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几点感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鲁红杰：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几点感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鲁红杰
一
钱穆先生所说：“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事实上汉朝时期，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而非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实际领袖。“三公九卿”制度为政府高效有序的运作提供了先决条件。在唐代，相权被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会议决定。换句话说，唐代的宰相实行的是“委员制”。唐代的定旨出敕之权，实际上是被中书省所操控，皇帝只同意画敕即可。宋朝时期，皇室蓄意减夺宰相职权，设立“政事堂”、“三司”、“考课院”等机构。同时，君权与相权之间也有相应的调节：皇帝——>宰相——>谏官——>皇帝。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明代则废宰相而设九卿，包括六部尚书，都察院，通政司和大理院。经过这一系列的改变，一系列的大权，就集中到皇帝身上。清代延用了明朝的六部尚书、内阁的制度，并且清代的专制程度与明代相比明显要加强了。
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至于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钱穆先生举在书中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唐中宗因不经两省（中书省、门下省）而径自封拜官职而心怯，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当时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因其未经正式敕封手续而为一般人所看不起。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是全由皇帝专制。
二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钱穆先生在《前言》中的这段话则是让我想起了五四运动——那个对传统文化全面否定的时代。鲁迅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精神文明，早就被枪
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正是这种被打败又看不到反败为胜的希望，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广泛的精神崩溃。在那个精神崩溃的时代，各路中国精英达成一个共识，即国民劣根性以及传统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甚至连一直拥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梁漱溟也不得不顺应世俗，总结出中国文化的十几条弱点。
那一代人对民族前途所做的设计就是完全放弃本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的想法显而易见，就是对中完全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做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这种思潮主导了整个五四运动的进程，它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以来，五四运动一直被奉为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一直占据各种学术思潮的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一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为核心的主题。从五四运动以来的一批批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吃狼奶长大的幼崽，对捕捉兔子感觉理所当然；在非洲狮群中长大的幼狮，对捕捉非洲水牛感觉理所当然。自然，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国人，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会觉得理所当然。
三
在中国古代，经济制度最重要的就是“农业税”。汉朝时期是“十五税一”，唐朝时采用“两税制”，以后朝代多是在“两税制”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后施行。战国时孟子讲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所谓的税是指田税，如果只收十分之一的税额就算是“王者之政”了，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农业何等重视。纵观中国各个朝代，基本上是已农业经济为主，而农业经济对社会稳定的渴望，使统治者对内部治理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多数统治者所希望的是把国家治理好，最好再形成一个“x x盛世”之类的时期，然后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但鲜有统治者像西方统治者们那样整天想着征服他国，扩大疆域。这种差异影响深远，可以说近代西方航海时代以至于随后的原始资本积累以及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而中国却抱残守缺，最终为西方超过并任人欺凌与这种差异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最近几天我将老师推荐的这几本书都大概的翻阅了一下或者上网查了一下它的主要内容，最终我还是确定了读这本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选这本书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比较通俗易懂，读起来没那么费劲，且书中的内容我比较感兴趣，我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把它读完了，真的不愧是老师推荐的书，这本书真的很有趣，很适合、很值得我们大学生读，它不像我以前看过的那些历史类的书一样，那么枯燥无味，从本书的开头到最后提出总论我都是很有兴趣的去观看的，看过后，也不像其他书籍那样忘得干干净净。而是让我收获颇多，受益匪浅。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是钱穆先生将自己的专题演讲所作的演讲记录整合的一个合集，虽然钱穆先生本人说这本书发表的比较匆忙，没有很多时间仔细改进，只是就演讲稿略事增补，但是我觉得这本的结构仍然很完整，很成体系化和系统化，而且也正是因为它的短小精悍，才能够吸引眼球。这本书分别以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为切入点进行探讨与分析并作了简要的概括与比照，从而使内容联系密切，层层深入，让读者得以由浅入深，以微观、宏观不同的角度进行全面的了解。
从这本书中我看出了钱穆先生做学问的严谨性，首先：钱穆先生将自己写本书的原因分析的很透彻，正如在序言中所说的一样，他写这本书主要原因是由于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
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而我们所受教育，也大体给我们如此印象。但是政治乃文化体系的一要目，且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因此不能一笔抹杀历史。再次钱穆先生将如何写这本书，如何研究制度也分析的很透彻，我读完后真的是很赞同。制度是一项专门的学问，钱穆先生从七个方面对制度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告诉我们制度不能以独立的状态进行把握，因此，制度应该与人事相配合，即随着特殊背景与人事的改变，制度也会随之改变。当我们在品读一个历史时期的制度时，应该将其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经济联系辨证地看待，要结合“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从这两点我真的是对钱穆先生钦佩有加，他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写书都会十分谨慎，对每一个字仔细研究，对如何研究政治制度做一个详细分析，在做完所有功课后他才开始写书，因此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将这本书写的这么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这本书对汉、唐、宋、明、清这几个朝代，历史上种种制度的来源，与人事的关系和利弊得失都分析得非常透彻。下面我依次归纳一下这五个朝代的具体情况吧：
汉
汉代制度承袭于秦，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制度。汉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皇权和相权分权。从制度上说政府是由宰相领导，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听受指令。“可见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事上的变化可以不顾制度。汉武帝死前，为了能令皇权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增设了“大司马大将军“一职，作为皇权的代表，与相权制衡。而大司马大将军一职基本由外戚担任，这也是汉朝外戚政治特别突出的原因。
在选举制度上，为了克服贵族世袭官爵的弊端，汉朝在选人上有“举孝廉”制度，从平民阶层选拔人才。但由于社会经济水平限制，举孝廉”制度完全成了“世家门第”世袭的阶梯。世家门第掌控政府和土地兼并两个问题结合，使汉代崩溃无可避免了。
唐
唐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后世的大多数制度都是由唐而来。论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赋、力役、土贡（租庸调）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
宋
宋代是彻底的平民化的政府。宋代最大的问题不在制度本身，而是立国时就面临的巨大的国防问题。正是由于国防而产生的巨大压力，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项制度都不能从容、合理地制定。
另外一方面，由于五代十国，军人乱政、篡政的教训，使宋代要扬文抑武。虽被迫养了大量的兵，但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但同时又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
明
自明代起，宰相职位不负存在，成了有卿无公的多头政府。六部、都察院合起来，并称七卿。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直接对皇帝负责。
明朝的主要问题是相权废除后，皇权没有做好准备，没有经验来全面担当起管理国家的职责。由于没有皇权专制的历史经验，制度本身又存在巨大的缺陷，使明朝的皇权专制不甚成功。皇帝不尽职，就出现皇权的代理人。宦官篡政、乱政成了必然。
明代地方政治制度最大的变革是承袭元代的行省，将省级规划正式确立。省、道、府、县，地方形成了四级体系，相比汉唐的两级体系，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但弊病丛生。
清
清代制度几乎全部由明代承袭而来，只略作变动。但这表面上小的改动，实质上却真正完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由皇权、相权分权向皇权专制的转变。秦汉以降，皇权日重，相权日轻，直到清代皇权专制的出现。
清代，皇帝的诏书分“明发”和“庭寄”两种。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而“庭寄”则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
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反之也然，大臣可以将奏折直接上达皇帝，而不是交到六部。这种彻底的皇权，是历代所没有的。
还有一个变化，清代内阁大学士成了名誉职位，军机处取代了明代内阁的地位。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的是的是，钱穆先生在清代这篇中，说到清朝的任何制度几乎没一句好话，基本上讲的都是其不好的地方，但我认为清代问题众多，但是也有自己好的一方面，我们不能片面的完全否定掉。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读完之后，我对这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有了笼统的印象和了解。我感觉随着时代的推移，每一项制度并非更趋于完善，反而有一些越来越不好。制度的确立，往往是因应当时的历史状况，结果一制定后通行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思想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而没有发生巨变，说明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还是大体适应当时的社会，皇帝并没有极端独裁，人民能维持温饱生活，读书人有机会进入仕途，兵役制也能保持国家的大体安定，因而社会不会出现体制上的根本转变。原因还在于这套体制是有包容性、弹性和一定程度的修正性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这套制度也弊病丛生，可是到了清代我们依然维系着这套制度，而没有尝试着做出改变，这也是清朝最终走向灭亡的原因吧。。
所以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学会了一种方法，即分析政治
制度一定要与当时的历史情况、时代背景相适应，结合“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一项政治制度是否先进也要看与当时的社会是否相适应，是否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更好的评价政治制度。
第三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换一种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20101131113彭纯昌
【摘要】上中国政治制度史课，开始对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有一个相比之前更加全面系统的认识。对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缺乏了解，不得不说是当下国人的一个弊病。而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对历史的传统的文化一概加以否定，则更是狂妄无知。一国一民族无论如何不能够推翻过去的全部传统文化而谋得长远的发展。但是当下或者是更早之前开始，就存在一种思想，封建的都是不好的，必须推翻，彻底抛弃，这就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先生用很客观的学术态度，简洁易懂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代政治制度的得失利弊，同时也教会我们如何更加客观地、抱有一种敬意的态度去看待中国的封建历史，理性地对待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
【关键词】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正文】
钱穆先生这本书是在1952年三四月间，钱穆先生访问台北，应邀作一系列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的演讲，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制度的因革演变，并指陈其得失利弊。后来养病在台中，又应邀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为截稿期限紧迫，又有病在身，所以钱先生便以演讲讲稿加以修补，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交稿成书。
在书中，钱穆先生主要是对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府组织、选举考试、赋税制度、国防和兵制四个范围进行讲述。讲这五个朝代是因为钱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在前言部分，钱穆先生仔细阐述了为何讲演要从这些朝代讲，为何从这些范围讲。钱穆先生还明确区分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但是，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看事物必然先从当下之处境出发发出一些论断。由此看辛亥革命，由此看文化大革命就不难理解当时的人为何能够在所谓的“革命先进思想”的鼓吹下地对传统文化那般嗤之以鼻，恨之入骨，恨不得连根拔去。在钱穆先生所讲的这“七端”里，讲述的是一种研究制度这一门学问需要注意的原则：要研究制度就要精熟其人事；任何一项制度不是孤立的，必然是一整套制度的相互配合；制度的创立和消失绝不是无端的，必有渊源和流变；任何一制度的创立必有其内在用意和外在的需要，必须注意当时人所留下的历史材料，而不能以异代人的主观意见和悬空推论断定其当时的用意和需要；要了解一项制度的利弊，必须了解当时人各方的意见，应当重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相同；重视制度的地域性；深入到全部的文化史。总结之，则是要研究一项制度，必须注重制度设立的前因后果，注重时代性和地域性，以系统的整体的视角，注重史料的考据，要深入这一制度产生的国家和民族的全部文化史这一土壤。这对于我们看待和分析问题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整本书不过二百页，简明扼要，论述精辟，对我的启发很大。钱先生写这本书，其用意并不是为叙述而叙述，而在于通过历代制度的因革演变之叙述，来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得失。对中国传统文化，辛亥革命以来，国人对于国史的研究，往往或多或少地存在以西方模式作为参照，而对中国传统之一切政治与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加以否认。这样的一种思想史钱穆先生在整本书中反复批驳的一种思想，从序言到总论，着墨之处多达十几处。字里行间，透露的是钱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通透认识和他对于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敬意，这也深深地感染了我。钱穆先生在讨论政府组织中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和考试制度的因革演变之时，力图证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一团漆黑，在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极力辩诬的同时，钱先生没有失掉史学家的冷静和理智，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不足之处同样了然于胸，诸如皇权逐渐加强，政府权力也即相权日益下降，中央权力逐渐集中，地方逐渐衰弱的情形，钱先生就认为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大弊病。这也是钱先生在正本书中向我们所展示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大趋势。钱先生在最后一讲中谈到满清后期的变法与革命，认为若认不清中国政治之大趋势，从而对传统政治持排斥与不满的态度，就会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企图推翻它。若全部的传统文化被推翻了，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所持有的一种“共尊共信之心”就丧失了。但是政治之稳定，制度的成立都是依赖这一心理力量的。
我认为，钱先生所提及的一种“共尊共信之心”正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赖以凝结的一种信仰。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不存在如西方天主教那般强大的宗教，也就谈不上信仰。纵观历史之全貌，唯一在中国延续千年，为中华儿女所共同尊奉的这正是源于周礼的儒家文化。在春秋战国之时，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儒家思想是包含众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的目标就在于“治平”。这是饱含政治色彩的，随着朝代更替，儒家文化与封建统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是她依旧是全民所尊奉的。到了清末，突然要一下子全部推倒，革命了，就好像是一个人一直尊信某一信条，最后被一下子否决了，顿时思想就混乱了，认不清现实了，没有了主见，失了自我，便容易驶入歧途。这在建国后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中都可窥见一斑。这始于辛亥革命，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推翻传统的思想，也许正是造成当下中国人普遍失去道德灵魂的深层次原因，加之改革开放突如其来的市场经济浪潮和各种思潮，只是中国人的思想普遍地功利化了。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同时，我也在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一书中，作者客观地描述了美国成立之初的民情，细致地刻画了美国之成立，美国民主政治之现状，是离不开英裔美国移民从欧洲大陆带来的宗教信仰和乡镇自由精神的。美国从一个荒大陆成为今日之美国，同样不是凭空来的，是一切由英裔美国移民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带来的传统和对自由的追求创造的美国民主与自由之现状。可见立本才能开新，在新的时代潮流下，我们只能够与时俱进，在立足与本国传统，截取西方的本质精神，采取以前的旧经验，开启一条新路子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此外，钱先生在书中讲到清代的时候说到“部族政权”，将清代和元代与其他历朝历代区分开来。这样的观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感觉耳目一新。这也改变了我以往认为中国古代政治的朝代更替多事推翻暴政之结果，忽略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在整本书中，钱先生对于历代政治制度从创立之初的好的方面，到它慢慢
演化地弊病累累，最终导致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衰落，最终给了别人推翻的机会。清代，到了积重难返之地步，其中部族政权的狭隘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就彻底打破了清王朝的固步自封。
以史观之，中国现代中国政治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中国传统政治之中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比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从历代政府组织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来看，汉唐与明清的对比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必须享有一定的权力对地方事务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才能够促进地方的繁荣，促进国富民强。而当前，我们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众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当然，如钱先生所言，研究某一项制度要注重时代性和地域性，要系统整体地去分析，因而对一某一个方面的问题绝对不能够简单地说好或者坏，何况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当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用一种视角看得久了之后，就让我们换一种角度回过头来好好看看我们的文化和传统，相信当下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在历史文化传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找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总的来说，读史使人明智，钱穆先生在这本书中不仅极力将历代政治的原本事实展现给我们，让我们对于古代的政治制度有更多细致全面的了解，还教授我们用一种更加敬重合理性的态度去认识和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钱穆先生以其博大精深的知识积累，对中国历代历史洪流进行的梳理，使得其对中国历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见解如清澈溪流般从我们心中流过，表达那般自然，也让我们被激发地思考和感悟那般自然。大师的境界之高，让我敬畏！
参考文献：
[1]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第四篇：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之我见
这本书是由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老先生写的，是其主要的代表作。钱穆在中国历史界的地位和声望无可替代。他为中国历史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他的这部代表作及其生动和形象的说明了中国政治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就像他自己在本书的序言中说的：“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
这本书虽然很薄，字数不多，但是其内容丰富，语言简练而又不失精彩。钱穆先生用其深厚的语言功底精彩的给我们展现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和清代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的设置和日常的运作情况，给我们一种清晰直接的感受。
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一次社会的过渡都是一种进步。在原始社会是没有政治制度的，因为那时国家还没有产生，没有政治。直到渐渐过渡到奴隶社会国家产生之后，政治也随之产生，但是这时的政治还不够完善。到了封建社会，国家的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之后，作为经济集中体现的政治也有了极大的进步，国家机构渐渐的完善，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善的政治制度也就渐渐建立起来了。
中国进入到封建社会是从秦朝开始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随后，他建立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三公九卿制。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汉代延续了秦朝的制度，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史上称为“汉承秦制”，汉代的制度是秦代的缩影，所以从汉代说起。汉代的政治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特别是汉武帝大一统后，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在中央还是设立三公九卿，这是全国除了皇帝以外的最高的官员。三公和九卿有不同的分工，职权明确，行政效率很高。汉武帝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有利于对地方的管辖，所以汉朝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比较紧凑。汉朝实行察举制的选举制度，在地方“举孝廉”，推举一些德才兼备的人才管理国家，实行由下而上的推举制度。这在初期确实不失为一种好的选举制度，但是汉朝末年被士族地主所利用，反而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东汉末年，三国纷争，统一于晋朝。晋朝没有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政治制度也没有太大的发展。南北朝之后，隋朝实现了短暂的统一。隋朝的短暂的统一之后，唐朝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继承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之间分工进一步细化，并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这有利于国家政治的平衡，避免了权利的高度集中，并且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唐朝发展和完善了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的选举制度，在全国不分贵贱、长幼的选举人才为官，有利于唐朝的建设和发展。
唐末，地方出现了叛乱，国家陷入了混乱之中。经过了五代的分裂之后，赵匡胤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宋朝。鉴于前朝的教训，赵匡胤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集重权于中央，削弱地方的势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地方实力弱，不能同中央相抗衡。但是这也产生了一定的弊端，地方没有发展的空间，导致了国家的积贫积弱的弊病。宋朝官僚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分权，把权力一份为三，相互制约，相互牵制，达到权力的平衡。但是过渡的分权导致的后果是冗官和冗兵，以致冗费。不但降低了行政效率，巩固了中央权力，削弱了地方实力，使宋朝长期的积贫积弱，受到周边政权的攻击。由此可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宋朝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实行考试试卷的糊名制，更加的有利于考试中的公平。
宋被元取代，元朝没有什么发展。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把科举制改成了考八股文章，不让文人有思考的空间，加强了对文人的控制。科举制成为控制文人思想的工具。明朝还实行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特务统治，这些机构不受行政机构的管辖，直接受命于皇上，只对皇上一人负责。这些人检查官员和臣民的一言一行，并把他们的发现报告于皇上。皇上通过他们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皇权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到了清朝，中国的封建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一方面中央有着对于地方的绝对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清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实施文字狱，打击汉族人民的反抗。于是，清朝出现了万马齐喑的现象，封建制度渐渐没落。国家政治制度的腐朽没落，直接导致的是国家实力的减弱，中国渐渐被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超越，所以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
由此可见，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皇权专制统治制度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组织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皇权至高无上是其主要的特征，皇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逐渐的完善，并且对于我们现今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好与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我们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就是要以史为鉴，为今天的社会找到一种更合适的政治制度。我们要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国家政治的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第五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观后心得
前几天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仅160多页，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触及的中国政治史。毕竟，中国历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军事史，惟独少有谈及政治的部分。读书时学唐诗宋词，所谓政治，也无非是作者被罢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为讲述其文学价值的大背景而已。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表明了钱穆先生写书时的环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今，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其实，这种倾向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国害了他。）
与那时相比，现今的中国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们能够正面自己的问题，也理直气壮的接受自己的优点。百家讲坛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它是否在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传统、对历史乐于接触和探求了。但这种理性在当时尚不存在。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先生在书中说：“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书中随处可见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人所处的情境，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比如，对于中国没有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钱穆先生的观点是：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关于中国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钱穆先生认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录取人才，只是后来变坏了（是不是有点像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抹杀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断的毛病）：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这本书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读者思路，使人认识到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其复杂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太多意义。
举一例，以该书对“贤人”政治的描述来说，钱穆显然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识，以及不谙政治实务的书生意气。我们这个国度的实际情况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学术、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人，哪里会有各方公认的“贤人”？台湾马英九的忠实拥护者或许会将陈水扁视为贪鄙小人，而对方的铁杆选民则往往将陈视为乡土英雄。在对人和事并没有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呢？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判断哪一位是“贤人”？你？我？还是钱穆？如果“我”认为陈是“贤人”，那么马自然是恶意中伤陈的“小人”.既然应该由“贤人”主导，则是否可以无视马在2008年获得多数支持的实际情况，而陈来执政4年呢？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判断“贤人”权力的“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莫非是一个为皇朝选择宰相的独裁君主？
我毫不怀疑，中国传统政治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部分内容可能至今仍有参照和借鉴意义。然而钱穆显然对“政治”过于外行，这位中国传统政治的辩护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钱穆在书中谈到了君权等问题，但现实中的政治并非那样简单。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人治状态，这是讨论君权、政治制度等问题的前提。在人治情况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响到他所能掌控的权力大小。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事例来说明，君主所拥有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赋予他的，而是自己与方方面面势力博弈（或曰斗争）赢取的。比如汉代的刘询（汉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载湉（清光绪帝）则是另外一个结果的典型。以他们二位的成败经验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君主所能拥有的权力，并非取决于某种体制或机制，刘询的权力不会因为有宰相而减少，载湉的权力不会因为无宰相而增加。即便仅拿清代来说，弘历（清乾隆帝）与载湉的权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无足轻重，只是认为它的位置和个人表现比较起来相对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国皇朝政治体制的发展倾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话，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他获得权力。
我是个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记得以前政治书上有一句话，说近代的中国，农民起义救不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了，唯有工人阶级引导的武装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当时也没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现在渐渐地明白了，中国人做什么事都需要点体面的理由，就像陈胜吴广起义需要在鱼肚里放纸条，体现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刘备一直说的“我乃汉室宗亲”，没那么点体面的理由，就很难一呼百应。
可我还是相信，那时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过可怕，不分好坏、利弊，把中国以前的许许多多传统文化都给革掉了。就如作者说的那样，把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优秀的制度都给全部否定了。在书中，作者讲的最多的还是每项制度后面的目的、关联，还有制度最终的发展走向，辩证的讲了各个朝代制度的利与弊。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好的，也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一无是处的，好多问题都要辩证的看待。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实在是有道理。虽然“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但世间本来就少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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