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贺卫方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演讲实录演讲稿

第一篇：北大贺卫方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演讲实录演讲稿

北大贺卫方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演讲实录演讲稿

论文发布时间：2006-9-9 15:23:32

北大贺卫方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演讲实录

记者 徐可 整理

4月23日，北京大学法律教授贺卫方应法拉盛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邀请，进行了一场题为“中国宪政－－走出历史的泥沼”的演讲，**记者徐可整理如下。

我们都知道一支笔，每个官员根据职位的不同，每个人都应该能够批钱，不需要和任何人打招呼。一个领导人到一个地方看到路不好，说我批给你四个亿修路，不需要和任何人打招呼，他一批字就可以了。

财政部长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跟校长说，我没有带什么礼物，给母校带回8千万人民币，一个财政部长批8千万人民币，不需要经过任何程序。不经过任何民主程序花钱，是政府权利不受控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官员的腐败行为也不能得到及时的揭露。

我自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很怪，叫做“善待官员”，我们现在的体制对于官员实际上是很可怕的，因为没有报纸和电视去揭露他们，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和 温家宝，想方设法减少新闻中黄金档新闻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报道的篇幅，然后媒体说，这体现了胡温亲民的举措。听起来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想 法，国家领导人正是新闻应该关注的对象，问题是应该怎么样的去关注，是不是说去会见谁谁，严格按照党内职务的阶梯，政治局第一把手，第一条新闻？

有一次江泽民会见日本茶道代表团放在新闻的第一条，形成非常残酷对比的是，同一天，在某个煤矿，发生了30多人被压死的事故，一定要放在国内新闻的最后一 条。我们说一定要开放新闻，让新闻能够监督国家、政府和领导，对领导人的报道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报道什么的问题，如果整天说的都是，“胡主席的话多么好 啊”“温家宝总理又哭了”，完全是一种宣传，起不到监督的作用，上上下下都一样，省的电视台对于省的领导不监督，最多报道乡镇党委书记腐败的情况，对于官 员是很可怕的情况，有一点小事都被揭露出来，像克林顿总统的情况，在中国不可能发生，因为你的小事都被揭露的话，不可能积少成多，我相信对国家领导人，对 各级领导人都是一件好事，“做孔繁森容易，做王宝森难”，（有了监督）你就不可能做成王宝森。

●许多法律是违反宪法的对政府权力的内部监督就是三权分力，外部权利对政府的监督就是用民主的程序对于政府监督，有细致的规则约束，越雷池一步，法律程序就会启动。

宪政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对政府的监督，第二层个层面，就是对民权的保护，这好比是一枚硬

币的两面，人民的权利最有可能被政府侵犯。宪政层面限制政府的权利，使之不至于像脱缰野马一样侵犯到人民的权利，在美国的环境下，也许大家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比如就911事件，国会成立混合特别调查委员会，对于911事 件前前后后发生的细节，进行彻底的调查，看政府有什么责任。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宣布政府的某些行为违宪，我们在大陆看不到这样一种监督。

最近我感到我越来越有一种无力感，2003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和宪政有关的事件，像孙志刚事件，1982年，国务院颁布了《收容遣送办法》，把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进行收容遣送，这个收容遣送办法，带有内在的相当大的扩展性，开头是流浪乞讨人员，后来到**功人员，相关管理部门通过这些权力获得利益，比如要把被 收容的人领走必须要交钱，变成下级部门巧取豪夺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1982年颁布的，不管是宪法，还是1980年颁布的《刑法》，都规定 不得随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形成一个鲜明的矛盾就是，由于《收容遣送办法》的存在，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对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加以侵犯。孙志刚先生因为没有办 暂住证，就被打死了，（他的死）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参与到这个过程，媒体也相当活跃，尤其是网络的存在。没有网络，我们的呼吸空间不知道要少多少。

大家都在表达自己的愤怒。我和其他朋友有联名上书，要求全国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对这个事件进行深入、真正、公立的调查，对中国人民有一个答复。对于 《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的效果和问题进行调查，然后提出一个报告，还有三位北大法学院的博士毕业生，联名上书全国人大，比我们还要早一点，要求建立违宪审查 机构。

我们有宪法之下的许许多多的法律是违反宪法的，我们是否应当有一个机构对于宪法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国务院颁布的规定是不是违反了宪法，人大颁布的法规是不 是违反了宪法，这都需要一个常设的机构，我们知道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国家，解决的模式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联邦法院系统就是对于宪法的守护神，随时通过对案件 审理的过程，来判断国会制定的法律是不是违反了宪法，政府采取的相关的措施是否违反了宪法，如果违反了宪法，通过Judicial Review权利来宣布相关的规则是无效的。德国专门成立了联邦宪法法院，我考察过德国的宪法法院，如果当事人主张，或者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发现，一项制定 法存在违宪的问题，而是否违宪又可以直接决定案件的审理结果，下级法院的法官会宣布这个案件暂时终止，把相关的材料，移送到联邦宪法法院进行审查，如果联 邦宪法法院认为这个法律违宪，相关规则就无效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机制，保证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规则真正地符合宪法。

我们没有美国的制度，中国的法院判一个案件的时候从来不引用宪法，不允许他们引用宪法，人大也不是一个宪法的守护者，因为他们不进行违宪的审查，最后搞来 搞去，任何一个层次的机构制定许许多多的规则实际上都是违反宪法的。在中国，违反别的法律都有问题，都会受到制裁，但违反宪法没事，违宪的现象还变得比比 皆是，还有的学者美其名曰说，有一些违宪是良性违宪，有些是恶性违宪。

●必须要有违宪审查机制

宪法是民权的圣经，不可以任意违反，所以必须要有违宪审查机制，孙志刚事件后，三位博士联名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我们5位学者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最后都落空 了。非常好的是6月18日，国务院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办法》，各位朋友，你们知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人民表达愤怒，最后政府说，“你的愤怒是对的，我改，就改掉了”。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

废除了规则，当然是值得赞赏的事情，是新领导人的一个亲民标志，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孙志刚事件”如果可以带来制度发展的一个更好的结果，就是建立了违宪 审查机制，启动了宪法第71条所规定的特别调查程序，那样的话，我想如果孙志刚底下有灵，他也会感到特别欣慰，因为他的死没有白死，他的死启动了中国宪政 发展的历程。

但是我们不习惯这种东西，不习惯于国务院作为被告，公民作为原告，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争论。我们不喜欢争论，结果导致了桌子下面的交易，大家的面子都保全 了，通常我们的新闻稿是这样说的，“1982年颁布生效的国务收容遣送办法，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他已经完成 了历史的使命，国务院领导人决定废除这项制度，......”政府一点不承认这是他们的错误。

在推动宪政发展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无力感。如何使宪政被激活，就像电脑处于死机状态，活不起来，我们如何让宪法有活力，从书本上走到生活中，如何推动他，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件，像余杰等作家被关押，湖北的杜导斌事件，封杀网络媒体BBS。

有人说网络是上帝赐给中国人民的特殊的礼物。各个大学都有BBS，北大有一个BBS叫“一塌糊涂”，是北大的一种隐喻，博雅塔、未明湖，再加上图书馆，一 塌糊涂网站非常活跃，尤其是有一个板块叫“三角地”，经常转载批评政府的文章。2004年9月13日，这个网站被彻底关闭了。我们在上面还有“财产”―― 我和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上面有一个小的讨论区，在上面讨论交流，贴文章，提修改建议，一些同学旅游的照片也在上面让大家共赏。一下子关闭了，连备份都来 不及。

我就怒不可遏，回去思考来，思考去，决定应该做点什么事。于是就写了一封致北京大学校长的公开信，我要求许智鸿校长不能坐视对我们权利如此残暴的践踏，而 无所作为，我在信里论证了为什么政府这样的做法违反法律，且不说宪法有言论自由这样的条款，行政法还有一个给公民一个机会可以申辩、起诉，作校长的守土有 则，我们的网站的服务器就在北大，剥夺了我们基本的权利，我说你们必须要和政府交涉，不辜负先校长蔡元培先生和胡适先生的伟大的人格风范。

公开信发出了之后，还连累了好几个网站，有的网站因为转载了我的信被封杀了好长时间，让人感觉到很无奈，后来校长委托副校长给我打电话，说这不是我们能够 决定的，我说你们太窝囊了，做校长的有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就辞职了，我认为北大自1949年以来除了马寅初，没有伟大的校长，多数都是官僚，历史给你们一 个机会，让你们成为一个伟大的校长，他们不辞，我也没有办法。（笑）

中国为什么没有宪政？

我观察东西方社会，思考一个社会究竟怎么样才能走向宪政，怎样才能对政府进行监督，怎样才能自由地表达观点，而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就生活在一种比较恐 惧的状态，我们在家里面教育孩子说，有一些话出去可不能这么说，孩子从小就形成双重人格，在家里一套，在外面一套，我们大人也是这样的，领导人在会议上讲 的话，决不是他回去会和他太太讲的话，大而无当，大话、假话、空话连篇，这种状况是毒害民族心灵的，如何加以改变和推动，把宪政事业真正推动起来，把他激 活。

从西方的历史观察，向宪政的过渡是伟大的历史事业，宗教因素存在很重要，近代历史里强调政教分离，教会是独立的力量，世俗的政府受到限制，不可以管人的思 想，这是宗教的力量可以管的，世俗的政府不能干预大学的自由，大学是独立的，自制的，西方的大学见不到像我们一样，政府领导来了前呼后拥，然后还要学习他 的讲话。现在有的校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政治局常委参加，要是江泽民、胡锦涛能来更好。

第二个因素在我看来是财产制度。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也是对国家权利的某种限制。我们不允许国家践踏私人的权利，其中非常重要的

第二篇：贺卫方-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演讲实录

北大贺卫方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演讲实录

4月23日，北京大学法律教授贺卫方应法拉盛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邀请，进行了一场题为“中国宪政－－走出历史的泥沼”的演讲，**记者徐可整理如下。

我们都知道一支笔，每个官员根据职位的不同，每个人都应该能够批钱，不需要和任何人打招呼。一个领导人到一个地方看到路不好，说我批给你四个亿修路，不需要和任何人打招呼，他一批字就可以了。

财政部长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跟校长说，我没有带什么礼物，给母校带回8千万人民币，一个财政部长批8千万人民币，不需要经过任何程序。不经过任何民主程序花钱，是政府权利不受控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官员的腐败行为也不能得到及时的揭露。

我自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很怪，叫做“善待官员”，我们现在的体制对于官员实际上是很可怕的，因为没有报纸和电视去揭露他们，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和 温家宝，想方设法减少新闻中黄金档新闻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报道的篇幅，然后媒体说，这体现了胡温亲民的举措。听起来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想 法，国家领导人正是新闻应该关注的对象，问题是应该怎么样的去关注，是不是说去会见谁谁，严格按照党内职务的阶梯，政治局第一把手，第一条新闻？

有一次江泽民会见日本茶道代表团放在新闻的第一条，形成非常残酷对比的是，同一天，在某个煤矿，发生了30多人被压死的事故，一定要放在国内新闻的最后一 条。我们说一定要开放新闻，让新闻能够监督国家、政府和领导，对领导人的报道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报道什么的问题，如果整天说的都是，“胡主席的话多么好 啊”“温家宝总理又哭了”，完全是一种宣传，起不到监督的作用，上上下下都一样，省的电视台对于省的领导不监督，最多报道乡镇党委书记腐败的情况，对于官 员是很可怕的情况，有一点小事都被揭露出来，像克林顿总统的情况，在中国不可能发生，因为你的小事都被揭露的话，不可能积少成多，我相信对国家领导人，对 各级领导人都是一件好事，“做孔繁森容易，做王宝森难”，（有了监督）你就不可能做成王宝森。

●许多法律是违反宪法的

对政府权力的内部监督就是三权分力，外部权利对政府的监督就是用民主的程序对于政府监督，有细致的规则约束，越雷池一步，法律程序就会启动。宪政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对政府的监督，第二层个层面，就是对民权的保护，这好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民的权利最有可能被政府侵犯。宪政层面限制政府的权利，使之不至于像脱缰野马一样侵犯到人民的权利，在美国的环境下，也许大家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比如就911事件，国会成立混合特别调查委员会，对于911事 件前前后后发生的细节，进行彻底的调查，看政府有什么责任。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宣布政府的某些行为违宪，我们在大陆看不到这样一种监督。

最近我感到我越来越有一种无力感，2003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和宪政有关的事件，像孙志刚事件，1982年，国务院颁布了《收容遣送办法》，把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进行收容遣送，这个收容遣送办法，带有内在的相当大的扩展性，开头是流浪乞讨人员，后来到**功人员，相关管理部门通过这些权力获得利益，比如要把被 收容的人领走必须要交钱，变成下级部门巧取豪夺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1982年颁布的，不管是宪法，还是1980年颁布的《刑法》，都规定 不得随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形成一个鲜明的矛盾就是，由于《收容遣送办法》的存在，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对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加以侵犯。孙志刚先生因为没有办 暂住证，就被打死了，（他的死）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参与到这个过程，媒体也相当活跃，尤其是网络的存在。没有网络，我们的呼吸空间不知道要少多少。大家都在表达自己的愤怒。我和其他朋友有联名上书，要求全国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对这个事件进行深入、真正、公立的调查，对中国人民有一个答复。对于 《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的效果和问题进行调查，然后提出一个报告，还有三位北大法学院的博士毕业生，联名上书全国人大，比我们还要早一点，要求建立违宪审查 机构。

我们有宪法之下的许许多多的法律是违反宪法的，我们是否应当有一个机构对于宪法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国务院颁布的规定是不是违反了宪法，人大颁布的法规是不 是违反了宪法，这都需要一个常设的机构，我们知道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国家，解决的模式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联邦法院系统就是对于宪法的守护神，随时通过对案件 审理的过程，来判断国会制定的法律是不是违反了宪法，政府采取的相关的措施是否违反了宪法，如果违反了宪法，通过Judicial Review权利来宣布相关的规则是无效的。德国专门成立了联邦宪法法院，我考察过德国的宪法法院，如果当事人主张，或者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发现，一项制定 法存在违宪的问题，而是否违宪又可以直接决定案件的审理结果，下级法院的法官会宣布这个案件暂时终止，把相关的材料，移送到联邦宪法法院进行审查，如果联 邦宪法法院认为这个法律违宪，相关规则就无效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机制，保证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规则真正地符合宪法。

我们没有美国的制度，中国的法院判一个案件的时候从来不引用宪法，不允许他们引用宪法，人大也不是一个宪法的守护者，因为他们不进行违宪的审查，最后搞来 搞去，任何一个层次的机构制定许许多多的规则实际上都是违反宪法的。在中国，违反别的法律都有问题，都会受到制裁，但违反宪法没事，违宪的现象还变得比比 皆是，还有的学者美其名曰说，有一些违宪是良性违宪，有些是恶性违宪。

●必须要有违宪审查机制

宪法是民权的圣经，不可以任意违反，所以必须要有违宪审查机制，孙志刚事件后，三位博士联名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我们5位学者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最后都落空 了。非常好的是6月18日，国务院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办法》，各位朋友，你们知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人民表达愤怒，最后政府说，“你的愤怒是对的，我改，就改掉了”。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

废除了规则，当然是值得赞赏的事情，是新领导人的一个亲民标志，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孙志刚事件”如果可以带来制度发展的一个更好的结果，就是建立了违宪 审查机制，启动了宪法第71条所规定的特别调查程序，那样的话，我想如果孙志刚底下有灵，他也会感到特别欣慰，因为他的死没有白死，他的死启动了中国宪政 发展的历程。但是我们不习惯这种东西，不习惯于国务院作为被告，公民作为原告，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争论。我们不喜欢争论，结果导致了桌子下面的交易，大家的面子都保全 了，通常我们的新闻稿是这样说的，“1982年颁布生效的国务收容遣送办法，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他已经完成 了历史的使命，国务院领导人决定废除这项制度，......”政府一点不承认这是他们的错误。

在推动宪政发展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无力感。如何使宪政被激活，就像电脑处于死机状态，活不起来，我们如何让宪法有活力，从书本上走到生活中，如何推动他，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件，像余杰等作家被关押，湖北的杜导斌事件，封杀网络媒体BBS。

有人说网络是上帝赐给中国人民的特殊的礼物。各个大学都有BBS，北大有一个BBS叫“一塌糊涂”，是北大的一种隐喻，博雅塔、未明湖，再加上图书馆，一 塌糊涂网站非常活跃，尤其是有一个板块叫“三角地”，经常转载批评政府的文章。2004年9月13日，这个网站被彻底关闭了。我们在上面还有“财产”―― 我和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上面有一个小的讨论区，在上面讨论交流，贴文章，提修改建议，一些同学旅游的照片也在上面让大家共赏。一下子关闭了，连备份都来 不及。我就怒不可遏，回去思考来，思考去，决定应该做点什么事。于是就写了一封致北京大学校长的公开信，我要求许智鸿校长不能坐视对我们权利如此残暴的践踏，而 无所作为，我在信里论证了为什么政府这样的做法违反法律，且不说宪法有言论自由这样的条款，行政法还有一个给公民一个机会可以申辩、起诉，作校长的守土有 则，我们的网站的服务器就在北大，剥夺了我们基本的权利，我说你们必须要和政府交涉，不辜负先校长蔡元培先生和胡适先生的伟大的人格风范。

公开信发出了之后，还连累了好几个网站，有的网站因为转载了我的信被封杀了好长时间，让人感觉到很无奈，后来校长委托副校长给我打电话，说这不是我们能够 决定的，我说你们太窝囊了，做校长的有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就辞职了，我认为北大自1949年以来除了马寅初，没有伟大的校长，多数都是官僚，历史给你们一 个机会，让你们成为一个伟大的校长，他们不辞，我也没有办法。（笑）中国为什么没有宪政？

我观察东西方社会，思考一个社会究竟怎么样才能走向宪政，怎样才能对政府进行监督，怎样才能自由地表达观点，而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就生活在一种比较恐 惧的状态，我们在家里面教育孩子说，有一些话出去可不能这么说，孩子从小就形成双重人格，在家里一套，在外面一套，我们大人也是这样的，领导人在会议上讲 的话，决不是他回去会和他太太讲的话，大而无当，大话、假话、空话连篇，这种状况是毒害民族心灵的，如何加以改变和推动，把宪政事业真正推动起来，把他激 活。

从西方的历史观察，向宪政的过渡是伟大的历史事业，宗教因素存在很重要，近代历史里强调政教分离，教会是独立的力量，世俗的政府受到限制，不可以管人的思 想，这是宗教的力量可以管的，世俗的政府不能干预大学的自由，大学是独立的，自制的，西方的大学见不到像我们一样，政府领导来了前呼后拥，然后还要学习他 的讲话。现在有的校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政治局常委参加，要是江泽民、胡锦涛能来更好。

第二个因素在我看来是财产制度。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也是对国家权利的某种限制。我们不允许国家践踏私人的权利，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私人财产权。我们的住 宅是我们自由的堡垒，政府、国王没有权利随意进入。我们古典时期的土地制度，没有像西方历史上古罗马开始的对于土地、财产的保护。古罗马法对于财产的复杂 的分类让今天的中国人看起来也是瞠目结舌。

加上土地继承法，我们实行的是诸子均分制，而不是单子继承制。许多西方国家包括日本，不动产一定是单个孩子来继承，使得土地经过一代代传递，不至于走向分 散，而是越来越集中，产生大的土地所有者。黄仁宇先生研究明朝的财政制度，他发现，和西方相比，中国大地主的数量少，就是这个原因所致。没有大地主，大地 主阶层就不可能出现，就不可能去平衡皇帝的权利，皇帝的权利变得肆无忌惮，一边是小农经济，另外一边是威力无边的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写照，使得皇权不 容易受到制约。

我们没有一直发展成像欧洲一样的阶级化的社会，很难产生三级会议。阶级之间泾渭分明的社会就会形成阶级之间的长久冲突和妥协，就会形成大宪章，不同阶级怎 么来分配权利，就会有规则，这就是西方历史上的宪法。宪法有活力来自社会内在的要求。中国社会不需要这个，我们没有一个社会分层的状态，导致了中国一直以 来没有宪法和宪政。

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存在推动宪政的文化和气氛，两党政治相互冲突，也相互妥协和让步，不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不可能把对方消灭，把对方消灭了，你 就不存在了，工人阶级把资本家消灭了，工人阶级也就不存在了。西方社会形成冲突性的宪政文化，比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电视辩论，看到美国的电视脱口秀，拿国 家领导人开涮，一出来就先挖苦总统。中国的《实话实说》，不能直播，话题限制到与政治无关，“父母该不该给儿女零花钱”也成了实话实说讨论的话题（笑 声）。

理的全部拥有者，三个代表的口号在国内很流行，民主党派说，“我们也推出三个代表”，共产党说，“你凭什么？”就像《阿Q正传》里的，“你也配姓赵？”

国家内部真理的垄断者是共产党。北大党委书记的讲话把我气得够呛。一个北大的老师研究可以自由研究，课堂讲课对于中央没有定论的事情，不能随便讲。中央有定论的东西有多少有定论，邓小平不许翻案也是中央有定论的，后来为什么翻案了？

根深蒂固的观念，真理总是一部分人拥有的，其他人只能跟着他们学习。文革时，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某一个政治组织，某一个领导人，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那就没有办法讨论了。没有不同意见非常可怕，人大代表都由官方任命，不可 胡说八道，有个河南的女劳模做了三年的哑巴代表。

这就是我对宪政的思考，世俗的政府权力不能去管辖人的思想。对财产的保护，中国法律制度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宪法决定私人财产受到保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 展，这个东西走到真正的保障，还有一段路要走，司法不独立。越来越多人成为中产阶级，这些人逐渐能够成为对政治生活有所影响的力量，也包括大学教师，我写 公开信给校长，最后说，致以同志的崇高敬礼，大学校长不是官员。大学教授逐渐形成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群体，可以推动中国政治、宪政和法制。冲突的政治文化 推动人大听证制度，增强媒体的开放，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路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现在遇到特殊的时期，比较大的困难，最重要的是上层在想什么不明朗，我也 没有机会问他们，他们也不大跟人民汇报（笑声）。我自己相信，长江局部向西流，不是向东流，但总体向东流。我们这个民族就像唐德刚讲的那样，要过历史的三 峡，1840年开始，这个民族的命运注定是要向西方学习，通过学习，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改造，逐渐走向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制度。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内容。

听众提问：怎么走出历史的泥沼？

贺卫方：第一：促成党内的分化，保守和自由派，相互尊重，不要变成路线斗争。

第二：推动政党法人化。中国共产党没有登记注册，没有帐户，七千万党员，每人就算每月交5元党费，这些钱怎么花？不公开的。政党行驶权利，□□部说这个报 纸必须停刊，报纸就必须关门。你没有办法置疑，如果要起诉，起诉之前发现□□部存在,是有型的，起诉之后发现□□部就不存在了，透明化了，就是因为他不是 法人,不能成为有资格应诉的机构。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都不是法人。上上下下的官员拿着都是纳税人的钱，都是国家财政支出，包括党校教师的工资也是国家财 政，这部分应该从党费里出,不应该是纳税人的钱。

听众提问：中国的法律颁布之后，一般都有实施细则，而中国的宪法颁布20多年了，还没有出台可操作的细则，造就了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违宪的案例。你对宪法实 施细节“千呼万唤不能出来”，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而且在中国很多地方，靠党委书记一句话，就可以说不予立案，违宪的恰恰就是这些人。

贺卫方：有实施细则的是准备实施的，没有实施细则的是根本没有准备实施的。宪法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 体和个人的干涉，这需要解释。美国的法官天天都在做（解释）这件事，比如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法官要解释什么是言论，什么是政治言论，什么是非正式言论，在 家里和在街上的言论，行为言论和表达言论，不仅仅要有实施细则，实施细则也要靠解释。

我们怎么来解释宪法126条？行政机关容易解释，社会团体呢？像妇联、工会，共产党算不算社会团体，我查了一下各种词典，都没有明确说执政党算社会团体。

司法被干预也可能来自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依然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机关的权利是无限的。人大“个案监督”，法官院长带着庭长来汇报，直接指令案件 应该怎么判，我们一直写文章反对，我去年发表了文章，《异哉所谓个案监督问题者》，向人大个案监督提出明确的置疑，看我们的宪法126条，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没有包括人大，看起来人大是可以监督的。所以你提出的看法我同意，宪法每个条文的含意都应该不断被讨论和解释，这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应该是法 官来作的事情。我个人不大相信人大可以提出宪法的实施细则，以致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去操作，可能还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吧。

第三篇：崔永元在纽约法拉盛高校联盟大会上的演讲

崔永元在纽约法拉盛高校联盟大会上的演讲

以下是崔永元巡演北美，看了几句就被他的幽默与才华深深折服了，他应该走出央视到全球演讲，这样对提振华人的凝聚力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太给力了，我提议以后把赵本山毙了，让崔永元上春晚，品味和内涵会远远高于前者，持怀疑的就往下看吧！同意我的观点的就转啊！五月四号，在纽约法拉盛高校联盟大会上的演讲来之前，我问主办方给多少钱演出费。对方诚恳地说：“崔哥，您能义演吗。”(一片哄笑。)我谦虚地问：这次又为哪个不缺钱的人募捐呀？（笑声。）主办方不好意地说：崔哥，就是义演，送票、都不见得有人来看呢（笑），在纽约演出一般都得管饭，饭里没肉观众也不满意（鼓掌）。我安慰说：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像我这号的人太多了。看不到华人都忙着上班、挣钱，逼孩子上名校，和老公打架，健身、减肥什么的，多忙呀。非哭着喊着给别人演出，烦不烦人那。事实证明，人世间最难办的就是向海外华人推票。（热烈鼓掌）某个老外曾说，上帝是公平的，不可能让又聪明又勤劳的中国人再团结，那样就没别的民族混的份了。所以华人一盘散沙是必然的。我听了这洋屌丝的话无比愤怒，真想在他酒里投点什么，可惜我化学基础太差了。（笑哈哈）书到用时方恨少。当个美国总统就那么难吗？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盗窃、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中撒谎、克林顿胡搞外带私生子、奥巴马很可能都不是美国出生的，这么不完美的人都当上总统了，我们中国人怎么就不行呢？（鼓掌）话说回来，就怕好不容易选出一个华人总统，这小子为了表示对美国忠诚，对咱华人反而更恶。（哈哈哈）听说有位叫刘醇逸的华人正在竞选纽约市市长，是吗？我呼吁大家投票选他，一定要选他、人数不够可以从国内调（大笑），最好一人投他两票，不信他选不上（哄笑）。五月六号，在曼哈顿复旦大学EMBA结业式清华有人投毒、北大有人投毒、复旦终于也有人投毒了，这三所大学是中国前三名最有实力的大学。可见，培养不出投毒的学生，一个大学就永无出头之日（鼓掌大笑）在今天游曼哈顿的EBMA学生中，最有钱的是几个原本只有中学水平的个体企业家，他们大都开了连锁超市、美容店、餐厅、加工厂。而所有有博士学位的人，在他们面前穷的跟三孙子似的。由此可见，在中国成为亿万富豪与文化水平、文化底蕴其实没什么关系（起立鼓掌）。五月十一号，在新泽西华夏中文学校上星期，我在另外一家华夏中文学校表演过，本来可以和你们这家合并，共同演一场，可是后来我改了主意，生怕不小心让人觉得纽约的华人开始团结了（鼓掌，爆笑）。我特别习惯看一盘散沙（哈哈哈）。中文学校教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孩子读中文，通过读中文就会读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三十六计、孙子兵法、文化大革命，就会看到电视上的珍妃传、慈禧、乾隆和雍正王朝，就会懂得几千年中国人的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就会学到忠于皇帝、给皇帝下跪等等奴性的精髓，就会把中国人的劣根性像病毒般输进本来阳光简单的身体里。（安静肃穆）我们什么时候和外国人玩过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这点心眼都跟中国人使上了，这算什么本事？我呼吁，焚烧古书、禁演古片，把下一代尽量培养成缺心眼，像傻冒美国人一样，人家活得不也挺好的吗？（鼓掌）五月十八号，在华盛顿首府北大校友大会尊敬的吴副校长、何参赞、各位著名北大校友，大家好。刚才几位校友的讲话，大都在八分钟左右，很精彩，可是没有一句让人发笑。相反，前任马里兰大学校长Dr Motte(莫特博士）。他的发言才两分钟，却带来哄堂大笑。他说，当校长好比当墓地管理员，下边虽然有很多人，可是没人听他的。（大笑）一个美国校长，在如此严肃的场合，在短短两分钟里，抖了好几个包袱。这就是中美文化的不同。美国人抓住每一个机会秀幽默，因为幽默代表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性感度和气场。八十年代中，我在故宫作翻译时，记得里根总统到西安访问。里根面对着出土的上百名兵马俑，轻松地说了句：Dismissed！(解散吧）。这句话至今被美国人公认为里根幽默语录中最头条的。里根以一国之君，面对几千年的兵勇──那可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国魂呀，一耸肩、说了句“解散吧”。这貌似幽默之语里彰显出美国的无边霸气。这句话让美国公民们多有面子呀。小布什被人拿鞋扔了一下，他低头一躲，随后说：“这鞋六号半。”全场哄笑。小布什避免了尴尬。我们敬爱的温总理也被人扔过鞋，怎么说的我记不清了（哈哈哈）只记得当时掌声响起。我去年在中央党校做过一次演说，特地拿扔鞋作例子。我说，如果在坐的哪位领导出国访问又被扔鞋了，您会怎么说？在所有答案中，就这个好。这位部级领导说“如果有人向我扔鞋，我就会说，这鞋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热烈鼓掌）因为北大从没开过幽默这门课，才导致我们学校一位姓毛的工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笑哈哈）；才导致姓聂的校友张贴大字报；才导致我们化学系姓李的女生给清华的男生投了毒。这多不好。前几天在拉斯维加斯，我看见一家酒吧，为了防止妓女在酒吧拉客，贴出一条标语：女士们，如果您是妓女，请不要在这里拉客。如果您搞不清自己是不是妓女，我们可以提供免费咨询。（笑哈哈）如果在我们国家，这条标语就会写着：严厉打击卖淫嫖娼！（大笑）请吴校长代我向中央建议，在北大开幽默课，设立北大幽默大讲堂，定期邀请领导人来演讲。北大应该开这个先例。我带头鼓个掌。（全场响应，鼓掌）

第四篇：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反腐败的精彩演讲

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反腐败的精彩演讲[转贴]

文章提交者：41国中由自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

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

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

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

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一般人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

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

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外的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

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第五篇：贺卫方贺卫方演讲实录-在首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的演讲

贺卫方：在“首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的演讲

标签： 律师

● 贺卫方（进入专栏）

今天与律师的交流非常特殊，这是“中国律师论坛”旗下的“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咱们中国人喜欢讲“第一次”，往往都是针对非常古怪的“第一次”，但对我来讲，今天的“第一次”是非常激动的第一次，能够在本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与大家交流最近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一个学者来说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为了这一点我要特别感谢论坛的组织者，感谢每个参与论坛的律师。(http://www.xiexiebang.com)

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

“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在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律师本色是青年。看中国律师发展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所以说“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实际上就是中国律师论坛，因为大家都是青年，都是怀着一颗年轻的心参与中间，参与到中国法治建设的中间。刘桂明总编也特别指出，律师应当是青年人组成的群体，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http://www.xiexiebang.com)

我们都知道对律师这个职业来说知名度非常重要，为了获得知名度律师要想法设法地为客户做好工作。对中国律师来说，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是我们的庭审过程不能让律师完全发挥他们的才华。在西方国家，律师不是坐着陈述、质证和辩护，而是溜达着讲话，那样的场景带有相当大的表演性。在美国、英国这些国家最伟大的律师是参与庭审的律师，检察官也是政府雇佣的律师。对抗式的庭审模式很容易让一个律师通过一个案件获得广泛的声誉，这样的声誉对律师至关重要，声誉使律师不断保持一种自律的风范。但是我们国家目前这样的司法程序还是让律师显得有点呆板。(http://www.xiexiebang.com)

为什么说法官老的好？律师年龄特别大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从事非常艰难的庭审工作，实际上律师的职业是不是干得太久以后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呢？我最近听说有几个律师中途转业，比如田文昌老师也有点想，但我希望他能够为中国的法制建设继续作出贡献（掌声）。当然，有些律师朋友的懈怠是因为钱赚足了。“法官老的好”这个道理比较很容易理解，司法裁判工作是判断人间是非的职业，是操生杀予夺大权的职业。为什么要从优秀的律师中间选任法官？对此，我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在这个行业中获得很高声望的律师通常年龄已经偏大，所有的被任命为法官的人都在40岁以上。法官的年龄比较大其实意味着法官对于当事人的说服力的强化，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中，社会利益、观念多元化，许多案件无法判断是非，我们甚至要求法官调解时要明辨是非，事实上有多少案件是可以明辨是非的呢？我通常举出一些案子：妇女是否有权堕胎？女权主义者认为我的身体我的自由，你们管得着我吗？保守主义认为这样的行为与杀人没有区别，既然要惩罚那些在大街上杀人的人，为什么我们不惩罚那些在医院里杀人的人，两者有区别吗？按照一些法学家的说法，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认为生命应当从出生之时开始。那么生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生命是从受孕那个时候开始，到底法律上应不应当允许医生和孕妇合作起来去堕胎，这是一个不大容易分清的是非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的职业要有一种超越事物本身的权威性，有权威地裁判案件可以使败诉的当事人总是觉得法官既然这么判了自己就接受了。(http://www.xiexiebang.com)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常被称为几个老男人组成的机构，现在是七个老男人和两个上年纪女士，他们从来不推行年轻化，因为年轻化对法官这个职业并不合理。法官之所以老一些，是司法裁判这个职业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角色。“三权分立”学说是一种分工，让不同的人行使不同国家的权力。一种权力如果一味地只关注人民的评价、只关注人民喜好的时候，只能是短期行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三种权力都按照这样的逻辑去建设，便容易出现国家治理严重的问题。我观察美国的政治制度，与其说他们是简单的民主政体，不如说他们是混合政体。我们看到美国政体中间的构思恰好是一种混合政体。比如说法官的选任并不是让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统来任命，也就是意味着总统必须在精英中挑选合适的人来做法官，这样的精英化也体现在背景的限制，他要得到总统的关注，背后要有一个参议院，每一个进入候选名单的候选人都被进行选查。这样的选择过程就说明美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司法界。英国的司法界人士的精英化倾向非常严重，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只在两所大学里面读书，但英国的中学实际上是贵族学校，仍然体现浓厚的阶级机构，这样一种贵族倾向或者精英倾向使得司法界跟民意有着相当明显的距离，他们考虑的问题并不是老百姓所希望的。更重要的是，一旦一个人被任命为法官即为终身任职。法官职业吸引人是因为他是终身的，终身任职也就意味着年龄会越来越老。大家知道，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区别在于，年轻人勇于创新，老年人不喜欢向前，老年人不喜欢改变现状，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官最不应该喊口号，否则就意味着法官的标准在变化，那么法律的可预期性就不存在了。(http://www.xiexiebang.com)

律师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经济环境和法制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地方法律能否保持稳定性，而不是与时俱进，法律必须保持稳定性，而且这种法律的稳定性不仅要保持在立法的环节上，还必须保持在司法的环节上，也就是说司法的准则必须尊重从前所做的解释。一个人昨天被判决10年有期徒刑，第二天，一个犯同样罪行的人却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而原因就是昨天晚上传达了一个文件要“严打”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能够让一个有钱人在法律面前得到优待，所以我们要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只是肤浅的层次，我们要在保持空间和时间的纬度方面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让一个公民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适用同样法律的准则，法官必须要在今天判案时考虑到昨天是如何判案。法官老的好就意味着法官天天在保持法官的效率，他们天天在想如何维护过去的法律，他们不断用看上去过时的法律来调整今天的规范，这三种权力中总有一种权力趋于保守。(http://www.xiexiebang.com)

但是律师不是这样，律师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我们是说中国律师都是青年，相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来说，律师的职业还太年轻，律师的职业简直就是个婴儿。唯一的一个职业找不到合理的前辈，那就是律师。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律师，比如说讼师。日本一位学者专门研究明代的讼师，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明朝时我们官方的话语永远是对讼师的贬低，对讼师的评价永远很糟糕。即使如此，我们还应该说讼师这种职业是律师的前身。(http://www.xiexiebang.com)

《刺杀肯尼迪》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检察官发现刺杀肯尼迪背后的事情，电影最后有一场法庭戏，那个检察官一个人的独白长达20分钟，在这个演讲中他非常地激昂，他展示一个会拐弯的子弹如何击中肯尼迪，法庭上经常会出现用图画的形式来展现，最后他要求陪审员相信自己的主张。他的言词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激动人心，他让我们感觉到律师的职业不仅仅是谋生的职业，他是一个追求正义的职业，具有伟大理想的职业。这样一个职业在今天即使在美国，也有人哀叹律师职业的影响正在衰落。有一本翻译书《迷失的律师》，翻译者认为美国的律师职业正在丧失初期律师的理想，美国大陆会议的出席者几乎有一半是律师，他们热心国务活动，热心领导美国的革命，可以说他们塑造了美国一个法制国家。(http://www.xiexiebang.com)

如果按照西方的概念来去检验中国古代的讼师，早在春秋时代，有一些人曾经想试图推出律师职业，他们不断到法庭去辩论，他们不断地在逻辑方面分析，甚至办学校进行辩论的培训，但后来中国的社会让他们不再走这条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使得中国的历史没有律师发展的空间。(http://www.xiexiebang.com)

律师的未来不是梦

上面我们讲了中国青年律师论坛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的考量，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律师就应该是一个年轻的职业。接下来我们稍微展望一下我们的未来，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应该是中国过去25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目击证人，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逐渐演变，对过去历史的了解也许有助于我们判断未来的发展。未来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解说。(http://www.xiexiebang.com)

首先，从社会角度的发展分析。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过去的25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一个沧海桑田变化的程度。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一个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正在趋向适合法制社会的结构。现在人的流动已经变成了主旋律，火车、飞机天天在载着人跑，律师可能都向城市里面走，律师的职业不适合在农村里面呆，农村有赤脚医生，但赤脚律师不大可能，总体来说，律师这种职业适合在大城市，我们知道人的流动性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一种表征。大家还记得费孝通先生分析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不可能有法律，更不可能有律师，律师就是挑拨离间的人，在这样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法律在现代社会中有明确的制定者，但规定像我们手机里传来的段子一样。法律往往是书面的，规矩往往是口头的；规矩因地而宜，法律是普遍的，这样一种乡土社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会大大改变。大家都学过西方的法律史，其诞生的重要条件便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比如，我们说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战争和后来的融合，这种融合打破了家族，后来基督教的传播使得宗教之下人人平等的确立，同样是对家族制度相当大的破坏；美国更不用说，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陌生人在一块时，没有血缘关系，要建立规则、法制社会是必然的。我们越来越趋向陌生化，会导致我们越来越走向法制化，而法制化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律师。社会的发展会增加对律师的需要。(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二是经济制度的发展。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我也可以更加极端化地说市场经济就是律师来调整的经济（掌声）。我们现在放眼世界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就是律师发展最好的地方。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会发现律师在市场化的里面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职业，企业上市、企业兼并都离不开律师。因此，可以说如果有复杂规则的话我们就离不开律师这个职业。(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三，政治体制的发展也会给律师职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机遇。整体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越来越脱离于传统的模式。法制最根本的前提是我们对政府的不信赖，我们“防火、防贼、防政府”。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过去那套政府的基本运行的方式已经不再有效，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行政许可法》就是为了防政府，这是社会最先进的发展。以法律来限制政府权力的观念就是我们律师发展的机遇，因为有了防范政府的法制就有了具体操作法律的律师这样群体的需要。我们还要呼吁律师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律师不仅仅要成为法律家，也要有更多的人成为政治家，法律政治家。我们今后也可能有非常大的机遇，政治生活会越来越走向开明，如人大的代表不能再做哑巴代表，在人大进行辩论，我们的律师是何等的轻车熟路，这不就是法庭上表现的吗？（掌声）为什么西方国家政坛有那么多律师职业出身的人，就是他们知识的结构特别适合做国会的议员，做政治家。一个律师做了政治家，比如说做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即便知道违法也知道有个界限。钻法律的空子是一个法制意识，而不是人治意识。(http://www.xiexiebang.com)

我越来越强烈地期盼着我们政治体制得到改变，大家知道宪政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法学界关注的问题，没有一个良好的宪政，这个国家就不是法治的国家，这对于我们律师来说，简直可以说是生存的空间不大好了。(http://www.xiexiebang.com)

其次，从司法改革的角度分析中国律师发展的命运。总体来说，我认为，司法改革需要更多地引进对抗式的模式，更多地去平衡诉讼双方的地位，尤其是要严格地限制在刑事司法中国家的权力。这样的改革能够使我们的律师大有用武之地。现在很多人对从律师中间选任法官并不表示乐观。优秀的律师去做一个普通的法官，他看重的可能主要是一个级别，而不是法官的职务。什么时候我们吸收最优秀的律师和学者去做法官，我们司法改革的境界就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境界了。(http://www.xiexiebang.com)

展望未来我觉得还是过去常用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自己感觉到还是可以乐观，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走上了法治的不归路，即使某些时段有曲折，局部的曲折在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是完全正常的，一帆风顺却是不正常的。(