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辩论赛互联网言论自由
面对目前互联网用户各心理、行为问题，网络实名制作为一种以用户实名为基础的互联网管理方式，可以成为保护、引导互联网用户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并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不良因素影响。但是该条件下，如何保证网民的监督权和言论空间，也产生了很大争议。中国网网络实名制络实名制的源头，一般都认为是2002年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在南方谈及新闻改革时提出建议“中国人大应该禁止任何人网上匿名”。2002年4月29日，广州电视台《都市在线》栏目在邀请李希光做了一期访谈节目。谈到网络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时，李希光提出了“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的观点。他认为网络也应该严格的受到版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网上写东西要负法律责任。”“包括传统媒体，应该提倡用真名，不用笔名发表文章。...利用假名发表东西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他的这番言论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李希光事件”。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言辞激烈的争论，但是随后并没有相应的措施出台，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之后李希光自己也称已经对网络实名的话题丧失了兴趣，“禁止网上匿名是非常不现实的，在法律上和技术上都行不通。”网络实 网络实名制名制最主要是为了防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的一系列网络犯罪。网络实名制是网络文化中争议较大的一种，习惯了在网络这种虚拟空间中生活的民众反对实名制，但同样有网民实名制能有效遏制网瘾，并使网友看到更有责任的言论，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提高个人信息的准确度，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更方便安全保障网民批评权 社会各界人士最为关注的是《条例》第19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电子公告、网络游戏和其他即时通信服务的，具有用户注册信息和发布信息审核功能，并如实登记向其申请开设上述服务的用户的有效身份证明。电子公告服务是指在互联网上以论坛、聊天室、留言板、博客等交互形式为上网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条件的行为。散布谣言、影射他人、人身攻击等条款，在实际操作时也有难度，比如部分失实的传言算不算谣言？如何保证执法部门的判断公允？判断“扰乱社会秩序”等行为要不要经过公开讨论和辩论？最终由哪个部门来裁定？关于“诽谤”的标准是什么？涉及官员丑闻包括贪腐案件，也算个人隐私吗？如此等等网络实名制反对者最常提的问题就是，网络实名制是否影响言论自由？“有限实名制”可以消除这种疑问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表示，相关部门正研究实行手机实名制和网络实名制，争议已久的网络实名制再度进入舆论视野。凡事有利弊。在我看来，实行网络实名制之利远大于其弊。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种种问题和困扰。例如，中国互联网上的盗版侵权现象依然严重。中国互联网的结构以新闻和娱乐为主，数据显示，美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额大约是中国的5—6倍，而电子商务总额却是中国的数千倍。此外，中国网民的数量超过3亿，超过美国全体国民人口的总和。如此巨大的“网络社会”并不虚拟。所有这些都在呼唤我们对网络进行基本的社会管理。必须承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就中国日益成长的国际地位而言，互联网还远未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足够的积极作用。究其根本，是网络诚信和社会责任的缺失，造成了巨大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而网络实名制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种现象。实名化的网民会更加理性地为自身言行负责，避免匿名化状态下的种种弊端。网络实名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可以法律形式来保障互联网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关系中国对经济发展机遇的把握，也关系中国利用高科技创造后发优势、进行产业创新、保护知识创新。网络实名制反对者最常提的问题就是，实名制是否影响言论自由？“有限实名制”可以消除这种疑问。参照韩国的做法，可采用“前台匿名”和“后台实名”相区分的方式。这种做法并不必然会影响言论自由。还要澄清的一个重要观念是，互联网早已不仅是一个“个人媒体”，而是一个“网络社会”——这里有“公共空间”如博客空间、社交空间；也有“私人空间”如个人电子邮件。个人空间不受限制，而公共空间需要立法。而且，没有无限制的自由，人肯定是社会的人，自由是相互给予的。也有学者提出，网络实名制可能“因言获罪或助长有罪推断”。我的看法是，一方面，网络实名制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确认身份，好像每个公民都有一张身份证，而不是“有罪假定”。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个别公民因举报腐败受到打击报复的事例，但这并非互联网独有的问题，也不会因互联网实名而改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完善社会的整体法律环境入手，这已经超出互联网治理本身的范畴。2004年，价值中国网率先实行全站注册用户实名制，成为中国第一家全站实名制网站。2007年到2010年每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我们多次通过人大代表，持续递交实名制立法的提案。我认为，更加规范、健康的网络环境、经济环境，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相信每一位关心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人，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人，终将认识到网络责任和网络诚信的重要意义。其实早在2005年，深圳就进行过为期3个月的网络公共信息服务场所清理政治工作。深圳警方对论坛版主和QQ群的创建者进行实名登记，并验证身份证号码,以此营造健康网络聊天秩序，为广大网名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功能，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而在其他国家，网络实名制也实施已久｡韩国信息通讯部在推行实名制后的调查中发现，一些主要网站论坛上谩骂和人身攻击等不文明的内容减少了一半以上，实名制收效显著。作为率先推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之一，韩国在网络管理上取得了成功。二是事前促成用户自我约束，减少谣言、网络暴力及非法内容传播周立波还呼吁网络实名制早日实行，认为网络到了需要管束和秩序发展的时候，“网络真的已经到了社会各界需要关注，需要管束，需要秩序发展的时候了，我看实名制以后，还有多少人敢骂？实名制以后，这帮人就没这么多话了。往往在网络上的„巨人‟，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网络上的„富豪‟，在真实生活当中可能是„乞丐‟。” 周立波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微博门”事件作出了回应，表示他不会退出微博，不会退缩，会对骂到底，并呼吁网络实名制，称网络到了需要管束和秩序发展的时候。
周立波表示，网上对某一个问题有争论并不可怕，他也欢迎像方舟子这样的网民代表能和他就网络问题展开探讨，但让他气愤的是在这争论的过程中有些网民的语言非常粗暴，有人还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他认为，“网络代表民意，但不是真正的民意，不一定是全部的民意。网络有正确的民意，但也有非正确的、恶劣的民意。”
十大好处：
1、充分促进中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在法规制度上先行一步。
2、保护上网的青少年。既然用身份证上网，就能从技术角度及时阻止青少年去浏览一些不良网站，以及控制打游戏的时间。能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功莫大焉！
3、便于成年网民自控，既然上网过程比较公开，就能限制成年人看不良电影、书籍等行为。或许开始有点不适应，但下决心戒掉这些不良行为后对自己、对工作、对家庭都有好处。
4、实施实名制后，不会那么放纵自己，上网时言语就会规范文明些。如今上网特别是论坛中污言秽语横溢，实在是让人觉得蒙羞。古人说得好：辱人者自辱，善待人者自善之。
5、同样，普通老百姓实名上网了，各级公务员也要实名上网的。上下沟通更为方便，民意能很好地上达，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6、一小部分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时就会有所忌惮，不致像现在这样猖狂地组织犯罪，特别是网络诈骗犯罪。说实话，国家如果实施实名制上网，那真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为百姓着想。现在实施实名制，真有在网上造谣惑众，里通外国的，有IP在，还怕他逃得出恢恢法网之正义审判吗？所以说，上网实名制，政府是出于爱民护民的目的，绝非私心。
7、如今网上购物越来越流行，渐渐变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大家也深受不诚信的卖家和少数耍赖的买家之苦。如果实施实名制，就能更好促进网上交易的大发展。
8、有些人心怀叵测，专门爱上各种BT的网站，结果害人害己。实施实名制后，出于多种向善的考虑，许多人就不敢再在那里造谣惑众蛊惑人心了。如今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增多，与一些人的诱唆有密切的关系。
9、上网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沟通、交流。如果你上网是为了写论文查资料，善意地向组织上提建议、甚至是批评，有什么好怕的？为人不做亏心事，何怕上网留真名！再说了，要怕就不要说，要说就不要怕，做人要行在明处。
10、政府有根据法律来治理的权力和义务。合理合法地管理是政府之责，百姓遵行是自己的义务，不需要无端生事。万一是地方政府处理不当，有上一级人民政府在呢。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顺畅的信访方式去谦卑地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啊，何必为一个实名上网的规定而大动肝火呢？小心中了别有用心之小人的诡计，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对论坛实名制，30.9％被访者表示不支持，45.6％被访者表示只支持等级真实姓名，仅5.6％的网友表示支持身份证和姓名的实名登记2010年7月我国实行网购实名制后，62.5%的网民认为实名制对于网络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非常大。另外，网络实名制有助于青少年网瘾的控制，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防沉迷系统。在网站上，网民依旧是以昵称的形式出现，而真实信息保存在网站后台。韩国采取的便是这种方式，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我们可不可以引进一个第三方，即由政府引导建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所有上网的人通过该机构获得一个关联于其真实身份的唯一的网络身份证与密码。当需要在其他网站注册时，在该机构加密的弹出页填写网络身份证与密码，将信息
提交给该机构验证，通过后由该机构返还“通过”的信息给网站，接下来再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正常的网站注册，注册完毕后网站提交该用户的注册网名给该机构备案。网民在网上依旧使用网名，当被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时，我们便通过该网名，经过法律程序，向该第三方机构调取实名信息，从而追查责任人。这个机制的好处就在于，网站不会保留用户个人信息，这样网站便不会泄密。同样，第三方机构只会保留该人的网络身份证和与该身份证关联的网名和网民真实信息，不保留网络历史记录。此时，我们已经能够找到一种合理的网络实名制，这种实名制，既能规避传统上网络实名制的弊端，又能够发挥实名制本身的优势。传统的实名制，也许确是一条死路。然而换个思路，引入第三方的间接实名制，未必不是解决中国网络问题的一条出路。（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从长远看，实名制是大势所趋，虚拟世界不可能永远以匿名的状态存在。但任何事都应当权衡利弊，网络实名制的推行也需有自己的前提和条件，那就是能足够保障网民的信息安全。如果这个前提和条件还不够成熟，网络实名制不妨等一等、缓一缓，等一切“东风”俱备，再启动网络实名制也不迟。网络由于其匿名性而使得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由于不用承担后果和法律责任，虽然其中有不少的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不少扰乱视听之言，更不用说许多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了，可以说，人类最卑劣的本性在这些污言秽语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没有比这种网络垃圾更让我厌恶的啦，虽然张纪中在导演技术方面有无数被人诟病的地方，可是他和陈凯歌以及李毅“大帝”还有其他无数无数人不应该如此的被侮辱人格，我不知道这是中国特有的“国粹”还是什么的，反正汉语在骂人方面的艺术性在网络上得到了登峰造极的体现，可以说独步世界。有鉴于此，推行网络实名制无疑是最好最实用的杜绝此类事件的方法，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只有用法律的铁拳管住他们的时候，才能乖乖的闭上自己的嘴巴。如果还认为网络是公共场所，不应该任由一些人肆无忌惮的发泄口舌快感的话，相信我，仅仅封一两次id是没有用的，他们有无限的备用id呢，就像汽车有无限的备用胎一样。刘韧：国内著名IT社区DONEWS创始人，互联网资深作者赞同实名制，DONEWS也是一直倡导实名制的。因为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越来越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不赞同网上一个生活，网下一个生活。网络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匿名”，而是沟通起来更方便，更快捷。至于有些人匿名来侮辱别人，现在无论日本还是韩国，很多人的ID都是和每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有关部门完全实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追查到他们的，只不过现阶段还没有追究他们，所以匿名完全没有必要。
实名让互联网用户直接使用企业名、产品名、网站名等真实名称，即可直达目标网站，无需记忆复杂的域名、网址，无需http://、www.xiexiebang.com,而现在使用网络实名，只需输入“人民日报”即可直达该网站用人们熟知的名字就可以直达目标。
第二篇：重温关于言论自由的经典判词
重温关于言论自由的经典判词
２０１１年【斯奈德诉费尔普斯案】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判词
2011年「斯奈德诉费尔普斯案」判决理由部分汇集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诸多言论自由名案的经典判词。比如，「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年］）；「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不只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人民自治的基础」（盖瑞森诉路易斯安那州案［1964年］）；「在第一修正案的价值体系中，关于公共事务的言论位于最高层级，应受到特别保护」（「康尼克诉迈尔斯案」［1983年］）。执笔判决词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最后总结道：
言论威力无穷，可激发人们各样情绪，或令他们怆然泣下，或令他们喜极而涕，而在本案中，某些言论给死者家属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为安抚他人伤痛，而令言者有罪。基于维护言论自由之立国承诺，「为确保政府不压制公共讨论，即使是伤害公众感情的言论，也应当加以保护」。
罗伯茨的判决，延续了最高法院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立场，那就是，尽可能保护政治性言论的自由，或者说，保护人民就公共事务开展讨论的自由。这些立场，正是由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
１９２７年【惠特妮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布兰代斯大法官的判词
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者深信，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协助人们自由、全面地发展；在政府内部，民主协商的力量，应超过独裁专断的势力。建国先贤们珍视自由，将之视为目标与手段的统一。他们深信，自由是幸福之本，而勇气则为自由之本。他们也相信，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谓理性商讨就是一句空话。有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才能保障理性商讨，防止有害学说的蔓延传播。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思维僵化、消极冷漠的民众。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更是美国政府的立国之本。建国先贤们承认，有制度存在，自然有违法风险。但他们也清楚，社会秩序不能单靠惩处违法来维持；禁锢思想、希望和想象会招致更多危险；恐惧会滋生更多压迫；压迫会引发更多仇恨；仇恨必将危及政府的稳定。保障安全的万全之策，在于保证人们能够自由讨论各种困境及解决方案。纠正坏主意的最好办法，就是提出一个好主意。正是因为相信公共讨论中蕴含的理性力量，建国先贤才放弃了钳制言论的立法——借助武力的讨论无疑是最坏的讨论形式。他们也认识到，即使是多数人的统治，也可能滋生暴政，所以才制订了宪法修正案，进一步保障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对社会危害的恐惧，不能成为打压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正当借口。
１９４０年【坎特维尔诉康涅狄格州案】欧文·罗伯茨大法官的判词
宗教、政治信仰是常常发生尖锐对立的领域：一个人的坚定笃信，可能被他人视为无稽之谈。据我们所知，为了说服别人接受他的观点，有些人会用夸张甚至虚假的陈述，去贬低那些显赫的宗教或政界人物。但是，历史给我国的人民带来的启示是：尽管存在滥用自由现象，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自由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促成开明的公民意见和正当的公民行为，可谓至关重要。
１９６４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的判词
政府官员名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自由言论为代价进行救济。
１９７１年【科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哈伦大法官的判词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在公共场合用粗话表达政治意见也属于言论自由的一种，哈伦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写下了令人赞叹的判词：「一个人的粗话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他写道：
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权利，在这个人口众多，日趋多元的社会里，无疑是一剂良药。创设这一权利，就是为了解除政府对公共讨论施加的种种限制，将讨论何种议题的决定权，最大限度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我们希望，表达自由最终能够创造一个更有力的公民社会、更优良的政治制度。我们也相信，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和约束，都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所依赖的个体尊严和自由选择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来说，允许这一自由的存在，或许会导致尘世喧嚣，杂音纷扰，各类不和谐之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冒犯性的言论。但是，在既定规范之下，这些仅是扩大公共讨论范围导致的一点点副作用罢了。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１９８９年【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布伦南大法官的判词
1989年最高法院以微弱的优势裁定焚烧美国国旗属于言论自由。将对政治性言论的保护推向了巅峰。布伦南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
今天的判决将使我们更加坚信，禁止对约翰逊焚烧国旗的行为施以刑事惩罚，不会危及国旗作为特殊象征之地位以及它所传达的情感。援引霍姆斯大法官的话来说亦即，任何人都不能想象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士的一次表达行为，会断然改变我们的人民对于国旗的态度。事实上，德州关于焚烧国旗行为「极有可能破坏社会治安」的主张，以及该州法律认定对国旗的物质损害将会导致「严重冒犯」的观点，恰恰表明国旗的特殊角色并未处于危险当中。否则根本不会有人认为焚烧国旗就意味着震撼社会和构成冒犯。
我们说，今天的判决事实上将加强而非削弱国旗在我们社会中理应受到尊敬的地位。我们的判决重申了国旗本身所最能反映的自由和宽容原则；我们能够容忍类似约翰逊在本案中的批评，乃是我们力量的标志和源泉。事实上，国旗之最为我们自豪的一幅图景，亦即伴随着我们的国歌永远不朽的，是麦克亨利要塞的隆隆炮声。是这个国家的自强不息，而不是顽固不化，才是德克萨斯州所看到的反映于国旗中的精神，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重申的。
维护国旗之特殊地位的合适方法，并非去惩罚那些对国家事务持有不同想法的人们，而是说服他们看到自己的错误。而且，正因被烧毁的是我们的国旗，人们对焚烧国旗者的反应才展现了国旗自身的力量。可以想象，没有比挥舞自己手中的国旗更为恰当地回应焚烧国旗的行为了，没有比向被焚毁的国旗致礼更能回应焚烧者试图传达的信息了，也没有比满怀敬意掩埋国旗的残片更能保存对国旗的敬意了——正如事件的目击者所做的那样。我们惩罚亵渎，并不能使国旗变得神圣，因为如果这么做，我们就淡化了这个珍贵的象征所表达的自由。
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题为《作为自由守护者的州法院》的演讲
在现代美国，有必要保护我们所有人免受政府的专横作为之害，如今的政府比我们先辈那时的政府更强有力，更无处不在；我们必须适切解释那些保障条款来延续先辈的基本政策，为了一个自由的社会，维持政府的宪政架构。
第三篇：抗辩一名誉权、言论自由和宪法
名誉权、言论自由和宪法抗辩一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从立法上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根本的保护。《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民法通则》第120条则进一步规定了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名誉权案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名誉权案件中积累的经验，针对一些普遍的问题，于1993年、1999年相继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个司法解释。法律规则的日趋完善、法官专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社会公众名誉权意识的增强，从正面推动了对公民人格的尊重和对人格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媒体市场化程度加深、现代通讯工具的发达和互联网进入日常生活也对公民隐私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利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由于名誉权官司一般是以侮辱或诽谤等行为侵犯其权利为理由而提出，其不可避免会涉及被告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文学创作自由等宪法上的权利。在人格权和言论自由两种法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我们的现行立法是否能够衡量二者的轻重，确立清晰的规则，实现权利的合理配置，这是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的立法由于存在不少的缺陷而无法对权利配置问题作出一个原则性的规定的话，那么我们的司法是否能够通过其在每个案件当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参照衡平正义原则，从而逐步形成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则，对立法的欠缺和不足进行一些补救，这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二个方面。无论是对于现行法规还是司法经验的讨论，其目的都是为了揭示出目前有关名誉权问题的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问题。因为只有当规则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时候，人们才能够树立起基本的预期，合理行使自己的权利，又不至于损害他人的权利。在名誉权案件当中，由于可能受到限制和损害的是言论自由，这时候，对于规则普遍性、一致性以及合理性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行的立法规则中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缺陷，比如说，没有区分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没有对侮辱和诽谤加以定义、向领导上报的材料中的侮辱、诽谤不算是侮辱、诽谤;另一方面，法院并没有通过司法实践来对这些冲突和缺陷进行调和和弥补。我们发现，尽管名誉权领域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司法实践有很大作用的空间，法院并没有在涉及名誉权和言论自由相互冲突的案件中形成大体一致的规则。立法缺陷和司法混乱纠集在一起，其导致的结果是，既无法合理地保护公民或者法人的名誉权，也无法很好地尊重言论自由，其结果是从制度层面导致两种基本权利的丧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陈永贵亲属诉吴思、《北京青年报》一案。
自2002年4月23日起，《北京青年报》在第31版“每日连载”栏目中，开始连载吴思所著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文。同年4月27日，陈永贵的亲属陈明亮、宋玉林以该文所述的大量情节与事实不符，造成了对陈永贵名誉权的侵害为由，起诉到北京市西城区法院。2003年12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陈永贵亲属诉吴思、《北京青年报》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吴思和《北京青年报》败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这样写道，“评价历史人物应当真实、客观。吴思撰写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文引用了大量他人所写回忆性文章，而回忆性文章系作者根据本人及当事人的回忆，对历史事件的追记，未经考证，非权威文献记载。因此，引用回忆性文章再创作，应对事件、人物予以评考、核实。吴思在《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文中，对陈永贵的大量历史事件予以评价，无证据证实吴思对所引用的他人所写回忆性文章，进行了考证。部分情节客观上对陈永贵形象有所贬损，如'受到共产党方面的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据说还是”五花大绑“，挨了几拳。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大寨村村长叫赵怀恩，陈永贵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曾向赵怀恩托孤说„„'等，造成了陈永贵的社会评价降低。”
根据法院的判决，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仅需要对其观点的来源有所证明，还要证明其所引用资料本身的真实性。
这实际上是为文学创作者提出了一个无法达到的司法标准。
由于这个案件涉及到了名誉权案件中的一些特点——公共人物的名誉权是否和非公共人物有所区别;死者的名誉权和生者有什么不同;侵犯名誉权的司法标准是什么;名誉权和其他宪法权利冲突的时候，司法原则应该怎样?我们现行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吗?如果不能，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案件是一个非常好的讨论名誉权问题的出发点;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的区分，在揭示这种区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之后，我将分析为什么我国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的时候没有引入这种区分及其后果。由于吴思案中，原告诉称陈永贵的名誉权受到了侵害。陈永贵作为前国家副总理，其公共人物的身份毋庸置疑。不仅如此，他还是已经去世的公共人物，那么，为什么要保护死者的名誉权呢?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说，英美法就不保护死者的名誉权。那么中国对于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其主要考虑是什么呢?本文试图就此给出一个新的解释，本文认为这种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家族权利，保护的是属于死者家族的生者的权利，它不属于死者所在家族的任何一个人，而是共同属于死者所在家族所有。但不论这种名誉权是属于死者的家属还是他个人，当名誉权和其他宪法权利冲突时，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自然权利派的学者认为：言论自由高于名誉权，因为言论自由作为政治权利本身是高于作为人身权的名誉权的。政治自由派学者认为：言论自由高于名誉权，因为这是言论自由的市场原则已经证明了的，用约翰·密尔的话来说，就是要用更多的言论来反对言论。批判法学派则认为：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权利冲突的背后是价值取向的对立，而在法官对于多元价值的取舍是无法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然而，理论的精致(无论是自然权利派、政治自由派还是批判法学派)抵挡不住现实的无奈，文章第四部分将讨论两个事实类似，但判决结果完全不同的案件，揭示出这种表面矛盾背后潜藏着的逻辑一致性，从而指出法院维护对言论内容进行审查的做法不仅违背了自然权利派的观点、政治自由派的观点，而且违背了批判法学派的观点。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现状出发，文章第五部分是对当前中国法学界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这一研究范式进行的反思。从功能上说，中国的媒体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实践中，媒体的成立发行、议题设定、报道内容都受到诸多法律和政策的规制。因此，我认为在媒体作为被告的案件中，简单地将媒体言论等同于言论自由忽视了中国媒体的特殊性，并不能回应名誉权诉讼的挑战。在媒体普遍受到管制的现状不可能短期内得到解除的背景下，我认为，与其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做文章，不如退而结网，改造现有的名誉权制度，填补漏洞，消除歧义，统一规则。尽管名誉权法律规则的明晰不可能扩大媒体或者公民现有言论的空
间，它至少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现有言论自由空间尽可能少地被恣意剥夺。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是在现有名誉侵权规则的基础上结合其一般理论和比较经验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通过制度功能比较协助本国法的进步是比较法最大价值所在，我对美国的名誉权制度做了一个初步的介绍，放在附录部分，作为参考。
一、公共人物与非公共人物
(一)官员的名誉权官司
1.官员作为公共人物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美国纽约时报诉苏利文(New York Times v.Sullivan，376 U.S.254)案件
突破了原有普通法对名誉侵权的一般性规定，将公共人物的举证责任宪法化，即，公共人物主张自己名誉权被侵害的，那么他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被告“确实恶意”(actual malice)，即被告或者明知错误仍然坚持发表，或者对事件真相“贸然不顾”(reckless disregard)。也就是说，美国通过该案使得被告获得了一个宪法上的辩护理由。为什么在涉及公共人物时，不仅举证责任倒置，而且这个责任还超过一般的侵权标准(故意或过失)，贺卫方教授曾经给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对等原则。与一般民众相比，公共人物有更多的接触媒体的机会，有更多的澄清事实的空间。④
另外，公共人物也从媒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有时候是媒体造就了公共人物。因此，相对于普通民众，公共人物就需要忍受一些不便。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在范志毅诉《东方早报》的判决中就确立了公共人物应当对具有轻微损害的言论予以适当容忍的原则。《东方早报》在其报道中提到范志毅涉嫌打假球，被范志毅告上法庭。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第一次引入公共人物的概念，认为公共人物对媒体的批评应当要承担相对一般人来说更多的容忍义务。以吴裕华法官为审判长的合议庭最后判决原告范志毅败诉，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本案争议的报道是被告处在'世界杯'的特定背景下，遵循新闻规律，从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出发，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公共人物的知情权而采写的监督性报道。关于原告赌球的传言，从表面上看，是涉及原告个人的私事或名誉，但原告这一私事或名誉与社会公众关注'世界杯'、关心中国足球相联系时，原告的私事或名誉就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之事，而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然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被告作为新闻媒体，对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行调查，行使其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利，以期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并无不当。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
范志毅诉《东方早报》一案的判决明显体现出美国纽约时报案的影响。
在纽约时报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引入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这一标准来打破适用侵权法一般规则的形式主义进路可能带来的实质不公平。因为公共人物或者掌握国家机器，或者出入镁光灯下，或者声名播于四海，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对社会形成相当的影响。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之间进行区分，从而进行不同对待，不但是合适的，而且是应当的。一般来说，公共人物有三种情况：一是具有广泛社会名声的人，比如体育明星、电影明星、歌星之类;二是政府官员;三是那些本来不是公共人物，只是由于自己卷入了公共争论当中而成为了公共人物。在本文中，笔者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身上。我们之所以强调官员的名誉权相对于一般民众应当要受到限缩，借用纽约时报案中的美国最高法院的说法，那是因为“有关公共问题的讨论，应该无限制、强而有力和完全开放(uninhibited，robust，and wide open)，其中包括对政府或公职人员之猛烈、刻薄以及有时令人不快的尖锐攻击。”也就是说，由于官员的行为一般总是和公共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名誉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宪法第41条第1款明确规定，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在言论、出版自由之外，特别明确规定这一批评、建议监督权条款，就立法目的来说，已经包含着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名誉权进行格外限制的意图。
冯象教授从我国社会政法变迁的角度阐明了我国为什么应该引进公共人物的概念。根据冯象的看法，在公民、名誉权、言论自由等法治话语取得主导地位之前，我们是根据阶级成分、个人出身来安排言论的，由于言论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是由单位、组织来说服、教育的。而干部在受到群众的批评的时候，则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方式来要求干部。但是，当法治逐渐成为主流，传统意识形态对官员的政治伦理约束解体之后，法律的形式主义的平等掩盖了其背后等级制的权力关系之后，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名誉权的规则恰恰成为官告民的绿色通道。也就是说，我们在名誉权制度上，形式主义的法制被移植进来了，却没有去关注它们的修正和细微之处。而这些细微之处恰恰是名誉权问题所处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宏观社会之网络的指示灯。因此，中国民法引入“公共人物”的困难不在法律知识的匮乏或权利意识的软弱，而是在于如何在法律话语之下重新界定官员的政治责任，以及对公民参与公共辩论和伦理意义的重新审视。核心是有关言论的政治地位和宪法待遇、批评者以及批评对象双方的政治重建，也就是宪政重建[1](P.174-184)。
2.官员的伦理责任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责任就是对选民负责。赢得选举的考量、党派竞争的压力、以及作为第四权的媒体的监督，都会使得政府官员对于民众的政治责任得以落到实处。但是，在民主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家，选举的压力、党派竞争的压力基本都是不存在的，那么，能够落实所谓官员伦理责任，除了统治政党官僚体制内部的自我纠错之外，就只有媒体监督这一个途径了。媒体在这个时候并不必然是，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不是言论自由的化身。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望处于夹缝中的媒体去实现问责官员的重任，这近乎不可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李本教授在经过长期的实证调查、访谈后所发表的有关媒体对中国法院制度影响的研究中表明，在中国，一般能够被纳入媒体监督范畴的只是那些比较低级别的官员;即使是中央一级的媒体也很少或者近乎没有对于省部级官员的指名道姓式的批评。另一方面，媒体要受到各个方面的管制、指示和电话通知，要求报道以及如何报道某些方面的新闻，以及要求不得报道某些方面的新闻。
商业化背景之下的媒体，为了回应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有时不得不进行一些批评性报道。但不能忘记的是，这些批评性报道都是上述种种管制、指示、电话通知等种种限制和条条框框的制约之下进行的。
因此，如果谈论中国媒体的言论自由，那么，就不能忽视这种自由是在普遍规制与市场压力双重缝隙中的有限空间。
一方面是社会的急剧变动，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人口流动带来的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挑战以及中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另一方面是国家对政治领域和言论领域规制的普遍存在。至于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官员责任、政府伦理以及官员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重新厘定。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名誉权和言论自由显示出它们不同于一般发达国家所具有的意涵。在一般发达国家，无论是北美还是西欧，名誉权和言论自由都已经成为了描述型的概念，也就是说，这种权力都经由宪法的成文规定或者宪法惯例的形成，并为具体司法实践所认可。所以，当学者讨论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冲突的时候，他们是在讨论两种具体法益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如何根据案件事实去进行衡量。
第四篇：言论自由意味着允许说错话
“5•7”杭州交通肇事案如同一出戏剧，一波三折。先是被害人和肇事者的被作为各自人群（穷学生和“富二代”）的代表被网络意见推上前台，接着是“七十码”的疑云，再后来又出现了“替身受审”。在这场现实中“活剧”里，网络意见实际上推动着事件的发展；而贯穿始终的是网友对官方的不信任心态。8月24日，新华社记者从湖北、浙江两省的公安机关获悉，对胡斌是否真身提出质疑的熊忠俊，被湖北鄂州市公安机关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这起事件，最后以“谣言散布者”熊忠俊被行政拘留而收场，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并未结束。
是散布谣言，还是提出质疑？
拘留熊忠俊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这条规定的：“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二）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鄂州市公安机关依据的是该法的第一款，即认为熊忠俊“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熊忠俊对胡斌是否真身提出质疑，即是“谣言”吗？仔细研究他所发的几篇关于“替身受审”的帖子就会发现，他并没有陈述事实，只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所用的图片并没有造假，他也没有捏造证据，只是从媒体发布的信息中，得出自己的判断，并把它表达出来。网友的大量关注和支持，也表明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只是没有表达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即使错了，就有罪吗？地球是圆的，但是如果我认为地球是方的，并且拿出我所认为的证据来，我是在散布谣言吗？用“地心说”蛮横地讨伐“日心说”的历史教训，不应该遗忘。
熊忠俊的言论属于对事实的判断，而非叙述事实本身，他用来说明问题的两张照片都是正规媒体传播出来的，其差别之大，常人一看即知，因而他的言论和“没有事实根据”或“捏造”不沾边。新闻报道说，在相关部门发布澄清意见后，熊仍然发布相关文章。这就需要看看杭州方面发布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澄清事实的消息了。他们最初对网络上的质疑不屑一顾，随后只说这是不可能的，最后以胡斌的亲属及朋友并未提出疑问进行自证，并让胡斌的父亲出面。特别是胡斌在看守所因生活规律而长胖的解释，更是直接挑战全国网民的智商。这样做自然难以消除人们的疑虑，人们仍然有权利进一步质疑。
另外，熊忠俊对胡斌是否真身提出质疑，如何能归结到“扰乱公共秩序”，同样值得较真。他的行为若造成了什么后果的话，也不过是网民跟风和有关部门被迫澄清事实。网民跟风，是大家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而官员澄清事实，则是职责内应该做的事情，这与“扰乱公共秩序”不相干。
衡量言论自由的标尺是看是否允许说错话
存在多种声音是舆论的常态。事情越是重大，越可能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议论中每个人在接受、理解、传播信息方面都存在差异，任何人的判断都难以达到百分百的正确。如果要求人们只能传播正确的（正确与否的判断本身，相当程度上是主观的）言论，那实际上便是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密尔在《论自由》中说过，“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给一个熊忠俊以行政拘留10天处罚的寒蝉效应，会使千万个熊忠俊“自觉”噤声，而使千千万万个熊忠俊在心里发出更大的猜疑声。
中国从古至今，因言而获罪的案例实在是不少。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手机和网络通讯的发展，公众的表达渠道增多，公民的权利意识增强，这是好事。然而，随之出现的却是不断发生在县级行政当权者那里的因言获罪事件。“彭水诗案”是较早的轰动一个典型例子。在这些案子中，处罚的依据很简单，就是“散布谣言”，而我国法律中关于“谣言”的定义尚存在较大的主观解释的空间。因此，当权者很容易把公民各种言论表达的行为划归为“谣言”。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以“造谣”的罪名扼杀言论自由的事情。
这次的熊忠俊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华南虎”事件，二者同样是照片，同样是质疑——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判断对了，一个判断错了。在“华南虎”事件中，最初的怀疑者也只是根据照片来表达自己的疑惑，发表自己的观点，可是，不管最后老虎是真是假，都不应该归为“造谣”。同样，熊忠俊只是在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可惜他判断错了，故而以“散布谣言”的罪名受到行政处罚。以判断的对错与否来定义谣言，这是违反常识的。一旦这种逻辑成立，那么杭州交警最初对于车速“七十码”的判断，不也是在“造谣”吗？
在“替身受审”事件中，熊忠俊作为普通公民行使其表达权，并没有触犯法律，也没有造成“扰乱社会秩序”的实际后果。相反，通过他的质疑和官方的澄清，反而消除了大家心中的疑惑。这正是言论自由的终极目的——让真理愈辩愈明。“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i]如果以“造谣”的罪名来压制言论自由，那么真理就失去了战斗的机会，不能消灭那些潜在的疑惑和谬误；甚至有可能，真理也会被压制。
政府应该如何面对公民的质疑
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应该是勇于担当的政府。公信力不是靠粉饰得来的，而是靠事实和真理来证明和维护的。“一个好政府和一个坏政府同样容易发生错误„„如果能迅速纠正一个错误，如果处在最高地位的人对一个平易的忠谏能比其他人对一笔大贿赂更重视，这就是最符合诸位的高尚行为的美德，而且只有最伟大和最贤明的人才能具有这种美德。”[ii]在现代法制社会里，这种要求不仅是道德层面的，更是法律层面的。只有认真听取意见，才能发现和改正错误，而不应该一味的打压不利于己的言论。
在这一事件中，杭州的公检法机关应该感谢熊忠俊，正是他的“造谣”，让官方得以证明了清白。试想，如果大家都是把这种疑惑藏在心里而不表达出来，那么官方的公信力会比现在更低。这种隐藏表面上看是平静的，但爆发出来的力量却是惊人的。最近频繁发生的群
体性事件，正是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找到了某个发泄口，造成表达的非理性。如果在瓮安事件中，贵州省的主要领导一开始就能积极地应对大家关于“俯卧撑”的质疑，采取配合的态度澄清事实、纠正错误，或许不会发生群众大规模的聚集和攻击。
历数最近一些有关言论自由的事件，大都是发端于网络。的确，网络作为一个平台给了每个人分享和传播信息的机会，网友们经过长期的实践，也懂得如何利用这个平台。现实中的传播活动，由于传播力量的分布不均，表达能力的不同，社会地位和关系的影响，很难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许多人的言论自由只能通过小部分人（主要是记者）的言论自由来得到表达和实现，而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人的言论自由也是受制于各种体制的。网络媒体的低门槛使得大家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从事信息传播活动；而匿名性的特点又能让大家不必受制于传统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可以说，网络为现实中难以操作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实现的机会；实践也证明，如果网络能够被很好的利用，确实能够促进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网络这片自由的土地，应该得到保护。尽管可能会有良莠不齐的信息，会有判断错误的言论，但是我们要坚信真理是战无不胜的。每一个理性的人，都能做出自己的判断，真理不会被打倒，而谬误终将被消灭。
政府不应该把不利于己的言论视为洪水猛兽，而要当作苦口良药。政府部门的工作，应当被公民监督。即使这种监督出现了错误的判断，也不应该追究监督者的责任。相反，政府应该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受到广泛的质疑。如果说一个人的错误判断，只是一个偶然的话，那么一群人的错误判断，就说明这种怀疑确实不是没有道理的。政府要做的是反思自己的行为，鼓励公民的监督，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公信力。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应该以“造谣”的罪名来加以扼杀，打消公民自由表达的积极性。公安机关在处理熊忠俊事件中强调其身份是“无业人员”，带有歧视意味。他在发表针对政府的质疑时，其对应身份应当是“公民”，拥有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公民。当然，就本案而言，熊忠俊的言论表达亦应有所检讨。根据公开的资料，其第一篇网文名叫《荒唐，受审的飙车案主犯“胡斌”竟是替身》，这种不留余地的直言判断很容易授人以柄。文中其对杭州方面及胡斌家人也用了一些不太准确的揣测之语，不过如果胡斌家人觉得这样的表达伤及其人格权，他们自可诉诸法律，警方似乎不该越俎代庖。（研究生王权参与写作）发表于新闻记者杂志
[i] [英]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89.55-56 [ii] [英]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89.63
第五篇：打击网络谣言与网络言论自由
打击网络谣言与网络言论自由
当今，互联网的开放性、时效性、信息的共享性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成为某些造谣者肆意散播谣言的平台，诸如“军车进京，北京出事”，“抢盐**”，“艾滋病患者滴血传播艾滋病”等没有事实根据的谣言大肆传播，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导致了民众的恐慌和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政府有关部门要严厉打击网络谣言，加强网络信息的监控，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网络的形成确实给大部分网民带来了一个可以说话、交流的机会，很多牢骚可以通过网上和匿名的网友之间进行倾诉。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骂人的话来发泄，因为你的话别人能够看到，不是你一个人在房子里面自己对自己说话，任何传播一旦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就有一个基本的传播道德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给了每个人表露心声的机会，但是，表露心声本身要有所克制，因为你的自由不能影响别人的自由。
面对约束与管理，一些人喜欢拿个性、权利说事。殊不知，个性的张扬必须以公认的道德与价值观为底线，主张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勿以恶小而为之，个人对事物对错的判断、积极或消极的应对、效仿或抵制的抉择，很可能成为“蝴蝶效应”的起始。低俗发泄不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最终还可能反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面对网络“低俗文化”，理智清醒的人没有理由随波逐流。面对某些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困惑，社会也没有理由袖手旁观。积极疏导、解决矛盾，本就是构建和谐、权益维护的应有之义。虚拟与现实，需要的是相辅相成，绝不是互为掣肘。
流言止于智者，每个人都有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的义务。网络进入寻常百姓家以来为人们自由发表言论带来了无限便利，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时常苦恼于网络谣言所带来的种种伤害。谣言在口耳相传时期是一传十十传百，可现如今谣言以网络为传播媒体，它的传播速度、波及范围、危害程度程无上限增长，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精神困扰，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为了保证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环境，必须严厉惩处网络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除了网民这一网络组成之外，新闻也是极其重要的成分。怎么样才能有效的利用网络发挥新闻的舆论导向作用，又如何把握好这个言论自由的度呢？
首先，作为网络新闻监管者，应当增强本身的政治敏感性和自身的专业素养。很多情况我们看的是，网络监管人员本身的素质不够，不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识别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新闻，只是一味的维护自己网站的点击率，就可以不顾一些虚假低俗的东西出现在自己的网站，因此加强监管人的素质培养是规范网络新闻自由度得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其次，网络的使用者也应该注意正确的使用文明用语。网络自由并不代表着可以随便说话，网络新闻也要追求新闻的真实效果，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他所承担的是新闻的承载和传递，但是很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够从自身认识到言论自由的度，就会各自发表意见，百家争鸣，而不是相互谩骂，互相诋毁。
最后，网络的新闻采写者是新闻的把关人，很多时候网络新闻的采写者为了争取量大快速而忽视了网络新闻的质量，一旦听到什么风吹草动，根本没有去亲自的考证就直接写稿子上头条，有的根本就是胡说乱扯。这样的网络新闻的言论自由的如果没有控制好就相当于变相的人身攻击。
总之，新闻自由的权利很多方面的问题，即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自由
权利，这些中都包括新闻记者，新闻监管，和新闻发布者的言论自由，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利，不管怎么受到法律的保护都应该把握好自己的一个度，言论自由是公民和新闻工作者得普遍享有的权利，言论自由中又包含了表达权利自由和知情权利自由，在采写新闻和获得新闻之后都需要发表评论，而这些应该是一种正确的引导不应该是一种伤害人的武器。网络作为一种新型媒体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就更应该加强法律意识，合理的处理政府、人民和媒体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党的耳目喉舌，帮助国家正确的引导人民。
现在上网的网民中未成年人的比重是相当高的，而网上这类行为很可能诱发对未成年人去模仿。随着他们的成长，这一代人如果习惯于无法无天地在网上随意搜寻他人的隐私材料，那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认识就会大大降低。孙立平有一本书叫《论道德底线》，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守卫底线，守卫底线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要尊重其他人的隐私。你尊重其他人的隐私，别人才有可能尊重你。一个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也最值得称道的美德，第一就是宽容。因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中国人的个体意识正在觉醒，个人的选择多了、自由度大了，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上以及生活态度上的矛盾，惟有宽容之心可协调。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且以宽容之心看待这种差别，应是和谐之本义。
回顾网络言论自由所促进的社会变化不难发现,在依法治国的建设中,很多决策的制定变化都与网络言论自由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可见,网络言论自由是个好东西。但是,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因此,人们遨游在虚拟空间享受它带来快乐的同时,亦要牢记网络言论责任,这样才能使他人与自己一样自由!
化学1101刘阳41166007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