始镜考源流，追索根本，元末夏庭芝、陶宗仪即有言：

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4]（夏庭芝《青楼集志》）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笔者案：此指唐人小说)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笔者案：指元杂剧)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5]（卷27“杂剧曲名”条）

这一排列是基于故事题材为线索的追溯：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院本、元之杂剧一脉相承。然而，“传奇作而戏曲继”，则已包含了对此一脉线索内在联系纽带——叙述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认同点上，刘师培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戏曲的源渊：

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6](p132)

刘师培以叙述性和诗韵为基点认为传奇小说和叙事乐府两种文体分别是戏曲的近源和远源，故称之为“曲剧”。当然，相对于刘师培，古人对这一点可能未形成自觉意识，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元杂剧的渊源还是在故事题材的袭用关系和小说、戏曲概念不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可无论如何这是对小说与戏曲关系所关注的最初视点。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人们循着这一视点向前走去，同时也开掘出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新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梳理了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沿袭关系。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间在故事题材方面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综合说来，二者间的这种交流关系呈不平衡的状态，戏曲对小说故事题材的依赖相对要大一些。从戏曲的取材情况看，很少是专为戏曲这一体制联系到舞台表演而独出心载，多为取用现成的故事（其中小说故事占不小的比重），甚至同一故事被多种戏曲作品反复敷演，如相如、文君故事。于是学者们在叙录戏曲时多要理清其故事题材的源流，力求明其本源，识其流变。在此方面用力较大者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邵曾琪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等著作，其中多有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承袭情况。这些基础性的资料梳理，为探析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准备。

(二)考索同一或同类故事题材在小说和戏曲间的流变轨迹，并予以美学或文化的分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等人对孟姜女故事流变的考察，形成了不小的学术潮流，吸引了大批学者参加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时也带动了一些学者对类似问题的探讨，如张寿林的《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赵景深《董永故事的演变》等（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他们在梳理一个故事在小说、戏曲间辗转流变情况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其间的承继与变异因素及其社会印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促进了这一方法的传播。后来如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么书仪《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等，都是这一方法的有效应用，它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考察视点。

(三)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在形式体制和创作手法方面的相互影响、交流关系，及其在彼此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王国维指出了宋话本小说的体制结构有“资戏剧之发达者”[7](p36)；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辟专节(第三章第三节)论述“说话”伎艺及其话本对戏曲的影响关系，涉及到“说话”伎艺的语言艺术、以口演述故事的表演形式、首尾体制、以骈俪文字描绘景物或人物的手法等对戏曲的影响。而朱恒夫《早期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戏曲质素》(《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刘永良《中国古典戏曲与<红楼梦>人物刻画》(《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期)、许并生《<红楼梦>与戏曲结构》(《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期)等文章，则努力在小说创作中发掘出戏曲影响的痕迹，以及这些戏曲质素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主旨表达上的功能。

(四)探索小说、戏曲共同具有的艺术特性。郭英德的《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以叙事学理论探讨了小说与戏曲所共有的叙事因素(《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董乃斌的《戏剧性：观照唐代小说诗歌与戏曲关系的一个视角》阐述了唐代小说和戏曲所具有的戏剧性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过程，从中揭示出小说、戏曲间的关系(《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刘汉光的《小说、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则把寓言性作为小说与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钟明奇《明清小说、戏曲传“奇”二题》论述了明清小说、戏曲的传“奇”特色(《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这些学者都能立足于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努力探析二者内在的关联之处、艺术共性。

(五)钩沉、梳理古代小说中的戏曲资料。古代小说中关于戏曲的描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戏曲活动的忠实记录，在戏曲资料大量湮没的情况下，这些记录描写弥足珍贵。学者们对《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欢喜冤家》、《红楼梦》等小说中戏曲剧种、声腔、剧目、曲文、演出等方面的梳理、检索，为戏曲研究提供不少可贵的文献支持，如徐扶明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刘辉的《论小说史即活的戏曲史》(《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等。

以上即是前辈时贤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所开启的视点，许多问题还处于点到即止、提而不论的程度(相对而言，对一、二、五视点的探索较为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廓清。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也是一个值得详加研究的课题，这一点已渐为学界所注意。但对于其研究，意念多于实绩，很多问题语焉不详，许多论述还是重复前人的思路，或简单地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缺乏系统性、开创性，这种状态急待突破，以推进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步伐。在此，笔者不避浅陋，妄陈几点想法。

二、思考之一：关系研究的起点

前辈时贤多把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存在作为研究二者关系的逻辑前提，立足于元明清三代成熟的小说和戏曲形式以求其异同点，而较少涉及二者早期形态的关系发生情况。这使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因缺少早期形态的考察而失去历时的参照，那些对故事题材上交流借鉴的表面梳理、形式体制上的简单比较应嫌肤浅。因此，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应突破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密切关系的发生研究，这涉及到发生的条件及其表现。理想的状态是能还原二者发生关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相当困难的，况且关于它们的资料十分有限。我们只能以零碎的资料和沉淀于作品文本中的信息予以考察(因篇幅所限，一些问题未能展开讨论)。

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首先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共同生存的文化环境，一是二者互相缺少的素质。唐时佛家的斋会上有伶伦百戏、“市人小说”(属于杂戏的一种)[8]；宋时的瓦舍勾栏是各种伎艺会集的场所，这为小说、戏曲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的环境因素。而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差异则成为最初相互交流、借鉴的动机，它们从对方借鉴自己缺少的素质以丰富、发展自己，如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故事性较差，在这方面“说话”伎艺的故事对其发展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这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互相借鉴、各取所需的交流状态为二者的关系研究提供了诠释的语境和论据，而具体历史范畴内二者的交流关系，又成为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对象。

我们从二者具体的交流中找出共有的素质或特征，又从二者相互的影响中发现一系列的差异。找出这些异同现象，并不是关系研究的目的，关键要在这些现象背后发现某种必然的理由，进而在这些异同点上勾画出二者关系发生的轨迹。具体的思路是，综合二者早期形态表现出的共有的素质或特性，考察它们关系发生的轨迹，进而以此为出发点，理解二者的差异性及其原由。如此，二者在发展初期的交流过程中经碰撞而形成的共性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起点。

(一)叙述性的结构形态

中国戏曲虽然有较强的抒情性，但仍是以叙述性作为其情节结构基础的。这一点若以西方的戏剧作为比较面加以观照则更为显见。杨绛比较了亚里士多德和李渔关于戏剧结构的理论，指出：“我国传统戏剧的结构，不符合亚里斯多德所谓戏剧的结构，而接近于他所谓史诗的结构。”[9]（《李渔论戏剧结构》）亚里士多德一再从文本上强调戏剧与史诗的文类区分，而区分的尺度就是叙述与展示。周宁从话语模式角度考察中西戏剧，认为中国戏曲始终综合叙述和对话两种因素，以叙述为主导性话语，中西戏剧在话语体制上的重大差异就是“代言性叙述”和“戏剧性对话”的差异[10]。

戏曲表现出的叙述性素质，与敦煌话本、宋元话本的影响、促进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中国戏曲在发展的早期故事性很差，而变文、“说话”在叙事方面则已十分成熟。在长期共存的过程中，这一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对戏曲的影响成为必然。如宋代的话本小说故事就对宋杂剧能走向成熟的戏曲形式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对此，王国维即指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7](p35)但是，宋杂剧所接受、取用的话本小说故事已不是生活形态的素材，而是具有一定的叙述形式，那么，它们在接受话本小说的故事题材时，这种叙述体制就必然潜相地影响或内化于其叙述体制中。所以，后来成熟的戏曲才会表现出与话本小说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形态、话语形态，而不只是话本小说的故事促进宋杂剧“变为演事实之戏剧”。

正因为叙述性的结构模式，才有情节结构上的幅度广而密度松，才有时空的自由操作(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变换，只凭故事需要，并没有规定的限度)。因为叙述性话语模式，演员可以直接与观众接触、交流，他们的话语可以面向观众表达，剧中许多信息也不必在人物的戏剧性对话间展示，等等。也正因为这些，“我国的传统戏剧可称为‘小说式的戏剧’”[9]（《李渔论戏剧结构》）。

(二)散韵(说唱)结合的表达方式

说唱结合是一种表演体式，反映到文本上，“说”的部分为散文形式；“唱”的部分为韵文形式。考察这一表达方式可分为两个方面：韵散组合的整体格局；组合这一格局的各个部分（散文和韵文）。

唐宋时的戏曲早期形态虽或有说唱结合的格局，但未能形成文体标志和有力的叙述功能。唐参军戏以科白戏弄为主，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金院本以做作念白为主。而在唐变文中，韵散结合的格局已明显地成为其文体标志（参见张鸿勋《变文》，见颜廷亮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表演形态的“转变”是说唱结合，并且能以这种形态细腻叙事。它直接孕育了后来的许多说唱伎艺，如宝卷、诸宫调、弹词、鼓子词等，其韵散结合的形态无出变文之外，而且有的已明标唱、白，如《张协状元》第一出中那段诸宫调演唱、元杂剧《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的“货郎儿”演唱即如此。若不论戏曲的角色扮演，其韵散的格局与变文无异。

宋元话本也表现出成熟的韵散(说唱)结合形态。南宋罗烨所编《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描述当时的“说话”：“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曲”是供唱的，参以宋话本，如《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可知，“说话”是一门说与唱并重的伎艺，“说话人演出时，是讲说、歌唱和朗诵并用的”[11](p576)。

戏曲的曲文唱辞有较重的抒情性，但不能否认它也有明显的叙述性。考察元杂剧的曲辞，就有明显的叙述功能，它可以叙述人物的动作、品格、面貌；叙述不便于在舞台上表现的场面、动作(如探子报告战况)；向剧中其他人物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等。若考察戏曲曲辞的功能构成和渊源，诗词的抒情传统当然是重要的一脉，但也要看到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对戏曲曲辞叙述功能的锻炼和促进。唐变文中的韵文就表现出成熟的叙述功能，它已能加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进程，成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起着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李陵变文》中就以韵文叙述了李陵请降、单于纳降、李陵封王的情节。韵文的叙述功能在后来的诸宫调、鼓子词等说唱文学中更是得到发扬，如《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北宋赵令畤）、《董西厢》、《刘知远诸宫调》等。

绾结言之，中国白话小说和戏曲的早期形态共同享有着说唱结合表述方式，显示着二者的密切联系；而它们所具有的这一说唱伎艺传统也显示着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及其初始状态。

(三)口传形式的传播手段

话本小说最初的存在形态是“说话”伎艺的一种，是以口传方式滚动于“说话”艺人口唇间的。我们无法重建当时的口传活动现场，但可以说，“说话”这一口传活动存在的基本条件一要有说书人的讲述，二要有听众的参与。

话本小说的传播就是要通过说书人面向听众的演述来实现，所以听众的存在是基础，也是说书人演述活动的出发点，因此，他在演述过程中必然会注重听众的接受趣味、能力和效果。首先，为适应听众的审美趣味，讲述一些切合民众趣味的、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这也是它在当时能让民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于“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的现场性，不容许听众的细品，而且“看官”也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下层民众，于是讲述人的讲述多注重情节的曲折，线索的清晰，必要时还要跳出所讲述的故事虚构域对一些疑惑点作出解释，以让听众轻松地获得故事的信息，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费力地从人物、情节间的话语、行动中去构建故事，作出价值判断。再者，“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与其说是记忆的复现，不如说是说书人在同参与的听众一起进行表演的一个过程。说书人特别重视现场感，注重场上的气氛，注重与听众的交流，以拉近听众的距离，如跳出故事情境面向“看官”解说、评论，以此引导其情感参与和价值判断。

说书人的这些口传活动的特征都不同程度在沉淀在话本小说的文本中，可称之为“说书体”，即指“说话”活动中说书人以第三人称视角面向“看官”的叙述特色——叙述人称上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上是全知视角；叙述口气上是面向“看官”。这种“说书体”大量遗存于戏曲中，如元杂剧《柳毅传书》第二折那段电母对二龙争斗的讲述，《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那段说唱“货郎儿”，更多的如“探子式”报告军情战况的演述，都表现出明显的“说书体”特征。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所共有的特性和素质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二者早期形态所具有的说唱伎艺的特性，我们也由此勾画出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

惟其需要故事的发展，不得不借重于话本的力量；惟其需要加入唱词以增强美听的价值，不得不借重于其他的讲唱伎艺；而讲唱伎艺之于话本，往往如血肉之不可分离。故南戏和北曲杂剧的成立，主要即是宋金杂剧院本和讲唱伎艺的相互结合。[12](p72)

我们研究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不能脱离或无视这些说唱伎艺传统的，这些传统是小说与戏曲关系发生、表现的最初形态，它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早期形态的参照。

三、思考之二：关系研究的意义

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探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的、逻辑的起点。这一起点提醒我们，二者关系研究并不等于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也不是让我们的思想单纯盘旋于二者间的亲缘关系；而应充分注意到，我们探讨的是两种已具有独立特性的文体，对其共性的探讨只是关于二者关系研究的起点，我们更需要的是要考察二者发生关系之后又在哪些共性基础上分化，在何种因素的促进下发展，逐渐形成其个性，从而文体独立的。或者说，二者的关系为它们的文体独立和发展提供了何种有利条件或不利因素，而不是堆积、罗列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异同现象材料。

所以说，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二者的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比较。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无论立足于小说角度还是立足于戏曲角度所进行的二者比较观照，都是进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们各自为显示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理解对方的个性提供了参照系统。比如把对戏曲发展史的考察纳入这一参照系中，“只要看到宋杂剧与话本的联系，则宋元以来戏剧的发展事(除声乐外)自可大体求得解决”[12](p74)。这一联系首先会使我们注意到二者的共性，但目的却是要在宋杂剧与话本的关系参照系中去观察宋元以来戏曲的个性发展状况，即通过二者的共性找出话本对戏曲的影响痕迹，并在共性的基础上分离出二者的一系列差异，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探寻宋元以来戏曲对二者共性的背离和文体发展。在这一探寻过程中所做的一切研究尝试、认识及解释，都是以二者关系作为参照系的，如对元杂剧“一人主唱”功能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元杂剧“一人主唱”(一个脚色主唱)的体制有利于主唱人物的形象塑造。道理上，这主唱人(剧中主唱的人物)处于杂剧演述的中心，全剧只有他一人能充分地抒发感情，展示心灵，表达其对周围人事的观点，而其他人物则无此机会，则主唱人应为故事的主人公，应是杂剧着力塑造的人物。但许多杂剧却并非如此，《争报恩三虎下山》应着意的人物是杨雄、燕青和鲁智深，可主唱人却是李千娇；《千里独行》的主人公应是关羽，可主唱人却是甘夫人，其它如《隔江斗智》的主唱人非诸葛亮或周瑜、《薛仁贵衣锦还乡》非薛仁贵、《哭存孝》非李存孝、《陈季卿悟道竹叶舟》非陈季卿，等等。另外，元杂剧中还出现了许多“探子”式人物作为主唱人，出场就是为了报告在剧中无法表现的场面，如《单鞭夺槊》第四折的探子，《存孝打虎》第四折的探子，《柳毅传书》第二折的电母，《火烧介子推》第四折的樵夫，《哭存孝》第三折的莽古歹等，这类主唱人的出现只是为了完成对难以在舞台表现的场面或事件的叙述交代，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叙述的工具)。这类主唱人的出现不是以塑造性格为旨归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叙述杂剧故事。所以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不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而设定的。这种“一人主唱”体制下的主唱人物设置，是早已成熟的话本小说、诸宫调等说书人叙事向戏曲形态转化时所必然出现的文体特征，其区别一是纯粹性叙述，一是代言性叙述。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戏曲以观照小说，从而与小说本体拉开一定的观察、理解距离，通过对方的映照审视小说，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从而拓展对小说的研究层次。就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我们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来增进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传统的理解，即通过理解对方来理解自己，又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对方，在交流和比较的观察视界中考察二者的性质和关系，以充分理解、认识小说发展史和戏曲发展史的内在逻辑。我想这是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

总之，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视点，为我们研究小说和戏曲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的深入。这也是二者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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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太平广记》卷257《陈癞子》：“唐营口有豪民陈癞子，……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各。斋罢，伶伦赠钱数万。”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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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来源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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