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实施宪法 推动宪政建设

第一篇：贯彻实施宪法 推动宪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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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实施宪法 推动宪政建设

洪碧华

内容摘要：文章简述了宪法、宪政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并提出了贯彻实施宪法、推动宪政建设的六点措施。

一、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宪法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帮的总章程。我国古代虽然也有“宪”和“宪法”的词汇，但那是泛指典章制度或法令的颁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1]。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宪政也称“民主宪政”或“立宪政体”。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状态或政治过程[2]。宪政有三个特征：①实施宪法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②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③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离开宪政，宪法就成了一纸空文。近代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是徒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政之实”[3]。清末以来的百年立宪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旧中国有过八部宪法，由于外国列强入侵加上国内军阀混战，立宪活动不是“流产”就是“夭折”，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实施;新中国有过一个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虽然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人民大众意志，但很粗糙，内容过于“特色”化，极不完善，条文中包含许多不稳定的东西，大都是一些纲领性、政策性和口号式的规定，政治

色彩很浓，缺乏可操作性的内容，与其说是一部宪法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纲领性文件。除了现行宪法外，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二、推动宪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依法治国核心是依宪治国，只有严格依法办事，认真贯彻实施宪法，才能够推动宪政建设。宪政是一种完整的价值理念，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是宪政的目标[4]。推进宪政建设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首先要具备几个条件：有极好的经济基础，有一部真实、科学的宪法，有相应的宪法文化，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健全的宪法实施机制。这就需要各系统、各部门齐心协力，齐抓共管，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应当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和宪政意识。“12.4”是现行宪法颁布的日期，也是全国法制宣传日。我们要继续实施国家“四五”普法规划，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学法用法，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学习跟本人工作生活有关的法律法规，2004年的普法重点主要是《宪法修正案》和《行政许可法》。通过学习，使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使人人都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树立宪法意识，维护法律尊严，推崇宪法至上。

(二)、贯彻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先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各行各业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定宪法并且不断修改完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再好的法律不去实施也无异于一堆废纸，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并狠抓落实[5];其次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切实做到“四个一切”：一切

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用党内处分或行政处分代替国家的法律制裁。

(三)、完善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体制。宪法监督制度最早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6]。我国现行宪法也有规定宪法监督制度，由宪法自身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宪法第5条中规定了“四个一切”，并在第62条、第67条中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目前的这种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起不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宪法权威的应有作用，影响着人们对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信心。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因此，权力机关应当肩负起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依法行使立法监督权，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机构，名称可以定为“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它是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负责的与最高法院平行并列的专门机构。它拥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方面监督权。一方面，通过备案或者批准程序对各级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进行合宪性审查，研究和处理有关宪法监督的具体事宜，包括解释宪法，有权改变或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对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有权直接宣布为无效并加以撤消;另一方面，加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可以把审查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鼓励单位和个人提出审查建议，尤其是对个案的监督，以制止违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如孙志刚案件发生后，“三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后，国务院很快就废止了该条例，颁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条例》[7]。呼吁早日出台《人大监督法》，确保宪法的实施。

(四)、落实“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宪法原则。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带头遵守宪法，为其他团体组织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良好的“守法者”和“护宪者”的形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需要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实现党和国家关系、党和社会关系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关键是党要怎样领导和执政，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拥戴，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最近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是党依法领导、依法执政的良好表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尤其是要约束好县处级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坚决惩治腐败案件，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这样才能巩固执政地位。

(五)、要建立有限和有效政府。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不是万能或全能的，其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8]。政府要有一定的工作效率，有效政府是指政府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切实的保护，决策正确、措施有力。3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我国未来十年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行动纲领。政府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保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真正民主的国家是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法治社会既不允许有权力无限或权利无限的组织或个人，也不允许有不受宪法规范的权力或权利，任何一部宪法都是限制权力的宪法，政府的公共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公权不能侵犯私权，如果政府的权力被滥用，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没有保障，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就相当于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和确认[9]。要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应“打破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对人民群众来讲，“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自由”，对政府机关来讲，“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是禁止”[10]。

(六)、深化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十六大”报告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独立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司法权独立，即司法权在国家的诸权力的关系中保持独立性，不受其它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委政法委、人大和检察院可以进行监督，领导和监督不是干涉)。二是法官独立，即法官独立处理自己承办的案件，不受法院以外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也不受法院其他法官或上级法院的干涉。法官在本级法院内部对包括院长和庭长在内的其他法官独立，消除现有的上下级关系，院长是首席法官。法官办案只服从法律，不必向上“请示”，也不必接受指示，拒绝办理“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当然，法官要有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和资格，人民法院在人事上、财政上要获得独立行使审判权所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司法是否独立与公正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成败问题，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力度很大，体制不断在完善，2004年又要修改《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进一步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理顺法院审判与人大监督的关系;理顺上下级法院的关系;赋予法官独立办案的权力，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改革法官、检察官的任免制度，为其提供职务保障，防止专断性的开除和调动工作，使法官、检察官能够顶住压力、秉公执法，以确保司法公正。

参考书目：

[1]许崇德《宪法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3月.[2]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编审的《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卷。

[3]同[1].[4]李步云《宪政中国》[J].参见《宪法比较研究文集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

[5]蔡定剑：《中国宪政之路——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载于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6]同[1]。

[7]许安标《立法法对立法监督的制度创新》[J].《法学杂志》，2004年1月15日第25卷.[8],[9]徐升权《论宪政与有限政府》。

[10]莫纪宏《宪政是一种完整的价值理性》[J].《法学杂志》，2004年1月15日第25卷.

第二篇：宪法与宪政

一、我国现行宪政下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

所谓宪政，就是依宪法而政治，依宪法而治理。宪政就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功能，宪法是人权斗争的产物。宪法对权（权力与权利）的分配可以说是权的第一次分配（基本分配），而司法则可以说是对权的第二次分配（矫正性分配）。以司法来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落实是宪政的题中之意。本文所讨论的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条文的司法适用性，是指宪法规范可以被司法机关援用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主要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它只有在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受侵害且普通法律救济途径穷尽的情况下才启用。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几乎没有“正典”的宪法司法化的实践。那么，是因为我国的宪法不能被司法化，还是因为宪法司法化在我国没有这种必要性呢？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本本中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适用中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法律如果不被适用就会成为一堆废纸而毫无用处。宪法作为法的渊源之一也不例外，它的生命力也在于其适用，而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适用的应有之意。其次，随着我国宪政建设的不断深入，树立宪法的权威，增强公民的宪政意识，使“宪法至上”观念深入人心已成为宪政建设的基础性目标。要实现这些就必须切实抓好宪法的适用，使宪法走进百姓生活，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使百姓能切实感受到宪法的存在，感觉到宪法就在身边，感觉到宪法就是实实在在的法，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法。通过宪法司法化，可以纠正公权力主体和私人团体的违宪行为，防止和矫正公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从而进一步维护宪法规定的制约平衡的权力结构体制，有利于促进宪政建设。再次，宪法司法化是解决公民“权利虚置”问题之必须。有些公民权利有宪法规定但尚没有转化为变通法律规范权利从而造成了“权利虚置”的状况。当面对“权利虚置”、立法滞后的现实，手捧宪法却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以纠正违宪行为保护合法权利时，高谈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后，宪法司法化客观上也使国家权力分配更为合理，使我国“大行政”“小司法”的现状有一定程度的改观。

二、我国宪政条件下宪法司法化的困境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司法机关在没有具体法律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落实时，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的依据。它的前提条件是：应当由法律具体化的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没有具体化，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需要直接依据宪法条文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救济。我国宪法上确实存在没有被具体化的公民权利，这也是学者们讨论宪法司法化的根本原因。主张宪法司法化的学者认为：宪法具有司法适用性，可以弥补法律漏洞，维护宪法权威，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那么，我国法院是否可以将宪法司法化呢？分析我国的宪法、宪政体制和宪法解释权的归属等问题，就可以找到它的答案。

第一，我国宪法中没有宪法司法化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126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虽然有人将所依照的“法律”解释为包括宪法、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但毕竟不明确，而且这里的“法律”似应理解为法

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保障及行使审判权之程序规则，而不包括以宪法规范作为裁决的依据。宪法规定得过于抽象、原则和概括，政治色彩太浓，导致宪法条文缺乏可操作性。第二，我国属于在陆法系的国家，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一般遵循三段论的推理模式，即法律规定是大前提、待决案件事实是小前提、特定法律后果之发生是其结论。所以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无异于“法官造法”。而我国法院的现实情况却不容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首先我国法院在宪政体制中的地位和权限不容许其有这样的行为：我国法院相对于立法与行政来说地位相对较低；法院、法院系统内部及法官的独立性较差。其次我国现在的法官的个人素质也实难担当起“造法”的重任。我国现有法官的素质良莠不齐，专业素养与职业道德均在“建设”之中。第三，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人民法院。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宪法的解释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仅限于法律、法令的适用，不包括宪法规范的适用。因此，法院如果直接适用宪法做出判决，必然要对宪法条文进行解释，那么其行为本身已构成实质的违宪。对宪法解释权专属性的这种规定，使得我国法院行使司宪权又多了一道围栏。第四，从世界范围来看，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只有少数国家宪法规定宪法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但是这些国家大多建立了宪法法院，这种直接适用宪法的法院并非全是普通法院。并且他们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是严格区分宪法诉讼与非宪法诉讼，防止司宪权的滥用；二是坚守“穷尽其他救济办法”的原则，即使当部门法缺乏具体规定时亦要尽量通过解释部门法的一般条款和具体概括的规定，或法言法语，将宪法规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注入其中，从而避免使用这一救济手段。由些可见，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下宪法的司法化问题并不是容易解决的。

三、宪法司法化的实现是不可抵挡的潮流

纵观我国的法律，可以看到，从来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做出过明确禁止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正典”的但实际上的宪法司法化实践也是有的。由此可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下是有其生存的可能性与空间的。随着世界各国对人权保护的加强，宪法作为人权最重要的保护手段，其司法性适用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首先，从理论上讲宪法司法化的可能性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宪法是法，具有规范性、意志性、物质决定性等法的基本特征，当然也具有法的司法适用性。“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是母法”不应该成为宪法不能司法化的理由。其二，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对于有些法律规范，公、私法这种学理上的划分对他们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了。宪法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宪法实际上是公法和私法的共同基础，微缩着一国法律体系中私法和公法两者的内容。宪法的这种特性使宪法司法化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其三，对私人团体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违宪责任追究的必要使宪法司法化走进人们的生活不仅可能而且已成为现实。

其次，从我国宪法实践上看，宪法司法化有其生长的土壤与空间。看我国宪法实践的历史，宪法在审判中的引用问题涉及了这样几个司法解释：1955 年“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宪法作论罪科刑依据的批复”；1986 年“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法规性文件的批复”；1988 年“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2001 年7月24日公布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就是关于被众多学者称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受教育权案的批复，这一批复的出现引起了国内宪法司法化研究的高潮。最高人民法院短短的几十字的批复让沉寂了许久的实务界与理论界看到了宪法在司法上适用的进步，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要触动这根敏感“神经”的决心，看到了中国宪法司法化蠢蠢欲动的根芽。同年8月发生了青岛三名中学生要状告教育部的案件，2002年1月出现了四川大学学生状告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出现证明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已有了根基。宪政体制下对人权保护的加强，也是宪法走向司法化的动力之一。

最后，宪法司法化的国际化趋势也为中国宪法司法化提供了契机。继1803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之后，许多国家先后将其宪法运用于司法实践，实现了宪法司法化。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三种宪法监督体制：普通法院监督体制、立法机关监督体制、专门机关监督体制，在这三种体制中，宪法都具有司法效力。所以要使中国宪法与国际接轨，就必须顺应宪法发展的国际化趋势，抓住历史给予的机遇，不失时机地建立适合自己的宪法监督体制，以促进中国的宪政与法治建设。

二

一、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宪法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帮的总章程。我国古代虽然也有“宪”和“宪法”的词汇，但那是泛指典章制度或法令的颁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1]。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宪政也称“民主宪政”或“立宪政体”。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状态或政治过程[2]。宪政有三个特征：①实施宪法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②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③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离开宪政，宪法就成了一纸空文。近代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是徒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政之实”[3]。清末以来的百年立宪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旧中国有过八部宪法，由于外国列强入侵加上国内军阀混战，立宪活动不是“流产”就是“夭折”，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实施；新中国有过一个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虽然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人民大众意志，但很粗糙，内容过于“特色”化，极不完善，条文中包含许多不稳定的东西，大都是一些纲领性、政策性和口号式的规定，政治色彩很浓，缺乏可操作性的内容，与其说是一部宪法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纲领性文件。除了现行宪法外，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二、推动宪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依法治国核心是依宪治国，只有严格依法办事，认真贯彻实施宪法，才能够推动宪政建设。宪政是一种完整的价值理念，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是宪政的目标[4]。推进宪政建设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首先要具备几个条件：有极好的经济基础，有一部真实、科学的宪法，有相应的宪法文化，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健全的宪法实施机制。这就需要各系统、各部门齐心协力，齐抓共管，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应当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和宪政意识。“12.4”是现行宪法颁布的日期，也是全国法制宣传日。我们要继续实施国家“四五”普法规划，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学法用法，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学习跟本人工作生活有关的法律法规，2004年的普法重点主要是《宪法修正案》和《行政许可法》。通过学习，使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使人人都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树立宪法意识，维护法律尊严，推崇

宪法至上。

（二）、贯彻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先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各行各业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定宪法并且不断修改完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再好的法律不去实施也无异于一堆废纸，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并狠抓落实[5]；其次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切实做到“四个一切”：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用党内处分或行政处分代替国家的法律制裁。

（三）、完善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体制。宪法监督制度最早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6]。我国现行宪法也有规定宪法监督制度，由宪法自身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宪法第5条中规定了“四个一切”，并在第62条、第67条中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目前的这种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起不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宪法权威的应有作用，影响着人们对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信心。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因此，权力机关应当肩负起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依法行使立法监督权，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机构，名称可以定为“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它是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负责的与最高法院平行并列的专门机构。它拥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方面监督权。一方面，通过备案或者批准程序对各级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进行合宪性审查，研究和处理有关宪法监督的具体事宜，包括解释宪法，有权改变或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对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有权直接宣布为无效并加以撤消；另一方面，加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可以把审查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鼓励单位和个人提出审查建议，尤其是对个案的监督，以制止违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如孙志刚案件发生后，“三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后，国务院很快就废止了该条例，颁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条例》[7]。呼吁早日出台《人大监督法》，确保宪法的实施。

二、（四）、落实“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宪法原则。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带头遵守宪法，为其他团体组织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良好的“守法者”和“护宪者”的形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需要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实现党和国家关系、党和社会关系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关键是党要怎样领导和执政，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拥戴，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最近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是党依法领导、依法执政的良好表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尤其是要约束好县处级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坚决惩治腐败案件，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这样才能巩固执政地位。

（五）、要建立有限和有效政府。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不是万能或全能的，其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8]。政府要有一定的工作效率，有效政府是指政府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切实的保护，决策正确、措施有力。3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我国未来十年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行动纲领。政府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保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真正民主的国家是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法治社会既不允许有权力无限或权利无限的组织或个人，也不允许有不受宪法规范的权力或权利，任何一部宪法都是限制权力的宪法，政府的公共权力是人民

群众赋予的，公权不能侵犯私权，如果政府的权力被滥用，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没有保障，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就相当于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和确认[9]。要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应“打破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对人民群众来讲，“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自由”，对政府机关来讲，“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是禁止”[10]。

（六）、深化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十六大”报告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独立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司法权独立，即司法权在国家的诸权力的关系中保持独立性，不受其它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委政法委、人大和检察院可以进行监督，领导和监督不是干涉）。二是法官独立，即法官独立处理自己承办的案件，不受法院以外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也不受法院其他法官或上级法院的干涉。法官在本级法院内部对包括院长和庭长在内的其他法官独立，消除现有的上下级关系，院长是首席法官。法官办案只服从法律，不必向上“请示”，也不必接受指示，拒绝办理“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当然，法官要有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和资格，人民法院在人事上、财政上要获得独立行使审判权所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司法是否独立与公正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成败问题，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力度很大，体制不断在完善，2004年又要修改《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进一步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理顺法院审判与人大监督的关系；理顺上下级法院的关系；赋予法官独立办案的权力，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改革法官、检察官的任免制度，为其提供职务保障，防止专断性的开除和调动工作，使法官、检察官能够顶住压力、秉公执法，以确保司法公正。

第三篇：加强组织领导　推动贯彻实施———三论进一步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这次宪法修改为契机，全党全国正在开展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活动。这对于进一步动员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抓好这项重要活动，取决于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性，把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抓好落实。要切实组织好学习宪法的工作。各级党委要把学习宪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研究制定学习宪法的具体计划。各级国家机关、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城乡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都要作出学习宪法的安排。尤其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各类新经济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等开展学习宪法的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习。省部级领导干部要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学习。要把学习宪法同干部培训工作结合起来，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要针对不同对象，积极运用新闻媒体、专题讲座、课堂教学、讨论座谈、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学习宪法活动，普及宪法知识，提高全民的宪法意识。要把学习宣传宪法作为“四五”普法的重要内容。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提高广大青少年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培养爱国守法的良好品质。要把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结合起来，同推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宪法基础上的凝聚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要推动宪法在全社会的贯彻实施。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等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宪法的重大意义，增强宪法意识，自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并同违反宪法、法律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进行斗争。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宪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领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进一步研究制定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措施，保证宪法和法律更好地得到落实。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关措施，推动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各级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司法机关要坚持执法为民、公正司法，严格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进一步转变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告状难”、“申诉难”、“执行难”的问题，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做到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各级宣传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宪法的宣传，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都要组织有声势、有深度的宪法学习宣传活动。既要注重理论阐述，又要注重用事实说话；既要统揽全局、高屋建瓴，又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增强宣传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做到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为广大干部群众喜闻乐见，为贯彻实施宪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第四篇：浅议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浅议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一、宪法的含义

宪法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原意是确立、确认。在罗马帝国的立法中，它表示皇帝的各种建制和诏令。我国古籍中也有有关“宪”、“宪法”的文字表述。如《尚书》中所说的“监于先王成宪”，《国语》中所说的“尝善罚奸，国之宪法”等，但这些都是普通法律，泛指典章制度和法令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宪法。近代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也被誉为宪法之母国。尽管学者对宪法涵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将宪法界定为国家根本法则是共识。宪法是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问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而这样的法，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法。也就是说。宪法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帮的总章程。①

二、宪政的含义及我国宪政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曾说过：“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张友渔讲道：“什么是宪政？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因为所谓宪政，就是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而自由行动的这样种政治形态。”口 宪政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容因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历史阶段等而不同。早期的宪政运动，就是反独裁、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政治运动，它对于独裁的专制统治者，特别是封建君主，无疑是一种反抗不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不论有产者的民主政治，还是无产者的民主政治，都是通过斗争，制定宪法，在其中或多或少地规定人民的民主权利，限制统治者的独裁权力。宪政发展到今天，其含义愈加丰富。它是指“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据此宪政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民主、法治、人权。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它的重要条件，人权保障则是宪政的目的。宪政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宪政的共性在于：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原则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宪政的个性在于：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宪政存在着种种差异，每个 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现实经济、政治与文化条件，因而决定每个国家宪政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实现宪政理想的步骤与方式，会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国的宪政运动，始于清朝末期。“外患日亟”使我国人民，特别是逐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认识到宪政活动，不论是为了冲破封建制度的桎梏，还是为了防御外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都不能不摧毁封建制度。因此，我国的宪政运动，白始便包含着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双重意义。当时的宪政运动呈现出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相互对垒。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开明专制，而反对民主立宪及革命运动；以孙中山为领导的革命派则主张推翻专制，建立民国，并通过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正如孙中山先生一再指出的，由于民主力量不够强大，革命党人之中途妥协，革命任务之未能完成，仅推翻了封建制度，而没有消灭封建势力，以致为了彻底实现宪政，不能不更有待于后来的宪政运动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革命根据地政权制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具有人民民主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使我国 的宪政运动进人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先后通过四部宪法，确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体制，并规定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②

三、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法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树立宪法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实行法治是宪政的基石。”③

(一)宪政以宪法为前提

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状态或政治过程。宪政有三个特征：① 实施宪法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②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③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

(二)宪法与宪政的概念不同

宪法与宪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宪法与宪政不仅表现为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建设的不同层面，而且它们在具体含义表现形式、内容范围和价值取向上也存在不同。首先。从外在状态表现看，宪法是民主 制度的法律化，通常是宪法典或者是宪法性法律，因而一般者时旨静态文书形式的行为规范；宪政则是指立宪政治的实际运行，即宪法在社会中的具体运行状态，同时，宪政不仅仅指民主制度，而且还包括各种具体的活动。其次，从内容范围看，宪法主要规定国家机关的结构、权力关系以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要事项，这些无疑是构成了国家的行为规范，但以此宪法为基础的国内具体的宪政活动。不可能与宪法规范完全一致地符合。有根据现有宪法规范培养此种宪法意识的宪政活动，也有克服现有宪法瑕疵要求完善宪法内容的宪政活动。④再次，从价值取向来看，宪政过程意味着个人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有意识的追求，并希望借助于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实现此种追求，这就要求在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国家运行机制下，以宪法为根本法的框架内依法治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人权)。而集中体现国家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宪法并不总是民主法治的规范，不同统治阶级就有不同的宪法，因此宪法与宪政两者的价值取向有可能背道而驰。在立宪潮流推动下，宪法却有民主和专制的区别。这是因为，宪法和宪政在价值取向上不总是表现出一致性。所以有恶宪法之称，如清末的《钦 定宪法大纲》。宪政应包含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要求，专制君主从来都反对民主，其宪法只是调和矛盾的暂时手段。宪政实施要求要有一部好的正当性的宪法，至少得包括宪政三个基本要素：民主、法治和人权。⑤宪法与宪政有着密切的联系。宪法是宪政的前提，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宪法是实旋宪政的第一步，宪法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⑥（三)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宪法从静态上规范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着一种应然的社会秩序，而将宪法上的应然秩序变成现实社会实然秩序，则需要依赖于宪政的具体实践活动。概览现代各国宪法，我们可以发现“宪法并不披露一国的政治现实或政治权力实际的运作”。⑦从一般意义上讲，制定宪法的目的与内容体现着社会正义与公平价值，但困宪法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制宪者所反映的意志不一定在宪法典或运行过程中得到实现。宪法的正当性首先是应然性的概念，需要通过各种制度与程序得到实现，同时，宪法不能必然反映和实现民主价值，只有在宪政状态中宪法才能完成历史使命。⑧诚如梁治平先生所言：“盖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 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宪法与宪政如同法制与法治。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并不必然是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法制即法律的制定(广义上的法律)，宪法属于法制的范畴。法治即依法律治理国家，将国家社会生活都纳入制度化、法律化，依法办事。宪政包括法治的内容。

总之，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离开宪政，宪法就成了一纸空文。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应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

注释： ①参见封冠昌：《论宪法和宪政的关系》，载《魅力中国》2011年3月上，第311页

②参见李昭：《宪法与宪政》，载《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第5期，第90页

③李龙《宪法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④蒋碧昆许清《宪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⑤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⑥周叶中《宪法实施：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法学》1987，第5期

⑦(荷)亨利〃范〃马尔赛文等《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

⑧潘伟杰《宪法的理念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第五篇：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切实增强宪法意识 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苏州中公教育

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切实增强宪法意识 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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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以设立国家宪法日为契机，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切实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作用。

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司法部3日下午在北京举行“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强调，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宪法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了宪法的重要作用，对新形势下加强宪法宣传教育、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张德江指出，新形势新任务迫切要求我们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使宪法精神深入人心，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要紧密结合 苏州中公教育

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认识我国宪法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历史必然性，深刻认识我国宪法的深厚根基和丰富内涵;要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认识我国宪法的巨大功效和重大现实意义，深刻认识我国宪法与改革开放同相伴、共命运的相辅相成关系;要紧密结合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成果，深刻认识我国宪法在法治体系中的至上地位和最高权威，深刻认识“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的重大现实意义;要紧密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刻认识宪法同国家的未来方向和发展目标紧密相连，深刻认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的重大意义和重大责任。

张德江强调，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目的是为了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一要坚持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二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通过完备的法律法规推动宪法实施、加强宪法实施;三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四要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主持会议并传达了总书记重要指示。

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发言。

刘奇葆、孟建柱、王胜俊、王晨、万鄂湘、王勇、周强、曹建明、马培华和中央军委委员张阳出席座谈会。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专家学者和在京高校、中小学负责同志等约300人参加座谈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