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该如何决策案例分析五篇

第一篇：安娜该如何决策案例分析

《安娜该如何决策》案例分析

1、对安娜来说，有哪些行动方案可供选择？

答：可供安娜选择的行动方案有两个：

①不继承父亲的公司，继续留在现任的这家电脑公司；

②将现任工作辞掉继承父亲的电脑维修公司。

2、你建议她采取哪种备选方案？为什么？

答：从决策的最优化考虑，我建议她留在电脑公司当程序设计员，原因如下：

①公司前景很好，安娜个人认为将来能够升到管理职位，收入有保障、前途乐观，并且工作为所学，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

②回到父亲的公司，年薪并不比在电脑公司高，而且年终分红因她对公司经

营的好坏而不固定，有一定的风险；

③若回到父亲的公司，工作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会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而且最终是否能够经营好父亲的公司还不确定；

④即使安娜不继承父亲的公司，将来也能继承父亲的财产。

3、你认为安娜的个人价值观对她做出决策会有何影响？

答：决策者的素质和作风之一个人价值观是决策的影响因素之一：

①若安娜对周围事物适应力较强、喜欢挑战未知领域、带有冒险精神，那么

她将选择“将现任工作辞掉继承父亲的电脑维修公司”方案，因为继承电脑公司对安娜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一种挑战，同时这种价值观会促使她改行后实现人生的价值；

②若安娜比较专

一、对未知事物不太敢尝试，那么她将选择“不继承父亲的公司，继续留在现任的这家电脑公司”方案，因为她专注于已知领域，在自己所熟知的领域经过努力更容易做出成绩，同时这种价值观会促使她将来升为部门经理或更高职位，实现自身价值。

第二篇：政府决策案例分析

【政府决策案例分析】政府重大决策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

“这是近年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一个非常具体的很有见地的进步。”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松年指出，公开、参与是提高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与公信力的基本程序要求。如果能够按照意见规定的“五大程序”进行，政府决策就能做到基本正确、避免失误。

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当前，一些行政机关违法决策、随意决策、拍脑袋决策问题仍然存在。针对此，意见在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方面提出了新要求。

意见指出，作出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适当形式反馈或者公布。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听证参加人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听证意见要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重大决策要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重大决策事项应当在会前交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能提交会议讨论、作出决策。

意见要求，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重点是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要把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未经风险评估的，一律不得作出决策。

意见强调，加强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在重大决策执行过程中，决策机关要跟踪决策的实施情况，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

决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全面评估决策执行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对决策予以调整或者停止执行。对违反决策规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追究责任。

第三篇：项目融资决策报告(融资案例分析)

“世纪星”项目融资决策报告

“世纪星”项目概况

总投资8.99亿元，项目前期己经投入2.8亿，项目2003年竣工，建设期一年，预计总投资8.99亿元，己取得一期土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还需要取得开工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时，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靠自有资金建设并封顶的“鸿盛大厦”项目同样也急需下一步外部工程和装修工程的资金。所以资金缺口比较大。这个项目是天鸿地产公司的第四个项目，项目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不大，融资便成了重中之重。

投资所面临的环境

项目区域房地产市场分析：随着我国房地产投融资体制的变化和央行关于住宅开发贷款和住宅按揭贷款限制性规定等政策出台后，金融业门槛逐步加高，再加上土地招投标政策的实施，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业己不再局限于产品本身，资本实力成为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多渠道融资成为房地产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房地产业在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发展将成为中国今后20年持续经济成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其发展势头正盛，是投资的黄金时期。

世纪星项目位于城市繁华商业地段，商业建筑较多，如果继续开发商业建筑则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反观由于居民住房相对较少，所以该项目建成后对于促进当地商业进一步繁荣有着积极意义。通过调查比较我们发现世纪星项目最合适的用途即为高档民用建筑，可以突显该建筑的气质特色和该地区能够很好的融为一体。

地区房地产各类市场在国家大的宏观环境下发展前景十分良好，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首先表现为居民拥有金融货币数量的迅速增长，作为社会公众而言，房地产既是一种消费品，也是一种资本品。世纪星项目所在的建设项目专业市场就处在这正高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中。2003年，我国人口达到一个新的小高峰，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随着解决温饱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人们对居房有了更高的要求。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6月13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对于房地产开发项目，121号文件的核心内容是: 1.房地产开发项目申请银行贷款，其企业自有资金(指所有者权益)应不低于开发项目总投资的30%;商业银行发放的房地产贷款，严禁跨地区使用;2.商业银行不得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用于缴交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出让金的贷款，开发企业申请开发贷款必须具有“四证”;

3.房地产企业、建筑施工企业贷款得到的流动资金，不能用在盖房上;买地的钱也不能靠银行贷款来交;4.禁止施工企业贷款垫资开发;另外，只有在主体结构封顶后，才能对购房人发放贷款。央行的这些具体规定无疑拗断了绝大多数房地产商过去赖以生存的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的传统融资的资金链，这无疑也是对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的传统融资模式的一种极大限制。如果不能寻求到新的融资渠道，众多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房地产商将被迫退出市场。若全面实施央行房贷政策，将直接导致中小房地产业资金链绷紧，部分产项目停工，烂尾楼涌现。据业内有关人士估计:该政策实施将使约50%房地产企业陷入困境，70%以上的项目无法继续。‘

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世纪星”和“鸿盛大厦”项目也面对这种艰难的处境。其中“世纪星”项目2003年竣工，预计总投资8.99亿元，项目前期已经投入2.8亿元，并己取得一期土地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还需要取得开工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央行121号文的执行，没有四证无法向银行申请贷款，同时项目开发商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凭借自身1.5亿元的注册资本，无法满足自有资金不能低于项目开发的30%的最低限。而且，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靠自有资金建设并封顶的“鸿盛大厦”项目同样也急需下一步外部工程和装修工程的资金以及及时变现，将资金用于下一步的土地储备。按照121号文的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企业自有资金必须达到30%，而这30%必须是所有者权益，以前对30%的理解比较宽泛，只要你开发项目前期融来资金达到30%就可以开工，现在则必须是房地产开发项目企业的所有者权益，这些无疑增加了项目的政策风险。

专业项目市场分析：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12月29日，是具有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注册资金15000万元，截止2000年底，公司资产总额53，742，01万元，净资产22，071.45万元，累计开复工面积57.95万平方米，竣工面积42.6万平方米。公司主营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等业务，主要产品为商品住宅、普通办公楼及商业设施。土地与资金是房地产开发的两大要素，土地是房地产产品的基础资源，在总量控制趋减的情况下，土地市场上价格竞争激烈。当土地以公开竞争的方式供给，而土地供给量减少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公司必然要在土地的投入上增加资金。在开发企业自有资金普遍不足、以传统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用拍卖和招投标的方式受让土地，必然使房地产开发公司很难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开发建设。

项目房地产市场分析：2003年整个房地产市场延续2002年的高速发展的态势，国家统计局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两千八百多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三;在这种情况下，世纪星项目和众多的项目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随着我国房地产投融资体制的变化和央行关于住宅开发贷款和住宅按揭贷款限制性规定等政策出台后，金融业门槛逐步加高，再加上土地招投标政策的实施，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业己不再局限于产品本身，资本实力成为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多渠道融资成为房地产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天鸿房地产公司逐步认识到不能仅依靠自有资金+银行贷款这种传统融资方式来开发项目，这就使得该项目拥有其他项目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即资金的来源比其他项目要更为可靠。同时，由于该项目位于商业繁荣区，市场售价能够有一定的保证，资金的回收比其他项目要好，这一点对于一个大型的建设项目是极为难得的，也是该项目的一大竞争优势。在同类项目中，只有前年完工的鑫苑国际项目能够与之形成一定的竞争态势。鑫苑国际项目于2001年完工，项目总投资4.3亿元，该项目规划占地面积3.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实际建筑面积17.66万平方米（含地下商业用房）。其中，住宅6.77万平方米，商住、商业用房9.23万平方米。但其无论在投资规模还是在设计造型上都无法与世纪星相媲美，且世纪星所处地区较之更为繁荣，故竞争力较世纪星稍弱。

方案一

项目模式：直接融资

投资结构：由浙商联盟和天鸿地产组成非公司型合资结构。其中浙商联盟直接向国内银行进行融资负责项目款项的40%，天鸿地产向国内银行和欧洲银行分别融资项目资金的60%，两家公司通过合资协议确定合作关系，通过各自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天鸿公司在过去开发的许多房地产项目其自有资金只达到了总投资的10%，然后就去银行贷款进行房地产开发。公司项目投入资金中主要是银行贷款(约30%至40%);自有资金中又有30%~40%来自于开发商流动贷款;施工企业往往要对项目垫付约占总投入30%至40%的资金，这部分资金也多是向银行贷款。此外，至少一半以上的客户资金，即预售回款，这部分资金也多是客户向银行申请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同样也是向银行贷款。

资金结构：世纪星项目的资金结构包括项目贷款，股本资金和发行债券3种 其中资本金成本率为15%，债券发行成本为10%，银行贷款利率为6%，同时，按照规定，在进行项目融资时，资本金所占比率不能低于30%，债券所占份额不能高于银行贷款。如果在本次融资中，自有资金为X，发行债券Y，银行贷款为Z，发行债券成本率为： 债券筹资成本率=

年利息×（1-所得税税率）/（1-债券筹资费率）×100%=

7%×（1-33%）/（1-1%）=4.74% 综合上述所有的约束条件可得出如下约束方程： X+Y+Z=89900 X/(X+Y+Z)>=30% Y<=Z 总成本率M=X×{(1+15%)-1}+Y×{(1+4.74%)-1}+Z×{(1+6%)-1} 由以上条件可得出，当自有资金投入量为26，970万元，发行债券31，465万元，银行贷款31，465万元时，融资成本最低。此时M=7，424.84万元。

根据合资协议，由浙商联盟向中国建设银行通过融资协议贷款人民币1.456亿元，天鸿地产向中国银行通过融资协议贷款2.1亿元，同时发行债券31.465万元。利用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和项目外的各种信用担保，实现项目的有限追索形式。融资模式中的信用保证结构：

（1）天鸿地产公司作为项目发起人，根据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提供一个完工协议担保，排除了银行对项目本身无法完工的担忧，可以使其资金尽快回收。

（2）第三方的工程承包公司提供的“交钥匙”工程建设合约，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银行所安排的履约担保，构成了项目的完工担保，排除了项目融资贷款银团对项目完工风险的顾虑。

（3）太平洋保险公司经过对项目考察，为项目安排项目保险，主要包括建设期间机械设备使用过程中的各类损害和丢失，及施工过程中人身安全保险，保证了项目的建设风险的可控性。

（4）由天鸿地产提供意向性担保，出具安慰信，向其担保，公司同意向合资机构提供一切必要手段使其履行经济责任，并愿意在合资机构遇到财务困难时提供一定的资金帮助。

（5）项目发起人天鸿地产抵押他们在项目公司中的30%股份，以此作为贷款担保的一部分，使得贷款银行可以在出现违约时控制公司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项目贷款。融资结构简评：（1）由项目发起方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直接安排融资，并且直接承担安排中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是结构上最简单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符合本身公司财务结构不很复杂的情况。简化了融资的相关步骤，对于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便利性。故常采用。

（2）有利于天鸿地产税务方面的安排，对于天鸿地产来说，开发成立9年来，房地产开发经营稳步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取得良好的业绩。公司在开发、规划设计、建筑施工、经营销售和物业管理等方面具有一整套成熟有效的经营管理方法。年开工面积、竣工面积逐年递增，主营业务利润大幅度增长。同时，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天鸿公司十分重视企业品牌的建设，视品牌为生命。公司重合同、守信誉，自成立以来合同履约率为100%，从未发生违约及合同纠纷现象，公司产品优良，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同，公司品牌和所开发的项目品牌在房地产市场上都取得了较高的知名度。故其资信状况良好，采用直接融资可以获得相对成本较低的贷款。充分发挥了项目发起人在商业社会中的信誉。

（3）在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上的选择比较灵活，发起人可以根据其投资战略需要，灵活安排。

（4）另一方面，由于该项目为发起人直接拥有项目资产并控制项目现金流量的投资结构，可以比较充分的利用项目的税务亏损或优惠，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5）但这一项目融资方式同样存在这不足之处。由于参与合资的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在信誉，财务状况，市场销售和生产管理能力等方面不一致，其中天鸿地产的资信较好，在融资贷款方面比较有优势，但浙商联盟在项目之前并无相应的项目经历，故其在专业领域的信誉度较低，各方面的经验都难以达到天鸿地产的状态，这就增加了以项目资产及现金流量作为融资担保抵押的难度，从而在融资追索的程度和范围上显得比较复杂。

（6）在安排融资时，需要注意划清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在项目中所承担的融资责任和其他业务之间的界限，这一点在操作上更为复杂。故其实现有限追索的结构时比较复杂

方案二

项目模式：合资项目公司融资模式

投资结构：公司型合资结构：由项目发起人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根据股东协议组建一个单一目的的项目公司——荣兴公司。由天鸿地产认购该控股公司的100股股票。使其成为控股公司法律上的拥有者，因为天鸿地产经营业绩良好，通过对项目企业的完全控股，可以使该控股公司得资产负债和经营损益并入到天鸿地产的财务报表之中，同时控股公司的税收也可以与天鸿地产的税收合并，统一纳税。然后以项目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签署与项目建设，生产和市场有关的合同，并安排相应融资，建设经营并拥有项目。由于该项目公司除了正在安排融资的项目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资产和业务，也没有任何经营历史，所以项目发起人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向其提供一定的信用担保以承担一定程度的债务责任。同时，两家公司通过合资协议认购控股公司即项目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的方式对控股公司进行股本资金投入（在合资协议中规定出可转换债券持有人的权益及转换条件），从而组成真正的投资财团，根据各自参与项目的不同目的，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各自认购债券的比例为60%，40%。以可转换债券方式作为初始资本投资，对投资者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来说，既可以定期取得利息收入，又可以在项目成功时转换股票取得很大的好处。根据合资协议，投资者组成董事会负责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并任命天鸿地产公司的下属公司担任项目管理者，负责项目的日常生产经营已充分利用天鸿地产在项目建设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技术。通过债券融资

资金结构：股本资金，准股本资金和债务资金三种

X万元，发行债券Y万元，从银行贷款Z万元，贷款期限为1年。公司章程规定在投资项目时自有资本金的投入不得少于30%，资金成本为15%，同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不得高于60%。据得知，发行债券的成本率10%，银行贷款利率为6%。根据融资最优化原则可得：

X+Y+Z=89900 X/(X+Y+Z)×100%≥30% Z/(X+Y+Z)×100%≤60%

融资成本M=X×{（1+15%）-1}+Y×{（1+10%）-1}+Z×{（1+6%）-1}

因此可得出，公司出资26，976万元，发行债券8，990万元，向银行贷款53，940万元时，融资成本最小，此时融资成本M=8,180.9万元。

根据项目合资协议，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各自向项目公司注资，然后以项目公司名义向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建设资金5.394亿元人民币，贷款期为1年，银行利率为6%。同时发行债券，总面值为8，990万元。融资模式中的信用保证结构：

（1）项目公司根据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提供一个完工协议担保，排除了银行对项目本身无法完工的担忧，可以使其资金尽快回收。

（2）由天鸿地产提供意向性担保，出具安慰信，向其担保，公司同意向项目公司提供一切必要手段使其履行经济责任，并愿意在项目公司遇到财务困难时提供一定的资金帮助。

（3）建筑产品供应商为推销自己的接卸设备和建筑材料，愿意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向中国银行取得一定贷款。

（4）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分别将其拥有的30%和40%的项目公司股份做为担保资产抵押给中国银行，取得剩余贷款。使得项目的可预期风险得到降低。

（5）项目公司将在建的项目产品一部分作为项目担保，使得贷款方能够更好的进行资金回收估算。

（6）保险公司经过对项目考察，为项目安排项目保险，主要包括建设期间机械设备使用过程中的各类损害和丢失，及施工过程中人身安全保险，保证了项目的建设风险的可控性。

融资结构简评：

（1）通过项目公司进行项目融资，可以将项目的融资风险和经营风险大部分限制在项目公司内部，项目公司对偿还贷款承担直接责任，实现对天鸿地产的优先债务追索。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并不直接进行融资，而是通过间接的信用保证形式支持项目公司的融资。

（2）容易将融资安排成非公司负债型融资，有利于改善项目的资产负债状况。（3）便于把项目资产的所有权集中在项目公司，而不是分散在各个发起人所拥有的公司，便于管理。项目公司统一负责项目的建设，生产和销售，并且可以整体地使用项目资产和现金流量作为融资的抵押和信用保证，在概念上和融资结构上较易为贷款银行接受，法律结构也相对简单。

（4）可以充分利用大股东在管理，技术，市场和资信等方面的优势，为项目获得优惠贷款条件，如上面的无担保贷款，而这些优惠担保条件是条件相对较弱的浙商联盟所根本无法得到的

（5）但其在税务结构安排和债务形式选择上缺乏灵活性，很难满足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对融资的各种要求，在这种融资结构中，项目的税务优惠或亏损只能保留在项目公司中应用，容易形成税务优惠的浪费，同时，在债务形式上缺乏灵活性，虽然项目发起人对项目的资本投入形式可以选择，但由于投资者缺乏对项目现金流量的直接控制。

方案三

融资模式：设施使用协议融资模式 投资结构：合伙制结构：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以合伙制投资结构的形式兴建世纪星项目，与设备供应商签订项目建设机械设备使用协议，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派代表和供应商达成协议，由其提供一个无论使用与否都需付款性质的设备使用协议，在能顺利项目建成的前提下定期向设备供应商支付规定数额的设备使用费作为项目融资的信用担保，同时向国内贷款银行进行贷款融资。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所成立的合伙制投资结构根据提供的设备使用协议，由天鸿地产负责建设，经营整个项目系统，并承担对该合伙制项目债务的无限责任；浙商联盟作为有限合伙人，其对合伙制结构的债务责任被限制在其已经投入和承诺投入到项目合伙制项目中的资本数量。

资金结构：银行贷款和债务资金两种

按照合伙制规定资本金不得低于15%，债券发行总额不得高于银行贷款，同时直接投资的成本率为15%，发行债券的成本为：

债券筹资成本率=

年利息×（1-所得税税率）/（1-债券筹资费率）×100%=

7%×（1-33%）/（1-1%）=4.74%，银行贷款利率为6%。

根据融资要求成本最优化的原则，设直接投资X，发行债券Y，银行贷款Z：得下列结论：

X+Y+Z=89900

（Y+Z）/（X+Y+Z）≥15%

Y≤Z

M=X×{（1+15%）-1}+Y×{（1+4.74%）-1}+Z×{（1+6%）-1}

根据以上条件可计算得出，当发行债券为44，950万元，银行贷款为44，950万元时，项目公司融资成本最低。由上述求得，融资成本M=4，827.63万元。

根据合伙协议，天鸿地产和浙商联盟各自分别向银行贷款总数为44，950万，发行债券44，950万元，同时和设备供应商签订设备使用协议，定期向其支付一定的使用费用，以此来减轻融资压力。同时向银行贷款进行项目建设 融资模式中的信用保证结构：

（1）建筑产品供应商为推销自己的接卸设备和建筑材料，愿意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向中国银行取得一定贷款。（2）通过公开招标选择设备供应商，签订郊游时工程建设合同，同时可以提供贷款银行所认可的银行出具的履约担保。

（3）项目公司根据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提供一个完工协议担保，排除了银行对项目本身无法完工的担忧，可以使其资金尽快回收。

（4）天鸿地产向银行签发以产品销售协议提供的间接担保

（5）项目公司将在建的项目产品一部分作为项目担保，使得贷款方能够更好的进行资金回收估算。

（6）保险公司经过对项目考察，为项目安排项目保险，主要包括建设期间机械设备使用过程中的各类损害和丢失，及施工过程中人身安全保险，保证了项目的建设风险的可控性。

（7）利用这种协议安排项目融资，要求项目设施的使用者无论是否真正利用了项目设施所提供的服务，都要无条件地在融资期间定期向设施的提供者支付一定数量的预先确定下来的项目设备的使用费。此承诺合约与完工担保一起构成项目信用保证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

融资模式简评：

（1）项目设施的使用费在融资期间应能够足以支付项目的生产经营成本和项目债务还本负息

（2）投资结构的选择比较灵活

（3）项目的投资者可以利用与项目利益有关的第三方（即设施使用者）的信用来安排融资，分散风险，节约资金投入

（4）具有“无论提货与否均需付款”性质的设施使用协议是项目融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5）避免了一定的投资风险，使得建设项目能够有长期稳定的市场，对市场安排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方案四

融资模式：生产支付融资模式 投资结构：信托基金结构。

房地产信托贷款融资是指房地产公司以具体项目收益做保证，信托公司以信托方式吸收资金用来发放房地产贷款，房地产公司获得借款的融资方式。

有贷款银行建立一个以信托基金结构组成特别的金融公司，专门负责从项目公司购买一定比例的项目产品作为融资的基础。然后贷款银行把自己贷给该金融公司，金融公司再根据产品支付协议将资金注入的项目公司，以表示从项目公司那里购买一定数量的项目产品，项目公司同意把产品卖给金融公司，产品的定价要在产品本身价格的基础上考虑利息因素。金融公司以对产品的所有权及其有关购买合同作为对贷款银行的还款保证，项目公司从金融公司那里得到购货款作为项目的建设和资本投资资金，开发建设项目，但项目投产以后，项目公司以金融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吧产品卖给用户，然后把收入付给金融公司，金融公司再以这笔钱来偿还银行贷款。天鸿公司通过贷款信托融资获取资金用于征地、拆迁等前期投入，在此期间再办理各项审批手续。当审批通过，项目启动后达到银行贷款的条件后，天鸿公司利用这段“时间差”偿还信托贷款，而改用银行贷款进行项目的建设。天鸿公司先利用自有资金获得土地使用权，在121文件出台以前，获取土地的成本是低廉的，甚至可不花钱也能拿到土地，随着我国土地拍卖转让政策的完善，获得土地的成本大大提高;天鸿公司在交纳土地出让金，获得土地使用证以后，将土地质押给银行，从银行获得土地平整、拆迁所须的资金，同时开展前期的宣传推广活动;此时，建筑商介入地产开发，一般会由建筑商进行垫资建设;天鸿公司获得开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规划许可证等5证后，开始期房销售，购房人交纳首付款，银行出面办理按揭，放款给天鸿公司;天鸿公司用获得的销售回款将部分或全部的建筑用地解押，办理整栋楼宇的大产权，同时，将剩余资金用于偿还建筑商垫资或用于滚动开发。有三个关键的环节，决定了天鸿公司项目运做资金链条是否能正常运转:A点完成的土地的质押和解套过程，天鸿公司通过把整块土地质押给银行，来换取土地平整、前期运作所需要的资金，如果获得土地的成本超过自有资金，这个过程也会用做偿还土地出让金的拆借款。B点所完成的首期项目所需要的建设资金，建筑商的垫资越多，商付出的资金成本越大，但是，对于资金不充沛或品牌良好的开发商来说，建筑商垫资可以大大缓解资金压力。C点是重要的回款通道，A、B两点获得的资金，都要依靠C点来归还，质押的土地、建筑商的垫资、同业的拆借，都要依靠期房销售来归还，房地产信托贷款融资计划，就是在C点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依靠信托筹资，来实现资金过桥，度过难关。另外，天鸿公司开发的经济适用房项目，由于不必缴纳土地出让金，并享有20余项的税收减免，不存在开发土地购买成本。所以，也采用这种方式获得过桥资金，主要是用于工程建设，用项目销售收入来实现信托收益并收回信托本金。贷款期为2年，宽限期为1年。资金结构：股本资金，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3种 股本资金：由于资本金不得低于25%，债券发行总额不得高于银行贷款，同时直接投资的成本率为15%，发行债券的成本为：

债券筹资成本率=年利息×（1-所得税税率）/（1-债券筹资费率）×100%=7%×（1-33%）/（1-1%）=4.74%，银行贷款利率为6%。设直接投资X，发行债券Y，银行贷款Z： X+Y+Z=89900

X/（X+Y+Z）≥25%

Y≤Z

M=X×{（1+15%）-1}+Y×{（1+4.74%）-1}+Z×{（1+6%）-1}

根据以上约束条件，可得出，当自有资金为22，475万元，发行债券33,712万元，银行贷款33,712万元时，融资成本最低，为M=6,991.97万元。融资模式中的信用保证结构：

（1）建立在由贷款银行购买项目产品的全部或部分未来销售收入的权益基础上，这部分生产量的收益也就是项目融资的主要偿债资金来源，因此产品支付是通过直接拥有项目的产品，而不是通过抵押或权益转让的方式来实现融资的信用保证。

（2）商业银行即中国银行要求以所有借款人的权益做担保，包括天鸿地产的经营权益。

（3）天鸿地产保证以合理的成本和技术进行项目建设。（4）银行要求将项目的使用权作为抵押转让给银行。

融资模式简评：

（1）生产支付是通过直接拥有项目的产品和销售收入，而不是通过抵押或权益转让的方式来实现融资的信用保证。

（2）信用保证结构较其他融资方式独特

（3）融资容易被安排成为无追索或有限追索的形式，由于所购买的产品及其销售收益被用作产品支付融资的主要偿债资金来源，而产品支付融资的资金数量决定于产品支付所购买的那一部分产品的预期收益在一定利率条件下贴现出来的资产现值。所以，贷款的偿还十分可靠，从一开始贷款就可以被安排成无追索或有限追索形式。

（4）融资期限将短于项目的经济生命期

（5）贷款银行只为项目的建设和资本费用提供融资，而不承担项目生产费用的贷款（6）这种融资模式中一般要求成立一个“融资中介机构”，即所谓的专设公司，专门负责从项目公司中购买一定比例的产品，在市场上直接销售或委托项目公司作为代理人销售产品，并负责归集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偿还贷款。

（7）为了加快融资的顺利进行，规避集合资金信托合同不能超过200份的限制，尽管规避了这一限制，但同时不得不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以这些房地产设置信托，意味着房产所有权的更改，按照目前有关房地产所有权变更登记的规定，意味着信托公司和房地产公司将为此支付高达3%的契税。总之，房地产财产信托融资方式相对于其他信托融资方式更具有房地产证券化的内涵，综上可知第三种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最低，如果仅仅从融资成本角度考虑的话，应该考虑第三种融资方案

第四篇：决策失误案例(DOC)

问责“决策失误”

文/魏道培

2006-12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说，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浪费，比装进个人腰包更严重。他还说，有的领导干部贪污几百万元被查处大家拍手称快，但有的领导大笔一挥造成决策失误，可能一下子就损失十几亿、几十个亿，比贪污受贿更可怕。陕西省榆林市一位副市长在他的题为《一个副市长眼中的基层行政十弊》这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决策失误是最大的腐败”。

当然，这样说，不是说贪污受贿等腐败的危害不严重，而是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危害更加触目惊心。确实，如果我们细加剖析，就会发现，一些工程项目之所以令人匪夷所思，往往就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它给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2002年全国审计机关查出由于违规担保等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72.3亿元的损失；2004年，在他们对10家中央企业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中查出，这些企业转移挪用、贪污受贿等涉及经济犯罪的金额为16亿元，而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145亿元，竟是9倍之多。2005年的审计报告又指出，当年1至11月，全国共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900多亿元，揭示损失浪费问题金额也达150多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损失浪费是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

同时，据世界银行估计，从“七五”到“九五”的15年间，我国的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至5000亿元。

确实耐人寻味而又触目惊心！谁能承受得起如此沉重的“失误”？

群众有一句顺口溜，说决策失误是“票子全花了，工程白搭了，领导高升了，百姓遭罪了”。

新中国成立，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决策的失误，到大炼钢铁、围湖造田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经济决策的失误，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所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当然，这是从大的方面说的。这里，我们主要就经济领域发生的决策失误现象进行观察。

不堪承受的决策失误

政策决策失误

在我国，由于体制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政府掌握了全部的经济决策权。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坚定不移地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但是，仍然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一些领导干部不懂经济，不循规律，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和好恶行事，不进行科学民主的决策，结果造成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严重的重复建设，并由此造成了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典型的是开发区的一哄而上。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出现了开发区建设热，不少地方罔顾实际、不顾规律，从省到市到省到乡甚至村一级，都纷纷建设开发区。粗略估计，这一时期各地上马的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开发区多达一万个。结果则是事与愿违，不少开发区既荒芜了大片土地，又损失了巨额资金。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借债建开发区，结果欠下了一亿多元债务，按照该镇的经济实力，还清债务得要100年。

属于政策性决策失误的，还有由于对产业导向的把握不准，对市场消费能力的估计失当，一度使相当一些产业盲目建设、急速扩张，造成了在相当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问题突出。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2月10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不少行业和地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比如钢铁业，有关人士就忧虑地指出，新的“大炼钢铁”趋势已现，近几年来的增幅之大已破世界历史纪录，全国人均产钢达到140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这一势头有增无减。

过热趋势有增无减的当然不仅仅是钢铁产业，其他如电力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内蒙古就是由于对宏观调控的全局性、重要性和严肃性缺乏认识，片面追求电站建设规模，在电力建设上做出了错误决策。

2006年8月16日，国务院对内蒙古新丰热电公司违规建设问题和重大施工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严肃处理，并责成对项目违规建设负有领导责任的自治区政府正副三位主席向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据调查，新丰电厂建设规模为两台30万千瓦燃煤机组，工程总投资达28.88亿元。而且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有关部门和企业还越权审批、违规批地、虚假申报、突击建设。尤其是在国家有关部门将其确定为违规项目、明令停工后，电站建设施工仍未得到制止。更严重的是，内蒙古全区违规建设电站规模高达860万千瓦，严重背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项目决策失误

平心而论，不少领导干部想上项目、上大项目、多上大项目，出发点往往是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特别是现在各地竞争激烈，主要领导大多肩负着“比学赶超”的压力。如果项目成功上马，就可以极大地“拉动”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一些领导干部往往轻易决策，不顾实际地拼命“上项目”，结果是盲目的决策导致了国家巨额投资付诸东流，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机场投资建设中出现的决策失误，非常典型。

广东省珠海市当时的主要领导决心建造“全国最先进的机场”，于是拍板于1995年投资40亿元（总造价69亿元）建设珠海机场。他们原本指望机场靠营业收入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和拖欠的工程款，不料却陷入了巨大的亏损之中，拖欠的巨额债务根本没有能力偿还。事实上，当时在决策过程中，已经出现许多失误现象。

当初，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珠海机场的规模，是利用旧三灶机场改建为中型国内机场，跑道长2800米，投资额2亿元，而当时的珠海市主要领导却擅自更改这一决定，另行填海兴建跑道长达4000米的大型国际机场，单是机场本身的投资额就达到40多亿元。对此，国 务院曾发文做出严厉批评。除了批评擅自更改中央决定外，还批评未经国家批准就签订了引进国外先进的导航和地面服务设施的商务合同，支付定金1500万美元。造成既成事实后，要求国家批准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指标9060万美元，在未经国家批准开工的情况下，主体工程已建设大半。国务院的文件还具有预见性地指出，“目前，在半径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有深圳、珠海等四个国际机场，并已开始建设或准备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使珠海机场客流量在较长时间内很难达到预期的要求，直接影响到还款能力”。

当然，在机场建设项目上，亏损的并不仅仅是珠海机场。四川绵阳机场于2001年竣工通航，当年就亏损3800多万元。在竣工后的两年间，还有1亿多元工程款未付清。据审计部门调查，绵阳机场几年来未发挥或未完全发挥投资效益的资产高达2.2亿多元。

即便如此，这几年来，机场热还是一直“高烧不退”。一个最常听到的理由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不少地方政府表示，如果当地有一个机场，哪怕是只有一条跑道的小机场，“只要天上飞的能在我们这儿着陆，我们就可以和外商谈投资的事”。但是，他们往往很少考虑客流吞吐量、地理位置和交通需求如何，以及机场建设的后续问题，即缺少的是决策前的可行性研究。统计表明，支线飞机的上座率达到年流量50万人次，是盈亏平衡点。

除了机场这样的巨大投资项目外，因决策失误所导致的项目失败，在其他领域也多有发生。

总投资高达80亿元的广州乙烯工程项目，也是决策失误的典型。当初的决策者一味乐观于“石化企业效益一片大好”，而没有充分考虑这一巨大投资工程项目的远景，更没有考虑到国际市场能源供应的掣肘，特别是国家投资体制发生的变化。以往，国家重点项目都由国家拨款，等广州争取到乙烯项目后，国家投资体制发生了变化，改为地方筹款为主，原定由广州市和中石化各出资一半的合资比例变为9∶1.然而，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的情况下，项目决策者仍然“成竹在胸”。结果，工程从1988年国家批准立项，几经周折到1997年8月建成试产，即由于自身资金严重不足，试产不到3个月便宣告停产。试产3个月实现的销售收入只有1亿多元，而在建设投资中已有7亿多元的资金缺口，建设期投资的债务利息每年最少要5亿至8亿元。所以说，这样的结局，是在上马时就已经决定了。

规划决策失误

一项大型工程的规划设计，不仅会影响到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会改变周边的环境状况。所以一旦规划设计失误，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财政投资，还会出现许多连带灾害。

安徽省合肥市投资亿元上马的“现代化垃圾处理厂”最后成了“垃圾工程”，就是一个实例。那么，当初是如何规划决策的呢？

当时，合肥正在热火朝天地创建国家卫生和环保城市，所以考虑在垃圾处理上也要有超前意识，并决定哪怕财力有限，也要兴建一个采用国外先进技术的大型现代化垃圾处理厂。这个总投资达1.06亿元的项目，是安徽省和合肥市的重点工程，所以很快通过了全部审批程序。审批得以通过，最重要的是可行性研究报告。而专家经过多轮论证后，一致选择了堆肥工艺。然而现在却又一致认为，垃圾处理厂之所以没有发挥效益，就是因为堆肥工艺选错了，它太超前，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明明脱离了实际，可当时专家又怎么众口一词认为规划设计应该超前呢？原来这里有一个“奥妙”，就是在专家论证之前，合肥市政府已经有了明确意向。在市政府的一份会议纪要里，已明确提出这个项目应采用堆肥工艺。既然市里已经定了调子，专家们也就一致建议“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要建一座与现代化城市相匹配的现代化大型垃圾处理厂”了。

然而，2001年工程竣工刚一试运行，就发现“事与愿违”，存在严重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停用。作为补救措施，合肥市政府不得不再投入一亿多元，兴建了一个生活垃圾厂。但几年下来还是不堪重负，终于造成严重污染。

近年来，城市建设（包括搬迁、扩建）越来越追求“时尚”，一些地方一味地贪大求洋，互相攀比，动辄以创“中国第一”和“世界记录”为荣，有的靠高投入、高负债而突出“高价政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

玉门市是甘肃省酒泉市所属的县级市，人口只有18.9万，2004年全市财政收入仅为1.4亿元。然而，这个小县城竟敢花7亿元进行“豪华搬迁”。特别是由于规划设计得不科学，或拆掉重建，或停止营业，遭到了当地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尖锐批评。

该市2003年8月建成的占地7万平方米、总投资690万元的世纪广场，在2005年10月中旬又扒掉地面重新建设，新建总投资达1500万元。为什么要扒掉重建？一是彩砖地面冬天太滑，不利于人们行走；其次是因为盐碱侵蚀得太厉害，许多地面已被严重破坏。另外，投资2800万元、按三星级标准建造的集住宿、餐饮、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现代化涉外玉门宾馆，由于客源稀少，也已停止营业。

“豪华搬迁”让当地财政“透不过气来”。截至去年底，仅建设局的负债就超过一亿元。长期负债建设，造成欠款不断增加，农民工工资拖欠严重，多次被酒泉市清欠办通报。

个人决策失误

一些国有企业领导大慷国家之慨，在投资、担保等方面，根本不予充分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往往是“脑袋一拍，大笔一挥”，便擅自盲目决策，致使国家的巨额财产付之东流。还有由于一些地方的领导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没有树立起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因而不顾当地实际、群众意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独断专行，这就出现了许多“三拍现象”，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承诺、拍屁股走人，屡屡因决策失误而劳民伤财，贻害一方。

最典型的莫过于国家电力公司原任个别官员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巨额损失。2003年，国家审计署抽调大约1300余人对国电公司进行审计，发现国电公司在投资、借款、担保、大额采购等方面的决策失误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涉及的金额高达78.4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的损失或潜在损失就达32.8亿元，占42%.一位参与了此次审计的官员说：“毫不夸张地说，前任某些官员对国有资产的处理，完全可以用‘慷慨'形容。”一个例子是，北京供电公司总经理赵某在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情况下，在1994至1996年间，擅自为北京威克瑞公司提供担保，本息合计11.2亿元。由于威克瑞公司濒临破产，经法院判决，北京供电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造成损失4.57亿元。

地方上，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那些“志得意满”的“战略”决策，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怀忠干什么都是“大”字当头，什么“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等等，一时间走进阜阳，让人仿佛重又回到了“大跃进”时代。结果，他“拍屁股”走人了，给阜阳留下了20亿元的“政绩包袱”，相当于阜阳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未来10年的财力。

河南省卢氏县委原书记杜保乾提出在卢氏这座北方小山城创建“突出山城特色，体现南国风光，争创全国一流”的城市化建设的决策，也荒唐透顶。为了“形象”，他竟然别出心裁地用自己的“构想”代替城建部门的规划，刨掉了原有郁郁葱葱的泡桐树，建起了7条不同风格的绿色街道：棕榈树一条街、云杉一条街、四季桂一条街、竹子一条街、柳树一条街、黄杨树一条街、泡桐一条街。那些只适宜南方环境的树种，自然成活率极低，是栽了死，死了栽，栽了再死。为建造这些“形象工程”，仅资金耗费就达1300多万元，而且这些资金都是国家拨给卢氏县的扶贫款。还有所谓的“红色革命”，也是荒唐透顶。他规定，全县无论城乡，沿公路的人家必须刷上铁锈红。因此，该县沿线公路两侧目力所及的砖房、土房，以及厕所、猪圈，一片红色，就连偏远的山区小村也未能幸免。而且凡是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就必须重新粉刷一遍。

决策失误无异于化神奇为腐朽

近代以来，中国是对公权力决策失误最感切肤之痛的国家之一。政治方面，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灾难。“大跃进”、“文革”让中国在世界丢尽颜面，经济损失更让人提起来就伤心。这个账也许永远都算不清，但有一个结论能说清楚，即公权力决策失误的贻害最大，而以私权利为基础的决策最正当。

人类无法保证决策没有失误。比如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已显出与越南战争失败很相似的特征。现代文明要求，公民对所有涉及纳税人血汗钱的公共决策保持充分的敏感，同时高度尊重他人在私域内的决策权利——“好心好意”为别人“当家作主”的逻辑已经相当过时了，况且失败的合法决策多少都有些“前车之鉴”和“成功之母”的意义。

197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H·西蒙有句名言“管理就是决策”。他证明了决策方案不可能达到最优，人们只能在“满意”和“许可”之间取舍。他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备，会导致决策方案不完备和方案实施过程不清晰，进而使决策后果不可比。可见任何决策都有些“赌”的成分。西蒙从未提及舞弄权力所造成的“拍脑袋”、“出政绩”和“心血来潮”式的决策算怎么回事。

对决策权力与决策责任之间关联的拿捏，能准确检测一个公民名副其实的程度。简单如，一个家长偏爱哪一个孩子或某种教育方式，你管得着吗？你不管，表示你尊重别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家长虐待自家的孩子和老人，你难道不愿意公开表达一点抗议吗？这样做了，表示你有公德，是对“涉公”事务的积极实践。

接下来我们评析若干决策案例。

——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和日本同时面临电子产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日本认为，虽然当时的晶体管技术还不稳定，但小型化可能是应用电子技术的必由之路。于是日本把完善晶体管技术作为产业方向。前苏联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管生产技术。他们认为，延长电子管使用寿命并使之小型化是当务之急，于是不再理会晶体管技术。20年之后，日本的电子技术总体领先前苏联近20年，后者只能在军事领域进行有限的赶超。

——中国开放初期，菲利浦公司和日本电器财团分别来中国考察电视机市场后获悉：中国人穷，住房紧张，南方潮湿，电压不是110V，等等。菲利浦决定撤退。而日本人却认为，中国人虽然穷，各家还是有些储蓄的，住房虽然紧张，但电视机却有点炫耀性消费效用。至于潮湿和电压问题，技术上都不难解决。结果，日本通过向中国大量出口黑白电视机，延缓了其生产线被拆除的命运。

到上世纪末，日本人在创新活动中的自豪感，在美国新经济的惊人崛起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日本人痛苦地反省：为什么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没有在日本出现？后来他们发现，在每一个成功的美国IT企业行进的道路上，大约躺着两千家破产企业的“尸体”。这种代价是美国的制度可以承受的，在日本就不行。

——在决策失误的表演场上，美国人不是从不登台的“角”。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人就拿出巨额公共资金投入“攻克癌症计划”，失败了。之前，这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还试图研制汽车的陶瓷发动机，花了不少冤枉钱。不过公道地说，美国既有的制度安排确有很强的纠错能力。“程序至上”原则，能在相当程度上标识出“误区”和“陷阱”，使后来者悬崖勒马。

素以严谨著称的欧洲人也不是没有“花钱买教训”的经历。他们为研制超音速民航飞机，即协和式飞机，投入数百亿美元，最终生产出15架便封存了生产线，赔得一塌糊涂。因为，民航客机需达到400架以上的生产规模才有经济效益。

——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骂决策失误是不对的。人类不能自断创新之路。所有决策失误都有“试错”的意义。然而，对于那些无视科学规律，一错再错，拿公共资金支撑“政绩工程”的决策失误，恨不起来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良心的。如果决策权力与责任脱节，那么，决策对上对下都不能负责。

河南省某明星村党委书记一意孤行，“力排众议”搞什么“永动机”，突显了其物理知识不及高中水平。该项目浪费四千万，他竟然毫发无损，重演了一场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戏。那些投入“永动机”研制活动的专家们，究竟是揣着怎样阴暗的心理投入“研发”的？同样是四千万，曾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微缩景观“三峡集锦”景区，经过四年“门前冷落游客稀”的尴尬之后被拆除了。建，用公家的钱；拆，仍用公家的钱，相关责任人居然没有损失一针一线。

——市场经济以竞争为特征，盲目竞争是市场的衍生品。中国初搞市场经济时，各地盲目开工的项目不少，对缓解短缺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当时政府的宏观调控技艺生疏，被浪费掉的资金也很惊人。

“八五”期间，全国引进彩电生产线160多条，生产能力达两千万台，市场容量仅一千万台。洗衣机、电冰箱生产线也都来个一哄而上，随后一哄而散，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被蒸发掉了。目前，中国汽车生产线的开工率约70%，各地仍有许多新项目在涌跃上马。中国棉纺生产线闲置1/3，铝材生产厂家的设备利用率仅20%.中国市场上需要的50亿只易拉 6 罐，对应着100亿只的生产能力。这种局面固然令人心酸，但还不是最令人心痛和愤怒的盲目决策后果。

——臭名昭著的河南中原制药厂建设项目惨败至今，不知责任人是否安然无恙？该项目是医药行业“七五”、“八五”期间的最大工程，利用世行贷款，总投资18亿，占地1300亩，没投产就破产了。一个项目就让每个中国人损失了约1.5元钱。该项目失败的表面原因是，没心没肺、无法无天的中方决策者出国考察数番，引进的技术居然来自根本没有专利技术、仅20多人的一家瑞士“野鸡公司”。

我国凡属涉及大项目的投资决策，公权力总脱不了干系。如今，中国人已能以较高的文明水准，平静地看待民营企业投资决策之成败，但不能容忍某些官员用大把的公款耍大爷决策之威风。

企业的重大决策受到地方官员意志的影响，是一种很坏的“败家子”式官商关系。1992年史玉柱盖巨人大厦时，出台的方案是18层。一个领导提议盖高一点，于是设计到54层再到64层。1994年又来了一位领导之后，图纸上的大厦变成了70层。不久，巨人大厦轰然倒塌。史玉柱因此而破产还真冤枉，因为领导既不负有限责任，更不负无限责任。

——原北京市长彭真最后拍板长安街的建设规模的时候，有不少人以为贪大求洋。现在重提这个案例，已被视为决策具有高瞻远瞩水平的典范。问题是，有些地方领导全无高瞻远瞩的本事，却有决定项目及建设规模的强势权力，导致失误连连。

——综合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审计对象和违规金额，人们不难发现，“涉公”、“涉权”是共同的因素。一个贪官贪污几百万元被判刑，人们已从拍手称快变为麻木不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笔一挥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的抽象文字背后，有数亿、甚至十几个亿的公共资金损失。多数情况下，决策失误都比贪污腐败更有效率地打击了老百姓的钱包。

去年仅对10家央企原任领导的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就发现，经济犯罪额约16亿，但因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高达145亿。用这笔钱、以市场方式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能新增多少就业岗位？令人失望的国有企业在2002年1～11月间，仅仅由于错误担保、投资和借款等，就损失72亿元。等于每个中国人损失了5.5元。这些本应能创造财富或治病救人、安排下岗职工生活的宝贵资金，经过垃圾化的决策，真正实现了“化神奇为腐朽、化腐朽为粪土”的过程。

现代文明最基本的决策原则是，找不到责任人和负责方式，就取消决策。

问责赔偿彰显责任理念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对此，应该说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因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浪费和损失，一般却很少有人关注，也懒得算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还对决策失误不以为意，常常以”权当交了一笔学费“而轻轻放过，很少去追究决策失误者的责任，更不要说提议赔偿了。

面对因决策失误导致的浪费和损失，我们不应该“心平如水”，对各种各样的决策失误，更不能一直“束手无策”下去。

令人欣慰的是，遏制这种现象的信号已经发出，并且日渐见强。2001年，深圳市出台了有关意见，指出：“领导干部因个人决策失误或工作过错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引咎辞职。”两年后，他们又开始实行“绩效审计”，从而引入了决策问责。其他如海南、重庆、上海、黑龙江等省市，都针对决策失误出台了相应的问责法规。国家审计署近年来也反复强调，今后将不断加强“绩效审计”，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也是更加着眼于检查因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和损失，以及其中的违法违规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个信号，也让人备感欣慰，那就是不久前海南省省长在该省的一次省委全会上明确表示，从现在开始，由于海南地方政府自身原因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由当地政府依法承担赔偿、补偿责任。

由于政府决策失误，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或者给投资者造成财产损失的，以往一般都是对有关领导批评教育了事，大不了要求其“深刻检查”。现在，随着决策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决策失误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再也难辞其咎、难逃其责了。

决策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于防止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对于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海南省在决策问责制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赔偿机制，则比决策问责制更进了一步。

以往，政府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后，很少意识到应该给遭受损失者以经济上的赔偿。比如，一些农村基层政府推行所谓“逼民致富”政策，强制农民种这种那，结果由于产品滞销等原因使农民惨遭损失，政府往往仍然是“无事一身轻”，而农民也只能自认倒霉。再如，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朝令夕改，今天这样规划，明天那样规划，今天建明天拆，也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而投资者所能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句无关痛痒的道歉，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尽管决策失误的领导干部可能会受到党纪政纪乃至法律惩处，但是这种惩处，对于遭受损失者来说，并不能让他们挽回经济损失。至于对决策失误者连责任追究都没有，对遭受损失者来说更是连“安慰”都得不到。

政府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后完全由投资者“埋单”，显然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伤害。从这个角度看，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制，由政府向受损失者进行经济赔偿或补偿，让政府来为自己的决策失误“埋单”，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再进一步说，由政府承担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向受损者进行经济赔偿，其背后所蕴含的执政理念，是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为投资者提供科学决策，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海南省建立的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制，尚属“新生事物”，客观上还有考虑不周全之处。比如，他们仅仅提出对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损失予以赔偿。那么，损害了不属于投资的一般群众的利益，要不要赔偿（补偿）？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要不要追究决策失误者的经济责任？凡此种种，我认为，政策和法规都应该及时“跟进”。因为从本质上说，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与投资者的权益是一样的，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当然，在目前，我们还是对海南这一负责任的政策表示欢迎，毕竟它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希望这一政策能够为其他地方所借鉴，成为建立责任政府的一个基本准则和普遍做法。

摘自《检察风云》2006年第23期（有删节）

第五篇：决策腐败分析

2006级行政管理在职研究生行政学研究作业

决策腐败分析

郎

晓

政

编号：58

授课老师：毛昭晖

2008年5月3日

北京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进入展区的第一个案例是原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受贿和私分国有资产案。此案的导言为：高速腐败，人生路上亮红灯。展板上展示着，62岁的毕玉玺在去年12月向党组织忏悔时痛哭流涕的照片。毕玉玺的忏悔发人深省：“我是多年受党教育的领导干部，又是普通农民的孩子，也是党培养教育长大成人的……但由于自己长期不认真学习，不认真改造世界观……自己思想上逐渐发生变化，从工作上的懒惰，生活上的贪图享受到极端自私个人主义。随着地位的提高，权力的增大，忘记了各方面的监督，目无党纪国法。从开始自己占便宜，逐渐演变到收受巨额贿赂和非法所得……自己逐步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一是长期不认真学习，特别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党纪国法；二是长期不接受监督，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极力放纵自己；三是为我独行的工作作风，工作上有成就就狂妄自大，工作方法上独断专行；四是思想懒惰，工作上讨价还价，个人利益占上风；五是心理不平衡，利欲熏心的赌徒心理，占有欲心理太强。”

决策问题关系事业兴衰成败，特别是在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大事的正确决策不仅能凝聚人心，推动发展，而且能造福百姓，增强后劲；反之错误的决策不仅会贻误发展，而且会损害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毕玉玺就是在思想上腐化堕落，个人利益看得过重，导致决策时强调个人，长期形成了独断专行的作风，也埋下了腐败决策的祸根。

正确的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因此，建立和完

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关键所在，也是调动方方面面干部群众积极性，合力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弄清涵义，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坚持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的根本就是确定重大问题的范围和保证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谓重大问题，就是相对一般而言，如城乡发展规划、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干部人事任免等关系到一个地方发展改革的施政方针和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明确了范围就可防止不分大事小事，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平均使力”现象。所谓集体决策就是对于界定的重大事项，要坚持集体研究，会议决定，防止会前不通报，会上搞突然袭击的“霸道主义”和会前不作深入调查、仔细分析，会上随大流的“弃权主义”。

二、提高认识，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1、是推进民主集中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我们党内，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独断专行、不要民主的“家长制”、“一言堂”和软弱涣散、不要集中的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建立和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就是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意见、建议集中起来，在民主议事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生活中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的体现和要求，是民主集中制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2、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科学有效，是否能够得到不断加强和改善，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制度是

否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健全重大问题的决策制度，可以提高和改进领导艺术、领导方式、领导方法。在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巨大变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考验，只有建立健全重大问题的集体决策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我们党才能提高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健全重大问题的决策制度，可以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反之对重大问题界限不清，办事程序混乱，必然影响班子内部的团结，削弱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

3、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是防止以权谋私的根本举措。”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导致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产生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就可以实现领导集体权力运作的规范化，并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这种监督，既是党委内部的监督，又是源头上的监督。

4、是实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保证。能够提供更加完整的决策信息，因每个参与集体决策的成员所拥有的背景、经验、知识和性格等因素不同，集体决策能提供更多、更完整的信息；能够提高决策方案的可行性，集体决策让受到决策影响的人和实施决策的人间接或直接参与决策的过程，则提高了决策方案执行的可行性；能够提高决策的合法性，集体决策的制定过程与民主的思想是一致的，包含

公正、公平的法律精神，因此集体决策合法的可信度会比较高。

三、完善程序，解决“怎么办”问题

1、要抓重大事项的设定。一个领导班子，有哪些重大事项需要集体议定，应事先设定，这是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的前提和基础。重大事项必须具体明确，力求细化、量化，而不能抽象、笼统。什么问题需要提交会议讨论，什么时候提交会议讨论，事先都应设定好，而不能到时候才由谁来决定，从而有效地克服主观随意性。

2、要抓决策程序的设定。没有严格的程序的规定，再好的规章制度也难免流于形式。缺乏严格、规范的程序，不按程序办事，这也是导致权力滥用，产生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所以，不但要重视重大事项的设定，而且要重视程序方面的规定和制约，从会前准备到最后形成决议，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而不允许发生任何简化步骤、颠倒程序的行为。一旦违反了规定程序，不管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如何，都应视为是无效的、违规的，都应受到某种法纪的处分。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实行会议表决，以此体现领导集体的意志，无论是是谁都是一票，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有表决时过半数，才能形成会议决定。

3、要强化执行过程的监督。重点监督执行决策是否忠实，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否出现未预见到的问题等等。要建立进展情况定期通报和限时回复制度，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畅通向同级人大、政协反馈问题的渠道，自觉接受人大和政协的监督。

4、要有违规处理的规定。要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合理界定失误的决策与决策主体间的对应关系，保证决策失误后能找到责任人；区别对待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明确决策失误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处罚措施。违反设定的内容和程序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对主要负责人要作出适当的处理。同时要建立执行不力追究责任制度，对作出的决策执行不力、推诿扯皮甚至欺上瞒下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